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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咸丰之死
在我们故事开始的时候，以吝啬出名的道光皇帝正处于风烛残年。道光皇帝除了吝啬、迂腐、平庸外，总体上还算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他的这一辈子都思考着怎么把祖宗的基业给维持住，怎么让国库的银子不少下去。为了因鸦片走私产生的越来越大的银子缺口，道光皇帝不惜与英国人打了一仗。谁知道，平庸的道光皇帝战和不定，最后竟然输给了蛮夷之邦。国库的银子反而是越来越少，连祖宗传下的香港岛也给割了。道光帝一度实在是有愧于列祖列宗。
但是让他最头疼的问题是给大清王朝挑选关后的第七位皇帝，一位合格的太子。
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挑选接班人的问题迫在眉睫。道光皇帝一共有九个儿子。其中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已先他去世。五阿哥被过继给了醇亲王绵恺，失去了继承资格。七阿哥（奕譞，日后光绪皇帝生父）、八阿哥、九阿哥都还年幼。真正参加继承者竞争的只有16岁的四阿哥奕詝和15岁的六阿哥奕。
奕詝与奕相比，除了年长一岁外，不论是论文才，还是论武功，都远不及后者。从面相看，奕詝小时候骑马摔断过腿，还得过天花，所以脚稍微有点瘸，并有脸上有麻子。而奕帅气威严，有帝王之相。因此，一开始道光帝曾有意立奕为皇太子，《清稗类钞》中一则云：“宣宗倦勤时，以恭亲王奕最为成皇帝所宠，尝预书其名，置殿额内。有内监在阶下窥伺，见末笔甚长，疑所书者奕，故其事稍闻于外。宣示知而恶之，乃百守立宗。”
道光皇帝为什么之后选择了奕詝，自然没有野史说得这么简单。实际上，道光对两个儿子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在这些考察中，奕詝的平庸反而取得了父亲的欢心，战胜了奕。
清朝尚武，皇室每年有围猎的传统。通常这也是检验皇子骑射才干的考试。因此每一年的围猎都被天下看作是各位皇子表演的舞台，被看作是刺探皇位更替的指向针。这一年的围猎，人们都将目光对准了奕詝与奕。
奕正常发挥了他的武功，骑射功夫出众。他率领部众打到了许多猎物。奕詝则力弱多病，干脆呆呆地站在一旁，一箭不发。围猎结束后，奕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去见父皇。道光看后非常高兴。道光见奕詝及其部众毫无所获，大惑不解。奕詝平静地说：“父皇曾经多次教导孩儿，要有仁爱之心。春天正是万物孕育的时候。现在正是春天，如果我把它射死了，那么就连它腹中尚未出生的幼兽也射死了。我实在不忍心这么做，所以一箭未发。”道光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也有欣慰，当中称赞奕詝心胸开阔，有仁慈之心。
奕詝此举并非他的实情。在围猎之前，奕詝认为毫无超越奕的可能，非常焦急，就去请教自己的老师。他的老师杜受田告诉他要“以愚示仁”，不以武功取胜。结果虽然他两手空空，却和六弟打了个平手。
道光皇帝还是难以在两个儿子中取舍，于是以国家大事相置询。道光先传旨召六阿哥奕问策，询问他对当前国事政务的看法。道光先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也是一日不如一日。可能不久于人世了。现在我想听一下，你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看法。”奕就充分发挥自己的口才，滔滔不绝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国方略。道光听着也频频点头。奕对时弊看得很深，对各领域政务都有比较明确的设想。作父亲的道光自然很高兴。
道光又召见了奕詝，把刚才的那番话又说了一遍，再向奕詝询问治国良策。奕詝却一言不发，长跪在地，痛哭不已。道光很奇怪，一再催促他快点回答。于是，奕詝流着眼泪回答：“儿臣希望父皇健康长寿，永远也不要离开我们。我要永远留在父皇身边，好好侍奉父皇。”道光闻言，长叹不语。之后转问了几个琐碎问题。这回，奕詝答了，并无大的方略，只是延续了父亲道光的既定策略而已。据说，这又是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教导的，以愚示情。
最终，道光在奕詝与奕之间选择了四阿哥奕詝。奕詝与奕两人的表现，将各自的能力、眼光表现地一览无余。道光为什么选择前者，而不选择能力出众的奕呢？因为道光从奕詝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奕詝虽然长相丑点，学识和武功差，但仁爱孝顺。更重要的是，他忠厚老实，守规矩，恶变革。这既符合倡导儒家的仁爱和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又让同样墨守成规的道光产生了共鸣。于是，他决定弃奕，而立奕詝。如果道光是一位锐意改革，奋发图强的帝王，他就会选择奕。
公元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奕詝正式登基，改年号为“咸丰”。“咸”是普遍的意思，“丰”是富足的意思，“咸丰”就是“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
