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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川康大倒戈
●蒋介石抑制刘文辉、邓锡候，刘文辉打“太极拳”。刘、邓、潘逃出成都，准备举义旗。蒋介石、蒋经国也逃出成都，父子俩合唱“三民主义”。蒋经国说：“这一次比‘西安事变’还险。”
蒋经国是逼近10日零时向蒋介石报告卢汉“变节”的消息的，憔悴的蒋介石深深地陷在沙发里，一双空洞无物的眼睛瞪着蒋经国怔了好久，之后，紧紧地闭上了……
这一刻莫非万念俱灰？
足有十来分钟吧，蒋介石睁开眼，嘶哑地问蒋经国：“刘自乾（刘文辉字自乾）他们有消息么？”
蒋经国都不忍心再往下说了，那“变节”二字便吞了回去。
蒋介石又何尝不明白？遂苦苦地笑了一下。
又沉默了许多，蒋经国终提出了那心中巨大的恐惧和忧虑：“我们现在是坐在一个大火药桶上了，比西安事变更甚。”
或许是受“西安事变”这一敏感字眼的刺激，蒋介石的脸肌弹跳一下，目光侧过来落在有些惶恐的蒋经国身上，无可奈何地叹道：“我们走吧。”
是该走了，赖以倚靠的两块地盘就似乎在瞬息间改了颜色，大陆哪里还有立身之地？
又似乎要为他在大陆最后的挽歌营造些氛围，10日天阴沉沉，天空阴云密布，清清冷冷挟带着袭人的寒气的风扫过，令人不寒而慄。
中午时分，蒋介石拉蒋经国闭紧密室，父子俩相对而坐，合唱“三民主义”，又唱“中华民国国歌”。父子俩是动了感情的，声凄凄，歌沉沉，四只泪眼相对。唱完，也就顾不得抹泪了，驱车直去城郊凤凰山军用机场。
下午2时整，载着二蒋的中美号飞机起飞了，成都渐显模糊，大陆渐显模糊……
从此，对蒋介石和蒋经国来说，大陆只是永远的故国山河了！
蒋介石是11月30日仓惶从重庆退至成都的。他离开重庆山洞林园的官邸时，解放军离重庆市区仅五六公里了，炮声清晰可闻，似乎就顶着他的P股打一样。
到达成都的当天，蒋介石便在北校场中央军校里“点将”：张群、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向传义、王陵基、王缵绪等要员都到了，这时节，蒋介石脸上的戚容是经过“修饰”了的，勉强地打起那种似笑非笑的微微笑意说：
“为了保存实力和共匪决战，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川东地区的战略转移……”
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脸不自觉地红了一下，到底是有些羞于牛皮，连忙转了话头：“下一步，战略的重心无疑在川西，能否打好这一役，关系到党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光复失地的大计。目前，我们在西南还拥有近百万部队，有四五个装备完整，战斗力强的主力兵团，与疲惫不堪的共匪决战，胜算在握。当然，这还得倚重于在座的诸位，尤其是川、康方面的朋友们的合作。今天，我就是想来听听大家的高见的。”
说罢，蒋介石把目光扫了众人一圈。
会场很是沉默了一阵子。蒋介石的目光便又扫了众一圈，锋芒之下，有人陆续发言了，却都是难于统一的意见。熊克武主张在川、滇边境作战，因为以山地作倚靠易守难攻，好打防守战；向传义认为以保存兵力为上策，宁可不战，退守川康边境或更远地方，等待时机反攻；王陵基则提出另一个思路，他以为平原好展开兵力，不如就在川西平原决战……
计多人都过了一圈，蒋介石冲着一直坐在左侧认真倾听状的刘文辉问：“自乾兄，你有何想法？”
刘文辉正了正身子，道：“刚才各位同仁谈的意见都很好，各有千秋，但我以为军不可一日无帅，需委员长总揽全局，克我们一己之偏，汇众人之长。具体来说，我们都是委员长策略的具体执行者。”
刘文辉这马屁拍到恰到好处，蒋介石连连点头：“好，好，有自乾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众人这才发觉自己都险险犯了些错误，蒋介石是不大喜欢部下锋芒过露的，又觉得刘文辉真是老奸巨滑，避重就轻地讨好！
会后，蒋经国不解地问蒋介石：“你真相信刘自乾会坐在一条船上划船？”
蒋介石轻轻叹了一声，是觉得他的幼稚了：“国难当头，用人之际，是不能过于苛求的，只能根据需要而取舍了。”
蒋经国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事实上，蒋介石对刘文辉从来是没有放过心的，历史上的旧账不说，来自各方面的情况都说他有所图谋，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正值“用人之际”，是不得不有所顾忌，然防范之心却是时时显见的。
就在这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到刘文辉寓所里拜访刘文辉，却是摆了一番声势，从蒋介石住的北校场军校一直到刘文辉住的玉沙街，全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大抵连苍蝇都难于插缝。拜访是礼节性的，却留了后着。蒋介石刚一走，张群就接踵进了门，提出了蒋介石迫切关注的四个问题：
一、大敌当前，蒋介石是否该复任总统职？
二、如果撤换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该谁继任好？
三、川西大会战到底该如何部署才好？
四、地方部队和中央部队如何配合？具体说，胡宗南部和他刘文辉部在“川西大会战”中如何协同？
刘文辉的心中当然是雪亮的，知道张群是意在摸底，但他也是打“太极拳”的高手，便想把问题推回去，故慢吞吞地说：
“蒋先生复职也好，王陵基去留也好，都不是大问题。依我看，当前最紧要的是军事问题，仗打不赢，一切皆空。当然，胡宗南的是‘王牌’军，腰杆粗，靠山硬，川西得倚重他了。”
说到这里，刘文辉略微停了停，又借题发挥：“我们这些杂牌军呢，大抵着当当烧火棍。这就是蒋先生的偏颇了，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军除内乱。事至如今，我实在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知道，我的24军散处在康、宁、雅三属地带，纵横数千里，翻山越岭，徒步行军，非有一、两个月集中不起来。怕的是远水难救近火。”
这一番话似怨似无奈，还有对蒋介石的牢骚，张群自然是不乐意听的。果然，张群的眉皱了，嘴角间溢出一种冷冷的色调。刘文辉知道他肯定会要把这些话汇报给蒋介石听，就稍稍转了一下舵，说：“我们今天到这个光景，也是上梁山了，我只要有一兵一卒，也要和共产党拚到底的。”
张群回去自是一五一十向蒋介石说了，蒋介石立即想了两条制约的计策：一是要刘文辉、邓锡侯和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说白了就是从军事指挥上控制；二是要刘文辉、邓锡侯的家属和熊克武他们先去台湾，从亲情上控制，断其后路。
这两点的确是要命的，听了后，刘文辉连忙约邓锡侯赶夜商量，但一时也想不出对付的高招，只有态度坚决地推和拖了。家属问题，台湾是万万去不得的，便只好说家属坚决不同意独自走；至于和胡宗南合署办公一事，则口头答应他，但不行动就是啦，拖一天算一天，拖到不能再拖为止。
这态度当然不会使蒋介石和张群满意。果然，当省府秘书刘汉祥代他们把意见转告张群时，张群怒冲冲的：
“他们的太太不能去，他们的儿女也不能去吗？”
到晚上，蒋介石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关吉玉找到刘文辉家，想先发制人，他说：“刘主席，听说你要送家眷到台湾去，我担心你手头上欠外汇，便给你准备了一点，随时可以取用。”
刘文辉赶忙把“皮球”给他踢回去：“是么，那太谢谢你了。不过，我们还没有作准备，收收捡捡，总得三五天，待收拾好了再去找你的麻烦喽。”
蒋介石这下可惹火了，速令张群收拾他。张群立马打电话给刘汉祥，语气中似乎还挟带着蒋介石的那种狂怒：
“你叫刘文辉立即过来见我，在励志社！”
刘文辉一听不妙，怕是要闹翻了，遂连忙拉了刘汉祥一同过去。果然，张群是少有的凶态，见面便是一煞威棍：
“刘自乾！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刘文辉心里有些虚，但嘴上却丝毫不敢露怯：“我想干什么？什么也不想干！”
“不想干什么？那为什么我们的话三番五次的不听？是不是想和共产党讲和？！”
刘文辉眼一瞪：“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他妈早打定主意和共产党拚了，拚不赢就到西康去当喇嘛，但最近共产党从玉树方向杀过来了，连喇嘛当不成了！现在老子只有和共产党拚一条路啦！”
张群刚要对他吼什么，这时电话铃响了，张群忙去接，一拿到话筒脚就不自主地打了立正，语气也变得恭恭敬敬的了。
刘文辉估计是蒋介石打来的，有些紧张，心想弄不好自己要被扣了。正忐忑间，张群打完了电话，仍旧是气势汹汹地瞪着他。
刘文辉调整了一下情绪，尽量以一种镇静的口吻问：“这两天东路情况怎么样？”
张群把手一划拉：“你别给我东路西路的，你问问你自己该怎么办吧！”
刘文辉也生气了：“你怎么这么说话！”
刘汉祥见他们又要顶牛，忙充和事佬：“好啦，好啦，争不解决问题。我看这样吧，先约胡宗南、顾墨之（顾祝同字墨之）和刘主席与邓锡侯商定个具体的作战计划，再请蒋先生下个命令，问题不就解决了，要争什么呢？”
张群冷哼一声，拿了电话就找胡宗南，大抵就想拉胡宗南过来合署办公，以此软禁刘文辉，幸好胡宗南去绵阳未回，张群便没了借口，说道：
“好吧，你们先回去，我和胡宗南约好了再通知你开会。”
刘文辉是觉得一身冷汗了，心里一声惊叹：好险！出得门来，他便径直朝邓锡侯家走去，邓锡侯也告诉他一个不妙的信号，就在前不到一个小时，蒋介石派人给他们连得很紧的潘文华送去了一张飞机票，叫他翌日飞海南岛。这自然是想从内部分化他们。
刘文辉和邓锡侯在征得潘文华同意后确定，让潘文华立即离开成都，去灌县邓锡侯部，脱开蒋介石的控制。
不过这不算完。12月5日晚上，刘文辉和邓锡侯为摸清张群他们的意图，在刘文辉公寓里搞了一个规模不算小的宴会，请了张群、顾祝同、胡宗南、肖毅肃、王陵基、王缵绪一干人，结果，又是一番激烈的唇枪舌剑之战。
火是肖毅肃点起来的：“邓晋公（邓锡侯字晋康），据报你已命令部队西进是不是？刘自公，我也听说你的部队已破坏了邛崃大桥，不许胡宗南将军部通过，是不是？”
刘文辉和邓锡侯是诧异于他们的“狗鼻子”之灵敏了，他俩确实有这样的部署，但那只是一个尚未实施的方案，故而，他俩可以大大放心回击了：
“肖长官，此传闻从何而起？这个问题可不是随便可以开玩笑的，我们请在座的诸位去实地调查一下，如果属实，我们愿具甘结，如果不属实呢？”
肖毅肃见他俩口气强硬，心里毕竟有些虚，脸上则是尴尬，少许，肖毅肃又从包里掏出一张敌我态势图，作所谓“川西决战”的讲解，自是匆忙应对之作，不成体统。可是，他讲完后，却煞有介事地问刘文辉：
“刘自公，你以为呢？”
刘文辉叹口气，正好借题发挥：“好是好啊，可惜，我和晋康的部队都给整得差不多了，所剩无几，要是尚余当年十之七八，就足可以与共产党一决雌雄，现在只有望花空叹月了。”
胡宗南这时插出来装大方：“刘先生，怎么能这么灰心呢？我的40万军队交给你指挥好了。”
刘文辉立即刺了他一句：“别玩过家家的小儿游戏了，你的部队我指挥得动么？同样的道理，我的部队你也指挥不动！”
胡宗南的大嘴巴歪了歪，似乎不服气。顾祝同岔开了，问刘文辉：“自乾，说句内心话，你到底准备怎么办？”
刘文辉知道这才是他们真正关注的谜底，遂作出愤慨之状，说：“我还能怎么办？反了吗？共产党才不会放过我呢！大军阀、大官僚、大资本家、大地主，样样占全了，还不扒了我的皮！”
张群就是要他这样想，忙打哈哈：“好了，好了，大家拴在一根绳子上啦。来，端杯，端杯，莫负了自乾兄的满桌佳肴。”
这一晚的风波便这样过去了。
翌日，张群再上刘文辉这儿来了，自然还是一个不放心，不过调子低了许多：
“自乾兄，明早我得飞昆明一趟，最多两天回来吧。现在，这个局面我不说你也知道，难呀。你我共事多年，希望你和晋康贯彻始终，共撑危局。万一不成，要走，我们再一起走。”
刘文辉点点头，说：“这个你放心。不过，胡宗南和王陵基和我们有隙，你走后，他们不会开我们的玩笑吧（意即下毒手）？”
张群连忙摆手：“怎么会呢？决不会的！你用不着担心。”
刘文辉不可能不担心，张群一走，不妙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先是传胡宗南的盛文部要接管成都的城防，接着获得了证实，胡宗南已正式任命第3军军长盛文为成都卫戌区总司令，于12月7日6时接防。再接着，邓锡侯又从他处获得蒋介石要紧急召见他们的消息，他们便想：会不会是蒋介石借此下手呢？
成都是不能再呆了，刘文辉便赶紧找邓锡侯商议出走问题。正商议间，蒋介石的坐探王缵绪跟踪而来，蒋介石的电话也追踪而至，他们知道，再不走就真正完蛋了！
打发开王缵绪，邓锡侯赶紧驱车回到家里，带了猎枪，叫上副官，之后坐上吉普车朝北城门急速驶去，通过城门岗哨后便下车步行，又穿过城隍庙小巷，在庙的后坝上等候刘文辉，手中却作出举猎枪打鸟的模样。这倒让认识他的人挺羡慕的：
“邓晋公真有大将风度，这时节还在打鸟！”
与此同时，刘文辉也正朝城门北门急速驰车，或许是走漏了消息的缘故，城门洞里的防守加严了，还增添了宪兵盘查。刘文辉只好在门洞左侧城墙边停车，带着两个随从从城墙缺口间翻过去，这时正好赶了他的哮喘病发作，汗流夹背，气喘如织，几乎是两个随从把他抬到会合地点的。
会合后，两人立即登车朝崇义桥飞去。
到达崇义桥后，两人立即进行了一系列部署：
刘文辉急电西康省军政负责人，令其按既定计划立即准备行动，同时令驻成都武侯祠所部第24军作好战斗准备。
邓锡侯则令所部第95军126师从广汉移师彭县，第637团从新都移至彭县蒙田担任警戒，同时亦令驻灌县的第225师进入战斗状态。
就在这后不久，蒋介石派王缵绪追来了，一套蒋介石惯用的老说词：“老头子说，这一切都是误会，叫你们无论如何都要回成都去，如信不过的话，他可以叫蒋经国来作抵押。”
刘文辉和邓锡侯很干脆地回绝了：你叫他死了这条心吧。
为防止蒋介石狗急跳墙，派兵围剿或派飞机轰炸，刘文辉和邓锡侯连夜转移至彭县龙兴寺，不久，潘文华也赶来了，他们便在龙兴寺设立了起义指挥部。
起义准备工作已到了最后的阶段。
●刘、邓、潘都是川中老将。刘文辉屡与蒋介石斗智，号称“多宝道人”；邓锡侯挨过蒋介石的“修理”；潘文华被老蒋整得最惨，成了光杆司令——他们都和蒋介石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都是川军中的老字号将领，也都曾是名重一时的地方派实力人物，正因为如此，在他们与蒋介石的交道中，总是五分合作五分不合作，这一点一直让蒋介石恼火。
当然，其中蒋介石最恼火的恐怕还是刘文辉。
刘文辉出道很早，1908年便上陆军小学，之后陆军中学、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即投身于川军中，自此军职火箭一样往上窜，1921年即担任川军第1混成旅旅长，1923年升至第9师师长，1927年又升至第24军军长，至1929年，他已是占据大半个四川，拥有10万军队的川康边防总指挥了，且兼任着四川省主席，所谓权重一方，算个土皇帝。
