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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江南制造局
笔者在一篇文章里曾经看到过这么一段话：“公元1865年乙丑，清穆宗同治四年。第一个大型近代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即今天的江南造船厂）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是整个晚清时期，清政府先后兴办的40多个兵工厂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江南制造局的全称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由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1865年在上海创办。它的建立，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完全采用机器生产的先河，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第一厂”。江南制造局从它创办的那一刻起，便将现代科技作为强国强军的巨大“推进器”。
1865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第25个年头。在帝国的余晖里，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开始从求购“坚船利炮”中寻求出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风雨中，走上历史前台的。而她的创建与一个人密切相关，那就是时任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的李鸿章。1865年9月20日（农历八月初一），两江总督李鸿章上书慈禧太后和同治帝。他那2000余字的《置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奏折》，几乎就是一份缩微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在江南造船博物馆里，最古老的文物便是李鸿章的那份奏折，那隽永的小楷字体浸入发黄的纸面，至今仍清晰可见“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等字样。这就是1865年李鸿章创建江南制造局的初衷。当时，西方列强的两次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以恭亲王奕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发起了购买和仿造洋船洋炮、加强军事实力的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局就是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工企业。
如果说社会上一般有志之士，意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必须引进学习西方新式船炮和自己应该赶紧拥有西方机器设备，还停留在理论上认识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是亲身感受到这种落后状态，因而他的变落后为先进的迫切感远远超过上述这些“有志之士”。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深感武器不精良，而且太平军某些部分已使用洋枪，湘军屡遭重创。这引起曾国藩对洋武器的重视。笔者认为，清王朝不了解国外情况的官僚御史们最顽固守旧，而亲自在前线与敌军作战的军人统帅们，对新式锐利的武器最为敏感。因为在战场上打仗，就是要杀伤敌人保护自已。仍然使用弓箭刀矛的清军远不是使用新式洋武器的对手，做不到多杀敌人，自己少伤亡。因而凡是在前线作战的将领们都最易于接受和学习洋武器，并不惜重金购买。曾国藩虽未直接与外敌交锋，却在与内敌交战中体验到洋枪炮的杀伤力远过于刀矛和土制枪炮。但购用洋枪炮费用太贵，且往往难以到手。他意识到中国武器必须更新，而武器更新与新式机器工业的创办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使他具有了“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徐珂《清稗纇钞》）的思想。要抵制，必须自己办机械等新式工业。要办这类工业，必须有新式人才，尤其是新式技术人才。于是他广招贤士于自己的幕府。1861年在攻陷安庆之后，于当年即创办了第一个半新半旧的安庆军械所，试制新式武器和试造小轮船。与此同时，他到上海等地招聘徐寿、华衡芳等科学家，广罗天下贤士。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是重点礼聘的新人才。
容闳在1863年被招到安庆商谈关于创办新式工业等事。这里将容闳对曾氏幕府集中人才的盛况证述录于下：“当时在总督大营住着至少200名官员。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和追求，他们从中国各地汇聚于此。其中总督幕僚不少于100人。除幕府外，还有候补官员、学识渊博的学者、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师。总之，中国出类拔萃和著名人物，都被他富有磁性般魅力的品德和声望吸引到这里。对于那些学识高深和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他总是极为钦佩，喜欢与他们交往和共事。”
