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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没有失败的洋务
翻开中国近代历史的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清朝的覆亡，政界和社会上嘲弄与攻击洋务运动的言论不绝于耳。而且，每有引进或仿造西方新事物之举，必有顽固派极力阻挠，乘机扩大事端，成为社会变革的绊脚石。例如，洋务运动初期，大学士倭仁纠集顽固势力，处处与洋务派作对，并乘机利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一事小题大作，极力宣称学习西方的结果必然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上倭仁折》，《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1页）他们排斥一切新事物而梦想恢复昔日闭关自守的局面，成为洋务运动的极大障碍。又比如，1880年12月，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修筑由清江经山东至北京、由汉口经河南至北京的两条铁路，引起政界一场大争论。顽固派接连上奏极力反对，有的指斥铁路有“三大弊”，有的指斥铁路有“五害”，有的断言铁路有“九不利”，或断言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就连两江总督刘坤一也以铁路妨碍民生和厘金收入为理由而反对修筑铁路。然而，每次争论的结果多以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但也给修筑铁路制造了莫大的障碍，延误了时机。特别是中法战争中南洋舰队和福州船政局遭到法军突然袭击而毁灭，以及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覆没的悲惨结局，都成为了守旧势力恣意抨击洋务派的把柄，更加猛烈地攻击洋务派和全然否定洋务运动，他们甚至幸灾乐祸，把洋务运动一概视为“彻底破产”了。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运动破产”之类的论调弥漫朝野。从此，“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论几成“定论”。直到清朝覆亡后，这种论调才淡薄下来。谁来还洋务一个公道呢？只有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第一次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炮舰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沉睡的封建帝国中，一部分人开始醒来，看到了中西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遭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和失败，严峻的形势使更多的中国人觉醒了，他们明显地意识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大敌人的挑战，提出引进西方近代军事、科技的人士显著增加。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他们在中央以奕、桂良、文祥等权贵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还拥有一大批为革新著书立说、大造舆论的知识分子，以及一批渴望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的民间工商人士。
洋务派能在这时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还有一个历史契机。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热河。权力欲极强，而又素与顾命大臣肃顺等人有嫌怨的慈禧，趁机联合恭亲王奕等人密谋政变，一举夺取了朝政大权。在奕集团和后党势力紧密配合下的政变成功，标志着新兴改革力量对顽固守旧力量的胜利。从此，在执掌朝廷大权的新兴势力领导下，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1862年春，太平军在江浙一带与清军激战正酣。39岁的道员李鸿章带着刚从合肥老家募来的7000名淮勇，分乘8艘英国轮船由安徽安庆驶抵上海。此次长江航行，使李鸿章眼界大开，他在应邀参观了英法的军舰之后，深感外国军舰之坚固、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开始下决心要虚心忍辱学习西洋的长处。随后，他采购西式枪炮装备给自己的淮军部队，果然作战能力大增。次年，李鸿章立即安排专人在上海筹办洋炮局。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在天京（今南京）病逝，清军剿灭太平军之大局已指日可待。第二天，由恭亲王奕领衔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奏折，强烈要求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图自强。这份奏折犹如一份宣言，暮气沉重的北京城激起冲天反响。这份奏折郑重提出：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购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矣。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固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促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这份奏折等于是向皇帝大声疾呼，切莫错过可贵的机遇而失去自强的前途。不但如此，总理衙门的这份总这之后，还附呈有李鸿章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其中数语，为当时高级官员们不敢想更不敢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而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无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姓名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共鸣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然可集”。
