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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同文馆的困顿
洋务运动时期，在兴办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先后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校，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其中作用和影响最大的是京师同文馆，它不仅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外语学校。
清代末期，欧洲各国自然科学和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国力强盛。京师为中国政治教育的中枢，一些有文化、有远见者屡次上书，要求师法欧美而富强华夏。日益衰败的清政府意识到：欧美各国富强之故，实由于无人不学，无事不学。中国亟图自强，必以育才兴学为要宗。早在总理衙门建立前，恭亲王奕和户部侍郎文祥等人就审时度势，提出了六条富国强兵的建议，其中第五条就是计划创办同文馆，教习外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和风俗民情，培养外国翻译何外交人才。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只好将建馆之事束之高阁。总理衙门建立之后，迫切需要一批高素质的外语和外交人才，因而创办同文馆已成当务之急。1862年初，总理衙门首任办事大臣奕上奏慈禧太后，强调指出，要想谙晓外部世界，必须首先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只有这样才不会受到外人的欺骗和蒙蔽。他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于是，同治元年六月十一日（1862）于京师设立同文馆，这是清末培养译员的学校。同文馆位于东安门内北河沿，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帝旨令徐继畲总管其事。
最初，同文馆只设英文、法文课程。乾隆年间，因西北边疆屡与俄国发生摩擦，所以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俄罗斯文馆，附属在理藩院。在同文馆成立后，俄罗斯文馆并入到同文馆。至此，同文馆设三种外文课程。同治六年（1867），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奏请添设算学馆。
1870年，普法战争（德法战争）爆发。之后，德国日益强大，于是同文馆又设德文，当时叫“布文”，通称布国文字，布者布鲁斯也，后来称普鲁斯，再往后才改写“德文”二字。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由于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终于失败，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同文馆因而又增添了日本文，当时称为东文。
其所以称东文，原因说起来可笑。一因甲午之战，清朝官员为堂堂中国同日本小国打仗，觉得丢人，意思是日本小国不配与中国大国为敌交战，为避免中日合称，而云中东之战，所以称为东文。二因其他四国文字都是西文，因而此名曰东文。实际上都是鄙陋之见。
清帝对同文馆极为重视。钦定的同文馆章程规定了生源“取正途人员以资肄习”，“举人、恩拔副岁优贡人及由此项出身人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服官者由京外各衙门保送，未仕者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及本旗图片径赴臣衙门具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定期试以策论等项，考取送馆学习”，学生年龄“务择其年在三十以内者”，“如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自愿来馆学习，藉资印证，以精其业者，其年岁亦可不拘”。
在当时的情况下，同文馆的建立注定一波三折。首先是就是经费问题。当时的满清政府正在全力清剿太平天国，国库已经非常空虚，“太平天国起事仅三年，清政府糜饷已达2963万余两，至咸丰三年六月，库存正项待支银仅余227000两。”而兴办教育花费确是非常巨大的，没有钱，建立同文馆无疑是空中楼阁。奕在奏请设立同文馆的折子中就提出，“近年部库支绌，无款动支，再四斟酌，惟于南北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由各海关按照三个月一结，奏报之期，委员批解臣衙门交纳，以资应用。”由此可见，同文馆创立伊始就与海关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没有海关的支持，同文馆不可能顺利开办。而海关支持中国近代教育也从此开头，直到民国时期不曾间断。
其次是合格的老师难寻，奕等在“遵议设立同文馆折”中说道，“所请派委教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用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广东、江苏既无咨送来京之人，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当时在中国国内对外交往比较久的广东、上海也没有合适的人选，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不得不聘用外国人。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很难想象有哪个外国人愿意千里迢迢来中国当老师，所以不得不高薪聘请，“即令教习诸生，诸不得不厚其薪水以生其歆羡之心。”但是奕等人不可能出国寻访，在国内的外国人多是商人、传教士、淘金者……这些人根本不能很好地充当老师，所以说就算是高薪聘请也实在请不到合适的老师。最后，在1866年同文馆筹建格致馆时，奕奏称：“其延聘洋人一事，前与总税务司赫德议及，伊可代为招聘。”同时还任命赫德为同文馆的监察官，这样海关又更进一步与同文馆联系到了一起。是年，赫德回英国过程中，在欧洲聘请了化学、天文、法学、英文、军事诸教习。对同文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869年，赫德推荐美籍丁韪良为同文馆西文总教习。在丁韪良的帮助下，同文馆自1869起开始走上正轨。而且在赫德还不断安排海关人员为同文馆教习，如马士、帛黎、欧礼斐等都曾在同文馆兼课，欧礼斐还继丁韪良为总教习。此外，1865年，同文馆的英、俄、法文学生，学习期限届满，进行考试。奕“因洋文非臣等所习，特饬总税务司与各馆各国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
