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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古城咏叹调
●白崇禧退守长沙，拿程潜开刀。获知“子弟兵”被剿，程潜双脚直跺。毛泽东在关注家乡。林彪在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的名字下面画了一个硕大的问号。
白崇禧一退到长沙，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修理”程潜。在他看来，湖南是顶重要的，退可以作挡箭牌，又可以把它和广西连成一片，他当然是想早抓在手里而后快。
其实，早在2、3月间，当程潜在湖南大搞和平运动时，他便想找人替换程潜了，请程潜另就广州考试院长的“高职”，但那时他的确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湖南如果没了程潜这块“家长”牌子，恐怕会四分五裂；再者，他那时人在武汉，实在有点鞭长莫及，这事便暂时搁下了。现在，既然自己已经躺到了人家的卧榻上，这事当然刻不容缓！
不过，他也清楚，要动程潜也不是儿戏一桩。程潜是国民党中少有资格的元老不说，在湖南民众中的声威也如日中天；而且手下有一班武将谋臣，掌握着几万军队，弄不好便会酿出些事故来。
但白崇禧毕竟是白崇禧，不然就不叫小诸葛了。
他决定先从程潜的左右臂开刀。
最初的目标是唐生智的“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
白祟禧选唐生智的“自救会”开首刀是有他的道理的。唐生智也是国民党的元老，北伐时就曾任北伐军的前敌总指挥，之后和蒋介石数度结怨，直到辞官回湖南东安老家闲居。后来，是程潜托人把他请出山的，到长沙时，程潜亲自到车站迎接，规格之高，无可比拟、他到长沙的第三天，即借省参议会名义召开了湖南自救座谈会，正式成立了“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以后大唱和平赞歌，宣扬走和平解放湖南的道路，与共产党的和平主张有同工异曲之妙。所以，白崇禧选择其开首刀，既可表明一种态度，又可威慑程潜：元老并不值钱，照动不误。
主意一定，白崇禧便请了参议会长唐伯球，“自救会”副主任委员仇鳌等人到家中赴宴，提筷端杯之际，话就慢悠悠地出来了：
“孟萧（唐生智字）先生呢？领导湖南‘自救会’本来是件好事，但现在情况太复杂了，鱼龙混珠，很容易被共产党的应声虫利用，我看还是取消好。”
果然，唐伯球一听紧张了，宴会一结束，便赶夜找到了唐生智，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起初，唐生智是有些震怒的：“妈妈的，这不是给‘自救会’下通缉令、给老子下逐客令么！老子就不走，看这个伪君子能把我怎么样！”
唐伯球到底谨慎一些，劝道：“孟公息怒。蒋、白的特务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看还是避避风头为好，莫作无所谓的牺牲。”
唐生智仔细一想，也是的，树大招风，古之常理，不如暂避一下吧。于是，他便于翌日深夜秘密起程，回东安老家继续他的和平运动去了。
唐生智一走，白崇禧顺理成章地取缔了“自救会”，且振振有词：
“各地自救会，擅自收编人枪，把持武力，苛扰人民，应严行取缔，以竭乱源。”
挥刀砍掉了“自救会”，白崇禧算是去了一块心病，又把目标移到了程潜身边的主和谋臣程星龄、肖作霖、邓介松身上。其实，早在4月份，白崇禧对这三个人就有了忌讳，他对唐星说过：
“不能再让他们在宣传战线上占有市场了，邓介松、肖作霖和程星龄无论如何要从程潜身边滚开，否则他们一定会弄出乱子的！”
现在，白崇禧当然更要他们“滚开了。”对于重兵在握的他，这自不是作难的事，派桂系亲信杨绩荪接了省委秘书长，田良骥接了民政厅长，又让反共姿态高的陈明仁兼了警备司令，于是，程星龄被迫远走他方，肖作霖、邓介松也只好归隐邵阳老家。
走完这几步，白祟禧就要对付程潜的部队了，这也是他对付程潜的重心之所在！
程潜从南京回湘主政来，苦心经营了几万部队，尤其是第102军第314师，可说是嫡系的嫡系，子弟兵！全师清一色的湖南子弟，师长陈达是程潜的老部下，从国防部四厅厅长的位置上拉过来的，又通过陈达与国防部的关系，给全师装备了全套美式武器装备。程潜的侄儿程杰也在该师任团长。对这样一支部队，程潜也是宠爱有加，4月份就曾冒雨校阅，阅后召集营以上军官嘉勉，把自己收藏的一部分手枪赠给了他们，并在省府经费特别困难时拨出两万银元，作为该师特别周转费。
正因为如此，白祟禧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使用的是最惯常的整编手段。
为了达到目的，他将驻湖南的3个军7个师和自己从武汉带来的2个军4个师合编为3个军共9个师，对第314师呢？则利用国防部次长兼第4编练司令黄杰的关系，秘密将其编制撤销了，部队予以编散。
他又将出头露面的工作交给了陈明仁。
6月初，陈明仁召集各军师长开会公布整编命令，第314师师长陈达因事先探听了会议内容而拒绝出席会议，只派副师长祝凯列席。果然，白崇禧来的是大动作，师长陈达调第29军任副军长，明升暗降；副师长、参谋长均调他部，所属三个团均编入他部，所辖防地亦移交他部。
祝凯回去将情祝一说，大家顿觉情况严重了，遂决定另树一帜，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党第4军第2师番号，由陈达和副师长刘隽各率一部分头向宁乡莲花山开进，6月12日在莲花山会合。
陈达一动，程潜就急了，一怕部队因此难保，二怕祸及白崇禧对自己下毒手，故要陈明仁出面调解，因陈达不了解陈明仁的真面目，拒不见面。没奈何，程潜又和陈明仁作商量，最后决定将314师改为保安师，为免白崇禧插手，他们要求陈达将部队开至岳簏山整编。
6月15日，第29军参谋长刘云楷，绥署高参李昊、政工处长谢一中携程潜、陈明仁的亲笔信到第314师暂驻地莲花山，见到陈达后，转交了信件，转达了程潜、陈明仁的意思。陈达和几个地下党代表反复研究了，为不影响程潜的整个计划，决定接受这一调处。
6月20日，陈达率第314师向岳麓山开进。
岂料，这正落在白崇禧的陷阱中。就在第314师向长沙岳麓山开进时，白崇禧秘密调转向衡阳开进的桂系第7军及其他一部共14个团绕道湘潭，埋伏于第314师必经之地，待第314师进入埋伏圈后，猝然发起了攻击。第314师仓促应战，虽重创桂军一部，但终因寡不敌众，分散突围，只有少数突出包围圈。
程潜获知第314师被歼，双足直跺，白须乱颤，痛恨交加犹不足形容。但痛也好恨也好，都已晚了，这个师终归是自己将其送入虎口的。
白崇禧却自在多了，为巩固对湖南的统治，他又报请国防部，在芷江设立了湘西绥靖公署司令部，在湘鄂赣边境设立了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部，分别委任自己的亲信刘嘉树和霍揆章当了司令官。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类似特务组织的“湖南青年工作团”、“反共宣传委员会”等反动团体，网罗了一批喽罗干将，实施破坏和平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一时间，湖南境内乌烟瘴气，腥雨横飘。
程潜是真正的无奈了，身边良臣散尽，军队沦丧，大权旁落，成了一个身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不仅如此，白崇禧和他的手下干将还常常指桑骂槐，拿他作开心丸。一次，白崇禧甚至在省政府会议上开骂：
“近来，我们党政军阶层有个别负责人物，与共产党作战决心不坚，战斗意志薄弱，走向了思想上叛变、精神上投降的边缘，这种人还不悬崖勒马，党国要他还有何益处？”
坐在主席台上的程潜是一脸的尴尬，但受制于人下，有何办法呢？只有忍气吞声了！好在他还工于五律，虽无心作，抄抄旧作消解重愁还是可以的，况心境与诗意也颇为吻合：辗转苦夜长，
披衣生前庭。
忧来谁当见？
明月照我棂。
北风中夜号，
戏角时一鸣。
忉恒不自己，
翘首望天明。这时的程潜，的确是翘首以盼了！
毛泽东在关注着中南战场，也在关注着程潜。
白祟禧弃武汉南逃长沙，张轸率部起义，可说是一喜一忧，喜的是张轸在中南战场开了个好头，忧的是白崇禧几十万主力基本没动，原计划是咬住他在武汉东南地区打一仗，歼灭或大部歼灭其有生力量，但白崇禧太狡猾了，一有风吹草动，拔腿便溜，也不枉了小诸葛之名。但正是由于这么一个对手，统领着一支尚未太挫锐气的部队，难免不会有意外之举。
毛泽东俯在地图上琢磨着对策。
朱德夹着支大雪茄进来了，憨厚地笑笑，问：“主席，你在想啥子呢？”
“我在琢磨白崇禧，他既然能够有计划有组织的撤退，会不会突然反咬一口呢？林彪轻易得了武汉，怕就怕他头脑发热。现在，第40军已至蒲坼，第43军已至永修，势如破竹，这固是一件好事，但孤军深入，当防患于未然。”
朱德道：“是不是让陈赓接应一下？”
毛泽东道：“我看43军先让陈赓指挥一段时间吧，18军也暂时归到他的旄下，我看陈赓是韩信带兵，多多益善。不过，总的还是要归林彪统一指挥，中南地区最难对付的就是白崇禧了，非得合两股力量不可。”
朱德看了看地图道：“我同意。”
毛泽东又说：“武汉解放，张轸立了一大功，虽说人数不多，又是杂牌军，但是从白崇禧魔掌中跳出来的，为中南地区树了个好榜样。”
朱德道：“不知程潜、李默庵、陈明仁作何感想？”
“老蒋容不得他们，白崇禧也容不得他们，我们应该敞开大门呀！”
“怕就怕他们一时转不过弯。现在白崇禧又坐镇长沙，有张轸一例，恐怕会要作些清理工作，他们要动作就要难一些喽。”
毛泽东笑笑，不自觉地摸支烟点了：“也未见得是坏事，逼反逼反，逼是一个重要因素，林冲不被逼就不会上梁山。程潜呢，在国民党中牌子老，资格老，走得却不顺，各个时期与蒋、白总是疙疙瘩瘩的，这个弯恐怕会转，再说，他返回湖南，是想有为的！”
“最难转的恐怕还是陈明仁，他守过四平，顾虑最多。”
“此一时，彼一时，我看他还算个识时务的人。”
……
6月2日，中央军委就南进作战和湖南问题电示第四野战军，电报说：“各军到齐休整一个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梆州、永州之线，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猝不及防而遭我各个歼灭，如象刘邓从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程潜、李默庵、陈明仁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请你们亦利用张轸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
林彪看完电报后，良久不语。过了半天，他用红蓝铅笔在“如象刘邓从江边一气打到闽北一样”下面划了重重的一条横线；又过了一阵，在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的名字间打了个硕大的问号。
●程潜回湘主政，起手三板斧，一脸的“党国”面孔。湖南地下党组织军事策反小组，邀方叔章、程星龄等游说程潜。湖南的和平揭开了序幕。
程潜回湘主政，是48年7月间。
说来，这是“行宪国大”的一连串连锁反应。48年4月，“行宪国大”在南京召开，总统之职自是蒋介石一P股坐了，李宗仁、孙科、程潜等人参加副总统竞选，结果李宗仁以微弱优势获胜。这可把蒋介石气坏了，他支持孙科未果，刮了面皮不说，他与桂系之间在历史上也素有积怨，数度兵戎相见。现在李宗仁当选，白崇禧又任国防部长，如果两人合伙一折腾，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蒋介石用何应钦替代了白崇禧，把白崇禧打发到武汉当了“华中剿匪总司令。”但这样蒋介石又不放心了，武汉是九省通衢的重镇，历来为兵家要地，如果让白崇禧将其与湖南及老巢广西连成一片，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于是扼守湖南这个咽喉要道成了重要的一环。蒋介石想到了程潜。程潜资格老不说，在湖南素有威望，与新桂系亦有宿怨，此次竞选又败在李宗仁手下，让他到湖南去牵制桂系最为合适。
48年6月20日，程潜被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
程潜呢，一生置之风云之中，左蹦右跳，到后来却落个两手空空，也就乐得有个基地，以作应变之策。
7月24日，程潜带着大班人马至长沙走马上任。湖南党政军机关和民众团体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一时间彩旗飘舞，人群如潮，各色人等，纷涌云集。程潜包裹在这热闹的氛围中，是颇有些踌躇满志的，在万人注目之下开始了回湘主政的第一次演说：
“我这次回湖南，很多老朋友将我比作‘家长’前来当家，我听了这话非常不安。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多少老兄弟、小兄弟在家里受苦受难，叫我这个当家的，怎么去安慰他们的悲痛，满足他们的希望呢？想来想去，不管我是不是家长，这里总是我的家，我不来当家则已，既然来当家，就要设法兴家，至少不败家。”
乡音俚语家常话，颇是博人好感，众人热烈鼓掌。可是，掌声未落，程潜的话调就变了，激昂起来：
“现在，匪灾是全国性的，也可以说是国际性的，我们要努力‘剿匪’。我既然回到湖南，大家就不用再怕共产党了。头一个月，我判断他们绝不会来；到了第二个月，他来我也不怕；若到了第三个月，就只怕他不来：”
这一类大话是大家听惯了的官家牛皮，现在从程潜由中再吐出来，许多寄予期望的听众便别有一番滋味了，情绪有了骚动。唯一些坚决反共分子高兴坏了，如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湖南CC头目张炯等把手掌都拍红了。
程潜依然故我，顺着思路大谈“戡乱救国”的老调，一套一套的，甚至到最后喊了起来：
“我今年六十七，但我决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拚命，纵然我有一百岁了，我还有勇气和‘共匪’拚命！”
这番话自然迎合了一些人，也迎合了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但更多的人却是深深失望和不理解：程潜真要倚三湘四水和共产党拚命么？
8月10日，程潜宣誓就职，并同日发表《告全省同胞书》，再次大肆叫嚷“戡乱剿匪”。这一回，就连他从上海挖回来的倾向和平的主要谋臣肖作霖都不理解了：
“颂公，你真要为蒋介石成仁呀？”
程潜听了默不作语，恐怕是内心里也很矛盾。果然，到9月19日，程潜忽然下令撤销专门反共的戡乱委员会，这下轮到反共分子大哗了，大有风向变了感觉，可没几天，程潜又亲自手书了戡乱建国五项公约，给进步人士再泼了一瓢冷水。
不过，程潜虽在政治倾向上飘飘忽忽，但抓权抓军队却是实实在在的，颇见封疆大吏之老辣作风。