这分明就是一份请愿书！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萌发的这一场颇具声势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而人们习惯成为“洋务运动”——在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环伺之下，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大幕。
1862年，曾国藩主持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仿造的“黄鹄”号轮船下水。这艘轮船性能并不十分先进，但其从设计到建造，“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诚为可贵。同一年到达上海的李鸿章在参观了英、法军舰之后说，“若驻上海而不能资取洋人之长技，咎悔多矣”。1865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江海关道丁日昌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商开办的一家旗记铁厂；转而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家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不久，它便建造出可以航行于外海的轮船；此后，江南制造局的名字同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紧密地联在一起。
在发展中国近代造船工业中功绩卓著的当数福州船政局。1866年，悉心于经世致用和研究外洋事务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向朝廷提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而中国海船则日见其少，其仅存着船式粗笨，工料简率。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无从检校，致泰国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与无格，势与无禁，将若之何？”针对严峻的海上外患，左宗棠指出：“欲防海之害被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他特别留心注意到，不仅西洋各国的舰船越造越精，而且东邻日本也开始仿造西式轮船，并派人去英国学习造船技术。他断言，数年之后日本亦必有大成。他就此诘问道：“彼此同一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誓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誓犹使马，跨骏马而我骑驴，可乎？”
在左宗棠的多次恳切请求下，清朝政府终于在这一年批准他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第一个造舰育才的大基地。
创设于福州闽江口内马尾的福州船政局，由造船厂和船政学堂两大部分组成。1869年夏，刚刚开工仅一年的马尾造船厂就将其建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推下了船台。及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福州船政局共建造出34艘舰船。
福州船政局对近代中国海军海防大爷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其开创了近代中国的造船事业；而且更在于它为近代中国海军培养造就出第一批优秀的人才。福州船政学堂由培养造舰军官的前学堂和培养海军指挥官的后学堂组成，聘请西方海军教官分别与法语和英语授课，学制为4年。这所学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采用西方科学技术与方式训练海军军官的海军学校，为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输送了第一批极为宝贵的人才，其中不少毕业学生还被选送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海军院校留学深造；他们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杰出将领和专业栋梁，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后来北洋海军的总兵（相当于舰队副司令）刘布蟾和林泰曾，天津水师学堂总教官、教育家兼社会启蒙思想家严复。福州船政局和船政学堂，堪称为中国近代海军的著名摇篮。
然而，中国自造军舰发展的海军的道路并不平坦。1872年，内阁大学士宋晋奏请朝廷停止自造军舰，理由主要是“糜费太重”，于是引起一番争论。在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的力争之下，清朝政府否决了宋晋的意见；但“糜费太重”却依然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福州船政局初创时，左宗棠计划在五年之中，用300万两白银建造16艘舰船。但五年之后仅造出6船，耗费已高达340万两。为解决经费之难和财源之缺，李鸿章于1872年倡办轮船招商局，他说：“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为表里，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因而“今倡办华轮，实为国体、商情、财政、兵力展拓之基局”。按今天的话来讲，李鸿章是在努力探索一条军用与民用相结合的海军发展道路；但仍是举步维艰。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生产的落后，使“中国造船之，倍于购船之加”，加之“拘于成法，牵于众议”，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思想并不统一，因此在这一期间海军海防发展是在泥泞不堪的沼泽地里艰难前行。但这已经是历史上的一大步了。
在以往的对外交涉过程中，洋务派最先感到的是缺乏通晓外语的外交人才。1861年1月，奕等首先提出培养翻译人才，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