显然，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即将胜利之际，驻守在较为安定的安庆，立即办了军械所，除修造一般火器外，还试造小轮船，并招揽了在全国有造诣的第一流人才，尤其是科学技术人才，并逐渐形成创建第一流机器制造工场的想法，并有着紧迫感。所以当容闳向他提出建立“制器之器”的工厂时，曾国藩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并立即付诸实施。容闳的建议究竟是什么样的，看他与志同道合的曾与曾国藩讨论过建机器工厂的徐寿、华衡芳、张斯桂等人一段谈话就可明白。容闳说：“从我个人在美国的观察和依据通常知识，我以为目前中国需要建立的应是通用和基础性质的而不是专以特种用途的机器厂。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建立的机器厂是本身能够创造或再生产出许多同类性质的机器厂；每个和所有这些机器厂又能够生产特种机器以制造专门或具体物体。更明白地讲，他们应该建立通用和基础性的机器厂以便制造特种机器。一个机器厂包括不同种类和型号的车床、刨床，它能生产出用以制造枪炮、发动机、农业机械和钟表等等的机器。”
这比之曾国藩、李鸿章原来的想法，即只造枪炮轮船，显然要高明许多。中国古代有不少直接由官方举办的实业，比如历代之官窑，明代宦官督办的矿务、盐务，清代汉族旗人所担任的织造；然而设立这些实业的目的不过在于充足财政，或者补充禁中内府用资以及皇族享用品。如果存在不对称交易，就有掠夺民脂民膏的嫌疑，对经济民生便无一利。
而注重“制器之器”的江南制造局就不一样了，制造通用的机器设备，再由这些设备去制造各行各业所需要的机器，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奠定基础。既然这项实业有充足财政的功能，那它就不再是一种变相的赋役，而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动机。
容闳在第二次被曾国藩召见时，将上述见解向曾氏陈述。曾氏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并立即召见徐寿、华衡芳等人，按容闳的建议作出决定，授权容闳携款前往美国，订购这种“制器之器”的母机，并且要最先进的新式“母机”。容闳携带六万两白银巨款，到美国选定马萨诸塞州的菲奇堡城订购在当时堪称新型先进的“制器之器”的母机运回上海，于1865年建立位于上海高昌庙的江南机器制造局。这座机器制造工厂，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先进的机器制造企业，它标志着中国机器工业的起步。容闳说，这座机器厂应该作为纪念曾国藩的纪念碑，纪念他的“宽广胸怀和远见卓识”，是有道理的。
为了说明曾国藩对机器制造业关心、支持和期望，兹节录其几年后，即他任直隶总督的1870年时，对江南机器制造局送呈给他《再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的批示道：“第四条论制造之法，先致力于制器之器，尤为探本扼要之论。五、六两条编辑机器图说及制造源流，俾西人冥心独造之境，可以即法明理，因委穷源，此巨观也。近年轮船、汽机、汽炉，该局已能自制，其余机器亦大半自行制造，研求精熟，日起由功。若广制造之器，将来各项机器，皆不必购自外洋，更为自强之要术矣……”（引自石建主编《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资料》）。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李鸿章。1864年春，李鸿章派丁日昌在上海寻购外国工厂机器，准备在试办炸弹三局的基础上，兴办一座大型的军火工厂。同治四年（1865）5月，李鸿章果断命人在上海虹口买下美商旗记铁厂，又将上海和苏州两个洋炮厂并入，再加上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来的机器设备，建成江南制造局也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9月29日，清政府正式批准江南制造局成立。同治六年自虹口迁往高昌庙，不断加以扩充，渐成为清政府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后来有人开玩笑说，李鸿章是江南厂的“第一任厂长”。其实，这并非玩笑。当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臣都担任过江南制造局的最高职位——督办，而以李鸿章任职时间最长。
江南制造局下属机构包括：机器厂、铸铜厂、铸铁厂、炼钢厂、轮船厂、枪炮厂、火药厂、汽炉厂、公务厅、工程处、炮队营、广方会馆等等。职工人数3000余人，房屋2000余间。其产品主要有枪炮、水雷、弹药、机器等，并能修造轮船，中国第一台明轮蒸汽军舰“恬吉号”即由江南制造局于同治七年制造。江南制造局的创办经费为543000两，自同治六年起拨海关二成洋税为常年经费，每年30-70万两不等。其机器设备及主要原材料基本上依赖外国，技术大权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辛亥革命后改称“江南造船所”。江南制造局也于民国六年（1917）改称“上海兵工厂”，抗战爆发前停办，所留厂房及部分机器在抗战中被日本人拆毁，厂地并入江南造船所。