咸丰登基之初，与许多年轻帝王一样，也有过锐意图强的创举。但是一来国家积弊日深，二来咸丰能力有限，依然是新瓶装旧酒。结果是朝政毫无改善，反而是打击了咸丰自己的积极性。咸丰也真是苦命，刚即位，太平天国运动就爆发了。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完善的农民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几乎断送了清王朝的统治。咸丰开始以传统镇压农民起义的方式一再围剿的同时，又要防止汉族官僚掌握实权。结果导致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清朝弊政的总体现，成为封建社会保守僵化、积贫积弱局面的总爆发。太平天国越剿越多，直至建立了与清朝相抗争的政权。
咸丰先是派赛尚阿前往湖南防堵，无效。咸丰三年，向荣、琦善分别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围困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再命曾国藩等人广办团练武装抵抗太平军，派僧格林沁阻击太平军北伐。六年，江北、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他又命德兴阿、和春重建。由于清王朝内部矛盾重重，满族亲贵不信任曾国藩等汉族地方武装，不肯委以重任。而八旗子弟又腐化堕落。因此，咸丰日夜操劳，左右支招，清军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却屡遭失败。
茅海建老师的《苦命天子》一书是研究咸丰的通俗而深刻的专著。他认为咸丰年代“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在于乾隆末年起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腐败”。腐败已经使得“绝大多数的官员已经不能在政治目标上与朝廷中枢保持一致”（第85页）。官场腐败，行政敷衍塞责。咸丰勤政指挥，甚至倾尽家底，但屡战屡败，局势每况愈下，最后不可收拾。咸丰困惑不解，他以传统的方法来惩罚自己，两次下《罪己诏》也丝毫不起作用。慢慢地，“勤政的咸丰帝，此时愁肠百转，渐渐地倦怠于政务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又于咸丰六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与老爸一样，咸丰在外国武装的威吓下，愚昧无知、战和不定。结果一次次错失良机，方寸大乱。被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后，咸丰赔款、修改税则、开放通商口岸都可答应，就是死扛“外国使节常驻北京”一条，拒不见外国公使，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气象。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咸丰帝匆忙逃往热河，命令受封恭亲王的奕留驻北京，以清政府全权代表身分与英法议和。这一去，咸丰再也没有回到北京。
平心论咸丰一朝，咸丰并非昏君，也想奋发图强；清朝也拥有曾李胡左等干臣。如果在和平时期，咸丰也算是个成功的守成之君。遗憾的是，咸丰及其大臣身处的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强敌”。输就输在观念，输在思想。
在18世纪的时候，欧洲掀起了“中国热潮”。当时的欧洲对中国认识不多。中国俨然是繁荣、祥和、发达的国度。中国的制度是完美的，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看来足以成为欧洲改革发展的方向。中国的一切，都散发了耀眼的光芒。但是经过鸦片战争，到了咸丰朝的时候，当时的欧洲和美国又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的热潮。西方知识界和舆论总体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善意还在，尊敬不再。
西方人眼中的中华帝国开始变得愚昧落后。因为中国专制保守，缺乏社会保障、没有近代医疗、交通设施贫乏，甚至千百年来固执地使用着原始的农业工具。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人力，但就像一位穿着破旧丝绸衣服的老太，守着宝藏向西方国家要饭吃。虽然不能说这是全部西方人的观点，但它确实是时潮的，趋向性的。一百一十年前的美国人把中国人看作“不受欢迎的移民”，审视者既往的敬羡和热情没有了，代之的是诧异不解、冷淡蔑视、讥讽贬抑，至好也不过是冷酷的漠视。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对中国的忽视。近代西方不乏清醒、全面、深入观察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家和思想家。这是在对中国认识增加、思考加深的基础上，西方得出的结果。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人的思考是超前的、正确的。
