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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北洋水师的覆灭
公元1840年是中华民族近代灾难史的开端。一个与天朝上国相隔万里的国家用为数寥寥的40余艘船舰（其中半数为运输船）居然从广州湾横行无阻地打到了渤海湾，控制了数万里海岸线，更打败了全球GDP产值第二的庞大却已经老朽的帝国，并迫使这个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大清帝国有海无防的虚弱在西方强盗的眼中一览无余。
如果不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屈辱以及邻国日本日益强大的海军力量带来的威胁，清政府也许还会坚持已经破败不堪的禁海政策。虎门硝烟的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曾上书朝廷要求建设中国的现代海军，但是被朝廷驳回。林则徐也曾经购买过外国军舰，但只是放在港口充当海上炮台，最后被一伙英国水兵爬上船开走了。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则算是第一个提出详细海军建设方案的人，不过那只是纸上谈兵，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直到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才实现了林则徐的中国海军梦，和李鸿章两人一南一北建设了清代中国的正规海军，一度军事实力排名世界第八，但是最后却在甲午海战中败在了排名十几位的日本海军面前，自此清朝的海洋梦彻底破灭了。
在朝廷决定组建两洋新式水师之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开始走上了比较正规的历程。但值得指出的是，最先展开近代化历程的，却是南洋水师。其原因就在于南洋水师有两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和领导者：沈葆桢和丁日昌。此时的南洋不仅近代舰船较多，而且率先实现了“合操”，丁日昌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但由于沈葆桢在1879年病故，而丁日昌也在1875年底就因重病被迫离职，南洋水师失去了领导人物，北洋水师却由于李鸿章位高权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很快就超过南洋，成了清朝的国家海军。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开始密切注意海军的建设，但直到两年后他兼任北洋大臣时才从南洋水师处划拨了两艘兵船到天津。北洋水师快速发展的契机是1874年5月日本对台湾的侵略。中国受辱后李鸿章力主购置外国军舰，加强沿海防务。朝廷在李鸿章等洋务派施加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筹建南洋和北洋两处海军的军费，但即使沈葆桢将这笔费用全部让给北洋水师，以全力保卫京畿，最后落到北洋水师手中的也只剩下了四分之一的白银。不过通过李鸿章等人的努力，清政府在此后的十余年中，费银几百万两，从英国和德国等处购置了数艘军舰，成为亚洲最强大的海军。拥有“定远号”和“镇远号”两艘大型军舰的北洋水师从军事实力上来看远远超过日本，甚至超过世界上海军力量最强大的英国的远东舰队。
恭亲王、李鸿章等强调先行建设北洋水师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联军攻击大沽炮台，并进而攻破京津的教训。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英、法等七国军舰云集天津、烟台一带威慑，更令清廷统治者记忆犹新。李鸿章在接任北洋大臣后，利用职权和其统辖的淮军系统，将山东、奉天各地海防权力统归于己手，使得北洋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而这种优越条件是沈葆桢等人一直也未能得到的。
建设一支近代海军，首要的事情是要选择好海军统帅。李鸿章选择了丁汝昌。
丁汝昌原为太平军程学启的部下，后随程部投降了曾国藩。1862年，程部转归李鸿章隶属，丁也就跟着归属淮军体系。丁日昌在镇压太平天国、进剿捻军中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因而为李鸿章所赏识。然而丁为人柔弱，对近代海军一无所知。李鸿章当年组建淮军时，手下能干将吏原本就甚为少有，丁日昌也曾向李鸿章建议大胆起用船政学堂的学生统领海军，但李鸿章最终选择他的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海军。这实际上给后来北洋海军内部的纷争和最终的悲剧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鉴于海防薄弱导致西方侵略者屡屡从海上入侵，甚至刚刚开始明治维新、实力远远弱于中国的的日本也敢于侵略台湾的惨痛教训，清廷为了加强海防可谓不遗余力。查阅晚清户部档案，其常例的财源主要包括地丁银、杂赋银、粮折、耗羡、盐税、常税、漕折漕项、租息，另有厘金、洋税、关税、捐输、完缴和一些其他的税源，年收入总计约在8000万两上下，但其年常规支出即有7000万两左右。而晚清时期先后爆发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阿古柏等大规模战乱、叛乱，仅左宗棠出兵西北平叛一项，就耗银达5230万两之多。朝廷左支右绌，深感财力维艰。而近代海军更是一个费银子的事业。李鸿章就任北洋大臣之后，最头疼的就是经费问题。为此专折上奏：“凡事非财不行，而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彷徨无错，展布何从？”
尽管面临的巨大的财政困难，恭亲王等人加强海防、购买近代大型军舰的决心不变，为此，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由洋税（海关税）和厘金（工商业税）项下拨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合计约达400万两。尽管由于各地财政拮据，且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地方军阀兴起，初步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而导致每年实际解送款数达不到这一标准，但对于日益艰困的晚清财政来说，也实在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了。由此也可见晚清的户部官员们虽然在历史上籍籍无名，却为洋务运动和近代海军的缔造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其实也是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大功臣。
正当北洋海军在李鸿章的经营下日趋红火之时，南洋水师却由于经费、精锐舰船几乎尽归北洋反而萎缩。福州船政局所造的大批旧式炮舰中，鉴于技术、性能等原因，各地调拨走的只是一部分，剩余部分单独组成了福建船政水师。其舰艇性能甚至更远不及南洋水师。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中国近代海军迎来了第一个考验，也是第一次悲剧。在中法马尾之战中，中国大败。
