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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圆明园的哭泣
圆明园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圆明园的伤口是因广西的一个小县城西林开始掀开的。
西林县是广西西部的小县，现属百色。清朝闭关锁国局面被打破后，1842年，有名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深入这一地区传教。马赖此来，是为天主而来，而当地投靠天主的却是地痞流氓和作奸犯科之人。他们希望能天主能保佑他们免除中国政府的惩罚。而马赖不知中国国情，其在西林广收信徒、包庇教众，极大破坏了当地传统的社会结构，引起了上上下下的不满。必须承认，马赖未经清朝政府同意私自传教，是违法的。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马赖不仅私自传教，而且在《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行为。
1856年2月29日，西林县代理知县张鸣凤因县府缉拿犯法徒众与马赖发生冲突，重刑将马赖杀死。这一行为得到了西林上下的支持。但当法国公使查问马赖下落时，张鸣凤却矢口否认，极力隐瞒马赖传教和被杀一事！不知是因为西林过于偏僻，还是广西省府官员失察，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对张的话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作为后来人，我们在指出马赖违法的同时，必须承认西林地方官员行为过激。马赖罪不该死，拘捕后解送法国领事即可。这样犯法徒众不难缉拿。在马赖事件上，中国白白送给了列强侵略的借口。
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该船虽然在英国香港注册，但是被检查时注册有效期已过）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英国就借这件所谓的“亚罗号事件”于当月炮轰广州，挑起战争。法国即借口马赖被杀事件，与英国组成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这两个事件都只是幌子。英法两国真实的侵华原因是它们不满足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希望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博大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中博取更大经济利益。在形式上，他们希望中国严格按照外交规则、外交条约来行事。特别是希望与清朝政府建立稳定、常驻的外交关系。对于咸丰为首的清政府来说，依然盲目自大，坚持传统的朝贡外交制度，只愿意做小修小补。《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规定，中外条约满十二年之数后，西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但清政府一再拖延，拒绝重开谈判。这自然与列强产生了冲突。
当时中国保守僵化的社会环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西交往已开。但是广州官民坚持反对外国人入城。入城斗争在全国各地都有。但广州人开了先河，历时十多年都未解决。英国政府强烈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南京条约》的规定，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在当时的官民看来，让洋人进城可是夷夏大防的大事。思维相对开放的薛福成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小嫌终酿大衅。
英国政府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法国政府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组成英法联军负责对华战争。美、俄两国也表示支持英、法。1857年12月底，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成立傀儡政权。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抵抗、不交涉、不投降，被俘虏到加尔各答，只吃从广州带走的米粮，最后粮尽而死。1858年5月，英法军舰炮轰并攻陷了大沽炮台。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议和，分别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南下。咸丰事后对条约内容后悔了，尤其是不愿意接见外国公使。他下令交涉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但英法方面不容变易既定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1859年，英法公使按照条约规定，在军舰的护送来前来天津外海要求进京换约。
1859年4月10日，当时在僧王幕下、后来成为首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记录：“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对于之后爆发的更严重的战争，郭嵩焘是这么记载的：“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泊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在对他的幕僚说：“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