手中有了本钱，野心就生了，这时节刘文辉图谋的是“统一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的“大业”。故而，当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大搞专制独裁，引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各地军阀也纷纷讨蒋的时节，刘文辉也蠢蠢欲动，于29年底和唐生智联名发出了“东”、“冬”两电，迫蒋下台，但因冯玉祥态度暖昧，阎锡山按兵不动，致使唐生智在中原孤军作战，迅速败兵。又不久，中原大战爆发，刘文辉复以为是时机，想出兵武汉，和阎锡山与冯玉祥的联军相呼应，于是，又发出了“鱼”电，再次公开讨蒋，不料张学良突然一改骑墙态度，倒向蒋介石一边，率奉军入关，反蒋又告失败。
因为有了这两次切肤之痛，蒋介石对刘文辉是痛之恨之，欲除之而后快，但由于川康地处边陲，动兵实属不易，又兼从全局衡量，共产党才是大敌，所以蒋介石采取了两面政策：一面笼络，封些官，许些愿，一面则是暗行吞并之计。刘文辉也成了“精”：一面虚以委蛇，一面抗拒图存。于是，两方间明争暗斗的故事连连不断。
1939年，蒋介石唆使“班禅行辕”联合当地土司头人，将刘文辉所部第24军驻防甘孜的部队包围缴械，杀了该部团长，以图趁势占领康北，和刘文辉相抗衡。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严令刘文辉不能用兵，听候调处；刘文辉对此嗤之以鼻，断然用武力收复甘孜，将“班禅行辕”赶得远远的。不久，蒋介石又委任曾鲁为西康雅安团管区司令，大肆招兵买马，准备成立一个志愿师来控制西康，刘文辉获知后，又不客气地将曾鲁刚刚成立的两个团包围了，强行勒令其解散，之后一个电报报给蒋介石，说曾部违反“兵役法”，已代其处置，让蒋介石不大不小地吃了个哑巴亏。
蒋介石见直接在川康地面扶植力量与其对抗不成后，又改变策略，决定从刘文辉内部分化或行调虎离山之计。1940年，蒋介石委任在刘文辉部第24军当师长的刘元瑭为新12军军长，令其从第24军中分兵一部，开赴陕北作战。刘文辉洞察若火，极吝啬地给了一个团，且装备的都是些破烂枪枝，令蒋介石哭笑不得。1942年，蒋介石又借西藏政府拒修公路为名，令刘文辉率第24军前去讨伐，而西康防务则由中央军接替，刘文辉自是明眼人，遂将计就计，制订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作战计划，向蒋介石要钱要枪要编制，并派人坐守重庆，天天催要，弄得蒋介石骑虎难下，最后由何应钦搭了个“中央财政困难，此方案暂缓进行”的台子，事情才不了了之。1946年，蒋介石再行一计，借整编为名，将第24军编为一个师，以期削弱其实力，刘文辉依旧是不愠不怒，换了个编号换了个印章，但人马却一个都不动，又让蒋介石白费了一番心机……
因为屡屡和蒋介石斗智，刘文辉获了一个“多宝道人”的雅号。
当然，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机会收拾他，几次召见时要扣留他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这正如蒋介石对蒋经国说的那样，正值“用人之际”吧？
相对来说，蒋介石“修理”邓锡侯就要轻松得多。
邓锡侯的经历也和刘文辉差不多，不过他比刘文辉出道还早，1920年便当了北洋政府的四川省省长，之后又于1938年和1947年两次出任四川省省长，并分别任过国民党第22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要职。他和蒋介石也没有刘文辉和蒋介石那样多的矛盾，一度时期还贴得很紧，如三十年代和红军作战时，解放战争初起时，他都是积极的参予者和支持者。但是，作为蒋介石的非嫡系，要闹翻是很容易的。
1948年春，正是蒋介石内战吃紧的时节，他派粮食部长俞飞鹏飞成都，要邓锡侯筹集10万担军粮调运出川，供前方使用。如此巨数，邓锡侯哪敢答应？他说：
“不行，四川的粮食四川人民要吃，还有这么多中央军驻在四川也要吃，哪里还有这么多粮食调？”
蒋介石获知邓锡侯的态度后，大为光火，立即电召邓锡侯进京。邓锡侯知道大事不妙，但事已至此，能奈何？只得硬着头皮和俞济飞一道飞南京。果然，一见面，蒋介石便单刀直入：
“恶康兄，刘伯承企图入川，当此戡乱救国之际，四川是大后方，任务繁重，担子是不好担的。你为军人，不适合于搞政治，还是搞军事为党国出力吧！”
这一瓢冷水把邓锡侯从头到脚泼得冰凉，一怒之下，第二天他便向蒋介石递上了辞呈。蒋介石正巴不得他如此，立即在辞呈上批了“照准”二字。这犹不够，次日又在《中央日报》刊了一条消息，称“邓锡侯辞职照准，遗职调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接替”云云。邓锡侯气得七窍生烟，破口大骂：
“日他娘个×，要撤职就撤职，何必叫王陵基到南京等着我辞职？杀人不见血！”
其实，邓锡侯这还是算好的，几个人中被蒋介石“杀”得最狠的要算潘文华，真正可说是不见血啦。
潘文华是刘湘的老部将，自1906年入新军之后，从排长至连长，从连长至营长……一级一级爬至军长，后又任过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第28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重庆行营副主任及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要职，虽不及刘文辉和邓锡侯显赫，却也算一方诸侯。起初，蒋介石为分化川军内部，是喂过潘文华不少“蜜糖”的，但是，随着潘文华渐起“异心”，蒋、潘关系便一步步恶化。
1938年，龙云奉召飞重庆述职路过成都，和潘文华、邓锡侯、刘文华等签字了川、康、滇三省联防密约，共同防蒋，不料四川省代主席王缵绪为讨好蒋介石，向蒋告密，偏这封告密电又被潘文华的第28集团军截知，于是，潘文华约刘文辉、邓锡侯密商，决定先发制人，由所部彭焕章、刘元瑄等七个师长联名列举王缵绪五大罪状，通电驱王，同时令所部向省城逼进，作武力解决之势。
这一招差点没把蒋介石气死，破口大骂：
“这几个烂师长，成心捣乱，看我不收拾他们！”
然而，再烂也是师长，而且是七个！蒋介石不得不作退让，撤掉了王缵绪的职务，由自己兼任了四川省主席。
有此一回，蒋介石对潘文华有了不满，但这时还闷在心里，真正让蒋介石对他彻底失望则是1944年底。一日，潘文华突然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要他火速赴渝。他猜想是有紧急战事，不料，当他赶去时，蒋介石交给了他一个万想不到的任务：
“仲三（潘文华字仲三），中央已经截获刘文辉通敌叛国的罪证！为了安定抗战后方，决定予以翦除，中央对你和子惠（杨森字子惠）寄予心腹，准备采用地方偶然事件的形式，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断然处置。”
潘文华一下惊呆了，但过了一许后，他反应过来了，蹭地站起来说：“委座，大敌当前，后方用兵，恐摇国本！中央既掌握刘文辉确凿罪证，最好公诸国人裁判，通敌叛国，谅其部属谁肯从逆？必然众叛亲离，立成独夫就缚！此事不必兴师动众，尤不宜加以袭取。”
蒋介石见他竟然逆拂他意，很不高兴，嗓门也随之增大：“此事中央筹之稳熟，唯其大敌当前不宜公开声讨，以免影响前线，故以偶然事件处置，俟得手后再行宣告罪状，较为妥善！”
潘文华知道再和他缠下去已无意义，说不上连自己也脱不了身，遂打马虎说：“好吧，既然委座有指示，我下去和子惠商量商量，协同进行。”
从蒋介石处脱身出来，潘文华坐卧难宁。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川、康、滇历来如同三足鼎立，唇齿相依，如果动兵，刘消灭后会稳定么？岂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下一步会不会轮到自己和邓锡侯呢？更可怕的是，如果刘文辉机警敏锐，定会起兵反抗，那样便要酿出一场旷日持久的混战局面，当此民族抗战的紧要关头，视作大后方的川、康竟出现这种内争的局面，国人作何想？民族罪人！何况到时蒋介石可以借口平息内争而对川、康用兵，安知今日栽在刘文辉头上的叛国罪名，异日岂不会栽到自己头上？！
想来想去，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潘文华来了个不辞而别，回去后才向蒋介石发了个电报，称“军中有要务处理”云云。蒋介石虽恼火万分，但也怕他把事情捅出去，引起整个川、康地区动兵，遂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发电，想叫他回心转意，但潘文华每次都称病婉拒，把这事情拖下来了。与此同时，杨森也多次来电催促，潘文华概不理会；杨森又派参谋上范埏生前来联络，潘则以“大敌当前，不能内战”为由严辞拒绝。
经过这一回，蒋介石对潘文华算是看“透”了，也有了伺机报复之心。1946年，内战乍起，蒋介石趁机将潘文华调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割离了与他与刘文辉、邓锡侯的联系，并将所属部队抽走了一部分。1948年，蒋介石又将潘文华调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且进一步将所属部队分割：第163师调归河南张轸指挥，第164师调归襄樊康泽指挥，新17师调归武汉白崇禧指挥。至此，潘文华的部队基本被肢解贻尽。到48年7月中旬，襄樊被人民解放军解放，康泽被擒，蒋介石再把这笔帐栽在潘文华头上，撤去了他绥靖公署主任职务，连最后剩下的48年4月才组建的一个师也调归孙震指挥，潘文华仅剩下孤身一个，郁郁回到了重庆。到这时，蒋介石也就再没兴趣弄他了，给他戴了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头衔，仅仅让他有个领薪水的地方罢了。
……
事实上，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与蒋介石的种种矛盾冲突，正是他们最终走向起义阵营的重要缘由之一。
●毛泽东和张志昼夜长谈，劝说他回白区工作。周恩来约见刘文辉、邓锡侯，送了邓一张山西军用地图。中共在刘、潘两部设立电台。
中国共产党对于川军的统战工作自北伐时便开始了，以后从未间断过，但是，和刘文辉、潘文华等建立有机的联系，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
37年8月，中共地下党员，刘文辉的老部将张志和受中共川西特委的派遣，到延安去见毛泽东。就在枣园的窑洞里，毛泽东和他作昼夜长谈，听他汇报了在川军中的经历和对川军开展工作的情况，也询问了川军内部的种种情形。当时，张志和倾诉了他不愿继续在四川过军阀生活的心情，要求留在延安工作。毛泽东推心置腹地对他说：
“志和，你的心情我当为理解，但你要看到所在岗位重要性。目前，我党在白区的组织多被敌人破坏，以你在四川的地位和关系看，是留下来工作的最合适人选，你莫看国民党现时和我们合作，这是不稳靠的，将来他一定会打我们。那么，我们也要看到，蒋介石与地方军阀是有矛盾的，这便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以你与他们的关系和渊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策动他们。第一步，要他们不要作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不要和我们认真作对，只要随便应付一下；第二步，要他们在国共战争中坚守中立；第三步，最好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共同革命。此任重大，意义也重大，偏劳你了！”
毛泽东这一席长谈，令张志和非常激动，当即表示：“主席，您放心吧，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努力去做。”
毛泽东点了点头。
张志和果然不负毛泽东的重托，返回四川后，频频穿梭于四川的国民党上层人物间，做了不少铺路架桥的工作。
通过张志和的引见，1942年2月，周恩来约刘文辉在民主人士吴晋航家里第一次会晤了，这是刘文辉与共产党从一般联系进入实际配合的开始。
周恩来说：“自乾先生，目前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民心所向，我党顺民意提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旨在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统治，不知自乾先生以为如何？”
刘文辉心悦诚意，说：“贵党的主张自乾深表赞同，也愿意为实现民主局面尽微薄之力。”
周恩来对他的态度十分满意：“对，团结才有力量！在与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我们历来主张加强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主张加强与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合作。所以，我们希望你在国民党内部多做团结工作，通过川、康朋友自身间的团结，去促进整个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结，有效地抑制和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和措施。这一点，我们将给予全力支持！”
刘文辉道：“我相信与贵党的合作一定会愉快的！”
会晤后两个月，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约见曾任过刘文辉部驻武汉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邹趣涛，要他去西康面见刘文辉，向其转告已由中共中央批准的八路军与刘文辉部第24军抗日合作的12条协定。邹趣涛当即默记了，之后飞成都转雅安，在刘文辉的寓所里向他密呈了协议12条的全部内容，中心是加强两军之间的合作，不搞互相渗透，不在对方军队中发展组织，加强联系，相互支援，共同反蒋等。这12条协议既照顾了刘文辉的利益，又考虑了他的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他的疑虑。他全文记录下来，将其凝神默读背熟，之后又和邹趣涛背诵校对了一遍，这才烧掉。同时他要邹趣涛转告周恩来；