中国人在政治认识领域缺乏这样的心态和人物。英文“president”一词进入中国后，晚清国人将其意译为“总统”，取总统职权“总而统之”的特点而定。从总统一词的译法，对比清朝存在的“都统”、“统领”、“总管”等官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人试图将这一现代政治名词划入中国政治习惯的努力。曾任福建巡抚的晚清思想家徐继畲惊讶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做法。他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之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哉。”（徐继畲，《瀛环志略》）徐继畲的认识一来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史家思想，二来并不深入。他看到了华盛顿主动放弃权力，首创共和的功绩，但缺乏深入比较认识的能力。稍晚的思想家张之洞曾任湖广总督。针对清末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他认为：“其国（指美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徇，深以为恶。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张之洞，《劝学·正权考证》）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坚持者，张之洞深刻认识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但仅仅指出西方制度的缺陷就足够了吗？权位如徐张者、睿智如徐张者，认识尚如此，更何况那些整日为生计奔波衣衫褴褛又目不识丁的百姓们。
鸦片战争时，偌大一个北京城，竟然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
咸丰朝，中西实力对比的天平倒向了西方，中西互识的天平也在向西方倾斜。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缺乏不是途径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咸丰和几乎所有的晚清国人沉浸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不愿意转换心态，客观地认识世界，承认现实与心理的巨大落差才是天平倾斜的根本原因。
茅海建老师在《苦命天子》一书中这么评价咸丰：“他直身躺在时代的分界线上，手和脚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指挥手脚的头脑却留在旧时代。”（第342——343页）咸丰在位十一年，“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席卷半个中国、持续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1856年至1860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天地会、捻军等起义造反，内忧外患，遍地硝烟，使得咸丰如坐针毡，忙得不可开交。当李开芳的北伐军逼近北京的时候，京津一带的官僚富豪几乎逃避一空。不知道在紫禁城一日数惊的咸丰帝作何感想？当强大得多的英法联军进逼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已经完全缺乏胆量和气度坚守北京了。中外军队略一接触，咸丰帝即以“狩猎”为名，狼狈逃奔热河，至死也未敢再回京城。
相反，当时只是贵妃的慈禧太后倒坚持咸丰留守京城。遗憾的是，慈禧太后的话被肃顺等人“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给顶了回去。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二十三日，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重，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口授遗诏，立唯一的儿子、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同时任命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要求他们“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在八大臣中，载垣、端华、肃顺为关键人物，而载垣、端华两位王爷庸馈无能，毫无主见，为肃顺所驱使，形成了以肃顺为主的政治集团。肃顺集团的权势，此时达到鼎盛。第二天，咸丰帝死在了承德，年仅31岁。
咸丰希望能够有所作为，让天下平和，但是在他死的时候，他留给天下的是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咸丰憧憬过，也努力过，可惜他用过的千方百计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内容，换来的只能是失败。作为百姓或者普通官吏，咸丰不失为一位可交往的朋友；但作为国家领袖、全民的“天子”，咸丰的缺陷就是国家的缺陷，在东西较量的关键时刻使国家堕入了悲剧的深渊。