江南制造局是洋务运动中诞生的一个集军事工业、科技研究和造船于一体的大型民族企业，她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代工业的开端，标志着中国产业工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代科技的确立。
江南制造局以其优越的机械设备，在国内率先大规模地使用机器生产，创造了许多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
第一批枪炮，江南制造局创办初期，主要从事枪炮等军火生产。从1867年至1894年间，共生产枪支51285支，各种炮585尊。军火供应范围遍及全国各行省所属军队。
第一艘兵轮，1868年7月，在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的主持下，中国第一艘用机器制造的兵轮“惠吉号”下水。该船船身系木质构成，载重量600吨。由于它是中国自制的第一艘机器轮船，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当时上海《教会新报》在介绍轮船航行情况后说：“而先有轮船数只皆系买之西人，兹此船乃本国始初自造也。”
第一炉钢，江南制造局于1890年设立炼钢厂，1891年炼出了我国第一炉钢，这是我国近代炼钢工业的首创。第一磅无烟火药1874年，江南制造局在龙华分局开设火药厂，开始制造黑色火药，1894年生产栗色火药。1893年引进德国克虏伯厂全套火药新设备，建立了无烟火药厂，于1896年生产了第一磅比栗色火药更为先进的无烟火药，年产量6万余磅，其规模在当时已相当庞大。江南制造局在生产管理方面一开始就仿效外国企业，对工种定额和主要产品建立了成本核算制度，已具有近代企业特色。
在洋务运动时期，如果说制造轮船不是江南制造局的经常任务的话，制造枪炮弹药却是她所担负的始终不懈的职责。
先谈枪的制造。江南制造局开始造洋枪是仿照英国的兵枪、马枪，也就是旧式的前膛枪。湘淮各军曾拥有这种枪支10余万杆，除部分向外国购买外，多为江南所供给。不久，外洋兴起后门装送子药的后膛枪，制造局即试造后膛新型的林明敦枪，为此买进这类机器和雇洋匠4人，于1871年开造。
但泰西各国枪式不断改进，日新月异，种类繁多，到80年代林明敦式后膛枪又显陈旧，且“有走火之弊，故各营未肯领用”，局中积压达万余杆。鉴于此，制造局一方面将原有的林明敦枪加以改造，克服其容易走火的缺陷，另一方面仿制外国新式枪械，即在奥国的漫利夏枪和德国的新毛瑟枪基础上进行仿制，这两种枪在当时号称最为精利，制造局于1893年试制成功，并有所改进。
次谈造炮情况。江南制造局制炮始于1870年所造的称作“开花子轻铜炮”，共造成254尊，专供陆军行营所用。嗣后又仿美国式样造成4斤重铜炮40尊。1872年制成一尊可装12磅炮弹的前膛来福炮——乌理治炮。1878年制成了可装40磅炮弹的阿姆斯脱郎炮2尊，效果良好。但诚如郑观应所说：“邯郸学步，何能精妙入神？”“我方诩为新奇，彼已嗤为陈腐”。阿姆斯脱郎炮又已陈旧了。
除制造枪炮轮船而外，制造局在炮弹、枪弹、火药等物的制造方面数量也较大，到90年代大约每日能造各种子弹90000颗，每月能造地雷200枚，每年造无烟火药60000余磅。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江南制造局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洋式炼钢炉，中国第一炉钢就是这个炼钢炉于1891年炼出的。制造机器枪炮需要各种原材料，其中尤以钢材、钢管等件最为关键，这些，本全部购自外洋，价值既昂，运费又贵，平时尚可买到，战时海上交通梗阻，且有买不到手之虞。制造局乃于1890年筹建炼钢厂，向英国购买15吨炼钢炉一副，次年即炼出了第一炉钢。
此举比汉阳铁厂炼钢早了2年。1891年虽只炼出10吨钢，但却是从无到有，表示了良好的开端。到1904年成立造船厂止，最多的一年曾炼出2059吨钢，一般年产均在500吨上下。
另一个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制造局在“西学东渐”上的贡献。1868年制造局成立翻译馆，随即将李鸿章于1862年在上海县城旧学宫旁成立的广方言馆移于厂内，与翻译馆合在一起。广方言馆主要是招收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的学校，目的是培养外交人才。后来，特别是迁入江南制造局后，除学习西国语言文字之外，也加学一些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知识。先后聘请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从事翻译和一定的教学工作；中国长于数理的科学家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和徐寿、徐建寅父子，协助西人翻译，起了很大的作用。1870年前后即出版了有名的《汽机发韧》、《汽机新制》等工程书，《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数学书，《化学鉴原》等化学书，共达数十种，译作和印刷都称高速度。据统计，从1868-1907年40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印刷的西书有159种，1075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30余种关于文科盼书籍外，其他均为工、农、矿、商、算、理、化、电、光、声、天、地等科学、技术的书籍，这对中国新科技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江南制造局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也有贡献，除在生产实践中训练了大批熟练工匠之外，在机械制图上曾办有带学堂性质的画图房，教授学生外文、算学、绘图等课，机器图样大多由他们绘制。这实际上就是容闳建议设立的所谓兵工学堂。到1898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工艺学堂。当然，应该承认，江南制造局在培养人才方面赶不上马尾船政局，这是一个缺陷。