“我坚决遵循协定办事。”
事实上，这个协定是刘文辉较长时间与共产党合作并最终举义的基础。
周恩来与邓锡侯的面见比他与刘文辉的面见还要早一些。
37年，作为第22集团军总司令的邓锡侯率川军入山西参加抗战。一次，由于阎锡山只顾自己逃命，未及通知邓锡侯撤退，致使邓锡侯及所部陷入日军的重围。突围时，邓锡侯的乘马又坠入沟坎内，邓的脚严重扭伤，邓及所部便愈呈险状，是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掩护，才使他脱离险境的。这事让邓锡侯非常感动，说“八路军真是一支仁义之师”。偏巧，突围后扎营时，邓锡侯的总部又与八路军的总部只隔着一个村庄，邓锡侯得以接触朱德等一批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他们对他坚持抗日的态度都表示了赞赏，朱德总司令还送给他一匹战马，以示抗战到底，永不下马。不久，他又结识了到前线指导作战的周恩来。交谈中，周恩来获知他正为缺少山西的作战地图而焦虑不安时，慨然解囊，将部队在平型关缴获的日军用的山西作战地图送给他，这令他激动不已，连连摇着周恩来的手说：
“患难见知己，患难见知己，太谢谢了！”
通过这件事及后来与周恩来的几次交往，邓锡侯对周恩来敬佩不已，私下里多次对心腹部下说：“周恩来真是伟人风范，其气度和胸襟，国民党内无人可匹敌！”
鉴于此，有一次周恩来路过四川，邓锡侯获知消息后，主动派交际副官马某专程陪送，警卫安全，以示其敬意。
由此可见，邓锡侯对于周恩来的信之程度了。
当然，中共与川军合作的实质性进展，当以互设电台为最明显的特征。
就在周恩来与刘文辉会晤后不久的42年6月，周恩来向潘文华部和刘文辉部分别派出了以钱松甫和王少春负责的电台小组，从此达成了和他们的直接联系。
钱松甫是6月底进入四川阆中的潘文华部司令部的，潘文华委了他一个参议闲职作掩护，钱松甫的夫人江洪则以随军夫人的身份担任译电员，他们每周和中共在重庆办事处的电台联络一次，主要反映潘文华部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将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及对有关合作的处置意见迅速地传达过来，交潘文华传阅。
这电台开设了整整三年。至45年7月，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国内重新出现了国共两党争锋的倪头。在这双方难辨优劣的浪尖上，潘文华露出了脚踏两只船观望风势的本性，也露出了怕担风险的口风。中共南方局获知这一消息后，知在潘文华部再开设电台已无意义，遂通知钱松甫离开阆中，返回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相对来说，开设在刘文辉部电台所起的作用要重大得多。
王少春、秦惠芳、杨作爱一行三人是42年7月下旬辗转到达刘文辉部所在地雅安的。到达的当天，刘文辉便接见了他们，并确定了他们的掩护身份：王少春是刘文辉的私人顾问，报务员杨作爱称是王少春的秘书，担任译电员工作的王少春的夫人秦惠芳则自然是以王少春的夫人的本来面目出现。
经与刘文辉商量后，王少春他们将电台设置在雅安城南苍平山下的一个旧旅部里。这是一幢长年失修、颓坦断壁的大房子，四周漏雨透风，屋后古松苍苍，屋前是个过去杀人的刑场，格外显得阴森而恐怖，罕见人迹。可这对于王少春他们来说，倒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隐密而安静。他们将电台设在一间梁折柱斜、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把发丝般的天线沿着墙缝伸上去，从屋顶中央穿过，然后散贴在瓦缝间，不是仔细搜寻的话，难觅踪迹。
自此，这部电台几乎每天深夜与中共中央的电台沟通一次，罕有间断。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互间合作的重大问题，相互间交换的重要军事情报等都通过这部电台频繁往返于雅安与中共中央所在地之间，对刘文辉等构成了最直接的联络和影响，刘文辉就曾称：“我等于天天在进政治学校，太好了！”
这部电台一直坚持到刘文辉起义以后。
当然，一部共产党的电台，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工作，不可能没有波折。一度时期，这部电台的信号被军统的电台侦听到了，戴笠亲自发电给军统雅安组组长徐伯威，令他立即侦破具复，同时还派了两名电讯专家前往雅安协助侦破，又指派缉私处长罗国熙亲自出马。王少春等获知这个消息后，连忙作了对付意外的准备，一方面把收发机卸下装箱妥善隐藏，一方面向刘文辉通报情况，施加压力。好在刘文辉态度明朗，对军统特务威吓并用，说你们如果信不过我刘某，要查可以，但查不出什么的话，我绝对以诬陷罪和诽谤罪治你们，看你们谁有本事能逃出24军的防区！那几个特务一听不对劲，也不敢贸然行事，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但戴笠却不甘心，又暗令24军政训处长丁国宝搞了部电台侦听，岂料，他的讯息被王少春他们反侦听了，之后问刘文辉，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特务搞电台来雅安你还不知道？刘文辉一听急了，赶紧采取措施，派人把丁国宝的电台查出来没收了，又将丁国宝远远地撵出了雅安。
不过，波折也不仅仅在此，一度，刘文辉也露出了他的摇摆性质，且明显地体现在对待中共电台工作人员的态度。这时间大约在47年春夏间，当时，中共中央已暂时放弃了延安，蒋介石也狂妄地称要在“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刘文辉对解放军能否取得胜利产生了怀疑，因而对王少春他们的态度也如温度计遇到了大寒潮一样，水银柱急剧下降。原来，电台是派了五个警卫员的，这时仅减到剩一个了；原来的电台用干电池也是足够用的，又新又好，这时也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又旧又少。电台人员没办法，只好在旧电池的底部凿几个洞，加些盐水勉强维持。与此同时，刘文辉对于电台的经费供应也急剧减少了，让其几达断炊的地步。电台人员只好自己动手开荒种菜，以自救度难关。面对这种情况，王少春终觉不是了局，遂一方面电告中共中央，一方面对刘文辉发出了警示性的告诫：
“刘长官，希望你要当政治家，别当政治商，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
与此同时，周恩来获知情况以后，也通过电台转告刘文辉：“如果你认为不再需设立电台，请你立即买飞机票将我们的人员送至香港，所需费用包括飞机票钱我们都会给你送去。”
这一下，刘文辉有些警觉了，逐斩改变了态度，给电台增加了两个警卫，增加了部分生活费，给的干电池质量也好了些。但周恩来有备无患，叫王少春去成都找中共工委委员张友渔要了部分资金，用以作紧急备用。不过，这时的刘文辉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开始转入反攻，对电台人员也日趋热络，人来得勤了，资金物资送得也多了，但王少春他们一如既往，该要的要，该收的收，而不该要不该收的则坚决拒绝，表现出始终如一的气度。
同时，王少春他们在利用电台帮助和教育刘文辉的问题上也始终如一，每天用明码抄收新华社的电讯，之后由王少春亲笔誊写后编号送给刘文辉看，至起义时，编号已达2900多号。刘文辉也非常重视这份“红色小日报”，每天必读，每份必看，有时甚至可以达到忘神的地步，连大烟也顾不上抽了。有的纲领性的文件和重要文章，他则要反复读上十余遍，以求弄懂领会为止。实际上，这是刘文辉全面了解共产党政策的一个主要途径。
当然，最终促使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率部举义的根本原因还是解放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
●赵一明出使香港，乔冠华谈了三点意见。人民解放军入川方向出敌意外，刘文辉明确起义。胡宗南脸煞白，喃喃道：“完了，完了……”
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蒋家王朝的半壁江山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境地，西南一隅的川军的将领们坐不住了，纷纷思谋出路问题。
“我们要迅速和中共中央谈妥才好！”
恰这时，已担任了四川民盟负责人的张志和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中共中央华南局希望他派代表去香港商议有关起义事宜。接信后，刘文辉连忙约民盟中央委员杨家祯到家中密谈，决定由他代表自己去成都和邓锡侯商议川康起义问题。邓锡侯也正在为出路着愁，杨家祯一到，正中心事，忙派陈离当了自己的代表，和杨家祯一道去见张志和，拟组成联合参谋总部，统筹川康起义的具体问题，但后来因情况有些变化，这计划夭折了。
又至5月下旬，重庆民盟派赵一明赴香港向中共中央华南局汇报有关情况并请示有关策反问题，中共中央驻香港负责人乔冠华在香港的寓所里接见了他，就策反工作陈述了几点方向性的政策问题：
一、欢迎国民党四川地方军政人员脱离国民党阵营，实行武装起义，但行动上应按照刘伯承司令员在北京广播的原则办事。
二、起义人员的财产除其土地应按照《中国土地法》处理外，其它财产概在保护之列。
三、起义以后不得另立番号，不得自行移防，就地维持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起义部队的供给就地解决，听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
7月上旬，赵一时从香港返回四川，带着乔冠华的几条意见去见原成都市市长李铁夫。李铁夫非常高兴，除表示自己要按这几条意见行事外，还答应去客串一些人，并约定与赵一明保持联系。
7月下旬，李铁夫告诉赵一明，刘文辉、邓锡侯获知几条意见的详细内容后，只用两个字表示：很好。
这后，赵一明又与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联系了。其时，四川地下党组织正接受了邓小平、张际春等领导人的指示，部署迎接解放军入川的事宜。所以，赵一明一联系，地下党负责人即指派有关人员和其共同拟定了“国民党四川地方军政人员宣布起义行动上应当注意的意见”，共20余条。9月底，赵一明将意见成稿送了一份给李铁夫。不久，李铁夫即回复说，刘文辉、邓锡侯看了这些意见了，如上次一般爽快：遵照办理。
此际，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步伐日趋明朗了，大批国民党军队退守西南，为保住最后这块复兴基地，蒋介石8月下旬飞重庆，并就西南的问题召开了西南紧急军事会议。在军事部署方面，他们以解放军从川北入川为主防御，令胡宗南的三个兵团依秦岭主脉构成主防线，并沿向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具体即以李文的第5兵团担任秦岭正面守备，李振的第18兵团担任陇南方面守备，斐昌会的第7兵团指挥配备在大巴山一带作预备阵地。与此同时，宋希濂的第14、20兵团和孙元良的第16兵团则布防于川鄂边的建始、恩施、巫山、奉节一线，以扼守川东门户；罗广文的第15兵团置于南充、大竹地区，准备向北或向东机动。另外，还有四个军的兵力分散配置于川康各要点，作重点防守。
岂料，人民解放军入西南的部署正是针对于此的有的放矢，其主力部队在完成一个大迂回后，突然向敌防守薄弱的黔川东区挺进……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中共中央也加强了对川康国民党军政人员策动工作。10月上旬，中共中央通过设在雅安的电台告诉刘文辉，川康解放已为时不远，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改写自己的历史。
刘文辉终于是明确起义决心了。
杨家祯又建议刘文辉通过中共建立在雅安的电台向周恩来报告起义的决心，并请示机宜。刘文辉思虑再三，终于听从了这个建议，发电给周恩来道：多年来受蒋压迫，积怨难言，处境困难，现已决定投向人民，并在暗中作好了充分准备，请中共中央指导行动步骤。周恩来接电后不久，即复电刘文辉，大意称：大军行将西指，希望如言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这电报透出一种宽容和理解，刘文辉深深地感到了共产党的博大和深远，遂积极地进入了起义的最后准备阶段。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指示中共川康地下党组织派人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直接联系，就起义的时机，起义的实施以及起义后配合商定了具体办法：
一、起义时机选在解放军逼近成都附近时为宜，如过早行动，易遭胡宗南部的袭击，第24军的战斗力也无法与之对抗。
二、第24军起义后的主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堵截胡宗南部向西康方向逃窜，并以牵制和扰乱的方法阻止若占领西康，以期待解放军到达。
三、保护好城市、交通和中共地下党员及民主人士、进步青年，维护好社会秩序。
四、开展民主思想教育，改善官兵关系，从物质上和精神为起义后配合解放军作战做好一切准备。
根据商定的办法，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迅速完成了军事、组织等方面实质计划。
人民解放军的顺利入川，为刘文辉他们的起义行动吹响了号角。
12月5日。周恩来电告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响应刘、邓两将军11月24日的“四项号召”，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拦，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王少春自是把这电报内容很快地转告了刘文辉。
也许，也正是由于这封电报的作用，才促使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毅然脱离了蒋介石、胡宗南的控制，揭开了起义的序幕。
12月11日，逃出成都到达彭县龙兴寺的刘文辉、邓锡侯就在龙兴寺召集了起义大会，各路人马纷呈而来：潘文华赶来了，中共川西、川东、川康的地下党负责人赶来了，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派遣人员赶来了，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也赶来了……