细细数来，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三十多年间，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相当可观，其中犹以军工企业、军民两用企业和三洋海军的创建，成效最为显著。在近30座军工企业中，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和湖北枪炮厂等军工企业的规模最大，供应全国各地枪炮、弹药及其他军需用品。福州船政局不但自造轮船、巡洋舰，还自行设计和制造铁甲船、舰船供沿海数省使用。此外，山东、湖南、四川、广东、吉林、山西、浙江、台湾、云南等省相继建立了军工厂。虽然这些大小军工厂存在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高、经费不足和衙门式的管理等弊端，但它毕竟走向了近代化的道路，为近代国防建设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三十多年的军民两用和民用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其成效犹为显著。其中，犹以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等近代化企业的规模最为宏伟，成绩犹佳，不仅收益显著，还同洋商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而三洋海军的创立，当是中国军事和国防近代化的里程碑。所谓三洋海军是指南洋、北洋和粤洋三支海军。1875年（光绪六年）开始创办，1884年初具规模。其中的粤洋海军又称“福建海军”。三支海军拥有舰只43艘，共计22124吨。虽然福建海军建立不久即遭法军偷袭而全军覆没，但是北洋海军则加速建设，仅在4年之内就从英、德等国购进铁甲舰、新式快船和鱼雷艇共14艘，还用巨款修建旅顺和威海卫军港，营造船坞，修筑炮台，聘请外国教官教练官兵。1888年建成北洋海军舰队，当时被人视为“世界第四大舰队”。近代化海军及其庞大舰队的建成，当是洋务运动的一项重大成果。
洋务派还大力制造轮船、修筑铁路等新式交通，创办电报与新式邮政也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此外，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分赴欧美留学，为国造就新学和各类技术人才。新知人才的涌现，是当时洋务事业的根本。
可惜的是，洋务的发展完就不了制度上的缺差，其本身也在挣扎中慢慢溺毙。洋务运动从表面上看去做得有声有色，似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实质与表象有太大的差距。基于下面列举的几方面原因，洋务派多年的努力不过是在花费巨资后搭了一台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并在随后的中日战争中灰飞烟灭。
一是清政府花费巨资购进了巨舰巨炮，但由谁来指挥和操纵这些巨舰巨炮，就不是“实用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属于体制和制度的范畴。洋务运动的崇旨是在不变更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实用技术。而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靠的是“等级”、“资历”和“任人唯亲”；西洋人事体制则是“兼容并蓄”和“任人唯才”。在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下，恭亲王、李鸿章之流不会想到去民间挖掘人才；只会在清政府的官僚队伍里寻找较为“合适”的人选；而清王朝的官场是一个黑色的大“染缸”，再清正的人在官场混上几年也很难保存“理性”和“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李鸿章出于“公心”（事实不可能）以“合适”为标准（在没落政府已经很难得）来用人，所谓“合适”的人选也不过是“矮子里的长子”，不是全社会的优秀人才。而最先进的武器应该由优秀人才来驾驭才能充分利用并发挥其功能。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因为缺乏科学性，“权利”和“责任义务”脱节；“公利”和“私利”找不到可以“互存互利”的“结合点”。当第一批军舰驶回国后，在军舰上当官当差无疑是当时武装部队的一个“肥差”，无德无能但精于请托钻营的无耻人物自然会围着李鸿章之流转圈。李鸿章是一个传统的官僚人物，自然会任用看上去“舒服恭顺”、给他“好处”或和他沾亲带故的人物当舰长。舰长也根据同样的用人标准去任用下级军官和重要岗位（多半是与经济沾边）的人选。即使偶尔任用了一个有才且称职的人选，也不过是把这人当作遮眼的“招牌”，他不但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还会陷于“孤立”和“不好的名声”；就像正经女人在妓院会“孤立”和“名声不好”一样。由这帮人去指挥操纵现代化的坚船利炮，就象妓女当修道院院长和小学生当大学教授一样，不用和谁打赌就可知道巨舰巨炮的命运。
二是中国传统的人事财政体制是“暗箱作业”，使贪污腐败的病菌得以侵蚀官场的各个角落。洋务运动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新的“财政黑洞”，为“回扣”、“送礼”和“报假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结果在“洋务”的招牌下花掉的大量金银，只有部分用于办“洋务”；另一部分不是被浪费掉就是中饱私囊。如果是在制度较为科学完善的英美，同样的金银可以购买更多的军舰、开办更多的工厂和办更多的实事。其是“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后，司令部几乎成为慈禧太后的私人金库，她可以随意挪用“洋务”名义下的银子供她个人挥霍享受，而置国家的千秋大业（也是老太婆的个人家业）于不顾。1888年，老太婆挪用海军经费一千万两用于营造豪华盖世但与富国强兵没任何关系的“颐和园”，供她一人消闲玩耍。海军自此不能增添新的舰只，也不能更新新的设备。
三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把国家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对立起来，而在西洋价值观里二者是统一的。当中国封建统治者决心让国家富强起来时，首先想到是让老百姓做出牺牲，让老百姓勒紧裤带把钱节省出来交给国家，然后国家再把这笔钱拿去从事重点工程建设和武装部队的现代化。这样做的结果很容易使国家在短期内呈现一派热闹堂皇的景象，作看上去好像是强大起来了。其实这样的“强大”是没有根基的，只是一种“暂时的假象”。当国民贫困无知时，堂皇的外表只不过是敷在创伤外面的一块彩色纱布。试想想，当士兵的家人在地方官的压榨下饥寒交迫时，你怎能指望他爱他的国家并随时准备为国家做出牺牲，怎能指望他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当国民缺乏最基本的购买力时，现代化的工厂就像建筑在沙堆上，制造出的现代化产品就只能堆积在仓库里，产品不能转化成资本，现代化再生产便无以为继。当“洋务运动”到达高峰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小民百姓，无不认为“洋务”成功了，只有极少数人发现了隐伏的危机，驻英公使郭嵩焘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却有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按郭嵩焘的观点，国家富强离不开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是洋务派最忌讳的，他们办洋务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把郭嵩焘的报告汇集出版。但拥有超人智慧的人往往是寂寞的，他的过人见识没有几个权力人物能够理解，相反被官场的那些貌似忠贞爱国的卫道士骂成崇洋媚外的“汉奸卖国贼”！