在南方中法交战的同时，北方的朝鲜此时的政局也是暗流汹涌。亲日的开化党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支持下，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政变，刺杀多名亲华的事大党官员，史称“甲申政变”。尔后，开化党伪称清军作乱，邀请日军开进汉城“保护”，并占领王宫，挟持国王，组织新政府，宣布废除对中国的朝贡关系。6日，清驻朝军由袁世凯率领，应朝鲜议政府右议政沈舜泽的请求，发兵攻入王宫，打退日军，将朝鲜国王迎入清军营中，甲申政变失败，日本公使竹添放火烧毁日本使馆逃亡回国。日本随即利用此事在国内煽动反华情绪，政前大臣西乡从道在御前会议上提出对华宣战，借助中法战争的机会从北方进攻清军。一时间战云密布。
清政府随即作出反应。北洋舰队调回原南下开往台湾战区的“超勇”、“扬威”二舰，并增派“威远”载运方正祥军一营赴朝增援。
日本国内虽然非常希望“干涉朝鲜内政，务必予以并吞”，更希望借此发动战争击败中国，从而“永为东邦之盟主”。但政府主要阁员认为，两国在朝鲜发生战争，鉴于朝鲜对于中国更加重要和直接，必然导致清军主力北上援助朝鲜，客观上为法国人侵占台湾火中取栗，而台湾则恰恰是日本在南方的战略目标，这是相当不划算的。而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军方也明确表示，战争准备远远没有做好，开战不仅是轻率的，而且更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政府最终派井上馨为特命全权大使赴朝谈判。尽管清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汉城的局势，并派出了吴大澂为钦差大臣，但最终还是默认了《朝日汉城条约》，没有追究日本责任，放弃了宗主国的权利。这显然是中法战争的影响造成的。
次年2月，日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双方签定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从朝鲜撤出中日双方的一切军队；劝促朝鲜建立自己的军队，中国人和日本人均不得担任教官；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一俟目的达到，应立即撤回。李鸿章本以为这样就使得日本没有再次驻军朝鲜的借口，却没有想到这恰恰成为了甲午战争的根源。
也许应该把双方天津会晤后各自对对方的评价记载于此：
李鸿章：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至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李鸿章《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
伊藤博文：“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日人朝比奈密探各事清册》）
双方的评价都留在这里，此后的史实也是都有所了解的，不必多说，只是不知道十年后这两人在马关重逢，心中又当是怎样的一番感慨……
1894年9月17日，大清国北洋舰队从朝鲜返航至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时，等候在那里的日本海军舰队迎面而来。12时50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主炮首先开炮……持续5小时、重创北洋水师和洋务派现代军队建设理想的惨烈的黄海大海战至此开始。
“超勇”管带黄建勋：“超勇”与“扬威”重创“吉野”、“高千穗”、“秋津洲”，后“超勇”起火沉没，黄落水后，有人抛长绳相救，他不就而亡。黄为人慷慨，尚侠义，性沉默，临危不惧，从容赴死。
“扬威”管带林屡中：军舰进水，无奈撤退，后搁浅近岸海边，水兵纷纷跳水逃生，林愤然蹈海成仁。
“致远”管带邓世昌：炮弹已经打光的“致远”号与日主力舰“吉野”号迎头相遇，邓世昌下令撞沉“吉野”。大副陈金揆亲自操作，那些还活着的清军水兵全部站在前甲板上，等待着与日舰同归于尽的时刻。众日舰见状，向“致远”发出雨幕一样的炮弹，除7名水兵获救外，全舰官兵全部殉国。邓世昌的尸体漂浮于海面，爱犬衔住他的辫子不放，直到尸体被打捞上来。邓死难之日，是他45岁生日，据记载，邓“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
“经远”管带林永升：林永升为人温和，和部下感情深厚，遭4艘日舰合击，临危不惧，从容发炮，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后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接替指挥，先后殉国，“经远”亦沉。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被“定远”号主炮第一炮的后坐力震落于指挥台下负伤，拒绝进舱避弹，坐在甲板上继续指挥战斗，然而旗舰上的信号系统已被打坏，其指挥口令已无法发出。
中国官兵在战斗中表现英勇，事迹感人。“镇远”主炮在发射中忽然中弹，一个炮手的头骨当场被炸碎，血迹飞溅。其余炮手毫无惊惧，将尸体搬开后继续射击。炮手长的弟弟战前来舰访兄，因故未能离舰，此时也在炮台上协助作战。为了防止通气管把甲板上的火焰引入机舱，水手们把风斗卸除，这样，机舱内温度升至90度，舱内人员冒着高温工作不息。“来远”水手王福清在搬炮弹中，脚跟被炮弹削去，竟毫无察觉，依然奔跑如飞。
“济远”管带方伯谦：方见“致远”沉没，大惊失色，驾舰退出战场逃逸。罪无可赦，后被斩首。方曾被选拔到英国海军学院留学，据称聪明伶俐。中法战争时戍守旅顺，亲自督修了威远炮台，因费用低廉颇得好评。但在此前的丰岛海战中，曾悬挂白旗辱国。
“广甲”管带吴敬荣：见“济远”状仿效。后被革职留营。
1895年1月18日，日舰三艘在山东登州（今蓬莱）海面游弋，转移清军视线，牵制防御力量，以掩护日军在成山头登陆的真实企图。21日，由于清军派系隔阂，日军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登陆。2月2日，威海沿岸为日军占领，北洋舰队所在刘公岛危若累卵。
2月5日，日本鱼雷艇潜入港内，天亮后为北洋海军发觉击退，但其中一艇发射鱼雷击中“定远”左舷，军舰赶在沉没之前搁浅在刘公岛南岸，当天下午，因海水汩汩而入，锅炉熄灭。管带刘步蟾大哭，欲自杀，为众人劝阻。
6日凌晨，日指挥官伊东故伎重施，继续用鱼雷偷袭。北洋海军为加强防范，不断用探照灯四处照射，反使日本人能看清港中军舰的位置，鱼雷攻击再次奏效。“来远”、“威远”、“宝筏”中雷后沉没，仅烟囱和桅杆露出水面，一片凄凉景象。3舰伤亡官兵200余人，惟两舰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上岸嫖妓未回，幸免于难。
7日，日军向刘公岛发起总攻，7时38分，空前激烈的威海卫海陆攻防战开始了。短短20分钟，5艘日舰先后中弹。
接下来，该清鱼雷艇出击，不料“左队一”管带王平、“福龙”管带蔡廷干、“济远”鱼雷大副穆晋书等人却密谋趁机向烟台逃跑。当时，双方炮战正酣，北口木筏门忽然打开。13艘鱼雷艇及汽艇向外冲出。伊东以为是北洋舰队准备最后决战，哪知这些鱼雷艇却向西逃跑。于是日第一游击队立即实施追击。鱼雷艇毫无斗志，大多数一出港便被击毁或搁浅，蔡廷干被俘后，被关押在日本大阪（蔡是容闳第二批选派到美国留学的幼童），后乞留日本。