群雄相聚，气氛欣然，就在龙兴寺的大堂里，商定了起义后的行动步骤：
一、如蒋介石的军队企图破坏成都，起义部队当不顾一切，坚决予以打击；
二、待人民解放军进至距起义部队一日行程之内，起义部队配合解放军向蒋介石的军队发动攻势；
三、如人民解放军未到达之前，蒋介石的军队发动进攻，起义部队则派出一部配合武装民众袭击其侧背，主力则退至西山山地待援；
四、如蒋介石的军队未发动攻势，解放军亦未到适当距离时，起义部队则向蒋的军队严密警戒，确保彭县、新都、灌县等占领区，并在政治上向蒋部发动攻势，牵制其兵力，瓦解其斗志，削弱其战斗力，策反其部队，以促成其迅速崩溃；
五、通电表态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站在人民阵列，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号召其他部队起义；起义部队以原编制、原番号就地待命，给养问题由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联名致电致函各专员、县长，由地方负责供应，并遵守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为了保障上述步骤的顺利实施，众人又商议设置了有各方面人员参加的组织、策反、参谋三个小组，分别负责策反、作战、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加强对起义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完成这些后，刘文辉召集川康各路军政官员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之后派人送雅安的中共电台发出。
电稿上填的发电日期提前了两天，与昆明起义同步：12月9日。
刘文辉等在彭县宣布起义后不久，成都的胡宗南便获知了消息。最初听到消一霎那，胡宗南的大嘴唇张成了一个芒果形的深洞，随即他咬牙切齿地咒骂：
“狗日的龟孙子，亏了，亏了！把他们全扣住就好了！”
后悔是嫌晚了些，但他想：吃了他们许还来得及！眼中遂逼出两线隼鹰般的厉光，说：“立即准备行动，缩紧包围，把他们紧死！”
的确，这时彭县的起义部队是处在重围之中的，右翼侧的什邡一带，有国民党孙元良的第16兵团和杨森的第20兵团，左侧翼郫县一带，有罗广文的第16兵团和陈克非的第20兵团，其兵力达10数万众，如大动干戈的话，起义部队很可能导致全盘毁灭。但是，胡宗南未曾想到，由于刘文辉等的举义，已从根本上动摇了其它将领和部队对蒋介石的信心。因而，胡宗南最不愿意看到场面出现了。
12月16日，胡宗南令示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和第15兵团罗广文，要他们指挥所部向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驻彭县、灌县的部队发动进攻，但这时陈克非和罗广文眼见大势已去，正在谋求自身的出路问题，遂按兵不动，任由胡宗南急翻了脸也不理。
胡宗南知陈克非、罗广文违令未动一兵一卒时，脸便顿时刹白了，喃喃自语：“完了，完了，只有退西康和西昌一条路了！”
起义部队则趁势发动政治攻势：一面派人向四周的国民党军宣传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刘邓联名公布的四项忠告；一面派人持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信四处活动，积极策动国民党军起义。
在共产党政策感召和刘、邓、潘彭县起义行动影响下，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愈演愈剧烈了……
●彭县联系，董宋珩决心更坚，杨森怒骂：“老都老了，晚节都不要了吗？”什邡起义。胡宗南逃离成都。川康大倒戈，西南40万国民党军大起义。《解放战争四年综合战绩》统计国民党军起义及和平改编共计1139980人！
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是12月13日晚接到彭县来信的，14日凌晨，他叫人把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请过去，说：“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他们来信了，说是要邀你、我和杨森去那边议事，你看怎么办好？”
董宋珩道：“是不是商议起义的事？”
孙震默默，那神情是默认了。
董宋珩双目直视着他道：“那我们一起去吧。”
孙震避开他的目光，犹豫了半晌，这才说：“我有急事需要办理，偏劳你和杨森代去一趟如何？”
话未落，杨森连忙推却：“我怕是不能去，近日身体不舒服。”
董宋珩知他们尚有疑虑，勉强不得，便说：
“好吧，我去走一趟。”
午饭后，董宋珩即驱车登程，至广汉，因前面不通公路，便又换乘滑竿前行，一直到天黑时分，才到达蒙阳场邓锡侯的一个团的团部，但邓锡侯他们已获知他来的消息，次日一早便把他接到了兴龙寺。
因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他有同学之谊，说话也就无禁忌，他们先向他详细介绍了彭县起义的情况，又劝他道：“现在局势已很明朗，只有脱离蒋介石，举旗起义，投向人民才是唯一的正道。而且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董宋珩道：“我早有此心，也知道只有此道，别无他途，只是孙震尚有顾虑，各部队将领也尚未见面，有待进一步疏通才好。”
潘文华有些为他着急：“从速，从速，孙震处能做通工作当然最好。万不一成，由他去吧，不要因此而坏了大事！”
董宋珩点头称是。
会晤中，董宋珩又和他们商定了起义联络的具体办法和起义后相互配合的具体问题，之后返回了原部。
一回到广汉，董宋珩便得知了孙震和杨森翌日将去成都的消息，心里便留了一个疑虑，他们是不是要逃？
恰在这时，第16兵团副司令曾元和中共川西地下党组织派往该部的地下党员杨叔明也到达了广汉，董宋珩因和他们有过起义之约，便先找他俩商议：孙震此去成都，会不会是想逃呢？或是有新的军事部署？
曾元和杨叔明都道：不管他们是逃还是有新的部署，和他们挑明话题为好。
董宋珩一听有道理，下午便去了孙震公馆，逢杨森也在，见模样在密谋杀什么。董宋珩也不管这些，径自把去彭县的详细情形陈述了，之后将彭县的起义通电递给孙震，说：
“刘光辉、邓锡侯、潘文华均望我们与其统一行径，脱离蒋介石，以保全全军安全，以使百姓免遭祸害。”
话未落，在孙震旁边的杨森突然从孙震手中抢过起义通电，三扯五扯，将其扯得粉碎，愤愤地砸在地上，鼻孔中也闷闷地逼出一声沉沌的“哼”声，那模样似谁给他戴了绿帽子一样。
董宋珩不理会他，继续往下说：“我部经过长途跋涉，解放军尾追不放，如继续西撤，一则刘、邓、潘已经宣布起义，不予假道，二则我军已疲惫不堪，再无力行动，可否考虑……”
气炸炸的杨森再也忍不住了，忽地猛跳起来吼道：“别说了！老都老了，晚节都不要了吗？！”
一瞬，屋内特别寂静，简直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闻。孙震见气氛太僵，哼哼唧唧地吱唔了两声，却是谁都听不清的话语。
董宋珩知道和他们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遂道：“你们看着办吧”，之后起身告辞了。
孙震和杨森果然看着办，次日便一道去了成都，从成都包了一架飞机，于12月18日飞台湾成“晚节”去了。
孙震走时，自来不及安排所部行动，但他把绥署主任的职权交给了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这一安排令军中所有的官佐都十分震惊！
孙元良是孙震的侄子，又是蒋介石的学生，因这两点，无德无能的他在军中竟步步稳进，直至升到第16兵团司令。但他的为人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几乎种种恶习都沾上了，浪荡成性，贪财好色，专横拔扈，为所欲为，曾多次无理裁撤官佐，处罚下级军官，贪污腐化更是司空见惯。甚至，他荒唐糜烂到打了败仗仍携着姘头逃命的地步！这么一个人，当然不能令人心服；孙震把所有的军权都交给他，更是令人不快！
事实上，他也成为董宋珩他们举义的最大障碍！
就在孙震逃离广汉的前后，第16兵团所部第41军、第47军等已陆续汇聚到广汉附近，当官兵们得知孙震已逃走，由孙元良代行绥署主任时，大家无不哀声叹气。于是，各军、师长纷纷前来找董宋珩、曾元探听消息，寻找出路。起初，董宋珩、曾元不敢将话说得太白，只是暗示性地提示了一些，但这些人不满足，董宋珩和曾元便考虑找时机挑明这事了。
12月17日傍晚，第124师师长蔡钲等又来找董宋、曾元打听消息，董宋珩趁势问道：“现在解放军已由东南北三面对成都形成了迂回包围之势，胡宗南可能打算死守成都，万不得已再退守西康，你们打算怎么办？”
蔡征是直人直口，道：“打，肯定是不行的；走，也没有出路，还是听长安公（董宋珩字长安）说说怎么办吧。”
董宋珩知道已到火候了，说：“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条路，第一条是战，第二条是逃，第三条是和。战的话，军心已散，斗志已丧，怕是惨败结局；逃的话，跟着胡宗南远走西康，而后缅甸，其高山峻岭，深谷大川，构成重重障碍，不说有解放军围追堵截，就是遥远荒凉之自然条件，也要把部队拖垮；和的话，倒不失为一着高棋，如刘文辉的第24军、邓锡侯的第95军一样，停止军事行动，迎接解放军，这样既可以使地方桑梓百姓免受其难，又可保证你我身家性命，未尝不可为之。”
蔡钲听得连连点头，连连称是。
董宋珩又道：“我们多年来受蒋介石嫡系的排挤、打击，现在胡宗南仍妄图以我们作替罪羊，为他们卖命作炮灰，真如此，那就是愚蠢、太划不来了。以我之见，我们联合起来，早日倒戈起义，走一条自新之路！”
蔡钲非常激动：“长安公所言极是，望长安公领衔主事，我们一定听从指挥！”
董宋珩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有此一条口子，下面的事就好办多了，就在12月17日至12月19日的三天时间里，董宋珩和曾元与第16兵团第41军第122师师长熊顺义、第123师师长裴元俊、第124师师长蔡钲、第301师师长张则荪、第47军第127师师长袁国驯、第302师师长张子完等会见达成了一致意见。
至此，第16兵团起义已成定局。
就在董宋珩、曾元与各军、师长频繁接触的时节，胡宗南还在作倚重于第16兵团的梦想。12月18日，他电令孙元良，令其率第16兵团“开赴成都接任城防”。但这时孙元良已成孤家寡人了，征求意见时，各军、师长没一个同意去成都的。无奈，孙元良只好谎报原因，托词不去成都接防。
胡宗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2月19日再电孙元良，令第16兵团“在德阳、广汉一线沿川陕公路重叠配备，以阻止解放军向成都迫近，并掩护裴昌会之第7兵团在成都集结。”
接电后，孙元良坐卧难宁，他清楚地意识到，这又是他无法解决的难题。执行吧，下属不从；不执行吧，胡宗南不会饶他。想来想去，还是只有从下属处疏通了。
就在这日中午，孙元良在广汉县政府安排了一个盛大宴会，遍请了各军、师长，也请了董宗珩和曾元，可是，他意想不到的是，来参加宴会的竟不足三分之一！这就不由他不窝火了，但这火却是泄不出来的，唯有脸铁青，目痴呆罢了。
过了好久，孙元良才勉强压熄了一点火，站起来面无表情地说：“近来我军长途跋涉，饱含辛苦，兄弟在此略表寸意。为保成都，与共军决战，胡长官急电我部在德阳、广汉一线阻截共军南进，望我部遵照执行。”
到宴的几个军、师长一齐搁杯停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意思似乎很明白：16兵团拖成这样，还能打吗？
一个师长终于忍不住站起来道：“孙长官，我军各部官兵衣不御寒，食不饱肚，还能打吗？又值得打吗？胡宗南叫我们在前面挨拓，却腾出时间让他的嫡系部队逃跑，我们值得？！”
其它军、师长也一齐商量好似的应声：“对，对，去不得！去不得！”
孙元良的脸更加铁青，语气也是阴沉沉的：“人家要我们去守成都，我们不干；人家要我们去打野战，我们也不干。如此不听命令，难道不是成了反叛吗？那么吧，你们说说怎么办吧？”
几个军、师长因早就取得了一致意见，也就不顾孙元良的神色了，提出：为避免与解放军作战，离开川陕大路，把部队摆在什邡、绵竹一带，视机观变。
孙元良见他们早有成稿，自己一人怕是难于改变，又想开到什邡、绵竹也好，离西康近，万一不成再往西康溜吧。这么一想，他的气稍顺了些，说：
“既然大家愿开什邡、绵竹，那好吧，我听你们的意见，决定把先开到锦竹、德阳集结，再视情况向北川、平武移动。今晚第122师先开德阳，沿途警戒，其它各部务于20日要分别行动！”
孙元良的这个安排很快反馈到董宋珩、曾元那里，他们立即作出了相对应的措施：第124、125、127、301、302师均于19日晚前离开广汉向什邡移动，第122师则在驰赴德阳的途中突然转向什邡，各部在什邡汇齐后即举义。
这个计划完成后，迅速通知到各军、师长那里执行。各军、师长严格依计划行动，于19日晚纷纷离开了广汉，称师什邡。
孙元良获知所部纷纷向什邡移动时，心知有异，忙派手中的警卫部队去兵团司令部捉拿董宋珩和曾元，但这时已嫌迟了，兵团司令部已是空空如也。
12月21日上午，到达什邡的董宋珩、曾元正拟召开各军、师长会议，公开起义问题，这时便接到了报告，说孙元良率警卫团追过来了。为避免冲突，董、曾决定将第124师移驻北关，第302师移驻罗汉寺，第47军军部及第125师移驻高骈铺，第127师和第301师暂驻马脚井。同时，他们还决定以董宋珩负总责在马脚并设立“起义指挥所”。
完成这些部署后，已是12月22日的凌晨了，董宋珩、曾元以正、副起义总指挥的名义在马脚井如开了各军、师长参加的起义大会，正式通过了起义决定和起义通电！
正当要发出起义通电的时节，从川东退到广汉的第79军也派人来联系起义了，于是，起义通电上又添加了第79军的序列和第79军将领龚传文等人的名字。
而这时，率警卫团追至什邡城的孙元良已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面对空空如野的什邡城，他知道他的兵团司令的使命完了，无奈地向手中仅存的警卫团下达了撤的命令。
12月24日凌晨，孙元良率警卫团逃至了成都。
12月26日，董宋珩、曾元在什邡城召开了第16兵团所有军官大会，正式宣布起义！
值此，第16兵团40000余人走向了新生！
当各种情况报说第16兵团有“异动”的时候，胡宗南正在成都部署向西康的大撤退，他还有些不敢相信，数次问：是真的吗？