阎崇年先生评价咸丰皇帝的一生有三错：错登皇位，错失京城，错立后事。皇位是他千辛万苦算计来的，遗憾的是并没有成为实现自己价值的舞台；京城是他主动放弃的，从此一去不复回，也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临终时设立了顾命大臣，本想辅佐年幼的独子，却加剧了身后的党争。
在咸丰死的那一刻开始，政治阴谋就开始在庙堂之上酝酿，生成。
但是让他最头疼的问题是给大清王朝挑选关后的第七位皇帝，一位合格的太子。
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挑选接班人的问题迫在眉睫。道光皇帝一共有九个儿子。其中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已先他去世。五阿哥被过继给了醇亲王绵恺，失去了继承资格。七阿哥（奕譞，日后光绪皇帝生父）、八阿哥、九阿哥都还年幼。真正参加继承者竞争的只有16岁的四阿哥奕詝和15岁的六阿哥奕。
奕詝与奕相比，除了年长一岁外，不论是论文才，还是论武功，都远不及后者。从面相看，奕詝小时候骑马摔断过腿，还得过天花，所以脚稍微有点瘸，并有脸上有麻子。而奕帅气威严，有帝王之相。因此，一开始道光帝曾有意立奕为皇太子，《清稗类钞》中一则云：“宣宗倦勤时，以恭亲王奕最为成皇帝所宠，尝预书其名，置殿额内。有内监在阶下窥伺，见末笔甚长，疑所书者奕，故其事稍闻于外。宣示知而恶之，乃百守立宗。”
道光皇帝为什么之后选择了奕詝，自然没有野史说得这么简单。实际上，道光对两个儿子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在这些考察中，奕詝的平庸反而取得了父亲的欢心，战胜了奕。
清朝尚武，皇室每年有围猎的传统。通常这也是检验皇子骑射才干的考试。因此每一年的围猎都被天下看作是各位皇子表演的舞台，被看作是刺探皇位更替的指向针。这一年的围猎，人们都将目光对准了奕詝与奕。
奕正常发挥了他的武功，骑射功夫出众。他率领部众打到了许多猎物。奕詝则力弱多病，干脆呆呆地站在一旁，一箭不发。围猎结束后，奕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去见父皇。道光看后非常高兴。道光见奕詝及其部众毫无所获，大惑不解。奕詝平静地说：“父皇曾经多次教导孩儿，要有仁爱之心。春天正是万物孕育的时候。现在正是春天，如果我把它射死了，那么就连它腹中尚未出生的幼兽也射死了。我实在不忍心这么做，所以一箭未发。”道光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也有欣慰，当中称赞奕詝心胸开阔，有仁慈之心。
奕詝此举并非他的实情。在围猎之前，奕詝认为毫无超越奕的可能，非常焦急，就去请教自己的老师。他的老师杜受田告诉他要“以愚示仁”，不以武功取胜。结果虽然他两手空空，却和六弟打了个平手。
道光皇帝还是难以在两个儿子中取舍，于是以国家大事相置询。道光先传旨召六阿哥奕问策，询问他对当前国事政务的看法。道光先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也是一日不如一日。可能不久于人世了。现在我想听一下，你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看法。”奕就充分发挥自己的口才，滔滔不绝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国方略。道光听着也频频点头。奕对时弊看得很深，对各领域政务都有比较明确的设想。作父亲的道光自然很高兴。
道光又召见了奕詝，把刚才的那番话又说了一遍，再向奕詝询问治国良策。奕詝却一言不发，长跪在地，痛哭不已。道光很奇怪，一再催促他快点回答。于是，奕詝流着眼泪回答：“儿臣希望父皇健康长寿，永远也不要离开我们。我要永远留在父皇身边，好好侍奉父皇。”道光闻言，长叹不语。之后转问了几个琐碎问题。这回，奕詝答了，并无大的方略，只是延续了父亲道光的既定策略而已。据说，这又是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教导的，以愚示情。
最终，道光在奕詝与奕之间选择了四阿哥奕詝。奕詝与奕两人的表现，将各自的能力、眼光表现地一览无余。道光为什么选择前者，而不选择能力出众的奕呢？因为道光从奕詝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奕詝虽然长相丑点，学识和武功差，但仁爱孝顺。更重要的是，他忠厚老实，守规矩，恶变革。这既符合倡导儒家的仁爱和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又让同样墨守成规的道光产生了共鸣。于是，他决定弃奕，而立奕詝。如果道光是一位锐意改革，奋发图强的帝王，他就会选择奕。
公元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奕詝正式登基，改年号为“咸丰”。“咸”是普遍的意思，“丰”是富足的意思，“咸丰”就是“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
咸丰登基之初，与许多年轻帝王一样，也有过锐意图强的创举。但是一来国家积弊日深，二来咸丰能力有限，依然是新瓶装旧酒。结果是朝政毫无改善，反而是打击了咸丰自己的积极性。咸丰也真是苦命，刚即位，太平天国运动就爆发了。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完善的农民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几乎断送了清王朝的统治。咸丰开始以传统镇压农民起义的方式一再围剿的同时，又要防止汉族官僚掌握实权。结果导致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清朝弊政的总体现，成为封建社会保守僵化、积贫积弱局面的总爆发。太平天国越剿越多，直至建立了与清朝相抗争的政权。
