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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这个女人不简单
1861年咸丰帝在病危时，将身后的大政托付给了肃顺集团。8月22日咸丰帝病逝，遗命载垣、端华、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瀚、焦祐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太子载淳执政，总摄朝政。
肃顺不用说是谁了。端华是他大哥，是世袭郑亲王；载垣爵位是怡亲王，也是皇族；御前大臣景寿是咸丰的妹夫。
但咸丰在临死时，人为制造了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他将自己的两枚印章（“御赏”和“同道堂”）的作用提升。“御赏”章让皇后慈安掌握；“同道堂”章由同治掌握，同治年幼归慈禧掌握。咸丰规定皇帝发布诏谕时，除了玉玺必须盖上这两枚章才能生效。这就使肃顺集团的大权受到了极大牵制。
咸丰帝死后，肃顺八人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总摄朝政。第二天，群臣为太后上尊号，尊咸丰皇后慈安为“皇母皇太后”，新皇生母慈禧为“圣母皇太后”。载淳登基，定第二年改元祺祥。这一切都是程序。热河朝廷仅命奕继续留京办理一切事宜，意在防范政敌前来热河干预新政。
奕自然不会在北京等着被肃顺集团收拾。肃顺集团滞留奕在京，不让奕集团的人员参与新朝。但是奕搬出孝道来：哪有哥哥死了，不让亲弟弟奔丧的啊？半个月后，他不顾阻拦，高喊“岂梓宫前亦不应一哭耶？”跑到热河奔丧来了。奕此举自然不光是哭哥哥，也是哭自己，是哭给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看的。他希望形成后宫与北京留守力量暗中联络，共同对付肃顺集团。
现在的问题是，奕怎么和后宫“接上头”？
肃顺集团对其他两大势力都有所警惕，对后宫防范严格。奕只能要求与太后直接会面，“叙亲情”。当奕在咸丰灵前哭得昏天黑地再提出这个要求后，肃顺擦干泪水说，不行。在场的八人集团之一的杜翰也说：“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可是庸碌的端华却认为：“阻乖于礼。”奕抓住把柄，更加坚持。这时后宫也传出话来，说既然众大臣不让单独见面，那就让众大臣陪着王爷一起来后宫见面吧。叔嫂见面，哪有奴才们监视的啊？这更不成礼法了。八大臣忙说不了，不了，我们就不进去了，还是请亲王进去吧。奕“乃得一人独进见，两宫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双方“奏对良久”。叔嫂三人在后宫密商，确定了回京（咸丰必须要回北京下葬，朝臣要护送）发动政变。
奕出宫后，北京、承德两头就开始了政变筹备。
奕在承德度过了悲痛欲绝的六天，回京了。三天后，道光第七子、日后成为光绪生父的醇郡王奕譞被任命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北京周边军队的实权。（奕譞终生都在扮演这样的政治助手角色。）
任命发布的第二天，在北京的御史董元醇上了奏折，发动了前哨战。
董元醇的奏折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立论，主要内容三点。第一是请两宫皇太后临朝垂帘听政。他大赞两宫，“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肝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臣以为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外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但是清朝向来没有垂帘听政的制度，因此董御史说“我国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此所谓事贵从权也。”第二就是要求遣派一个到两个亲王辅政，董元醇称：“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律各尽筹画，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第三，董元醇要求给幼皇加派师傅一两人，意在建立宫内外稳定的联络渠道。“董三点”从根本上推翻了咸丰帝的临终安排。