可是，当第16兵团全部移师什邡的准确消息传来时，他不敢再存丝毫幻想了，小眼紧闭，大嘴紧闭，那潜台词是“完了”！
是完了！解放军席卷如潮，国民党兵败如潮，国民党倒戈亦如潮！
继彭县起义后，12月11日，宜宾反了郭汝瑰的第72军。
蒋经国是逼近10日零时向蒋介石报告卢汉“变节”的消息的，憔悴的蒋介石深深地陷在沙发里，一双空洞无物的眼睛瞪着蒋经国怔了好久，之后，紧紧地闭上了……
这一刻莫非万念俱灰？
足有十来分钟吧，蒋介石睁开眼，嘶哑地问蒋经国：“刘自乾（刘文辉字自乾）他们有消息么？”
蒋经国都不忍心再往下说了，那“变节”二字便吞了回去。
蒋介石又何尝不明白？遂苦苦地笑了一下。
又沉默了许多，蒋经国终提出了那心中巨大的恐惧和忧虑：“我们现在是坐在一个大火药桶上了，比西安事变更甚。”
或许是受“西安事变”这一敏感字眼的刺激，蒋介石的脸肌弹跳一下，目光侧过来落在有些惶恐的蒋经国身上，无可奈何地叹道：“我们走吧。”
是该走了，赖以倚靠的两块地盘就似乎在瞬息间改了颜色，大陆哪里还有立身之地？
又似乎要为他在大陆最后的挽歌营造些氛围，10日天阴沉沉，天空阴云密布，清清冷冷挟带着袭人的寒气的风扫过，令人不寒而慄。
中午时分，蒋介石拉蒋经国闭紧密室，父子俩相对而坐，合唱“三民主义”，又唱“中华民国国歌”。父子俩是动了感情的，声凄凄，歌沉沉，四只泪眼相对。唱完，也就顾不得抹泪了，驱车直去城郊凤凰山军用机场。
下午2时整，载着二蒋的中美号飞机起飞了，成都渐显模糊，大陆渐显模糊……
从此，对蒋介石和蒋经国来说，大陆只是永远的故国山河了！
蒋介石是11月30日仓惶从重庆退至成都的。他离开重庆山洞林园的官邸时，解放军离重庆市区仅五六公里了，炮声清晰可闻，似乎就顶着他的P股打一样。
到达成都的当天，蒋介石便在北校场中央军校里“点将”：张群、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向传义、王陵基、王缵绪等要员都到了，这时节，蒋介石脸上的戚容是经过“修饰”了的，勉强地打起那种似笑非笑的微微笑意说：
“为了保存实力和共匪决战，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川东地区的战略转移……”
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脸不自觉地红了一下，到底是有些羞于牛皮，连忙转了话头：“下一步，战略的重心无疑在川西，能否打好这一役，关系到党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光复失地的大计。目前，我们在西南还拥有近百万部队，有四五个装备完整，战斗力强的主力兵团，与疲惫不堪的共匪决战，胜算在握。当然，这还得倚重于在座的诸位，尤其是川、康方面的朋友们的合作。今天，我就是想来听听大家的高见的。”
说罢，蒋介石把目光扫了众人一圈。
会场很是沉默了一阵子。蒋介石的目光便又扫了众一圈，锋芒之下，有人陆续发言了，却都是难于统一的意见。熊克武主张在川、滇边境作战，因为以山地作倚靠易守难攻，好打防守战；向传义认为以保存兵力为上策，宁可不战，退守川康边境或更远地方，等待时机反攻；王陵基则提出另一个思路，他以为平原好展开兵力，不如就在川西平原决战……
计多人都过了一圈，蒋介石冲着一直坐在左侧认真倾听状的刘文辉问：“自乾兄，你有何想法？”
刘文辉正了正身子，道：“刚才各位同仁谈的意见都很好，各有千秋，但我以为军不可一日无帅，需委员长总揽全局，克我们一己之偏，汇众人之长。具体来说，我们都是委员长策略的具体执行者。”
刘文辉这马屁拍到恰到好处，蒋介石连连点头：“好，好，有自乾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众人这才发觉自己都险险犯了些错误，蒋介石是不大喜欢部下锋芒过露的，又觉得刘文辉真是老奸巨滑，避重就轻地讨好！
会后，蒋经国不解地问蒋介石：“你真相信刘自乾会坐在一条船上划船？”
蒋介石轻轻叹了一声，是觉得他的幼稚了：“国难当头，用人之际，是不能过于苛求的，只能根据需要而取舍了。”
蒋经国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事实上，蒋介石对刘文辉从来是没有放过心的，历史上的旧账不说，来自各方面的情况都说他有所图谋，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正值“用人之际”，是不得不有所顾忌，然防范之心却是时时显见的。
就在这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到刘文辉寓所里拜访刘文辉，却是摆了一番声势，从蒋介石住的北校场军校一直到刘文辉住的玉沙街，全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大抵连苍蝇都难于插缝。拜访是礼节性的，却留了后着。蒋介石刚一走，张群就接踵进了门，提出了蒋介石迫切关注的四个问题：
一、大敌当前，蒋介石是否该复任总统职？
二、如果撤换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该谁继任好？
三、川西大会战到底该如何部署才好？
四、地方部队和中央部队如何配合？具体说，胡宗南部和他刘文辉部在“川西大会战”中如何协同？
刘文辉的心中当然是雪亮的，知道张群是意在摸底，但他也是打“太极拳”的高手，便想把问题推回去，故慢吞吞地说：
“蒋先生复职也好，王陵基去留也好，都不是大问题。依我看，当前最紧要的是军事问题，仗打不赢，一切皆空。当然，胡宗南的是‘王牌’军，腰杆粗，靠山硬，川西得倚重他了。”
说到这里，刘文辉略微停了停，又借题发挥：“我们这些杂牌军呢，大抵着当当烧火棍。这就是蒋先生的偏颇了，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军除内乱。事至如今，我实在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知道，我的24军散处在康、宁、雅三属地带，纵横数千里，翻山越岭，徒步行军，非有一、两个月集中不起来。怕的是远水难救近火。”
这一番话似怨似无奈，还有对蒋介石的牢骚，张群自然是不乐意听的。果然，张群的眉皱了，嘴角间溢出一种冷冷的色调。刘文辉知道他肯定会要把这些话汇报给蒋介石听，就稍稍转了一下舵，说：“我们今天到这个光景，也是上梁山了，我只要有一兵一卒，也要和共产党拚到底的。”
张群回去自是一五一十向蒋介石说了，蒋介石立即想了两条制约的计策：一是要刘文辉、邓锡侯和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说白了就是从军事指挥上控制；二是要刘文辉、邓锡侯的家属和熊克武他们先去台湾，从亲情上控制，断其后路。
这两点的确是要命的，听了后，刘文辉连忙约邓锡侯赶夜商量，但一时也想不出对付的高招，只有态度坚决地推和拖了。家属问题，台湾是万万去不得的，便只好说家属坚决不同意独自走；至于和胡宗南合署办公一事，则口头答应他，但不行动就是啦，拖一天算一天，拖到不能再拖为止。
这态度当然不会使蒋介石和张群满意。果然，当省府秘书刘汉祥代他们把意见转告张群时，张群怒冲冲的：
“他们的太太不能去，他们的儿女也不能去吗？”
到晚上，蒋介石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关吉玉找到刘文辉家，想先发制人，他说：“刘主席，听说你要送家眷到台湾去，我担心你手头上欠外汇，便给你准备了一点，随时可以取用。”
刘文辉赶忙把“皮球”给他踢回去：“是么，那太谢谢你了。不过，我们还没有作准备，收收捡捡，总得三五天，待收拾好了再去找你的麻烦喽。”
蒋介石这下可惹火了，速令张群收拾他。张群立马打电话给刘汉祥，语气中似乎还挟带着蒋介石的那种狂怒：
“你叫刘文辉立即过来见我，在励志社！”
刘文辉一听不妙，怕是要闹翻了，遂连忙拉了刘汉祥一同过去。果然，张群是少有的凶态，见面便是一煞威棍：
“刘自乾！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刘文辉心里有些虚，但嘴上却丝毫不敢露怯：“我想干什么？什么也不想干！”
“不想干什么？那为什么我们的话三番五次的不听？是不是想和共产党讲和？！”
刘文辉眼一瞪：“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他妈早打定主意和共产党拚了，拚不赢就到西康去当喇嘛，但最近共产党从玉树方向杀过来了，连喇嘛当不成了！现在老子只有和共产党拚一条路啦！”
张群刚要对他吼什么，这时电话铃响了，张群忙去接，一拿到话筒脚就不自主地打了立正，语气也变得恭恭敬敬的了。
刘文辉估计是蒋介石打来的，有些紧张，心想弄不好自己要被扣了。正忐忑间，张群打完了电话，仍旧是气势汹汹地瞪着他。
刘文辉调整了一下情绪，尽量以一种镇静的口吻问：“这两天东路情况怎么样？”
张群把手一划拉：“你别给我东路西路的，你问问你自己该怎么办吧！”
刘文辉也生气了：“你怎么这么说话！”
刘汉祥见他们又要顶牛，忙充和事佬：“好啦，好啦，争不解决问题。我看这样吧，先约胡宗南、顾墨之（顾祝同字墨之）和刘主席与邓锡侯商定个具体的作战计划，再请蒋先生下个命令，问题不就解决了，要争什么呢？”
张群冷哼一声，拿了电话就找胡宗南，大抵就想拉胡宗南过来合署办公，以此软禁刘文辉，幸好胡宗南去绵阳未回，张群便没了借口，说道：
“好吧，你们先回去，我和胡宗南约好了再通知你开会。”
刘文辉是觉得一身冷汗了，心里一声惊叹：好险！出得门来，他便径直朝邓锡侯家走去，邓锡侯也告诉他一个不妙的信号，就在前不到一个小时，蒋介石派人给他们连得很紧的潘文华送去了一张飞机票，叫他翌日飞海南岛。这自然是想从内部分化他们。
刘文辉和邓锡侯在征得潘文华同意后确定，让潘文华立即离开成都，去灌县邓锡侯部，脱开蒋介石的控制。
不过这不算完。12月5日晚上，刘文辉和邓锡侯为摸清张群他们的意图，在刘文辉公寓里搞了一个规模不算小的宴会，请了张群、顾祝同、胡宗南、肖毅肃、王陵基、王缵绪一干人，结果，又是一番激烈的唇枪舌剑之战。
火是肖毅肃点起来的：“邓晋公（邓锡侯字晋康），据报你已命令部队西进是不是？刘自公，我也听说你的部队已破坏了邛崃大桥，不许胡宗南将军部通过，是不是？”
刘文辉和邓锡侯是诧异于他们的“狗鼻子”之灵敏了，他俩确实有这样的部署，但那只是一个尚未实施的方案，故而，他俩可以大大放心回击了：
“肖长官，此传闻从何而起？这个问题可不是随便可以开玩笑的，我们请在座的诸位去实地调查一下，如果属实，我们愿具甘结，如果不属实呢？”
肖毅肃见他俩口气强硬，心里毕竟有些虚，脸上则是尴尬，少许，肖毅肃又从包里掏出一张敌我态势图，作所谓“川西决战”的讲解，自是匆忙应对之作，不成体统。可是，他讲完后，却煞有介事地问刘文辉：
“刘自公，你以为呢？”
刘文辉叹口气，正好借题发挥：“好是好啊，可惜，我和晋康的部队都给整得差不多了，所剩无几，要是尚余当年十之七八，就足可以与共产党一决雌雄，现在只有望花空叹月了。”
胡宗南这时插出来装大方：“刘先生，怎么能这么灰心呢？我的40万军队交给你指挥好了。”
刘文辉立即刺了他一句：“别玩过家家的小儿游戏了，你的部队我指挥得动么？同样的道理，我的部队你也指挥不动！”
胡宗南的大嘴巴歪了歪，似乎不服气。顾祝同岔开了，问刘文辉：“自乾，说句内心话，你到底准备怎么办？”
刘文辉知道这才是他们真正关注的谜底，遂作出愤慨之状，说：“我还能怎么办？反了吗？共产党才不会放过我呢！大军阀、大官僚、大资本家、大地主，样样占全了，还不扒了我的皮！”
张群就是要他这样想，忙打哈哈：“好了，好了，大家拴在一根绳子上啦。来，端杯，端杯，莫负了自乾兄的满桌佳肴。”
这一晚的风波便这样过去了。
翌日，张群再上刘文辉这儿来了，自然还是一个不放心，不过调子低了许多：
“自乾兄，明早我得飞昆明一趟，最多两天回来吧。现在，这个局面我不说你也知道，难呀。你我共事多年，希望你和晋康贯彻始终，共撑危局。万一不成，要走，我们再一起走。”
刘文辉点点头，说：“这个你放心。不过，胡宗南和王陵基和我们有隙，你走后，他们不会开我们的玩笑吧（意即下毒手）？”
张群连忙摆手：“怎么会呢？决不会的！你用不着担心。”
刘文辉不可能不担心，张群一走，不妙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先是传胡宗南的盛文部要接管成都的城防，接着获得了证实，胡宗南已正式任命第3军军长盛文为成都卫戌区总司令，于12月7日6时接防。再接着，邓锡侯又从他处获得蒋介石要紧急召见他们的消息，他们便想：会不会是蒋介石借此下手呢？
成都是不能再呆了，刘文辉便赶紧找邓锡侯商议出走问题。正商议间，蒋介石的坐探王缵绪跟踪而来，蒋介石的电话也追踪而至，他们知道，再不走就真正完蛋了！
打发开王缵绪，邓锡侯赶紧驱车回到家里，带了猎枪，叫上副官，之后坐上吉普车朝北城门急速驶去，通过城门岗哨后便下车步行，又穿过城隍庙小巷，在庙的后坝上等候刘文辉，手中却作出举猎枪打鸟的模样。这倒让认识他的人挺羡慕的：
“邓晋公真有大将风度，这时节还在打鸟！”
与此同时，刘文辉也正朝城门北门急速驰车，或许是走漏了消息的缘故，城门洞里的防守加严了，还增添了宪兵盘查。刘文辉只好在门洞左侧城墙边停车，带着两个随从从城墙缺口间翻过去，这时正好赶了他的哮喘病发作，汗流夹背，气喘如织，几乎是两个随从把他抬到会合地点的。
会合后，两人立即登车朝崇义桥飞去。
到达崇义桥后，两人立即进行了一系列部署：
刘文辉急电西康省军政负责人，令其按既定计划立即准备行动，同时令驻成都武侯祠所部第24军作好战斗准备。
邓锡侯则令所部第95军126师从广汉移师彭县，第637团从新都移至彭县蒙田担任警戒，同时亦令驻灌县的第225师进入战斗状态。
就在这后不久，蒋介石派王缵绪追来了，一套蒋介石惯用的老说词：“老头子说，这一切都是误会，叫你们无论如何都要回成都去，如信不过的话，他可以叫蒋经国来作抵押。”
刘文辉和邓锡侯很干脆地回绝了：你叫他死了这条心吧。
为防止蒋介石狗急跳墙，派兵围剿或派飞机轰炸，刘文辉和邓锡侯连夜转移至彭县龙兴寺，不久，潘文华也赶来了，他们便在龙兴寺设立了起义指挥部。
起义准备工作已到了最后的阶段。
●刘、邓、潘都是川中老将。刘文辉屡与蒋介石斗智，号称“多宝道人”；邓锡侯挨过蒋介石的“修理”；潘文华被老蒋整得最惨，成了光杆司令——他们都和蒋介石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都是川军中的老字号将领，也都曾是名重一时的地方派实力人物，正因为如此，在他们与蒋介石的交道中，总是五分合作五分不合作，这一点一直让蒋介石恼火。
当然，其中蒋介石最恼火的恐怕还是刘文辉。
刘文辉出道很早，1908年便上陆军小学，之后陆军中学、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即投身于川军中，自此军职火箭一样往上窜，1921年即担任川军第1混成旅旅长，1923年升至第9师师长，1927年又升至第24军军长，至1929年，他已是占据大半个四川，拥有10万军队的川康边防总指挥了，且兼任着四川省主席，所谓权重一方，算个土皇帝。