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是湖南CC的骨干分子，根深蒂固，常常对程潜暗中作梗。程潜便利用邓介松、邓飞黄与CC派有联系的条件瓦解他们，把省党部几个骨干分子如刘修如、朱有为、肖训等人拉过来了，致使张炯号令不灵，成了孤家寡人，只好一走了之。程潜顺理成章地取代了。
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是湖南的老军阀，与程潜又交恶已久，当然是清除之列。于是，程潜派肖作霖与其“闲谈”，说要派半个警卫班警卫他的安全，赵恒惕本来就忐忑不安，这一吓，忙称病远走上海，辞了议长之职。程潜便内定唐伯球接任了。
长沙警备区司令蒋伏生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和忠实信徒，搁在眼皮底下很是障眼。程潜便报请国防部将衡阳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区，将蒋伏生调去了事，长沙警备区司令的要职则安排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刘进继。
在此剔除异己的同时，程潜也把抓军队放到了首要位置上。早在他回湘之前，便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请准在湖南成立5个国防师，回湘之后，立马进行编训。至11月初，绥署两个军共6个师的人员编制全部发表，其中驻湖南的5个师分别是第62师，师长夏日长；第232师，师长康林；第314师，师长陈达；第322师，师长汤季楠；第14军一个师，师长张国斌（第14军是李默庵的老底子，时仅剩一个完整师，军长张际鹏）。人数达5万之众。
在编组正规军的同时，程潜又将省保安大队扩编为三个旅，并对各县市的自卫队、警察、保安队等名目繁多的地方武装进行了整训，将其变成了一支能为己所用的武装。
致此，程潜算是站稳了脚跟，集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省党委主任，省保安司令，湖南省军管区司令等五大要职于一身，辖近6万部队。
程潜回湘，中共湖南省地下党组织也在密切注视他的动向，并为此成立了军事策反小组，总负责是省工委领导人周礼，策反小组组长是余志宏。
余志宏和程潜同籍，是醴陵人，任过原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有过丰富的敌内部工作的经验，又有较好的职业掩护——湖南大学的讲师。所以，党组织把直接和程潜身边军政要员打交道的任务交给了他。
余志宏选中的第一个工作对象是方叔章。方叔章曾在程潜的天水行营任过秘书处长，与程潜既是诗友，又算清客，拜访无须通报，见面无话不说。余志宏便通过湖南大学中文系王啸苏先生的介绍，结识了方叔章先生，几番相谈，道古论今，颇是投机。到这时，余志宏便提出了请他劝说程潜认清形势，走和平道路一事。方叔章满口答应了。
果然，方叔章在程潜面前无所顾忌，谈话谈到知心处，隐密的话就出来了：
“颂公，蒋介石江河日下，怕是难挽颓局，你准备走哪条路？是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还是去香港、台湾、美国？你一家十余口，到香港或美国怎么生活？台湾当然不能去，你又和李宗仁、白崇禧搞不来，今后怎么办？”
程潜平时虽颇为强硬，但内心里是颇为矛盾的，知心老友面前也就无须遮掩了：“有什么出路，怎样也不能投降呀。”
方叔章道：“不投降，跟共产党拚个鱼死网破？你有多大的本钱，值得么？”
“投降我是坚决不干的！”
方叔章可不给他留面皮：“你不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顺者昌，逆者亡，古之常理嘛。何况你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
这话戳到了程潜的痛处，他沉默良久，叹息一声说：“现在也许还不是时候。”
方叔章接口反驳：“还不是时候？你硬要人家脱掉你的裤子打P股才是时候呀？”
程潜又沉默了一会：“讲和，就得找共产党，你找得着么？”
方叔章神秘地笑道：“人倒不难找，恐怕你周围就有啊！”
“哦？”程潜真是吃了一惊，忙问：“谁？”
方叔章不急不慢道：“依我看，你那位本家兄弟就不寻常，他在福建时就有过共产党的嫌疑，现在回到长沙，虽不敢说就是共产党，依我看至少有联系。”
程潜一听，真还是那么回事，遂会意地点了点头。
程潜的本家兄弟程星龄原是福建省政府的秘书长，因“杨潮案件”牵连被蒋介石下令拘捕，押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特务团，后经刘斐、许孝炎的联名担保才获释，寄居于台湾。
程星龄的回湘，也是余志宏促成的结果。
48年7月底，余志宏从原福建省政府顾问马子谷那儿获知老朋友程星龄已获释，遂产生把他接回长沙做程潜工作的想法，在经得省工委和周礼的同意后，修书一封，托人带给了程星龄。
程星龄接到余志宏的信后，欣然应约，举家迁回长沙，又欣然接受了做程潜工作的任务。
可是，当程星龄以族弟身份谒见程潜时，程潜因当时正大喊戡乱，对有共产党嫌疑的程星龄甚是冷淡，甚至连个饭钵子也不愿赐与。倒是程潜身边的重要谋臣萧作霖和邓介松注意到了，认为程星龄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可能与共产党有联系，故产生了把他拉进省府的想法。
10月底，湖南的物质出现了供应困难的严重局面，程潜拟增设一个物资调节委员会，需要一个具备能力的人出来为其管事，这时，萧作霖和邓介松便郑重地向程潜推荐了程星龄。
程潜思虑再三，终点了头。
自此，程星龄有了时常出入省府面见程潜的契机。
然而，程潜与程星龄的交心交底却是年底的事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方叔章的提醒的作用，更重要的则是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程潜寻找“应变”之路所致。此时，东北战场已结束，蒋介石丧失了47万精锐之师，淮海和平津的国民党部队又陷入了解放军的重围，在这种形势挤压下，程潜便不得不寻找退身之策。
12月31日深夜，程潜把程星龄叫到省政府，摒去左右，作心腹之谈。他说：
“局势发展很快，看来老蒋快要完蛋了，今日白崇禧派人来长沙，带来了他关于和平解决国是的电稿，征求我的意见。我以为，老蒋这几个战役（指淮海、平津）肯定打不赢，现在桂军虽然没有经过大的打击，但无论数量和战斗力和蒋军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次李、白倡言和平，显然是逼蒋下台，由桂系来主持谈判，与中共形成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局面，我看这会是梦想。”
程星龄看了程潜递给他的白崇禧的和平通电稿，是颇赞成他的分析的，说：
“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这是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白崇禧利用倡导和平来倒蒋，是能博得人们的好感的，我看颂公可以接受白的倡仪。”
程潜忧心忡忡地道：“问题是李、白这种和谈目的不现实，和谈不成，又必重起战端，那时湖南将首当其冲，处境就更难了。”程星龄道：“李、白如果倒蒋后与中共和谈不成，再以兵戎相见，势必遭到人民更强烈的反对，不啻引火自焚，而你颂公则坚持和平到底，另树一帜。”
程潜目光烁烁地盯着程星龄：“你的意思是投向共产党？”
程星龄坦坦然然：“是的，颂公当年与林伯渠合作于先，今日为什么不能与共产党再度合作？”
程潜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一圈，回到原位站定，这才把思考已久的话说出来：“我如果脱离蒋政府，投向中共，你能否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程星龄依旧坦然，说：“我由台回湘之前，中共湖南地下党的朋友就曾去信催我回湘。回长沙后，已有所接触，只是时机未成熟，故未向颂公提及。”
几句话证实了方叔章的猜测，程潜不禁心花怒放，兴奋地说：“我的决心已定，你全权代表我和中共地下党进行联系吧。”
程星龄为程潜的重大转变感到由衷地高兴，但他也十分冷静：“颂公，此事在当前危险极大，关系到你我的身家性命，必须十分机密，因此，就只能由我一个人负责，而不能由任何第二者参予。”
程潜点了点头。
程星龄又提议程潜在一个时期内专谈和平，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程潜也愉快地点头答应了。
果然，这后不久程潜采取了一系列靠拢和平的实质性步骤：停止募兵征粮，开释了一部分羁押已久的政治犯，并就49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国内和谈八条作出反应——公开致电孙科，电文称：“其所谓战犯如果系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将无从谈起，二、三项是合二为一者，宪法非修改不可，所谓废除亦不过修改宪法的极至。改编军队之事，如果有必要吾人不如进一步要求废除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三项，可以全部接受，召开政务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为和谈之必然结果，惟程序与技术应当商讨。”
程潜的这些积极言行，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应，但程潜的内心里不无虚空，总是不见底的事。偏这时中共中央有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味道，程潜颇为忌讳战犯一词，可新华社公布的43名头等战犯中，程潜排名第26！这就使他的情绪低沉到了极点，灰灰地对程星龄说：
“他们要找我算老帐啦！”
为此，程星龄去找余志宏，余志宏代表地下党组织表示“只要颂公坚决站在人民方面，不仅不会算旧帐，而且会受到应的礼遇。”可程潜在国民党官场中沉浮多年，这些话尤如药膏，治面不治根。程星龄又去找方叔章，方叔章不愧是程潜的老友，他说：
“这种事是你能说服了他的？我看不如把程博洪叫回来，开导开导他，兴许管用。”
程星龄一拍脑袋：“我怎么没有想到？”
程博洪是程潜的长子，在复旦大学当讲师，读过不少共产党的书籍，对共产党的政策颇为了解，思想无疑是倾向于中共的。他曾主编过进步杂志《时与文》，因“过激言行”惹得蒋介石都动了火，亲自下令将其查封了。因而，由他来开导程潜，当然是再好不过。
果然，程博洪一回，父子俩推心磨腹谈了几次，程潜的心境就舒畅了不少，一舒畅，便有心思考虑具体实施的环节了。
这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兵权问题。
程潜手下的一班将军，大都是蒋记“天子门生”，黄杰、刘嘉树很难为己所用，李默庵则态度暖昧，这就不由程潜不虑了。他又找程星龄商量，程星龄提醒道：
“你怎么不把陈子良调过来？”
“他？”
程星龄不无疑惑：“在四平街，他和共产党打过血仗，会没有顾虑？共产党又会轻易饶过他？”
“你这些想法有道理，但不是主要的。你想，四平一仗后，蒋介石却将他撤职，他会没想法？怕是积愤难平！在武汉，他和白崇禧又无渊源，真会同舟共济？由此可想，可供他走的路并不多，如果您把他调回湖南，一者可以利用师生之情施以影响，他对您向来是颇为尊重的；二者可以把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告诉他，释掉他心中的疑虑。这样，我估计他会跟您走的。”
程潜给说高兴了：“那怎么才能把他调过来？”
“让为章（刘斐、字为章）去办吧，他与白交情很深，一可避嫌，二则把握较大。”
程潜痛痛快快地说了个“好”字。
●刘斐充说客，陈明仁带兵回长沙，向程潜出示了蒋介石的监视密令，程潜淡淡一笑：“莫非你带兵回来就是抓我的？”两人私下里结约，陈明仁依旧扮演“反共勇士”。
在国民党将领中，陈明仁（字子良）可算是个个性鲜明，颇赋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生于1903年，1924年进入程潜举办的广州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投奔到蒋介石门下，渴望以建立军功出人头地。1925年毕业后，逐步从排长晋升到军长、兵团司令。这在黄埔一期生中，虽不如胡宗南们飞黄腾达，却也算一帆风顺。
在作战上，陈明仁则是以勇猛惯战而著称的，如1925年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中，他身患重病坚持不下火线，找东莞，攻惠州，战功卓著，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说：“陈子良能代表黄埔学生的精神，可嘉，可嘉！”
但从他和蒋介石的交往史看，蒋介石对他始终是分喜爱六恨，恨的是陈明仁太多棱角太多刺，不管谁都刺。1941年，蒋介石路过陈明仁的部队，忽发奇想要召见一下全体官兵训话，谁知陈明仁本人和他的部队都穿着破棉袄列队。蒋介石发了一通火，说他们这样有失军威，不料陈明仁竟当面和他顶撞起来，说部队已经穷到家了有什么办法。蒋介石见自己的学生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自己，气得浑身直打哆嗦。不久，他就把陈明仁明升暗降为第71军副军长。
有此一回，刚愎自用的蒋介石自是不会把陈明仁当心腹了。但战事频繁，正当用人之际，第二年蒋介石还是把他升了第71军军长。
这后，蒋介石调第71军参加中美英联军对日军的滇西反攻，曾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一举攻克日军顽强固守的战略要点回龙山，获得了美国同行的高度赞赏，蒋介石才笑了一回：到底是黄埔的学生。
到46年1月，蒋介石又把第71军调到东北战场上去了。首先，陈明仁可谈不上风光，他自以为能征善战的第71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所属第88师和87师一部相继被歼，第88师师长亦阵亡，被迫率残部退过四平。
四平是东北的战略要地，两方都不肯退让，仗打得十分惨烈，双方也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就在这种情况下，陈明仁竟在四平守了四十天，等国民党援军一到，四野部队只好撤退。
这一下，蒋介石对他又当刮目相看，把他誉为所有高级将领学习的楷模，升他做了兵团司令，又授了他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要他四处去传授经验。陈明仁觉得作为军人，这种荣誉算是登峰造极了。
