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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状元张謇的事业

  在古今中国,状元头衔都是一个耀眼的金字招牌。多少人凭它出将入相,博取富贵。但是清末的张謇却在中年获得状元头衔后,依然抛官从商,成为了实业救国的先驱。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1853年7月1日生于江苏南通一户世代耕读之家。祖父是文盲,父亲识字不多。兄弟五人,排行第四。张謇自小读书就很勤奋,3岁启蒙,4岁入塾,5岁时“命背诵千文,竟无伪”。自1874年起,他先后投身于孙云锦(时任通州知府)、吴长庆(淮军将领)幕下。作为吴的主要幕僚,他参与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深为吴氏赏识。1885年,他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二名。之后张謇连考三次进士,都名落孙山。

  1894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大寿,清朝开“恩科”取士。原本心灰意冷的张謇在父亲和伯父的催逼上,再次上京科举,不想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不想这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謇满腔义愤,积极主张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是抨击对日妥协投降的“清流派”干将之一。正在战争正酣时,张謇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张謇依制回乡守孝3年,匆匆离开了京城。这一去,状元公张謇就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

  中日甲午战争对张謇刺激极大。昔日的蕞尔小国战胜了泱泱天朝上国。第二年2月,中国战败,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南通。丁忧在家的张謇痛心疾首。他对腐败的政治现实异常失望,开始思考如何实现国家富强的“另类”问题。作为知识分子,张謇不得不承认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国之弱,民之贫,自然受人欺负。在走出了正视现实的第一步后,张謇认为民富方能国强,而要国家强大必须要大力发展实业。张謇依然决定投身实业,以拯国家于危难,救百姓于水火。

  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张謇毅然放弃传统的仕宦之途。他与之前的“清流派”形象一刀两断,决心脚踏实地,专心实业。作为在职官员,张謇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决心在家乡开办工厂。在给翰林院辞职书中,他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甲午战争国家新败,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昭示着之前洋务运动中实业救国的失败。张謇汲取了之前实业失败的教训,决心创办近代工厂。好在满清政府为筹措资金,放款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为张謇的事业提供了便利。当时的江苏父母官、两江总督张之洞正热心倡导实业,正有在苏州、南通两地兴办工厂的打算。听说之前交往的新科状元张謇辞官办实业,便委派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张謇的家乡南通地区滨江临海,交通便利,气候适宜,无霜期长,是传统的产棉区。这里的棉花不但产量高,而且质地洁白,纤维长,富有弹性,很早就以“沙花”而闻名天下。同时,当地农民具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技术,“通州大布”远销东北市场,深受欢迎,所以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日益增长。此外,从当时的情况看,搞纺织所需资金比搞其它工业要少一些,生产周期短,能较快地获得利益。

  于是,张謇决定从办纱厂开始实业救国!

  1895年6月,张謇得到了张之洞的正式支持。第二年春天,他联合本地的花布商人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上海洋行买办郭茂芝、潘鹤琴,上海绅商樊时熏五人集资认股,成立了最初的董事会,并选定南通城北唐家间作为厂址所在地。大生纱厂正式建立。

  在纱厂运转之初,张謇就订立了严格的厂规厂约,从总董事、分职董事、车间执事的职责,到各车间、各账房、各栈所的管理,以及考核标准,奖罚等级,严肃规范。为了打破之前洋务实业中的陈规陋习,张謇还规定:“工厂中凡执事人概称‘先生’,不得沿袭‘老爷’旧称。”在19世纪末的中国,张謇这一套比较完整新颖的管理制度高瞻远瞩,使大生纱厂成为了拥有近代企业管理制度和企业风气的资本主义企业。