手中有了本钱，野心就生了，这时节刘文辉图谋的是“统一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的“大业”。故而，当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大搞专制独裁，引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各地军阀也纷纷讨蒋的时节，刘文辉也蠢蠢欲动，于29年底和唐生智联名发出了“东”、“冬”两电，迫蒋下台，但因冯玉祥态度暖昧，阎锡山按兵不动，致使唐生智在中原孤军作战，迅速败兵。又不久，中原大战爆发，刘文辉复以为是时机，想出兵武汉，和阎锡山与冯玉祥的联军相呼应，于是，又发出了“鱼”电，再次公开讨蒋，不料张学良突然一改骑墙态度，倒向蒋介石一边，率奉军入关，反蒋又告失败。
因为有了这两次切肤之痛，蒋介石对刘文辉是痛之恨之，欲除之而后快，但由于川康地处边陲，动兵实属不易，又兼从全局衡量，共产党才是大敌，所以蒋介石采取了两面政策：一面笼络，封些官，许些愿，一面则是暗行吞并之计。刘文辉也成了“精”：一面虚以委蛇，一面抗拒图存。于是，两方间明争暗斗的故事连连不断。
1939年，蒋介石唆使“班禅行辕”联合当地土司头人，将刘文辉所部第24军驻防甘孜的部队包围缴械，杀了该部团长，以图趁势占领康北，和刘文辉相抗衡。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严令刘文辉不能用兵，听候调处；刘文辉对此嗤之以鼻，断然用武力收复甘孜，将“班禅行辕”赶得远远的。不久，蒋介石又委任曾鲁为西康雅安团管区司令，大肆招兵买马，准备成立一个志愿师来控制西康，刘文辉获知后，又不客气地将曾鲁刚刚成立的两个团包围了，强行勒令其解散，之后一个电报报给蒋介石，说曾部违反“兵役法”，已代其处置，让蒋介石不大不小地吃了个哑巴亏。
蒋介石见直接在川康地面扶植力量与其对抗不成后，又改变策略，决定从刘文辉内部分化或行调虎离山之计。1940年，蒋介石委任在刘文辉部第24军当师长的刘元瑭为新12军军长，令其从第24军中分兵一部，开赴陕北作战。刘文辉洞察若火，极吝啬地给了一个团，且装备的都是些破烂枪枝，令蒋介石哭笑不得。1942年，蒋介石又借西藏政府拒修公路为名，令刘文辉率第24军前去讨伐，而西康防务则由中央军接替，刘文辉自是明眼人，遂将计就计，制订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作战计划，向蒋介石要钱要枪要编制，并派人坐守重庆，天天催要，弄得蒋介石骑虎难下，最后由何应钦搭了个“中央财政困难，此方案暂缓进行”的台子，事情才不了了之。1946年，蒋介石再行一计，借整编为名，将第24军编为一个师，以期削弱其实力，刘文辉依旧是不愠不怒，换了个编号换了个印章，但人马却一个都不动，又让蒋介石白费了一番心机……
因为屡屡和蒋介石斗智，刘文辉获了一个“多宝道人”的雅号。
当然，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机会收拾他，几次召见时要扣留他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这正如蒋介石对蒋经国说的那样，正值“用人之际”吧？
相对来说，蒋介石“修理”邓锡侯就要轻松得多。
邓锡侯的经历也和刘文辉差不多，不过他比刘文辉出道还早，1920年便当了北洋政府的四川省省长，之后又于1938年和1947年两次出任四川省省长，并分别任过国民党第22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要职。他和蒋介石也没有刘文辉和蒋介石那样多的矛盾，一度时期还贴得很紧，如三十年代和红军作战时，解放战争初起时，他都是积极的参予者和支持者。但是，作为蒋介石的非嫡系，要闹翻是很容易的。
1948年春，正是蒋介石内战吃紧的时节，他派粮食部长俞飞鹏飞成都，要邓锡侯筹集10万担军粮调运出川，供前方使用。如此巨数，邓锡侯哪敢答应？他说：
“不行，四川的粮食四川人民要吃，还有这么多中央军驻在四川也要吃，哪里还有这么多粮食调？”
蒋介石获知邓锡侯的态度后，大为光火，立即电召邓锡侯进京。邓锡侯知道大事不妙，但事已至此，能奈何？只得硬着头皮和俞济飞一道飞南京。果然，一见面，蒋介石便单刀直入：
“恶康兄，刘伯承企图入川，当此戡乱救国之际，四川是大后方，任务繁重，担子是不好担的。你为军人，不适合于搞政治，还是搞军事为党国出力吧！”
这一瓢冷水把邓锡侯从头到脚泼得冰凉，一怒之下，第二天他便向蒋介石递上了辞呈。蒋介石正巴不得他如此，立即在辞呈上批了“照准”二字。这犹不够，次日又在《中央日报》刊了一条消息，称“邓锡侯辞职照准，遗职调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接替”云云。邓锡侯气得七窍生烟，破口大骂：
“日他娘个×，要撤职就撤职，何必叫王陵基到南京等着我辞职？杀人不见血！”
其实，邓锡侯这还是算好的，几个人中被蒋介石“杀”得最狠的要算潘文华，真正可说是不见血啦。
潘文华是刘湘的老部将，自1906年入新军之后，从排长至连长，从连长至营长……一级一级爬至军长，后又任过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第28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重庆行营副主任及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要职，虽不及刘文辉和邓锡侯显赫，却也算一方诸侯。起初，蒋介石为分化川军内部，是喂过潘文华不少“蜜糖”的，但是，随着潘文华渐起“异心”，蒋、潘关系便一步步恶化。
1938年，龙云奉召飞重庆述职路过成都，和潘文华、邓锡侯、刘文华等签字了川、康、滇三省联防密约，共同防蒋，不料四川省代主席王缵绪为讨好蒋介石，向蒋告密，偏这封告密电又被潘文华的第28集团军截知，于是，潘文华约刘文辉、邓锡侯密商，决定先发制人，由所部彭焕章、刘元瑄等七个师长联名列举王缵绪五大罪状，通电驱王，同时令所部向省城逼进，作武力解决之势。
这一招差点没把蒋介石气死，破口大骂：
“这几个烂师长，成心捣乱，看我不收拾他们！”
然而，再烂也是师长，而且是七个！蒋介石不得不作退让，撤掉了王缵绪的职务，由自己兼任了四川省主席。
有此一回，蒋介石对潘文华有了不满，但这时还闷在心里，真正让蒋介石对他彻底失望则是1944年底。一日，潘文华突然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要他火速赴渝。他猜想是有紧急战事，不料，当他赶去时，蒋介石交给了他一个万想不到的任务：
“仲三（潘文华字仲三），中央已经截获刘文辉通敌叛国的罪证！为了安定抗战后方，决定予以翦除，中央对你和子惠（杨森字子惠）寄予心腹，准备采用地方偶然事件的形式，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断然处置。”
潘文华一下惊呆了，但过了一许后，他反应过来了，蹭地站起来说：“委座，大敌当前，后方用兵，恐摇国本！中央既掌握刘文辉确凿罪证，最好公诸国人裁判，通敌叛国，谅其部属谁肯从逆？必然众叛亲离，立成独夫就缚！此事不必兴师动众，尤不宜加以袭取。”
蒋介石见他竟然逆拂他意，很不高兴，嗓门也随之增大：“此事中央筹之稳熟，唯其大敌当前不宜公开声讨，以免影响前线，故以偶然事件处置，俟得手后再行宣告罪状，较为妥善！”
潘文华知道再和他缠下去已无意义，说不上连自己也脱不了身，遂打马虎说：“好吧，既然委座有指示，我下去和子惠商量商量，协同进行。”
从蒋介石处脱身出来，潘文华坐卧难宁。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川、康、滇历来如同三足鼎立，唇齿相依，如果动兵，刘消灭后会稳定么？岂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下一步会不会轮到自己和邓锡侯呢？更可怕的是，如果刘文辉机警敏锐，定会起兵反抗，那样便要酿出一场旷日持久的混战局面，当此民族抗战的紧要关头，视作大后方的川、康竟出现这种内争的局面，国人作何想？民族罪人！何况到时蒋介石可以借口平息内争而对川、康用兵，安知今日栽在刘文辉头上的叛国罪名，异日岂不会栽到自己头上？！
想来想去，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潘文华来了个不辞而别，回去后才向蒋介石发了个电报，称“军中有要务处理”云云。蒋介石虽恼火万分，但也怕他把事情捅出去，引起整个川、康地区动兵，遂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发电，想叫他回心转意，但潘文华每次都称病婉拒，把这事情拖下来了。与此同时，杨森也多次来电催促，潘文华概不理会；杨森又派参谋上范埏生前来联络，潘则以“大敌当前，不能内战”为由严辞拒绝。
经过这一回，蒋介石对潘文华算是看“透”了，也有了伺机报复之心。1946年，内战乍起，蒋介石趁机将潘文华调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割离了与他与刘文辉、邓锡侯的联系，并将所属部队抽走了一部分。1948年，蒋介石又将潘文华调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且进一步将所属部队分割：第163师调归河南张轸指挥，第164师调归襄樊康泽指挥，新17师调归武汉白崇禧指挥。至此，潘文华的部队基本被肢解贻尽。到48年7月中旬，襄樊被人民解放军解放，康泽被擒，蒋介石再把这笔帐栽在潘文华头上，撤去了他绥靖公署主任职务，连最后剩下的48年4月才组建的一个师也调归孙震指挥，潘文华仅剩下孤身一个，郁郁回到了重庆。到这时，蒋介石也就再没兴趣弄他了，给他戴了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头衔，仅仅让他有个领薪水的地方罢了。
……
事实上，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与蒋介石的种种矛盾冲突，正是他们最终走向起义阵营的重要缘由之一。
●毛泽东和张志昼夜长谈，劝说他回白区工作。周恩来约见刘文辉、邓锡侯，送了邓一张山西军用地图。中共在刘、潘两部设立电台。
中国共产党对于川军的统战工作自北伐时便开始了，以后从未间断过，但是，和刘文辉、潘文华等建立有机的联系，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
37年8月，中共地下党员，刘文辉的老部将张志和受中共川西特委的派遣，到延安去见毛泽东。就在枣园的窑洞里，毛泽东和他作昼夜长谈，听他汇报了在川军中的经历和对川军开展工作的情况，也询问了川军内部的种种情形。当时，张志和倾诉了他不愿继续在四川过军阀生活的心情，要求留在延安工作。毛泽东推心置腹地对他说：
“志和，你的心情我当为理解，但你要看到所在岗位重要性。目前，我党在白区的组织多被敌人破坏，以你在四川的地位和关系看，是留下来工作的最合适人选，你莫看国民党现时和我们合作，这是不稳靠的，将来他一定会打我们。那么，我们也要看到，蒋介石与地方军阀是有矛盾的，这便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以你与他们的关系和渊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策动他们。第一步，要他们不要作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不要和我们认真作对，只要随便应付一下；第二步，要他们在国共战争中坚守中立；第三步，最好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共同革命。此任重大，意义也重大，偏劳你了！”
毛泽东这一席长谈，令张志和非常激动，当即表示：“主席，您放心吧，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努力去做。”
毛泽东点了点头。
张志和果然不负毛泽东的重托，返回四川后，频频穿梭于四川的国民党上层人物间，做了不少铺路架桥的工作。
通过张志和的引见，1942年2月，周恩来约刘文辉在民主人士吴晋航家里第一次会晤了，这是刘文辉与共产党从一般联系进入实际配合的开始。
周恩来说：“自乾先生，目前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民心所向，我党顺民意提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旨在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统治，不知自乾先生以为如何？”
刘文辉心悦诚意，说：“贵党的主张自乾深表赞同，也愿意为实现民主局面尽微薄之力。”
周恩来对他的态度十分满意：“对，团结才有力量！在与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我们历来主张加强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主张加强与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合作。所以，我们希望你在国民党内部多做团结工作，通过川、康朋友自身间的团结，去促进整个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结，有效地抑制和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和措施。这一点，我们将给予全力支持！”
刘文辉道：“我相信与贵党的合作一定会愉快的！”
会晤后两个月，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约见曾任过刘文辉部驻武汉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邹趣涛，要他去西康面见刘文辉，向其转告已由中共中央批准的八路军与刘文辉部第24军抗日合作的12条协定。邹趣涛当即默记了，之后飞成都转雅安，在刘文辉的寓所里向他密呈了协议12条的全部内容，中心是加强两军之间的合作，不搞互相渗透，不在对方军队中发展组织，加强联系，相互支援，共同反蒋等。这12条协议既照顾了刘文辉的利益，又考虑了他的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他的疑虑。他全文记录下来，将其凝神默读背熟，之后又和邹趣涛背诵校对了一遍，这才烧掉。同时他要邹趣涛转告周恩来；
“我坚决遵循协定办事。”
事实上，这个协定是刘文辉较长时间与共产党合作并最终举义的基础。
周恩来与邓锡侯的面见比他与刘文辉的面见还要早一些。