京师同文馆中的教师由于身份不同，因而待遇差别很大。首任英语教师鲍尔滕年薪白银1000两，此后凡外籍教师的年薪就按此标准分为两季发给。而馆中的汉语老师年薪不足100两，还不到外籍教师的十分之一。
再次是生源问题。实际上，同文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有人以舍中国而从西人为非者，甚至有以中国师西人深感可耻者，人们认为学习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大学士倭仁就上奏称，“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连上层官员都抱这种观点，就更别说普通的百姓了。清政府首先从八旗官学中挑选学生入同文馆。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是有人情可托的学生，谁也不去。最初被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可托，或者是笨而不用功的学生。后来，兼收年岁较长的八旗子弟及汉族学生。学生入同文馆后，亲戚朋友对他的家庭大为鄙视，断绝亲戚来往。甚至人家很好的儿媳妇，因她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便一家人对这个媳妇大瞧不起，媳妇因而便受公婆之气。那时，翁同龢的门生、进士齐楔亭由薛叔耘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一书，了解到西洋声、光、化、电（在光绪年间，人们谈论西洋文化永远用此四字代表）各种学问，都比中国新得多，轮船、火车、枪炮等等，都比中国强百倍。于是他求人到北京探听到，自愿进入同文馆很容易。因为不易招生，同文馆还“厚给薪水，以期专致”。除饭食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供之外，“每月仍各给薪水银十两，俾资津贴，庶内顾无忧，而心益专一矣”，于是齐楔亭将其子送入同文馆学习。学生初进同文馆，便每月得三两银子的膏火，这就等于旗门弟子的一份马甲钱粮（即八旗弟子成年入营当兵，每月有一担米之外，还有三两银子），这在当时是旗门中唯一的希望。即便如此，还是没人愿意到同文馆学习。于是膏火逐渐增加。学生学一二年之后，洋文有成绩者，膏火则增至六两，再过一期增为八两，以后又增至十二两。学生每月得到八两银子时，除自己学习洋文外，还得帮助洋文教习教新来的学生。同文馆的学生到一定程度，可以担当副教习，月银最高时可以得到十五两。而当时，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每月最多才不过八两银子。
同文馆给学生的待遇极为优厚，除了不管衣服之外，煤油、蜡烛、纸媒、洋火等等全管。齐如山先生曾就读同文馆，据他回忆：在同文馆给学生的各种优厚待遇中，以伙食为最优。平时，六个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另添加一个大碗，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虽无大碗，却增加一个火锅。火锅共分三种，即什锦火锅，白肉火锅，羊肉火锅。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佐料等等，应有尽有，跟北平正阳楼饭馆一样，吃不够可以再添，以上所有任凭学生点要。如果不愿意吃火锅，仍可以随意点菜。不但学生如此，倘若学生的熟人来馆探望还可以留饭，也是随意点菜，不但一文钱不用花，而且连赏钱都不必破费。同文馆每年的费用支出需要四万四千两白银。难怪好几位外国教习慨叹：“世界上的学校，没有比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
同文馆的学生绝大多数在十三四岁以下，一般都须学习洋文和汉文，故同文馆设洋文馆和汉文馆。因为洋文馆在同文馆的前院故称前馆，学生学习洋文从字母开始学起。少数大点的学生能通文不必再学汉文者，名曰前馆的学生。汉文馆在同文馆的后院故称后馆。后馆与同文馆外边的私塾相同，学生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文章，光绪戊戌年（1898）才改作论文。同文馆的汉文教习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招考，应试者多是举人，间亦有贡生，秀才等则无资格应考。考中者，便有了同文馆教习的资格，这等于是一种官阶，要列入履历。每次考试所取，总比应用之额多几倍，以备教习出缺后候补。凡具备教习资格者，不论传到上课者，或备传者，自考中后，每位每月支膏火银四两。不同之处，只在于传到上课的教习另有饭食住处，未被传到者可另谋他就。待遇如此之丰厚，因而每次考试，应试者总在一二百人之多，选拔出来的汉文教习个个中国古典文学底蕴十分深厚。然而同文馆最初的学生，多是不用功的子弟，因而教习也不卖力气，学生的功课可想而知。
洋文教习之职由美国人丁韪良长期担任。各国的教习最早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税务司司长赫德抓在手。凡到同文馆的洋文教习没有一个够得上学者二字的。当时，在欧洲各国中，凡有学问道德的人都有长久而稳定的工作，绝对不会赋闲。而那些学问不够或道德有亏、在本国难以寻觅工作者，方肯来华找饭碗。无论哪国人到了中国，都得由其本国公使介绍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税务司，求派差使，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税务司派到同文馆充当教习。初到中国的洋文教习，根本不懂或很少懂得汉文，到中国以后，名为教洋文，实则为学习中国话，学的够用之后，即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往各省海关去当差，几成定例。在光绪中叶，外国教习情况如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会洋文的只有曾纪泽等一二人。同文馆学生的洋文成绩如何，无人能稽查，没人肯过问。中国与外国交涉公事，无论来往的文件都是用汉文。后来外国人强硬，对华公事才改用汉文、洋文两种；而中国对外的公事，则依然只用汉文。
