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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塞外烽烟熄
●董其武乱中求见傅作义，急地问：“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有没有提到绥远？”毛泽东说：“有过北平的和平解决，绥远的问题就好办多了，可以先放一放嘛！”绥远方式的提出。
8月4日傍晚。解放军兵不刃血地进入长沙的消息传至北平，毛泽东显出了他少有的兴奋，虽说这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长沙对他来说有一层特别的意义，这不仅仅因为是家乡的省会，也是他革命起步的摇篮；可以说，他早期的革命活动，无一不是与长沙关联的。而他的爱妻杨开慧，也是牺牲在这个城市的。
“长沙多难。抗战时期，蒋介石把它烧了个精光，现在的确是经不起一折腾啦，程潜老先生总算给了我一个面子。”
周恩来接了毛泽东话道：“陈明仁这个弯也不好转，虽说要价略高了些，但毕竟还是转了，功德无量。”
毛泽东道：“我说过的，他漫天要价，我决不就地还钱。”
周恩来道：“长沙一解放，华南地区下一步的主要目标就是白崇禧了，主要战场是湘南和广西，可望在年底前结束。不过，四野来电说部队极疲劳，发病率高，非战斗减员严重。我看是不是休整一个时期？”
“二十天够不够？二十天吧。”
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烟，接着说：“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要全面展开才好，我想请程潜提前晋京。老先生在国民党中是三朝元老，位重资深，靠过来当要勇气，我们可不要怠慢了人家。”
周恩来道：“晋京的具体事宜我来安排。”
毛泽东点点头：“老先生来京时，我准备到车站去迎一下，一是表示个尊重，二是表示个态度。绥远和新疆的问题也可以揭盖子了，原计划是赶在长沙前面的，缓了一缓，也好，赶了政治协商会议，赶个火候。”
周恩来将身子向毛泽东侧了侧，说：“傅宜生说，蒋介石向绥远增补了一千九百两黄金，还给董其武委了个西北军政副长官，想以此收买人心，怕是晚了一些。”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老一套，马后炮！要傅宜生转告董其武，黄金收下，多多益善么，不过，这点钱怎么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我们也拨10万吧，用现洋，再请傅宜生亲自跑一趟，解决实际问题。”
周恩来用商量的口吻道：“我们是不是请傅宜生来商量一下？”
毛泽东又点点头：“今晚吧。”
缓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是傅作义一手提拔起来的部将，从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直到绥远最高军政长官，无不与傅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傅的言旨也是无所不从。
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董其武即乘飞机直抵北平，到中南海居仁堂求见傅作义。傅作义是略有些吃惊的：
“现在这么乱，你跑来干什么？”
董其武不改忠诚本色，说：“正是这会儿我才要来看看你。”傅作义叹了一口气，道：“你来了也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内情给你谈一谈，我是拚了三个死的：一个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的仗，不了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特务可能要随时杀死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我拚着三个死，决心走人民的道路。”
傅作义停顿了一许，接着又解释说：“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了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劝我大军南撤，并任命我为东南军政长官。蒋纬国还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等语，我都拒不接受。同时，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等先后飞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他以海军全力支持我们。我当即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能办得了。现在看，我是走对了的，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傅作义。
傅作义又说：“你回去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去，那可能的嘛。现在呢，不要多久全国都要解放了。除非你有钱，把家属送到外国去，否则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董其武是深深地感染了，急切地问：“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有没有提到绥远？”
傅作义摇了摇头：“绥远的问题等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吧。”
49年2月22日，傅作义偕邓宝珊、阎又文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到住处看望他们。
傅作义是头次见毛泽东，难免有些紧张，啪地一个军礼，脸上挂着近乎肃穆的神色。毛泽东连忙抓住他的手摇了摇，风趣地说：
“宜生，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内疚深深：“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
毛泽东“哦”的一笑：“北平和平解放，宜生功劳很大！”
傅作义的脸色舒展了些。
周恩来接过话：“共产党看人从来功是功，过是过的，这些你也初步体会了。傅先生，听说你当初搞罢战求和是准备冒‘三死’的，是不是呀？”
傅作义垂眼一笑，多少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担心总是难免的，过来就好了。”
说话间，毛泽东掏烟，顺手递一支给傅作义，傅作义推却了，他便自己点燃深吸一口，继续往下说：“我准备把俘虏你的人员都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让他们到绥远去。”
傅作义一脸的疑惑：“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为什么呢？”
“国民党不是一向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这样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也有利于绥远问题的解决。”
谈到绥远的具体问题，傅作义格外上心，专注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弹弹烟灰，淡然一笑，说：“有过北平的和平解决，绥远的问题就好办多了。不过，我们可以先放一放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是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傅作义是深深感受到毛泽东的魅力了！
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7届2中全会上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绥远方式”。他说：
“什么是绥远方式呢？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以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以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这个方式的提出当然不是无的放矢。
●归绥始乱，董其武主和。毛泽东减轻董其武的压力。谈判还是北平谈判的老班底，停火线有分歧，傅方代表耍了一个小诡计。协议草签，毛泽东接见谈判代表：“这个方子治这个病最好，但不通用。”
48年9月5日始，华北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为配合辽沈战役，发动了察绥远战役，至11月6日止，先后解放了丰镇、隆盛庄、集宁、凉城、和林、清水河、托县、武川、萨拉齐等地；49年初，第3兵团又向绥远省会归绥挺进，前锋直抵旗下营。
闻讯，归绥城里慌乱不堪，国民党军政人民尤为惊恐，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有的焚烧卷宗，携带家眷，乱哄哄地争相逃命；有的拖儿带女，聚集车站，想早坐车向包头先撤。
绥远省会大厅里也热闹非常，一大批军政官员蜂拥而至，以国民党绥远省部委员、省建设厅厅长潘秀仁，省财政厅厅长张遐民为首的一批政客围绕董其武吵嚷嚷的，要求其立即西撤后套。董其武因在密动观望着北平的举止，对北平的情况是有些数的，心里也倾向于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故而，回答他们的话便没有好口气：
“撤？怎么撤？这么一个大摊子，用什么作保障？经费呢？物资保障呢？传我的命令，一切维持原状，尽量避免和共军作战！”
董其武也确实有他的困难，绥远国民党军队组织庞杂，番号众多，共有一个军（含三个师）五个师八个旅又四个团，共计80000余人，但真正有战斗力只有陆军独立第7师和第258师，其他大多是地方团队和抗战胜利后改编过来的伪蒙武装，武器装备不全，人心不整，可以说是不堪一击。另外，由于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绥远日陷孤境，物资补给十分困难，加上蒋介石不肯拨钱拨粮，绥远所有部队降到了维持生计的最低限度。这样的部队怎么打，又怎么撤？
针对绥远的情况，中共中央采取了相对应的措施，一方面加强对董其武部队的争取工作；一方面在和平解决北平的同时，酝酿了和平解决绥远的主张。
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人民解放军立即停止对绥远部队的进击。
2月12日，中央军委复电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政委李井泉，详细阐明了对绥远部队的方针。这是经毛泽东亲手修改后的电文：“井泉7日10日电悉。目前董其武、邓宝珊在绥远部队及其他人员尚有4—5万人（实际为80000余人），用改编方法彻底改造并在绥远全境建立人民政府，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以兵力由宁夏进占五临之后。目前应让董部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平绥路许其通车，商业许其流通。董部番号不要改变，我亦不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退入后套让出绥包归我，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给养不足，可考虑予以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条线境。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存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同志面谈，请林罗按此方针与傅邓谈判。在解决鄂友之匪部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进击，如董其武自己让出归绥，则可占归绥，否则暂在归绥卓资山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本月20日左右，井泉可到北平与林罗薄面谈，并来中央参加3月1日的2中全会，杨罗、杨李两兵团须于3月协同徐周部夺取太原，并解决大同问题，然后西进，协同西北我军夺取西安、兰州，现在不宜派兵去绥远。”接到电报后，进占到旗下营的我人民解放军迅速后撤30公里，到卓资山整训，以减轻董其武部的压力。
与此同时，我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统一战线的教育，允许董其武部军人、群众到解放区来往通商，停止组织董部哗变的一切措施，并改董部为友军称号。
至此，归绥局势渐趋平静。
绥远问题的谈判是从2月初开始进入议题的。
解放军入北平城不久，林彪、贺龙、聂荣致、罗荣桓、陶铸在北平饭店宴请傅作义。
席间，林彪下意识地咳了咳，众人便都把目光投注到他身上。他对着傅作义道：
“傅将军，通县谈判时，决定绥远问题在北平解放后再谈，现在中央决定绥远问题由贺龙和傅将军商谈，请傅将军指定谈判人员。”
林彪的话很凝练，正因为如此，才不显感情色彩。傅作义正了正颜色，沉吟道：“我想让几个参加北平谈判的代表继续参加绥远问题的谈判，即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三人。”
贺龙笑道：“老朋友好办事，好嘛。我方拟派李井泉、潘纪文两同志为代表，让他们就在北平商谈如何？”
傅作义点了点头。
这后，双方代表在北平饭店设立了联络办事处，就绥远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紧张而秘密的协商。
最初商谈的是停火线的划定，草拟从卓资山县旗下营北山后大滩到清水河县境内的黄河北岸喇嘛湾村，几番下来，意见基本统一了。有争议只是喇嘛湾村。当时，喇嘛湾村属解放区，但由于该地紧靠黄河，用水方便，加之土地肥沃，很适合种鸦片，故傅方坚持要划到董的驻防，而我方以解放区为由，不肯让出。
双方停火线初步确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绥远和平解放的商谈由华北局聂荣臻、薄一波负责，于是，华北局增派了张友渔为谈判代表，继续进行会谈。