谁知这仅是昙花一现，对他素无好感的陈诚容不得他的载誉成名，抓住他用美援面粉修工事这件事大作文章，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因当时被陈明仁软禁于四平，心中怀恨也趁机告了一状，说陈明仁纵部抢劫粮食。回到南京后，陈诚添油加醋地告御状，又强调了陈明仁的野心，建议蒋介石将其撤职查办。
蒋介石真听进去了，撤了陈明仁的兵团司令职，将其调到总统府当了一个中将参军。
这一打击对陈明仁是致命的，他对蒋介石产生了绝望：自己跟随蒋多年，出生入死，可勋章上蒋的体温还没散尽，撤职命令又来了！陈诚这种窝囊废竟能一手遮天，这江山还会有几天光景？
陈明仁是消极了，脱了军装，穿着长袍终日喝酒打牌消遣，至于总统府参军的事，他门都不晓得开何方。
蒋介石见陈明仁闲着没事，1947年夏便令他率慰问团到西安去慰问胡宗南的部队。陈明仁当作了一个消气的机会，每到一地必讲守四平之功和现在的下场，言外之意很明显：象我陈明仁九死一生守了四平，最终还是这种结局，你们替蒋介石卖命，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回到南京，他觉得自己的前景更为暗淡了，想谋途自救，可一时间出路在哪里？
好在战争造化人，几个月后，战局发生变化，国民党各战场吃紧，陈明仁又成了热手货。胡宗南要他去指挥一个兵团，派人送来了路费！刘峙、杜聿明则亲自登门拜访，屈驾恭迎陈明仁去当兵团司令官；白崇禧正筹组“华中剿总”长官部，亦相邀陈明仁去武汉就任警备司令。
这时的陈明仁成熟老练多了，再跟着蒋，事后是卸磨杀驴；胡宗南、刘峙、杜聿明都是蒋的亲信，在那里干得再好也是当枪使，只不过枪管的粗细罢了。白崇禧呢，叫都叫个上小诸葛，自然不会是省油的灯，跟着他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但他与蒋有矛盾，故可利用这个缝隙左右逢源、隔岸观火的可能性就存在！
48年10月陈明仁欣然赴武汉上任了。
不久，白崇禧恢复第71军建制，交给了陈明仁；再后，白崇禧组建第1兵团，又把第1兵团司令的职位交给了他，并让他兼华中剿总副司令及第29军军长。
至此，陈明仁已是集四大职于一身了。
但是除了他自己之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对出路的真实想法。
程星龄和程潜议定调陈明仁回湘一事后，当即去找刘斐，要刘斐去找白崇禧疏通。刘斐一口应承下来：
“这事我包了。”
这倒不是刘斐的牛皮。刘斐其人善交际，颇有苏秦之风，军事上的造诣亦不低，当过国防部次长，后因不满蒋介石发动内战，8次辞职，返家闲居，落得无官一身轻，悠哉悠哉。他和桂系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因1936年两广事变时，是他从中斡旋的，既使事态和平解决了，又维持了桂系利益，故颇得李宗仁、白崇禧赏识，作心腹之交。
他答应了程星龄后，即动身去武汉。果然，白崇禧见他后丝毫不作戒心，劈头便问：
“湖南情况怎么样？程颂公能不能一起来搞和平反蒋运动？”
刘斐顺水推舟：“他是不满蒋介石的，但处境困难，本身就是光杆一个，要给他一些本钱才行！”
“那我调一个师给他如何？”
“调一个师好是好，但若能调一个湖南人掌握的部队去更好。”
“那谁去呢？”
“陈明仁！把他的一兵团调去湖南如何？他是湖南人，和程潜有些关系，四平之战后，他对蒋介石、陈诚又极不满，要他去支持程潜搞反蒋和对付蒋系那班‘天子门生’较为方便一些。”
白崇禧一听，甚合心意，说：“就按你说的办吧。”
白崇禧是有他的一番计谋的。因为他觉得桂系主力在湖北孤悬于已十分不利，只有把湖南串通和广西联成一片，方能进退自如，立于不败之地。可湖南的黄杰、蒋伏生、李默庵等都是蒋介石的门徒，说不一定哪一天蒋介石和他翻脸，堵住湖南不让他退广西，让他和共产党硬拚，那就麻烦了。因而，程潜让陈明仁回去，他很是乐意，说实在的，他是不疑陈明仁会背叛他的。
调动计划报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也觉得不错。在他看来，陈明仁还是他的人，虽说错打几板子，但自家人是不计较的。现在，让他去堵白崇禧的退路，让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在共产党那儿消消肿，也可泄他们逼自己下野之恨。
陈明仁呢，更是乐得如此，在白崇禧身边，自己的一切行动都不自由，也不便寻找自己的出路，现在如能回到本乡故土，一则兵权可握，二则今后要摆脱白崇禧比在武汉容易得多。
于是，就有了皆大欢喜。
49年2月18日，陈明仁率第1兵团第29军、71军回湘，司令部设在长沙望城坡。
回湘的第一天，陈明仁即驱车去拜见程潜。两人闲话当年，感慨万千。那时，陈明仁背着个青布包袱去程潜的讲武学校考学时，还是个嘴上未长毛的小青年，现在竟是堂堂的兵团司令了，可见世事沦桑！当晚，程潜设宴招待陈明仁，宴后作隐密之谈，陈明仁拿出了蒋介石令其监视程潜的手令，程潜看了淡然一笑，说：
“莫非你带兵回湘就是抓我的？”
陈明仁也浅浅地笑：“蒋介石还想拿我当枪使，我会吗？今后我听颂公的！”
第一次相会，只是互摸了一下态度，未及深谈。
不久，他们又进行第二次密谈。这一次程潜亮底了：“子良，我打算和共产党合作。”
陈明仁看了看程潜，不吭声。
程潜解释说：“这样做，我以为既可以缩短战争进程，保存国家元气，拯救故乡人民，又可以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你以为如何？”
陈明仁又是半晌不语，见程潜期盼地望着他，这才说：“颂公，你说得有道理，但这件事，我只和你保持联系，不与其它任何人发生关系；公开场合下，我还要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因为蒋介石和白崇禧在看着我。”
陈明仁这一手果然使人迷惑。不仅蒋介石、白崇禧对他深信无疑，就连程潜也常常陷入了他的迷惑阵中。一次，程潜在绥署召开高级官员会议，商讨和谈破裂了湖南该怎么办的问题。会上，程潜第一个点陈明仁发言，不料陈明仁一拔而起，怒冲冲地说：
“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南京要我打我就打，南京要我和我就和！”
说罢，他拂袖而去，且当天就回醴陵老家去了。这让程潜如坠迷雾之中：子良怎么啦？
陈明仁的态度，也让中共地下组织和程潜身边的谋臣们费琢磨。
余志宏便去找程星龄，说：“你能不能找人摸摸陈明仁的真实意向？”
程星龄说：“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恐怕要与他本人接触后才能知道。”
过了几天，程星龄在家设宴，邀了陈明仁、萧作霖、邓介松等人，耳酣酒热之际，免不得漫谈形势，陈明仁是有名的铁嘴巴，说话不多，听大家说了个够，最后才说：
“形势的确紧张，长沙警备部队要和主力很好地配合，我想调刘进为兵团副司令，由作霖兄兼任长沙警备司令，这要请颂公转报国防部才是，不知各位意见如何？”
这显然是一个态度了，因萧作霖是程潜的得力干将，又有明显和和平倾向。陈明仁既然这样提出来，当然不是无的放矢。
程星龄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程潜后，又告诉了余志宏，余志宏道：“我们要在陈明仁身边插一个穿线的人才行。”
程星龄脑子一转悠，有了：李君九。李君九既是程星龄的老朋友，又是陈明仁的幕僚兼挚友，时正在台湾闲居，当为上上人选。于是，程星龄请人发了一电报过去，李君九果然很快携家眷回长沙了。程星龄带着余志宏去会他，开门见山，要他去做陈明仁的工作。李君九爽快地点了头。
陈明仁也很快知道李君九回长沙了，第二天便约了他去家里见面，挚友久别重逢，自有许些话题，李君九便趁机试探了几次，但陈明仁每每回避，可说滴水不漏。不过，陈明仁给了他一个高参的闲职。
余志宏获悉这一情况后，对初步结果可说满意，便又劝李君九找陈明仁要些实权。李君九一听有道理，果然向陈仁明话明说了：
“子良兄，挂着闲职也无聊，能不能给我找点实事干干？”
陈明仁也不含糊，立马给他任命了一个颇有实权的人事处长。这样，李君九便有资格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和接触一些文件，而这些会议和文件的主要内容便通过他源源不断地转到了余志宏手中。
这条暗线，对掌握陈明仁的动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程潜大唱和平赞歌，唐生智再打反蒋牌，白崇禧急召唐星，一脸愤慨：“程颂公怎么搞的？现在还在那里大唱和平，简直是缴械！”唐星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程潜是唱和平的赞歌了。在他的默认下，湖南呼吁和平的呼声和主张和平的行动呈澎湃之势。
1月21日，省参议会分别致电毛泽东、蒋介石、孙科，电文中明确提出了“取消动员‘戡乱’的一切措施，停止征兵征粮，释放政治犯”的条文。
2月2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在省参议会成立。
4月22日，省参议会、“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联街召开工、农、妇、商第十一个团体的扩大会，决定成立“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公开提出“代表全省人民意愿，发挥人民力量，达到湖南免于战祸，保全地方元气”的宗旨，并决定以省参议会的名议邀请唐生智担任该会主任委员。
唐生智其人，也是一代风云人物，好象是专门生来与蒋介石唱对台戏的。北伐时期，他与蒋结怨，惹得蒋大动雷霆之火，说：“不除唐生智我誓不为人”，故27年蒋刚在南京站稳脚跟，便迫不急待的下令讨伐唐生智，解除他的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之职，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迫其流亡日本。唐生智其心不死，1929年秋回国，立即在华北策动白崇禧的部下兵变反蒋，至12月，又以驻河南部队总司令的身份通电反蒋，惹得蒋介石再动肝火，派兵镇压，唐生智只好逃亡香港。这后，两人的疙疙瘩瘩还不少。抗日战争时期，唐生智在南京任警备司令，日军进攻时，就是蒋的嫡系部队不听指挥率先而逃的，致使南京轻易陷落，让唐生智背了个“不抵抗将军”的污名，遭国人唾骂，这就让唐生智更加痛恨蒋介石，虽后来辞官回家，却时不时唱一些反蒋的调子，总的是要让蒋介石不愉快。现在，既然省参议会邀请他去主持和平反蒋，他当仁不让。
4月29日，唐生智从东安抵长沙。5月2日，即在省自救座谈会上发表即席讲话：
“湖南人为救命而团结，才对得起革命先烈不死之精神，本人一定以全副之精神拥护各位完成这一使命，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走和平道路！”
同日，“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告成立，这即“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的前身，唐生智出任主任委员。
与此同时，中共湖南省工委也广泛发动群众，联络爱国民主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尤为是4月7日声援南京“四·一”惨案和4月17日声援岳阳“四·一三”惨案的盛大游行中，可谓万人空巷，盛况空前。省工委组织的宣传队乘机开展街头宣讲，痛斥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其影响之深刻，前所未有。
民众的如火如荼的和平运动，也深深地影响了程潜，他觉得是表示态度的时候了！4月18日，程潜在省府例行月会上作公开发言，说：
“现在，全国人民要和平，我们政府，只有排除万难，力谋真正和平之实现，还有什么瞻顾的余地呢？如果还有什么人梦想借武力来压制全国人民所祈求之和平，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有一个制裁。到那时，凡是穷兵黩武的人，一定逃脱不了‘千夫所指’的惨败命运。”
他又告诫僚属：“你们应该拿出自己的良心来，争取真正的和平，为国家，为民族留一线生机！”
程潜的确是心有所悟了！
湖南浩大的和平运动声势传至武汉，白崇禧紧张了，急召唐星晋见。
唐星是刘斐推荐给程潜的（时刘斐已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到北平谈判去了），曾任国防部中将高参，亦曾调解过蒋桂矛盾，与白崇禧也颇有交谊，很有些刘斐第二的味道。他一到武汉，白崇禧便把他找过去了，一脸愤慨：
“程颂公在湖南怎么搞的？共产党破坏和谈，就要打到这里来了，他还让人在那里大唱和平，究竟是什么用意？要是这样，我看他恐怕有下不了台的日子。”
既作僚客，唐星当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说：“和平调子不是李代总统定下的吗？两广湖南的一路唱过来，他们只不过是跟着唱，表示对蒋介石的反对，对李代总统的拥护而已，并没有别的什么意思。现在，德公所唱的和平调节，业已深入人心，你就下明令不许他们唱，也不能一下子就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你总得要向他们说些理由，他们才能慢慢转过来。不过，要说出一个不能和平的所以然来，还真不容易。因为谁都知道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尚且被打得狼狈不堪，现在还有多少力量和共军打呢？在他们看来，如果再打下去的话，除了丧失许多生命财产，使人民再度遭殃，决没有其他的结果。因此，如果你下一道‘凡谈和平者斩’的禁令，不仅颂公站不住脚，还会引起湖南三千万人对你和德公的反感。到那时想要如你的愿望，要广西和湖南合作，只怕希望微乎其微。现在，颂公要我呈你，此事如何办理？反正颂公本人是无可无不可的。”
这篇说辞，大抵可算“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杰作了。果然，白崇禧不好再说什么，只是说：
“共军都已经打过江来了，还谈什么和平！”
事实上，说法归说法，白崇禧也看透了湖南和平运动的实质，故5月6日飞桂林时，他专门在长沙作了停留，当着程潜和陈明仁的面对记者说：
“今天，实在已无和平可言，局部和平，等于分化我们。北平傅作义的局部和平方法，你们看到没有？那个局部和平就是缴械！就是叛党叛国！”
这是他对湖南和平运动不能容允的态度了。
果然，十天后，他退守长沙时，即旋风般地开始了他的洗劫。
●程潜递交备忘录，毛泽东亲笔复书，程潜如逢甘露：“喜讯，湖南人天大的喜讯！”陈明仁有三怕：一怕泄密，二怕共产党和他算老帐，三怕把他的部队当俘虏兵看。毛泽东再次解难：“当初那是各划各的船……”
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始终在关注着处于白崇禧“高压”政策下的程潜和陈明仁的态度。