战斗空前激烈，海军和刘公岛护军死伤300多人，但仍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日军攻击。
8日夜，日军派汽艇偷入东口，用炸药爆破防材，用斧锯切断铁索，南口防材门户洞开。9日上午，趁着漫天大北风，日舰再次发动攻击，“靖远”被日军炮弹炸穿左舷，逐渐下沉。
刘公岛的陷落迫在眉睫了。10日下午，丁汝昌、刘步蟾下令用水雷将搁浅的“定远”炸毁。又派“广丙”向搁浅的“靖远”发射鱼雷。这天午后，刘步蟾来到属下卢毓英的住处，适见“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无意中用笔写下“千古艰难惟一死”之句。刘步蟾推案一笑，当晚，服鸦片自杀。
卢、沈二人也买回烟土准备自尽，后又决定把大烟抽了尽乐，临到自杀再想办法。于是点起烟灯，吞云吐雾，对外间事不闻不问。
12日上午，在得知支援无望之后，“广丙”管带程璧光持丁汝昌署名的投降文书，悬白旗向日军接洽投降事宜。丁汝昌本人服鸦片自杀，终年59岁。同日自杀的，还有“镇远”护理管带杨用霖。杨是北洋海军中惟一未经学堂正规培养而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高级军官。上年黄海海战中，为防范有人降旗投降，他亲自将战旗钉死在桅杆上。在刘公岛一片乞降逃生的凄凉气氛里，他口诵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用手枪自戕。他发出的，是北洋海军的最后一枪。
黄海大海战与威海卫海陆攻防战仅相隔数月，北洋水师在这两场战役中的迥然表现，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在甲午年的覆灭。为什么拥有邓世昌的精神，还会走向崩溃的结局？为什么决战黄海的勇气，到威海卫就分崩瓦解？好的制度能让士兵勇敢，而在坏的制度下，即使受过再好教育的人也会腐化。“北洋水师”的装备不可谓不精良，将士不可谓不用命，可为什么败得如此之惨、败得如此屈辱、败得让人如此痛心疾首，是谁断送了这样一支装备精良、将士用命的舰队？
归结起来只有一点，那就是当权者的无能和清政府的腐败。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当权者不是积极备战，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英、俄的调停上。在黄海大东沟海战胜负未分之际，清政府“旋命水师退守刘公岛以自保”，把渤海、黄海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这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
洋务运动并不能挽救中国于水火，一个不能激发民族荣誉感的制度，就不能让人民为之奉献热血。中国人百年来的耻辱，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整体的懦弱，而是因为缺乏制度的保证，缺乏勇气的发动机。
北洋水师不仅有亚洲最强的海军舰队，也有经过严格培训的海军人才。李鸿章在1881年于天津成立水师学堂，以训练海军专才，但是人员数量和素质都不能满足北洋水师的需要。直到1884年中法海战爆发，马尾舰队受到重创，五年前已经去世的沈葆桢苦心孤诣建设的南洋舰队实力削减了一半。李鸿章奉命调刘铭传率领他的淮军旧部去支援，并将南洋水师中的官员大量调入北洋舰队服役。这些官员大都毕业于马尾水师学堂，这是由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创办的，当时名“福州船政局”。学堂聘请法国人普罗斯佩，日意格为总教习，任期五年，从事船炮轮机的制造和海员的训练。左宗棠奉调新疆后，便由沈葆桢继承其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院校，第一期有学生约六十人，于同治五年（1866）正式开学。学生分为轮机与驾驶两班。在完成五年学业和实习之后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深造三至五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者到德国和法国的船厂，见习造船。如此严格的培训为南洋水师造就了大量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后来又成为北洋水师中的绝对主力。中国在甲午海战的十二艘军舰共有舰长（管带）十四人，基本上都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其中有十人是马尾一期毕业生。由此可见下面的中层军官中也基本上都是马尾毕业生。而这十四名舰长有四人在海战中殉国，三人因战败随提督丁汝昌自杀。
明显的，北洋海军官兵都受过正规的海军训练，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头几年的歌舞升平气氛中，纪律明显松弛。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除了海军提督以外，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然而事实上却非如此。方伯谦在六年里先后自建购买六处住所，并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分别金屋藏娇。《北洋海军章程》颁布于北洋舰队管理得最为严格的时候，但违规的行为依然各行其是。将士们纷纷移眷刘公岛，晚上上岸住宿的人，一船有半。丁汝昌本人更是在岛上盖起铺屋出租，收取租金，并同方伯谦在出租房产之事上发生龃龉。邓世昌在船上养狗，也是章程所不允许的。海战当年，邓在一次船务管理中鞭打士兵致死，因刘步蟾是邓同乡才没有追究。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马尾水师学堂成立的三年之后成立了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专门培训海军人才。从外国人对中日两国最早的海军学校的评价中，我们也可看出中日两国海军建设理念的不同。1874年，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在参观了马尾水师学堂后说：中国学生的课堂笔记非常整洁，智力上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但缺乏一种精神，甚至有些女孩子气。在课后从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而另一位英国人在参观了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后写道：在日本海军兵学校，武士道精神得到彻底贯彻。为磨炼学生“意志”和适应任何环境的能力，除了正常的军事课程外，学校经常举行残酷的训练。因此，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有一副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身体，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天皇他们可以不惜一死。在海战中，不同气质的中日两国海军将领也具有不同的战斗精神和策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军虽然在装备上整体不如中国，但是在对战争的适应和理解上要高于北洋水师。
