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大倒戈——百万国民党军起义纪实
> 第二章 黑土地上的惊雷
第二章 黑土地上的惊雷
●国共两党争夺东北，驻越滇军第60军调往东北战场，第184师散布得如同铁路道钉一样，曾泽生莫奈何地：“谁叫我们是杂牌呢？”海城战斗打响。
蒋介石的一纸命令，驻越滇军第60军于46年4月中旬和第93军一同调往东北战场，这是国民党运至东北的第7个正规军。
隶属60军的潘朔端的184师4月下旬在葫芦岛港登陆。登陆的第二天，即归属新6军指挥，接替新6军的防务：潘朔端率师部和552团驻海城，550团和551团驻大石桥至营口一线，全师像铁路道钉一样钉配在鞍山至大石桥及营口的铁路线上，形同直肠，只有挨打的份。副师长郑祖志视察完防务，禁不住火冒三丈：“妈个×，把老子从越南运到这里来充炮灰，老子不干了！”
潘朔端只有苦笑的份。他刚接到东北长官部的电报：长官部两个少将参议率一支配有双电台的30余人别动队——谍报队将至师部，名为督战，实为监视。
郑祖志更火了：“把他们赶出去！”
“赶？”潘朔端解嘲一笑：“你敢？我敢？连军长也莫奈何呀！”
的确，一至东北，60军3个师便分割完毕，中将军长曾泽生便只有每天坐大黄泥火盆边上边烤边叹气的份了。
“谁叫我们是杂牌呢？”
“杂牌，杂牌，杂他妈的！”
“唉，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对得起龙主席、卢主席啊！”
60军是龙云、卢汉的老班底！
抗日战争一结束，国共两党围绕东北的争夺就开始了；待华北渐趋胶着状态，东北遂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之焦点。
为争取军事上的主动，45年9月至46年5月间，双方各自派出大将精兵奔赴黑土地。
共产党领衔的是抗日名将林彪，主力部队则是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及罗荣桓率领的山东根据地部队近10万人。
国民党领衔的也是一位抗日名将——杜聿明，其部队有第13军、52军、新6军、新1军、71军，及其后来调上去的60军、93军，共计28万余人。
最初的战斗是小规模而零散的，国民党的主要目标是大中城市，共产党的策略方针则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因而，双方的争夺都不以自己的占领目标为忤。至46年4月，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被迫和国民党军队在四平、本溪打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恶战。
四平、本溪之战也是双方谈打中的重要一着。46年4月初，蒋介石就军事调整问题在南京第4届2次国民参政会上称：“军事冲突的调处，只有在不影响主权接收，不影响国家行使行政权力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正因为如此，军事调处东北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在东北受到百般阻挠，停战谈判工作根本无法展开。为粉碎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电令林彪、彭真：“必须阻止蒋军于四平以南，并给以严重之打击，方有利于今后之谈判。”
双方因此投入的兵力达数十万之多。
4月17日，四平之战正式拉开序幕。之后，围绕四平城，双方呈胶着状和拉锯状争夺。至5月18日夜，我军基本完成阻击任务后，秘密撤出四平。
四平之战，历时一个月之久，其惨烈程度，实为中外罕见，有时为了一条街巷的争夺，双方要激战数十次。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四平街巷的每寸土地都涂抹着士兵的血浆。
双方在北满四平激战之时，也是南满敌空虚之际。为增强北进，敌抽调了新6军（欠207师）和71军之88师，南满则仅剩下52军的2个师和60军的184师，且分散在守备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为此，我东北民主联军4纵队发动了鞍海战役。