咸丰先是派赛尚阿前往湖南防堵，无效。咸丰三年，向荣、琦善分别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围困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再命曾国藩等人广办团练武装抵抗太平军，派僧格林沁阻击太平军北伐。六年，江北、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他又命德兴阿、和春重建。由于清王朝内部矛盾重重，满族亲贵不信任曾国藩等汉族地方武装，不肯委以重任。而八旗子弟又腐化堕落。因此，咸丰日夜操劳，左右支招，清军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却屡遭失败。
茅海建老师的《苦命天子》一书是研究咸丰的通俗而深刻的专著。他认为咸丰年代“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在于乾隆末年起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腐败”。腐败已经使得“绝大多数的官员已经不能在政治目标上与朝廷中枢保持一致”（第85页）。官场腐败，行政敷衍塞责。咸丰勤政指挥，甚至倾尽家底，但屡战屡败，局势每况愈下，最后不可收拾。咸丰困惑不解，他以传统的方法来惩罚自己，两次下《罪己诏》也丝毫不起作用。慢慢地，“勤政的咸丰帝，此时愁肠百转，渐渐地倦怠于政务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又于咸丰六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与老爸一样，咸丰在外国武装的威吓下，愚昧无知、战和不定。结果一次次错失良机，方寸大乱。被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后，咸丰赔款、修改税则、开放通商口岸都可答应，就是死扛“外国使节常驻北京”一条，拒不见外国公使，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气象。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咸丰帝匆忙逃往热河，命令受封恭亲王的奕留驻北京，以清政府全权代表身分与英法议和。这一去，咸丰再也没有回到北京。
平心论咸丰一朝，咸丰并非昏君，也想奋发图强；清朝也拥有曾李胡左等干臣。如果在和平时期，咸丰也算是个成功的守成之君。遗憾的是，咸丰及其大臣身处的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强敌”。输就输在观念，输在思想。
在18世纪的时候，欧洲掀起了“中国热潮”。当时的欧洲对中国认识不多。中国俨然是繁荣、祥和、发达的国度。中国的制度是完美的，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看来足以成为欧洲改革发展的方向。中国的一切，都散发了耀眼的光芒。但是经过鸦片战争，到了咸丰朝的时候，当时的欧洲和美国又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的热潮。西方知识界和舆论总体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善意还在，尊敬不再。
西方人眼中的中华帝国开始变得愚昧落后。因为中国专制保守，缺乏社会保障、没有近代医疗、交通设施贫乏，甚至千百年来固执地使用着原始的农业工具。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人力，但就像一位穿着破旧丝绸衣服的老太，守着宝藏向西方国家要饭吃。虽然不能说这是全部西方人的观点，但它确实是时潮的，趋向性的。一百一十年前的美国人把中国人看作“不受欢迎的移民”，审视者既往的敬羡和热情没有了，代之的是诧异不解、冷淡蔑视、讥讽贬抑，至好也不过是冷酷的漠视。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对中国的忽视。近代西方不乏清醒、全面、深入观察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家和思想家。这是在对中国认识增加、思考加深的基础上，西方得出的结果。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人的思考是超前的、正确的。