苦闷之际，程潜是吃不住劲了，提出了要见地下党负责人的要求。周礼和余志宏商量以后，决定余志宏代表地下党组织面见程潜。但是，程潜一见余志宏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热切之心就淡了许多，敷衍一番，却执意要见地下党负责人。
第一次面谈未能深入下去。
隔了几天，余志宏又去见程潜。这一次，余志宏来了些“怀柔”政策，先表示自己能全权代表地下党负责人后，捧了程潜几句：
“颂公可能觉得我少不更事，但颂公留学日本时才27岁呀！颂公在这样的年岁已是身负重任，叱咤风云了，以您的经历不可以说明有志不在年高吗？我虽不比颂公，但已是30出头的人了，何况我的背后有我的组织，颂公不相信我，难道不相信我的组织吗？”
这一番话把程潜说得心花怒放，也有些不好意思：“哪里，哪里，我只是觉得事关重大，谨慎行事而已，你当然能代表你的组织。”
接下去，气氛就比较融洽了，双方就一些具体想法和要求进行了商榷，最后余志宏提出：
“颂公，你能不能和陈明仁将军呈函正式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明态度？”
程潜点了点头：“我这里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子良那里我要征求他的意见才行。”
不久，程潜叫程星龄起草了一个“备忘录”，核阅后亲自签名，交给了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组织将其密送四野司令部，由四野司令部电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如下：“……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求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分所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驻长沙者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量虽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军，一俟时机成熟，潜即可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势力。同时，我认为在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关之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方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未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当然，干部中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备忘录”至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特别高兴地说：“我的父母官终于发言啦！”
7月4日，毛泽东亲笔疾书复电程潜，电文如下：颂云先生勋鉴：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毛泽东毛泽东的复电至武汉时，毛泽东亲令调去解决湖南和平问题的李明灏也到达了武汉。李明灏与程潜相处多年，当年程潜为广州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校长时，李明灏是军校教育长，而陈明仁报考讲武学校则是李明灏以同乡之谊破格录取的！无疑的，由他做程潜和陈明仁的工作，当是毛泽东的知人善任了！
李明灏到武汉的第一件事就是物色合适的人选送毛泽东的电信给程潜，选来选去，选中了陈大寰。陈大寰和他是姑表兄弟，本人也与程潜、陈明仁的左右相识颇多，人又机灵稳重，当为上乘人选。
李明灏将毛泽东的信用药水密写了，自己也给程潜书信了一封，一并交陈大寰，密藏在手电筒里，之后历经艰险，送到了长沙。
程潜已在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中共中央的回音了，一听有人来，忙早早在家等候，等听到是毛泽东派人送来的专函时，肃然起敬，双手接函捧函，反复阅读数遍，之后抚额摸须，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湖南的问题，从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一直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葫芦没开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切可迎刃而解了，湖南人的喜讯、喜讯啊！”
有此一信，程潜的胆气也壮了许多，当广州政府派贾景德来催促他赴广州就任考试院长时，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报绝了。在此之前，他是有些吃不住劲了，广州催，白崇禧逼，压力很大，甚至连东西都收捡了，准备作无奈之举。亏毛泽东的信来得及时。
遗憾的是，呈毛泽东的“备忘录”上陈明仁没有签名，他说怕泄密。
那么，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吗？
陈明仁其实有三怕，怕泄密是一怕；怕共产党和他算老帐是二怕；怕把他的起义部队当俘虏看待是三怕。有此三怕，自然是大疙瘩一块。
要命的是，陈明仁这个人倔得可爱，如果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要做通他的工作是颇为费力的。
针对他的顾虑，地下党组织多次找李君九，要他从侧面阐述我党的政策，但陈明仁以沉默应万变，谁也拿他没奈何。
然而，他毕竟不是铁板一块，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他坚冰融化，冬去春来。大抵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吧？
这事要从程星龄去香港请刘斐回湘主政说起。白崇禧退守湖南，对程潜的忌讳是一日深似一日，成了他的眼中钉，到5月中旬，他明确提出了要程潜赴广州当考试院长、湖南省政府主席易手他人。程潜在他的挤压之下不敢硬气，只好听从唐星的主意出了个应对之策，请刘斐回湘主政。当然，他们明白，刘斐是绝对不会为的，但样子得做给白崇禧看呀！
果然，程星龄衔命去香港，见到了谈判破裂后正留居香港的刘斐，果然，刘斐一口回绝了，只是要他们按原计划伺机起义。
程星龄仍在香港滞了两个星期，这期间遐到了章士钊。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章士钊可是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清末时即主笔《苏报》，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有他润笔的痕迹，之后和黄兴创立华兴会，事泄逃亡日本。辛亥革命时又和黄兴参加讨袁，事败后再度亡命东洋，在东洋创办《甲寅杂志》，以文会友，和李大钊交往甚密。李大钊被害后，他和夫人捧纸钱香烛冒险至灵前致哀，一时传为佳话。这后，他又出任段祺瑞执政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到上海时，又充任了帮会头子杜月笙的法律顾问，和戴笠颇有交情。再后，则穿梭于国共两党之间，以自己的标准判好恶，从不轻易倾斜。不过，他对毛泽东是倍为推崇的，49年3月初，他就直言无讳地告诉过去南京见李宗仁的程潜：“毛润之乃中外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又说“共产党人士曾多次跟我说及仁兄一番革命历史，只要仁兄能站在人民方面，不但不咎既往，还要给予礼遇。”事实上，章士钊这一番话对去除程潜的心病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事实上，章士钊也还在关注着程潜的事，故一见程星龄便问：“颂公起义的决心有没有动摇？”
程星龄道：“没有”。
章士钊点点头：“没有就好。”
程星龄灵机一动，劝说陈明仁，眼前不就有个活宝贝么？想了就说：“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你能不能劝劝陈明仁将军，现在他的顾虎很多，下不了决心。”
章士钊有些诧异：“他顾虑什么呀？这个陈明仁！你告诉他，毛主席就和我说过，中共决定不追究他四平街的问题，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能谅解，只要他站起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程星龄高兴了，“得寸进尺：行老，你给他写信吧。”
章士钊也不推诿：“行吧，依你的。”
这一封信果然管用，陈明仁接信后立即约见地下党员余志宏，明确表明了起义的决心。这是陈明仁在任何场合下都未曾有过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四野钳制长沙府，白崇禧又要开溜，程潜避走邵阳，李明灏半公开入城，陈明仁一波三折，最终吃下了定心丸。湖南终举义旗。蒋介石滚出了几滴老泪。
当程潜、陈明仁的起义决心渐趋明朗化时，我人民解放军也逐渐完成了对长沙的战略钳制。
武汉解放后，我四野主力休整了一个时期，之后于6月20日分三路大军进军华南，12兵团切断了白崇禧左翼和右翼集团的联系，13兵团发动了江北鄂西战役，15兵团发动了湘赣战役。
湘赣战役于7月13日结束，歼敌第3兵团4600余人，解放了赣西、安义、奉新、高安和湘东浏阳、萍乡、莲花、永新等县城23座。
江北鄂西战役于7月下旬结束，歼灭敌宋希濂集团15000余人，解放了荆门、远安、当阳、宜昌、枝江、沙市、桃源、常德、慈利等17座县城。
值此，我四野主力渐入预定地域：
12兵团之第40、41、45、46四个军进驻平江、金井、醴陵、萍乡、岳阳、湘阴线；
13兵团之第38、39、47、49四个军进驻宜都、公安、沙市、桃源、益阳、安化一线；
15兵团之第43、44、48三个军进驻宜春、万载、新喻、南昌、上高一线。
另外，二野4兵团之第13、14、15、18四个军亦进入吉安、秦和、安福、遂川、永新、茶陵一线。
长沙已在解放军四路大军的钳口中了！
但是，中央军委有令在先：缓攻长沙。
随着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的逼近，长着“兔子腿”的白祟禧又要开溜了。
溜前，白崇禧最不放心的还是程潜，蒋介石、夸宗仁“迎”广州不去，留下来意欲如何？十有八九是想反了吧？不过，他白崇禧也不是吃素的，既然你不去广州，那你就去广西吧。
白崇禧把唐星找去了，明白相告：“我找你来，是告诉你我们已决定将总部迁移衡阳，这里由子良负责。湖南的其它部队可随颂公先去广西，请你回去转告一下。”
唐星一听糟了，程潜如入广西，犹如老虎入笼，再有威风也会抖不出。何况，他一走，整个起义计划就难实现了，但唐星毕竟为唐星，心眼一转，话头就来了：
“子良兵少，没有余力去应付湘中、湘西广大地区，湖南地方部队用来维持秩序还是能起点作用的，若一调动，立即就会大乱起来，连子良也站不住脚，并且将这些杂七杂八的部队都调往广西，不仅会带来交通运输的混乱不堪，而且广西那个穷地方也负担不起，部队是呆不下去的，此乃兵家之大忌啊！”
白崇禧一听有道理，忙反问他：“那你有何高见呢？”
唐星道：“我看湘西是个安全地方，芷江又有公路通云、贵、川。湖南、广西顶不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到贵州会师，这岂不是一举数得！”
白崇禧高兴了，对唐星信任有加：“这计划就交给你来办了。”
唐星故作模样地想了想：“交我也行，但颂公不能走，我要借用他这块牌子。再者，我想分两步走，先邵阳，再芷江。”
白崇禧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唐星回到省府，立即和程潜商议了，决定将计就计，让程潜暂避邵阳，闪过风头，时机一到立马返回长沙主持大局。
7月21日上午8时，程潜带着20多辆大小随行汽车准备出发了，白崇禧亲来“送行”，程潜微微一笑：“多谢关照啦！”
白崇禧目送着程潜的车队鱼贯而去后，多少松了一口气，匆匆把长沙的防务交给陈明仁，下午便赶紧离开长沙，赶到衡阳去了。但他还未彻底放心，一个电话又追至邵阳，得知程潜已至邵阳且住进了著名的反共师长陈光中家中时，这才得意地哼了一声，意思大抵是你要和我小诸葛斗？哼！
程潜走后，陈明仁代理主持湘政。
这时，程潜派往汉口催解放军尽快入湘的李纯正回到了长沙，带回了中共中央在武汉的负责人王首道的话：
“我们已组织了和谈代表团，请转达程潜主任也组织一个代表团，谈判地点请程主任定，平江、春华山、黄花市，城里城外都可以。”
陈明仁听了后，立即召程星龄返长沙，要他8月27日和李君九去平江接李明灏来长沙。
作出这些按排后，陈明仁又电告程潜，请他也速返回长沙。8月29日下午，程潜秘密返回长沙。
这时节，李明灏已是陈明仁的座上客了，师生相见，陈明仁把家的气氛布得很浓，设宴招待只有妻子作陪。
陈明仁是有想法的。
一番叙旧，几杯酒下肚，李明灏觉得该入正题了，说：“解放军到平江以后，已停止前进，中共中央对程潜将军和你老弟的行动很赞赏，还望老弟配合我军，登高一呼，使桑梓人民早见光明，但不知你老弟有什么难处？”
陈明仁点点头道：“湖南是再也经不起战火了，白崇禧令我炸掉长沙，我当然不会做这千古罪人。至于颂公倡仪和平之举，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敝人纵然对共产党有百身莫赎之罪，也愿意以桑梓人民利益为重，再不逞匹夫之勇了，即使今后削职为民，也在所不辞。”
李明灏察颜辨色，知道这个倔强学生的用意所在了，觉得有必要再开导开导他：“从反共反人民上说，你认为你比傅作义将军如何？”
陈明仁笑而不答。
李明灏接道：“傅作义现在是毛泽东的上宾，前有师表，你还耿耿于怀地记着四平街干什么？”
陈明仁不失时机地敬上一杯，李明灏一饮而尽，继续说：“我这次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可以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说话。说实在的，你起义后，官阶衔级我看不会低于现在，说不上我还要喊你做首长嘛。至于削职为民，笑谈一句。当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商量。”
李明灏说了这么多，陈明仁再不表态就过意不去了：“颂公已回长沙，起义大事，近日付诸现实。”
李明灏提醒道：“你手下的将领们如何？是否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陈明仁一笑：“老师所虑的极是，我近日召集军、师长训话，晓以大义，必要时，我会采取强硬措施的。”
