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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长春城下盟
●曾泽生夜召密议出路问题，陇耀和白肇学当面顶牛，白肇学苦思，曾泽生苦劝，情到深处自动大。白肇学说：“军座，我跟你走。”
几近子夜了，夜的长春很寂静。
长春守军第66军军长曾泽生早就上了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便索性坐起来。东北的深秋夜是有一丝凉意了，他打了寒颤，摸件衣披上，又顺手拧开案头的收音机，一个轻柔的女声传了出来：
“……吴化文将军率所部20000余人的战场举义，大大地加快了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重镇的战役进程，为解放济南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从军事上给予了蒋介石反动集团沉重打击，自它的内部动摇了国民党官兵为其卖命的信心，促使他们认清形势，进一步觉醒，不再为蒋介石白白送死，也使他们对我‘立功赎罪既往不咎’的政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眼下，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步步失败，在这种形势下，走吴化文的道路，反戈一击，立功赎罪，已经成为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国民党官兵的唯一光明大道……”
这来自西柏坡的声音，虽经数千公里的穿越，却依然十分清晰。他关了收音机，又静坐了一会，这才像下定了某种决心似的，下床吩咐值班参谋：
“你通知白师长和陇师长立即到我这里来一趟。”
平常，曾泽生是很少在晚上召集部下开会的，所以，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和第182师师长白肇学一接到通知，都以为发生了紧急情况，赶紧驱车过来，几乎同时到达第60军军部——中长理事会大楼。
一进门，陇耀便问：“军座，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白肇学问得更具体一些：“是不是又与新7军发生了冲突？”
曾泽生抬手压了压，意即叫他们坐下，说：“没有什么事，我找你们来，不过是聊聊，随便聊聊。”
白肇学和陇耀十分不解地对看了一眼，慢慢坐下了，望着曾泽生。
曾泽生却好久不开口，似乎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的确，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话题，在“天条”里是砍头的罪！说了，他们会愿意和自己一起干吗？如果不愿意，他们怕也不好拒绝，这样岂不又变成了强人之所难？不说的话又似乎不是本衷。
曾泽生沉默了好几分钟，他俩觉得了他的难言之隐。白肇学说：“军座，我们共事多年，平日里推心置腹，今天难道有什么不能说的话吗？”
陇耀也憋不住了：“军座，说吧！”
曾泽生无奈地笑了一下，一声叹息：“唉，这话是不知如何说，但既然叫你们来了，还是说吧，是关于部队前途问题的，过去也和你们说过，现在形势又是这个样，我想另谋他途，但要听你们的意见。”
陇耀一生行武，性格豪爽，听了这话蹭的站起来：“军座，这还商量什么？我听你的！”
白肇学低头不语。
曾泽生示意陇耀坐下，说：“这是关系到全军官真命运的大事，非同小可，要大家商量决定才好。”
白肇学这才点点头说：“是的，要多商量商量，求个万全之策。”
陇耀是急脾气：“军座，那把你所考虑的说说吧。”
曾泽生睨了一下仍低着头的白肇学，道：“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不说你们也知道，围困这么长时间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可以说是陷入绝境啦！我反复想过，眼下我们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继续死守，其结果必然是城破人亡，全军覆没；二是向沈阳方向突围，但我们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战斗力降到了最低点，能突破共军的重重包围么？希望微乎其微！即使侥幸逃出去一部分，既无支援，又无接应，恐怕免不了途中被歼的命运；那么，最后一条路就是我要和你们商量的路，反蒋起义！我以为这是一条生路。”
陇耀又蹭地站起来，情绪颇为激动：“军座，就这么决定了！我也想过，这些年来，我们60军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受够了，我坚决拥护起义！”
白肇学苦苦地一笑，写在脸上的便是比哭还难看，他说：“我16岁就当兵了，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出点力。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所看到的总是自相残杀，血淋淋的自相残杀！说实在话，我是厌倦了，也不想再参与了。对蒋介石，我早已丧失了信心，独裁昏侩，不足以为其群首，再跟他走，势必走入末路。但共产党，就比他好么？我不敢肯定，贸然跟着走，恐怕也是一个泥潭。我看，我们不如就此把部队拉出去，放了武器，解甲归田吧，当一个自在百姓也好。”
陇耀非常不满意白肇学的态度：“解甲归田？哪里有田？有！我也不干！我还要拿着枪向蒋介石报五华山之仇！”
白肇学一听也有些生气：“你怎么不讲道理？我是说我的看法！”
“我怎么不讲道理？”
曾泽生见他俩争起来了，怕伤和气，连忙制止：“不要争了！你们回去仔细想想，我也仔细想想，明天再碰头研究吧。”
这时，已是凌晨3点钟了。
白肇学、陇耀走后，曾泽生上床还是睡不着。他在想：白肇学的思想症结到底在哪里呢？是因为他出身黄埔，定不下反蒋的决心？这一点，黄埔出身的蒋系将领大多是顽固的，但白肇学不像，他确像对蒋介石厌倦了。是对共产党不了解，不信任？这倒有可能，他没有直接和共产党打过交道，一下子要转这个弯是有些困难。但是，这个弯必须转才好，他的第182师是第60军的主力，师长思想不通，师里就不可能统一了，因而会要影响到全军的起义行动，甚至导致失败，这当然是曾泽生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结果。