可是郭嵩焘的言论在当时能够由政府主持出版，这也说明当时的清政府还有开明进步的地方。
四是洋务派开办的工厂和“实业”绝大多数是“官办”（类似现在的国营）的。实业是靠“利润”推动的，“官办”实业则与“利润”无缘，而是靠“官场”的运行规则来推动。在这种背景下，每一个“洋务实业”又是一个新的“官场”，官场的腐败病菌也因此在现代化厂矿内部滋生蔓延。工厂管理人员首先想到的不是为工厂“赢利”，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职位、安插亲信就业和“损公肥私”。结果“洋务实业”绝大多数都亏损。如张之洞开办的“汉阳兵工厂”在早期就曾陷入不可救药的亏损，本国造出的枪械成本反比进口价格高出许多。国民为洋务捐出许多的钱，等到应该拿回报时，才发现还必需继续捐钱养一大帮“闲人”和支撑一个“烂摊子”。
五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愚蠢固执的满洲权贵和“皓首腐儒”的阻挠。这帮人的所作所为令人叹气，不值得笔者在此多费笔墨！
洋务运动最显耀的成果是“北洋水师”（北洋舰队）。
而甲午中日战争则为“洋务运动”划下了一个令人叹气的沉重句号，“洋务运动”的成果在这场战争中灰飞烟灭。但是，消失不等于失败。一场战争的胜败不足以衡量一场运动的成功与失败，而且用一场战争的成功与失败来衡量一场运动的成功与失败是缺乏根据的。不能抛开运动的目的和历史使命来评价一场运动的成功与失败。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洋务运动”的三十年，虽然最终以中日甲午之战中的失败，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以及它为了自身的安全所做出的努力，包括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绩，同样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其所创办的一些工业企业，后来也为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有些企业甚至成为现代企业的雏型。以山东为例，一些在洋务运动中所建起的一些军用工业和开采的矿山业，都为建国以后轻重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就政治层面的意义来看，“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毕竟阻止和延缓了殖民化的进程，并且以自己渐渐发展的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实力，提高了与列强较量的能力。就其思想意义来看，洋务运动毕竟让国人开了眼界，认识到富国强兵的重要性，而落后就要挨打也日益成为国人的共识。
以上各类洋务建设事业的进程中，尽管出现不少营私舞弊、糜饷玩公和产品质量差等腐败现象与弊端，但显著的成绩是洋务运动的主流，洋务不仅有利于防范和抗击外国侵略，还主动地与洋商争夺利权，积极地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使中国学习西方的风气进一步大开，并造就了一批批具有近代化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为中国近代化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特别是近代化的工矿交通企业的发展，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开始沟通了个体农民与近代企业的联系，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仅就这些成就即可足以说明：洋务运动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重炮进攻面前“不想灭亡”，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表现。洋务派学习西方的种种努力，正是他们面对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的激流漩涡，不忍国家灭亡而勇于抛弃“华夷之别”的陈腐教条，发愤图强，以谋求自强自立。以上所述的洋务企业的建立、近代交通通讯的引进、近代海军的创建、新知人才的培养、人们思想意识的更新等等，充分显示了洋务运动的业绩及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景。
然而，顽固守旧势力睁眼不看事实，却把洋务事业视为祸害国家的巨患，即所谓：“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也”。（《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四日翰林院学士麟书等奏》，《洋务运动》二，第251页。）他们处处攻击和讥讽洋务事业，宣扬“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学习西方就是“丧失国体”、“以夷变夏”之类的陈词滥调。正如左宗棠所说：“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甲午战争之败，更成为顽固派攻讦洋务派及其洋务事业的把柄。甚而对北洋舰队的覆灭也幸灾乐祸，把洋务事业的部分失败夸大为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可能任凭顽固势力随心所欲地摆布的。