中国人在政治认识领域缺乏这样的心态和人物。英文“president”一词进入中国后，晚清国人将其意译为“总统”，取总统职权“总而统之”的特点而定。从总统一词的译法，对比清朝存在的“都统”、“统领”、“总管”等官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人试图将这一现代政治名词划入中国政治习惯的努力。曾任福建巡抚的晚清思想家徐继畲惊讶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做法。他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之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哉。”（徐继畲，《瀛环志略》）徐继畲的认识一来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史家思想，二来并不深入。他看到了华盛顿主动放弃权力，首创共和的功绩，但缺乏深入比较认识的能力。稍晚的思想家张之洞曾任湖广总督。针对清末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他认为：“其国（指美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徇，深以为恶。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张之洞，《劝学·正权考证》）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坚持者，张之洞深刻认识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但仅仅指出西方制度的缺陷就足够了吗？权位如徐张者、睿智如徐张者，认识尚如此，更何况那些整日为生计奔波衣衫褴褛又目不识丁的百姓们。
鸦片战争时，偌大一个北京城，竟然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
咸丰朝，中西实力对比的天平倒向了西方，中西互识的天平也在向西方倾斜。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缺乏不是途径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咸丰和几乎所有的晚清国人沉浸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不愿意转换心态，客观地认识世界，承认现实与心理的巨大落差才是天平倾斜的根本原因。
茅海建老师在《苦命天子》一书中这么评价咸丰：“他直身躺在时代的分界线上，手和脚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指挥手脚的头脑却留在旧时代。”（第342——343页）咸丰在位十一年，“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席卷半个中国、持续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1856年至1860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天地会、捻军等起义造反，内忧外患，遍地硝烟，使得咸丰如坐针毡，忙得不可开交。当李开芳的北伐军逼近北京的时候，京津一带的官僚富豪几乎逃避一空。不知道在紫禁城一日数惊的咸丰帝作何感想？当强大得多的英法联军进逼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已经完全缺乏胆量和气度坚守北京了。中外军队略一接触，咸丰帝即以“狩猎”为名，狼狈逃奔热河，至死也未敢再回京城。
相反，当时只是贵妃的慈禧太后倒坚持咸丰留守京城。遗憾的是，慈禧太后的话被肃顺等人“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给顶了回去。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二十三日，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重，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口授遗诏，立唯一的儿子、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同时任命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要求他们“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在八大臣中，载垣、端华、肃顺为关键人物，而载垣、端华两位王爷庸馈无能，毫无主见，为肃顺所驱使，形成了以肃顺为主的政治集团。肃顺集团的权势，此时达到鼎盛。第二天，咸丰帝死在了承德，年仅31岁。
咸丰希望能够有所作为，让天下平和，但是在他死的时候，他留给天下的是一个纷纷扰扰的局势。英法联军正占领北京、太平天国在南方统治已近十年、官场浑浑噩噩黑幕重重。咸丰憧憬过，也努力过，可惜他用过的千方百计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内容，换来的只能是失败。作为百姓或者普通官吏，咸丰不失为一位可交往的朋友；但作为国家领袖、全民的“天子”，咸丰的缺陷就是国家的缺陷，在东西较量的关键时刻使国家堕入了悲剧的深渊。
阎崇年先生评价咸丰皇帝的一生有三错：错登皇位，错失京城，错立后事。皇位是他千辛万苦算计来的，遗憾的是并没有成为实现自己价值的舞台；京城是他主动放弃的，从此一去不复回，也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临终时设立了顾命大臣，本想辅佐年幼的独子，却加剧了身后的党争。
在咸丰死的那一刻开始，政治阴谋就开始在庙堂之上酝酿，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