凌晨6点，他又起床了，径直驱车去第182师师部。
白肇学就疲惫地倚在师部办公室的沙发里，双眼充溢血丝，脸色菜青，如害了一场大病一般。
他看到曾泽生进门，挣了一下想站起身来，曾泽生赶紧上前按了他的肩，说：
“别起身。”
白肇学看着曾泽生，嘶哑着喉咙说：“军座，从你那里回来后，我一直在这里坐着想，也不知如何才想得透。说实在话，我真的很矛盾，也很想就此脱离军队，永不再干了。”
曾泽生见白肇学苦恼的模样，知道他是真困惑，倒添了几分说服他的信心。他在白肇学对面坐下来，说：
“老白，你的这种苦恼我也有过，恐怕丝毫不亚于你。你也知道，我在20岁时便愤然离家出走，入了唐继尧的建国军机关枪军士队，之后讲武堂、黄埔，闹了不少名堂，险些被王柏龄所杀。后来，因为老军长（指卢汉）的庇护，我才得免杀身之祸，进了60军，这后再也没有离开过60军了。这十几年来，60军发生的大事我几乎都参与了……”
说到第60军，曾泽生动了感情，追溯到它的前前后后，从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和护法战争，讲到驱逐唐继尧的行动；从抗日战争中台儿庄重创日寇的战绩，讲到去越南受降的举动；从昆明的“五华山事件”，讲到来东北参加内战的痛苦经历；一件件如在眼前，饱含着艰辛与曲折，也有捍卫着这支不屈的地方部队的荣光。正因为如此，曾泽生的眼中已是星星点点的了，但他仍继续往下说：
“你想，这样一支部队，我能忍心在我手中败落么？能忍心由我来遣散么？不说对不起经营这支军队的老长官和云南的父老乡亲，就是对自己也说不过去。再说，要遣散又如何遣呢，蒋介石会让你任意为之么？此去云南千里迢迢，到处是蒋介的军队和特务机关，遣后能回十之二三，就烧高香了。云南子弟枉死他乡，这才会是我们的莫大过错呀。对共产党，我谈不上很了解，但总是知道一些的，即使于他们的政策不说，前面是有过不少例子的。潘朔端，这你最清楚；还有高树勋，早几天济南起义的吴化文，他们不都受到了共产党的欢迎，获得了一种比较好的结果么？再往坏一点的地方想，总可以保全我云南3万子弟……”
情到深处自动人，这番话把白肇学说得泪眼花花，他拦住曾泽生再说下去：“军座，别，别说了，我跟你走。”
曾泽生紧紧握住他的手：“那我谢谢你啦！”
做通了白肇学的工作，曾泽生立即进入了起义的准备中，在9月26日至10月13日的18天时间里，他和白肇学、陇耀进行了六次长时间的密商，就联络人员、谈判代表、解决起义阻力，摸清官兵意向、家属及伤病员安置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磋商，至13日晚，达成了一致意见：14日凌晨派解放军俘虏后放回来的原第551团团长张秉昌和原第554团团副李峥先为代表，持曾泽生、白肇学、陇耀的联合签名信出城与解放军联络；准备联络要当后，16日夜间发动起义，如解放军另有命令，则以解放军的命令为准；在此前，第182师和暂编第21师预先向新7军布防；起义发动之际，扣押对起义持反对意见的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和所部各团团长，然后由第182师和暂编第21师各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予以监视，并强制副师长、副团长服从命令，率部和全军一起行动，如有人反对和破坏起义，将配合解放军予以歼灭！
14日凌晨，张秉昌和李峥先携信从暂编第21师防地出城，奉命与解放军联络。
值此，第60军在决定自己命运的道路上终迈了关键的一步！
●曾泽生的黑色幽默：“老子连降八级。”第60军一挨打再挨打。解放军“铁桶”围城，长春之敌成了“瓮中之鳖”。围城部队“三管齐下”，政治攻势有绝招：薄铁皮喇叭有丈余长。
第60军在东北的内战史是一部痛苦的失败史，这也是东北战场上众多的国民党部队的缩影，只不过相对于国民党嫡系部队来说，第60军更多了一层当“杂种”被歧视的滋味。
46年4月中旬，第60军从越南刚一调到东北，立马便“瓜分”了；第182师配属新1军，担任铁岭至昌图一线的铁路交通警备任务；第184师直属东北长官部，担任鞍山、海城、营口一带的防守任务；暂编第21师则配属新6军，担任抚顺的防守任务。而军长曾泽生的手中仅剩一个工兵营可供调动，他便每天捧着个黄泥火盆烤火，既生气又无奈，免不得有些牢骚：
“妈的，老子真正连降了八级。”
略有些黑色幽默的话里，是一种无尽的酸楚！
这后不久的5月下旬，我东北民主联军在执行中央指示而放弃大城市的空隙间，突然在辽南实施反击，以优势兵力包围了鞍山和海城。第60军184师陷入了重围，频频告救！杜聿明急令新1军救援，可新1军军长却强调他的部队过于疲惫，拒绝增援；杜聿明又令182师驰援，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有了潘朔端的第184师起义。
闻讯，曾泽生是又急又震惊，但他有什么办法呢？
46年10月，东北国民党军进行所谓的“南攻北守”计划，第60军从抚顺调至吉南，归属新1军指挥，曾泽生也只有在同级的孙立人麾下听令，尔后，又归属无军事才能的吉林省主席梁华盛指挥，要多窝囊有多窝囊！
接踵而至则是一连串的军事打击。
47年2月，国民党军进犯通化，60军暂编第21师第2团向柳河以东通沟方向出击，掩护其国民党左翼部队进攻。行进途中，与我民主联军相遇。在我民主联军的强大攻势下，退至菁岭以南的高地固守待援，暂编第21师师长令第3团团长李树民率两个营增援，途中被我民主联军伏击，丢了一个营；第2团则差不多被我民主联军吃光了，唯团长魏玉权带百数人逃跑了。不久，我民主联军又袭击暂编第21师1团1营驻扎点辉南，再吃掉两个连。值此，暂编第21师进驻海龙不到两个月，给吃掉了一个团又一个营。
吉南的这种情形是令国民党东北长官部担忧的，遂采用“挖肉补疮”之术，将重建不久的第60军184师从西满急调吉南梅河口，可调来不到两个月，又被东北民主联军包裹上了，且切断了其与海龙间的交通联系。5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攻击，经五昼夜激战，把第184师的防御系统打个稀烂，师长陈开文被俘，参谋长张维孝毙命，三个团长也一死二俘，第184师番号复告消亡。
第184师被歼后，东北长官部只得令第60军弃守吉南，退守吉林。就在他们撤退时，东北民主联军或堵或追，迫使他们走山区小道，炮兵和辎重骡马无法行动了，人员又疲惫不堪，至使大部分掉队被俘。其中，又以暂编第21师最为惨状，所部近3000人被俘，团以下军官便有200多，师长陇耀身边也仅剩部分机关人员和一个特务连，这还是化装才逃出来的！到吉林他收罗的残部是不足一千了！