这中，傅方代表耍了一个小小的心计。3月29日凌晨5时左右开始会谈时，王克俊拿出了一封董其武致傅作义的电报，称：全面和谈即将开始，如成功，绥远问题自随这解决；如不成功，绥远本边陲之地，亦无关紧要；现在，双方如互派代表处理问题，恐惹出意外之事，使绥远补给有被断绝之可能。关于交通贸易诸问题，可由人民自行在平互商解决，以人民的身份进行交易。
我方代表潘纪文看了电报，估摸是傅作义的代表假造的作为拖延商谈的口实，遂不客气地指出：
“我们是以傅作义将军为商谈对象的，与董其武并无直接关系，如果你们认为傅作义将军不能代表董其武，不愿再谈下去，我们立即停止会谈。如认为可以代表董其武，愿意继续会谈，我们并不会因为有此一电而拒绝会谈。会谈与否，请你们速报傅作义将军，我们将根据傅作义将军的意见作决定。”
王克俊一脸的尴尬，连忙说：“哪里，哪里，我们只是将情况通报贵方一下，董其武将军的工作将由傅将军去做，我们继续谈，继续谈。”
一段“花絮”遂告结束，会谈继续进行。
至4月9日，双方会谈的意见趋向统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草案文字。但我方代表坚持注了“即草案须向由傅作义将军立即派人送绥远，经与董其武将军商量再作最后决定”的附注，傅方代表没表示异议。
4月23日，傅作义派原第104军军长安春山和自己的随从参谋刘庸生携协议草案赴绥，并带去了傅作义的一段话：
“毛主席说了，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要体会毛主席留等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团结一致，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致使人民遭受损失。”
董其武是深深地感动了，说：“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果然，二十天后，绥远省政府和军方首脑一致通了协议条款，之后派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携协议草案上北平面交傅作义，并代表自己签字。
5月28日，双方代表在北平西交民巷东口的银行俱乐部会议室举行协议草案签字仪式，双方的代表是：
傅作义方面：傅作义、周北峰、王克俊、康保安。
华北局方面：董必武、薄一波、张友渔、杨秀峰。
在协议上签字的是董必武和董其武（康保安代表）。
《绥远和平协议》草签的当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傅方会谈代表，笑吟吟地：
“哦，你们商定的绥远和平条款我看了，就按那执行吧。不过呢，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要求‘绥远方式’，那我们就难办喽。这只能说一个方子治一个病，绥远有绥远的特殊情况，天高皇帝远，蒋介石一时伸手抓不到，又有宜生作表率，作督促，怕以这个方子治这个病最好。但不通用，如果把霍乱当流感治岂不麻烦？”
众人就轻轻笑了，傅作义说：“主席，你看绥远问题什么时候宣布为宜？”
毛泽东道：“依我看，过渡过渡，宣短不宜长，否则，湖南和新疆的起义要走在你们前头啰。”
●归绥工作组进不了归绥，特务和顽固分子扬言要“一锅端”。董其武深表不安，致信歉意。复信再度被扣。工作组进归绥比计划晚了二十天。
6月14日，傅作义派王克俊离平赴绥，协助董其武执行和平协议。王克俊到达归绥市东郊时，董部第111军军长刘万春率随员在此间等候。刘万春对和平协议是颇有些不满的，遂耍了一花枪，对王克俊连哄带吓的：
“王兄，协议千万不能公开，否则，怕要出乱子。再者，你们住下来后，白天不要进城，也不要上街，这里乱得很，经常有人打黑枪，万一您有个闪失，我们就不好向傅长官交代了。”
王克俊半信半疑的，见了董其武后问他，董其武有些生气：“胡扯！”
6月24日，董其武、王克俊召集高级军政人员开会，宣读了关于和平解决绥远的协议。
7月8日，董其武向各部队长宣布协议案。
但是，此时绥远的局面确实很复杂，特务和土匪都很猖獗，阎锡山又利用绥远部队与山西的历史渊源拉拢收买绥远部队的一些军官，企图挑起叛乱。为此，王克俊电告傅作义，称：“我公如能莅绥，作短期之亲自安排，可能不致发生意外，即使处治一二人亦未为不可。一切困难，均可解决，阎之挑拨分化亦因而失去作用。”
傅作义接到电报后，旋复电董其武、王克俊，要求其坚决粉碎阎锡山之阴谋，同时，傅又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信中说：“绥远问题尽快彻底解决为宜，所谓夜长梦多，请主席早为抉择，使绥远成为解放区，绥远部队成为解放军之一部。”
6月20日，中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的部署作出了关于“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决定，拟建立党的归绥工作委员会，成立政府住绥联络处，设立华北贸易总公司住绥办事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驻归绥办事处、铁道部张家口分局平绥铁路西段办事处等。
决定形成后，政府驻归绥联络处即告成立，抽调了潘纪文、鲁志浩、何树声、李贵等二十余名富有统战经验的骨干人员，以潘纪文为联络处处长、鲁志浩为联络处主任。但是，由于特务和顽固分子扬言要把联络处“一锅端了”，再加之联络处人员对归绥具体情况不是十分熟悉，联络处便迟迟未能进驻归绥。
这情况为董其武获知，深为不安，7月1日亲笔致信潘纪文、鲁志浩：纪文、浩志二兄大鉴：
绥远问题协议蒙毛主席因傅先生北平和平之方针而特别照顾，弟站在目前职责上，实深感荷。兄等幸能莅绥指导协助，私心尤为欢迎，惟以干部思想正在打通，准备工作未能迅速完成，更因特务组织之解散，分子之清除，目前已进行至重要阶段，鲁兄等启程日期，未接北平之电告与兄等之通知，以致今日仓促失礼，殊为不安，故派克俊、保安前往说明实际情形，并致歉意。弟决本毛主席照顾绥远原则，与傅、邓两先生之意而签订之协议案，克服困难，悉力以赴。然以特务、顽固分子之垂死挣扎，及准备工作在未彻底完成前，诚恐影响协议案之精神，而对兄等到绥后工作之进行与个人之安全有所顾虑，因而请稍缓时日，以便奠定将来工作开展之基础，而免如克俊到绥后遭到了无谓刺激与工作之阻碍。据克俊、保安今日返回转达鲁兄与各先生之分析，兄等到绥后有利于情势之发展，及事实需要之准备工作的意见，弟权衡至再。为双方兼顾，为实际需要，更为目前及将来工作开展之顺利起见，务请鲁兄偕必要干部三五人先行莅临商酌进行。此种苦衷除电请傅先生转请华北人民政府谅解允准外，兹再派康保安迎迓。并附到北平电稿一份，请阅夺为荷，专此敬颂。
旅礼
弟董其武特启
7月1日潘纪文、鲁志浩接信后，立即复信派人与董其武联系，但不料“黄鹤一去无消息”，至7月9日，仍不见回音。为此，华北政府派鲁志浩、何树声、曹文玉三人先行入绥，与董其武面谈联络处进驻问题，他们到董其武处才知道董其武根本未收到回信。
又是第111军军长刘万春在作祟，他扣压了信未呈！
7月11日，我进驻归绥联络处人员决定排除干扰，毅然成行，26名代表全部于当日到达归绥。但绥远部队内部斗争十分复杂，第111军军长刘万春再次跳出来阻挠，无理要求联络处人员的武器归他集中保管，规定联络处人员不准上街、不准舆论宣传、不准公开活动等。进驻工作再一次受挫，一直拖到7月20日，在董其武的直接干涉下，驻归绥联络处才算正式进驻归绥。
联络处进驻归绥后，归绥各界反响十分强烈，民众奔走相告，无不喜形于色，但是，工作组遇到的阻力也十分大，除特务的破坏和阻挠外，绥远当局的内部分歧也颇为强烈，尤其是军方的。进驻初，董其武曾设宴欢迎我联络处人员，董方厅局长、议长及社会知名人士出席者达三十余人，唯军队方面仅孟昭弟一人！
针对此，我联络处人员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拜访军地知名人士，深入到工矿、学校、民众团体等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和平政策，倡导敦促绥远当局和部队消除对立情绪，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联络处人员协助董其武进行了一些重大的革新措施：
一、成立绥远革新运动委员会。董其武亲任主任委员，下设会员20余人，提出“绥远要接受教训，推行革新，革除旧弊，振刷新机”的主张。
二、改组省府机构。一合并，二裁减，将原来的二十多个单位缩至四厅二处，厅、处长由革新干部担任，解除了一部分阻挠和平的顽固分子的职务，如潘秀仁、张遐民、杜品之等。
三、成立人事委员会。改革人事制度，将干部统一任用、考核和训练。
四、设置革新学院，以作培训干部之用。董其武亲任院长。
五、调整部队官佐。将送至绥远的原傅作义的部下安置到部队重要岗位任职，把替换下来的官佐送革新学院学习。
六、设置督训处。以原第9兵团副司令官兼整编第5骑兵旅旅长卫景训为处长，督训部队整顿军纪，巩固部队。
七、改进舆论宣传。特派人进入省政府机关的《奋斗日报》社，以其为阵地，大力宣传和平解放的意义。
八、组织军、师、旅三级将军学习，统一对和平起义的思想认识。
以上这些实质性的行动以后，绥远实行和平协议已趋明朗化，但这也使特务和顽固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忌恨，他们把仇恨的焦点对准了驻绥联络处人员。
●工作组成员王士鑫血染归绥城，毛泽东表态绥远方式不变。蒋介石派出老说客徐永昌，毛泽东请傅作义归绥行。徐永昌撒赖，傅作义用计，徐果然逃之夭夭。绥远方式实现。
7月24日，一个阳光明媚且看去很平静的日子。
吃过中饭后，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秘书王士鑫邀了王保堂、光棣、陶俊4人到归绥旧城去买东西，买了东西打转经过新城归绥警备司令部时，突然从旁边窜出几个便衣，恶狠狠地叫着“不准你们自由行动！”并要强行搜查。
王士鑫十分气愤，斥问他们：“我们是来协助董其武将军执行和平协议的，你们有什么权利搜查？我们难道连行动的自由也没有了吗？”
这时，围观的群众渐多，那几个便衣理屈辞穷，转身便溜走了。
王士鑫他们以为是个小插曲，过去就过去了，也没太放在心上。可是，当他们走到新旧城之间的大马路附近时，那几个便衣又从背后追上来，猝然扔出了两颗手榴弹，当场把光棣炸为重伤，随之，十几个武装暴徒和便衣端着枪狂叫着从四面冲上来。我联络处工作人员手无寸铁，被动撤退，这时暴徒开枪了，将王士鑫和陶俊打为重伤……
我联络处人员得知消息后迅速赶来，将受伤人员赶送医院救治，但王士鑫由于腹部被子弹打穿，失血过多，以身殉职了。
事情发生后，联络处负责人紧急约见绥远当局负责人，严肃地指出：这是一件反革命他子破坏和平的严重事件，当局负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当局立即追查严惩凶手。同时，为安全计，联络处将考试撤出归绥。
董其武闻讯后急了，一面严令追查凶手，于当晚将凶犯——国民党第258师段锦堂团2营6连长李锡庆抓获，并就地枪决；一面驰电北平，向傅作义报告了这一严重事件。与此同时，董其武亲自联络处慰问，协商处置措施，并请求联络处继续留驻。
北平的傅作义收到董其武电报后，深感事态严重，极有可能影响到谈判大局，连忙赶到中南海求见毛泽东。
毛泽东在居仁堂接见了他。
傅作义一脸的沉重，说：“主席，绥远今天发生了袭击工作组成员的恶性事件，这是我工作没有做好的缘故，特来向主席检讨。”
毛泽东点点头：“这事我已经知道了。不过，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曲折，不要因此而影响我们的政策，我以为，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
傅作义的眼睛有些湿润了：“我马上将主席的指示电告绥远方面。”
毛泽东继续谈道：“这个事件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激怒我们，使和平破裂，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请你转告董其武将军，值此局势险峻之际，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凡事多加注意，国民党当局和国民党特务不会就此罢休的，还会使出他们低劣的伎俩的。”
……
这后，毛泽东就此事件又向华北局作出具体指示：
一、联络处不撤出归绥；
二、王士鑫烈士只开追悼会，不搞游行，更不准抬尸游行；
三、对绥远的政策不变，一切来往照旧。
有了毛泽东的具体指示，绥远和平解放的进程又纳入了正常的轨道，但是，国民党残余集团也加紧了对和平起义的阻挠和破坏活动。
7月29日，蒋介石派原军令部次长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从广州飞到陕坝，邀董其武等人到陕坝面谈。徐永昌因为有过在北平与傅作义“拉交情”的尴尬，这一次便直奔主题：
“董将军，我们来的意思是很明了啦，蒋总裁的意思是令你部迅速西撤，和宁夏、青海、甘肃连成一片，以巩固大西北，作为长久性的反共基地，等待时机，和共军决战，收复我之失地，统一中国。万一不成，撤至缅甸也是个大胜利。”
董其武如听痴人说梦，但时机未到，还得和他们周旋，他说：“我始终弄不明白的是，北平解放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了对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我们、困散我们么？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可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必要的物资补给和武器弹药的补充是必需的吧？这几个月的欠饷都得如数补发吧？我们部队的士兵、班排长大多是绥远当地人，总得让他们安安家吧？”
徐永昌和王叔铭对看了一眼，这理由似乎无懈可击。徐永昌说：“这个问题我们能随便定，回去研究后报总裁才能告诉你，但你的部队必须向西撤！”
董其武来也个针锋相对：“我说过，西撤可以，但必须先补给我们部队！”
也许是觉得还有空隙可钻吧，徐永昌和王叔铭回广州不久，即向绥远发电，称：给绥远补发粮饷1900两黄金，即日由空军运至，望董将军依诺行事云云。与此同时，广州政府又签发了一张委任状，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兰峰为第9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副司令长官。
董其武当然清楚他们这一明升暗降的伎俩，无非是想将绥远兵权归属到第9兵团名下，然后胁其西撤。所以，他也非常硬气地回了一电，称：我无统领西北全局之才能，请选派贤能来绥远接替我的一切职务。
此之前，他已将此情况电告了北平的傅作义。
中共中央从傅作义处获知绥远的情况后，毛泽东委托傅作义、邓宝珊携10万慰问金和大批慰问物资赴绥远慰问。
8月24日，傅作义率队起程。
董其武得到消息后，欣喜异常，令绥远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到解放区集宁迎接，令归绥部队督训处于卫景林率史国玺的一个营乘铁甲车到旗下营迎接。