人们基本是比较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一个竭力鼓吹和推行了这么多年“洋务运动”的国家，最终的结局依然是被自己的近邻日本所打败，这次失败震动了晚清朝廷。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中国向何处去，的确为世人所关注，因为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列强对中国觊觎的局面，使中国感到了民族的存亡，仅仅用所谓纯粹发展经济的方式是不能真正强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当时并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形下，企图依靠洋务运动就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行的。但是，向西方学习这毕竟是有积极的思想意义的。有人曾把中国所谓的“洋务运动”也称之为“自强运动”，自强的思想其实在中国人面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建立起来之初，一些有为之士就有了这样的认识，但是中国的朝廷对于洋务运动与清朝命运的认识并非深刻。因为当时所谓的“洋务”在中国，不过是一些朝廷重臣和一些外省督抚，以他们个人的能力和眼光，在看到了中国时局的一些弊端，以及睁眼看世界之后提出的主张，但是作为中央集权专制的统治阶级，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是不会放弃自己“家天下”的，这种专制主义，其实正是中国近代化不能真正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同时，当洋务派在中国的沿海一代继续进行的时候，清帝国内部，则是在忙于陆续镇压各地的起义和重建帝国的秩序。试想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政治环境中洋务运动的挣扎以及命运，其实在开始进行的时候，结局早就有了答案。
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第一次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炮舰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沉睡的封建帝国中，一部分人开始醒来，看到了中西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遭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和失败，严峻的形势使更多的中国人觉醒了，他们明显地意识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大敌人的挑战，提出引进西方近代军事、科技的人士显著增加。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他们在中央以奕、桂良、文祥等权贵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还拥有一大批为革新著书立说、大造舆论的知识分子，以及一批渴望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的民间工商人士。
洋务派能在这时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还有一个历史契机。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热河。权力欲极强，而又素与顾命大臣肃顺等人有嫌怨的慈禧，趁机联合恭亲王奕等人密谋政变，一举夺取了朝政大权。在奕集团和后党势力紧密配合下的政变成功，标志着新兴改革力量对顽固守旧力量的胜利。从此，在执掌朝廷大权的新兴势力领导下，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1862年春，太平军在江浙一带与清军激战正酣。39岁的道员李鸿章带着刚从合肥老家募来的7000名淮勇，分乘8艘英国轮船由安徽安庆驶抵上海。此次长江航行，使李鸿章眼界大开，他在应邀参观了英法的军舰之后，深感外国军舰之坚固、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开始下决心要虚心忍辱学习西洋的长处。随后，他采购西式枪炮装备给自己的淮军部队，果然作战能力大增。次年，李鸿章立即安排专人在上海筹办洋炮局。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在天京（今南京）病逝，清军剿灭太平军之大局已指日可待。第二天，由恭亲王奕领衔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奏折，强烈要求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图自强。这份奏折犹如一份宣言，暮气沉重的北京城激起冲天反响。这份奏折郑重提出：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购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矣。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固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促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这份奏折等于是向皇帝大声疾呼，切莫错过可贵的机遇而失去自强的前途。不但如此，总理衙门的这份总这之后，还附呈有李鸿章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其中数语，为当时高级官员们不敢想更不敢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而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无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姓名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共鸣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然可集”。
这分明就是一份请愿书！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萌发的这一场颇具声势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而人们习惯成为“洋务运动”——在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环伺之下，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大幕。
1862年，曾国藩主持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仿造的“黄鹄”号轮船下水。这艘轮船性能并不十分先进，但其从设计到建造，“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诚为可贵。同一年到达上海的李鸿章在参观了英、法军舰之后说，“若驻上海而不能资取洋人之长技，咎悔多矣”。1865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江海关道丁日昌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商开办的一家旗记铁厂；转而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家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不久，它便建造出可以航行于外海的轮船；此后，江南制造局的名字同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紧密地联在一起。