经过这一折腾，第60军元气大伤，一直到7月初，才陆续补齐兵力，再次重组了第184师，恰这时，东北长官部又给了他们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7月1日，我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经过20天的激战，给予四平国民党军沉重打击后，主动撤出了战斗。国民党东北长官部却以为是败退，令第60军唯一比较完整的第182师向双阳出击，截击四平“溃退的共军”。因为有了前面的教训，第182师这次总算乖了些，既不贸然进攻，又不擅自撤退，白天出动，晚上集中，反复在鸭子架、太阳岭、裤裆沟、大酱缸一带揉来揉去。虽如此，却仍逃不脱挨打的命运，7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趁夜暗突然截断了第544团团部与各营间的联系，发起攻击，将第1、2营及团直机关全歼，团长岳嘉祥亦被击毙。与此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另一部也对驻大酱缸的第546团2营发动了攻击，同样的一锅端。至此，第182师再无丝毫恋战之心了，急匆匆驱残部绕道长春，乘火车返回了吉林。不过，第182师的官兵还是非常善于自嘲的，一群人你凑凑我凑凑，凑了一首打油诗，是形容这次出击的：出兵不离鸭子架，
裤裆沟里来回钻，
白天出击夜晚退，
几乎全落大酱缸。这打油诗多少可以反映第60军官兵经过数次惨败后的厌战心态。也许，这也是曾泽生后来另谋他途的重要原因之一吧？事实上，军心浮动，士气跌落，是历来兵家治军之大忌，许多卓有成就的高人都对此棘手，他曾泽生又能怎么样呢？
自这次第182师返回吉林后，一个时期内第60军再也没有主动出战了，一直到48年3月上旬，奉命仓促撤至长春。
东北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改编的）扫清长春外围据点的战斗是48年4月中旬开始的，至5月底基本结束，对长春之敌形成了包围之势。然而，是打长春还是“困”长春，林彪和中央扯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皮，一直到7月中旬，林彪才承认“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于是，就有了我军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政治攻势”的三位一体的围困长春的计划。
这是一种铁桶式的包围方式。东北野战军以肖劲光为司令员，肖华为政委，陈光、陈伯钧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唐天际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组成了围城指挥中心，集中了第12纵34、35师、第6纵18师、独立第6、7、8、9、10师共8个师又一个炮兵团的10万之兵力，在长春城外50里方圆的地面上，筑起了一道城外之城。
长春守军成了“瓮中之鳖”。
此时，长春的守军约有一个兵团，设有东北“剿总”第1兵团部，辖新7军、第60军吉林保安旅、骑兵保安第1、2旅及长春警备司令部，也有10万之众。
对垒之初，城内的国民党军还是有些无所谓的，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出城袭扰和抢粮食。后来情势日益严重，他们便组织了一些试探性的突围，有几次还相当具备规模，最多的近达两个师的兵力。可是，每一次突围出城，不是遇上了解放军密集的火力网，便是诱入到纵深地带给解放军吃掉了，经过十余次试探后，城内的国民党军便绝了这念头。
可是，不能突围，要活下去又成了问题。城内10万官兵，最起码的条件是要吃饭活命。但解放军使用的是严密的经济封锁策略，通向长春的所有交通要道及路口，几乎都设有检查哨，粮食、疏菜、燃料和牛、马及其他生活资料一律禁止入城。最初，城内的国民党官兵还可以到城中老百姓家里或城外靠城的村庄里去打劫，但很快，能抢的地方都抢光了。加之解放军围城部队日益压缩包围圈，最后便只剩倚空投活命一条路了。然而，10万官兵是一个巨型大口，每天最少要吞噬40架次飞机的食物，但南京政府能派到这里来的飞机最多每天也不过10余架次，这还是开始的时候，之后依次递减，从每天三四架次，减到了每周三四架次。但即使这样，还不是牢靠的，因为解放军围城部队用炮兵和高射机枪布了一圈防空网，有的飞机来不及空投便仓皇逃回去了，有的则在高空漫无目标地乱投。许多食品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或封锁区内去了，这就让城内的国民党官兵更加苦不堪言！与此同时，在分配空投食品时，又显现了非常明显的嫡系和非嫡系关系，兵团司令郑洞国私下里规定，空投食品主供新7军，这样第60军的日子就更艰难了，一天只能吃少许高粱米掺大豆，致使绝大部分兵面部浮肿，腿软夜盲，连走路都十分困难。曾泽生不禁抚额哀叹：
“我的兵爬都爬不动了，还有什么精力打仗喽！”
在实施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围城部队也向城内的国民党官兵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其形式之新奇，宣传之广泛，内容之丰富，都可以说有点“前无古人”了。用薄铁皮做成的近丈长的大喇叭筒架在树上或高坡上向城内国民党官兵喊话，其声音可以漫彻全城；将宣传品装在特制的宣传弹壳里，用迫击炮发射出去。数百成千张花花绿绿的宣传纸在城市上空飘飘洒洒，把宣传品用油纸包好，固定在漂浮器材上，从伊通河上游向长春市漂去……约略估计，在围城期间，围城部队向长春市内散发了近100万份宣传品，全部是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和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鼓动国民党官兵放下武器弃暗投明的。它的直接效果是使13500余名国民党官兵脱离敌对阵营跑出了城，仅第60军便是3800余名！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官兵守城的信心，促使一些国民党守城将领琢磨出路问题。
事实上，我围城部队“三管齐下”的守城策略，也是曾泽生主动联系起义的最直接的原因。
●潘朔端辨认联络书，刘浩力排众议，肖劲光表态：“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中共中央放宽条件城下结“盟约”。曾泽生下令扣押徐树民，长春解放兵不刃血。