  但是仅仅靠近代企业观念和管理制度,仅仅靠状元头衔,离办好近代企业相差还很远。作为总经理的张謇不久就遇到了难题。先是工厂资金不够,没有购买机器的资金。张謇去找两江总督。谁知张之洞已经被调任两湖总督,接任两江总督的是刘坤一虽然态度热情,却不愿意提供实质的资金支持,最后干脆让张謇到湖北去找张之洞。张之洞将湖北方面从国外定购的一套机器转让给了大生纱厂使用,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机器运来后半个月就不得不停了下来。纱厂的棉花用完了,厂里又没多余的资金买棉花。全厂停工待料。张謇当即决定先将厂里纺出的纱卖了去买些棉花来维持生产,同时亲自闯上海滩,筹借工厂周转金。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却不是状元的舞台。张謇在上海奔走两个多月,连一分钱也没借到。向老股东发出的求援石沉大海。张謇窘迫得连盘缠耗尽,大胆地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宣布状元公将在马路卖字三天,筹集盘缠。回到南通后,张謇靠着卖纱买棉的办法,苦苦支撑着工厂的生产。幸运的是,之后几个月里棉纱售价上涨,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度过了最初的资金危机。第一年年末,大生纱厂获利达到20多万两白银。之后几年,厂子的效益年年翻新番。但是没有人知道,作为总经理,张謇有时为筹措购买棉花的资金,连妻子的首饰都卖掉了;办厂的五六年来,张家人从来没有在厂里支取一文钱。

  一再的棉花短缺和棉花的价格上涨促使张謇不得不解决原料问题。为了摆脱对棉花市场的依赖,张謇决定成立垦牧公司,将南通沿海的滩涂改造成棉田,建立纱厂稳固的原料基地!得到刘坤一的支持后,张謇以他的名义写一份奏章给朝廷。这份奏章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复。

  1901年3月,垦牧公司成立。张謇招募无地和少田的农民,解决食宿并支付工钱。二三千名工人在张謇的带领下,在海滩上筑堤垒坝,个别碱性大的地段,工人们便开渠引水冲洗,改造土质。第二年春天,垦区各处都长出了嫩绿的青草。当牧草、芦苇渐成规模后,公司又放牧牛羊。秋天的时候,沿海会起大风暴。狂涛巨浪往往冲垮堤坝,淹没芦苇和牧草,卷走牛羊。文人出身、年已半百的张謇通常第一个冲到海边,呼喊工人们顶着风浪修复堤坝。凭着干活以身作则、与工人同甘共苦,张謇的通海垦牧公司几年初具规模,拥有9万多亩良田,年产棉花多达四五万担。大生纱厂的原料供应得到了可靠的保证。公司以堤划区,各堤之间都建有居室和厅堂。储物有仓库,吃菜有园圃,工人有成排的宿舍。出宿舍不远就是市场,出门有路有桥,交通十分便利。这在饿殍遍野、动荡不安的近代中国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有了区域性的成功后,张謇并不满足。他的终极目的是民富国强。张謇始终尽力扩展事业规模,向各领域拓展。他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使整个南通成为了闻名海内外的世外桃源。1904年,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利和新人股的资金,投资63万两白银,增添纱锭2.4万枚,所用的机器设备等也逐步加以更新。就这样,到1913年,大生实业集团已经拥有200万两白银、6.7万枚纱锭。1906年,张謇为了解决纺织机器设备的维修制造困难,开办了资生铁冶厂。此外还有广生榨油公司、大隆肥皂公司、吕四盐业公司、镇江铅笔公司、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的民族资本集团。

  在兴办实业之外,张謇一生中最为重视的就是办教育了。在他的观念里,发展教育事业是开启民智的主要手段,而民智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兴办大生纱厂职工专科学校开始,张謇教育救国的实践就没有停止。1902年张謇以经营实业所获盈余之一部和劝募所得创办了通州师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1920年,他又将纺织、医学、农学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综合性的南通大学。同时,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以及图书馆、气象台、医院、公园等,使南通成为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在外地,由张謇倡议或资助而设立的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水产专门学校、中国公学、复旦学院、南京高等师范等。在中国近代社团活动中,他是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如最早倡议设立商会和农会,组建和参与了预备立宪公会、江苏教育会、中央教育会、通州教育研究会、劝业研究会、盐政研究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清末民初的政治、教育和经济社团。

  在垦牧公司各乡,张謇也创办了高等小学校,并亲作校歌。歌词是:

  “噫艰哉垦牧乡,苇蒿螺蛤今粢粱,沮洳斥囟今井疆,欣欣弦诵兮,今有此乡之高堂,诟争兮礼让,椎鲁兮文章,崛兴兮千辛而万苦,相劝兮日就而月将,耕田读书兮百世良,海有旭兮校有光。”