37年，作为第22集团军总司令的邓锡侯率川军入山西参加抗战。一次，由于阎锡山只顾自己逃命，未及通知邓锡侯撤退，致使邓锡侯及所部陷入日军的重围。突围时，邓锡侯的乘马又坠入沟坎内，邓的脚严重扭伤，邓及所部便愈呈险状，是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掩护，才使他脱离险境的。这事让邓锡侯非常感动，说“八路军真是一支仁义之师”。偏巧，突围后扎营时，邓锡侯的总部又与八路军的总部只隔着一个村庄，邓锡侯得以接触朱德等一批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他们对他坚持抗日的态度都表示了赞赏，朱德总司令还送给他一匹战马，以示抗战到底，永不下马。不久，他又结识了到前线指导作战的周恩来。交谈中，周恩来获知他正为缺少山西的作战地图而焦虑不安时，慨然解囊，将部队在平型关缴获的日军用的山西作战地图送给他，这令他激动不已，连连摇着周恩来的手说：
“患难见知己，患难见知己，太谢谢了！”
通过这件事及后来与周恩来的几次交往，邓锡侯对周恩来敬佩不已，私下里多次对心腹部下说：“周恩来真是伟人风范，其气度和胸襟，国民党内无人可匹敌！”
鉴于此，有一次周恩来路过四川，邓锡侯获知消息后，主动派交际副官马某专程陪送，警卫安全，以示其敬意。
由此可见，邓锡侯对于周恩来的信之程度了。
当然，中共与川军合作的实质性进展，当以互设电台为最明显的特征。
就在周恩来与刘文辉会晤后不久的42年6月，周恩来向潘文华部和刘文辉部分别派出了以钱松甫和王少春负责的电台小组，从此达成了和他们的直接联系。
钱松甫是6月底进入四川阆中的潘文华部司令部的，潘文华委了他一个参议闲职作掩护，钱松甫的夫人江洪则以随军夫人的身份担任译电员，他们每周和中共在重庆办事处的电台联络一次，主要反映潘文华部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将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及对有关合作的处置意见迅速地传达过来，交潘文华传阅。
这电台开设了整整三年。至45年7月，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国内重新出现了国共两党争锋的倪头。在这双方难辨优劣的浪尖上，潘文华露出了脚踏两只船观望风势的本性，也露出了怕担风险的口风。中共南方局获知这一消息后，知在潘文华部再开设电台已无意义，遂通知钱松甫离开阆中，返回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相对来说，开设在刘文辉部电台所起的作用要重大得多。
王少春、秦惠芳、杨作爱一行三人是42年7月下旬辗转到达刘文辉部所在地雅安的。到达的当天，刘文辉便接见了他们，并确定了他们的掩护身份：王少春是刘文辉的私人顾问，报务员杨作爱称是王少春的秘书，担任译电员工作的王少春的夫人秦惠芳则自然是以王少春的夫人的本来面目出现。
经与刘文辉商量后，王少春他们将电台设置在雅安城南苍平山下的一个旧旅部里。这是一幢长年失修、颓坦断壁的大房子，四周漏雨透风，屋后古松苍苍，屋前是个过去杀人的刑场，格外显得阴森而恐怖，罕见人迹。可这对于王少春他们来说，倒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隐密而安静。他们将电台设在一间梁折柱斜、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把发丝般的天线沿着墙缝伸上去，从屋顶中央穿过，然后散贴在瓦缝间，不是仔细搜寻的话，难觅踪迹。
自此，这部电台几乎每天深夜与中共中央的电台沟通一次，罕有间断。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互间合作的重大问题，相互间交换的重要军事情报等都通过这部电台频繁往返于雅安与中共中央所在地之间，对刘文辉等构成了最直接的联络和影响，刘文辉就曾称：“我等于天天在进政治学校，太好了！”
这部电台一直坚持到刘文辉起义以后。
当然，一部共产党的电台，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工作，不可能没有波折。一度时期，这部电台的信号被军统的电台侦听到了，戴笠亲自发电给军统雅安组组长徐伯威，令他立即侦破具复，同时还派了两名电讯专家前往雅安协助侦破，又指派缉私处长罗国熙亲自出马。王少春等获知这个消息后，连忙作了对付意外的准备，一方面把收发机卸下装箱妥善隐藏，一方面向刘文辉通报情况，施加压力。好在刘文辉态度明朗，对军统特务威吓并用，说你们如果信不过我刘某，要查可以，但查不出什么的话，我绝对以诬陷罪和诽谤罪治你们，看你们谁有本事能逃出24军的防区！那几个特务一听不对劲，也不敢贸然行事，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但戴笠却不甘心，又暗令24军政训处长丁国宝搞了部电台侦听，岂料，他的讯息被王少春他们反侦听了，之后问刘文辉，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特务搞电台来雅安你还不知道？刘文辉一听急了，赶紧采取措施，派人把丁国宝的电台查出来没收了，又将丁国宝远远地撵出了雅安。
不过，波折也不仅仅在此，一度，刘文辉也露出了他的摇摆性质，且明显地体现在对待中共电台工作人员的态度。这时间大约在47年春夏间，当时，中共中央已暂时放弃了延安，蒋介石也狂妄地称要在“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刘文辉对解放军能否取得胜利产生了怀疑，因而对王少春他们的态度也如温度计遇到了大寒潮一样，水银柱急剧下降。原来，电台是派了五个警卫员的，这时仅减到剩一个了；原来的电台用干电池也是足够用的，又新又好，这时也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又旧又少。电台人员没办法，只好在旧电池的底部凿几个洞，加些盐水勉强维持。与此同时，刘文辉对于电台的经费供应也急剧减少了，让其几达断炊的地步。电台人员只好自己动手开荒种菜，以自救度难关。面对这种情况，王少春终觉不是了局，遂一方面电告中共中央，一方面对刘文辉发出了警示性的告诫：
“刘长官，希望你要当政治家，别当政治商，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
与此同时，周恩来获知情况以后，也通过电台转告刘文辉：“如果你认为不再需设立电台，请你立即买飞机票将我们的人员送至香港，所需费用包括飞机票钱我们都会给你送去。”
这一下，刘文辉有些警觉了，逐斩改变了态度，给电台增加了两个警卫，增加了部分生活费，给的干电池质量也好了些。但周恩来有备无患，叫王少春去成都找中共工委委员张友渔要了部分资金，用以作紧急备用。不过，这时的刘文辉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开始转入反攻，对电台人员也日趋热络，人来得勤了，资金物资送得也多了，但王少春他们一如既往，该要的要，该收的收，而不该要不该收的则坚决拒绝，表现出始终如一的气度。
同时，王少春他们在利用电台帮助和教育刘文辉的问题上也始终如一，每天用明码抄收新华社的电讯，之后由王少春亲笔誊写后编号送给刘文辉看，至起义时，编号已达2900多号。刘文辉也非常重视这份“红色小日报”，每天必读，每份必看，有时甚至可以达到忘神的地步，连大烟也顾不上抽了。有的纲领性的文件和重要文章，他则要反复读上十余遍，以求弄懂领会为止。实际上，这是刘文辉全面了解共产党政策的一个主要途径。
当然，最终促使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率部举义的根本原因还是解放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
●赵一明出使香港，乔冠华谈了三点意见。人民解放军入川方向出敌意外，刘文辉明确起义。胡宗南脸煞白，喃喃道：“完了，完了……”
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蒋家王朝的半壁江山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境地，西南一隅的川军的将领们坐不住了，纷纷思谋出路问题。
“我们要迅速和中共中央谈妥才好！”
恰这时，已担任了四川民盟负责人的张志和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中共中央华南局希望他派代表去香港商议有关起义事宜。接信后，刘文辉连忙约民盟中央委员杨家祯到家中密谈，决定由他代表自己去成都和邓锡侯商议川康起义问题。邓锡侯也正在为出路着愁，杨家祯一到，正中心事，忙派陈离当了自己的代表，和杨家祯一道去见张志和，拟组成联合参谋总部，统筹川康起义的具体问题，但后来因情况有些变化，这计划夭折了。
又至5月下旬，重庆民盟派赵一明赴香港向中共中央华南局汇报有关情况并请示有关策反问题，中共中央驻香港负责人乔冠华在香港的寓所里接见了他，就策反工作陈述了几点方向性的政策问题：
一、欢迎国民党四川地方军政人员脱离国民党阵营，实行武装起义，但行动上应按照刘伯承司令员在北京广播的原则办事。
二、起义人员的财产除其土地应按照《中国土地法》处理外，其它财产概在保护之列。
三、起义以后不得另立番号，不得自行移防，就地维持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起义部队的供给就地解决，听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
7月上旬，赵一时从香港返回四川，带着乔冠华的几条意见去见原成都市市长李铁夫。李铁夫非常高兴，除表示自己要按这几条意见行事外，还答应去客串一些人，并约定与赵一明保持联系。
7月下旬，李铁夫告诉赵一明，刘文辉、邓锡侯获知几条意见的详细内容后，只用两个字表示：很好。
这后，赵一明又与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联系了。其时，四川地下党组织正接受了邓小平、张际春等领导人的指示，部署迎接解放军入川的事宜。所以，赵一明一联系，地下党负责人即指派有关人员和其共同拟定了“国民党四川地方军政人员宣布起义行动上应当注意的意见”，共20余条。9月底，赵一明将意见成稿送了一份给李铁夫。不久，李铁夫即回复说，刘文辉、邓锡侯看了这些意见了，如上次一般爽快：遵照办理。
此际，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步伐日趋明朗了，大批国民党军队退守西南，为保住最后这块复兴基地，蒋介石8月下旬飞重庆，并就西南的问题召开了西南紧急军事会议。在军事部署方面，他们以解放军从川北入川为主防御，令胡宗南的三个兵团依秦岭主脉构成主防线，并沿向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具体即以李文的第5兵团担任秦岭正面守备，李振的第18兵团担任陇南方面守备，斐昌会的第7兵团指挥配备在大巴山一带作预备阵地。与此同时，宋希濂的第14、20兵团和孙元良的第16兵团则布防于川鄂边的建始、恩施、巫山、奉节一线，以扼守川东门户；罗广文的第15兵团置于南充、大竹地区，准备向北或向东机动。另外，还有四个军的兵力分散配置于川康各要点，作重点防守。
岂料，人民解放军入西南的部署正是针对于此的有的放矢，其主力部队在完成一个大迂回后，突然向敌防守薄弱的黔川东区挺进……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中共中央也加强了对川康国民党军政人员策动工作。10月上旬，中共中央通过设在雅安的电台告诉刘文辉，川康解放已为时不远，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改写自己的历史。
刘文辉终于是明确起义决心了。
杨家祯又建议刘文辉通过中共建立在雅安的电台向周恩来报告起义的决心，并请示机宜。刘文辉思虑再三，终于听从了这个建议，发电给周恩来道：多年来受蒋压迫，积怨难言，处境困难，现已决定投向人民，并在暗中作好了充分准备，请中共中央指导行动步骤。周恩来接电后不久，即复电刘文辉，大意称：大军行将西指，希望如言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这电报透出一种宽容和理解，刘文辉深深地感到了共产党的博大和深远，遂积极地进入了起义的最后准备阶段。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指示中共川康地下党组织派人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直接联系，就起义的时机，起义的实施以及起义后配合商定了具体办法：
一、起义时机选在解放军逼近成都附近时为宜，如过早行动，易遭胡宗南部的袭击，第24军的战斗力也无法与之对抗。
二、第24军起义后的主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堵截胡宗南部向西康方向逃窜，并以牵制和扰乱的方法阻止若占领西康，以期待解放军到达。
三、保护好城市、交通和中共地下党员及民主人士、进步青年，维护好社会秩序。
四、开展民主思想教育，改善官兵关系，从物质上和精神为起义后配合解放军作战做好一切准备。
根据商定的办法，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迅速完成了军事、组织等方面实质计划。
人民解放军的顺利入川，为刘文辉他们的起义行动吹响了号角。
12月5日。周恩来电告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响应刘、邓两将军11月24日的“四项号召”，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拦，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王少春自是把这电报内容很快地转告了刘文辉。
也许，也正是由于这封电报的作用，才促使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毅然脱离了蒋介石、胡宗南的控制，揭开了起义的序幕。
12月11日，逃出成都到达彭县龙兴寺的刘文辉、邓锡侯就在龙兴寺召集了起义大会，各路人马纷呈而来：潘文华赶来了，中共川西、川东、川康的地下党负责人赶来了，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派遣人员赶来了，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也赶来了……
群雄相聚，气氛欣然，就在龙兴寺的大堂里，商定了起义后的行动步骤：