8月25日下午5时，傅作义到达归绥车站，董其武又亲率一大批军政要员到车站恭迎。规格之高，无可比拟。而且，为保证傅作义的安全全城处入戒严状态。
傅作义到达归绥后，立即进入了工作状态，分别与董其武、刘万春等高级将领进行了不起谈话，尤其是刘万春，因为曾有过一些阻挠起义的行为，傅作义更显语重心长：
“我也和你一样，赠送有过无法排遣的精神痛苦，也担心和平完成后会关禁闭，甚至坐牢，但事实很深刻地教育了我。我从国共两党的比较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共产党必定胜利，国民党必定失败。这绝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一种结论，更是一种政治上的结论。”
傅作义是绥远部队的老长官，这支部队就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刘万春也一直是他的老部下，这番话当是金玉良言。
8月26日，傅作义分别传见驻归绥军政官员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
8月27日，孙兰峰来到归绥，傅作义与其进行了面谈。之后，傅作义在至28日两天内巡视了驻归绥4个团，向官兵发放了慰问金并嘉勉。
8月29日，傅作义、邓宝珊由董其武陪同离开归绥，抵美岱召，在此与一个旅又两个团的官兵直接见面。
8月30日，傅作义传见驻包头一个步兵师的营以上军政长官，并调整包头驻军。至9月3日，孙兰峰兵团司令部及王崇仁的第326师营以上官佐全部传见完毕。
……
9月10日，董其武陪同傅作义进入包头，并在此召集绥远部队所有军、师、旅将领和地方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阐明了和平起义的宗旨和意义，阐述了共产党和平解放绥远的方针和政策，基本统一了思想。
9月16日上午，董其武令缓远省办公厅主任李忠孚和阎又文起草绥远起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通电稿，中午即告完稿，交傅作义阅示，傅作义阅过后即用电报拍发北平呈毛泽东阅示，毛泽东看完批道：此电甚好，只是要把蒋李阎的名字写出来，因为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董其武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名字添列上去，并用红绸将文电缮好，准备由领衔将领和地方高级官员签名后发出。
绥远大功即将告成。
闻知傅作义到绥远频繁活动，在广州的蒋介石集团的一班人急红了眼。
9月7日，大特务头子毛人凤急电潜伏在绥远的特务赵思武，电文杀气腾腾：“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让出华北。近闻该逆潜伏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本局当有重赏。”
这后不久，蒋介石再派徐永昌飞绥远，带着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邀傅作义到广州“共商大计”。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给傅作义发了一个电报，报中之词可说是一片“苦心”：“宜生得以返绥远，正如余当年从西安返南京一样，如鱼入海，自由得还。想当初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大错，痛心疾首。而今切盼宜生三思，当机立断，勿在踏中以德贻害党国，追悔莫及之覆辙为其假情假义，戏迷离迷，误国与误部下也。”
这封电报刚收到，广州要人的“急电”又接二连三发来，大有电报“轰炸”之势：
蒋介石致电孙兰峰：“闻傅、邓到绥，急欲晤谈，着转询傅先生派机去接之时及地点。”
李宗仁致电董其武：“转询傅先生在绥情形，并请约定时间地点，北来晤谈。”
阎锡山致电孙兰峰：“党国事大，希转请傅先生早日来广州。”
……
面对这些信件和电报，傅作义淡然一笑，对徐永昌说：“国民党丧尽军心民心，大势已去，任何人都不可能挽回，我去广州徒呼奈何？况我自和平起义之日始，便从没有打算射回头箭，你无须多说了！”
徐永昌见傅作义其心甚决，再说也没有什么作用了，遂另生一计，他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9月21日在北平召开，傅作义肯定要在会前离开绥远回北平开会，便想找借口迟延离开绥远，待傅作义离开后再施诡计。
第二天，他便“患病”住院了。
傅作义见他撒赖，是又好气又好笑，和邓宝珊商量了，决定听他一吓，由邓宝珊去见他，煞有介事的：
“徐次长，怎么你病了？这里气候不好，要注意！宜生已让董其武主席给你安排了一个好医院，让你住院治疗，并让你领衔带领绥远起义，不要再回去啦。起义后，我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
徐永昌一听脸都白了，双手直摇：“不行，不行，我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早我就走，不妨碍你们的事情。”
果然，第二天一早，徐永昌爬起来就跑，但到底是不快意，临上飞机还骂骂咧咧的：“妈的，打雁的给雁啄了眼，见鬼，等着瞧吧！”
徐永昌一走，傅作义、董其武即着手举行通电起义仪式，绥远区军、政及蒙、汉、回各方面代表人物39名庄重地在通电上签了名，并立即发出：“我们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族各界同胞，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的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持走到人民方面来……”毛泽东收到绥远起义的通电，欣然提笔复电，并于翌日上午以毛、朱名义发出：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无疑的，绥远和平解放的喜讯，是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好的礼物！
●毛泽东约见张治中，说：“文白先生，我是有求于你，不知你能不能帮这个忙呀？”张治中说：“主席，我早有这个意思了。”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包尔汉，陶、包明确表态。
绥远一解放，新疆问题也是揭盖子的时候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就新疆的事疾书张治中：文白先生：
……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已由伊宁于15日至迪化与陶、包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指第120军军长周嘉斌、第91军军长黄祖勋）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士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斌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9月21日9月21日，张治中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致电陶峙岳和包尔汉，嘱咐陶峙岳立即派人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接洽宣布起义，并要求陶峙岳以自己的名义电示在河西的周嘉斌、黄祖勋两军接受陶峙岳的命令，直接派人与解放军前线将领接洽，以示诚意。
陶峙岳接电后，一面电示周、黄两部接受命令，一面加紧了起义的紧张运作。9月25日，陶峙岳即将拟好的起义电文交梁客浔设法发出。因当时新疆与各地的电信联络均告中断，一时竟找不到接报电台，无奈间，梁客浔找到新疆电信局局长王叔章，要他无论如何发出此电，王叔章便通宵达旦守在发报机旁，反复呼号，终寻到了张家口解放军某部电台，因该电系致毛泽东、朱德的起义电，该部欣然接收，并立即转报北平。
至此，新疆和平解放遂成定局。
新疆的和平进程，是与中共中央的极力促成分不开的。
49年5月，周恩来委托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迪化市市长屈武赶回迪化，暗中策动新疆的和平起义，自此，新疆的和和谈纳入中共中央的策反大事中。
9月8日，即青海省会解放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就新疆问题在中南海约见了张治中。
张治中字文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唯一没有与中共交过战的。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便亲切地称他为“和平将军”，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非同泛泛。49年初，他又受命领衔和中共进行和谈，然和平条款形成之日，就是国共和谈破裂之时，张治中欲返回覆命，周恩来受毛泽东之托极力挽留，可说话重深长：“文白先生，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我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张治中深受感动，欣然接受劝告留了下来，之后仍致力于和平事业。
毛泽东见到张治中是一脸的笑意，少有的迎出门外，一边握手一边亲切地道：“文白先生从不爽约，欢迎，欢迎。”
张治中文静地一笑，玩笑道：“君命不可违呀。”
毛泽东大手掌一划拉：“我算哪门子君？门君？灶君？”
说罢，毛泽东爽朗大笑，张治中被感染了，笑意盎然，却依旧不失他文将军的本色。
落座后，毛泽东话入正题：“文白先生，请你来，是有求于你。早两天，西安已被我西北军解放，现西北军分两路向新疆进发，不日即可到达预定位置。新疆的解放是迟早的问题，关键是打还是和，我是寄希望于和的。你对新疆的情况熟悉，陶峙岳和包尔汉又对你信任至深，就我所知，只要你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的。不知文白先生肯不肯帮这个忙呀？”
张治中道：“主席，我早有这个意思了。但是，5月份以来，我再没和陶峙岳、包尔汉联系过了，现在不知怎样才能联系上？”
毛泽东道：“这个你别担心，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了电台，你的电报，可发至伊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
张治中道：“那太好了，我回去立即着手这个工作。”
9月10日，张治中发电陶峙岳、包尔汉，是经邓力群转的，电文称：“……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张治中为人谨慎，虑事周全，又因和陶峙岳关系更近一些，第二天再单独致电陶峙岳，就军队关系，军队调动，将领态度，民族分歧，对外关系，物资保障等问题详细询问了，并仔细叮嘱了注意之事项。
9月15日，邓力群携电报由伊宁秘密飞抵迪化，包尔汉、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到机场迎接，之后住到了包尔汉家里，并迅速地陶峙岳、陶晋初、梁客浔等见了面，转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和平起义的关注，并转交了张治中的电报。
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联名复电张治中，这电报也由邓力群交伊宁电台发出，再由毛泽东转交张治中，态度十分明朗……自全国和局未成，钧座留平不返，职等在此，半年来与绍周、孟纯、经文诸兄，无时不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经长时间之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城、罗恕人等基于个人之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趁机离开迪化外，其它南北疆全数部队，均将就原驻地，继续维持地方秩序。于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至政府方面，在策略转变时，即同时根据钧座与三区代表所订之《和平条款》，邀请三区原有省府委员返迪，恢复合作。遵循已定之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及本省《施政纲领》，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之前，暂行维持地方政务，听候中央命令，组织本省临时人民政府。预计上项工作，在本月内，可以全部圆满完成……同一天，陶峙岳又通过邓力群单独复电张治中，详细地汇报了张治中所询问的各点，指出军队关系，民族问题，对外关系没有大的障碍了，唯最困难的是经费问题，从7月份始，广州政府便停发了军饷。这也中，是数月来未敢明确表态的原因之一，但最近经反复催索，广州政府总算用专机运来了180万银元，系勉可维持状态。
在这后两天，即9月19日，包尔汉也通过邓力群转电致毛泽东，表示省政府之态度：毛主席：
解放军胜利完成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经决定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特电敬布衷忱，敬祈亮鉴。包尔汉申皓叩。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即用一种欣慰的口吻复电包尔汉：包主席：
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面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布覆，敬颂勋祺。毛泽东申梗。也几乎在这同一时候，毛泽东又给张治中写了那封信，对新疆问题，尤为是周嘉斌、黄祖勋两部与解放军谈判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当双方电报来往频传之际，陶峙岳已电令驻酒泉的国民党联勤总部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设法晋见彭德怀副总司令，9月14日，曾震五在兰州见到了彭德怀，双方就新疆和平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交换了看法，并约定了联络办法。9月16日，曾震五应彭德怀之嘱，秘密潜到迪化，和陶峙岳通了气，之后又复返兰州，和彭德怀晤谈。