这份言辞激烈的奏折引起了9月16日的激烈廷争。参加董元醇奏折讨论的一共十一个人：两宫太后、小皇帝、辅政八大臣。慈禧和慈安坚持要批准董元醇的奏折，肃顺八人坚决不同意。双方都不愿让步，发生争吵。肃顺勃然抗论，极言不可，声震殿堂；载垣也当面咆哮，认为他们“赞襄皇上，不能听从太后之命……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就是说本来让太后看奏折就是多余的事；杜翰声称“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也就是说如果太后同意了，我们也不奉命执行。慈禧太后气得双手发抖，双方激烈争论达两个小时之久。史载：“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尿后衣”。就是说小皇帝吓得直哭，尿了裤子。廷议不欢而散。
肃顺力主清朝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下令军机处拟旨斥驳。慈禧则串通慈安拒绝盖印，将奏折留着不发。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则声称不理朝政，罢工示威。最后两宫太后不得不让步，下旨严厉斥责董元醇。
董元醇本来就是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上奏折的，现在慈禧等于是自己下诏书打自己的嘴巴。16日的廷争坚定了慈禧除掉肃顺集团的决心，并加紧部署政变，尽管表面上依然对八大臣优待有加。10月7日，慈禧谕令端华改任工部尚书、步军统领。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以事务繁忙管不过来为由，恳请改派。步军统领掌管整个北京城的卫戍部队。肃顺集团让出这个职位可能觉得北京的军权实际意义不在。端华坚持担任行在（皇帝暂住地）的统领。慈禧马上免去端华步军统领职务，将他管辖的健锐营调走，削去了肃顺集团的兵权。
当时驻防热河的主力军团还有钦差大臣胜保部和宫内侍卫大臣荣禄部。在宫外的奕积极争取和荣禄两支武装力量的支持。胜保当即表示愿为两宫太后所用，并公开声称将“清君侧”。慈禧闻言大喜，赐了“精忠报国”的锦囊给他。10月17日，胜保率领卫队前往热河拜见太后。（慈禧掌权后，胜保居功自傲，成为被慈禧惩治的第一位功臣。）荣禄的城府要深得多，他不露声色，但主动承担了慈禧太后的警卫工作。阴云密集。
当时就有人断言：“此事不久大变，八人断难免祸，其在回城乎？”
紧接着，两宫太后对付肃顺集团的主要措施是催促咸丰灵驾尽快返京。在北京，奕已争取到朝中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的支持。肃顺集团则计划着回到北京，光明正大地掌握实权，再慢慢对付两大反对势力，也同意回銮北京。10月26日，朝廷宣布咸丰灵驾九月二十三起驾，二十九到北京。
按清代丧仪规制，在皇帝梓宫抵京前，皇帝的妃殡均需跪迎。因此热河的两位太后必须先行到京。所以26日当天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启程回京，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后行。在这里，慈禧又耍了个花招，故意让除肃顺以外的七大臣陪同幼帝先行回京，将肃顺与团伙分开。原本新即位皇帝是要护送先帝灵驾的。太后说新帝太小，离不开母亲，建议只象征性陪护灵驾一天，之后赶上前队回北京，在京恭迎灵驾。肃顺听着有理，同意了这样的安排。
皇帝灵柩既大且重，要用一百二十人肩抬，肃顺一个人护送着灵驾慢慢而行。谁知当时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后发的咸丰帝灵柩比幼帝和慈禧太后晚到京四天。
当时先行到京的慈禧等人已经召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密拟查办肃顺的圣旨了。现在，皇帝、玉玺、“御赏”和“同道堂”两章都掌握在北京。北京又在奕集团的重重保护下，胜负立出。11月2日，太后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罪状，并令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听勘，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处。载垣、端华等七人大呼这是伪诏，但是一切手续齐全，慈禧和奕集团硬是把八大臣给废了。不到24小时，宫中又下诏将肃顺等三人革职拿问。第二天，朝廷任命奕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桂良、沈兆霖、文祥、宝鋆入军机处。新的领导层转换完成。
当时肃顺还在密云途中。奕譞兼管善捕营，连夜前去捉拿。史载“逮者至，门已闭，乃毁外户而入……又毁其寝门……遂械至京，亦系宗人府”。肃顺在睡梦中被抓，押往天牢。
11月7日，朝廷下诏废祺祥年号，以明年为同治元年。8日，再下诏命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景寿、匡源、杜翰、焦祐瀛皆革职，穆荫革职后发往军台。传说肃顺临刑时破口大骂，称那拉氏“废弃遗命，紊乱家法，妄干政事”。肃顺集团的党羽，像之前出现过的吏部尚书陈孚恩，侍郎刘棍、黄宗汉、成琦、德克津泰、富绩等也即行革职或遣戍。