李明灏从陈明仁处出来，又去水陆洲，去会刚刚返回长沙的程潜。
李明灏入长沙的事，很快在长沙
白崇禧一退到长沙，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修理”程潜。在他看来，湖南是顶重要的，退可以作挡箭牌，又可以把它和广西连成一片，他当然是想早抓在手里而后快。
其实，早在2、3月间，当程潜在湖南大搞和平运动时，他便想找人替换程潜了，请程潜另就广州考试院长的“高职”，但那时他的确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湖南如果没了程潜这块“家长”牌子，恐怕会四分五裂；再者，他那时人在武汉，实在有点鞭长莫及，这事便暂时搁下了。现在，既然自己已经躺到了人家的卧榻上，这事当然刻不容缓！
不过，他也清楚，要动程潜也不是儿戏一桩。程潜是国民党中少有资格的元老不说，在湖南民众中的声威也如日中天；而且手下有一班武将谋臣，掌握着几万军队，弄不好便会酿出些事故来。
但白崇禧毕竟是白崇禧，不然就不叫小诸葛了。
他决定先从程潜的左右臂开刀。
最初的目标是唐生智的“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
白祟禧选唐生智的“自救会”开首刀是有他的道理的。唐生智也是国民党的元老，北伐时就曾任北伐军的前敌总指挥，之后和蒋介石数度结怨，直到辞官回湖南东安老家闲居。后来，是程潜托人把他请出山的，到长沙时，程潜亲自到车站迎接，规格之高，无可比拟、他到长沙的第三天，即借省参议会名义召开了湖南自救座谈会，正式成立了“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以后大唱和平赞歌，宣扬走和平解放湖南的道路，与共产党的和平主张有同工异曲之妙。所以，白崇禧选择其开首刀，既可表明一种态度，又可威慑程潜：元老并不值钱，照动不误。
主意一定，白崇禧便请了参议会长唐伯球，“自救会”副主任委员仇鳌等人到家中赴宴，提筷端杯之际，话就慢悠悠地出来了：
“孟萧（唐生智字）先生呢？领导湖南‘自救会’本来是件好事，但现在情况太复杂了，鱼龙混珠，很容易被共产党的应声虫利用，我看还是取消好。”
果然，唐伯球一听紧张了，宴会一结束，便赶夜找到了唐生智，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起初，唐生智是有些震怒的：“妈妈的，这不是给‘自救会’下通缉令、给老子下逐客令么！老子就不走，看这个伪君子能把我怎么样！”
唐伯球到底谨慎一些，劝道：“孟公息怒。蒋、白的特务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看还是避避风头为好，莫作无所谓的牺牲。”
唐生智仔细一想，也是的，树大招风，古之常理，不如暂避一下吧。于是，他便于翌日深夜秘密起程，回东安老家继续他的和平运动去了。
唐生智一走，白崇禧顺理成章地取缔了“自救会”，且振振有词：
“各地自救会，擅自收编人枪，把持武力，苛扰人民，应严行取缔，以竭乱源。”
挥刀砍掉了“自救会”，白崇禧算是去了一块心病，又把目标移到了程潜身边的主和谋臣程星龄、肖作霖、邓介松身上。其实，早在4月份，白崇禧对这三个人就有了忌讳，他对唐星说过：
“不能再让他们在宣传战线上占有市场了，邓介松、肖作霖和程星龄无论如何要从程潜身边滚开，否则他们一定会弄出乱子的！”
现在，白崇禧当然更要他们“滚开了。”对于重兵在握的他，这自不是作难的事，派桂系亲信杨绩荪接了省委秘书长，田良骥接了民政厅长，又让反共姿态高的陈明仁兼了警备司令，于是，程星龄被迫远走他方，肖作霖、邓介松也只好归隐邵阳老家。
走完这几步，白祟禧就要对付程潜的部队了，这也是他对付程潜的重心之所在！
程潜从南京回湘主政来，苦心经营了几万部队，尤其是第102军第314师，可说是嫡系的嫡系，子弟兵！全师清一色的湖南子弟，师长陈达是程潜的老部下，从国防部四厅厅长的位置上拉过来的，又通过陈达与国防部的关系，给全师装备了全套美式武器装备。程潜的侄儿程杰也在该师任团长。对这样一支部队，程潜也是宠爱有加，4月份就曾冒雨校阅，阅后召集营以上军官嘉勉，把自己收藏的一部分手枪赠给了他们，并在省府经费特别困难时拨出两万银元，作为该师特别周转费。
正因为如此，白祟禧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使用的是最惯常的整编手段。
为了达到目的，他将驻湖南的3个军7个师和自己从武汉带来的2个军4个师合编为3个军共9个师，对第314师呢？则利用国防部次长兼第4编练司令黄杰的关系，秘密将其编制撤销了，部队予以编散。
他又将出头露面的工作交给了陈明仁。
6月初，陈明仁召集各军师长开会公布整编命令，第314师师长陈达因事先探听了会议内容而拒绝出席会议，只派副师长祝凯列席。果然，白崇禧来的是大动作，师长陈达调第29军任副军长，明升暗降；副师长、参谋长均调他部，所属三个团均编入他部，所辖防地亦移交他部。
祝凯回去将情祝一说，大家顿觉情况严重了，遂决定另树一帜，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党第4军第2师番号，由陈达和副师长刘隽各率一部分头向宁乡莲花山开进，6月12日在莲花山会合。
陈达一动，程潜就急了，一怕部队因此难保，二怕祸及白崇禧对自己下毒手，故要陈明仁出面调解，因陈达不了解陈明仁的真面目，拒不见面。没奈何，程潜又和陈明仁作商量，最后决定将314师改为保安师，为免白崇禧插手，他们要求陈达将部队开至岳簏山整编。
6月15日，第29军参谋长刘云楷，绥署高参李昊、政工处长谢一中携程潜、陈明仁的亲笔信到第314师暂驻地莲花山，见到陈达后，转交了信件，转达了程潜、陈明仁的意思。陈达和几个地下党代表反复研究了，为不影响程潜的整个计划，决定接受这一调处。
6月20日，陈达率第314师向岳麓山开进。
岂料，这正落在白崇禧的陷阱中。就在第314师向长沙岳麓山开进时，白崇禧秘密调转向衡阳开进的桂系第7军及其他一部共14个团绕道湘潭，埋伏于第314师必经之地，待第314师进入埋伏圈后，猝然发起了攻击。第314师仓促应战，虽重创桂军一部，但终因寡不敌众，分散突围，只有少数突出包围圈。
程潜获知第314师被歼，双足直跺，白须乱颤，痛恨交加犹不足形容。但痛也好恨也好，都已晚了，这个师终归是自己将其送入虎口的。
白崇禧却自在多了，为巩固对湖南的统治，他又报请国防部，在芷江设立了湘西绥靖公署司令部，在湘鄂赣边境设立了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部，分别委任自己的亲信刘嘉树和霍揆章当了司令官。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类似特务组织的“湖南青年工作团”、“反共宣传委员会”等反动团体，网罗了一批喽罗干将，实施破坏和平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一时间，湖南境内乌烟瘴气，腥雨横飘。
程潜是真正的无奈了，身边良臣散尽，军队沦丧，大权旁落，成了一个身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不仅如此，白崇禧和他的手下干将还常常指桑骂槐，拿他作开心丸。一次，白崇禧甚至在省政府会议上开骂：
“近来，我们党政军阶层有个别负责人物，与共产党作战决心不坚，战斗意志薄弱，走向了思想上叛变、精神上投降的边缘，这种人还不悬崖勒马，党国要他还有何益处？”
坐在主席台上的程潜是一脸的尴尬，但受制于人下，有何办法呢？只有忍气吞声了！好在他还工于五律，虽无心作，抄抄旧作消解重愁还是可以的，况心境与诗意也颇为吻合：辗转苦夜长，
披衣生前庭。
忧来谁当见？
明月照我棂。
北风中夜号，
戏角时一鸣。
忉恒不自己，
翘首望天明。这时的程潜，的确是翘首以盼了！
毛泽东在关注着中南战场，也在关注着程潜。
白祟禧弃武汉南逃长沙，张轸率部起义，可说是一喜一忧，喜的是张轸在中南战场开了个好头，忧的是白崇禧几十万主力基本没动，原计划是咬住他在武汉东南地区打一仗，歼灭或大部歼灭其有生力量，但白崇禧太狡猾了，一有风吹草动，拔腿便溜，也不枉了小诸葛之名。但正是由于这么一个对手，统领着一支尚未太挫锐气的部队，难免不会有意外之举。
毛泽东俯在地图上琢磨着对策。
朱德夹着支大雪茄进来了，憨厚地笑笑，问：“主席，你在想啥子呢？”
“我在琢磨白崇禧，他既然能够有计划有组织的撤退，会不会突然反咬一口呢？林彪轻易得了武汉，怕就怕他头脑发热。现在，第40军已至蒲坼，第43军已至永修，势如破竹，这固是一件好事，但孤军深入，当防患于未然。”
朱德道：“是不是让陈赓接应一下？”
毛泽东道：“我看43军先让陈赓指挥一段时间吧，18军也暂时归到他的旄下，我看陈赓是韩信带兵，多多益善。不过，总的还是要归林彪统一指挥，中南地区最难对付的就是白崇禧了，非得合两股力量不可。”
朱德看了看地图道：“我同意。”
毛泽东又说：“武汉解放，张轸立了一大功，虽说人数不多，又是杂牌军，但是从白崇禧魔掌中跳出来的，为中南地区树了个好榜样。”
朱德道：“不知程潜、李默庵、陈明仁作何感想？”
“老蒋容不得他们，白崇禧也容不得他们，我们应该敞开大门呀！”
“怕就怕他们一时转不过弯。现在白崇禧又坐镇长沙，有张轸一例，恐怕会要作些清理工作，他们要动作就要难一些喽。”
毛泽东笑笑，不自觉地摸支烟点了：“也未见得是坏事，逼反逼反，逼是一个重要因素，林冲不被逼就不会上梁山。程潜呢，在国民党中牌子老，资格老，走得却不顺，各个时期与蒋、白总是疙疙瘩瘩的，这个弯恐怕会转，再说，他返回湖南，是想有为的！”
“最难转的恐怕还是陈明仁，他守过四平，顾虑最多。”
“此一时，彼一时，我看他还算个识时务的人。”
……
6月2日，中央军委就南进作战和湖南问题电示第四野战军，电报说：“各军到齐休整一个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梆州、永州之线，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猝不及防而遭我各个歼灭，如象刘邓从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程潜、李默庵、陈明仁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请你们亦利用张轸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
林彪看完电报后，良久不语。过了半天，他用红蓝铅笔在“如象刘邓从江边一气打到闽北一样”下面划了重重的一条横线；又过了一阵，在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的名字间打了个硕大的问号。
●程潜回湘主政，起手三板斧，一脸的“党国”面孔。湖南地下党组织军事策反小组，邀方叔章、程星龄等游说程潜。湖南的和平揭开了序幕。
程潜回湘主政，是48年7月间。
说来，这是“行宪国大”的一连串连锁反应。48年4月，“行宪国大”在南京召开，总统之职自是蒋介石一P股坐了，李宗仁、孙科、程潜等人参加副总统竞选，结果李宗仁以微弱优势获胜。这可把蒋介石气坏了，他支持孙科未果，刮了面皮不说，他与桂系之间在历史上也素有积怨，数度兵戎相见。现在李宗仁当选，白崇禧又任国防部长，如果两人合伙一折腾，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蒋介石用何应钦替代了白崇禧，把白崇禧打发到武汉当了“华中剿匪总司令。”但这样蒋介石又不放心了，武汉是九省通衢的重镇，历来为兵家要地，如果让白崇禧将其与湖南及老巢广西连成一片，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于是扼守湖南这个咽喉要道成了重要的一环。蒋介石想到了程潜。程潜资格老不说，在湖南素有威望，与新桂系亦有宿怨，此次竞选又败在李宗仁手下，让他到湖南去牵制桂系最为合适。
48年6月20日，程潜被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
程潜呢，一生置之风云之中，左蹦右跳，到后来却落个两手空空，也就乐得有个基地，以作应变之策。
7月24日，程潜带着大班人马至长沙走马上任。湖南党政军机关和民众团体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一时间彩旗飘舞，人群如潮，各色人等，纷涌云集。程潜包裹在这热闹的氛围中，是颇有些踌躇满志的，在万人注目之下开始了回湘主政的第一次演说：
“我这次回湖南，很多老朋友将我比作‘家长’前来当家，我听了这话非常不安。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多少老兄弟、小兄弟在家里受苦受难，叫我这个当家的，怎么去安慰他们的悲痛，满足他们的希望呢？想来想去，不管我是不是家长，这里总是我的家，我不来当家则已，既然来当家，就要设法兴家，至少不败家。”
乡音俚语家常话，颇是博人好感，众人热烈鼓掌。可是，掌声未落，程潜的话调就变了，激昂起来：
“现在，匪灾是全国性的，也可以说是国际性的，我们要努力‘剿匪’。我既然回到湖南，大家就不用再怕共产党了。头一个月，我判断他们绝不会来；到了第二个月，他来我也不怕；若到了第三个月，就只怕他不来：”
这一类大话是大家听惯了的官家牛皮，现在从程潜由中再吐出来，许多寄予期望的听众便别有一番滋味了，情绪有了骚动。唯一些坚决反共分子高兴坏了，如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湖南CC头目张炯等把手掌都拍红了。
程潜依然故我，顺着思路大谈“戡乱救国”的老调，一套一套的，甚至到最后喊了起来：
“我今年六十七，但我决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拚命，纵然我有一百岁了，我还有勇气和‘共匪’拚命！”
这番话自然迎合了一些人，也迎合了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但更多的人却是深深失望和不理解：程潜真要倚三湘四水和共产党拚命么？
8月10日，程潜宣誓就职，并同日发表《告全省同胞书》，再次大肆叫嚷“戡乱剿匪”。这一回，就连他从上海挖回来的倾向和平的主要谋臣肖作霖都不理解了：
“颂公，你真要为蒋介石成仁呀？”
程潜听了默不作语，恐怕是内心里也很矛盾。果然，到9月19日，程潜忽然下令撤销专门反共的戡乱委员会，这下轮到反共分子大哗了，大有风向变了感觉，可没几天，程潜又亲自手书了戡乱建国五项公约，给进步人士再泼了一瓢冷水。
不过，程潜虽在政治倾向上飘飘忽忽，但抓权抓军队却是实实在在的，颇见封疆大吏之老辣作风。
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是湖南CC的骨干分子，根深蒂固，常常对程潜暗中作梗。程潜便利用邓介松、邓飞黄与CC派有联系的条件瓦解他们，把省党部几个骨干分子如刘修如、朱有为、肖训等人拉过来了，致使张炯号令不灵，成了孤家寡人，只好一走了之。程潜顺理成章地取代了。