9月18日，曾震五电告陶峙岳关于他和彭德怀的谈话内容：昨夜与彭先生详谈新疆河西问题，对公极了解，要旨如下：
一、部队必须改造到民主化；
二、新省拟设军政委员会，共同组织；
三、为使我公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彻底措置一切，发挥力量，必须派解放军一部出关；
四、拟约公于最近在酒泉晤谈；
五、王（王震）兵团派武装快速部队进出安西，请告介夫（彭铭鼎）至张掖，速与王晤面，并转令各部队在原地停止，候令改编，各自整理；
六、一切问题，彭另约今日4时再谈，如可能，明日即回酒；
七、等款已不可能，两电速与河西同时宣布；
八、叶、罗、马（叶城、罗恕人、马呈祥）应速动身离队。此间对叶颇注意，必要时，此间应安全护送赴港。这封电报猎及的内容颇重要，除具体谈到部队的改造和机构的设置外，还具体的涉及到民族问题和宽大政策，使原来一些准备和叶、罗、马出走的人迷途知返，留下来参加了起义。
这一点对新疆尤为重要。
●新疆历来是老大难问题，陶峙岳采用“怀柔”政策，走出了很重要的几步棋……
新疆古称西域，清乾隆以后始称新疆，并于光绪十年（1884）建立行省。新疆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域，名副其实的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然其远悬塞外，经济上属于一种“哑巴筒”状态，大抵是只进不出的。
至于新疆的驻军，历来是仰仗中央政府“协饷”的。民国初年，关内政局动荡，新疆的主政者自杨增新、金树仁至盛世才，都用虚虚实实的办法，紧缩部队，节省开支，以维系其统治。盛世才甚至引进苏联红8团，以壮声威，而他自己的部队虽有1个师又14个团之称，实际却不过万余人。1943年，盛世才见德意志横行于欧州战场，遂见风使舵，脱离苏联羁绊，投靠了国民党，并请国民党派部入新，于是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带6个新兵团徒手入新。
朱绍良与盛世才同在上海当过流浪儿，私交甚笃。朱绍良便利用这一点，从6个徒手团入手起攫权，1944年又称“保卫安全”见，取得盛世才“同意”后，又开进了两个美式装备步兵团，待盛世才醒悟过来，这两个团的火力可直指督办公署的新大楼和东花园了。到这时，盛世才只得乖乖就范，让国民党中央军长驱直入，他则黯然伤神地飞重庆“荣任”国民党农林部长去了。
盛世才一走，国民政府即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两个月后，伊梨、塔城、阿山三区爆发武装暴动。这时，国民党第29集团军退至伊宁至乌苏线上，被三区的民族军打败，退至玛纳斯河以东，民族军则进至玛纳斯河以西，两军隔岸对峙，民族军大有向南疆逼进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领衔进疆。
张治中45年9月13日飞抵迪化的，之后，对新疆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的整顿，并通过种种努力和曲折的和谈，于46年4月和伊、塔、阿签订了和平解决条款，接着成立了有各族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新疆暂告平静。
47年夏天，由于一系列的民族事件导致了民主联合政府的分裂，伊、塔、阿三区人士撤回伊犁，新疆局面一时陷于僵持状态。张治中深为忧虑，遂调整了新疆的军事负责人，令陶峙岳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入新主政，同时他向陶峙岳出示了他迭次向蒋介石建议国内和平的函件和谈话记录，使陶峙岳有了解决新疆问题的主调。不久，张治中又放手改组了新疆政府，把大土耳其主义者——新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等撤换了，以包尔汉任主席，借谋三区关系的改善和新疆的和平局面，使新疆的局势拖下来了。
但是，新疆的局势仍是十分严峻的，尤其是派系林立，政治倾向径庭，颇令人头痛。
就军队而言，除去各种枝枝杈杈的小派系，主力可划分为两大派系。一为中央军系统，这一派人数较多，装备较好，团长以上部队长多为胡宗南嫡系，指挥权、人事权受西安胡宗南遥控，其中叶城、罗恕人、李祖唐、锺祖荫、莫我若等人也均为胡宗南派遣；二是马步芳系统，这一系统主要是整编骑兵第1师，该师全部中级以上军官均由马步芳派遣任命，经费亦由青海直拨，可以说是马步芳的“家兵”。
陶峙岳虽然名义上是军事上的当家人，但事实上却是礼节性的隶属关系，好在他在西北部队威信尚好，不然就更尴尬了不起。
部队尚且如此，地方就更复杂了，派系多于牛毛，但主要的有几个：一是以麦斯武德、伊敏、艾沙为代表的泛土耳其主义派，这派人两面耍刀，一面拥护国民党中央，另一面则与中东泛土耳其主义分子有联系，他们的基本思想是反共反人民的。二是以乌斯曼、贾尼木汗、尧乐博士为代表的地方顽固派，他们拥有封建特权、牧场、牲畜和土地，还有封建部落武装，他们的基本态度也是反共反人民的。三是南疆的色以提、乌迈尔大毛拉和哈德万，他们在宗教界和哈族牧区卓有影响，对和平亦有相当的抵触情绪……
如此复杂的局面，陶峙岳和包尔汉要推行他们的和平主张，当然不是一件容易事。
起义最初是在张治中旧部的上层人士间酝酿的。
49年4月1日，张治中飞北平和谈，这前曾召他的原秘书长刘孟纯到北平面授机宜，刘孟纯从北平返回迪化后，即召开大型座谈会，在省政府和驻军间广泛宣传和谈。
4月下旬，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张治中留北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这时节，新疆的刘孟纯、屈武、陶晋初、刘泽荣、梁客浔等开始交换对时局看法，事实上，这就是酝酿起义的初始。只不过，他们选择了一种非常缓和的形式，在轮流请客的杯来杯往中谈，方式极随便，又无多少禁忌，即使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也都总是酒中言，不伤感情。事实上，后来许多对和平起义持反对意见的人都参加了，如叶城、罗恕人、马呈祥、刘汉东、王增善等人都参加了这一形式的座谈，且一直维系到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对起义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的。
当然，明确起义意图，进行起义部署则是在解放军攻克西安、兰州后向新疆进军时的事了。经与刘孟纯、陶晋初、屈武等支持起义的军政要员取得一致意见后，陶峙岳走出了倾向性很明显的几步棋：
一是控制安西大门和玉门油矿。安西是新疆的东大门，玉门油矿是新疆唯一的能源所在，两地唇齿相依，牵动全局，如两地失守，新疆的后果是沦丧国防，行动瘫痪。与此同时，在兰州解放前后，胡宗南的第91军和第120军已集结于高台、酒泉一带，一旦从此入新疆，新疆的和平可能成泡影，不可不防。为此，陶峙岳派总部警备团长毛希屺率两个营进驻安西，守卫甘新大门；派第187旅副旅长刘抡元率两个营进驻玉门油矿，保护油矿安全，并明确规定，这两支部队仅接受他的命令。
二是控制军官训练班，约束反起义人员。迪化的新疆军官训练班原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9分校，分校原主任是宋希濂，分校的学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宋的旧部。宋调鄂后，这一部分下级军官也有意东去，情绪极不稳定，且他们平素中毒较深，蠢蠢欲动，颇难驾驭。如49年军校校庆时，刘孟纯在讲话中暗示和平为必然趋势，竟遭这些人的辱骂。为此，陶峙岳撤换了一批暗中怂恿他们的教官和主管，将总部参谋处长文升乔任命为教育长，进行铁杆控制。
三是和赵锡光会晤达成一致意见。赵锡光是新疆警备总司令的副总司令，又是南疆警备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在新疆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8月15日，陶峙岳以检查部队补给为名，偕联勤总部新疆供应局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客浔，电约赵锡光在焉耆会晤，两人在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密谈近一天，取得了认识上的一致，并决定一致行动：北疆由陶峙岳负责，南疆由赵锡光负责，起义后部队如数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且在解放军到达新疆时，速派员接洽，避免在民族军监视下改编部队。
通过这些有序的步骤，新疆的和平起义进入了紧张的摊牌阶段。这时节，起义派和反起义派的斗争也尤显激烈了。
●反对派态度坚决，陶峙岳掏心吐肺。关键时节峰回路转，叶城深夜求见。陶峙岳单骑独闯老满城……
反起义派是以叶城、马呈祥、罗恕人为头的一个小团体，他们手握兵权，又抱得很紧，是阻碍起义的主要力量。
这几个人中，罗恕人利牙利嘴，态度跋扈，是小团体的“军师”；马呈祥不露表情，城府很深，是这个小团体的主角；唯叶城性格软弱些，感情脆弱些，比他俩要略逊一筹。最初，陶峙岳是借他们要求内调的口实为由和他们论谈的，从新疆的现实和前途着想，晓以利害关系，意在使他们放弃内调，不阻挠准备起义的安排；但他们的政治观点极顽固，打嘴仗虽说不是陶峙岳的对手，然内心里却是依然。陶峙岳便只有打开天窗和他们说亮话了：
“我和你们谈了这么多，各人有各人的观点，这是不该干涉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辨别是非，洞察利害关系，千万不能以感情和意气用事。你们有人不赞成走和平道路，这想法或许有它的道理，强扭不得，但我们要想到，和平的反面是什么呢？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稳操胜券，后勤上有相对保障，才能够应战。我们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真正能打仗的有多少呢？再从道理上来说，新疆的问题是地理和民族等问题的综合，打仗能解决问题么？所以，无论从新疆的利益来说，还是个人的前景着想，一切都需要运用一种平缓的和平方式解决。说内心话，你们想想，如果新疆的战争引发，会是什么结果？十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民族仇恨增加！这是何苦来呢？至于我自己，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你们选择吧！”
陶峙岳一番掏心吐肺的话，把他们说得默默不作语，罗恕人甚至溢出了眼泪。显见的在这种重大的选择关头，他们也是非常矛盾和混乱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他们一些矛盾的做法。
9月8日，叶城秘密向胡宗南发电，请示行动方案，因胡宗南所部正步步败退，自顾不暇，联系不上。于是，叶城又改向宋希濂发电，要宋转向胡宗南请示。
9月14日，叶城召开全师营以上干部会议，详尽地部署了撤退和作战方案。
9月19日，胡宗南急电叶城，令叶城率部转移南疆待命，并指示对陶峙岳采取断然措施。接电后，叶城即和马呈祥、罗恕人商议了，决定部队9月20日子夜开拔，行前将刘孟纯、陶晋初、屈武等扣押，并胁迫陶峙岳转移。
分裂似乎到了难以挽救的边缘。
然而，也许正是陶峙岳数次相谈的作用，关键时节忽又峰回路转。
9月20日深夜，陶峙岳业已就寝，突然间，叶城叩门求见，他意识到一定是有什么重大事要发生，遂沉静地问：“这么晚来，一定有要事吧？”
叶城神情有些尴尬，说：“我也不知如何说好，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胁迫和包围，为了‘清除君侧’，决定今夜扣押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此时，他们已令熊毅率人出动，我提议此事应先告诉你，他们总算同意，却限我半小时回去。”
陶峙岳仍然声色不动，问：“那人扣了以后怎么办？”
叶城半晌不作声。
陶峙岳明白，叶城来相告，罗恕人、马呈祥允许他来，还是有些私人感情的作用，也有些吃不住劲的因素，所以他叫叶城暂留一下，之后要通给罗恕人、马呈祥的电话，单刀直入：
“我想请你们过来，讨论一下该不该抓人的问题，行不行？”
果然，罗恕人、马呈祥马上过来了。
陶峙岳依然坦言直入：“你们要捕人，我无话说，但你们第二步怎么走？新疆的局面不要我多说，枪一响，能保地方不糜烂？这样，于你们有何好处？”
叶、罗、马三人各各相看，都是无言，罗恕人的眼泪又溢出来了，可见他的内心也是很复杂的。他嗫嚅着说：
“我们痛苦死了，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屈……”
陶峙岳是摸清了他们的症状的，长叹一声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基于感情用事，而忘记了利害和是非，那是十分危险的，你们如果认我为总司令，就应该让我为你们清醒地考虑出路问题，运用恰当的方式，这又何须长吁短叹，甚至和你们相对而泣呢？现在，路是很明显的了，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走也好，切望三思之。我呢，把我这颗心赤裸裸地掏给你们看，你们也作体谅，但我决不会离开新疆，我的信义和责任都不允许我离开全省的老百姓、全军将士及他们的家属，唯其此，我别无选择！”
他们似乎是默认了陶峙岳的苦衷和苦心，但要他们跟着陶峙岳走，却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和陶峙岳说了，主要是手上都有血债，不相信共产党会轻易饶恕他们，尤其是马呈祥，当年红四军就是在他们马家军的地盘上吃了大亏的，光凭几句空口的诺言，他能相信共产党能模糊这天大的血债？陶峙岳一旦明白这一点，也不作强劝，提出只要他们不影响起义，不带走部队，他将保障他们的安全，并将对他们离开作具体安排，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物质愿望。
这一番谈话直至天明。
第二天，陶峙岳又单身匹马闯进老满城骑1师师部，再作说服工作。叶城、罗恕人、马呈祥见陶峙岳行事坦荡，言出于衷，也就释然了，同意交出部队出国。
9月22日，马呈祥和罗恕人一同向骑1师和第179旅营以上军官告别。
9月23日，叶城向所部莫师长交权。
9月24日至25日，他们分别离开迪化，循南疆去印度。
陶峙岳不食前言，除允许他们将自己的金银财产带走外，又将他们的房院、汽车、布匹、茶砖等优估了800两黄金，由省政府署证明交给他们带走。
送走叶城、马呈祥、罗恕人，新疆起义的不安定因素消除了。在毛泽东、彭德怀、张治中等人的直接关心下，陶峙岳用电话电报紧急征求了南北疆各部队的部队长意见，之后联合署名，于9月25日正式通电起义。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率刘孟纯等通电与广州国民党残余政府脱离一切关系，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领导。