在发展中国近代造船工业中功绩卓著的当数福州船政局。1866年，悉心于经世致用和研究外洋事务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向朝廷提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而中国海船则日见其少，其仅存着船式粗笨，工料简率。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无从检校，致泰国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与无格，势与无禁，将若之何？”针对严峻的海上外患，左宗棠指出：“欲防海之害被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他特别留心注意到，不仅西洋各国的舰船越造越精，而且东邻日本也开始仿造西式轮船，并派人去英国学习造船技术。他断言，数年之后日本亦必有大成。他就此诘问道：“彼此同一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誓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誓犹使马，跨骏马而我骑驴，可乎？”
在左宗棠的多次恳切请求下，清朝政府终于在这一年批准他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第一个造舰育才的大基地。
创设于福州闽江口内马尾的福州船政局，由造船厂和船政学堂两大部分组成。1869年夏，刚刚开工仅一年的马尾造船厂就将其建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推下了船台。及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福州船政局共建造出34艘舰船。
福州船政局对近代中国海军海防大爷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其开创了近代中国的造船事业；而且更在于它为近代中国海军培养造就出第一批优秀的人才。福州船政学堂由培养造舰军官的前学堂和培养海军指挥官的后学堂组成，聘请西方海军教官分别与法语和英语授课，学制为4年。这所学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采用西方科学技术与方式训练海军军官的海军学校，为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输送了第一批极为宝贵的人才，其中不少毕业学生还被选送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海军院校留学深造；他们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杰出将领和专业栋梁，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后来北洋海军的总兵（相当于舰队副司令）刘布蟾和林泰曾，天津水师学堂总教官、教育家兼社会启蒙思想家严复。福州船政局和船政学堂，堪称为中国近代海军的著名摇篮。
然而，中国自造军舰发展的海军的道路并不平坦。1872年，内阁大学士宋晋奏请朝廷停止自造军舰，理由主要是“糜费太重”，于是引起一番争论。在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的力争之下，清朝政府否决了宋晋的意见；但“糜费太重”却依然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福州船政局初创时，左宗棠计划在五年之中，用300万两白银建造16艘舰船。但五年之后仅造出6船，耗费已高达340万两。为解决经费之难和财源之缺，李鸿章于1872年倡办轮船招商局，他说：“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为表里，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因而“今倡办华轮，实为国体、商情、财政、兵力展拓之基局”。按今天的话来讲，李鸿章是在努力探索一条军用与民用相结合的海军发展道路；但仍是举步维艰。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生产的落后，使“中国造船之，倍于购船之加”，加之“拘于成法，牵于众议”，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思想并不统一，因此在这一期间海军海防发展是在泥泞不堪的沼泽地里艰难前行。但这已经是历史上的一大步了。
在以往的对外交涉过程中，洋务派最先感到的是缺乏通晓外语的外交人才。1861年1月，奕等首先提出培养翻译人才，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
细细数来，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三十多年间，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相当可观，其中犹以军工企业、军民两用企业和三洋海军的创建，成效最为显著。在近30座军工企业中，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和湖北枪炮厂等军工企业的规模最大，供应全国各地枪炮、弹药及其他军需用品。福州船政局不但自造轮船、巡洋舰，还自行设计和制造铁甲船、舰船供沿海数省使用。此外，山东、湖南、四川、广东、吉林、山西、浙江、台湾、云南等省相继建立了军工厂。虽然这些大小军工厂存在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高、经费不足和衙门式的管理等弊端，但它毕竟走向了近代化的道路，为近代国防建设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三十多年的军民两用和民用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其成效犹为显著。其中，犹以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等近代化企业的规模最为宏伟，成绩犹佳，不仅收益显著，还同洋商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而三洋海军的创立，当是中国军事和国防近代化的里程碑。所谓三洋海军是指南洋、北洋和粤洋三支海军。1875年（光绪六年）开始创办，1884年初具规模。其中的粤洋海军又称“福建海军”。三支海军拥有舰只43艘，共计22124吨。虽然福建海军建立不久即遭法军偷袭而全军覆没，但是北洋海军则加速建设，仅在4年之内就从英、德等国购进铁甲舰、新式快船和鱼雷艇共14艘，还用巨款修建旅顺和威海卫军港，营造船坞，修筑炮台，聘请外国教官教练官兵。1888年建成北洋海军舰队，当时被人视为“世界第四大舰队”。近代化海军及其庞大舰队的建成，当是洋务运动的一项重大成果。