可见，事后当时的人都把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作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更大规模战争的罪魁祸首。事情概括是：小心眼的咸丰“密旨”僧格林沁，对英法一行进行袭击，而且要求官兵冒充乡勇，逃避责任。而仇外的僧格林沁拿到尚方宝剑后，主动出击。这场大沽战斗中，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400多人。不知外交为何物，举止失措的清朝政府又主动授人口实。战斗结束后，英法两国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联军两万两千人，扩大了侵华战争。
本已弱势的清王朝，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结果酿成了大祸。
咸丰十年七月下旬，英法联军屡败清军，兵临通州。咸丰皇帝急了，再次与英法联军展开外交交涉。英法联军同意交涉。根据朱维铮先生《火烧圆明园之前的事》（2002年第10期《历史教学》）记载，在与英法联军的谈判中，清朝政府又与英法联军在外交礼仪上发生了纠纷（对于通商、税则等西方关心的实质内容，清政府兴趣不大）。钦差大臣、全权代表载恒要英方代表巴夏礼面见皇帝时下跪礼拜，遭到巴夏礼反对。咸丰皇帝觉得自己愿意谈判，接见英国使节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坚持要外国人“跪拜如仪，方可许可”，谈判遂告破裂。僧格林沁的军队遂将巴夏礼和随团采访的《泰晤士报》记者等一行39人缉拿扣押送往京师刑部，关进“天牢”，以作为人质。（这在电影《火烧圆明园》中有生动的体现。）
英法联军要求释放使团，未果。谁知第三天，3名人质死于天牢的消息传到军中。清朝天牢的黑暗就无须多说了。使团的人不明实情，自然没好果子吃了。英法联军于是做出了攻占北京的决定。咸丰慌忙以“狩猎”为名，北奔承德。当时禁在天牢里的人质每日没少挨打，饮食无着，在短短25天里，就有21人在天牢中被折磨致死。交还的尸体有的还被中国人分成了好几块。
英国在华全权公使额尔金在得知人质死去大半的消息后，对外交官和新闻界记者的死极为惊恐。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不顾法国公使葛罗的反建议（拆毁北京城内部分宫殿而保存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圆明园），命令英军进攻、摧毁京外皇家园林——圆明园，以作为对咸丰皇帝的惩罚。在西方人眼中，皇家园林是皇家的私产。对圆明园的焚毁，就是对皇帝的报复。
巴夏礼在10月27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10月13日，北京城的一座城门落入英军之手，因此，整座城市已在英国军人的控制之下。按他的说法，这一态势本来可以结束双方的对峙局面，但问题是发生了惨无人道的虐待俘虏事件，而这一事件必须受到惩罚。
火烧圆明园就这样开始了。
圆明园是海淀区东部的一座大型皇家园林，与附园长春、万春园合称圆明三园。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乾隆九年竣工。附园长春和绮春两园分别建成于乾隆十六年和乾隆三十七年。之后历代清朝皇帝多有修缮，不仅将圆明园作为皇帝休憩游览的地方，也作为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圆明园占地347万平方米，凿湖堆山，种植奇花异树，建有中外名胜四十景，有建筑150余处，长春园还有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风格的建筑群。是一座艺术价值极高的人工山水园，又是一座大型的皇家博物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被誉为“万园之园”。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圆明园。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法军队洗劫二天后，向城内开进。10月11日英军派出1200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再次洗劫圆明园。18日，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圆明园的火眼进一步延伸到京西皇家三山五园。这三山五园是：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五园。
法国作家伯纳·布立塞根据当年参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暴行的英法外交官、军官和士兵的回忆录写就《1860：圆明园大劫难》，向我们描述了火烧圆明园的真相。占领园林的联军军官事先指定了应予捣毁的建筑物（包括圆明园中所有的皇家宫殿、花园，以及今天颐和园万寿山上的宫殿和花园，甚至更远处玉泉山、香山上的佛塔），指挥士兵进行有计划的焚烧、抢劫。
英国工兵上尉查尔斯·戈登参加了对圆明园的纵火与洗劫，“在进行了洗劫之后，我们又回去，将那个地方全部烧毁，像汪达尔人那样，将这无价之宝付之一炬。尽管我不如别人捞到那么多，但我也毫无怨言。”即使是强盗也对圆明园之美深表赞赏，也略有遗憾：“很难想像被我们烧毁的地方有多么雄伟壮观。把它们付之一炬，会让你的心里流血。实际上，宫殿面积之广大，行动时间之紧迫，使我们无法从容地抢劫。无数的金器，都被当成黄铜烧毁了。对一支军队来说，这真是道德败坏之举。所有人都抢疯了。”