值此，160余万公里土地的新疆告和平解放。
8月4日傍晚。解放军兵不刃血地进入长沙的消息传至北平，毛泽东显出了他少有的兴奋，虽说这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长沙对他来说有一层特别的意义，这不仅仅因为是家乡的省会，也是他革命起步的摇篮；可以说，他早期的革命活动，无一不是与长沙关联的。而他的爱妻杨开慧，也是牺牲在这个城市的。
“长沙多难。抗战时期，蒋介石把它烧了个精光，现在的确是经不起一折腾啦，程潜老先生总算给了我一个面子。”
周恩来接了毛泽东话道：“陈明仁这个弯也不好转，虽说要价略高了些，但毕竟还是转了，功德无量。”
毛泽东道：“我说过的，他漫天要价，我决不就地还钱。”
周恩来道：“长沙一解放，华南地区下一步的主要目标就是白崇禧了，主要战场是湘南和广西，可望在年底前结束。不过，四野来电说部队极疲劳，发病率高，非战斗减员严重。我看是不是休整一个时期？”
“二十天够不够？二十天吧。”
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烟，接着说：“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要全面展开才好，我想请程潜提前晋京。老先生在国民党中是三朝元老，位重资深，靠过来当要勇气，我们可不要怠慢了人家。”
周恩来道：“晋京的具体事宜我来安排。”
毛泽东点点头：“老先生来京时，我准备到车站去迎一下，一是表示个尊重，二是表示个态度。绥远和新疆的问题也可以揭盖子了，原计划是赶在长沙前面的，缓了一缓，也好，赶了政治协商会议，赶个火候。”
周恩来将身子向毛泽东侧了侧，说：“傅宜生说，蒋介石向绥远增补了一千九百两黄金，还给董其武委了个西北军政副长官，想以此收买人心，怕是晚了一些。”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老一套，马后炮！要傅宜生转告董其武，黄金收下，多多益善么，不过，这点钱怎么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我们也拨10万吧，用现洋，再请傅宜生亲自跑一趟，解决实际问题。”
周恩来用商量的口吻道：“我们是不是请傅宜生来商量一下？”
毛泽东又点点头：“今晚吧。”
缓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是傅作义一手提拔起来的部将，从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直到绥远最高军政长官，无不与傅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傅的言旨也是无所不从。
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董其武即乘飞机直抵北平，到中南海居仁堂求见傅作义。傅作义是略有些吃惊的：
“现在这么乱，你跑来干什么？”
董其武不改忠诚本色，说：“正是这会儿我才要来看看你。”傅作义叹了一口气，道：“你来了也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内情给你谈一谈，我是拚了三个死的：一个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的仗，不了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特务可能要随时杀死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我拚着三个死，决心走人民的道路。”
傅作义停顿了一许，接着又解释说：“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了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劝我大军南撤，并任命我为东南军政长官。蒋纬国还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等语，我都拒不接受。同时，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等先后飞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他以海军全力支持我们。我当即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能办得了。现在看，我是走对了的，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傅作义。
傅作义又说：“你回去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去，那可能的嘛。现在呢，不要多久全国都要解放了。除非你有钱，把家属送到外国去，否则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董其武是深深地感染了，急切地问：“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有没有提到绥远？”
傅作义摇了摇头：“绥远的问题等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吧。”
49年2月22日，傅作义偕邓宝珊、阎又文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到住处看望他们。
傅作义是头次见毛泽东，难免有些紧张，啪地一个军礼，脸上挂着近乎肃穆的神色。毛泽东连忙抓住他的手摇了摇，风趣地说：
“宜生，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内疚深深：“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
毛泽东“哦”的一笑：“北平和平解放，宜生功劳很大！”
傅作义的脸色舒展了些。
周恩来接过话：“共产党看人从来功是功，过是过的，这些你也初步体会了。傅先生，听说你当初搞罢战求和是准备冒‘三死’的，是不是呀？”
傅作义垂眼一笑，多少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担心总是难免的，过来就好了。”
说话间，毛泽东掏烟，顺手递一支给傅作义，傅作义推却了，他便自己点燃深吸一口，继续往下说：“我准备把俘虏你的人员都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让他们到绥远去。”
傅作义一脸的疑惑：“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为什么呢？”
“国民党不是一向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这样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也有利于绥远问题的解决。”
谈到绥远的具体问题，傅作义格外上心，专注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弹弹烟灰，淡然一笑，说：“有过北平的和平解决，绥远的问题就好办多了。不过，我们可以先放一放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是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傅作义是深深感受到毛泽东的魅力了！
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7届2中全会上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绥远方式”。他说：
“什么是绥远方式呢？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以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以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这个方式的提出当然不是无的放矢。
●归绥始乱，董其武主和。毛泽东减轻董其武的压力。谈判还是北平谈判的老班底，停火线有分歧，傅方代表耍了一个小诡计。协议草签，毛泽东接见谈判代表：“这个方子治这个病最好，但不通用。”
48年9月5日始，华北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为配合辽沈战役，发动了察绥远战役，至11月6日止，先后解放了丰镇、隆盛庄、集宁、凉城、和林、清水河、托县、武川、萨拉齐等地；49年初，第3兵团又向绥远省会归绥挺进，前锋直抵旗下营。
闻讯，归绥城里慌乱不堪，国民党军政人民尤为惊恐，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有的焚烧卷宗，携带家眷，乱哄哄地争相逃命；有的拖儿带女，聚集车站，想早坐车向包头先撤。
绥远省会大厅里也热闹非常，一大批军政官员蜂拥而至，以国民党绥远省部委员、省建设厅厅长潘秀仁，省财政厅厅长张遐民为首的一批政客围绕董其武吵嚷嚷的，要求其立即西撤后套。董其武因在密动观望着北平的举止，对北平的情况是有些数的，心里也倾向于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故而，回答他们的话便没有好口气：
“撤？怎么撤？这么一个大摊子，用什么作保障？经费呢？物资保障呢？传我的命令，一切维持原状，尽量避免和共军作战！”
董其武也确实有他的困难，绥远国民党军队组织庞杂，番号众多，共有一个军（含三个师）五个师八个旅又四个团，共计80000余人，但真正有战斗力只有陆军独立第7师和第258师，其他大多是地方团队和抗战胜利后改编过来的伪蒙武装，武器装备不全，人心不整，可以说是不堪一击。另外，由于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绥远日陷孤境，物资补给十分困难，加上蒋介石不肯拨钱拨粮，绥远所有部队降到了维持生计的最低限度。这样的部队怎么打，又怎么撤？
针对绥远的情况，中共中央采取了相对应的措施，一方面加强对董其武部队的争取工作；一方面在和平解决北平的同时，酝酿了和平解决绥远的主张。
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人民解放军立即停止对绥远部队的进击。
2月12日，中央军委复电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政委李井泉，详细阐明了对绥远部队的方针。这是经毛泽东亲手修改后的电文：“井泉7日10日电悉。目前董其武、邓宝珊在绥远部队及其他人员尚有4—5万人（实际为80000余人），用改编方法彻底改造并在绥远全境建立人民政府，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以兵力由宁夏进占五临之后。目前应让董部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平绥路许其通车，商业许其流通。董部番号不要改变，我亦不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退入后套让出绥包归我，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给养不足，可考虑予以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条线境。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存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同志面谈，请林罗按此方针与傅邓谈判。在解决鄂友之匪部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进击，如董其武自己让出归绥，则可占归绥，否则暂在归绥卓资山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本月20日左右，井泉可到北平与林罗薄面谈，并来中央参加3月1日的2中全会，杨罗、杨李两兵团须于3月协同徐周部夺取太原，并解决大同问题，然后西进，协同西北我军夺取西安、兰州，现在不宜派兵去绥远。”接到电报后，进占到旗下营的我人民解放军迅速后撤30公里，到卓资山整训，以减轻董其武部的压力。
与此同时，我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统一战线的教育，允许董其武部军人、群众到解放区来往通商，停止组织董部哗变的一切措施，并改董部为友军称号。
至此，归绥局势渐趋平静。
绥远问题的谈判是从2月初开始进入议题的。
解放军入北平城不久，林彪、贺龙、聂荣致、罗荣桓、陶铸在北平饭店宴请傅作义。
席间，林彪下意识地咳了咳，众人便都把目光投注到他身上。他对着傅作义道：
“傅将军，通县谈判时，决定绥远问题在北平解放后再谈，现在中央决定绥远问题由贺龙和傅将军商谈，请傅将军指定谈判人员。”
林彪的话很凝练，正因为如此，才不显感情色彩。傅作义正了正颜色，沉吟道：“我想让几个参加北平谈判的代表继续参加绥远问题的谈判，即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三人。”
贺龙笑道：“老朋友好办事，好嘛。我方拟派李井泉、潘纪文两同志为代表，让他们就在北平商谈如何？”
傅作义点了点头。
这后，双方代表在北平饭店设立了联络办事处，就绥远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紧张而秘密的协商。
最初商谈的是停火线的划定，草拟从卓资山县旗下营北山后大滩到清水河县境内的黄河北岸喇嘛湾村，几番下来，意见基本统一了。有争议只是喇嘛湾村。当时，喇嘛湾村属解放区，但由于该地紧靠黄河，用水方便，加之土地肥沃，很适合种鸦片，故傅方坚持要划到董的驻防，而我方以解放区为由，不肯让出。
双方停火线初步确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绥远和平解放的商谈由华北局聂荣臻、薄一波负责，于是，华北局增派了张友渔为谈判代表，继续进行会谈。
这中，傅方代表耍了一个小小的心计。3月29日凌晨5时左右开始会谈时，王克俊拿出了一封董其武致傅作义的电报，称：全面和谈即将开始，如成功，绥远问题自随这解决；如不成功，绥远本边陲之地，亦无关紧要；现在，双方如互派代表处理问题，恐惹出意外之事，使绥远补给有被断绝之可能。关于交通贸易诸问题，可由人民自行在平互商解决，以人民的身份进行交易。
我方代表潘纪文看了电报，估摸是傅作义的代表假造的作为拖延商谈的口实，遂不客气地指出：