不管是制造轮船，还是制造枪炮弹药，都是为了一个长久的梦想做准备——海上强国。
1405年，一支由260多艘海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在郑和的带领下，载着2万多人，航行13万多海里，向沿途3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了中国造船业的光荣。哥伦布比他晚了87年才带着3艘小型的轻快帆船和87人，开始了西方国家的第一次远航。但郑和带着浩浩荡荡的船队从西洋航行归来之后，中国的造船业陷入了300余年的沉寂。
作为一个拥有3万公里海岸线的国家，中国的海上实力曾经令人瞩目。郑和七下西洋被视为中国航海事业的鼎盛阶段。但此后，明统治者并没有在此基础上继续拓展，相反，停止再造出海大舟，并实行更严厉的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个中原因为何，学界至今还在争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航海事业从此由兴转衰。中国的国运衰落也从海上开始。1840年，西方殖民主义者以坚船利炮从海上打开了中国大门，自此，挂着外国旗帜的军舰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横冲直撞。
从江南造船所的诞生开始，中国的海上大国梦想重新苏醒。李鸿章创办江南船所是这个传奇故事的开端，而且影响深远。这个有着“中国第一厂”称号的古老船厂试图在未来重振辉煌。江南造船所的建立，结束了中国海洋文明的停滞时代。重造中国大船，此时被赋予了振兴国运的期望。从晚清到民国的江南造船厂不断地根据图纸和科学著作，让“西方制造”在中国落地生根。
中国在1868年制造出第一艘载重600吨的明轮兵船。船所自己设计了木质船壳，安上了自己造的汽炉和从国外购买的旧机器，在7月23日那天，它从浦江出发，驶至美英两公馆时，开炮庆贺。第一炉钢在1891年炼出，当时有参观者记录：“用极大水力之钢机压之，每方寸之力，重3000吨，殊骇听闻。”按照西方图纸制造的中国最早的后膛炮现在还存放在今天的江南造船厂博物馆中。1918年，从江南制造局独立出来的“江南造船所”接下了中国第一张国外造船订单：为美国运轮部造4艘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的运输舰。2年后，4艘起着中国名字的美国船陆续下水，引起世界重视，中外报刊竞相报道，称“除日本不计外，乃为远东从来所造最大之船。”“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
江南制造局发展到主营造船，与近代科学家徐寿大有关系。徐寿被称为中国近代造船的鼻祖。曾国藩说徐寿：“研精器数，博学多通”，评价极高。1862年，曾国藩将徐寿推荐到安庆军营内军械所，专办制造事宜。1867年，江南制造局创办第二年，曾国藩、李鸿章就把徐寿派到局门，入住高昌庙。由此，江南制造局开创了造船新纪元。
从1868年到1884年，徐寿主持了10余艘兵轮的设计建造，从明轮到暗轮，从木壳到铁甲，从600吨位到2800吨位，为中国人自己建造轮船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1868年建成的中国第一艘木质机动兵轮“恬吉”号（后改名“惠吉”号）试航时，轰动了上海。船长185尺，宽27.2尺，马力392匹，载重600吨。船身木质，锅炉自造，主机用外国的旧机器改装。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兵船唯靠进口、不能自造的历史，当时的封疆大吏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行，称赞“坚致灵便”，并为其命名为“恬吉”号，寓意“四海波恬，公务安吉”。此后，江南制造局又建造了“海安”、“驭远”等多艘兵船，锅炉与主机都是自造，船上能装配26尊大炮、载容500名水兵。1876年，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金鸥”号，又在江南制造局诞生。仅1905年至1911年的6年间就造船136艘。到1918年，为美国人建造了4艘万吨轮，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造的最大的船，也是中国从未签订过的最大的造船合同。这些正应验了李鸿章当年在奏折中的所说，“庶几取外人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
当时虽然在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支持之下，江南制造局在设备和规模上不但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亚洲也是位居前列。但由于大部分原料无法在国内获得，因此价格由于水运和保险等费用而暴涨。1875年之前总投资中超过50%的资金就是耗费在这样的花费上。
对于这样的状况，曾国藩曾经明智地制定了一个控制经费预算的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制造局的总办和三个独立机构将参与每一件财务的处理。但这一制度随着曾国藩的去世而日益消亡，局内官员营私舞弊之风也日益发展，据上海英国领事估计，1867年初。江南制造总局在采购方面滥用的经费，相当于所购置的物资和机器设备实际价值的两倍。另据报道，一家外国商号付了20%的佣金给该厂负责订购他们物资的每一个官吏。