领事兼翻译郇和大篇幅描写圆明园大火：“一根又黑又长的巨大烟柱直插蓝天，表明行动已经开始……当我们接近圆明园时，大火发出骇人的劈剥和呼啸声……暗红的火光映照在往来忙碌的士兵脸上，使他们活像一群魔鬼，正在为举世无双的珍宝的毁灭而欢呼雀跃。夜色温柔，而圆明园里，屋顶接二连三地坍塌下来，压倒了燃烧中仍然挺立的墙壁，吐出大团大团的浓烟……大批无所事事的士兵把抢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每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第15旁遮普团就这样得到了一大笔金子，一个军官据为己有的金子竟然相当于九千磅之巨。”
许多法国官员和士兵拒绝参与烧毁圆明园。葛罗是反对烧毁圆明园的。但是他的建议是捣毁紫禁城。法国海军上尉巴吕直言不讳：“野蛮战争的邪恶，必然导致这些与我们自诩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种种行径。”历史学家高第也不甚赞成烧毁圆明园：“我并不认为这在当时是个好办法。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中国人感觉到，我们才是真正的野蛮人。此外，对同胞无辜的血，我们也不应该向石头寻仇。法国人与其英国盟军的分歧就在这一点上：抢劫，可以；放火，不行！”
英法联军到处烧杀抢掠、野蛮洗劫、焚烧圆明园的结果是园内寺庙建筑大多数被毁于火。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本意是将其夷为平地，但是由于圆明园的面积太大，景点分散，而且水域辽阔，一些偏僻之处和水中景点幸免于难。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查勘，园内尚存有建筑13处，如圆明园的蓬岛瑶台、藏舟坞，绮春园的大宫门、正觉寺等。
1860年10月24、25日，奕终于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新的《北京条约》。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奕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尔喀什池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北京条约》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并将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中国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圆明园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再次被列强放火焚烧和抢劫。圆明园再遭洗劫后就呈现出现在世人所见的、仅存长春园西洋楼的部分石雕残迹。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圆明园残垣断壁。
西林县是广西西部的小县，现属百色。清朝闭关锁国局面被打破后，1842年，有名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深入这一地区传教。马赖此来，是为天主而来，而当地投靠天主的却是地痞流氓和作奸犯科之人。他们希望能天主能保佑他们免除中国政府的惩罚。而马赖不知中国国情，其在西林广收信徒、包庇教众，极大破坏了当地传统的社会结构，引起了上上下下的不满。必须承认，马赖未经清朝政府同意私自传教，是违法的。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马赖不仅私自传教，而且在《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行为。
1856年2月29日，西林县代理知县张鸣凤因县府缉拿犯法徒众与马赖发生冲突，重刑将马赖杀死。这一行为得到了西林上下的支持。但当法国公使查问马赖下落时，张鸣凤却矢口否认，极力隐瞒马赖传教和被杀一事！不知是因为西林过于偏僻，还是广西省府官员失察，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对张的话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作为后来人，我们在指出马赖违法的同时，必须承认西林地方官员行为过激。马赖罪不该死，拘捕后解送法国领事即可。这样犯法徒众不难缉拿。在马赖事件上，中国白白送给了列强侵略的借口。
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该船虽然在英国香港注册，但是被检查时注册有效期已过）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英国就借这件所谓的“亚罗号事件”于当月炮轰广州，挑起战争。法国即借口马赖被杀事件，与英国组成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这两个事件都只是幌子。英法两国真实的侵华原因是它们不满足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希望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博大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中博取更大经济利益。在形式上，他们希望中国严格按照外交规则、外交条约来行事。特别是希望与清朝政府建立稳定、常驻的外交关系。对于咸丰为首的清政府来说，依然盲目自大，坚持传统的朝贡外交制度，只愿意做小修小补。《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规定，中外条约满十二年之数后，西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但清政府一再拖延，拒绝重开谈判。这自然与列强产生了冲突。