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是湖南的老军阀，与程潜又交恶已久，当然是清除之列。于是，程潜派肖作霖与其“闲谈”，说要派半个警卫班警卫他的安全，赵恒惕本来就忐忑不安，这一吓，忙称病远走上海，辞了议长之职。程潜便内定唐伯球接任了。
长沙警备区司令蒋伏生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和忠实信徒，搁在眼皮底下很是障眼。程潜便报请国防部将衡阳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区，将蒋伏生调去了事，长沙警备区司令的要职则安排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刘进继。
在此剔除异己的同时，程潜也把抓军队放到了首要位置上。早在他回湘之前，便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请准在湖南成立5个国防师，回湘之后，立马进行编训。至11月初，绥署两个军共6个师的人员编制全部发表，其中驻湖南的5个师分别是第62师，师长夏日长；第232师，师长康林；第314师，师长陈达；第322师，师长汤季楠；第14军一个师，师长张国斌（第14军是李默庵的老底子，时仅剩一个完整师，军长张际鹏）。人数达5万之众。
在编组正规军的同时，程潜又将省保安大队扩编为三个旅，并对各县市的自卫队、警察、保安队等名目繁多的地方武装进行了整训，将其变成了一支能为己所用的武装。
致此，程潜算是站稳了脚跟，集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省党委主任，省保安司令，湖南省军管区司令等五大要职于一身，辖近6万部队。
程潜回湘，中共湖南省地下党组织也在密切注视他的动向，并为此成立了军事策反小组，总负责是省工委领导人周礼，策反小组组长是余志宏。
余志宏和程潜同籍，是醴陵人，任过原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有过丰富的敌内部工作的经验，又有较好的职业掩护——湖南大学的讲师。所以，党组织把直接和程潜身边军政要员打交道的任务交给了他。
余志宏选中的第一个工作对象是方叔章。方叔章曾在程潜的天水行营任过秘书处长，与程潜既是诗友，又算清客，拜访无须通报，见面无话不说。余志宏便通过湖南大学中文系王啸苏先生的介绍，结识了方叔章先生，几番相谈，道古论今，颇是投机。到这时，余志宏便提出了请他劝说程潜认清形势，走和平道路一事。方叔章满口答应了。
果然，方叔章在程潜面前无所顾忌，谈话谈到知心处，隐密的话就出来了：
“颂公，蒋介石江河日下，怕是难挽颓局，你准备走哪条路？是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还是去香港、台湾、美国？你一家十余口，到香港或美国怎么生活？台湾当然不能去，你又和李宗仁、白崇禧搞不来，今后怎么办？”
程潜平时虽颇为强硬，但内心里是颇为矛盾的，知心老友面前也就无须遮掩了：“有什么出路，怎样也不能投降呀。”
方叔章道：“不投降，跟共产党拚个鱼死网破？你有多大的本钱，值得么？”
“投降我是坚决不干的！”
方叔章可不给他留面皮：“你不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顺者昌，逆者亡，古之常理嘛。何况你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
这话戳到了程潜的痛处，他沉默良久，叹息一声说：“现在也许还不是时候。”
方叔章接口反驳：“还不是时候？你硬要人家脱掉你的裤子打P股才是时候呀？”
程潜又沉默了一会：“讲和，就得找共产党，你找得着么？”
方叔章神秘地笑道：“人倒不难找，恐怕你周围就有啊！”
“哦？”程潜真是吃了一惊，忙问：“谁？”
方叔章不急不慢道：“依我看，你那位本家兄弟就不寻常，他在福建时就有过共产党的嫌疑，现在回到长沙，虽不敢说就是共产党，依我看至少有联系。”
程潜一听，真还是那么回事，遂会意地点了点头。
程潜的本家兄弟程星龄原是福建省政府的秘书长，因“杨潮案件”牵连被蒋介石下令拘捕，押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特务团，后经刘斐、许孝炎的联名担保才获释，寄居于台湾。
程星龄的回湘，也是余志宏促成的结果。
48年7月底，余志宏从原福建省政府顾问马子谷那儿获知老朋友程星龄已获释，遂产生把他接回长沙做程潜工作的想法，在经得省工委和周礼的同意后，修书一封，托人带给了程星龄。
程星龄接到余志宏的信后，欣然应约，举家迁回长沙，又欣然接受了做程潜工作的任务。
可是，当程星龄以族弟身份谒见程潜时，程潜因当时正大喊戡乱，对有共产党嫌疑的程星龄甚是冷淡，甚至连个饭钵子也不愿赐与。倒是程潜身边的重要谋臣萧作霖和邓介松注意到了，认为程星龄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可能与共产党有联系，故产生了把他拉进省府的想法。
10月底，湖南的物质出现了供应困难的严重局面，程潜拟增设一个物资调节委员会，需要一个具备能力的人出来为其管事，这时，萧作霖和邓介松便郑重地向程潜推荐了程星龄。
程潜思虑再三，终点了头。
自此，程星龄有了时常出入省府面见程潜的契机。
然而，程潜与程星龄的交心交底却是年底的事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方叔章的提醒的作用，更重要的则是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程潜寻找“应变”之路所致。此时，东北战场已结束，蒋介石丧失了47万精锐之师，淮海和平津的国民党部队又陷入了解放军的重围，在这种形势挤压下，程潜便不得不寻找退身之策。
12月31日深夜，程潜把程星龄叫到省政府，摒去左右，作心腹之谈。他说：
“局势发展很快，看来老蒋快要完蛋了，今日白崇禧派人来长沙，带来了他关于和平解决国是的电稿，征求我的意见。我以为，老蒋这几个战役（指淮海、平津）肯定打不赢，现在桂军虽然没有经过大的打击，但无论数量和战斗力和蒋军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次李、白倡言和平，显然是逼蒋下台，由桂系来主持谈判，与中共形成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局面，我看这会是梦想。”
程星龄看了程潜递给他的白崇禧的和平通电稿，是颇赞成他的分析的，说：
“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这是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白崇禧利用倡导和平来倒蒋，是能博得人们的好感的，我看颂公可以接受白的倡仪。”
程潜忧心忡忡地道：“问题是李、白这种和谈目的不现实，和谈不成，又必重起战端，那时湖南将首当其冲，处境就更难了。”程星龄道：“李、白如果倒蒋后与中共和谈不成，再以兵戎相见，势必遭到人民更强烈的反对，不啻引火自焚，而你颂公则坚持和平到底，另树一帜。”
程潜目光烁烁地盯着程星龄：“你的意思是投向共产党？”
程星龄坦坦然然：“是的，颂公当年与林伯渠合作于先，今日为什么不能与共产党再度合作？”
程潜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一圈，回到原位站定，这才把思考已久的话说出来：“我如果脱离蒋政府，投向中共，你能否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程星龄依旧坦然，说：“我由台回湘之前，中共湖南地下党的朋友就曾去信催我回湘。回长沙后，已有所接触，只是时机未成熟，故未向颂公提及。”
几句话证实了方叔章的猜测，程潜不禁心花怒放，兴奋地说：“我的决心已定，你全权代表我和中共地下党进行联系吧。”
程星龄为程潜的重大转变感到由衷地高兴，但他也十分冷静：“颂公，此事在当前危险极大，关系到你我的身家性命，必须十分机密，因此，就只能由我一个人负责，而不能由任何第二者参予。”
程潜点了点头。
程星龄又提议程潜在一个时期内专谈和平，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程潜也愉快地点头答应了。
果然，这后不久程潜采取了一系列靠拢和平的实质性步骤：停止募兵征粮，开释了一部分羁押已久的政治犯，并就49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国内和谈八条作出反应——公开致电孙科，电文称：“其所谓战犯如果系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将无从谈起，二、三项是合二为一者，宪法非修改不可，所谓废除亦不过修改宪法的极至。改编军队之事，如果有必要吾人不如进一步要求废除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三项，可以全部接受，召开政务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为和谈之必然结果，惟程序与技术应当商讨。”
程潜的这些积极言行，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应，但程潜的内心里不无虚空，总是不见底的事。偏这时中共中央有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味道，程潜颇为忌讳战犯一词，可新华社公布的43名头等战犯中，程潜排名第26！这就使他的情绪低沉到了极点，灰灰地对程星龄说：
“他们要找我算老帐啦！”
为此，程星龄去找余志宏，余志宏代表地下党组织表示“只要颂公坚决站在人民方面，不仅不会算旧帐，而且会受到应的礼遇。”可程潜在国民党官场中沉浮多年，这些话尤如药膏，治面不治根。程星龄又去找方叔章，方叔章不愧是程潜的老友，他说：
“这种事是你能说服了他的？我看不如把程博洪叫回来，开导开导他，兴许管用。”
程星龄一拍脑袋：“我怎么没有想到？”
程博洪是程潜的长子，在复旦大学当讲师，读过不少共产党的书籍，对共产党的政策颇为了解，思想无疑是倾向于中共的。他曾主编过进步杂志《时与文》，因“过激言行”惹得蒋介石都动了火，亲自下令将其查封了。因而，由他来开导程潜，当然是再好不过。
果然，程博洪一回，父子俩推心磨腹谈了几次，程潜的心境就舒畅了不少，一舒畅，便有心思考虑具体实施的环节了。
这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兵权问题。
程潜手下的一班将军，大都是蒋记“天子门生”，黄杰、刘嘉树很难为己所用，李默庵则态度暖昧，这就不由程潜不虑了。他又找程星龄商量，程星龄提醒道：
“你怎么不把陈子良调过来？”
“他？”
程星龄不无疑惑：“在四平街，他和共产党打过血仗，会没有顾虑？共产党又会轻易饶过他？”
“你这些想法有道理，但不是主要的。你想，四平一仗后，蒋介石却将他撤职，他会没想法？怕是积愤难平！在武汉，他和白崇禧又无渊源，真会同舟共济？由此可想，可供他走的路并不多，如果您把他调回湖南，一者可以利用师生之情施以影响，他对您向来是颇为尊重的；二者可以把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告诉他，释掉他心中的疑虑。这样，我估计他会跟您走的。”
程潜给说高兴了：“那怎么才能把他调过来？”
“让为章（刘斐、字为章）去办吧，他与白交情很深，一可避嫌，二则把握较大。”
程潜痛痛快快地说了个“好”字。
●刘斐充说客，陈明仁带兵回长沙，向程潜出示了蒋介石的监视密令，程潜淡淡一笑：“莫非你带兵回来就是抓我的？”两人私下里结约，陈明仁依旧扮演“反共勇士”。
在国民党将领中，陈明仁（字子良）可算是个个性鲜明，颇赋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生于1903年，1924年进入程潜举办的广州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投奔到蒋介石门下，渴望以建立军功出人头地。1925年毕业后，逐步从排长晋升到军长、兵团司令。这在黄埔一期生中，虽不如胡宗南们飞黄腾达，却也算一帆风顺。
在作战上，陈明仁则是以勇猛惯战而著称的，如1925年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中，他身患重病坚持不下火线，找东莞，攻惠州，战功卓著，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说：“陈子良能代表黄埔学生的精神，可嘉，可嘉！”
但从他和蒋介石的交往史看，蒋介石对他始终是分喜爱六恨，恨的是陈明仁太多棱角太多刺，不管谁都刺。1941年，蒋介石路过陈明仁的部队，忽发奇想要召见一下全体官兵训话，谁知陈明仁本人和他的部队都穿着破棉袄列队。蒋介石发了一通火，说他们这样有失军威，不料陈明仁竟当面和他顶撞起来，说部队已经穷到家了有什么办法。蒋介石见自己的学生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自己，气得浑身直打哆嗦。不久，他就把陈明仁明升暗降为第71军副军长。
有此一回，刚愎自用的蒋介石自是不会把陈明仁当心腹了。但战事频繁，正当用人之际，第二年蒋介石还是把他升了第71军军长。
这后，蒋介石调第71军参加中美英联军对日军的滇西反攻，曾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一举攻克日军顽强固守的战略要点回龙山，获得了美国同行的高度赞赏，蒋介石才笑了一回：到底是黄埔的学生。
到46年1月，蒋介石又把第71军调到东北战场上去了。首先，陈明仁可谈不上风光，他自以为能征善战的第71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所属第88师和87师一部相继被歼，第88师师长亦阵亡，被迫率残部退过四平。
四平是东北的战略要地，两方都不肯退让，仗打得十分惨烈，双方也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就在这种情况下，陈明仁竟在四平守了四十天，等国民党援军一到，四野部队只好撤退。
这一下，蒋介石对他又当刮目相看，把他誉为所有高级将领学习的楷模，升他做了兵团司令，又授了他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要他四处去传授经验。陈明仁觉得作为军人，这种荣誉算是登峰造极了。
谁知这仅是昙花一现，对他素无好感的陈诚容不得他的载誉成名，抓住他用美援面粉修工事这件事大作文章，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因当时被陈明仁软禁于四平，心中怀恨也趁机告了一状，说陈明仁纵部抢劫粮食。回到南京后，陈诚添油加醋地告御状，又强调了陈明仁的野心，建议蒋介石将其撤职查办。
蒋介石真听进去了，撤了陈明仁的兵团司令职，将其调到总统府当了一个中将参军。