洋务派还大力制造轮船、修筑铁路等新式交通，创办电报与新式邮政也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此外，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分赴欧美留学，为国造就新学和各类技术人才。新知人才的涌现，是当时洋务事业的根本。
可惜的是，洋务的发展完就不了制度上的缺差，其本身也在挣扎中慢慢溺毙。洋务运动从表面上看去做得有声有色，似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实质与表象有太大的差距。基于下面列举的几方面原因，洋务派多年的努力不过是在花费巨资后搭了一台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并在随后的中日战争中灰飞烟灭。
一是清政府花费巨资购进了巨舰巨炮，但由谁来指挥和操纵这些巨舰巨炮，就不是“实用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属于体制和制度的范畴。洋务运动的崇旨是在不变更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实用技术。而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靠的是“等级”、“资历”和“任人唯亲”；西洋人事体制则是“兼容并蓄”和“任人唯才”。在中国传统的人事体制下，恭亲王、李鸿章之流不会想到去民间挖掘人才；只会在清政府的官僚队伍里寻找较为“合适”的人选；而清王朝的官场是一个黑色的大“染缸”，再清正的人在官场混上几年也很难保存“理性”和“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李鸿章出于“公心”（事实不可能）以“合适”为标准（在没落政府已经很难得）来用人，所谓“合适”的人选也不过是“矮子里的长子”，不是全社会的优秀人才。而最先进的武器应该由优秀人才来驾驭才能充分利用并发挥其功能。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因为缺乏科学性，“权利”和“责任义务”脱节；“公利”和“私利”找不到可以“互存互利”的“结合点”。当第一批军舰驶回国后，在军舰上当官当差无疑是当时武装部队的一个“肥差”，无德无能但精于请托钻营的无耻人物自然会围着李鸿章之流转圈。李鸿章是一个传统的官僚人物，自然会任用看上去“舒服恭顺”、给他“好处”或和他沾亲带故的人物当舰长。舰长也根据同样的用人标准去任用下级军官和重要岗位（多半是与经济沾边）的人选。即使偶尔任用了一个有才且称职的人选，也不过是把这人当作遮眼的“招牌”，他不但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还会陷于“孤立”和“不好的名声”；就像正经女人在妓院会“孤立”和“名声不好”一样。由这帮人去指挥操纵现代化的坚船利炮，就象妓女当修道院院长和小学生当大学教授一样，不用和谁打赌就可知道巨舰巨炮的命运。
二是中国传统的人事财政体制是“暗箱作业”，使贪污腐败的病菌得以侵蚀官场的各个角落。洋务运动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新的“财政黑洞”，为“回扣”、“送礼”和“报假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结果在“洋务”的招牌下花掉的大量金银，只有部分用于办“洋务”；另一部分不是被浪费掉就是中饱私囊。如果是在制度较为科学完善的英美，同样的金银可以购买更多的军舰、开办更多的工厂和办更多的实事。其是“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后，司令部几乎成为慈禧太后的私人金库，她可以随意挪用“洋务”名义下的银子供她个人挥霍享受，而置国家的千秋大业（也是老太婆的个人家业）于不顾。1888年，老太婆挪用海军经费一千万两用于营造豪华盖世但与富国强兵没任何关系的“颐和园”，供她一人消闲玩耍。海军自此不能增添新的舰只，也不能更新新的设备。
三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把国家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对立起来，而在西洋价值观里二者是统一的。当中国封建统治者决心让国家富强起来时，首先想到是让老百姓做出牺牲，让老百姓勒紧裤带把钱节省出来交给国家，然后国家再把这笔钱拿去从事重点工程建设和武装部队的现代化。这样做的结果很容易使国家在短期内呈现一派热闹堂皇的景象，作看上去好像是强大起来了。其实这样的“强大”是没有根基的，只是一种“暂时的假象”。当国民贫困无知时，堂皇的外表只不过是敷在创伤外面的一块彩色纱布。试想想，当士兵的家人在地方官的压榨下饥寒交迫时，你怎能指望他爱他的国家并随时准备为国家做出牺牲，怎能指望他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当国民缺乏最基本的购买力时，现代化的工厂就像建筑在沙堆上，制造出的现代化产品就只能堆积在仓库里，产品不能转化成资本，现代化再生产便无以为继。当“洋务运动”到达高峰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小民百姓，无不认为“洋务”成功了，只有极少数人发现了隐伏的危机，驻英公使郭嵩焘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却有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按郭嵩焘的观点，国家富强离不开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是洋务派最忌讳的，他们办洋务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把郭嵩焘的报告汇集出版。但拥有超人智慧的人往往是寂寞的，他的过人见识没有几个权力人物能够理解，相反被官场的那些貌似忠贞爱国的卫道士骂成崇洋媚外的“汉奸卖国贼”！
可是郭嵩焘的言论在当时能够由政府主持出版，这也说明当时的清政府还有开明进步的地方。
四是洋务派开办的工厂和“实业”绝大多数是“官办”（类似现在的国营）的。实业是靠“利润”推动的，“官办”实业则与“利润”无缘，而是靠“官场”的运行规则来推动。在这种背景下，每一个“洋务实业”又是一个新的“官场”，官场的腐败病菌也因此在现代化厂矿内部滋生蔓延。工厂管理人员首先想到的不是为工厂“赢利”，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职位、安插亲信就业和“损公肥私”。结果“洋务实业”绝大多数都亏损。如张之洞开办的“汉阳兵工厂”在早期就曾陷入不可救药的亏损，本国造出的枪械成本反比进口价格高出许多。国民为洋务捐出许多的钱，等到应该拿回报时，才发现还必需继续捐钱养一大帮“闲人”和支撑一个“烂摊子”。