同文馆自同治二年（1863）开始授课，到光绪十年（1884），在长达二十一年的时间里，竟连一个会洋文的也未造就出来。后因在中国西北边境科布多一带与俄国有交涉，需要俄文翻译，清廷令同文馆5个学生去军机处考试。结果，成绩好的学生只能把俄文字母都念出来，如何能做翻译？军机处大怒，下公文申饬同文馆，说教学成绩殊属不成事体云云。此后，同文馆的洋文教务归总教习管理，其余一切事务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员外郎兼提调同文馆事务（简言之曰同文馆提调官）掌理。京师同文馆对学生业务能力的考核至严至多，为近代所少有。仅考试形式就有四种：月有月课，季有季考，岁有岁试，每隔三年，还要由总理衙门主持一次大考。学校以考试成绩为依据，奖优汰劣。季考、岁试成绩优秀者奖励白银1到4两，大考成绩优异者由朝廷授予七至九品官职。对差等生的处置，不是降级革职，就是退回原籍。通过这些频繁的考核和严格的奖惩办法，激励和督促学生更加发奋学习，不断进取。
同文馆虽为总理衙门附设的机构，但不直接管理，只派两个司官，员外或主事提调此事，他们的官衔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员外郎兼提调同文馆事务，简言之曰同文馆提调官，这是一个很肥的缺，除洋文教务的事，归总教习管理外，其余一切事务，都归他管。购买一切东西，固然都有回扣，但大宗的进款，则在厨房，开饭的预算，是按馆中总共有多少学生，就归此数开饭，六个人一桌，每桌菜饭，合银六两。彼时六两银子一桌菜，已经可以有整盘整碗的燕窝鱼翅，而学生吃的菜，在平常说是很阔了，然亦不过鱼肉，鸡鸭便很少见，那时的物价，那样的菜，有二两银子便足，只按菜价，利钱已经很大，而每日开多少桌，还有虚帐。最初学生，不过百余人，后乃增至三四百个人，六个人一桌，最初每顿饭开二十桌，后增至五十桌，可是常吃饭的学生绝对到不了一半，尤其是星期六及星期日，各学生都回家，吃饭者不过几个人，而他也照样开帐，每顿二十桌或五十桌，大家给厨子算帐，平均每天有四个元宝的进项，这笔款当然有一部分给提调，而得钱最多的还是厨子，包办此事的厨子头姓于，人称于八，自己捐的候补道台，给他儿子捐的郎中。请看这种腐败的程度，还要到什么样子？世界上无论何国，恐怕是不会有的。
总理衙门当时在北京是极新的衙门，对于储备人才的同文馆，为什么这样的放任，使它这样的腐败呢？一是总理衙门中的官员，我们前面以及提及，没有一个会洋文的，最初曾纪泽他们一二人，当然都懂，后来就不见了，一直到光绪中叶，才有会洋文的人员，然也稀松的很，故对于同文馆学生成绩如何，没有人能知道，没有人能稽查，也没有人肯过问。二是中国人素来自大，没有人肯学外国文字或语言。中国政界的意思，是外国人来到中国，都应该说中国话，何况同政府办公事呢？按这种思想并不错，但是自己也应该会才对呀！但绝对没有人会，他们的思想是，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他们便应该自己预备翻译人员，倘没有会中国话的人，就不必来交涉事情，堂堂中国政府，不能给他们代备这种人才，因自己国家的威严体面的关系，自己也不能设翻译人员。因为这种思想，所以从前与外国交涉的公事，无论来往都是用汉文，后来外国人强硬，来的公事才用汉文洋文两种，而我们去的公事，则仍只是用汉文。又过了一个时期，外国越强横了，倘来往公事有文字的争执，须以洋文为主，以上是关于文字的。再者衙门中当然常有与外国人当面商议的事情，外国使臣多懂中国话，而中国官员都不懂外国话，每逢会议，衙门大臣说完一段话时，该公使已经懂得很清楚，但仍由翻译官翻成洋文，这是体制，可是外国占了大便宜了，因为公使听到中国官员说的一套话，他早明了话中的意思，于翻译官再翻译的时候，他早斟酌了回答之语，及翻译官翻完，他二人再一斟酌，因为他有预先思索的机会，回答的言词，可以斟酌较妥，而他们两人为斟酌所说的话，中国官员又一字不懂，他译成中国话传回来之后，中国官员就得立刻回答，就是临时斟酌也不能太久，总而言之，没有考虑的余地，于是交涉事件，往往因此吃亏，这才感觉到自己也应该预备翻译人员。以上所谈，乃是光绪中叶以前的情形，到了甲午中日一战之后，风气稍开，自然就好了不少。请想当时政府的官员，都不过是那样知识，他们怎能重视同文馆的事务及功课呢。当同文馆创立之初，是因为曾纪泽他们奏请，又因他们是出使过外国的人员。所以对于他们的奏请，不好意思不准，只好创设，但终以为不是特别重要，也没有人来稽查，所以办的阔绰是阔绰极了，而腐败也腐败极了。前面已经提到培养了数年不能说俄语的学生，其实不但俄文馆如此，其他英法文馆也是如此，当时尚无德文及日本文。总理衙门经此次被申饬以后，当然很难过，才提议设法整顿，以后才稍稍有点起色，然仍未能按时上课。
在行政上，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同文馆的官员均从总理衙门办事人员中遴选。虽说京师同文馆是朝廷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但自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惟把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6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之命是从；经费开支更是要仰仗赫氏把持下的海关总署拨付。难怪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长达32年的丁韪良实话实说：赫德是同文馆的父亲，自己只不过是同文馆的保姆。
馆中汉文教习，洋文教习，以至总理衙门对馆中的情形，已如上述，在这种情形之下，学生怎么会用功呢？再说当初都是硬要来的学生，都是强打着鸭子上架，他们不但不用功，有许多都是偶尔来一趟，再则是到月终来支一次膏火银，别的时候，凡来者不是为上课，多半是约几个朋友来吃饭谈谈天，几乎等于吃饭馆，这些学生，十之七八就没看见过洋教习面目是怎么个样子，何况学洋文呢？则学十年八年，不认识字母，也是平常事体。以上所说乃是不住馆的学生，还有住馆的学生，这种多是十几岁的小孩，他们所以住馆，有两种意思，一是为省家中费用，二是家离同文馆太远，住馆省得来回跑，且路太远，小儿走路，家中也不放心，所以住馆，这些学生同样的也是不用功，间乎有稍微用功者，也只是对于汉文，因为他们入馆之初，家长都有嘱咐，其嘱咐的意义，也大致相同，大约是此次入外国学堂，乃是被迫不得已，入是非入不可，但能够不学，还是不学，好在馆中也有汉文，对于汉文多多用点功就是了。家长都是这样的教育，哪一个小孩还肯用功呢？不用功的人，吃了饭出去玩玩，回来吃饭睡觉，用功的也就是读几本书，写两篇大楷小楷而已。上洋文课者乃绝对少数，就是上课，也就是同洋人说说闲话谈谈天，洋人借着他们，练习练习中国话，于学生毫无益处，于教师之学习中国话则帮助很多。