“我们是以傅作义将军为商谈对象的，与董其武并无直接关系，如果你们认为傅作义将军不能代表董其武，不愿再谈下去，我们立即停止会谈。如认为可以代表董其武，愿意继续会谈，我们并不会因为有此一电而拒绝会谈。会谈与否，请你们速报傅作义将军，我们将根据傅作义将军的意见作决定。”
王克俊一脸的尴尬，连忙说：“哪里，哪里，我们只是将情况通报贵方一下，董其武将军的工作将由傅将军去做，我们继续谈，继续谈。”
一段“花絮”遂告结束，会谈继续进行。
至4月9日，双方会谈的意见趋向统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草案文字。但我方代表坚持注了“即草案须向由傅作义将军立即派人送绥远，经与董其武将军商量再作最后决定”的附注，傅方代表没表示异议。
4月23日，傅作义派原第104军军长安春山和自己的随从参谋刘庸生携协议草案赴绥，并带去了傅作义的一段话：
“毛主席说了，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要体会毛主席留等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团结一致，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致使人民遭受损失。”
董其武是深深地感动了，说：“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果然，二十天后，绥远省政府和军方首脑一致通了协议条款，之后派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携协议草案上北平面交傅作义，并代表自己签字。
5月28日，双方代表在北平西交民巷东口的银行俱乐部会议室举行协议草案签字仪式，双方的代表是：
傅作义方面：傅作义、周北峰、王克俊、康保安。
华北局方面：董必武、薄一波、张友渔、杨秀峰。
在协议上签字的是董必武和董其武（康保安代表）。
《绥远和平协议》草签的当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傅方会谈代表，笑吟吟地：
“哦，你们商定的绥远和平条款我看了，就按那执行吧。不过呢，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要求‘绥远方式’，那我们就难办喽。这只能说一个方子治一个病，绥远有绥远的特殊情况，天高皇帝远，蒋介石一时伸手抓不到，又有宜生作表率，作督促，怕以这个方子治这个病最好。但不通用，如果把霍乱当流感治岂不麻烦？”
众人就轻轻笑了，傅作义说：“主席，你看绥远问题什么时候宣布为宜？”
毛泽东道：“依我看，过渡过渡，宣短不宜长，否则，湖南和新疆的起义要走在你们前头啰。”
●归绥工作组进不了归绥，特务和顽固分子扬言要“一锅端”。董其武深表不安，致信歉意。复信再度被扣。工作组进归绥比计划晚了二十天。
6月14日，傅作义派王克俊离平赴绥，协助董其武执行和平协议。王克俊到达归绥市东郊时，董部第111军军长刘万春率随员在此间等候。刘万春对和平协议是颇有些不满的，遂耍了一花枪，对王克俊连哄带吓的：
“王兄，协议千万不能公开，否则，怕要出乱子。再者，你们住下来后，白天不要进城，也不要上街，这里乱得很，经常有人打黑枪，万一您有个闪失，我们就不好向傅长官交代了。”
王克俊半信半疑的，见了董其武后问他，董其武有些生气：“胡扯！”
6月24日，董其武、王克俊召集高级军政人员开会，宣读了关于和平解决绥远的协议。
7月8日，董其武向各部队长宣布协议案。
但是，此时绥远的局面确实很复杂，特务和土匪都很猖獗，阎锡山又利用绥远部队与山西的历史渊源拉拢收买绥远部队的一些军官，企图挑起叛乱。为此，王克俊电告傅作义，称：“我公如能莅绥，作短期之亲自安排，可能不致发生意外，即使处治一二人亦未为不可。一切困难，均可解决，阎之挑拨分化亦因而失去作用。”
傅作义接到电报后，旋复电董其武、王克俊，要求其坚决粉碎阎锡山之阴谋，同时，傅又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信中说：“绥远问题尽快彻底解决为宜，所谓夜长梦多，请主席早为抉择，使绥远成为解放区，绥远部队成为解放军之一部。”
6月20日，中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的部署作出了关于“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决定，拟建立党的归绥工作委员会，成立政府住绥联络处，设立华北贸易总公司住绥办事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驻归绥办事处、铁道部张家口分局平绥铁路西段办事处等。
决定形成后，政府驻归绥联络处即告成立，抽调了潘纪文、鲁志浩、何树声、李贵等二十余名富有统战经验的骨干人员，以潘纪文为联络处处长、鲁志浩为联络处主任。但是，由于特务和顽固分子扬言要把联络处“一锅端了”，再加之联络处人员对归绥具体情况不是十分熟悉，联络处便迟迟未能进驻归绥。
这情况为董其武获知，深为不安，7月1日亲笔致信潘纪文、鲁志浩：纪文、浩志二兄大鉴：
绥远问题协议蒙毛主席因傅先生北平和平之方针而特别照顾，弟站在目前职责上，实深感荷。兄等幸能莅绥指导协助，私心尤为欢迎，惟以干部思想正在打通，准备工作未能迅速完成，更因特务组织之解散，分子之清除，目前已进行至重要阶段，鲁兄等启程日期，未接北平之电告与兄等之通知，以致今日仓促失礼，殊为不安，故派克俊、保安前往说明实际情形，并致歉意。弟决本毛主席照顾绥远原则，与傅、邓两先生之意而签订之协议案，克服困难，悉力以赴。然以特务、顽固分子之垂死挣扎，及准备工作在未彻底完成前，诚恐影响协议案之精神，而对兄等到绥后工作之进行与个人之安全有所顾虑，因而请稍缓时日，以便奠定将来工作开展之基础，而免如克俊到绥后遭到了无谓刺激与工作之阻碍。据克俊、保安今日返回转达鲁兄与各先生之分析，兄等到绥后有利于情势之发展，及事实需要之准备工作的意见，弟权衡至再。为双方兼顾，为实际需要，更为目前及将来工作开展之顺利起见，务请鲁兄偕必要干部三五人先行莅临商酌进行。此种苦衷除电请傅先生转请华北人民政府谅解允准外，兹再派康保安迎迓。并附到北平电稿一份，请阅夺为荷，专此敬颂。
旅礼
弟董其武特启
7月1日潘纪文、鲁志浩接信后，立即复信派人与董其武联系，但不料“黄鹤一去无消息”，至7月9日，仍不见回音。为此，华北政府派鲁志浩、何树声、曹文玉三人先行入绥，与董其武面谈联络处进驻问题，他们到董其武处才知道董其武根本未收到回信。
又是第111军军长刘万春在作祟，他扣压了信未呈！
7月11日，我进驻归绥联络处人员决定排除干扰，毅然成行，26名代表全部于当日到达归绥。但绥远部队内部斗争十分复杂，第111军军长刘万春再次跳出来阻挠，无理要求联络处人员的武器归他集中保管，规定联络处人员不准上街、不准舆论宣传、不准公开活动等。进驻工作再一次受挫，一直拖到7月20日，在董其武的直接干涉下，驻归绥联络处才算正式进驻归绥。
联络处进驻归绥后，归绥各界反响十分强烈，民众奔走相告，无不喜形于色，但是，工作组遇到的阻力也十分大，除特务的破坏和阻挠外，绥远当局的内部分歧也颇为强烈，尤其是军方的。进驻初，董其武曾设宴欢迎我联络处人员，董方厅局长、议长及社会知名人士出席者达三十余人，唯军队方面仅孟昭弟一人！
针对此，我联络处人员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拜访军地知名人士，深入到工矿、学校、民众团体等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和平政策，倡导敦促绥远当局和部队消除对立情绪，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联络处人员协助董其武进行了一些重大的革新措施：
一、成立绥远革新运动委员会。董其武亲任主任委员，下设会员20余人，提出“绥远要接受教训，推行革新，革除旧弊，振刷新机”的主张。
二、改组省府机构。一合并，二裁减，将原来的二十多个单位缩至四厅二处，厅、处长由革新干部担任，解除了一部分阻挠和平的顽固分子的职务，如潘秀仁、张遐民、杜品之等。
三、成立人事委员会。改革人事制度，将干部统一任用、考核和训练。
四、设置革新学院，以作培训干部之用。董其武亲任院长。
五、调整部队官佐。将送至绥远的原傅作义的部下安置到部队重要岗位任职，把替换下来的官佐送革新学院学习。
六、设置督训处。以原第9兵团副司令官兼整编第5骑兵旅旅长卫景训为处长，督训部队整顿军纪，巩固部队。
七、改进舆论宣传。特派人进入省政府机关的《奋斗日报》社，以其为阵地，大力宣传和平解放的意义。
八、组织军、师、旅三级将军学习，统一对和平起义的思想认识。
以上这些实质性的行动以后，绥远实行和平协议已趋明朗化，但这也使特务和顽固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忌恨，他们把仇恨的焦点对准了驻绥联络处人员。
●工作组成员王士鑫血染归绥城，毛泽东表态绥远方式不变。蒋介石派出老说客徐永昌，毛泽东请傅作义归绥行。徐永昌撒赖，傅作义用计，徐果然逃之夭夭。绥远方式实现。
7月24日，一个阳光明媚且看去很平静的日子。
吃过中饭后，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秘书王士鑫邀了王保堂、光棣、陶俊4人到归绥旧城去买东西，买了东西打转经过新城归绥警备司令部时，突然从旁边窜出几个便衣，恶狠狠地叫着“不准你们自由行动！”并要强行搜查。
王士鑫十分气愤，斥问他们：“我们是来协助董其武将军执行和平协议的，你们有什么权利搜查？我们难道连行动的自由也没有了吗？”
这时，围观的群众渐多，那几个便衣理屈辞穷，转身便溜走了。
王士鑫他们以为是个小插曲，过去就过去了，也没太放在心上。可是，当他们走到新旧城之间的大马路附近时，那几个便衣又从背后追上来，猝然扔出了两颗手榴弹，当场把光棣炸为重伤，随之，十几个武装暴徒和便衣端着枪狂叫着从四面冲上来。我联络处工作人员手无寸铁，被动撤退，这时暴徒开枪了，将王士鑫和陶俊打为重伤……
我联络处人员得知消息后迅速赶来，将受伤人员赶送医院救治，但王士鑫由于腹部被子弹打穿，失血过多，以身殉职了。
事情发生后，联络处负责人紧急约见绥远当局负责人，严肃地指出：这是一件反革命他子破坏和平的严重事件，当局负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当局立即追查严惩凶手。同时，为安全计，联络处将考试撤出归绥。
董其武闻讯后急了，一面严令追查凶手，于当晚将凶犯——国民党第258师段锦堂团2营6连长李锡庆抓获，并就地枪决；一面驰电北平，向傅作义报告了这一严重事件。与此同时，董其武亲自联络处慰问，协商处置措施，并请求联络处继续留驻。
北平的傅作义收到董其武电报后，深感事态严重，极有可能影响到谈判大局，连忙赶到中南海求见毛泽东。
毛泽东在居仁堂接见了他。
傅作义一脸的沉重，说：“主席，绥远今天发生了袭击工作组成员的恶性事件，这是我工作没有做好的缘故，特来向主席检讨。”
毛泽东点点头：“这事我已经知道了。不过，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曲折，不要因此而影响我们的政策，我以为，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
傅作义的眼睛有些湿润了：“我马上将主席的指示电告绥远方面。”
毛泽东继续谈道：“这个事件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激怒我们，使和平破裂，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请你转告董其武将军，值此局势险峻之际，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凡事多加注意，国民党当局和国民党特务不会就此罢休的，还会使出他们低劣的伎俩的。”
……
这后，毛泽东就此事件又向华北局作出具体指示：
一、联络处不撤出归绥；
二、王士鑫烈士只开追悼会，不搞游行，更不准抬尸游行；
三、对绥远的政策不变，一切来往照旧。
有了毛泽东的具体指示，绥远和平解放的进程又纳入了正常的轨道，但是，国民党残余集团也加紧了对和平起义的阻挠和破坏活动。
7月29日，蒋介石派原军令部次长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从广州飞到陕坝，邀董其武等人到陕坝面谈。徐永昌因为有过在北平与傅作义“拉交情”的尴尬，这一次便直奔主题：
“董将军，我们来的意思是很明了啦，蒋总裁的意思是令你部迅速西撤，和宁夏、青海、甘肃连成一片，以巩固大西北，作为长久性的反共基地，等待时机，和共军决战，收复我之失地，统一中国。万一不成，撤至缅甸也是个大胜利。”
董其武如听痴人说梦，但时机未到，还得和他们周旋，他说：“我始终弄不明白的是，北平解放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了对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我们、困散我们么？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可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必要的物资补给和武器弹药的补充是必需的吧？这几个月的欠饷都得如数补发吧？我们部队的士兵、班排长大多是绥远当地人，总得让他们安安家吧？”
徐永昌和王叔铭对看了一眼，这理由似乎无懈可击。徐永昌说：“这个问题我们能随便定，回去研究后报总裁才能告诉你，但你的部队必须向西撤！”
董其武来也个针锋相对：“我说过，西撤可以，但必须先补给我们部队！”
也许是觉得还有空隙可钻吧，徐永昌和王叔铭回广州不久，即向绥远发电，称：给绥远补发粮饷1900两黄金，即日由空军运至，望董将军依诺行事云云。与此同时，广州政府又签发了一张委任状，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兰峰为第9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副司令长官。
董其武当然清楚他们这一明升暗降的伎俩，无非是想将绥远兵权归属到第9兵团名下，然后胁其西撤。所以，他也非常硬气地回了一电，称：我无统领西北全局之才能，请选派贤能来绥远接替我的一切职务。
此之前，他已将此情况电告了北平的傅作义。
中共中央从傅作义处获知绥远的情况后，毛泽东委托傅作义、邓宝珊携10万慰问金和大批慰问物资赴绥远慰问。
8月24日，傅作义率队起程。
董其武得到消息后，欣喜异常，令绥远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到解放区集宁迎接，令归绥部队督训处于卫景林率史国玺的一个营乘铁甲车到旗下营迎接。
8月25日下午5时，傅作义到达归绥车站，董其武又亲率一大批军政要员到车站恭迎。规格之高，无可比拟。而且，为保证傅作义的安全全城处入戒严状态。
傅作义到达归绥后，立即进入了工作状态，分别与董其武、刘万春等高级将领进行了不起谈话，尤其是刘万春，因为曾有过一些阻挠起义的行为，傅作义更显语重心长：