这场称为“辛酉政变”的政变从策划到成功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八位顾命赞襄政务王大臣三死五废，陈孚恩等六员官和五名太监被查办。
慈禧等人成功发动政变的原因很多。肃顺等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决策者。正是他们的愚昧无知、举止失措造成了中国的惨败和圆明园之毁。在咸丰死后，肃顺集团试图大权独揽，这更加增加了人们对他们的不满。两宫太后虽然也是为权力而争，但他们是皇室成员，占据着舆论优势。相当一部分人将肃顺集团视为弄权祸国的奸臣，支持了慈禧集团的政变。帝师贾桢就是个明证。贾桢是山东人，进士出身，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的时候他拒绝随朝廷逃往承德。史载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后，说贾桢每日在天安门正襟危坐，阻拦侵略军进入皇宫，一时被传为文人骨气典范。像他这样的社会名流站在了反对八大臣的一方，无疑助长了其他两个集团的力量。
在技术层面上，慈禧和奕集团牢固掌握皇权，是政变迅速成功的保障。同治虽然才六岁，但却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太后亲王提前聚集北京，掌控了皇帝和玺章。他们背靠皇权的象征，才能从容布置。军队支持（胜保等人）和外国列强的配合是政变成功的另两大原因。列强在国内各政治势力中认定奕是思想开放、可以合作的政治伙伴。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就说：“为了顺从恭亲王的意思，并证明我们是准备帮他把皇帝从那群险恶党徒手里解救出来的，我和我的同僚们曾注意防止外国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时的行列。”列强在政变中采取了支持奕的态度。
宫廷斗争是破釜沉舟的流血。如果肃顺集团把丧事安稳处理了，必然要反过来对付慈禧和奕集团。懦弱的慈安太后在政变中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其实也是自保的表现。
11日，同治帝载淳正式即位。从此，两百多年的政制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太后开始垂帘听政。这一体制后来演变成慈禧专权。慈禧这个女人实际掌握朝政长达47年，影响清朝的历史，影响中国近代的历史，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肃顺不用说是谁了。端华是他大哥，是世袭郑亲王；载垣爵位是怡亲王，也是皇族；御前大臣景寿是咸丰的妹夫。
但咸丰在临死时，人为制造了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他将自己的两枚印章（“御赏”和“同道堂”）的作用提升。“御赏”章让皇后慈安掌握；“同道堂”章由同治掌握，同治年幼归慈禧掌握。咸丰规定皇帝发布诏谕时，除了玉玺必须盖上这两枚章才能生效。这就使肃顺集团的大权受到了极大牵制。
咸丰帝死后，肃顺八人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总摄朝政。第二天，群臣为太后上尊号，尊咸丰皇后慈安为“皇母皇太后”，新皇生母慈禧为“圣母皇太后”。载淳登基，定第二年改元祺祥。这一切都是程序。热河朝廷仅命奕继续留京办理一切事宜，意在防范政敌前来热河干预新政。
奕自然不会在北京等着被肃顺集团收拾。肃顺集团滞留奕在京，不让奕集团的人员参与新朝。但是奕搬出孝道来：哪有哥哥死了，不让亲弟弟奔丧的啊？半个月后，他不顾阻拦，高喊“岂梓宫前亦不应一哭耶？”跑到热河奔丧来了。奕此举自然不光是哭哥哥，也是哭自己，是哭给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看的。他希望形成后宫与北京留守力量暗中联络，共同对付肃顺集团。
现在的问题是，奕怎么和后宫“接上头”？
肃顺集团对其他两大势力都有所警惕，对后宫防范严格。奕只能要求与太后直接会面，“叙亲情”。当奕在咸丰灵前哭得昏天黑地再提出这个要求后，肃顺擦干泪水说，不行。在场的八人集团之一的杜翰也说：“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可是庸碌的端华却认为：“阻乖于礼。”奕抓住把柄，更加坚持。这时后宫也传出话来，说既然众大臣不让单独见面，那就让众大臣陪着王爷一起来后宫见面吧。叔嫂见面，哪有奴才们监视的啊？这更不成礼法了。八大臣忙说不了，不了，我们就不进去了，还是请亲王进去吧。奕“乃得一人独进见，两宫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双方“奏对良久”。叔嫂三人在后宫密商，确定了回京（咸丰必须要回北京下葬，朝臣要护送）发动政变。