同文馆的毕业生，最出息最有名的一个，是齐如山，此人帮助梅兰芳策划了京剧的改革，使梅走向了世界。他在戏剧上的造诣，也许跟在同文馆上学，待遇过好，课程太松，有时间有精力和闲钱去泡戏院有点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来，同文馆根本就没有近代办学理念，把学校办成了衙门，学生都是老爷。最初连学制都没有，成了混日子的地方。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同文馆整顿、制定了《同文馆章程》18条，《续增同文馆条规》8条，才有所改观。加上同文馆除了资金海关支持比较充足以外，不论是老师或是学生都没有的得到过根本的改观。同时同文馆管理黑幕重重，学校学生不多，可是各种管理人员却是不少，光管理大臣，专管大臣就有21人，多是挂名领薪水的人。而提调更是一个肥缺，除洋文教务的事，归总教习管理外，其余一切事务，都归他管，于是历任提调官都是极尽贪污只能事。同文馆遗传了晚清政府的腐败与矛盾，虽然讲述的是西方先进的知识却又不可能摆脱掉封建愚昧落后的束缚，所以说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悲剧收场。京师同文馆还没有来得及出现辉煌就直接走向了衰落。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同文馆的老师学生皆属于洋鬼子和二毛子，为团民镇压对象，只得逃之夭夭。从那以后，同文馆陷入停顿，直到1902年，光绪帝一纸圣谕，“所有从前设立之同文馆，毋庸隶外交部，着即归入大学堂”就这样，同文馆结束了其坎坷波折的一生。而在京师同文馆的历史上，没有能够培养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家，最多只是外交官和翻译者。
京师同文馆有自己的困顿之处，但不能因此就无视其在中国近代所发挥的作用。正是这些外交官和翻译者为中国盗来了西方的火种。
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其出路主要有三条：一是在政府涉外部门担任翻译；二是出任政府外交官员；三是在洋务派办的企业和新式学校中任职。
清政府第一次派遣同文馆学生赴欧洲游历是1866年，促成此行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赫德。当时总理衙门认为：“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经反复斟酌，奕等商议由中国特派使臣赴泰西游历“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但限于费用、礼节等问题，派遣存在困难。恰逢此时，总税务司赫德乞假回国，建议由总理衙门派同文馆学生一二名，随他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总署认为此议流弊甚少，并且可以藉此“增广见闻，有俾学业”，便同意下来。总署从英文馆选出凤仪、德明（张德彝），从法文馆选出彦慧三名学生。为壮声势，凤仪、德明均赏给六品顶带，彦慧则赏给七品顶带，并派满族人斌椿（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曾在总税务司赫德处办理文案）带领三人前往。1866年3月7日，斌椿一行人自上海启程，随赫德赴欧洲游历。此次游历，除去路程上所花费的时间，在欧洲的时间不到四个月（1866年5月2日—8月19日），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汉诺威、比利时11国。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的外交任务，也不是清政府派出的正式外交使节，但所到之处还是颇受欢迎的，曾经受到各国国王、王后以及外交大臣们的接见。在欧洲游历期间，斌椿和德明都有笔记留世，留下了他们对欧洲最初的观察和感受。虽然所记表现出对西方国际知识和西方文化的粗浅了解，对国内影响也甚微，但这次破例之举是晚清官方第一次派人前往西方的游历，是中国人接触、了解西方的开始，在外交的近代化方面具有萌芽的历史意义。
此后总理衙门从历届优秀学生中选拔了一批人，专任翻译官，以供清政府官员会见外使之用。此外，他们还为总理衙门翻译外交文件和汇集外国新闻，或任出使大臣随员和翻译。1876年，清政府开始在外国设立使馆，派驻使节，使馆译员多从同文馆学员中挑选。据统计，清末共有13名同文馆学生持节国外，在清末所派遣并到任的54名出使大臣中，占24%。1912-1928年，有7名同文馆学生在国外担任公使，在17年中所有派遣并到任的5名公使中占20%。另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记载，在1位毕业离校生从事的职业中，在外交部或涉外部门任职的有40人，在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任职的有27人，从事教育的4人，在铁路等实业部门和其他部门任职的有20人。由此可见，同文馆毕业生任职于外事部门者居多。这批由清政府自己培养出来的外交人才，改变了清政府在外交活动中受制于西人的局面，在中国近代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倡议办馆，其初衷是想为对外交往培养几个翻译人员，以应急需。李鸿章眼光则看得远些，他把学习西语看作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桥梁。他在奏请章中指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致精微。我中华……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诚如李鸿章所言，后来同文馆在办学过程中，果然承担了传播西学的桥梁作用。出于教学的需要，京师同文馆组织教习和学生编译了20多部教材，涉及了天文、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算学、工艺、国际法、经济学和外语工具书等诸多方面，这些译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法律和国际知识的，如《万国公法》、《法国律例》、《公法便览》等；二是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如《格物入门》、《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等；三是学习外语的工具书，如《汉法字汇》、《英文举隅》等。同文馆所译书籍，均向全社会发行，被当时中国的洋学堂广为采用，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系统传入中国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同文馆所译书籍，不仅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而且还传播了西方的先进思想。例如，《万国公法》中不仅有“权利”一词，与此相关的或派生的“权”、“自主之权”、“主权”、“私权”等等，几乎涵盖了《万国公法》的所有卷和章，这是中国近代文献中，最早出现“权利”用语的著作。因此，这些书籍的传播，对于当时仍然处于封建专制下的中国，无疑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可以说，没有同文馆这一抹风雨飘摇中的亮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大学。