与此相对的是，局内培养出来的技术人才，因为没有合适的岗位而造成了人才的浪费和流失，以致广方言馆“精算术绘图之技”的人员被派到机器厂去“司工账”。另一名在数学和机械制图方面颇具才能的员工，在局内薪水仅为每月10到20两，此人后来成为外国某矿工程师，月薪100两。
甲午战争的结局显示了几乎同时起步的中日近代化进程在结果上的大相径庭，而江南制造局的发展史也表明，在一个没有实现彻底变革的社会之中，单纯地引入先进技术最终是无法承载富国强兵的梦想的。
1865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第25个年头。在帝国的余晖里，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开始从求购“坚船利炮”中寻求出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风雨中，走上历史前台的。而她的创建与一个人密切相关，那就是时任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的李鸿章。1865年9月20日（农历八月初一），两江总督李鸿章上书慈禧太后和同治帝。他那2000余字的《置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奏折》，几乎就是一份缩微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在江南造船博物馆里，最古老的文物便是李鸿章的那份奏折，那隽永的小楷字体浸入发黄的纸面，至今仍清晰可见“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等字样。这就是1865年李鸿章创建江南制造局的初衷。当时，西方列强的两次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以恭亲王奕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发起了购买和仿造洋船洋炮、加强军事实力的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局就是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工企业。
如果说社会上一般有志之士，意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必须引进学习西方新式船炮和自己应该赶紧拥有西方机器设备，还停留在理论上认识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是亲身感受到这种落后状态，因而他的变落后为先进的迫切感远远超过上述这些“有志之士”。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深感武器不精良，而且太平军某些部分已使用洋枪，湘军屡遭重创。这引起曾国藩对洋武器的重视。笔者认为，清王朝不了解国外情况的官僚御史们最顽固守旧，而亲自在前线与敌军作战的军人统帅们，对新式锐利的武器最为敏感。因为在战场上打仗，就是要杀伤敌人保护自已。仍然使用弓箭刀矛的清军远不是使用新式洋武器的对手，做不到多杀敌人，自己少伤亡。因而凡是在前线作战的将领们都最易于接受和学习洋武器，并不惜重金购买。曾国藩虽未直接与外敌交锋，却在与内敌交战中体验到洋枪炮的杀伤力远过于刀矛和土制枪炮。但购用洋枪炮费用太贵，且往往难以到手。他意识到中国武器必须更新，而武器更新与新式机器工业的创办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使他具有了“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徐珂《清稗纇钞》）的思想。要抵制，必须自己办机械等新式工业。要办这类工业，必须有新式人才，尤其是新式技术人才。于是他广招贤士于自己的幕府。1861年在攻陷安庆之后，于当年即创办了第一个半新半旧的安庆军械所，试制新式武器和试造小轮船。与此同时，他到上海等地招聘徐寿、华衡芳等科学家，广罗天下贤士。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是重点礼聘的新人才。
容闳在1863年被招到安庆商谈关于创办新式工业等事。这里将容闳对曾氏幕府集中人才的盛况证述录于下：“当时在总督大营住着至少200名官员。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和追求，他们从中国各地汇聚于此。其中总督幕僚不少于100人。除幕府外，还有候补官员、学识渊博的学者、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师。总之，中国出类拔萃和著名人物，都被他富有磁性般魅力的品德和声望吸引到这里。对于那些学识高深和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他总是极为钦佩，喜欢与他们交往和共事。”