“我也和你一样，赠送有过无法排遣的精神痛苦，也担心和平完成后会关禁闭，甚至坐牢，但事实很深刻地教育了我。我从国共两党的比较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共产党必定胜利，国民党必定失败。这绝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一种结论，更是一种政治上的结论。”
傅作义是绥远部队的老长官，这支部队就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刘万春也一直是他的老部下，这番话当是金玉良言。
8月26日，傅作义分别传见驻归绥军政官员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
8月27日，孙兰峰来到归绥，傅作义与其进行了面谈。之后，傅作义在至28日两天内巡视了驻归绥4个团，向官兵发放了慰问金并嘉勉。
8月29日，傅作义、邓宝珊由董其武陪同离开归绥，抵美岱召，在此与一个旅又两个团的官兵直接见面。
8月30日，傅作义传见驻包头一个步兵师的营以上军政长官，并调整包头驻军。至9月3日，孙兰峰兵团司令部及王崇仁的第326师营以上官佐全部传见完毕。
……
9月10日，董其武陪同傅作义进入包头，并在此召集绥远部队所有军、师、旅将领和地方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阐明了和平起义的宗旨和意义，阐述了共产党和平解放绥远的方针和政策，基本统一了思想。
9月16日上午，董其武令缓远省办公厅主任李忠孚和阎又文起草绥远起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通电稿，中午即告完稿，交傅作义阅示，傅作义阅过后即用电报拍发北平呈毛泽东阅示，毛泽东看完批道：此电甚好，只是要把蒋李阎的名字写出来，因为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董其武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名字添列上去，并用红绸将文电缮好，准备由领衔将领和地方高级官员签名后发出。
绥远大功即将告成。
闻知傅作义到绥远频繁活动，在广州的蒋介石集团的一班人急红了眼。
9月7日，大特务头子毛人凤急电潜伏在绥远的特务赵思武，电文杀气腾腾：“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让出华北。近闻该逆潜伏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本局当有重赏。”
这后不久，蒋介石再派徐永昌飞绥远，带着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邀傅作义到广州“共商大计”。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给傅作义发了一个电报，报中之词可说是一片“苦心”：“宜生得以返绥远，正如余当年从西安返南京一样，如鱼入海，自由得还。想当初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大错，痛心疾首。而今切盼宜生三思，当机立断，勿在踏中以德贻害党国，追悔莫及之覆辙为其假情假义，戏迷离迷，误国与误部下也。”
这封电报刚收到，广州要人的“急电”又接二连三发来，大有电报“轰炸”之势：
蒋介石致电孙兰峰：“闻傅、邓到绥，急欲晤谈，着转询傅先生派机去接之时及地点。”
李宗仁致电董其武：“转询傅先生在绥情形，并请约定时间地点，北来晤谈。”
阎锡山致电孙兰峰：“党国事大，希转请傅先生早日来广州。”
……
面对这些信件和电报，傅作义淡然一笑，对徐永昌说：“国民党丧尽军心民心，大势已去，任何人都不可能挽回，我去广州徒呼奈何？况我自和平起义之日始，便从没有打算射回头箭，你无须多说了！”
徐永昌见傅作义其心甚决，再说也没有什么作用了，遂另生一计，他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9月21日在北平召开，傅作义肯定要在会前离开绥远回北平开会，便想找借口迟延离开绥远，待傅作义离开后再施诡计。
第二天，他便“患病”住院了。
傅作义见他撒赖，是又好气又好笑，和邓宝珊商量了，决定听他一吓，由邓宝珊去见他，煞有介事的：
“徐次长，怎么你病了？这里气候不好，要注意！宜生已让董其武主席给你安排了一个好医院，让你住院治疗，并让你领衔带领绥远起义，不要再回去啦。起义后，我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
徐永昌一听脸都白了，双手直摇：“不行，不行，我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早我就走，不妨碍你们的事情。”
果然，第二天一早，徐永昌爬起来就跑，但到底是不快意，临上飞机还骂骂咧咧的：“妈的，打雁的给雁啄了眼，见鬼，等着瞧吧！”
徐永昌一走，傅作义、董其武即着手举行通电起义仪式，绥远区军、政及蒙、汉、回各方面代表人物39名庄重地在通电上签了名，并立即发出：“我们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族各界同胞，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的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持走到人民方面来……”毛泽东收到绥远起义的通电，欣然提笔复电，并于翌日上午以毛、朱名义发出：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无疑的，绥远和平解放的喜讯，是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好的礼物！
●毛泽东约见张治中，说：“文白先生，我是有求于你，不知你能不能帮这个忙呀？”张治中说：“主席，我早有这个意思了。”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包尔汉，陶、包明确表态。
绥远一解放，新疆问题也是揭盖子的时候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就新疆的事疾书张治中：文白先生：
……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已由伊宁于15日至迪化与陶、包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指第120军军长周嘉斌、第91军军长黄祖勋）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士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斌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9月21日9月21日，张治中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致电陶峙岳和包尔汉，嘱咐陶峙岳立即派人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接洽宣布起义，并要求陶峙岳以自己的名义电示在河西的周嘉斌、黄祖勋两军接受陶峙岳的命令，直接派人与解放军前线将领接洽，以示诚意。
陶峙岳接电后，一面电示周、黄两部接受命令，一面加紧了起义的紧张运作。9月25日，陶峙岳即将拟好的起义电文交梁客浔设法发出。因当时新疆与各地的电信联络均告中断，一时竟找不到接报电台，无奈间，梁客浔找到新疆电信局局长王叔章，要他无论如何发出此电，王叔章便通宵达旦守在发报机旁，反复呼号，终寻到了张家口解放军某部电台，因该电系致毛泽东、朱德的起义电，该部欣然接收，并立即转报北平。
至此，新疆和平解放遂成定局。
新疆的和平进程，是与中共中央的极力促成分不开的。
49年5月，周恩来委托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迪化市市长屈武赶回迪化，暗中策动新疆的和平起义，自此，新疆的和和谈纳入中共中央的策反大事中。
9月8日，即青海省会解放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就新疆问题在中南海约见了张治中。
张治中字文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唯一没有与中共交过战的。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便亲切地称他为“和平将军”，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非同泛泛。49年初，他又受命领衔和中共进行和谈，然和平条款形成之日，就是国共和谈破裂之时，张治中欲返回覆命，周恩来受毛泽东之托极力挽留，可说话重深长：“文白先生，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我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张治中深受感动，欣然接受劝告留了下来，之后仍致力于和平事业。
毛泽东见到张治中是一脸的笑意，少有的迎出门外，一边握手一边亲切地道：“文白先生从不爽约，欢迎，欢迎。”
张治中文静地一笑，玩笑道：“君命不可违呀。”
毛泽东大手掌一划拉：“我算哪门子君？门君？灶君？”
说罢，毛泽东爽朗大笑，张治中被感染了，笑意盎然，却依旧不失他文将军的本色。
落座后，毛泽东话入正题：“文白先生，请你来，是有求于你。早两天，西安已被我西北军解放，现西北军分两路向新疆进发，不日即可到达预定位置。新疆的解放是迟早的问题，关键是打还是和，我是寄希望于和的。你对新疆的情况熟悉，陶峙岳和包尔汉又对你信任至深，就我所知，只要你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的。不知文白先生肯不肯帮这个忙呀？”
张治中道：“主席，我早有这个意思了。但是，5月份以来，我再没和陶峙岳、包尔汉联系过了，现在不知怎样才能联系上？”
毛泽东道：“这个你别担心，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了电台，你的电报，可发至伊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
张治中道：“那太好了，我回去立即着手这个工作。”
9月10日，张治中发电陶峙岳、包尔汉，是经邓力群转的，电文称：“……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张治中为人谨慎，虑事周全，又因和陶峙岳关系更近一些，第二天再单独致电陶峙岳，就军队关系，军队调动，将领态度，民族分歧，对外关系，物资保障等问题详细询问了，并仔细叮嘱了注意之事项。
9月15日，邓力群携电报由伊宁秘密飞抵迪化，包尔汉、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到机场迎接，之后住到了包尔汉家里，并迅速地陶峙岳、陶晋初、梁客浔等见了面，转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和平起义的关注，并转交了张治中的电报。
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联名复电张治中，这电报也由邓力群交伊宁电台发出，再由毛泽东转交张治中，态度十分明朗……自全国和局未成，钧座留平不返，职等在此，半年来与绍周、孟纯、经文诸兄，无时不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经长时间之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城、罗恕人等基于个人之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趁机离开迪化外，其它南北疆全数部队，均将就原驻地，继续维持地方秩序。于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至政府方面，在策略转变时，即同时根据钧座与三区代表所订之《和平条款》，邀请三区原有省府委员返迪，恢复合作。遵循已定之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及本省《施政纲领》，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之前，暂行维持地方政务，听候中央命令，组织本省临时人民政府。预计上项工作，在本月内，可以全部圆满完成……同一天，陶峙岳又通过邓力群单独复电张治中，详细地汇报了张治中所询问的各点，指出军队关系，民族问题，对外关系没有大的障碍了，唯最困难的是经费问题，从7月份始，广州政府便停发了军饷。这也中，是数月来未敢明确表态的原因之一，但最近经反复催索，广州政府总算用专机运来了180万银元，系勉可维持状态。
在这后两天，即9月19日，包尔汉也通过邓力群转电致毛泽东，表示省政府之态度：毛主席：
解放军胜利完成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经决定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特电敬布衷忱，敬祈亮鉴。包尔汉申皓叩。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即用一种欣慰的口吻复电包尔汉：包主席：
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面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布覆，敬颂勋祺。毛泽东申梗。也几乎在这同一时候，毛泽东又给张治中写了那封信，对新疆问题，尤为是周嘉斌、黄祖勋两部与解放军谈判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当双方电报来往频传之际，陶峙岳已电令驻酒泉的国民党联勤总部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设法晋见彭德怀副总司令，9月14日，曾震五在兰州见到了彭德怀，双方就新疆和平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交换了看法，并约定了联络办法。9月16日，曾震五应彭德怀之嘱，秘密潜到迪化，和陶峙岳通了气，之后又复返兰州，和彭德怀晤谈。
9月18日，曾震五电告陶峙岳关于他和彭德怀的谈话内容：昨夜与彭先生详谈新疆河西问题，对公极了解，要旨如下：
一、部队必须改造到民主化；
二、新省拟设军政委员会，共同组织；
三、为使我公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彻底措置一切，发挥力量，必须派解放军一部出关；