清代末期，欧洲各国自然科学和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国力强盛。京师为中国政治教育的中枢，一些有文化、有远见者屡次上书，要求师法欧美而富强华夏。日益衰败的清政府意识到：欧美各国富强之故，实由于无人不学，无事不学。中国亟图自强，必以育才兴学为要宗。早在总理衙门建立前，恭亲王奕和户部侍郎文祥等人就审时度势，提出了六条富国强兵的建议，其中第五条就是计划创办同文馆，教习外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和风俗民情，培养外国翻译何外交人才。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只好将建馆之事束之高阁。总理衙门建立之后，迫切需要一批高素质的外语和外交人才，因而创办同文馆已成当务之急。1862年初，总理衙门首任办事大臣奕上奏慈禧太后，强调指出，要想谙晓外部世界，必须首先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只有这样才不会受到外人的欺骗和蒙蔽。他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于是，同治元年六月十一日（1862）于京师设立同文馆，这是清末培养译员的学校。同文馆位于东安门内北河沿，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帝旨令徐继畲总管其事。
最初，同文馆只设英文、法文课程。乾隆年间，因西北边疆屡与俄国发生摩擦，所以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俄罗斯文馆，附属在理藩院。在同文馆成立后，俄罗斯文馆并入到同文馆。至此，同文馆设三种外文课程。同治六年（1867），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奏请添设算学馆。
1870年，普法战争（德法战争）爆发。之后，德国日益强大，于是同文馆又设德文，当时叫“布文”，通称布国文字，布者布鲁斯也，后来称普鲁斯，再往后才改写“德文”二字。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由于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终于失败，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同文馆因而又增添了日本文，当时称为东文。
其所以称东文，原因说起来可笑。一因甲午之战，清朝官员为堂堂中国同日本小国打仗，觉得丢人，意思是日本小国不配与中国大国为敌交战，为避免中日合称，而云中东之战，所以称为东文。二因其他四国文字都是西文，因而此名曰东文。实际上都是鄙陋之见。
清帝对同文馆极为重视。钦定的同文馆章程规定了生源“取正途人员以资肄习”，“举人、恩拔副岁优贡人及由此项出身人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服官者由京外各衙门保送，未仕者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及本旗图片径赴臣衙门具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定期试以策论等项，考取送馆学习”，学生年龄“务择其年在三十以内者”，“如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自愿来馆学习，藉资印证，以精其业者，其年岁亦可不拘”。
在当时的情况下，同文馆的建立注定一波三折。首先是就是经费问题。当时的满清政府正在全力清剿太平天国，国库已经非常空虚，“太平天国起事仅三年，清政府糜饷已达2963万余两，至咸丰三年六月，库存正项待支银仅余227000两。”而兴办教育花费确是非常巨大的，没有钱，建立同文馆无疑是空中楼阁。奕在奏请设立同文馆的折子中就提出，“近年部库支绌，无款动支，再四斟酌，惟于南北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由各海关按照三个月一结，奏报之期，委员批解臣衙门交纳，以资应用。”由此可见，同文馆创立伊始就与海关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没有海关的支持，同文馆不可能顺利开办。而海关支持中国近代教育也从此开头，直到民国时期不曾间断。
其次是合格的老师难寻，奕等在“遵议设立同文馆折”中说道，“所请派委教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用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广东、江苏既无咨送来京之人，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当时在中国国内对外交往比较久的广东、上海也没有合适的人选，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不得不聘用外国人。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很难想象有哪个外国人愿意千里迢迢来中国当老师，所以不得不高薪聘请，“即令教习诸生，诸不得不厚其薪水以生其歆羡之心。”但是奕等人不可能出国寻访，在国内的外国人多是商人、传教士、淘金者……这些人根本不能很好地充当老师，所以说就算是高薪聘请也实在请不到合适的老师。最后，在1866年同文馆筹建格致馆时，奕奏称：“其延聘洋人一事，前与总税务司赫德议及，伊可代为招聘。”同时还任命赫德为同文馆的监察官，这样海关又更进一步与同文馆联系到了一起。是年，赫德回英国过程中，在欧洲聘请了化学、天文、法学、英文、军事诸教习。对同文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1869年，赫德推荐美籍丁韪良为同文馆西文总教习。在丁韪良的帮助下，同文馆自1869起开始走上正轨。而且在赫德还不断安排海关人员为同文馆教习，如马士、帛黎、欧礼斐等都曾在同文馆兼课，欧礼斐还继丁韪良为总教习。此外，1865年，同文馆的英、俄、法文学生，学习期限届满，进行考试。奕“因洋文非臣等所习，特饬总税务司与各馆各国外国教习会同阅看，分别名次高下。”