显然，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即将胜利之际，驻守在较为安定的安庆，立即办了军械所，除修造一般火器外，还试造小轮船，并招揽了在全国有造诣的第一流人才，尤其是科学技术人才，并逐渐形成创建第一流机器制造工场的想法，并有着紧迫感。所以当容闳向他提出建立“制器之器”的工厂时，曾国藩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并立即付诸实施。容闳的建议究竟是什么样的，看他与志同道合的曾与曾国藩讨论过建机器工厂的徐寿、华衡芳、张斯桂等人一段谈话就可明白。容闳说：“从我个人在美国的观察和依据通常知识，我以为目前中国需要建立的应是通用和基础性质的而不是专以特种用途的机器厂。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建立的机器厂是本身能够创造或再生产出许多同类性质的机器厂；每个和所有这些机器厂又能够生产特种机器以制造专门或具体物体。更明白地讲，他们应该建立通用和基础性的机器厂以便制造特种机器。一个机器厂包括不同种类和型号的车床、刨床，它能生产出用以制造枪炮、发动机、农业机械和钟表等等的机器。”
这比之曾国藩、李鸿章原来的想法，即只造枪炮轮船，显然要高明许多。中国古代有不少直接由官方举办的实业，比如历代之官窑，明代宦官督办的矿务、盐务，清代汉族旗人所担任的织造；然而设立这些实业的目的不过在于充足财政，或者补充禁中内府用资以及皇族享用品。如果存在不对称交易，就有掠夺民脂民膏的嫌疑，对经济民生便无一利。
而注重“制器之器”的江南制造局就不一样了，制造通用的机器设备，再由这些设备去制造各行各业所需要的机器，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奠定基础。既然这项实业有充足财政的功能，那它就不再是一种变相的赋役，而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动机。
容闳在第二次被曾国藩召见时，将上述见解向曾氏陈述。曾氏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并立即召见徐寿、华衡芳等人，按容闳的建议作出决定，授权容闳携款前往美国，订购这种“制器之器”的母机，并且要最先进的新式“母机”。容闳携带六万两白银巨款，到美国选定马萨诸塞州的菲奇堡城订购在当时堪称新型先进的“制器之器”的母机运回上海，于1865年建立位于上海高昌庙的江南机器制造局。这座机器制造工厂，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先进的机器制造企业，它标志着中国机器工业的起步。容闳说，这座机器厂应该作为纪念曾国藩的纪念碑，纪念他的“宽广胸怀和远见卓识”，是有道理的。
为了说明曾国藩对机器制造业关心、支持和期望，兹节录其几年后，即他任直隶总督的1870年时，对江南机器制造局送呈给他《再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的批示道：“第四条论制造之法，先致力于制器之器，尤为探本扼要之论。五、六两条编辑机器图说及制造源流，俾西人冥心独造之境，可以即法明理，因委穷源，此巨观也。近年轮船、汽机、汽炉，该局已能自制，其余机器亦大半自行制造，研求精熟，日起由功。若广制造之器，将来各项机器，皆不必购自外洋，更为自强之要术矣……”（引自石建主编《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资料》）。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李鸿章。1864年春，李鸿章派丁日昌在上海寻购外国工厂机器，准备在试办炸弹三局的基础上，兴办一座大型的军火工厂。同治四年（1865）5月，李鸿章果断命人在上海虹口买下美商旗记铁厂，又将上海和苏州两个洋炮厂并入，再加上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来的机器设备，建成江南制造局也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9月29日，清政府正式批准江南制造局成立。同治六年自虹口迁往高昌庙，不断加以扩充，渐成为清政府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后来有人开玩笑说，李鸿章是江南厂的“第一任厂长”。其实，这并非玩笑。当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臣都担任过江南制造局的最高职位——督办，而以李鸿章任职时间最长。
江南制造局下属机构包括：机器厂、铸铜厂、铸铁厂、炼钢厂、轮船厂、枪炮厂、火药厂、汽炉厂、公务厅、工程处、炮队营、广方会馆等等。职工人数3000余人，房屋2000余间。其产品主要有枪炮、水雷、弹药、机器等，并能修造轮船，中国第一台明轮蒸汽军舰“恬吉号”即由江南制造局于同治七年制造。江南制造局的创办经费为543000两，自同治六年起拨海关二成洋税为常年经费，每年30-70万两不等。其机器设备及主要原材料基本上依赖外国，技术大权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辛亥革命后改称“江南造船所”。江南制造局也于民国六年（1917）改称“上海兵工厂”，抗战爆发前停办，所留厂房及部分机器在抗战中被日本人拆毁，厂地并入江南造船所。
江南制造局是洋务运动中诞生的一个集军事工业、科技研究和造船于一体的大型民族企业，她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代工业的开端，标志着中国产业工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代科技的确立。
江南制造局以其优越的机械设备，在国内率先大规模地使用机器生产，创造了许多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
第一批枪炮，江南制造局创办初期，主要从事枪炮等军火生产。从1867年至1894年间，共生产枪支51285支，各种炮585尊。军火供应范围遍及全国各行省所属军队。