奕出宫后，北京、承德两头就开始了政变筹备。
奕在承德度过了悲痛欲绝的六天，回京了。三天后，道光第七子、日后成为光绪生父的醇郡王奕譞被任命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北京周边军队的实权。（奕譞终生都在扮演这样的政治助手角色。）
任命发布的第二天，在北京的御史董元醇上了奏折，发动了前哨战。
董元醇的奏折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立论，主要内容三点。第一是请两宫皇太后临朝垂帘听政。他大赞两宫，“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肝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臣以为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外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但是清朝向来没有垂帘听政的制度，因此董御史说“我国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此所谓事贵从权也。”第二就是要求遣派一个到两个亲王辅政，董元醇称：“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律各尽筹画，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第三，董元醇要求给幼皇加派师傅一两人，意在建立宫内外稳定的联络渠道。“董三点”从根本上推翻了咸丰帝的临终安排。
这份言辞激烈的奏折引起了9月16日的激烈廷争。参加董元醇奏折讨论的一共十一个人：两宫太后、小皇帝、辅政八大臣。慈禧和慈安坚持要批准董元醇的奏折，肃顺八人坚决不同意。双方都不愿让步，发生争吵。肃顺勃然抗论，极言不可，声震殿堂；载垣也当面咆哮，认为他们“赞襄皇上，不能听从太后之命……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就是说本来让太后看奏折就是多余的事；杜翰声称“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也就是说如果太后同意了，我们也不奉命执行。慈禧太后气得双手发抖，双方激烈争论达两个小时之久。史载：“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尿后衣”。就是说小皇帝吓得直哭，尿了裤子。廷议不欢而散。
肃顺力主清朝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下令军机处拟旨斥驳。慈禧则串通慈安拒绝盖印，将奏折留着不发。八大臣，特别是载垣、端华则声称不理朝政，罢工示威。最后两宫太后不得不让步，下旨严厉斥责董元醇。
董元醇本来就是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上奏折的，现在慈禧等于是自己下诏书打自己的嘴巴。16日的廷争坚定了慈禧除掉肃顺集团的决心，并加紧部署政变，尽管表面上依然对八大臣优待有加。10月7日，慈禧谕令端华改任工部尚书、步军统领。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以事务繁忙管不过来为由，恳请改派。步军统领掌管整个北京城的卫戍部队。肃顺集团让出这个职位可能觉得北京的军权实际意义不在。端华坚持担任行在（皇帝暂住地）的统领。慈禧马上免去端华步军统领职务，将他管辖的健锐营调走，削去了肃顺集团的兵权。
当时驻防热河的主力军团还有钦差大臣胜保部和宫内侍卫大臣荣禄部。在宫外的奕积极争取和荣禄两支武装力量的支持。胜保当即表示愿为两宫太后所用，并公开声称将“清君侧”。慈禧闻言大喜，赐了“精忠报国”的锦囊给他。10月17日，胜保率领卫队前往热河拜见太后。（慈禧掌权后，胜保居功自傲，成为被慈禧惩治的第一位功臣。）荣禄的城府要深得多，他不露声色，但主动承担了慈禧太后的警卫工作。阴云密集。
当时就有人断言：“此事不久大变，八人断难免祸，其在回城乎？”
紧接着，两宫太后对付肃顺集团的主要措施是催促咸丰灵驾尽快返京。在北京，奕已争取到朝中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的支持。肃顺集团则计划着回到北京，光明正大地掌握实权，再慢慢对付两大反对势力，也同意回銮北京。10月26日，朝廷宣布咸丰灵驾九月二十三起驾，二十九到北京。