曾泽生的联络代表张秉昌、李峥先到达我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时，恰好围城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和联络部长刘浩都在，他俩看了曾泽生、白肇学、陇耀的联名信后，立即打电话给围城指挥部，通报了这一情况，围城指挥部有人提出了他们的疑惑：
“今天我们获得情报，长春之敌要突围，第60军派人来联络起义，是不是玩诡计？意在麻痹我们？”
刘浩提出了他的判断：“我以为不一定是，他们真心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指挥部的人便说：“那你来一次吧。”
“我和潘朔端一起来吧。”
刘浩提出他的想法，并不是无的放矢。他自46年4月直接受毛泽东、刘少奇的委派，到东北开展滇军的工作后，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就以第60军来说，已发展了有团、营、连各级主官加入的十多人的地下党小组，并直接和陇耀等人对过话，做过他们的工作，对他们的厌战情绪和他们在国民党军中受歧视的情况颇为了解。不过，由于长期的敌工工作的锻炼，刘浩还是十分谨慎，又请同在前方办事处的指挥部副参谋长潘朔端辨认了信的字迹，潘朔端瞄了一眼便说：
“这是他们三个人的亲笔签名，信是白肇学书写的。”
刘浩更坚定自己的判断了。因担心围城指挥部有人有不同意见而丧失这样一个好机会，他又向东北局和林彪、罗荣桓写了请示报告，抄录了曾泽生他们的联名信，叫人火速送东北局，之后这才和潘朔端一起去围城指挥部。
到达围城指挥部时，已近夜深了，恰指挥部正开完作战会议，肖劲光、肖华、陈伯钧都在，刘浩便把曾泽生、白肇学、陇耀联系起义的信交他们传阅了，并详细向他们汇报了第60军派人来联络起义的情况和看法。
16日上午，解方、潘朔端、刘浩一起到前方办事处和张秉昌、李峥先见了面，提出了围城指挥部的5点意见：
一、欢迎第60军反蒋起义，但如果是借起义之名，行突围之实的话，我军将采取行动坚决消灭；
二、第60军应马上撤出对我解放军的布防，倒转枪口，沿长春中山大街（60军与新7军防区的分界线）对新7军和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布防；
三、准备配合我军消灭新7军和郑洞国的兵团部；
四、建议曾泽生以召开紧急会议的名义，将特务分子、军参谋长徐树民、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及其三个团的团长扣押，强制部队服从指挥；
五、指派相当一级的正式代表出城与我商谈。
听了这些意见后，张秉昌、李峥先即返回长春市内，向曾泽生、白肇学、陇耀汇报了联络经过和我方的意见。
晚饭后，曾泽生又派第182师副师长李佐、暂编第21师副师长任孝宗为正式代表，携带着蒋介石15日空投的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来到了我前方办事处，说：
“曾军长完全接受贵方提出的5点建议，已下令由陇耀的暂编第21师对新7军布防，由白肇学的182师监视暂编第52师，并准备扣押徐树民、李嵩他们。如果郑洞国和新7军突围，60军就在城内维持秩序。其他尚待解决的事，曾军长派我们来磋商。”
我方对曾泽生的态度是较为满意的。恰这时，东北局又转来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60军起义而致东北局及林、罗、刘的电报，进一步明确了起义的有关问题……你们争取60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1兵团（指围城部队）对60军的分析及处置也是对的。惟要60军对新7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吴化文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寄语，这是军阀军队难免的现象，只要60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和60军代表加紧商谈，并注意这些代表，张冲应速去1兵团。如果曾泽生愿意见潘朔端，则潘可秘密见曾，如果60军能照上述办法杨长避短开出长春，则1兵团（加12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7军，即使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这电文考虑细致，入情入理，足可见匠心。根据这，唐天际副政委明确告诉李佐和任孝宗说：
“我们考虑，这半年多来，60军官兵生活艰苦，体力虚弱，因而不准备让你们对付新7军了，交防后即可撤离长春休整，由我们来对付新7军。我们有这个力量！”
李佐和任孝宗当然非常高兴。
唐天际又告诉他们：“我们派刘浩同志为我军代表，随你们一同去长春，与曾泽生将军商谈起义的具体事宜。”
就在这时，曾泽生已在城里动作开了，他下令扣押了徐树民、李嵩及暂编第52师的三个团长，并将指挥所移到了我地下党控制的第182师545团团部，并向部队宣布了起义决心和行动计划。
10月17日上午，刘浩同李佐、任孝宗一道进城，就交接防的具体问题和曾泽生面对面地进行了磋商。
当晚8时，双方开始交接防地。
次日凌晨，第60军30000余起义部队全部撤出了长春。
第60军起义，使郑洞国的突围计划顿成泡影。他知道大势是去了，但要他率余部起义却又不能，怕背“卖主求荣”名声，故他对曾泽生派去送信、劝他起义的第60军政工处处长姜弼武说：
“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干！”
然而，他终究挡不住泄堤水。10月19日，新7军和其它几个旅共40000余人集体缴械投诚。他也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又率兵团部退到银行大楼坚守了一天多，最终，他也投了诚。
至此，长春兵不刃血的解放了。
长春的解放，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解放长春的第三天，长春的围城部队即移师沈阳和结束辽西会战的东北野战军第1、2、7、8、9纵队于10月底完成了对沈阳之敌的包围。紧接着于11月1日发动攻击，11月2日即结束战斗。
沈阳遂告解放。