京师同文馆中的教师由于身份不同，因而待遇差别很大。首任英语教师鲍尔滕年薪白银1000两，此后凡外籍教师的年薪就按此标准分为两季发给。而馆中的汉语老师年薪不足100两，还不到外籍教师的十分之一。
再次是生源问题。实际上，同文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有人以舍中国而从西人为非者，甚至有以中国师西人深感可耻者，人们认为学习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大学士倭仁就上奏称，“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连上层官员都抱这种观点，就更别说普通的百姓了。清政府首先从八旗官学中挑选学生入同文馆。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是有人情可托的学生，谁也不去。最初被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可托，或者是笨而不用功的学生。后来，兼收年岁较长的八旗子弟及汉族学生。学生入同文馆后，亲戚朋友对他的家庭大为鄙视，断绝亲戚来往。甚至人家很好的儿媳妇，因她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便一家人对这个媳妇大瞧不起，媳妇因而便受公婆之气。那时，翁同龢的门生、进士齐楔亭由薛叔耘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一书，了解到西洋声、光、化、电（在光绪年间，人们谈论西洋文化永远用此四字代表）各种学问，都比中国新得多，轮船、火车、枪炮等等，都比中国强百倍。于是他求人到北京探听到，自愿进入同文馆很容易。因为不易招生，同文馆还“厚给薪水，以期专致”。除饭食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供之外，“每月仍各给薪水银十两，俾资津贴，庶内顾无忧，而心益专一矣”，于是齐楔亭将其子送入同文馆学习。学生初进同文馆，便每月得三两银子的膏火，这就等于旗门弟子的一份马甲钱粮（即八旗弟子成年入营当兵，每月有一担米之外，还有三两银子），这在当时是旗门中唯一的希望。即便如此，还是没人愿意到同文馆学习。于是膏火逐渐增加。学生学一二年之后，洋文有成绩者，膏火则增至六两，再过一期增为八两，以后又增至十二两。学生每月得到八两银子时，除自己学习洋文外，还得帮助洋文教习教新来的学生。同文馆的学生到一定程度，可以担当副教习，月银最高时可以得到十五两。而当时，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每月最多才不过八两银子。
同文馆给学生的待遇极为优厚，除了不管衣服之外，煤油、蜡烛、纸媒、洋火等等全管。齐如山先生曾就读同文馆，据他回忆：在同文馆给学生的各种优厚待遇中，以伙食为最优。平时，六个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另添加一个大碗，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虽无大碗，却增加一个火锅。火锅共分三种，即什锦火锅，白肉火锅，羊肉火锅。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佐料等等，应有尽有，跟北平正阳楼饭馆一样，吃不够可以再添，以上所有任凭学生点要。如果不愿意吃火锅，仍可以随意点菜。不但学生如此，倘若学生的熟人来馆探望还可以留饭，也是随意点菜，不但一文钱不用花，而且连赏钱都不必破费。同文馆每年的费用支出需要四万四千两白银。难怪好几位外国教习慨叹：“世界上的学校，没有比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
同文馆的学生绝大多数在十三四岁以下，一般都须学习洋文和汉文，故同文馆设洋文馆和汉文馆。因为洋文馆在同文馆的前院故称前馆，学生学习洋文从字母开始学起。少数大点的学生能通文不必再学汉文者，名曰前馆的学生。汉文馆在同文馆的后院故称后馆。后馆与同文馆外边的私塾相同，学生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文章，光绪戊戌年（1898）才改作论文。同文馆的汉文教习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招考，应试者多是举人，间亦有贡生，秀才等则无资格应考。考中者，便有了同文馆教习的资格，这等于是一种官阶，要列入履历。每次考试所取，总比应用之额多几倍，以备教习出缺后候补。凡具备教习资格者，不论传到上课者，或备传者，自考中后，每位每月支膏火银四两。不同之处，只在于传到上课的教习另有饭食住处，未被传到者可另谋他就。待遇如此之丰厚，因而每次考试，应试者总在一二百人之多，选拔出来的汉文教习个个中国古典文学底蕴十分深厚。然而同文馆最初的学生，多是不用功的子弟，因而教习也不卖力气，学生的功课可想而知。
洋文教习之职由美国人丁韪良长期担任。各国的教习最早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税务司司长赫德抓在手。凡到同文馆的洋文教习没有一个够得上学者二字的。当时，在欧洲各国中，凡有学问道德的人都有长久而稳定的工作，绝对不会赋闲。而那些学问不够或道德有亏、在本国难以寻觅工作者，方肯来华找饭碗。无论哪国人到了中国，都得由其本国公使介绍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税务司，求派差使，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税务司派到同文馆充当教习。初到中国的洋文教习，根本不懂或很少懂得汉文，到中国以后，名为教洋文，实则为学习中国话，学的够用之后，即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往各省海关去当差，几成定例。在光绪中叶，外国教习情况如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会洋文的只有曾纪泽等一二人。同文馆学生的洋文成绩如何，无人能稽查，没人肯过问。中国与外国交涉公事，无论来往的文件都是用汉文。后来外国人强硬，对华公事才改用汉文、洋文两种；而中国对外的公事，则依然只用汉文。
同文馆自同治二年（1863）开始授课，到光绪十年（1884），在长达二十一年的时间里，竟连一个会洋文的也未造就出来。后因在中国西北边境科布多一带与俄国有交涉，需要俄文翻译，清廷令同文馆5个学生去军机处考试。结果，成绩好的学生只能把俄文字母都念出来，如何能做翻译？军机处大怒，下公文申饬同文馆，说教学成绩殊属不成事体云云。此后，同文馆的洋文教务归总教习管理，其余一切事务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员外郎兼提调同文馆事务（简言之曰同文馆提调官）掌理。京师同文馆对学生业务能力的考核至严至多，为近代所少有。仅考试形式就有四种：月有月课，季有季考，岁有岁试，每隔三年，还要由总理衙门主持一次大考。学校以考试成绩为依据，奖优汰劣。季考、岁试成绩优秀者奖励白银1到4两，大考成绩优异者由朝廷授予七至九品官职。对差等生的处置，不是降级革职，就是退回原籍。通过这些频繁的考核和严格的奖惩办法，激励和督促学生更加发奋学习，不断进取。