5月24日，4纵10旅、11旅各一部出击，全部肃清鞍山外围之敌。
5月25日，4纵10旅29团及保安2团向鞍山市内守敌发动主攻，几经激战，市内守敌全部被歼。困守女中的敌马营长率部350余人投诚。
鞍山战斗一告结束，4纵司令部即令10旅30团与保安3团南进海城外围代千户屯，教军场一带与敌保持接触；11旅32团、保安2团北上沙河，大乐电一带与11旅主力会合，阻击北满增援之敌；10旅主力与炮团则于鞍山以南集结。
5月27日至28日，4纵10旅28团、29团及炮团分别向海城开进。
海城之敌已在我囊中。
鞍山战斗结束的当夜，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接见鞍山战斗中率部投诚的马营长，嘉勉之余，鼓励他再立新功，并托他带一封信给184师师长潘朔端。
潘朔端已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难宁了！
马营长带的信是5月26日转达的，潘朔端看完未置可否。其实，他对此早有考虑，只是此非儿戏，而是关系到自家及数千人身家性命和前途的大事。故到达东北的第二天，他即亲自指定文书王世臣用收发报机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并记录下来，以分析研究国内外形势和国共双方的政治主张和具体政策，从而便于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中作出权衡和选择。前不久，军长曾泽生到师里视察工作时，他也提出了他的疑惑：
“军长，抗日战争打了八年，人民也该休养生息了。可是，老蒋把我们运到这里来打内战，他们又把我们的部队分割使用，这不是想把我们这些杂牌抹掉么？我们要想一个自求生存的主意才行啊！”
曾泽生也是一脸的莫奈何：“老蒋把我们当异己，可我们也不是共产党。夹缝中求生存，一定要冷静，一失足成千古恨。”
可是，没有时间让潘朔端再冷静了！
5月28日黄昏，我4纵10旅炮团主要炮火向海城玉皇山、双山子敌阵地实施重炮轰击，随后28团、30团向两阵地发动猛烈冲击。
19时，30团攻克双山子阵地。
然而，敌军也不是吃素的。玉皇山阵地之敌依仗山顶两个一丈多高的大炮楼和周围40多个地堡及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与鹿寨拚命抵抗，28团进攻受阻，一直到翌日16时，进攻仍无大的进展。这时，后续到达的29团也已进入战斗，一部接替30团的双山子阵地，一部则向铁路西扩展，占领教军场，由城西向东进攻。30团则腾出手来，协助28团进攻玉皇山。是时，重炮齐轰，百号齐鸣，玉皇山守敌顿时乱了阵脚。18时，玉皇山阵地被我攻克。
至此，我28团、29团、30团均已兵临城下，海城守敌岌岌可危！
●海城岌岌可危，潘朔端叹：“这仗没法打了，干脆起义吧。”阵前夜谈判，如愿以偿。蒋介石获知第184师“投敌”，嘴唇颤栗着大骂：“娘希匹的杂种，反了！杂种！”
29日伊始，第184师师部已乱作一团，电台嘀哒声、电话铃声，叫嚷声，来来往往穿梭的人员，把指挥所搅得乌烟瘴气。
下午，海城县县长和东北长官部派来的一个督战员又带着县保安队仓皇退至师部，师部更见乱了。那督战员一见潘朔端，便是一种质问的口吻：“这仗是怎么打的？”
潘朔端正气不打一出来：“你他妈问我我问谁？”
副师长郑祖志见他动怒，忙把他拉到一边，劝道：“师座，何必和这种人动气。”
潘朔端叹口气：“这仗没法打了。我想，干脆起义吧？”
起义？郑祖志一时愣了，良久无语。之后寂寂问：“这事你和军座商量了吗？”
潘朔端摇了摇头。
“那我们单独干，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安全。”
“这倒不一定。再说机会难得，时机一瞬即逝，放过去，我们恐怕就再没有机会了。我们不妨先干，也算给他们闯一条路出来。”
郑祖志沉吟了一会说：“我跟师座走。不过是不是和参谋长他们商量一下”？
“当然！”
潘朔端来找之际，参谋长马逸飞刚收到东北长官部一份措词强硬的电报，令其死守到一人一枪，不准突围，违者军法处治。所以，马逸飞一见潘朔端的面便嚷起来：“师座，他们叫我们送死，这仗没法打了！”
潘朔端避开他的正面质询，问：“你说部队能坚守几天？”
“玉皇山失守了，一天也困难。”
“援军要几天才能到达？”