沈阳战斗中，又有暂编第53师师长许赓扬率部8000余人举行起义。与此同时，我东北野战军也对营口之敌发动了总攻，同样于11月2日结束了战斗。
营口的解放，为辽沈战役画了一个句号。
几近子夜了，夜的长春很寂静。
长春守军第66军军长曾泽生早就上了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便索性坐起来。东北的深秋夜是有一丝凉意了，他打了寒颤，摸件衣披上，又顺手拧开案头的收音机，一个轻柔的女声传了出来：
“……吴化文将军率所部20000余人的战场举义，大大地加快了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重镇的战役进程，为解放济南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从军事上给予了蒋介石反动集团沉重打击，自它的内部动摇了国民党官兵为其卖命的信心，促使他们认清形势，进一步觉醒，不再为蒋介石白白送死，也使他们对我‘立功赎罪既往不咎’的政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眼下，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步步失败，在这种形势下，走吴化文的道路，反戈一击，立功赎罪，已经成为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国民党官兵的唯一光明大道……”
这来自西柏坡的声音，虽经数千公里的穿越，却依然十分清晰。他关了收音机，又静坐了一会，这才像下定了某种决心似的，下床吩咐值班参谋：
“你通知白师长和陇师长立即到我这里来一趟。”
平常，曾泽生是很少在晚上召集部下开会的，所以，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和第182师师长白肇学一接到通知，都以为发生了紧急情况，赶紧驱车过来，几乎同时到达第60军军部——中长理事会大楼。
一进门，陇耀便问：“军座，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白肇学问得更具体一些：“是不是又与新7军发生了冲突？”
曾泽生抬手压了压，意即叫他们坐下，说：“没有什么事，我找你们来，不过是聊聊，随便聊聊。”
白肇学和陇耀十分不解地对看了一眼，慢慢坐下了，望着曾泽生。
曾泽生却好久不开口，似乎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的确，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话题，在“天条”里是砍头的罪！说了，他们会愿意和自己一起干吗？如果不愿意，他们怕也不好拒绝，这样岂不又变成了强人之所难？不说的话又似乎不是本衷。
曾泽生沉默了好几分钟，他俩觉得了他的难言之隐。白肇学说：“军座，我们共事多年，平日里推心置腹，今天难道有什么不能说的话吗？”
陇耀也憋不住了：“军座，说吧！”
曾泽生无奈地笑了一下，一声叹息：“唉，这话是不知如何说，但既然叫你们来了，还是说吧，是关于部队前途问题的，过去也和你们说过，现在形势又是这个样，我想另谋他途，但要听你们的意见。”
陇耀一生行武，性格豪爽，听了这话蹭的站起来：“军座，这还商量什么？我听你的！”
白肇学低头不语。
曾泽生示意陇耀坐下，说：“这是关系到全军官真命运的大事，非同小可，要大家商量决定才好。”
白肇学这才点点头说：“是的，要多商量商量，求个万全之策。”
陇耀是急脾气：“军座，那把你所考虑的说说吧。”
曾泽生睨了一下仍低着头的白肇学，道：“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不说你们也知道，围困这么长时间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可以说是陷入绝境啦！我反复想过，眼下我们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继续死守，其结果必然是城破人亡，全军覆没；二是向沈阳方向突围，但我们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战斗力降到了最低点，能突破共军的重重包围么？希望微乎其微！即使侥幸逃出去一部分，既无支援，又无接应，恐怕免不了途中被歼的命运；那么，最后一条路就是我要和你们商量的路，反蒋起义！我以为这是一条生路。”
陇耀又蹭地站起来，情绪颇为激动：“军座，就这么决定了！我也想过，这些年来，我们60军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受够了，我坚决拥护起义！”
白肇学苦苦地一笑，写在脸上的便是比哭还难看，他说：“我16岁就当兵了，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出点力。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所看到的总是自相残杀，血淋淋的自相残杀！说实在话，我是厌倦了，也不想再参与了。对蒋介石，我早已丧失了信心，独裁昏侩，不足以为其群首，再跟他走，势必走入末路。但共产党，就比他好么？我不敢肯定，贸然跟着走，恐怕也是一个泥潭。我看，我们不如就此把部队拉出去，放了武器，解甲归田吧，当一个自在百姓也好。”
陇耀非常不满意白肇学的态度：“解甲归田？哪里有田？有！我也不干！我还要拿着枪向蒋介石报五华山之仇！”
白肇学一听也有些生气：“你怎么不讲道理？我是说我的看法！”
“我怎么不讲道理？”
曾泽生见他俩争起来了，怕伤和气，连忙制止：“不要争了！你们回去仔细想想，我也仔细想想，明天再碰头研究吧。”
这时，已是凌晨3点钟了。
白肇学、陇耀走后，曾泽生上床还是睡不着。他在想：白肇学的思想症结到底在哪里呢？是因为他出身黄埔，定不下反蒋的决心？这一点，黄埔出身的蒋系将领大多是顽固的，但白肇学不像，他确像对蒋介石厌倦了。是对共产党不了解，不信任？这倒有可能，他没有直接和共产党打过交道，一下子要转这个弯是有些困难。但是，这个弯必须转才好，他的第182师是第60军的主力，师长思想不通，师里就不可能统一了，因而会要影响到全军的起义行动，甚至导致失败，这当然是曾泽生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结果。
凌晨6点，他又起床了，径直驱车去第182师师部。
白肇学就疲惫地倚在师部办公室的沙发里，双眼充溢血丝，脸色菜青，如害了一场大病一般。
他看到曾泽生进门，挣了一下想站起身来，曾泽生赶紧上前按了他的肩，说：