按清代丧仪规制，在皇帝梓宫抵京前，皇帝的妃殡均需跪迎。因此热河的两位太后必须先行到京。所以26日当天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启程回京，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后行。在这里，慈禧又耍了个花招，故意让除肃顺以外的七大臣陪同幼帝先行回京，将肃顺与团伙分开。原本新即位皇帝是要护送先帝灵驾的。太后说新帝太小，离不开母亲，建议只象征性陪护灵驾一天，之后赶上前队回北京，在京恭迎灵驾。肃顺听着有理，同意了这样的安排。
皇帝灵柩既大且重，要用一百二十人肩抬，肃顺一个人护送着灵驾慢慢而行。谁知当时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后发的咸丰帝灵柩比幼帝和慈禧太后晚到京四天。
当时先行到京的慈禧等人已经召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密拟查办肃顺的圣旨了。现在，皇帝、玉玺、“御赏”和“同道堂”两章都掌握在北京。北京又在奕集团的重重保护下，胜负立出。11月2日，太后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罪状，并令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听勘，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处。载垣、端华等七人大呼这是伪诏，但是一切手续齐全，慈禧和奕集团硬是把八大臣给废了。不到24小时，宫中又下诏将肃顺等三人革职拿问。第二天，朝廷任命奕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桂良、沈兆霖、文祥、宝鋆入军机处。新的领导层转换完成。
当时肃顺还在密云途中。奕譞兼管善捕营，连夜前去捉拿。史载“逮者至，门已闭，乃毁外户而入……又毁其寝门……遂械至京，亦系宗人府”。肃顺在睡梦中被抓，押往天牢。
11月7日，朝廷下诏废祺祥年号，以明年为同治元年。8日，再下诏命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景寿、匡源、杜翰、焦祐瀛皆革职，穆荫革职后发往军台。传说肃顺临刑时破口大骂，称那拉氏“废弃遗命，紊乱家法，妄干政事”。肃顺集团的党羽，像之前出现过的吏部尚书陈孚恩，侍郎刘棍、黄宗汉、成琦、德克津泰、富绩等也即行革职或遣戍。
这场称为“辛酉政变”的政变从策划到成功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八位顾命赞襄政务王大臣三死五废，陈孚恩等六员官和五名太监被查办。
慈禧等人成功发动政变的原因很多。肃顺等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决策者。正是他们的愚昧无知、举止失措造成了中国的惨败和圆明园之毁。在咸丰死后，肃顺集团试图大权独揽，这更加增加了人们对他们的不满。两宫太后虽然也是为权力而争，但他们是皇室成员，占据着舆论优势。相当一部分人将肃顺集团视为弄权祸国的奸臣，支持了慈禧集团的政变。帝师贾桢就是个明证。贾桢是山东人，进士出身，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的时候他拒绝随朝廷逃往承德。史载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后，说贾桢每日在天安门正襟危坐，阻拦侵略军进入皇宫，一时被传为文人骨气典范。像他这样的社会名流站在了反对八大臣的一方，无疑助长了其他两个集团的力量。
在技术层面上，慈禧和奕集团牢固掌握皇权，是政变迅速成功的保障。同治虽然才六岁，但却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太后亲王提前聚集北京，掌控了皇帝和玺章。他们背靠皇权的象征，才能从容布置。军队支持（胜保等人）和外国列强的配合是政变成功的另两大原因。列强在国内各政治势力中认定奕是思想开放、可以合作的政治伙伴。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就说：“为了顺从恭亲王的意思，并证明我们是准备帮他把皇帝从那群险恶党徒手里解救出来的，我和我的同僚们曾注意防止外国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时的行列。”列强在政变中采取了支持奕的态度。
宫廷斗争是破釜沉舟的流血。如果肃顺集团把丧事安稳处理了，必然要反过来对付慈禧和奕集团。懦弱的慈安太后在政变中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其实也是自保的表现。
11日，同治帝载淳正式即位。从此，两百多年的政制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太后开始垂帘听政。这一体制后来演变成慈禧专权。慈禧这个女人实际掌握朝政长达47年，影响清朝的历史，影响中国近代的历史，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