作为北洋水师的直接领导人，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从现存的丁汝昌函稿中，可以看到他处理海军日常管理事务，无不亲力亲为，倾注了大量精力。但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导致舰队管理混乱，却是不争之事实。每每舰队庆功请奖之际，军中必有管带等滥用权力，夹杂进大批无关人员。当事人明知无耻，却轻易地原谅自己。奖惩制度被亵渎了，军人的荣誉和责任感也就一钱不值。
此外，北洋水师的消极防御政策并不能为其壮大赢得时间，日本对中国的觊觎已经不能坐看中国海防力量加强。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失利也可以说是其战略思想的失败，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其自身的缺点，将北洋水师送入了毁灭的境地。北洋水师建制看似齐全，实质混乱。其在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是北京海军衙门的海署大臣醇亲王，但舰队实际归李鸿章节制。李鸿章作为朝中重臣公务繁多，常常无暇顾及北洋水师的具体发展。于是水师的日常管理由李鸿章当年的淮军部下丁汝昌负责。后者没有受过海军的系统训练，常常被那些从水师学堂中毕业的部下轻视。而他所依赖的外籍军官和中国军官之间关系紧张，并导致了军中以前的英国海军舰长琅威理的去职，不仅使北洋水师失去了外国先进军事思想的训练，而且也导致和英国交恶，后者停止了向中国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提供英国皇家海军学校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对北洋水师困扰非常大的，也是在历史上被提及最多的原因是海军经费的严重不足。海防经费预算每年两百万两的数目从未足额，而且慈禧的挪用和海军衙门官员的贪污更让需要大量经费支持的北洋水师捉襟见肘。在1888年之后清政府再也没有购买军舰，而到了1892年，户部以慈禧太后庆贺生日需要开支为由，建议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并得到了同意，而两年之后就爆发了甲午海战。同样在这几年中，日本却大力购买各种军舰壮大海军实力，在中日海战之时，综合势力已经和中国在伯仲之间了。在甲午海战中，中国部分舰船出现了武器弹药储备不足，甚至设备和武器老化、弹药失效的致命问题。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相习成风，视为故态。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时，官兵聚赌于香港。北洋海军还用军舰载客跑运输挣钱，甚至利用军舰的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另外，各船每月有数百两行船公费，管带常私扣归己，致使船舱机器擦抹不勤，零件损坏，大炮生锈。北洋海军将领多受过正规西式教育和训练，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第一批受到最好的启蒙培养的先行者，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缺乏忧国忧民之心。但在国家优渥的待遇下，他们在经济上却贪婪不止，出现了结构性和共生性的腐败。
进一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李鸿章只注重用粮饷来驱使官兵。1886年，北洋海军访问日本，因嫖妓与日方发生冲突。事后李鸿章却对违纪行为表现出一种宽大。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和激励，养成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传统和必胜信念，这支用新装备包裹起来的军队中的许多人，在封建军队的酱缸里，迅速地被同化了。
对照中日甲午海战，规模宏大的北洋水师被毫无名气的日本海军一触即溃，活生生就是一场“虎”吃“驴”的“表演秀”。或许有人对此不解，而原因却很简单，那就是日本“虎”对吃掉北洋“驴”早有打算，早有安排，早有部署。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伊始，就确定以实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并将侵略矛头首先指向其近邻朝鲜和中国，精心策划如何征服中国，征服亚洲，最后称霸世界。而满清王朝这头大“驴”没有充分考虑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沉浸在虚幻的安全感中，等到“小老虎”按照预先布置，突袭而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据说，日本曾两度“谦虚”地邀请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访日，清政府为了一显大清“国威”，欣然接受邀请，豪迈而潇洒地将当时亚洲最大最强的铁甲舰开到日本。刚一靠岸，中国水兵就一哄而上，目空一切地嫖娼、吸鸦片，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日本当局则下令：不要刺激中国人。日本人还发现一个令他们欣喜不已的“细节”：中国水兵的衣服，就挂在舰船的炮杆上晾晒。这两次“历史性”的访问，清王朝的“威”是扬足了，水兵的“气”是吐够了，但日本人也完全摸清了北洋水师的装备和实力，彻底看清了北洋水兵的狂妄自大和麻痹大意，充分弄清了清政府对“虎”吃“驴”的毫无预见和准备。如此看来，甲午海战的结局就并不意外了。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北洋水师当了被吃的“驴”，苦心经营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在海战后还要充当被吃的“驴”。1895年4月17日，提倡“海军立国”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中国和谈代表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伊藤博文要求一个月交割，李鸿章认为“一月之限过促”，要求两个月交割，并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则回答道：“尚未下咽，饥甚！”简单六个字，“虎”性贪婪一览无余。
颟顸无能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环在1891年临死前，曾对1888年后中国未能再添一艘军舰的状况说：“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恨也。”在几年后的甲午海战中终于得到了灵验，而甲午海战战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的银两都可以造出一支白银舰身的北洋水师了。至此，中国和中国的海军一起，进入了半个世纪的衰败期。