第一艘兵轮，1868年7月，在近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的主持下，中国第一艘用机器制造的兵轮“惠吉号”下水。该船船身系木质构成，载重量600吨。由于它是中国自制的第一艘机器轮船，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当时上海《教会新报》在介绍轮船航行情况后说：“而先有轮船数只皆系买之西人，兹此船乃本国始初自造也。”
第一炉钢，江南制造局于1890年设立炼钢厂，1891年炼出了我国第一炉钢，这是我国近代炼钢工业的首创。第一磅无烟火药1874年，江南制造局在龙华分局开设火药厂，开始制造黑色火药，1894年生产栗色火药。1893年引进德国克虏伯厂全套火药新设备，建立了无烟火药厂，于1896年生产了第一磅比栗色火药更为先进的无烟火药，年产量6万余磅，其规模在当时已相当庞大。江南制造局在生产管理方面一开始就仿效外国企业，对工种定额和主要产品建立了成本核算制度，已具有近代企业特色。
在洋务运动时期，如果说制造轮船不是江南制造局的经常任务的话，制造枪炮弹药却是她所担负的始终不懈的职责。
先谈枪的制造。江南制造局开始造洋枪是仿照英国的兵枪、马枪，也就是旧式的前膛枪。湘淮各军曾拥有这种枪支10余万杆，除部分向外国购买外，多为江南所供给。不久，外洋兴起后门装送子药的后膛枪，制造局即试造后膛新型的林明敦枪，为此买进这类机器和雇洋匠4人，于1871年开造。
但泰西各国枪式不断改进，日新月异，种类繁多，到80年代林明敦式后膛枪又显陈旧，且“有走火之弊，故各营未肯领用”，局中积压达万余杆。鉴于此，制造局一方面将原有的林明敦枪加以改造，克服其容易走火的缺陷，另一方面仿制外国新式枪械，即在奥国的漫利夏枪和德国的新毛瑟枪基础上进行仿制，这两种枪在当时号称最为精利，制造局于1893年试制成功，并有所改进。
次谈造炮情况。江南制造局制炮始于1870年所造的称作“开花子轻铜炮”，共造成254尊，专供陆军行营所用。嗣后又仿美国式样造成4斤重铜炮40尊。1872年制成一尊可装12磅炮弹的前膛来福炮——乌理治炮。1878年制成了可装40磅炮弹的阿姆斯脱郎炮2尊，效果良好。但诚如郑观应所说：“邯郸学步，何能精妙入神？”“我方诩为新奇，彼已嗤为陈腐”。阿姆斯脱郎炮又已陈旧了。
除制造枪炮轮船而外，制造局在炮弹、枪弹、火药等物的制造方面数量也较大，到90年代大约每日能造各种子弹90000颗，每月能造地雷200枚，每年造无烟火药60000余磅。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江南制造局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洋式炼钢炉，中国第一炉钢就是这个炼钢炉于1891年炼出的。制造机器枪炮需要各种原材料，其中尤以钢材、钢管等件最为关键，这些，本全部购自外洋，价值既昂，运费又贵，平时尚可买到，战时海上交通梗阻，且有买不到手之虞。制造局乃于1890年筹建炼钢厂，向英国购买15吨炼钢炉一副，次年即炼出了第一炉钢。
此举比汉阳铁厂炼钢早了2年。1891年虽只炼出10吨钢，但却是从无到有，表示了良好的开端。到1904年成立造船厂止，最多的一年曾炼出2059吨钢，一般年产均在500吨上下。
另一个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制造局在“西学东渐”上的贡献。1868年制造局成立翻译馆，随即将李鸿章于1862年在上海县城旧学宫旁成立的广方言馆移于厂内，与翻译馆合在一起。广方言馆主要是招收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的学校，目的是培养外交人才。后来，特别是迁入江南制造局后，除学习西国语言文字之外，也加学一些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知识。先后聘请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从事翻译和一定的教学工作；中国长于数理的科学家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和徐寿、徐建寅父子，协助西人翻译，起了很大的作用。1870年前后即出版了有名的《汽机发韧》、《汽机新制》等工程书，《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数学书，《化学鉴原》等化学书，共达数十种，译作和印刷都称高速度。据统计，从1868-1907年40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印刷的西书有159种，1075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30余种关于文科盼书籍外，其他均为工、农、矿、商、算、理、化、电、光、声、天、地等科学、技术的书籍，这对中国新科技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江南制造局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也有贡献，除在生产实践中训练了大批熟练工匠之外，在机械制图上曾办有带学堂性质的画图房，教授学生外文、算学、绘图等课，机器图样大多由他们绘制。这实际上就是容闳建议设立的所谓兵工学堂。到1898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工艺学堂。当然，应该承认，江南制造局在培养人才方面赶不上马尾船政局，这是一个缺陷。
不管是制造轮船，还是制造枪炮弹药，都是为了一个长久的梦想做准备——海上强国。