四、拟约公于最近在酒泉晤谈；
五、王（王震）兵团派武装快速部队进出安西，请告介夫（彭铭鼎）至张掖，速与王晤面，并转令各部队在原地停止，候令改编，各自整理；
六、一切问题，彭另约今日4时再谈，如可能，明日即回酒；
七、等款已不可能，两电速与河西同时宣布；
八、叶、罗、马（叶城、罗恕人、马呈祥）应速动身离队。此间对叶颇注意，必要时，此间应安全护送赴港。这封电报猎及的内容颇重要，除具体谈到部队的改造和机构的设置外，还具体的涉及到民族问题和宽大政策，使原来一些准备和叶、罗、马出走的人迷途知返，留下来参加了起义。
这一点对新疆尤为重要。
●新疆历来是老大难问题，陶峙岳采用“怀柔”政策，走出了很重要的几步棋……
新疆古称西域，清乾隆以后始称新疆，并于光绪十年（1884）建立行省。新疆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域，名副其实的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然其远悬塞外，经济上属于一种“哑巴筒”状态，大抵是只进不出的。
至于新疆的驻军，历来是仰仗中央政府“协饷”的。民国初年，关内政局动荡，新疆的主政者自杨增新、金树仁至盛世才，都用虚虚实实的办法，紧缩部队，节省开支，以维系其统治。盛世才甚至引进苏联红8团，以壮声威，而他自己的部队虽有1个师又14个团之称，实际却不过万余人。1943年，盛世才见德意志横行于欧州战场，遂见风使舵，脱离苏联羁绊，投靠了国民党，并请国民党派部入新，于是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带6个新兵团徒手入新。
朱绍良与盛世才同在上海当过流浪儿，私交甚笃。朱绍良便利用这一点，从6个徒手团入手起攫权，1944年又称“保卫安全”见，取得盛世才“同意”后，又开进了两个美式装备步兵团，待盛世才醒悟过来，这两个团的火力可直指督办公署的新大楼和东花园了。到这时，盛世才只得乖乖就范，让国民党中央军长驱直入，他则黯然伤神地飞重庆“荣任”国民党农林部长去了。
盛世才一走，国民政府即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两个月后，伊梨、塔城、阿山三区爆发武装暴动。这时，国民党第29集团军退至伊宁至乌苏线上，被三区的民族军打败，退至玛纳斯河以东，民族军则进至玛纳斯河以西，两军隔岸对峙，民族军大有向南疆逼进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领衔进疆。
张治中45年9月13日飞抵迪化的，之后，对新疆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的整顿，并通过种种努力和曲折的和谈，于46年4月和伊、塔、阿签订了和平解决条款，接着成立了有各族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新疆暂告平静。
47年夏天，由于一系列的民族事件导致了民主联合政府的分裂，伊、塔、阿三区人士撤回伊犁，新疆局面一时陷于僵持状态。张治中深为忧虑，遂调整了新疆的军事负责人，令陶峙岳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入新主政，同时他向陶峙岳出示了他迭次向蒋介石建议国内和平的函件和谈话记录，使陶峙岳有了解决新疆问题的主调。不久，张治中又放手改组了新疆政府，把大土耳其主义者——新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等撤换了，以包尔汉任主席，借谋三区关系的改善和新疆的和平局面，使新疆的局势拖下来了。
但是，新疆的局势仍是十分严峻的，尤其是派系林立，政治倾向径庭，颇令人头痛。
就军队而言，除去各种枝枝杈杈的小派系，主力可划分为两大派系。一为中央军系统，这一派人数较多，装备较好，团长以上部队长多为胡宗南嫡系，指挥权、人事权受西安胡宗南遥控，其中叶城、罗恕人、李祖唐、锺祖荫、莫我若等人也均为胡宗南派遣；二是马步芳系统，这一系统主要是整编骑兵第1师，该师全部中级以上军官均由马步芳派遣任命，经费亦由青海直拨，可以说是马步芳的“家兵”。
陶峙岳虽然名义上是军事上的当家人，但事实上却是礼节性的隶属关系，好在他在西北部队威信尚好，不然就更尴尬了不起。
部队尚且如此，地方就更复杂了，派系多于牛毛，但主要的有几个：一是以麦斯武德、伊敏、艾沙为代表的泛土耳其主义派，这派人两面耍刀，一面拥护国民党中央，另一面则与中东泛土耳其主义分子有联系，他们的基本思想是反共反人民的。二是以乌斯曼、贾尼木汗、尧乐博士为代表的地方顽固派，他们拥有封建特权、牧场、牲畜和土地，还有封建部落武装，他们的基本态度也是反共反人民的。三是南疆的色以提、乌迈尔大毛拉和哈德万，他们在宗教界和哈族牧区卓有影响，对和平亦有相当的抵触情绪……
如此复杂的局面，陶峙岳和包尔汉要推行他们的和平主张，当然不是一件容易事。
起义最初是在张治中旧部的上层人士间酝酿的。
49年4月1日，张治中飞北平和谈，这前曾召他的原秘书长刘孟纯到北平面授机宜，刘孟纯从北平返回迪化后，即召开大型座谈会，在省政府和驻军间广泛宣传和谈。
4月下旬，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张治中留北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这时节，新疆的刘孟纯、屈武、陶晋初、刘泽荣、梁客浔等开始交换对时局看法，事实上，这就是酝酿起义的初始。只不过，他们选择了一种非常缓和的形式，在轮流请客的杯来杯往中谈，方式极随便，又无多少禁忌，即使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也都总是酒中言，不伤感情。事实上，后来许多对和平起义持反对意见的人都参加了，如叶城、罗恕人、马呈祥、刘汉东、王增善等人都参加了这一形式的座谈，且一直维系到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对起义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的。
当然，明确起义意图，进行起义部署则是在解放军攻克西安、兰州后向新疆进军时的事了。经与刘孟纯、陶晋初、屈武等支持起义的军政要员取得一致意见后，陶峙岳走出了倾向性很明显的几步棋：
一是控制安西大门和玉门油矿。安西是新疆的东大门，玉门油矿是新疆唯一的能源所在，两地唇齿相依，牵动全局，如两地失守，新疆的后果是沦丧国防，行动瘫痪。与此同时，在兰州解放前后，胡宗南的第91军和第120军已集结于高台、酒泉一带，一旦从此入新疆，新疆的和平可能成泡影，不可不防。为此，陶峙岳派总部警备团长毛希屺率两个营进驻安西，守卫甘新大门；派第187旅副旅长刘抡元率两个营进驻玉门油矿，保护油矿安全，并明确规定，这两支部队仅接受他的命令。
二是控制军官训练班，约束反起义人员。迪化的新疆军官训练班原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9分校，分校原主任是宋希濂，分校的学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宋的旧部。宋调鄂后，这一部分下级军官也有意东去，情绪极不稳定，且他们平素中毒较深，蠢蠢欲动，颇难驾驭。如49年军校校庆时，刘孟纯在讲话中暗示和平为必然趋势，竟遭这些人的辱骂。为此，陶峙岳撤换了一批暗中怂恿他们的教官和主管，将总部参谋处长文升乔任命为教育长，进行铁杆控制。
三是和赵锡光会晤达成一致意见。赵锡光是新疆警备总司令的副总司令，又是南疆警备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在新疆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8月15日，陶峙岳以检查部队补给为名，偕联勤总部新疆供应局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客浔，电约赵锡光在焉耆会晤，两人在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密谈近一天，取得了认识上的一致，并决定一致行动：北疆由陶峙岳负责，南疆由赵锡光负责，起义后部队如数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且在解放军到达新疆时，速派员接洽，避免在民族军监视下改编部队。
通过这些有序的步骤，新疆的和平起义进入了紧张的摊牌阶段。这时节，起义派和反起义派的斗争也尤显激烈了。
●反对派态度坚决，陶峙岳掏心吐肺。关键时节峰回路转，叶城深夜求见。陶峙岳单骑独闯老满城……
反起义派是以叶城、马呈祥、罗恕人为头的一个小团体，他们手握兵权，又抱得很紧，是阻碍起义的主要力量。
这几个人中，罗恕人利牙利嘴，态度跋扈，是小团体的“军师”；马呈祥不露表情，城府很深，是这个小团体的主角；唯叶城性格软弱些，感情脆弱些，比他俩要略逊一筹。最初，陶峙岳是借他们要求内调的口实为由和他们论谈的，从新疆的现实和前途着想，晓以利害关系，意在使他们放弃内调，不阻挠准备起义的安排；但他们的政治观点极顽固，打嘴仗虽说不是陶峙岳的对手，然内心里却是依然。陶峙岳便只有打开天窗和他们说亮话了：
“我和你们谈了这么多，各人有各人的观点，这是不该干涉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辨别是非，洞察利害关系，千万不能以感情和意气用事。你们有人不赞成走和平道路，这想法或许有它的道理，强扭不得，但我们要想到，和平的反面是什么呢？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稳操胜券，后勤上有相对保障，才能够应战。我们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真正能打仗的有多少呢？再从道理上来说，新疆的问题是地理和民族等问题的综合，打仗能解决问题么？所以，无论从新疆的利益来说，还是个人的前景着想，一切都需要运用一种平缓的和平方式解决。说内心话，你们想想，如果新疆的战争引发，会是什么结果？十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民族仇恨增加！这是何苦来呢？至于我自己，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你们选择吧！”
陶峙岳一番掏心吐肺的话，把他们说得默默不作语，罗恕人甚至溢出了眼泪。显见的在这种重大的选择关头，他们也是非常矛盾和混乱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他们一些矛盾的做法。
9月8日，叶城秘密向胡宗南发电，请示行动方案，因胡宗南所部正步步败退，自顾不暇，联系不上。于是，叶城又改向宋希濂发电，要宋转向胡宗南请示。
9月14日，叶城召开全师营以上干部会议，详尽地部署了撤退和作战方案。
9月19日，胡宗南急电叶城，令叶城率部转移南疆待命，并指示对陶峙岳采取断然措施。接电后，叶城即和马呈祥、罗恕人商议了，决定部队9月20日子夜开拔，行前将刘孟纯、陶晋初、屈武等扣押，并胁迫陶峙岳转移。
分裂似乎到了难以挽救的边缘。
然而，也许正是陶峙岳数次相谈的作用，关键时节忽又峰回路转。
9月20日深夜，陶峙岳业已就寝，突然间，叶城叩门求见，他意识到一定是有什么重大事要发生，遂沉静地问：“这么晚来，一定有要事吧？”
叶城神情有些尴尬，说：“我也不知如何说好，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胁迫和包围，为了‘清除君侧’，决定今夜扣押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此时，他们已令熊毅率人出动，我提议此事应先告诉你，他们总算同意，却限我半小时回去。”
陶峙岳仍然声色不动，问：“那人扣了以后怎么办？”
叶城半晌不作声。
陶峙岳明白，叶城来相告，罗恕人、马呈祥允许他来，还是有些私人感情的作用，也有些吃不住劲的因素，所以他叫叶城暂留一下，之后要通给罗恕人、马呈祥的电话，单刀直入：
“我想请你们过来，讨论一下该不该抓人的问题，行不行？”
果然，罗恕人、马呈祥马上过来了。
陶峙岳依然坦言直入：“你们要捕人，我无话说，但你们第二步怎么走？新疆的局面不要我多说，枪一响，能保地方不糜烂？这样，于你们有何好处？”
叶、罗、马三人各各相看，都是无言，罗恕人的眼泪又溢出来了，可见他的内心也是很复杂的。他嗫嚅着说：
“我们痛苦死了，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屈……”
陶峙岳是摸清了他们的症状的，长叹一声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基于感情用事，而忘记了利害和是非，那是十分危险的，你们如果认我为总司令，就应该让我为你们清醒地考虑出路问题，运用恰当的方式，这又何须长吁短叹，甚至和你们相对而泣呢？现在，路是很明显的了，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走也好，切望三思之。我呢，把我这颗心赤裸裸地掏给你们看，你们也作体谅，但我决不会离开新疆，我的信义和责任都不允许我离开全省的老百姓、全军将士及他们的家属，唯其此，我别无选择！”
他们似乎是默认了陶峙岳的苦衷和苦心，但要他们跟着陶峙岳走，却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和陶峙岳说了，主要是手上都有血债，不相信共产党会轻易饶恕他们，尤其是马呈祥，当年红四军就是在他们马家军的地盘上吃了大亏的，光凭几句空口的诺言，他能相信共产党能模糊这天大的血债？陶峙岳一旦明白这一点，也不作强劝，提出只要他们不影响起义，不带走部队，他将保障他们的安全，并将对他们离开作具体安排，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物质愿望。
这一番谈话直至天明。
第二天，陶峙岳又单身匹马闯进老满城骑1师师部，再作说服工作。叶城、罗恕人、马呈祥见陶峙岳行事坦荡，言出于衷，也就释然了，同意交出部队出国。
9月22日，马呈祥和罗恕人一同向骑1师和第179旅营以上军官告别。
9月23日，叶城向所部莫师长交权。
9月24日至25日，他们分别离开迪化，循南疆去印度。
陶峙岳不食前言，除允许他们将自己的金银财产带走外，又将他们的房院、汽车、布匹、茶砖等优估了800两黄金，由省政府署证明交给他们带走。
送走叶城、马呈祥、罗恕人，新疆起义的不安定因素消除了。在毛泽东、彭德怀、张治中等人的直接关心下，陶峙岳用电话电报紧急征求了南北疆各部队的部队长意见，之后联合署名，于9月25日正式通电起义。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率刘孟纯等通电与广州国民党残余政府脱离一切关系，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领导。
值此，160余万公里土地的新疆告和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