这一打击对陈明仁是致命的，他对蒋介石产生了绝望：自己跟随蒋多年，出生入死，可勋章上蒋的体温还没散尽，撤职命令又来了！陈诚这种窝囊废竟能一手遮天，这江山还会有几天光景？
陈明仁是消极了，脱了军装，穿着长袍终日喝酒打牌消遣，至于总统府参军的事，他门都不晓得开何方。
蒋介石见陈明仁闲着没事，1947年夏便令他率慰问团到西安去慰问胡宗南的部队。陈明仁当作了一个消气的机会，每到一地必讲守四平之功和现在的下场，言外之意很明显：象我陈明仁九死一生守了四平，最终还是这种结局，你们替蒋介石卖命，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回到南京，他觉得自己的前景更为暗淡了，想谋途自救，可一时间出路在哪里？
好在战争造化人，几个月后，战局发生变化，国民党各战场吃紧，陈明仁又成了热手货。胡宗南要他去指挥一个兵团，派人送来了路费！刘峙、杜聿明则亲自登门拜访，屈驾恭迎陈明仁去当兵团司令官；白崇禧正筹组“华中剿总”长官部，亦相邀陈明仁去武汉就任警备司令。
这时的陈明仁成熟老练多了，再跟着蒋，事后是卸磨杀驴；胡宗南、刘峙、杜聿明都是蒋的亲信，在那里干得再好也是当枪使，只不过枪管的粗细罢了。白崇禧呢，叫都叫个上小诸葛，自然不会是省油的灯，跟着他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但他与蒋有矛盾，故可利用这个缝隙左右逢源、隔岸观火的可能性就存在！
48年10月陈明仁欣然赴武汉上任了。
不久，白崇禧恢复第71军建制，交给了陈明仁；再后，白崇禧组建第1兵团，又把第1兵团司令的职位交给了他，并让他兼华中剿总副司令及第29军军长。
至此，陈明仁已是集四大职于一身了。
但是除了他自己之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对出路的真实想法。
程星龄和程潜议定调陈明仁回湘一事后，当即去找刘斐，要刘斐去找白崇禧疏通。刘斐一口应承下来：
“这事我包了。”
这倒不是刘斐的牛皮。刘斐其人善交际，颇有苏秦之风，军事上的造诣亦不低，当过国防部次长，后因不满蒋介石发动内战，8次辞职，返家闲居，落得无官一身轻，悠哉悠哉。他和桂系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因1936年两广事变时，是他从中斡旋的，既使事态和平解决了，又维持了桂系利益，故颇得李宗仁、白崇禧赏识，作心腹之交。
他答应了程星龄后，即动身去武汉。果然，白崇禧见他后丝毫不作戒心，劈头便问：
“湖南情况怎么样？程颂公能不能一起来搞和平反蒋运动？”
刘斐顺水推舟：“他是不满蒋介石的，但处境困难，本身就是光杆一个，要给他一些本钱才行！”
“那我调一个师给他如何？”
“调一个师好是好，但若能调一个湖南人掌握的部队去更好。”
“那谁去呢？”
“陈明仁！把他的一兵团调去湖南如何？他是湖南人，和程潜有些关系，四平之战后，他对蒋介石、陈诚又极不满，要他去支持程潜搞反蒋和对付蒋系那班‘天子门生’较为方便一些。”
白崇禧一听，甚合心意，说：“就按你说的办吧。”
白崇禧是有他的一番计谋的。因为他觉得桂系主力在湖北孤悬于已十分不利，只有把湖南串通和广西联成一片，方能进退自如，立于不败之地。可湖南的黄杰、蒋伏生、李默庵等都是蒋介石的门徒，说不一定哪一天蒋介石和他翻脸，堵住湖南不让他退广西，让他和共产党硬拚，那就麻烦了。因而，程潜让陈明仁回去，他很是乐意，说实在的，他是不疑陈明仁会背叛他的。
调动计划报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也觉得不错。在他看来，陈明仁还是他的人，虽说错打几板子，但自家人是不计较的。现在，让他去堵白崇禧的退路，让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在共产党那儿消消肿，也可泄他们逼自己下野之恨。
陈明仁呢，更是乐得如此，在白崇禧身边，自己的一切行动都不自由，也不便寻找自己的出路，现在如能回到本乡故土，一则兵权可握，二则今后要摆脱白崇禧比在武汉容易得多。
于是，就有了皆大欢喜。
49年2月18日，陈明仁率第1兵团第29军、71军回湘，司令部设在长沙望城坡。
回湘的第一天，陈明仁即驱车去拜见程潜。两人闲话当年，感慨万千。那时，陈明仁背着个青布包袱去程潜的讲武学校考学时，还是个嘴上未长毛的小青年，现在竟是堂堂的兵团司令了，可见世事沦桑！当晚，程潜设宴招待陈明仁，宴后作隐密之谈，陈明仁拿出了蒋介石令其监视程潜的手令，程潜看了淡然一笑，说：
“莫非你带兵回湘就是抓我的？”
陈明仁也浅浅地笑：“蒋介石还想拿我当枪使，我会吗？今后我听颂公的！”
第一次相会，只是互摸了一下态度，未及深谈。
不久，他们又进行第二次密谈。这一次程潜亮底了：“子良，我打算和共产党合作。”
陈明仁看了看程潜，不吭声。
程潜解释说：“这样做，我以为既可以缩短战争进程，保存国家元气，拯救故乡人民，又可以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你以为如何？”
陈明仁又是半晌不语，见程潜期盼地望着他，这才说：“颂公，你说得有道理，但这件事，我只和你保持联系，不与其它任何人发生关系；公开场合下，我还要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因为蒋介石和白崇禧在看着我。”
陈明仁这一手果然使人迷惑。不仅蒋介石、白崇禧对他深信无疑，就连程潜也常常陷入了他的迷惑阵中。一次，程潜在绥署召开高级官员会议，商讨和谈破裂了湖南该怎么办的问题。会上，程潜第一个点陈明仁发言，不料陈明仁一拔而起，怒冲冲地说：
“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南京要我打我就打，南京要我和我就和！”
说罢，他拂袖而去，且当天就回醴陵老家去了。这让程潜如坠迷雾之中：子良怎么啦？
陈明仁的态度，也让中共地下组织和程潜身边的谋臣们费琢磨。
余志宏便去找程星龄，说：“你能不能找人摸摸陈明仁的真实意向？”
程星龄说：“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恐怕要与他本人接触后才能知道。”
过了几天，程星龄在家设宴，邀了陈明仁、萧作霖、邓介松等人，耳酣酒热之际，免不得漫谈形势，陈明仁是有名的铁嘴巴，说话不多，听大家说了个够，最后才说：
“形势的确紧张，长沙警备部队要和主力很好地配合，我想调刘进为兵团副司令，由作霖兄兼任长沙警备司令，这要请颂公转报国防部才是，不知各位意见如何？”
这显然是一个态度了，因萧作霖是程潜的得力干将，又有明显和和平倾向。陈明仁既然这样提出来，当然不是无的放矢。
程星龄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程潜后，又告诉了余志宏，余志宏道：“我们要在陈明仁身边插一个穿线的人才行。”
程星龄脑子一转悠，有了：李君九。李君九既是程星龄的老朋友，又是陈明仁的幕僚兼挚友，时正在台湾闲居，当为上上人选。于是，程星龄请人发了一电报过去，李君九果然很快携家眷回长沙了。程星龄带着余志宏去会他，开门见山，要他去做陈明仁的工作。李君九爽快地点了头。
陈明仁也很快知道李君九回长沙了，第二天便约了他去家里见面，挚友久别重逢，自有许些话题，李君九便趁机试探了几次，但陈明仁每每回避，可说滴水不漏。不过，陈明仁给了他一个高参的闲职。
余志宏获悉这一情况后，对初步结果可说满意，便又劝李君九找陈明仁要些实权。李君九一听有道理，果然向陈仁明话明说了：
“子良兄，挂着闲职也无聊，能不能给我找点实事干干？”
陈明仁也不含糊，立马给他任命了一个颇有实权的人事处长。这样，李君九便有资格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和接触一些文件，而这些会议和文件的主要内容便通过他源源不断地转到了余志宏手中。
这条暗线，对掌握陈明仁的动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程潜大唱和平赞歌，唐生智再打反蒋牌，白崇禧急召唐星，一脸愤慨：“程颂公怎么搞的？现在还在那里大唱和平，简直是缴械！”唐星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程潜是唱和平的赞歌了。在他的默认下，湖南呼吁和平的呼声和主张和平的行动呈澎湃之势。
1月21日，省参议会分别致电毛泽东、蒋介石、孙科，电文中明确提出了“取消动员‘戡乱’的一切措施，停止征兵征粮，释放政治犯”的条文。
2月2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在省参议会成立。
4月22日，省参议会、“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联街召开工、农、妇、商第十一个团体的扩大会，决定成立“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公开提出“代表全省人民意愿，发挥人民力量，达到湖南免于战祸，保全地方元气”的宗旨，并决定以省参议会的名议邀请唐生智担任该会主任委员。
唐生智其人，也是一代风云人物，好象是专门生来与蒋介石唱对台戏的。北伐时期，他与蒋结怨，惹得蒋大动雷霆之火，说：“不除唐生智我誓不为人”，故27年蒋刚在南京站稳脚跟，便迫不急待的下令讨伐唐生智，解除他的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之职，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迫其流亡日本。唐生智其心不死，1929年秋回国，立即在华北策动白崇禧的部下兵变反蒋，至12月，又以驻河南部队总司令的身份通电反蒋，惹得蒋介石再动肝火，派兵镇压，唐生智只好逃亡香港。这后，两人的疙疙瘩瘩还不少。抗日战争时期，唐生智在南京任警备司令，日军进攻时，就是蒋的嫡系部队不听指挥率先而逃的，致使南京轻易陷落，让唐生智背了个“不抵抗将军”的污名，遭国人唾骂，这就让唐生智更加痛恨蒋介石，虽后来辞官回家，却时不时唱一些反蒋的调子，总的是要让蒋介石不愉快。现在，既然省参议会邀请他去主持和平反蒋，他当仁不让。
4月29日，唐生智从东安抵长沙。5月2日，即在省自救座谈会上发表即席讲话：
“湖南人为救命而团结，才对得起革命先烈不死之精神，本人一定以全副之精神拥护各位完成这一使命，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走和平道路！”
同日，“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告成立，这即“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的前身，唐生智出任主任委员。
与此同时，中共湖南省工委也广泛发动群众，联络爱国民主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尤为是4月7日声援南京“四·一”惨案和4月17日声援岳阳“四·一三”惨案的盛大游行中，可谓万人空巷，盛况空前。省工委组织的宣传队乘机开展街头宣讲，痛斥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其影响之深刻，前所未有。
民众的如火如荼的和平运动，也深深地影响了程潜，他觉得是表示态度的时候了！4月18日，程潜在省府例行月会上作公开发言，说：
“现在，全国人民要和平，我们政府，只有排除万难，力谋真正和平之实现，还有什么瞻顾的余地呢？如果还有什么人梦想借武力来压制全国人民所祈求之和平，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会有一个制裁。到那时，凡是穷兵黩武的人，一定逃脱不了‘千夫所指’的惨败命运。”
他又告诫僚属：“你们应该拿出自己的良心来，争取真正的和平，为国家，为民族留一线生机！”
程潜的确是心有所悟了！
湖南浩大的和平运动声势传至武汉，白崇禧紧张了，急召唐星晋见。
唐星是刘斐推荐给程潜的（时刘斐已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到北平谈判去了），曾任国防部中将高参，亦曾调解过蒋桂矛盾，与白崇禧也颇有交谊，很有些刘斐第二的味道。他一到武汉，白崇禧便把他找过去了，一脸愤慨：
“程颂公在湖南怎么搞的？共产党破坏和谈，就要打到这里来了，他还让人在那里大唱和平，究竟是什么用意？要是这样，我看他恐怕有下不了台的日子。”
既作僚客，唐星当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说：“和平调子不是李代总统定下的吗？两广湖南的一路唱过来，他们只不过是跟着唱，表示对蒋介石的反对，对李代总统的拥护而已，并没有别的什么意思。现在，德公所唱的和平调节，业已深入人心，你就下明令不许他们唱，也不能一下子就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你总得要向他们说些理由，他们才能慢慢转过来。不过，要说出一个不能和平的所以然来，还真不容易。因为谁都知道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尚且被打得狼狈不堪，现在还有多少力量和共军打呢？在他们看来，如果再打下去的话，除了丧失许多生命财产，使人民再度遭殃，决没有其他的结果。因此，如果你下一道‘凡谈和平者斩’的禁令，不仅颂公站不住脚，还会引起湖南三千万人对你和德公的反感。到那时想要如你的愿望，要广西和湖南合作，只怕希望微乎其微。现在，颂公要我呈你，此事如何办理？反正颂公本人是无可无不可的。”
这篇说辞，大抵可算“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杰作了。果然，白崇禧不好再说什么，只是说：
“共军都已经打过江来了，还谈什么和平！”
事实上，说法归说法，白崇禧也看透了湖南和平运动的实质，故5月6日飞桂林时，他专门在长沙作了停留，当着程潜和陈明仁的面对记者说：
“今天，实在已无和平可言，局部和平，等于分化我们。北平傅作义的局部和平方法，你们看到没有？那个局部和平就是缴械！就是叛党叛国！”
这是他对湖南和平运动不能容允的态度了。
果然，十天后，他退守长沙时，即旋风般地开始了他的洗劫。
●程潜递交备忘录，毛泽东亲笔复书，程潜如逢甘露：“喜讯，湖南人天大的喜讯！”陈明仁有三怕：一怕泄密，二怕共产党和他算老帐，三怕把他的部队当俘虏兵看。毛泽东再次解难：“当初那是各划各的船……”
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始终在关注着处于白崇禧“高压”政策下的程潜和陈明仁的态度。
苦闷之际，程潜是吃不住劲了，提出了要见地下党负责人的要求。周礼和余志宏商量以后，决定余志宏代表地下党组织面见程潜。但是，程潜一见余志宏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热切之心就淡了许多，敷衍一番，却执意要见地下党负责人。
第一次面谈未能深入下去。