当时中国保守僵化的社会环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西交往已开。但是广州官民坚持反对外国人入城。入城斗争在全国各地都有。但广州人开了先河，历时十多年都未解决。英国政府强烈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南京条约》的规定，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在当时的官民看来，让洋人进城可是夷夏大防的大事。思维相对开放的薛福成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小嫌终酿大衅。
英国政府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法国政府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组成英法联军负责对华战争。美、俄两国也表示支持英、法。1857年12月底，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成立傀儡政权。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抵抗、不交涉、不投降，被俘虏到加尔各答，只吃从广州带走的米粮，最后粮尽而死。1858年5月，英法军舰炮轰并攻陷了大沽炮台。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议和，分别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南下。咸丰事后对条约内容后悔了，尤其是不愿意接见外国公使。他下令交涉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但英法方面不容变易既定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1859年，英法公使按照条约规定，在军舰的护送来前来天津外海要求进京换约。
1859年4月10日，当时在僧王幕下、后来成为首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记录：“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对于之后爆发的更严重的战争，郭嵩焘是这么记载的：“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泊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在对他的幕僚说：“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
可见，事后当时的人都把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作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更大规模战争的罪魁祸首。事情概括是：小心眼的咸丰“密旨”僧格林沁，对英法一行进行袭击，而且要求官兵冒充乡勇，逃避责任。而仇外的僧格林沁拿到尚方宝剑后，主动出击。这场大沽战斗中，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400多人。不知外交为何物，举止失措的清朝政府又主动授人口实。战斗结束后，英法两国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联军两万两千人，扩大了侵华战争。
本已弱势的清王朝，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结果酿成了大祸。
咸丰十年七月下旬，英法联军屡败清军，兵临通州。咸丰皇帝急了，再次与英法联军展开外交交涉。英法联军同意交涉。根据朱维铮先生《火烧圆明园之前的事》（2002年第10期《历史教学》）记载，在与英法联军的谈判中，清朝政府又与英法联军在外交礼仪上发生了纠纷（对于通商、税则等西方关心的实质内容，清政府兴趣不大）。钦差大臣、全权代表载恒要英方代表巴夏礼面见皇帝时下跪礼拜，遭到巴夏礼反对。咸丰皇帝觉得自己愿意谈判，接见英国使节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坚持要外国人“跪拜如仪，方可许可”，谈判遂告破裂。僧格林沁的军队遂将巴夏礼和随团采访的《泰晤士报》记者等一行39人缉拿扣押送往京师刑部，关进“天牢”，以作为人质。（这在电影《火烧圆明园》中有生动的体现。）
英法联军要求释放使团，未果。谁知第三天，3名人质死于天牢的消息传到军中。清朝天牢的黑暗就无须多说了。使团的人不明实情，自然没好果子吃了。英法联军于是做出了攻占北京的决定。咸丰慌忙以“狩猎”为名，北奔承德。当时禁在天牢里的人质每日没少挨打，饮食无着，在短短25天里，就有21人在天牢中被折磨致死。交还的尸体有的还被中国人分成了好几块。
英国在华全权公使额尔金在得知人质死去大半的消息后，对外交官和新闻界记者的死极为惊恐。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不顾法国公使葛罗的反建议（拆毁北京城内部分宫殿而保存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圆明园），命令英军进攻、摧毁京外皇家园林——圆明园，以作为对咸丰皇帝的惩罚。在西方人眼中，皇家园林是皇家的私产。对圆明园的焚毁，就是对皇帝的报复。
巴夏礼在10月27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10月13日，北京城的一座城门落入英军之手，因此，整座城市已在英国军人的控制之下。按他的说法，这一态势本来可以结束双方的对峙局面，但问题是发生了惨无人道的虐待俘虏事件，而这一事件必须受到惩罚。