“别起身。”
白肇学看着曾泽生，嘶哑着喉咙说：“军座，从你那里回来后，我一直在这里坐着想，也不知如何才想得透。说实在话，我真的很矛盾，也很想就此脱离军队，永不再干了。”
曾泽生见白肇学苦恼的模样，知道他是真困惑，倒添了几分说服他的信心。他在白肇学对面坐下来，说：
“老白，你的这种苦恼我也有过，恐怕丝毫不亚于你。你也知道，我在20岁时便愤然离家出走，入了唐继尧的建国军机关枪军士队，之后讲武堂、黄埔，闹了不少名堂，险些被王柏龄所杀。后来，因为老军长（指卢汉）的庇护，我才得免杀身之祸，进了60军，这后再也没有离开过60军了。这十几年来，60军发生的大事我几乎都参与了……”
说到第60军，曾泽生动了感情，追溯到它的前前后后，从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和护法战争，讲到驱逐唐继尧的行动；从抗日战争中台儿庄重创日寇的战绩，讲到去越南受降的举动；从昆明的“五华山事件”，讲到来东北参加内战的痛苦经历；一件件如在眼前，饱含着艰辛与曲折，也有捍卫着这支不屈的地方部队的荣光。正因为如此，曾泽生的眼中已是星星点点的了，但他仍继续往下说：
“你想，这样一支部队，我能忍心在我手中败落么？能忍心由我来遣散么？不说对不起经营这支军队的老长官和云南的父老乡亲，就是对自己也说不过去。再说，要遣散又如何遣呢，蒋介石会让你任意为之么？此去云南千里迢迢，到处是蒋介的军队和特务机关，遣后能回十之二三，就烧高香了。云南子弟枉死他乡，这才会是我们的莫大过错呀。对共产党，我谈不上很了解，但总是知道一些的，即使于他们的政策不说，前面是有过不少例子的。潘朔端，这你最清楚；还有高树勋，早几天济南起义的吴化文，他们不都受到了共产党的欢迎，获得了一种比较好的结果么？再往坏一点的地方想，总可以保全我云南3万子弟……”
情到深处自动人，这番话把白肇学说得泪眼花花，他拦住曾泽生再说下去：“军座，别，别说了，我跟你走。”
曾泽生紧紧握住他的手：“那我谢谢你啦！”
做通了白肇学的工作，曾泽生立即进入了起义的准备中，在9月26日至10月13日的18天时间里，他和白肇学、陇耀进行了六次长时间的密商，就联络人员、谈判代表、解决起义阻力，摸清官兵意向、家属及伤病员安置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磋商，至13日晚，达成了一致意见：14日凌晨派解放军俘虏后放回来的原第551团团长张秉昌和原第554团团副李峥先为代表，持曾泽生、白肇学、陇耀的联合签名信出城与解放军联络；准备联络要当后，16日夜间发动起义，如解放军另有命令，则以解放军的命令为准；在此前，第182师和暂编第21师预先向新7军布防；起义发动之际，扣押对起义持反对意见的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和所部各团团长，然后由第182师和暂编第21师各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予以监视，并强制副师长、副团长服从命令，率部和全军一起行动，如有人反对和破坏起义，将配合解放军予以歼灭！
14日凌晨，张秉昌和李峥先携信从暂编第21师防地出城，奉命与解放军联络。
值此，第60军在决定自己命运的道路上终迈了关键的一步！
●曾泽生的黑色幽默：“老子连降八级。”第60军一挨打再挨打。解放军“铁桶”围城，长春之敌成了“瓮中之鳖”。围城部队“三管齐下”，政治攻势有绝招：薄铁皮喇叭有丈余长。
第60军在东北的内战史是一部痛苦的失败史，这也是东北战场上众多的国民党部队的缩影，只不过相对于国民党嫡系部队来说，第60军更多了一层当“杂种”被歧视的滋味。
46年4月中旬，第60军从越南刚一调到东北，立马便“瓜分”了；第182师配属新1军，担任铁岭至昌图一线的铁路交通警备任务；第184师直属东北长官部，担任鞍山、海城、营口一带的防守任务；暂编第21师则配属新6军，担任抚顺的防守任务。而军长曾泽生的手中仅剩一个工兵营可供调动，他便每天捧着个黄泥火盆烤火，既生气又无奈，免不得有些牢骚：
“妈的，老子真正连降了八级。”
略有些黑色幽默的话里，是一种无尽的酸楚！
这后不久的5月下旬，我东北民主联军在执行中央指示而放弃大城市的空隙间，突然在辽南实施反击，以优势兵力包围了鞍山和海城。第60军184师陷入了重围，频频告救！杜聿明急令新1军救援，可新1军军长却强调他的部队过于疲惫，拒绝增援；杜聿明又令182师驰援，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有了潘朔端的第184师起义。
闻讯，曾泽生是又急又震惊，但他有什么办法呢？
46年10月，东北国民党军进行所谓的“南攻北守”计划，第60军从抚顺调至吉南，归属新1军指挥，曾泽生也只有在同级的孙立人麾下听令，尔后，又归属无军事才能的吉林省主席梁华盛指挥，要多窝囊有多窝囊！
接踵而至则是一连串的军事打击。
47年2月，国民党军进犯通化，60军暂编第21师第2团向柳河以东通沟方向出击，掩护其国民党左翼部队进攻。行进途中，与我民主联军相遇。在我民主联军的强大攻势下，退至菁岭以南的高地固守待援，暂编第21师师长令第3团团长李树民率两个营增援，途中被我民主联军伏击，丢了一个营；第2团则差不多被我民主联军吃光了，唯团长魏玉权带百数人逃跑了。不久，我民主联军又袭击暂编第21师1团1营驻扎点辉南，再吃掉两个连。值此，暂编第21师进驻海龙不到两个月，给吃掉了一个团又一个营。
吉南的这种情形是令国民党东北长官部担忧的，遂采用“挖肉补疮”之术，将重建不久的第60军184师从西满急调吉南梅河口，可调来不到两个月，又被东北民主联军包裹上了，且切断了其与海龙间的交通联系。5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攻击，经五昼夜激战，把第184师的防御系统打个稀烂，师长陈开文被俘，参谋长张维孝毙命，三个团长也一死二俘，第184师番号复告消亡。
第184师被歼后，东北长官部只得令第60军弃守吉南，退守吉林。就在他们撤退时，东北民主联军或堵或追，迫使他们走山区小道，炮兵和辎重骡马无法行动了，人员又疲惫不堪，至使大部分掉队被俘。其中，又以暂编第21师最为惨状，所部近3000人被俘，团以下军官便有200多，师长陇耀身边也仅剩部分机关人员和一个特务连，这还是化装才逃出来的！到吉林他收罗的残部是不足一千了！