隔了几天，余志宏又去见程潜。这一次，余志宏来了些“怀柔”政策，先表示自己能全权代表地下党负责人后，捧了程潜几句：
“颂公可能觉得我少不更事，但颂公留学日本时才27岁呀！颂公在这样的年岁已是身负重任，叱咤风云了，以您的经历不可以说明有志不在年高吗？我虽不比颂公，但已是30出头的人了，何况我的背后有我的组织，颂公不相信我，难道不相信我的组织吗？”
这一番话把程潜说得心花怒放，也有些不好意思：“哪里，哪里，我只是觉得事关重大，谨慎行事而已，你当然能代表你的组织。”
接下去，气氛就比较融洽了，双方就一些具体想法和要求进行了商榷，最后余志宏提出：
“颂公，你能不能和陈明仁将军呈函正式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明态度？”
程潜点了点头：“我这里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子良那里我要征求他的意见才行。”
不久，程潜叫程星龄起草了一个“备忘录”，核阅后亲自签名，交给了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组织将其密送四野司令部，由四野司令部电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如下：“……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求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分所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驻长沙者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量虽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军，一俟时机成熟，潜即可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势力。同时，我认为在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关之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方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未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当然，干部中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备忘录”至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特别高兴地说：“我的父母官终于发言啦！”
7月4日，毛泽东亲笔疾书复电程潜，电文如下：颂云先生勋鉴：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毛泽东毛泽东的复电至武汉时，毛泽东亲令调去解决湖南和平问题的李明灏也到达了武汉。李明灏与程潜相处多年，当年程潜为广州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校长时，李明灏是军校教育长，而陈明仁报考讲武学校则是李明灏以同乡之谊破格录取的！无疑的，由他做程潜和陈明仁的工作，当是毛泽东的知人善任了！
李明灏到武汉的第一件事就是物色合适的人选送毛泽东的电信给程潜，选来选去，选中了陈大寰。陈大寰和他是姑表兄弟，本人也与程潜、陈明仁的左右相识颇多，人又机灵稳重，当为上乘人选。
李明灏将毛泽东的信用药水密写了，自己也给程潜书信了一封，一并交陈大寰，密藏在手电筒里，之后历经艰险，送到了长沙。
程潜已在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中共中央的回音了，一听有人来，忙早早在家等候，等听到是毛泽东派人送来的专函时，肃然起敬，双手接函捧函，反复阅读数遍，之后抚额摸须，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湖南的问题，从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一直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葫芦没开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切可迎刃而解了，湖南人的喜讯、喜讯啊！”
有此一信，程潜的胆气也壮了许多，当广州政府派贾景德来催促他赴广州就任考试院长时，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报绝了。在此之前，他是有些吃不住劲了，广州催，白崇禧逼，压力很大，甚至连东西都收捡了，准备作无奈之举。亏毛泽东的信来得及时。
遗憾的是，呈毛泽东的“备忘录”上陈明仁没有签名，他说怕泄密。
那么，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吗？
陈明仁其实有三怕，怕泄密是一怕；怕共产党和他算老帐是二怕；怕把他的起义部队当俘虏看待是三怕。有此三怕，自然是大疙瘩一块。
要命的是，陈明仁这个人倔得可爱，如果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要做通他的工作是颇为费力的。
针对他的顾虑，地下党组织多次找李君九，要他从侧面阐述我党的政策，但陈明仁以沉默应万变，谁也拿他没奈何。
然而，他毕竟不是铁板一块，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他坚冰融化，冬去春来。大抵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吧？
这事要从程星龄去香港请刘斐回湘主政说起。白崇禧退守湖南，对程潜的忌讳是一日深似一日，成了他的眼中钉，到5月中旬，他明确提出了要程潜赴广州当考试院长、湖南省政府主席易手他人。程潜在他的挤压之下不敢硬气，只好听从唐星的主意出了个应对之策，请刘斐回湘主政。当然，他们明白，刘斐是绝对不会为的，但样子得做给白崇禧看呀！
果然，程星龄衔命去香港，见到了谈判破裂后正留居香港的刘斐，果然，刘斐一口回绝了，只是要他们按原计划伺机起义。
程星龄仍在香港滞了两个星期，这期间遐到了章士钊。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章士钊可是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清末时即主笔《苏报》，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有他润笔的痕迹，之后和黄兴创立华兴会，事泄逃亡日本。辛亥革命时又和黄兴参加讨袁，事败后再度亡命东洋，在东洋创办《甲寅杂志》，以文会友，和李大钊交往甚密。李大钊被害后，他和夫人捧纸钱香烛冒险至灵前致哀，一时传为佳话。这后，他又出任段祺瑞执政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到上海时，又充任了帮会头子杜月笙的法律顾问，和戴笠颇有交情。再后，则穿梭于国共两党之间，以自己的标准判好恶，从不轻易倾斜。不过，他对毛泽东是倍为推崇的，49年3月初，他就直言无讳地告诉过去南京见李宗仁的程潜：“毛润之乃中外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又说“共产党人士曾多次跟我说及仁兄一番革命历史，只要仁兄能站在人民方面，不但不咎既往，还要给予礼遇。”事实上，章士钊这一番话对去除程潜的心病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事实上，章士钊也还在关注着程潜的事，故一见程星龄便问：“颂公起义的决心有没有动摇？”
程星龄道：“没有”。
章士钊点点头：“没有就好。”
程星龄灵机一动，劝说陈明仁，眼前不就有个活宝贝么？想了就说：“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你能不能劝劝陈明仁将军，现在他的顾虎很多，下不了决心。”
章士钊有些诧异：“他顾虑什么呀？这个陈明仁！你告诉他，毛主席就和我说过，中共决定不追究他四平街的问题，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能谅解，只要他站起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程星龄高兴了，“得寸进尺：行老，你给他写信吧。”
章士钊也不推诿：“行吧，依你的。”
这一封信果然管用，陈明仁接信后立即约见地下党员余志宏，明确表明了起义的决心。这是陈明仁在任何场合下都未曾有过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四野钳制长沙府，白崇禧又要开溜，程潜避走邵阳，李明灏半公开入城，陈明仁一波三折，最终吃下了定心丸。湖南终举义旗。蒋介石滚出了几滴老泪。
当程潜、陈明仁的起义决心渐趋明朗化时，我人民解放军也逐渐完成了对长沙的战略钳制。
武汉解放后，我四野主力休整了一个时期，之后于6月20日分三路大军进军华南，12兵团切断了白崇禧左翼和右翼集团的联系，13兵团发动了江北鄂西战役，15兵团发动了湘赣战役。
湘赣战役于7月13日结束，歼敌第3兵团4600余人，解放了赣西、安义、奉新、高安和湘东浏阳、萍乡、莲花、永新等县城23座。
江北鄂西战役于7月下旬结束，歼灭敌宋希濂集团15000余人，解放了荆门、远安、当阳、宜昌、枝江、沙市、桃源、常德、慈利等17座县城。
值此，我四野主力渐入预定地域：
12兵团之第40、41、45、46四个军进驻平江、金井、醴陵、萍乡、岳阳、湘阴线；
13兵团之第38、39、47、49四个军进驻宜都、公安、沙市、桃源、益阳、安化一线；
15兵团之第43、44、48三个军进驻宜春、万载、新喻、南昌、上高一线。
另外，二野4兵团之第13、14、15、18四个军亦进入吉安、秦和、安福、遂川、永新、茶陵一线。
长沙已在解放军四路大军的钳口中了！
但是，中央军委有令在先：缓攻长沙。
随着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的逼近，长着“兔子腿”的白祟禧又要开溜了。
溜前，白崇禧最不放心的还是程潜，蒋介石、夸宗仁“迎”广州不去，留下来意欲如何？十有八九是想反了吧？不过，他白崇禧也不是吃素的，既然你不去广州，那你就去广西吧。
白崇禧把唐星找去了，明白相告：“我找你来，是告诉你我们已决定将总部迁移衡阳，这里由子良负责。湖南的其它部队可随颂公先去广西，请你回去转告一下。”
唐星一听糟了，程潜如入广西，犹如老虎入笼，再有威风也会抖不出。何况，他一走，整个起义计划就难实现了，但唐星毕竟为唐星，心眼一转，话头就来了：
“子良兵少，没有余力去应付湘中、湘西广大地区，湖南地方部队用来维持秩序还是能起点作用的，若一调动，立即就会大乱起来，连子良也站不住脚，并且将这些杂七杂八的部队都调往广西，不仅会带来交通运输的混乱不堪，而且广西那个穷地方也负担不起，部队是呆不下去的，此乃兵家之大忌啊！”
白崇禧一听有道理，忙反问他：“那你有何高见呢？”
唐星道：“我看湘西是个安全地方，芷江又有公路通云、贵、川。湖南、广西顶不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到贵州会师，这岂不是一举数得！”
白崇禧高兴了，对唐星信任有加：“这计划就交给你来办了。”
唐星故作模样地想了想：“交我也行，但颂公不能走，我要借用他这块牌子。再者，我想分两步走，先邵阳，再芷江。”
白崇禧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唐星回到省府，立即和程潜商议了，决定将计就计，让程潜暂避邵阳，闪过风头，时机一到立马返回长沙主持大局。
7月21日上午8时，程潜带着20多辆大小随行汽车准备出发了，白崇禧亲来“送行”，程潜微微一笑：“多谢关照啦！”
白崇禧目送着程潜的车队鱼贯而去后，多少松了一口气，匆匆把长沙的防务交给陈明仁，下午便赶紧离开长沙，赶到衡阳去了。但他还未彻底放心，一个电话又追至邵阳，得知程潜已至邵阳且住进了著名的反共师长陈光中家中时，这才得意地哼了一声，意思大抵是你要和我小诸葛斗？哼！
程潜走后，陈明仁代理主持湘政。
这时，程潜派往汉口催解放军尽快入湘的李纯正回到了长沙，带回了中共中央在武汉的负责人王首道的话：
“我们已组织了和谈代表团，请转达程潜主任也组织一个代表团，谈判地点请程主任定，平江、春华山、黄花市，城里城外都可以。”
陈明仁听了后，立即召程星龄返长沙，要他8月27日和李君九去平江接李明灏来长沙。
作出这些按排后，陈明仁又电告程潜，请他也速返回长沙。8月29日下午，程潜秘密返回长沙。
这时节，李明灏已是陈明仁的座上客了，师生相见，陈明仁把家的气氛布得很浓，设宴招待只有妻子作陪。
陈明仁是有想法的。
一番叙旧，几杯酒下肚，李明灏觉得该入正题了，说：“解放军到平江以后，已停止前进，中共中央对程潜将军和你老弟的行动很赞赏，还望老弟配合我军，登高一呼，使桑梓人民早见光明，但不知你老弟有什么难处？”
陈明仁点点头道：“湖南是再也经不起战火了，白崇禧令我炸掉长沙，我当然不会做这千古罪人。至于颂公倡仪和平之举，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敝人纵然对共产党有百身莫赎之罪，也愿意以桑梓人民利益为重，再不逞匹夫之勇了，即使今后削职为民，也在所不辞。”
李明灏察颜辨色，知道这个倔强学生的用意所在了，觉得有必要再开导开导他：“从反共反人民上说，你认为你比傅作义将军如何？”
陈明仁笑而不答。
李明灏接道：“傅作义现在是毛泽东的上宾，前有师表，你还耿耿于怀地记着四平街干什么？”
陈明仁不失时机地敬上一杯，李明灏一饮而尽，继续说：“我这次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可以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说话。说实在的，你起义后，官阶衔级我看不会低于现在，说不上我还要喊你做首长嘛。至于削职为民，笑谈一句。当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商量。”
李明灏说了这么多，陈明仁再不表态就过意不去了：“颂公已回长沙，起义大事，近日付诸现实。”
李明灏提醒道：“你手下的将领们如何？是否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陈明仁一笑：“老师所虑的极是，我近日召集军、师长训话，晓以大义，必要时，我会采取强硬措施的。”
李明灏从陈明仁处出来，又去水陆洲，去会刚刚返回长沙的程潜。
李明灏入长沙的事，很快在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