火烧圆明园就这样开始了。
圆明园是海淀区东部的一座大型皇家园林，与附园长春、万春园合称圆明三园。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乾隆九年竣工。附园长春和绮春两园分别建成于乾隆十六年和乾隆三十七年。之后历代清朝皇帝多有修缮，不仅将圆明园作为皇帝休憩游览的地方，也作为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圆明园占地347万平方米，凿湖堆山，种植奇花异树，建有中外名胜四十景，有建筑150余处，长春园还有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风格的建筑群。是一座艺术价值极高的人工山水园，又是一座大型的皇家博物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被誉为“万园之园”。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圆明园。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法军队洗劫二天后，向城内开进。10月11日英军派出1200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再次洗劫圆明园。18日，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圆明园的火眼进一步延伸到京西皇家三山五园。这三山五园是：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五园。
法国作家伯纳·布立塞根据当年参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暴行的英法外交官、军官和士兵的回忆录写就《1860：圆明园大劫难》，向我们描述了火烧圆明园的真相。占领园林的联军军官事先指定了应予捣毁的建筑物（包括圆明园中所有的皇家宫殿、花园，以及今天颐和园万寿山上的宫殿和花园，甚至更远处玉泉山、香山上的佛塔），指挥士兵进行有计划的焚烧、抢劫。
英国工兵上尉查尔斯·戈登参加了对圆明园的纵火与洗劫，“在进行了洗劫之后，我们又回去，将那个地方全部烧毁，像汪达尔人那样，将这无价之宝付之一炬。尽管我不如别人捞到那么多，但我也毫无怨言。”即使是强盗也对圆明园之美深表赞赏，也略有遗憾：“很难想像被我们烧毁的地方有多么雄伟壮观。把它们付之一炬，会让你的心里流血。实际上，宫殿面积之广大，行动时间之紧迫，使我们无法从容地抢劫。无数的金器，都被当成黄铜烧毁了。对一支军队来说，这真是道德败坏之举。所有人都抢疯了。”
领事兼翻译郇和大篇幅描写圆明园大火：“一根又黑又长的巨大烟柱直插蓝天，表明行动已经开始……当我们接近圆明园时，大火发出骇人的劈剥和呼啸声……暗红的火光映照在往来忙碌的士兵脸上，使他们活像一群魔鬼，正在为举世无双的珍宝的毁灭而欢呼雀跃。夜色温柔，而圆明园里，屋顶接二连三地坍塌下来，压倒了燃烧中仍然挺立的墙壁，吐出大团大团的浓烟……大批无所事事的士兵把抢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每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第15旁遮普团就这样得到了一大笔金子，一个军官据为己有的金子竟然相当于九千磅之巨。”
许多法国官员和士兵拒绝参与烧毁圆明园。葛罗是反对烧毁圆明园的。但是他的建议是捣毁紫禁城。法国海军上尉巴吕直言不讳：“野蛮战争的邪恶，必然导致这些与我们自诩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种种行径。”历史学家高第也不甚赞成烧毁圆明园：“我并不认为这在当时是个好办法。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中国人感觉到，我们才是真正的野蛮人。此外，对同胞无辜的血，我们也不应该向石头寻仇。法国人与其英国盟军的分歧就在这一点上：抢劫，可以；放火，不行！”
英法联军到处烧杀抢掠、野蛮洗劫、焚烧圆明园的结果是园内寺庙建筑大多数被毁于火。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本意是将其夷为平地，但是由于圆明园的面积太大，景点分散，而且水域辽阔，一些偏僻之处和水中景点幸免于难。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查勘，园内尚存有建筑13处，如圆明园的蓬岛瑶台、藏舟坞，绮春园的大宫门、正觉寺等。
1860年10月24、25日，奕终于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新的《北京条约》。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奕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尔喀什池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北京条约》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并将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中国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圆明园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再次被列强放火焚烧和抢劫。圆明园再遭洗劫后就呈现出现在世人所见的、仅存长春园西洋楼的部分石雕残迹。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圆明园残垣断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