一、如蒋介石的军队企图破坏成都，起义部队当不顾一切，坚决予以打击；
二、待人民解放军进至距起义部队一日行程之内，起义部队配合解放军向蒋介石的军队发动攻势；
三、如人民解放军未到达之前，蒋介石的军队发动进攻，起义部队则派出一部配合武装民众袭击其侧背，主力则退至西山山地待援；
四、如蒋介石的军队未发动攻势，解放军亦未到适当距离时，起义部队则向蒋的军队严密警戒，确保彭县、新都、灌县等占领区，并在政治上向蒋部发动攻势，牵制其兵力，瓦解其斗志，削弱其战斗力，策反其部队，以促成其迅速崩溃；
五、通电表态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站在人民阵列，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号召其他部队起义；起义部队以原编制、原番号就地待命，给养问题由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联名致电致函各专员、县长，由地方负责供应，并遵守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为了保障上述步骤的顺利实施，众人又商议设置了有各方面人员参加的组织、策反、参谋三个小组，分别负责策反、作战、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加强对起义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完成这些后，刘文辉召集川康各路军政官员在起义通电上签字，之后派人送雅安的中共电台发出。
电稿上填的发电日期提前了两天，与昆明起义同步：12月9日。
刘文辉等在彭县宣布起义后不久，成都的胡宗南便获知了消息。最初听到消一霎那，胡宗南的大嘴唇张成了一个芒果形的深洞，随即他咬牙切齿地咒骂：
“狗日的龟孙子，亏了，亏了！把他们全扣住就好了！”
后悔是嫌晚了些，但他想：吃了他们许还来得及！眼中遂逼出两线隼鹰般的厉光，说：“立即准备行动，缩紧包围，把他们紧死！”
的确，这时彭县的起义部队是处在重围之中的，右翼侧的什邡一带，有国民党孙元良的第16兵团和杨森的第20兵团，左侧翼郫县一带，有罗广文的第16兵团和陈克非的第20兵团，其兵力达10数万众，如大动干戈的话，起义部队很可能导致全盘毁灭。但是，胡宗南未曾想到，由于刘文辉等的举义，已从根本上动摇了其它将领和部队对蒋介石的信心。因而，胡宗南最不愿意看到场面出现了。
12月16日，胡宗南令示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和第15兵团罗广文，要他们指挥所部向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驻彭县、灌县的部队发动进攻，但这时陈克非和罗广文眼见大势已去，正在谋求自身的出路问题，遂按兵不动，任由胡宗南急翻了脸也不理。
胡宗南知陈克非、罗广文违令未动一兵一卒时，脸便顿时刹白了，喃喃自语：“完了，完了，只有退西康和西昌一条路了！”
起义部队则趁势发动政治攻势：一面派人向四周的国民党军宣传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刘邓联名公布的四项忠告；一面派人持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信四处活动，积极策动国民党军起义。
在共产党政策感召和刘、邓、潘彭县起义行动影响下，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愈演愈剧烈了……
●彭县联系，董宋珩决心更坚，杨森怒骂：“老都老了，晚节都不要了吗？”什邡起义。胡宗南逃离成都。川康大倒戈，西南40万国民党军大起义。《解放战争四年综合战绩》统计国民党军起义及和平改编共计1139980人！
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是12月13日晚接到彭县来信的，14日凌晨，他叫人把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请过去，说：“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他们来信了，说是要邀你、我和杨森去那边议事，你看怎么办好？”
董宋珩道：“是不是商议起义的事？”
孙震默默，那神情是默认了。
董宋珩双目直视着他道：“那我们一起去吧。”
孙震避开他的目光，犹豫了半晌，这才说：“我有急事需要办理，偏劳你和杨森代去一趟如何？”
话未落，杨森连忙推却：“我怕是不能去，近日身体不舒服。”
董宋珩知他们尚有疑虑，勉强不得，便说：
“好吧，我去走一趟。”
午饭后，董宋珩即驱车登程，至广汉，因前面不通公路，便又换乘滑竿前行，一直到天黑时分，才到达蒙阳场邓锡侯的一个团的团部，但邓锡侯他们已获知他来的消息，次日一早便把他接到了兴龙寺。
因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他有同学之谊，说话也就无禁忌，他们先向他详细介绍了彭县起义的情况，又劝他道：“现在局势已很明朗，只有脱离蒋介石，举旗起义，投向人民才是唯一的正道。而且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董宋珩道：“我早有此心，也知道只有此道，别无他途，只是孙震尚有顾虑，各部队将领也尚未见面，有待进一步疏通才好。”
潘文华有些为他着急：“从速，从速，孙震处能做通工作当然最好。万不一成，由他去吧，不要因此而坏了大事！”
董宋珩点头称是。
会晤中，董宋珩又和他们商定了起义联络的具体办法和起义后相互配合的具体问题，之后返回了原部。
一回到广汉，董宋珩便得知了孙震和杨森翌日将去成都的消息，心里便留了一个疑虑，他们是不是要逃？
恰在这时，第16兵团副司令曾元和中共川西地下党组织派往该部的地下党员杨叔明也到达了广汉，董宋珩因和他们有过起义之约，便先找他俩商议：孙震此去成都，会不会是想逃呢？或是有新的军事部署？
曾元和杨叔明都道：不管他们是逃还是有新的部署，和他们挑明话题为好。
董宋珩一听有道理，下午便去了孙震公馆，逢杨森也在，见模样在密谋杀什么。董宋珩也不管这些，径自把去彭县的详细情形陈述了，之后将彭县的起义通电递给孙震，说：
“刘光辉、邓锡侯、潘文华均望我们与其统一行径，脱离蒋介石，以保全全军安全，以使百姓免遭祸害。”
话未落，在孙震旁边的杨森突然从孙震手中抢过起义通电，三扯五扯，将其扯得粉碎，愤愤地砸在地上，鼻孔中也闷闷地逼出一声沉沌的“哼”声，那模样似谁给他戴了绿帽子一样。
董宋珩不理会他，继续往下说：“我部经过长途跋涉，解放军尾追不放，如继续西撤，一则刘、邓、潘已经宣布起义，不予假道，二则我军已疲惫不堪，再无力行动，可否考虑……”
气炸炸的杨森再也忍不住了，忽地猛跳起来吼道：“别说了！老都老了，晚节都不要了吗？！”
一瞬，屋内特别寂静，简直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闻。孙震见气氛太僵，哼哼唧唧地吱唔了两声，却是谁都听不清的话语。
董宋珩知道和他们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遂道：“你们看着办吧”，之后起身告辞了。
孙震和杨森果然看着办，次日便一道去了成都，从成都包了一架飞机，于12月18日飞台湾成“晚节”去了。
孙震走时，自来不及安排所部行动，但他把绥署主任的职权交给了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这一安排令军中所有的官佐都十分震惊！
孙元良是孙震的侄子，又是蒋介石的学生，因这两点，无德无能的他在军中竟步步稳进，直至升到第16兵团司令。但他的为人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几乎种种恶习都沾上了，浪荡成性，贪财好色，专横拔扈，为所欲为，曾多次无理裁撤官佐，处罚下级军官，贪污腐化更是司空见惯。甚至，他荒唐糜烂到打了败仗仍携着姘头逃命的地步！这么一个人，当然不能令人心服；孙震把所有的军权都交给他，更是令人不快！
事实上，他也成为董宋珩他们举义的最大障碍！
就在孙震逃离广汉的前后，第16兵团所部第41军、第47军等已陆续汇聚到广汉附近，当官兵们得知孙震已逃走，由孙元良代行绥署主任时，大家无不哀声叹气。于是，各军、师长纷纷前来找董宋珩、曾元探听消息，寻找出路。起初，董宋珩、曾元不敢将话说得太白，只是暗示性地提示了一些，但这些人不满足，董宋珩和曾元便考虑找时机挑明这事了。
12月17日傍晚，第124师师长蔡钲等又来找董宋、曾元打听消息，董宋珩趁势问道：“现在解放军已由东南北三面对成都形成了迂回包围之势，胡宗南可能打算死守成都，万不得已再退守西康，你们打算怎么办？”
蔡征是直人直口，道：“打，肯定是不行的；走，也没有出路，还是听长安公（董宋珩字长安）说说怎么办吧。”
董宋珩知道已到火候了，说：“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条路，第一条是战，第二条是逃，第三条是和。战的话，军心已散，斗志已丧，怕是惨败结局；逃的话，跟着胡宗南远走西康，而后缅甸，其高山峻岭，深谷大川，构成重重障碍，不说有解放军围追堵截，就是遥远荒凉之自然条件，也要把部队拖垮；和的话，倒不失为一着高棋，如刘文辉的第24军、邓锡侯的第95军一样，停止军事行动，迎接解放军，这样既可以使地方桑梓百姓免受其难，又可保证你我身家性命，未尝不可为之。”
蔡钲听得连连点头，连连称是。
董宋珩又道：“我们多年来受蒋介石嫡系的排挤、打击，现在胡宗南仍妄图以我们作替罪羊，为他们卖命作炮灰，真如此，那就是愚蠢、太划不来了。以我之见，我们联合起来，早日倒戈起义，走一条自新之路！”
蔡钲非常激动：“长安公所言极是，望长安公领衔主事，我们一定听从指挥！”
董宋珩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有此一条口子，下面的事就好办多了，就在12月17日至12月19日的三天时间里，董宋珩和曾元与第16兵团第41军第122师师长熊顺义、第123师师长裴元俊、第124师师长蔡钲、第301师师长张则荪、第47军第127师师长袁国驯、第302师师长张子完等会见达成了一致意见。
至此，第16兵团起义已成定局。
就在董宋珩、曾元与各军、师长频繁接触的时节，胡宗南还在作倚重于第16兵团的梦想。12月18日，他电令孙元良，令其率第16兵团“开赴成都接任城防”。但这时孙元良已成孤家寡人了，征求意见时，各军、师长没一个同意去成都的。无奈，孙元良只好谎报原因，托词不去成都接防。
胡宗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2月19日再电孙元良，令第16兵团“在德阳、广汉一线沿川陕公路重叠配备，以阻止解放军向成都迫近，并掩护裴昌会之第7兵团在成都集结。”
接电后，孙元良坐卧难宁，他清楚地意识到，这又是他无法解决的难题。执行吧，下属不从；不执行吧，胡宗南不会饶他。想来想去，还是只有从下属处疏通了。
就在这日中午，孙元良在广汉县政府安排了一个盛大宴会，遍请了各军、师长，也请了董宗珩和曾元，可是，他意想不到的是，来参加宴会的竟不足三分之一！这就不由他不窝火了，但这火却是泄不出来的，唯有脸铁青，目痴呆罢了。
过了好久，孙元良才勉强压熄了一点火，站起来面无表情地说：“近来我军长途跋涉，饱含辛苦，兄弟在此略表寸意。为保成都，与共军决战，胡长官急电我部在德阳、广汉一线阻截共军南进，望我部遵照执行。”
到宴的几个军、师长一齐搁杯停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意思似乎很明白：16兵团拖成这样，还能打吗？
一个师长终于忍不住站起来道：“孙长官，我军各部官兵衣不御寒，食不饱肚，还能打吗？又值得打吗？胡宗南叫我们在前面挨拓，却腾出时间让他的嫡系部队逃跑，我们值得？！”
其它军、师长也一齐商量好似的应声：“对，对，去不得！去不得！”
孙元良的脸更加铁青，语气也是阴沉沉的：“人家要我们去守成都，我们不干；人家要我们去打野战，我们也不干。如此不听命令，难道不是成了反叛吗？那么吧，你们说说怎么办吧？”
几个军、师长因早就取得了一致意见，也就不顾孙元良的神色了，提出：为避免与解放军作战，离开川陕大路，把部队摆在什邡、绵竹一带，视机观变。
孙元良见他们早有成稿，自己一人怕是难于改变，又想开到什邡、绵竹也好，离西康近，万一不成再往西康溜吧。这么一想，他的气稍顺了些，说：
“既然大家愿开什邡、绵竹，那好吧，我听你们的意见，决定把先开到锦竹、德阳集结，再视情况向北川、平武移动。今晚第122师先开德阳，沿途警戒，其它各部务于20日要分别行动！”
孙元良的这个安排很快反馈到董宋珩、曾元那里，他们立即作出了相对应的措施：第124、125、127、301、302师均于19日晚前离开广汉向什邡移动，第122师则在驰赴德阳的途中突然转向什邡，各部在什邡汇齐后即举义。
这个计划完成后，迅速通知到各军、师长那里执行。各军、师长严格依计划行动，于19日晚纷纷离开了广汉，称师什邡。
孙元良获知所部纷纷向什邡移动时，心知有异，忙派手中的警卫部队去兵团司令部捉拿董宋珩和曾元，但这时已嫌迟了，兵团司令部已是空空如也。
12月21日上午，到达什邡的董宋珩、曾元正拟召开各军、师长会议，公开起义问题，这时便接到了报告，说孙元良率警卫团追过来了。为避免冲突，董、曾决定将第124师移驻北关，第302师移驻罗汉寺，第47军军部及第125师移驻高骈铺，第127师和第301师暂驻马脚井。同时，他们还决定以董宋珩负总责在马脚并设立“起义指挥所”。
完成这些部署后，已是12月22日的凌晨了，董宋珩、曾元以正、副起义总指挥的名义在马脚井如开了各军、师长参加的起义大会，正式通过了起义决定和起义通电！
正当要发出起义通电的时节，从川东退到广汉的第79军也派人来联系起义了，于是，起义通电上又添加了第79军的序列和第79军将领龚传文等人的名字。
而这时，率警卫团追至什邡城的孙元良已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面对空空如野的什邡城，他知道他的兵团司令的使命完了，无奈地向手中仅存的警卫团下达了撤的命令。
12月24日凌晨，孙元良率警卫团逃至了成都。
12月26日，董宋珩、曾元在什邡城召开了第16兵团所有军官大会，正式宣布起义！
值此，第16兵团40000余人走向了新生！
当各种情况报说第16兵团有“异动”的时候，胡宗南正在成都部署向西康的大撤退，他还有些不敢相信，数次问：是真的吗？
可是，当第16兵团全部移师什邡的准确消息传来时，他不敢再存丝毫幻想了，小眼紧闭，大嘴紧闭，那潜台词是“完了”！
是完了！解放军席卷如潮，国民党兵败如潮，国民党倒戈亦如潮！
继彭县起义后，12月11日，宜宾反了郭汝瑰的第72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