经过这一折腾，第60军元气大伤，一直到7月初，才陆续补齐兵力，再次重组了第184师，恰这时，东北长官部又给了他们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7月1日，我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经过20天的激战，给予四平国民党军沉重打击后，主动撤出了战斗。国民党东北长官部却以为是败退，令第60军唯一比较完整的第182师向双阳出击，截击四平“溃退的共军”。因为有了前面的教训，第182师这次总算乖了些，既不贸然进攻，又不擅自撤退，白天出动，晚上集中，反复在鸭子架、太阳岭、裤裆沟、大酱缸一带揉来揉去。虽如此，却仍逃不脱挨打的命运，7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趁夜暗突然截断了第544团团部与各营间的联系，发起攻击，将第1、2营及团直机关全歼，团长岳嘉祥亦被击毙。与此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另一部也对驻大酱缸的第546团2营发动了攻击，同样的一锅端。至此，第182师再无丝毫恋战之心了，急匆匆驱残部绕道长春，乘火车返回了吉林。不过，第182师的官兵还是非常善于自嘲的，一群人你凑凑我凑凑，凑了一首打油诗，是形容这次出击的：出兵不离鸭子架，
裤裆沟里来回钻，
白天出击夜晚退，
几乎全落大酱缸。这打油诗多少可以反映第60军官兵经过数次惨败后的厌战心态。也许，这也是曾泽生后来另谋他途的重要原因之一吧？事实上，军心浮动，士气跌落，是历来兵家治军之大忌，许多卓有成就的高人都对此棘手，他曾泽生又能怎么样呢？
自这次第182师返回吉林后，一个时期内第60军再也没有主动出战了，一直到48年3月上旬，奉命仓促撤至长春。
东北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改编的）扫清长春外围据点的战斗是48年4月中旬开始的，至5月底基本结束，对长春之敌形成了包围之势。然而，是打长春还是“困”长春，林彪和中央扯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皮，一直到7月中旬，林彪才承认“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于是，就有了我军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政治攻势”的三位一体的围困长春的计划。
这是一种铁桶式的包围方式。东北野战军以肖劲光为司令员，肖华为政委，陈光、陈伯钧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唐天际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组成了围城指挥中心，集中了第12纵34、35师、第6纵18师、独立第6、7、8、9、10师共8个师又一个炮兵团的10万之兵力，在长春城外50里方圆的地面上，筑起了一道城外之城。
长春守军成了“瓮中之鳖”。
此时，长春的守军约有一个兵团，设有东北“剿总”第1兵团部，辖新7军、第60军吉林保安旅、骑兵保安第1、2旅及长春警备司令部，也有10万之众。
对垒之初，城内的国民党军还是有些无所谓的，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出城袭扰和抢粮食。后来情势日益严重，他们便组织了一些试探性的突围，有几次还相当具备规模，最多的近达两个师的兵力。可是，每一次突围出城，不是遇上了解放军密集的火力网，便是诱入到纵深地带给解放军吃掉了，经过十余次试探后，城内的国民党军便绝了这念头。
可是，不能突围，要活下去又成了问题。城内10万官兵，最起码的条件是要吃饭活命。但解放军使用的是严密的经济封锁策略，通向长春的所有交通要道及路口，几乎都设有检查哨，粮食、疏菜、燃料和牛、马及其他生活资料一律禁止入城。最初，城内的国民党官兵还可以到城中老百姓家里或城外靠城的村庄里去打劫，但很快，能抢的地方都抢光了。加之解放军围城部队日益压缩包围圈，最后便只剩倚空投活命一条路了。然而，10万官兵是一个巨型大口，每天最少要吞噬40架次飞机的食物，但南京政府能派到这里来的飞机最多每天也不过10余架次，这还是开始的时候，之后依次递减，从每天三四架次，减到了每周三四架次。但即使这样，还不是牢靠的，因为解放军围城部队用炮兵和高射机枪布了一圈防空网，有的飞机来不及空投便仓皇逃回去了，有的则在高空漫无目标地乱投。许多食品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或封锁区内去了，这就让城内的国民党官兵更加苦不堪言！与此同时，在分配空投食品时，又显现了非常明显的嫡系和非嫡系关系，兵团司令郑洞国私下里规定，空投食品主供新7军，这样第60军的日子就更艰难了，一天只能吃少许高粱米掺大豆，致使绝大部分兵面部浮肿，腿软夜盲，连走路都十分困难。曾泽生不禁抚额哀叹：
“我的兵爬都爬不动了，还有什么精力打仗喽！”
在实施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围城部队也向城内的国民党官兵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其形式之新奇，宣传之广泛，内容之丰富，都可以说有点“前无古人”了。用薄铁皮做成的近丈长的大喇叭筒架在树上或高坡上向城内国民党官兵喊话，其声音可以漫彻全城；将宣传品装在特制的宣传弹壳里，用迫击炮发射出去。数百成千张花花绿绿的宣传纸在城市上空飘飘洒洒，把宣传品用油纸包好，固定在漂浮器材上，从伊通河上游向长春市漂去……约略估计，在围城期间，围城部队向长春市内散发了近100万份宣传品，全部是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和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鼓动国民党官兵放下武器弃暗投明的。它的直接效果是使13500余名国民党官兵脱离敌对阵营跑出了城，仅第60军便是3800余名！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官兵守城的信心，促使一些国民党守城将领琢磨出路问题。
事实上，我围城部队“三管齐下”的守城策略，也是曾泽生主动联系起义的最直接的原因。
●潘朔端辨认联络书，刘浩力排众议，肖劲光表态：“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中共中央放宽条件城下结“盟约”。曾泽生下令扣押徐树民，长春解放兵不刃血。