虽然中日甲午战争已过去百年，但今天笔者面对曾经的战场，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想起那场还未开始就已注定失败的战争；不愿想起那些被抛弃、在绝望中浴血奋战的“北洋水师”将士。“北洋水师”覆没了。它带走了一个曾经的“富国强兵”之梦；大清帝国覆灭了，却永远带不走那段属于它的没落和耻辱。
§§第三章 稍纵即逝的火花
如果不是鸦片战争带来的屈辱以及邻国日本日益强大的海军力量带来的威胁，清政府也许还会坚持已经破败不堪的禁海政策。虎门硝烟的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曾上书朝廷要求建设中国的现代海军，但是被朝廷驳回。林则徐也曾经购买过外国军舰，但只是放在港口充当海上炮台，最后被一伙英国水兵爬上船开走了。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则算是第一个提出详细海军建设方案的人，不过那只是纸上谈兵，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直到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才实现了林则徐的中国海军梦，和李鸿章两人一南一北建设了清代中国的正规海军，一度军事实力排名世界第八，但是最后却在甲午海战中败在了排名十几位的日本海军面前，自此清朝的海洋梦彻底破灭了。
在朝廷决定组建两洋新式水师之后，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开始走上了比较正规的历程。但值得指出的是，最先展开近代化历程的，却是南洋水师。其原因就在于南洋水师有两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和领导者：沈葆桢和丁日昌。此时的南洋不仅近代舰船较多，而且率先实现了“合操”，丁日昌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但由于沈葆桢在1879年病故，而丁日昌也在1875年底就因重病被迫离职，南洋水师失去了领导人物，北洋水师却由于李鸿章位高权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很快就超过南洋，成了清朝的国家海军。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开始密切注意海军的建设，但直到两年后他兼任北洋大臣时才从南洋水师处划拨了两艘兵船到天津。北洋水师快速发展的契机是1874年5月日本对台湾的侵略。中国受辱后李鸿章力主购置外国军舰，加强沿海防务。朝廷在李鸿章等洋务派施加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筹建南洋和北洋两处海军的军费，但即使沈葆桢将这笔费用全部让给北洋水师，以全力保卫京畿，最后落到北洋水师手中的也只剩下了四分之一的白银。不过通过李鸿章等人的努力，清政府在此后的十余年中，费银几百万两，从英国和德国等处购置了数艘军舰，成为亚洲最强大的海军。拥有“定远号”和“镇远号”两艘大型军舰的北洋水师从军事实力上来看远远超过日本，甚至超过世界上海军力量最强大的英国的远东舰队。
恭亲王、李鸿章等强调先行建设北洋水师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联军攻击大沽炮台，并进而攻破京津的教训。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英、法等七国军舰云集天津、烟台一带威慑，更令清廷统治者记忆犹新。李鸿章在接任北洋大臣后，利用职权和其统辖的淮军系统，将山东、奉天各地海防权力统归于己手，使得北洋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而这种优越条件是沈葆桢等人一直也未能得到的。
建设一支近代海军，首要的事情是要选择好海军统帅。李鸿章选择了丁汝昌。
丁汝昌原为太平军程学启的部下，后随程部投降了曾国藩。1862年，程部转归李鸿章隶属，丁也就跟着归属淮军体系。丁日昌在镇压太平天国、进剿捻军中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因而为李鸿章所赏识。然而丁为人柔弱，对近代海军一无所知。李鸿章当年组建淮军时，手下能干将吏原本就甚为少有，丁日昌也曾向李鸿章建议大胆起用船政学堂的学生统领海军，但李鸿章最终选择他的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海军。这实际上给后来北洋海军内部的纷争和最终的悲剧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鉴于海防薄弱导致西方侵略者屡屡从海上入侵，甚至刚刚开始明治维新、实力远远弱于中国的的日本也敢于侵略台湾的惨痛教训，清廷为了加强海防可谓不遗余力。查阅晚清户部档案，其常例的财源主要包括地丁银、杂赋银、粮折、耗羡、盐税、常税、漕折漕项、租息，另有厘金、洋税、关税、捐输、完缴和一些其他的税源，年收入总计约在8000万两上下，但其年常规支出即有7000万两左右。而晚清时期先后爆发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阿古柏等大规模战乱、叛乱，仅左宗棠出兵西北平叛一项，就耗银达5230万两之多。朝廷左支右绌，深感财力维艰。而近代海军更是一个费银子的事业。李鸿章就任北洋大臣之后，最头疼的就是经费问题。为此专折上奏：“凡事非财不行，而北洋三省财力最窘，无别可筹之款……适当兹经费支拙之地，彷徨无错，展布何从？”
尽管面临的巨大的财政困难，恭亲王等人加强海防、购买近代大型军舰的决心不变，为此，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由洋税（海关税）和厘金（工商业税）项下拨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合计约达400万两。尽管由于各地财政拮据，且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地方军阀兴起，初步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而导致每年实际解送款数达不到这一标准，但对于日益艰困的晚清财政来说，也实在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了。由此也可见晚清的户部官员们虽然在历史上籍籍无名，却为洋务运动和近代海军的缔造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其实也是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大功臣。
正当北洋海军在李鸿章的经营下日趋红火之时，南洋水师却由于经费、精锐舰船几乎尽归北洋反而萎缩。福州船政局所造的大批旧式炮舰中，鉴于技术、性能等原因，各地调拨走的只是一部分，剩余部分单独组成了福建船政水师。其舰艇性能甚至更远不及南洋水师。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中国近代海军迎来了第一个考验，也是第一次悲剧。在中法马尾之战中，中国大败。