五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愚蠢固执的满洲权贵和“皓首腐儒”的阻挠。这帮人的所作所为令人叹气，不值得笔者在此多费笔墨！
洋务运动最显耀的成果是“北洋水师”（北洋舰队）。
而甲午中日战争则为“洋务运动”划下了一个令人叹气的沉重句号，“洋务运动”的成果在这场战争中灰飞烟灭。但是，消失不等于失败。一场战争的胜败不足以衡量一场运动的成功与失败，而且用一场战争的成功与失败来衡量一场运动的成功与失败是缺乏根据的。不能抛开运动的目的和历史使命来评价一场运动的成功与失败。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洋务运动”的三十年，虽然最终以中日甲午之战中的失败，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以及它为了自身的安全所做出的努力，包括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绩，同样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其所创办的一些工业企业，后来也为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有些企业甚至成为现代企业的雏型。以山东为例，一些在洋务运动中所建起的一些军用工业和开采的矿山业，都为建国以后轻重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就政治层面的意义来看，“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毕竟阻止和延缓了殖民化的进程，并且以自己渐渐发展的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实力，提高了与列强较量的能力。就其思想意义来看，洋务运动毕竟让国人开了眼界，认识到富国强兵的重要性，而落后就要挨打也日益成为国人的共识。
以上各类洋务建设事业的进程中，尽管出现不少营私舞弊、糜饷玩公和产品质量差等腐败现象与弊端，但显著的成绩是洋务运动的主流，洋务不仅有利于防范和抗击外国侵略，还主动地与洋商争夺利权，积极地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使中国学习西方的风气进一步大开，并造就了一批批具有近代化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为中国近代化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特别是近代化的工矿交通企业的发展，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开始沟通了个体农民与近代企业的联系，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仅就这些成就即可足以说明：洋务运动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重炮进攻面前“不想灭亡”，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表现。洋务派学习西方的种种努力，正是他们面对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的激流漩涡，不忍国家灭亡而勇于抛弃“华夷之别”的陈腐教条，发愤图强，以谋求自强自立。以上所述的洋务企业的建立、近代交通通讯的引进、近代海军的创建、新知人才的培养、人们思想意识的更新等等，充分显示了洋务运动的业绩及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景。
然而，顽固守旧势力睁眼不看事实，却把洋务事业视为祸害国家的巨患，即所谓：“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也”。（《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四日翰林院学士麟书等奏》，《洋务运动》二，第251页。）他们处处攻击和讥讽洋务事业，宣扬“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学习西方就是“丧失国体”、“以夷变夏”之类的陈词滥调。正如左宗棠所说：“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甲午战争之败，更成为顽固派攻讦洋务派及其洋务事业的把柄。甚而对北洋舰队的覆灭也幸灾乐祸，把洋务事业的部分失败夸大为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可能任凭顽固势力随心所欲地摆布的。
人们基本是比较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一个竭力鼓吹和推行了这么多年“洋务运动”的国家，最终的结局依然是被自己的近邻日本所打败，这次失败震动了晚清朝廷。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中国向何处去，的确为世人所关注，因为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列强对中国觊觎的局面，使中国感到了民族的存亡，仅仅用所谓纯粹发展经济的方式是不能真正强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当时并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形下，企图依靠洋务运动就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行的。但是，向西方学习这毕竟是有积极的思想意义的。有人曾把中国所谓的“洋务运动”也称之为“自强运动”，自强的思想其实在中国人面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建立起来之初，一些有为之士就有了这样的认识，但是中国的朝廷对于洋务运动与清朝命运的认识并非深刻。因为当时所谓的“洋务”在中国，不过是一些朝廷重臣和一些外省督抚，以他们个人的能力和眼光，在看到了中国时局的一些弊端，以及睁眼看世界之后提出的主张，但是作为中央集权专制的统治阶级，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是不会放弃自己“家天下”的，这种专制主义，其实正是中国近代化不能真正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同时，当洋务派在中国的沿海一代继续进行的时候，清帝国内部，则是在忙于陆续镇压各地的起义和重建帝国的秩序。试想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政治环境中洋务运动的挣扎以及命运，其实在开始进行的时候，结局早就有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