1405年，一支由260多艘海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在郑和的带领下，载着2万多人，航行13万多海里，向沿途3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了中国造船业的光荣。哥伦布比他晚了87年才带着3艘小型的轻快帆船和87人，开始了西方国家的第一次远航。但郑和带着浩浩荡荡的船队从西洋航行归来之后，中国的造船业陷入了300余年的沉寂。
作为一个拥有3万公里海岸线的国家，中国的海上实力曾经令人瞩目。郑和七下西洋被视为中国航海事业的鼎盛阶段。但此后，明统治者并没有在此基础上继续拓展，相反，停止再造出海大舟，并实行更严厉的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个中原因为何，学界至今还在争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航海事业从此由兴转衰。中国的国运衰落也从海上开始。1840年，西方殖民主义者以坚船利炮从海上打开了中国大门，自此，挂着外国旗帜的军舰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横冲直撞。
从江南造船所的诞生开始，中国的海上大国梦想重新苏醒。李鸿章创办江南船所是这个传奇故事的开端，而且影响深远。这个有着“中国第一厂”称号的古老船厂试图在未来重振辉煌。江南造船所的建立，结束了中国海洋文明的停滞时代。重造中国大船，此时被赋予了振兴国运的期望。从晚清到民国的江南造船厂不断地根据图纸和科学著作，让“西方制造”在中国落地生根。
中国在1868年制造出第一艘载重600吨的明轮兵船。船所自己设计了木质船壳，安上了自己造的汽炉和从国外购买的旧机器，在7月23日那天，它从浦江出发，驶至美英两公馆时，开炮庆贺。第一炉钢在1891年炼出，当时有参观者记录：“用极大水力之钢机压之，每方寸之力，重3000吨，殊骇听闻。”按照西方图纸制造的中国最早的后膛炮现在还存放在今天的江南造船厂博物馆中。1918年，从江南制造局独立出来的“江南造船所”接下了中国第一张国外造船订单：为美国运轮部造4艘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的运输舰。2年后，4艘起着中国名字的美国船陆续下水，引起世界重视，中外报刊竞相报道，称“除日本不计外，乃为远东从来所造最大之船。”“中国工业史，乃开一新纪元。”
江南制造局发展到主营造船，与近代科学家徐寿大有关系。徐寿被称为中国近代造船的鼻祖。曾国藩说徐寿：“研精器数，博学多通”，评价极高。1862年，曾国藩将徐寿推荐到安庆军营内军械所，专办制造事宜。1867年，江南制造局创办第二年，曾国藩、李鸿章就把徐寿派到局门，入住高昌庙。由此，江南制造局开创了造船新纪元。
从1868年到1884年，徐寿主持了10余艘兵轮的设计建造，从明轮到暗轮，从木壳到铁甲，从600吨位到2800吨位，为中国人自己建造轮船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1868年建成的中国第一艘木质机动兵轮“恬吉”号（后改名“惠吉”号）试航时，轰动了上海。船长185尺，宽27.2尺，马力392匹，载重600吨。船身木质，锅炉自造，主机用外国的旧机器改装。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兵船唯靠进口、不能自造的历史，当时的封疆大吏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行，称赞“坚致灵便”，并为其命名为“恬吉”号，寓意“四海波恬，公务安吉”。此后，江南制造局又建造了“海安”、“驭远”等多艘兵船，锅炉与主机都是自造，船上能装配26尊大炮、载容500名水兵。1876年，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金鸥”号，又在江南制造局诞生。仅1905年至1911年的6年间就造船136艘。到1918年，为美国人建造了4艘万吨轮，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造的最大的船，也是中国从未签订过的最大的造船合同。这些正应验了李鸿章当年在奏折中的所说，“庶几取外人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
当时虽然在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支持之下，江南制造局在设备和规模上不但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亚洲也是位居前列。但由于大部分原料无法在国内获得，因此价格由于水运和保险等费用而暴涨。1875年之前总投资中超过50%的资金就是耗费在这样的花费上。
对于这样的状况，曾国藩曾经明智地制定了一个控制经费预算的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制造局的总办和三个独立机构将参与每一件财务的处理。但这一制度随着曾国藩的去世而日益消亡，局内官员营私舞弊之风也日益发展，据上海英国领事估计，1867年初。江南制造总局在采购方面滥用的经费，相当于所购置的物资和机器设备实际价值的两倍。另据报道，一家外国商号付了20%的佣金给该厂负责订购他们物资的每一个官吏。
与此相对的是，局内培养出来的技术人才，因为没有合适的岗位而造成了人才的浪费和流失，以致广方言馆“精算术绘图之技”的人员被派到机器厂去“司工账”。另一名在数学和机械制图方面颇具才能的员工，在局内薪水仅为每月10到20两，此人后来成为外国某矿工程师，月薪100两。
甲午战争的结局显示了几乎同时起步的中日近代化进程在结果上的大相径庭，而江南制造局的发展史也表明，在一个没有实现彻底变革的社会之中，单纯地引入先进技术最终是无法承载富国强兵的梦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