在南方中法交战的同时，北方的朝鲜此时的政局也是暗流汹涌。亲日的开化党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支持下，于1884年12月4日发动政变，刺杀多名亲华的事大党官员，史称“甲申政变”。尔后，开化党伪称清军作乱，邀请日军开进汉城“保护”，并占领王宫，挟持国王，组织新政府，宣布废除对中国的朝贡关系。6日，清驻朝军由袁世凯率领，应朝鲜议政府右议政沈舜泽的请求，发兵攻入王宫，打退日军，将朝鲜国王迎入清军营中，甲申政变失败，日本公使竹添放火烧毁日本使馆逃亡回国。日本随即利用此事在国内煽动反华情绪，政前大臣西乡从道在御前会议上提出对华宣战，借助中法战争的机会从北方进攻清军。一时间战云密布。
清政府随即作出反应。北洋舰队调回原南下开往台湾战区的“超勇”、“扬威”二舰，并增派“威远”载运方正祥军一营赴朝增援。
日本国内虽然非常希望“干涉朝鲜内政，务必予以并吞”，更希望借此发动战争击败中国，从而“永为东邦之盟主”。但政府主要阁员认为，两国在朝鲜发生战争，鉴于朝鲜对于中国更加重要和直接，必然导致清军主力北上援助朝鲜，客观上为法国人侵占台湾火中取栗，而台湾则恰恰是日本在南方的战略目标，这是相当不划算的。而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军方也明确表示，战争准备远远没有做好，开战不仅是轻率的，而且更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政府最终派井上馨为特命全权大使赴朝谈判。尽管清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汉城的局势，并派出了吴大澂为钦差大臣，但最终还是默认了《朝日汉城条约》，没有追究日本责任，放弃了宗主国的权利。这显然是中法战争的影响造成的。
次年2月，日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双方签定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从朝鲜撤出中日双方的一切军队；劝促朝鲜建立自己的军队，中国人和日本人均不得担任教官；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一俟目的达到，应立即撤回。李鸿章本以为这样就使得日本没有再次驻军朝鲜的借口，却没有想到这恰恰成为了甲午战争的根源。
也许应该把双方天津会晤后各自对对方的评价记载于此：
李鸿章：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至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李鸿章《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
伊藤博文：“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日人朝比奈密探各事清册》）
双方的评价都留在这里，此后的史实也是都有所了解的，不必多说，只是不知道十年后这两人在马关重逢，心中又当是怎样的一番感慨……
1894年9月17日，大清国北洋舰队从朝鲜返航至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时，等候在那里的日本海军舰队迎面而来。12时50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主炮首先开炮……持续5小时、重创北洋水师和洋务派现代军队建设理想的惨烈的黄海大海战至此开始。
“超勇”管带黄建勋：“超勇”与“扬威”重创“吉野”、“高千穗”、“秋津洲”，后“超勇”起火沉没，黄落水后，有人抛长绳相救，他不就而亡。黄为人慷慨，尚侠义，性沉默，临危不惧，从容赴死。
“扬威”管带林屡中：军舰进水，无奈撤退，后搁浅近岸海边，水兵纷纷跳水逃生，林愤然蹈海成仁。
“致远”管带邓世昌：炮弹已经打光的“致远”号与日主力舰“吉野”号迎头相遇，邓世昌下令撞沉“吉野”。大副陈金揆亲自操作，那些还活着的清军水兵全部站在前甲板上，等待着与日舰同归于尽的时刻。众日舰见状，向“致远”发出雨幕一样的炮弹，除7名水兵获救外，全舰官兵全部殉国。邓世昌的尸体漂浮于海面，爱犬衔住他的辫子不放，直到尸体被打捞上来。邓死难之日，是他45岁生日，据记载，邓“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
“经远”管带林永升：林永升为人温和，和部下感情深厚，遭4艘日舰合击，临危不惧，从容发炮，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后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接替指挥，先后殉国，“经远”亦沉。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被“定远”号主炮第一炮的后坐力震落于指挥台下负伤，拒绝进舱避弹，坐在甲板上继续指挥战斗，然而旗舰上的信号系统已被打坏，其指挥口令已无法发出。
中国官兵在战斗中表现英勇，事迹感人。“镇远”主炮在发射中忽然中弹，一个炮手的头骨当场被炸碎，血迹飞溅。其余炮手毫无惊惧，将尸体搬开后继续射击。炮手长的弟弟战前来舰访兄，因故未能离舰，此时也在炮台上协助作战。为了防止通气管把甲板上的火焰引入机舱，水手们把风斗卸除，这样，机舱内温度升至90度，舱内人员冒着高温工作不息。“来远”水手王福清在搬炮弹中，脚跟被炮弹削去，竟毫无察觉，依然奔跑如飞。
“济远”管带方伯谦：方见“致远”沉没，大惊失色，驾舰退出战场逃逸。罪无可赦，后被斩首。方曾被选拔到英国海军学院留学，据称聪明伶俐。中法战争时戍守旅顺，亲自督修了威远炮台，因费用低廉颇得好评。但在此前的丰岛海战中，曾悬挂白旗辱国。
“广甲”管带吴敬荣：见“济远”状仿效。后被革职留营。
1895年1月18日，日舰三艘在山东登州（今蓬莱）海面游弋，转移清军视线，牵制防御力量，以掩护日军在成山头登陆的真实企图。21日，由于清军派系隔阂，日军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登陆。2月2日，威海沿岸为日军占领，北洋舰队所在刘公岛危若累卵。
2月5日，日本鱼雷艇潜入港内，天亮后为北洋海军发觉击退，但其中一艇发射鱼雷击中“定远”左舷，军舰赶在沉没之前搁浅在刘公岛南岸，当天下午，因海水汩汩而入，锅炉熄灭。管带刘步蟾大哭，欲自杀，为众人劝阻。
6日凌晨，日指挥官伊东故伎重施，继续用鱼雷偷袭。北洋海军为加强防范，不断用探照灯四处照射，反使日本人能看清港中军舰的位置，鱼雷攻击再次奏效。“来远”、“威远”、“宝筏”中雷后沉没，仅烟囱和桅杆露出水面，一片凄凉景象。3舰伤亡官兵200余人，惟两舰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上岸嫖妓未回，幸免于难。
7日，日军向刘公岛发起总攻，7时38分，空前激烈的威海卫海陆攻防战开始了。短短20分钟，5艘日舰先后中弹。
接下来，该清鱼雷艇出击，不料“左队一”管带王平、“福龙”管带蔡廷干、“济远”鱼雷大副穆晋书等人却密谋趁机向烟台逃跑。当时，双方炮战正酣，北口木筏门忽然打开。13艘鱼雷艇及汽艇向外冲出。伊东以为是北洋舰队准备最后决战，哪知这些鱼雷艇却向西逃跑。于是日第一游击队立即实施追击。鱼雷艇毫无斗志，大多数一出港便被击毁或搁浅，蔡廷干被俘后，被关押在日本大阪（蔡是容闳第二批选派到美国留学的幼童），后乞留日本。
战斗空前激烈，海军和刘公岛护军死伤300多人，但仍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日军攻击。
8日夜，日军派汽艇偷入东口，用炸药爆破防材，用斧锯切断铁索，南口防材门户洞开。9日上午，趁着漫天大北风，日舰再次发动攻击，“靖远”被日军炮弹炸穿左舷，逐渐下沉。