  作为从传统科举中走出来的企业家,张謇对近代科技态度开明。他结合中国国情,欣然接受西方文明。他认为:“师道贵严,中外同轨。非是则无所为教,无所为学……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难得的春天。作为其中骄子的张謇大生集团也达到了顶峰。到1922年张謇70岁生日时,大生集团四个纺织厂,资本达900万两白银。同时,张謇在盐、垦、牧方面先后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1923年,大生集团资本总额达到了3448余万元。同时张謇的大生集团在社会改良、移风易俗方面积极活跃,形成了大生模式,成为苏南地区近代化的标本和先驱。

  行文至此,我们再多谈张謇取得的辉煌成绩是多余的了。我们将思考放宽到张謇所处的近代文人阶层之中,不能不惊叹张謇开创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在传统认识中,学而优则仕。读书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做官,而文人的出路似乎也只有从政一途。的确,文人读过书,有了学问后,总采取积极的入世态度,要兼济天下,化世安民。他们不屑于农耕牧渔的职业,而占医卜画等又被视为技工身份,剩下的只有从政了。(事实上,商人、技师和江湖行业也对文人阶层抱有排斥态度。)从政也的确是实现抱负,济世优民的捷径。遗憾的是,学问不是从政的充分条件,背景、关系、实力等才是。君主专制下,君主集政治、道德、宗教大权于一身,占据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文人从政,面临着保持独立人格和服从皇权,实践理想和适应政治现实的两难抉择。有的人歪曲自身,交结权贵,甚至巴结宦官,窃取权力。华歆、冯道、冯铨等人至今不齿于士林,鲜有人去思考他们的苦衷。第二类文人就只能哀叹“文人不遇”了。他们或者身逢乱世难遇明主,或陷于党争暗斗的旋涡,或个性举止不符合于政坛。总之,文人的禀性难改,大功名自难成。这批文人往往在仕途上颠簸流离,郁郁不得志,艰难地洁身自好,可能在短时期小范围内能实践理想抱负,但想“达则兼济天下”是不可能的。陶渊明等人领悟了文人的两难,挂冠而去,为文人找到了第三条道路:灭迹仕途,悦老山林。他咏菊南山下,抒写自己悠闲适、不慕富贵的心境。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写出了自己一生的风雨坎坷,到头来宝剑尘封,风烛余生。“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自伤的李商隐不想放下“一生襟抱”,终生难以超脱。

  张謇是不幸的,因为他身逢乱世;但他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所处的乱世不是一般的乱世。近代思想观念的进入,残酷的现实和巨大的心理落差促使他找到了知识分子实现价值抱负的第四条道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套用现在时髦的名词,张謇可谓是现代“儒商”的始祖。客观上,社会的动荡和阶层身份的混乱、政府对结社经商的支持,为张謇也提供的条件。从40岁到70岁的三十年实践,张謇似乎证明了,文人实业救国的巨大能量和成果。

  因在事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中的巨大成就,张謇的后半生在全国舞台上扮演了更大的角色。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张謇发动各省咨议局代表进京联合请愿,要求召开国会,成为了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被任为实业总长,未就职。1913年出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因不满袁世凯公然恢复帝制,辞职南归。返乡后继续从事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事业。

  但是残酷的现实再次击碎了文人的第四条道路选择。张謇大生集团的成功是各方面利好消息综合作用的成果:官场支持,原料充足,民间支持。进入民国后,国家连年混战,外商在华收购原料(日本经济势力大规模在苏南收购棉花)对华倾销(日本经济势力直接在苏南开办纱厂),而官僚和买办资本集团虎视眈眈,大生集团各企业在一战的辉煌之后,不久就负债累累。1925年7月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被债权人上海、金城等银行接管。

  我们不能以成败来论英雄。起码张謇开启了一道崭新的道路,对之后的读书人启迪深远。他的一生,是晚清状元、是改革思想家、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是大教育家、是社会活动家,并几度出任官职。他最成功的是将这么多的角色融为一体。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在张謇死懂得的时候,平日反对他个人、反对他事业的人也不得不对张謇的逝世表示哀悼,或多或少地表达称赞之情。张謇在晚清民国时期是声誉极高的人物。

  毛泽东主席对张謇的历史评价最为公允。50年代,毛主席与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业发展时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

  §§第四章 大人物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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