曾泽生的联络代表张秉昌、李峥先到达我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时，恰好围城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和联络部长刘浩都在，他俩看了曾泽生、白肇学、陇耀的联名信后，立即打电话给围城指挥部，通报了这一情况，围城指挥部有人提出了他们的疑惑：
“今天我们获得情报，长春之敌要突围，第60军派人来联络起义，是不是玩诡计？意在麻痹我们？”
刘浩提出了他的判断：“我以为不一定是，他们真心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指挥部的人便说：“那你来一次吧。”
“我和潘朔端一起来吧。”
刘浩提出他的想法，并不是无的放矢。他自46年4月直接受毛泽东、刘少奇的委派，到东北开展滇军的工作后，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就以第60军来说，已发展了有团、营、连各级主官加入的十多人的地下党小组，并直接和陇耀等人对过话，做过他们的工作，对他们的厌战情绪和他们在国民党军中受歧视的情况颇为了解。不过，由于长期的敌工工作的锻炼，刘浩还是十分谨慎，又请同在前方办事处的指挥部副参谋长潘朔端辨认了信的字迹，潘朔端瞄了一眼便说：
“这是他们三个人的亲笔签名，信是白肇学书写的。”
刘浩更坚定自己的判断了。因担心围城指挥部有人有不同意见而丧失这样一个好机会，他又向东北局和林彪、罗荣桓写了请示报告，抄录了曾泽生他们的联名信，叫人火速送东北局，之后这才和潘朔端一起去围城指挥部。
到达围城指挥部时，已近夜深了，恰指挥部正开完作战会议，肖劲光、肖华、陈伯钧都在，刘浩便把曾泽生、白肇学、陇耀联系起义的信交他们传阅了，并详细向他们汇报了第60军派人来联络起义的情况和看法。
16日上午，解方、潘朔端、刘浩一起到前方办事处和张秉昌、李峥先见了面，提出了围城指挥部的5点意见：
一、欢迎第60军反蒋起义，但如果是借起义之名，行突围之实的话，我军将采取行动坚决消灭；
二、第60军应马上撤出对我解放军的布防，倒转枪口，沿长春中山大街（60军与新7军防区的分界线）对新7军和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布防；
三、准备配合我军消灭新7军和郑洞国的兵团部；
四、建议曾泽生以召开紧急会议的名义，将特务分子、军参谋长徐树民、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及其三个团的团长扣押，强制部队服从指挥；
五、指派相当一级的正式代表出城与我商谈。
听了这些意见后，张秉昌、李峥先即返回长春市内，向曾泽生、白肇学、陇耀汇报了联络经过和我方的意见。
晚饭后，曾泽生又派第182师副师长李佐、暂编第21师副师长任孝宗为正式代表，携带着蒋介石15日空投的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来到了我前方办事处，说：
“曾军长完全接受贵方提出的5点建议，已下令由陇耀的暂编第21师对新7军布防，由白肇学的182师监视暂编第52师，并准备扣押徐树民、李嵩他们。如果郑洞国和新7军突围，60军就在城内维持秩序。其他尚待解决的事，曾军长派我们来磋商。”
我方对曾泽生的态度是较为满意的。恰这时，东北局又转来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60军起义而致东北局及林、罗、刘的电报，进一步明确了起义的有关问题……你们争取60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1兵团（指围城部队）对60军的分析及处置也是对的。惟要60军对新7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吴化文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寄语，这是军阀军队难免的现象，只要60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和60军代表加紧商谈，并注意这些代表，张冲应速去1兵团。如果曾泽生愿意见潘朔端，则潘可秘密见曾，如果60军能照上述办法杨长避短开出长春，则1兵团（加12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7军，即使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这电文考虑细致，入情入理，足可见匠心。根据这，唐天际副政委明确告诉李佐和任孝宗说：
“我们考虑，这半年多来，60军官兵生活艰苦，体力虚弱，因而不准备让你们对付新7军了，交防后即可撤离长春休整，由我们来对付新7军。我们有这个力量！”
李佐和任孝宗当然非常高兴。
唐天际又告诉他们：“我们派刘浩同志为我军代表，随你们一同去长春，与曾泽生将军商谈起义的具体事宜。”
就在这时，曾泽生已在城里动作开了，他下令扣押了徐树民、李嵩及暂编第52师的三个团长，并将指挥所移到了我地下党控制的第182师545团团部，并向部队宣布了起义决心和行动计划。
10月17日上午，刘浩同李佐、任孝宗一道进城，就交接防的具体问题和曾泽生面对面地进行了磋商。
当晚8时，双方开始交接防地。
次日凌晨，第60军30000余起义部队全部撤出了长春。
第60军起义，使郑洞国的突围计划顿成泡影。他知道大势是去了，但要他率余部起义却又不能，怕背“卖主求荣”名声，故他对曾泽生派去送信、劝他起义的第60军政工处处长姜弼武说：
“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干！”
然而，他终究挡不住泄堤水。10月19日，新7军和其它几个旅共40000余人集体缴械投诚。他也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又率兵团部退到银行大楼坚守了一天多，最终，他也投了诚。
至此，长春兵不刃血的解放了。
长春的解放，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解放长春的第三天，长春的围城部队即移师沈阳和结束辽西会战的东北野战军第1、2、7、8、9纵队于10月底完成了对沈阳之敌的包围。紧接着于11月1日发动攻击，11月2日即结束战斗。
沈阳遂告解放。
沈阳战斗中，又有暂编第53师师长许赓扬率部8000余人举行起义。与此同时，我东北野战军也对营口之敌发动了总攻，同样于11月2日结束了战斗。
营口的解放，为辽沈战役画了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