刘公岛的陷落迫在眉睫了。10日下午，丁汝昌、刘步蟾下令用水雷将搁浅的“定远”炸毁。又派“广丙”向搁浅的“靖远”发射鱼雷。这天午后，刘步蟾来到属下卢毓英的住处，适见“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无意中用笔写下“千古艰难惟一死”之句。刘步蟾推案一笑，当晚，服鸦片自杀。
卢、沈二人也买回烟土准备自尽，后又决定把大烟抽了尽乐，临到自杀再想办法。于是点起烟灯，吞云吐雾，对外间事不闻不问。
12日上午，在得知支援无望之后，“广丙”管带程璧光持丁汝昌署名的投降文书，悬白旗向日军接洽投降事宜。丁汝昌本人服鸦片自杀，终年59岁。同日自杀的，还有“镇远”护理管带杨用霖。杨是北洋海军中惟一未经学堂正规培养而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高级军官。上年黄海海战中，为防范有人降旗投降，他亲自将战旗钉死在桅杆上。在刘公岛一片乞降逃生的凄凉气氛里，他口诵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用手枪自戕。他发出的，是北洋海军的最后一枪。
黄海大海战与威海卫海陆攻防战仅相隔数月，北洋水师在这两场战役中的迥然表现，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在甲午年的覆灭。为什么拥有邓世昌的精神，还会走向崩溃的结局？为什么决战黄海的勇气，到威海卫就分崩瓦解？好的制度能让士兵勇敢，而在坏的制度下，即使受过再好教育的人也会腐化。“北洋水师”的装备不可谓不精良，将士不可谓不用命，可为什么败得如此之惨、败得如此屈辱、败得让人如此痛心疾首，是谁断送了这样一支装备精良、将士用命的舰队？
归结起来只有一点，那就是当权者的无能和清政府的腐败。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当权者不是积极备战，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英、俄的调停上。在黄海大东沟海战胜负未分之际，清政府“旋命水师退守刘公岛以自保”，把渤海、黄海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这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
洋务运动并不能挽救中国于水火，一个不能激发民族荣誉感的制度，就不能让人民为之奉献热血。中国人百年来的耻辱，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整体的懦弱，而是因为缺乏制度的保证，缺乏勇气的发动机。
北洋水师不仅有亚洲最强的海军舰队，也有经过严格培训的海军人才。李鸿章在1881年于天津成立水师学堂，以训练海军专才，但是人员数量和素质都不能满足北洋水师的需要。直到1884年中法海战爆发，马尾舰队受到重创，五年前已经去世的沈葆桢苦心孤诣建设的南洋舰队实力削减了一半。李鸿章奉命调刘铭传率领他的淮军旧部去支援，并将南洋水师中的官员大量调入北洋舰队服役。这些官员大都毕业于马尾水师学堂，这是由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创办的，当时名“福州船政局”。学堂聘请法国人普罗斯佩，日意格为总教习，任期五年，从事船炮轮机的制造和海员的训练。左宗棠奉调新疆后，便由沈葆桢继承其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院校，第一期有学生约六十人，于同治五年（1866）正式开学。学生分为轮机与驾驶两班。在完成五年学业和实习之后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深造三至五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者到德国和法国的船厂，见习造船。如此严格的培训为南洋水师造就了大量的人才，而这些人才后来又成为北洋水师中的绝对主力。中国在甲午海战的十二艘军舰共有舰长（管带）十四人，基本上都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其中有十人是马尾一期毕业生。由此可见下面的中层军官中也基本上都是马尾毕业生。而这十四名舰长有四人在海战中殉国，三人因战败随提督丁汝昌自杀。
明显的，北洋海军官兵都受过正规的海军训练，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头几年的歌舞升平气氛中，纪律明显松弛。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除了海军提督以外，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然而事实上却非如此。方伯谦在六年里先后自建购买六处住所，并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分别金屋藏娇。《北洋海军章程》颁布于北洋舰队管理得最为严格的时候，但违规的行为依然各行其是。将士们纷纷移眷刘公岛，晚上上岸住宿的人，一船有半。丁汝昌本人更是在岛上盖起铺屋出租，收取租金，并同方伯谦在出租房产之事上发生龃龉。邓世昌在船上养狗，也是章程所不允许的。海战当年，邓在一次船务管理中鞭打士兵致死，因刘步蟾是邓同乡才没有追究。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马尾水师学堂成立的三年之后成立了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专门培训海军人才。从外国人对中日两国最早的海军学校的评价中，我们也可看出中日两国海军建设理念的不同。1874年，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在参观了马尾水师学堂后说：中国学生的课堂笔记非常整洁，智力上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但缺乏一种精神，甚至有些女孩子气。在课后从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而另一位英国人在参观了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后写道：在日本海军兵学校，武士道精神得到彻底贯彻。为磨炼学生“意志”和适应任何环境的能力，除了正常的军事课程外，学校经常举行残酷的训练。因此，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有一副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身体，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天皇他们可以不惜一死。在海战中，不同气质的中日两国海军将领也具有不同的战斗精神和策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军虽然在装备上整体不如中国，但是在对战争的适应和理解上要高于北洋水师。
作为北洋水师的直接领导人，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从现存的丁汝昌函稿中，可以看到他处理海军日常管理事务，无不亲力亲为，倾注了大量精力。但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导致舰队管理混乱，却是不争之事实。每每舰队庆功请奖之际，军中必有管带等滥用权力，夹杂进大批无关人员。当事人明知无耻，却轻易地原谅自己。奖惩制度被亵渎了，军人的荣誉和责任感也就一钱不值。