同文馆虽为总理衙门附设的机构，但不直接管理，只派两个司官，员外或主事提调此事，他们的官衔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员外郎兼提调同文馆事务，简言之曰同文馆提调官，这是一个很肥的缺，除洋文教务的事，归总教习管理外，其余一切事务，都归他管。购买一切东西，固然都有回扣，但大宗的进款，则在厨房，开饭的预算，是按馆中总共有多少学生，就归此数开饭，六个人一桌，每桌菜饭，合银六两。彼时六两银子一桌菜，已经可以有整盘整碗的燕窝鱼翅，而学生吃的菜，在平常说是很阔了，然亦不过鱼肉，鸡鸭便很少见，那时的物价，那样的菜，有二两银子便足，只按菜价，利钱已经很大，而每日开多少桌，还有虚帐。最初学生，不过百余人，后乃增至三四百个人，六个人一桌，最初每顿饭开二十桌，后增至五十桌，可是常吃饭的学生绝对到不了一半，尤其是星期六及星期日，各学生都回家，吃饭者不过几个人，而他也照样开帐，每顿二十桌或五十桌，大家给厨子算帐，平均每天有四个元宝的进项，这笔款当然有一部分给提调，而得钱最多的还是厨子，包办此事的厨子头姓于，人称于八，自己捐的候补道台，给他儿子捐的郎中。请看这种腐败的程度，还要到什么样子？世界上无论何国，恐怕是不会有的。
总理衙门当时在北京是极新的衙门，对于储备人才的同文馆，为什么这样的放任，使它这样的腐败呢？一是总理衙门中的官员，我们前面以及提及，没有一个会洋文的，最初曾纪泽他们一二人，当然都懂，后来就不见了，一直到光绪中叶，才有会洋文的人员，然也稀松的很，故对于同文馆学生成绩如何，没有人能知道，没有人能稽查，也没有人肯过问。二是中国人素来自大，没有人肯学外国文字或语言。中国政界的意思，是外国人来到中国，都应该说中国话，何况同政府办公事呢？按这种思想并不错，但是自己也应该会才对呀！但绝对没有人会，他们的思想是，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他们便应该自己预备翻译人员，倘没有会中国话的人，就不必来交涉事情，堂堂中国政府，不能给他们代备这种人才，因自己国家的威严体面的关系，自己也不能设翻译人员。因为这种思想，所以从前与外国交涉的公事，无论来往都是用汉文，后来外国人强硬，来的公事才用汉文洋文两种，而我们去的公事，则仍只是用汉文。又过了一个时期，外国越强横了，倘来往公事有文字的争执，须以洋文为主，以上是关于文字的。再者衙门中当然常有与外国人当面商议的事情，外国使臣多懂中国话，而中国官员都不懂外国话，每逢会议，衙门大臣说完一段话时，该公使已经懂得很清楚，但仍由翻译官翻成洋文，这是体制，可是外国占了大便宜了，因为公使听到中国官员说的一套话，他早明了话中的意思，于翻译官再翻译的时候，他早斟酌了回答之语，及翻译官翻完，他二人再一斟酌，因为他有预先思索的机会，回答的言词，可以斟酌较妥，而他们两人为斟酌所说的话，中国官员又一字不懂，他译成中国话传回来之后，中国官员就得立刻回答，就是临时斟酌也不能太久，总而言之，没有考虑的余地，于是交涉事件，往往因此吃亏，这才感觉到自己也应该预备翻译人员。以上所谈，乃是光绪中叶以前的情形，到了甲午中日一战之后，风气稍开，自然就好了不少。请想当时政府的官员，都不过是那样知识，他们怎能重视同文馆的事务及功课呢。当同文馆创立之初，是因为曾纪泽他们奏请，又因他们是出使过外国的人员。所以对于他们的奏请，不好意思不准，只好创设，但终以为不是特别重要，也没有人来稽查，所以办的阔绰是阔绰极了，而腐败也腐败极了。前面已经提到培养了数年不能说俄语的学生，其实不但俄文馆如此，其他英法文馆也是如此，当时尚无德文及日本文。总理衙门经此次被申饬以后，当然很难过，才提议设法整顿，以后才稍稍有点起色，然仍未能按时上课。
在行政上，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同文馆的官员均从总理衙门办事人员中遴选。虽说京师同文馆是朝廷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但自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惟把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6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之命是从；经费开支更是要仰仗赫氏把持下的海关总署拨付。难怪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长达32年的丁韪良实话实说：赫德是同文馆的父亲，自己只不过是同文馆的保姆。
馆中汉文教习，洋文教习，以至总理衙门对馆中的情形，已如上述，在这种情形之下，学生怎么会用功呢？再说当初都是硬要来的学生，都是强打着鸭子上架，他们不但不用功，有许多都是偶尔来一趟，再则是到月终来支一次膏火银，别的时候，凡来者不是为上课，多半是约几个朋友来吃饭谈谈天，几乎等于吃饭馆，这些学生，十之七八就没看见过洋教习面目是怎么个样子，何况学洋文呢？则学十年八年，不认识字母，也是平常事体。以上所说乃是不住馆的学生，还有住馆的学生，这种多是十几岁的小孩，他们所以住馆，有两种意思，一是为省家中费用，二是家离同文馆太远，住馆省得来回跑，且路太远，小儿走路，家中也不放心，所以住馆，这些学生同样的也是不用功，间乎有稍微用功者，也只是对于汉文，因为他们入馆之初，家长都有嘱咐，其嘱咐的意义，也大致相同，大约是此次入外国学堂，乃是被迫不得已，入是非入不可，但能够不学，还是不学，好在馆中也有汉文，对于汉文多多用点功就是了。家长都是这样的教育，哪一个小孩还肯用功呢？不用功的人，吃了饭出去玩玩，回来吃饭睡觉，用功的也就是读几本书，写两篇大楷小楷而已。上洋文课者乃绝对少数，就是上课，也就是同洋人说说闲话谈谈天，洋人借着他们，练习练习中国话，于学生毫无益处，于教师之学习中国话则帮助很多。