此外，北洋水师的消极防御政策并不能为其壮大赢得时间，日本对中国的觊觎已经不能坐看中国海防力量加强。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失利也可以说是其战略思想的失败，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其自身的缺点，将北洋水师送入了毁灭的境地。北洋水师建制看似齐全，实质混乱。其在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是北京海军衙门的海署大臣醇亲王，但舰队实际归李鸿章节制。李鸿章作为朝中重臣公务繁多，常常无暇顾及北洋水师的具体发展。于是水师的日常管理由李鸿章当年的淮军部下丁汝昌负责。后者没有受过海军的系统训练，常常被那些从水师学堂中毕业的部下轻视。而他所依赖的外籍军官和中国军官之间关系紧张，并导致了军中以前的英国海军舰长琅威理的去职，不仅使北洋水师失去了外国先进军事思想的训练，而且也导致和英国交恶，后者停止了向中国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提供英国皇家海军学校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对北洋水师困扰非常大的，也是在历史上被提及最多的原因是海军经费的严重不足。海防经费预算每年两百万两的数目从未足额，而且慈禧的挪用和海军衙门官员的贪污更让需要大量经费支持的北洋水师捉襟见肘。在1888年之后清政府再也没有购买军舰，而到了1892年，户部以慈禧太后庆贺生日需要开支为由，建议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并得到了同意，而两年之后就爆发了甲午海战。同样在这几年中，日本却大力购买各种军舰壮大海军实力，在中日海战之时，综合势力已经和中国在伯仲之间了。在甲午海战中，中国部分舰船出现了武器弹药储备不足，甚至设备和武器老化、弹药失效的致命问题。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相习成风，视为故态。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时，官兵聚赌于香港。北洋海军还用军舰载客跑运输挣钱，甚至利用军舰的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另外，各船每月有数百两行船公费，管带常私扣归己，致使船舱机器擦抹不勤，零件损坏，大炮生锈。北洋海军将领多受过正规西式教育和训练，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第一批受到最好的启蒙培养的先行者，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缺乏忧国忧民之心。但在国家优渥的待遇下，他们在经济上却贪婪不止，出现了结构性和共生性的腐败。
进一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李鸿章只注重用粮饷来驱使官兵。1886年，北洋海军访问日本，因嫖妓与日方发生冲突。事后李鸿章却对违纪行为表现出一种宽大。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和激励，养成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传统和必胜信念，这支用新装备包裹起来的军队中的许多人，在封建军队的酱缸里，迅速地被同化了。
对照中日甲午海战，规模宏大的北洋水师被毫无名气的日本海军一触即溃，活生生就是一场“虎”吃“驴”的“表演秀”。或许有人对此不解，而原因却很简单，那就是日本“虎”对吃掉北洋“驴”早有打算，早有安排，早有部署。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伊始，就确定以实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并将侵略矛头首先指向其近邻朝鲜和中国，精心策划如何征服中国，征服亚洲，最后称霸世界。而满清王朝这头大“驴”没有充分考虑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沉浸在虚幻的安全感中，等到“小老虎”按照预先布置，突袭而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据说，日本曾两度“谦虚”地邀请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访日，清政府为了一显大清“国威”，欣然接受邀请，豪迈而潇洒地将当时亚洲最大最强的铁甲舰开到日本。刚一靠岸，中国水兵就一哄而上，目空一切地嫖娼、吸鸦片，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日本当局则下令：不要刺激中国人。日本人还发现一个令他们欣喜不已的“细节”：中国水兵的衣服，就挂在舰船的炮杆上晾晒。这两次“历史性”的访问，清王朝的“威”是扬足了，水兵的“气”是吐够了，但日本人也完全摸清了北洋水师的装备和实力，彻底看清了北洋水兵的狂妄自大和麻痹大意，充分弄清了清政府对“虎”吃“驴”的毫无预见和准备。如此看来，甲午海战的结局就并不意外了。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北洋水师当了被吃的“驴”，苦心经营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在海战后还要充当被吃的“驴”。1895年4月17日，提倡“海军立国”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中国和谈代表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伊藤博文要求一个月交割，李鸿章认为“一月之限过促”，要求两个月交割，并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则回答道：“尚未下咽，饥甚！”简单六个字，“虎”性贪婪一览无余。
颟顸无能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环在1891年临死前，曾对1888年后中国未能再添一艘军舰的状况说：“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恨也。”在几年后的甲午海战中终于得到了灵验，而甲午海战战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的银两都可以造出一支白银舰身的北洋水师了。至此，中国和中国的海军一起，进入了半个世纪的衰败期。
虽然中日甲午战争已过去百年，但今天笔者面对曾经的战场，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想起那场还未开始就已注定失败的战争；不愿想起那些被抛弃、在绝望中浴血奋战的“北洋水师”将士。“北洋水师”覆没了。它带走了一个曾经的“富国强兵”之梦；大清帝国覆灭了，却永远带不走那段属于它的没落和耻辱。
§§第三章 稍纵即逝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