同文馆的毕业生，最出息最有名的一个，是齐如山，此人帮助梅兰芳策划了京剧的改革，使梅走向了世界。他在戏剧上的造诣，也许跟在同文馆上学，待遇过好，课程太松，有时间有精力和闲钱去泡戏院有点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来，同文馆根本就没有近代办学理念，把学校办成了衙门，学生都是老爷。最初连学制都没有，成了混日子的地方。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同文馆整顿、制定了《同文馆章程》18条，《续增同文馆条规》8条，才有所改观。加上同文馆除了资金海关支持比较充足以外，不论是老师或是学生都没有的得到过根本的改观。同时同文馆管理黑幕重重，学校学生不多，可是各种管理人员却是不少，光管理大臣，专管大臣就有21人，多是挂名领薪水的人。而提调更是一个肥缺，除洋文教务的事，归总教习管理外，其余一切事务，都归他管，于是历任提调官都是极尽贪污只能事。同文馆遗传了晚清政府的腐败与矛盾，虽然讲述的是西方先进的知识却又不可能摆脱掉封建愚昧落后的束缚，所以说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悲剧收场。京师同文馆还没有来得及出现辉煌就直接走向了衰落。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同文馆的老师学生皆属于洋鬼子和二毛子，为团民镇压对象，只得逃之夭夭。从那以后，同文馆陷入停顿，直到1902年，光绪帝一纸圣谕，“所有从前设立之同文馆，毋庸隶外交部，着即归入大学堂”就这样，同文馆结束了其坎坷波折的一生。而在京师同文馆的历史上，没有能够培养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家，最多只是外交官和翻译者。
京师同文馆有自己的困顿之处，但不能因此就无视其在中国近代所发挥的作用。正是这些外交官和翻译者为中国盗来了西方的火种。
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其出路主要有三条：一是在政府涉外部门担任翻译；二是出任政府外交官员；三是在洋务派办的企业和新式学校中任职。
清政府第一次派遣同文馆学生赴欧洲游历是1866年，促成此行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赫德。当时总理衙门认为：“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经反复斟酌，奕等商议由中国特派使臣赴泰西游历“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但限于费用、礼节等问题，派遣存在困难。恰逢此时，总税务司赫德乞假回国，建议由总理衙门派同文馆学生一二名，随他前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总署认为此议流弊甚少，并且可以藉此“增广见闻，有俾学业”，便同意下来。总署从英文馆选出凤仪、德明（张德彝），从法文馆选出彦慧三名学生。为壮声势，凤仪、德明均赏给六品顶带，彦慧则赏给七品顶带，并派满族人斌椿（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曾在总税务司赫德处办理文案）带领三人前往。1866年3月7日，斌椿一行人自上海启程，随赫德赴欧洲游历。此次游历，除去路程上所花费的时间，在欧洲的时间不到四个月（1866年5月2日—8月19日），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汉诺威、比利时11国。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的外交任务，也不是清政府派出的正式外交使节，但所到之处还是颇受欢迎的，曾经受到各国国王、王后以及外交大臣们的接见。在欧洲游历期间，斌椿和德明都有笔记留世，留下了他们对欧洲最初的观察和感受。虽然所记表现出对西方国际知识和西方文化的粗浅了解，对国内影响也甚微，但这次破例之举是晚清官方第一次派人前往西方的游历，是中国人接触、了解西方的开始，在外交的近代化方面具有萌芽的历史意义。
此后总理衙门从历届优秀学生中选拔了一批人，专任翻译官，以供清政府官员会见外使之用。此外，他们还为总理衙门翻译外交文件和汇集外国新闻，或任出使大臣随员和翻译。1876年，清政府开始在外国设立使馆，派驻使节，使馆译员多从同文馆学员中挑选。据统计，清末共有13名同文馆学生持节国外，在清末所派遣并到任的54名出使大臣中，占24%。1912-1928年，有7名同文馆学生在国外担任公使，在17年中所有派遣并到任的5名公使中占20%。另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记载，在1位毕业离校生从事的职业中，在外交部或涉外部门任职的有40人，在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任职的有27人，从事教育的4人，在铁路等实业部门和其他部门任职的有20人。由此可见，同文馆毕业生任职于外事部门者居多。这批由清政府自己培养出来的外交人才，改变了清政府在外交活动中受制于西人的局面，在中国近代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倡议办馆，其初衷是想为对外交往培养几个翻译人员，以应急需。李鸿章眼光则看得远些，他把学习西语看作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桥梁。他在奏请章中指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致精微。我中华……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诚如李鸿章所言，后来同文馆在办学过程中，果然承担了传播西学的桥梁作用。出于教学的需要，京师同文馆组织教习和学生编译了20多部教材，涉及了天文、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算学、工艺、国际法、经济学和外语工具书等诸多方面，这些译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法律和国际知识的，如《万国公法》、《法国律例》、《公法便览》等；二是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如《格物入门》、《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等；三是学习外语的工具书，如《汉法字汇》、《英文举隅》等。同文馆所译书籍，均向全社会发行，被当时中国的洋学堂广为采用，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系统传入中国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同文馆所译书籍，不仅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而且还传播了西方的先进思想。例如，《万国公法》中不仅有“权利”一词，与此相关的或派生的“权”、“自主之权”、“主权”、“私权”等等，几乎涵盖了《万国公法》的所有卷和章，这是中国近代文献中，最早出现“权利”用语的著作。因此，这些书籍的传播，对于当时仍然处于封建专制下的中国，无疑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可以说，没有同文馆这一抹风雨飘摇中的亮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