“陈光斗率182师明晨才出发，须先拿下鞍山，到达这里至少要三天。”
“那我们怎么办？走不得，守不成，有没有第三条路？”
马逸飞从潘朔端的神色中瞧出了倪头：“有！由师座决定，我们唯师座是从！”
和马逸飞商量后，潘朔端旋至552团团部，团长魏瑛正为连日挨打憋着一肚子窝囊气：“师座，怎么办？”
“我还想问你怎么办啦。”
“怎么办？要打就打他娘的，拉出去打个痛快，别窝在这里当铁路警察；要走，也就干干脆脆走他娘的。”
“我就是为这来找你的，我准备走到民主联军那边去。”
魏瑛稍稍一怔，随即问：“想定了吗？”
“想定了，学高树勋。”
“我听你的！”
师团几个头商定以后。潘朔端立即下令软禁了东北长官部派往该师的两个少将督军和执行特别任务的30余人的别动队。
接着，潘朔端又和郑祖志、马逸飞、魏瑛联书一封，派机枪连长高如松、运输连连长陈正富携两名随行人员与我军联系。
当夜23时，高如松、陈正富及两名随行人员着便衣从海城北门城墙上用绳子吊下去，当即被我攻城部队送至纵队前线司令部，提出了他们的起义要求。我纵队经过全面分析，表示同意认定他们的起义，但必须派师一级官长前来商谈。高如松等立马赶回去，不久，184师参谋长马逸飞应约而来，几经协商，达成如下几项：一、把蒋介石派去的军统特务全部抓起来，交给我民主联军第4纵队；二、驻海城的184师部队一律放下武器，迅速撤出海城，到城东析木城集中；三、立即下令给营口、大石桥守敌也举行起义，到析木城集中，由我接防。与此同时，我4纵队司令部派作战参谋邓东负责与184师的联络工作。
5月30日凌晨，海城守军184师师部及552团2700余人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宣布起义。
凌晨6时，184师起义部队撤出海城。
184师师部和552团起义后，按照商定的协议，参谋长马逸飞携潘朔端的亲笔信至大石桥550团敦促起义，但团长杨朝伦因接东北长官部任命为代理师长的密令，故谈而不动。6月2日，我4纵10旅30团在炮火掩护下毅然发起攻击，6月3日10时攻克大石桥，550团团部2、3营被歼。团长杨朝伦被俘。
至此，鞍海战役遂告结束。
184师撤出海城，至达析木城的当日，潘朔端领衔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蒋主席、毛主席、朱总司令、熊主任、杜司令长官、林总司令及全国各界父老钧鉴：
朔端等籍隶云南，少年从军，每以卫护桑梓，救国救民为己任，是以抗战期间，亦曾倍尝艰苦，以期尽国民之天职。抗战胜利，奉命调越南收缴日寇武装。虽背井离乡，远涉异国，但为国家荣誉，个人得失在所不计。惟任务完成后，政府应能体谅全国军民血战8年之艰辛，而予人民休养生息之机公。建国图强，此其时矣。全师同志对此皆抱希望，无不愿以其疆场余生，再为建国之大业竭尽绵薄。惟事与愿违，本师又自安南奉命北上，名曰“接收主权”，实则为进攻中共在东北之武装，且身为中国人，而使用美国武器进行内战，残杀自己同胞，朔端等每念及此，莫不恐愤填胸。近日政府大军云集中满一带，争夺四平，攻占长春。又命本师肃清南满地区之中共武力及一切民主分子，以巩固后方，策应主力胜利北进，朔端等虽身为军人，不能违心相从。且在战斗中与民主联军有所接触，虽在炮火厮杀声中，深感以和平民主之大义相示，俯思东北沦亡14载，人民膏血被敌吸吮殆尽，复何忍心大动干戈，杀人盈野！而今仍战线延长数千里，炮火所及，庐舍为墟，人民流离失所，而国军之征敛，催索仍急如星火，人孰无良，实不忍睹此种惨象，更不忍甘为戎首，而从事此自相残杀生活。因此朔端等思之再三，乃于海城火线上实行反内战起义，决心与民主联军合作到底。并愿自此脱离苦海，不再作此违反良心之内战罪行，不再执行兄弟自残之乱命，而将坚决与一切和平民主人士团结一致，致力于反内战之斗争，愿以此戴罪之身努力争取，以保卫人民利益，而挽救国家危亡。困难虽多，此志不渝，决本初衷，继续奋斗，和平民主之曙光定可呈现于吾人面前。迫切陈词，不胜待命之至。
陆军第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副师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552团团长魏瑛、552团副团长张之尉及全体官兵同叩。
5月31日朱总司令收到通电后，6月6日回电潘朔端及184师全体官兵，称：欣悉兄等反对内战，决心为和平民主事业奋斗到底，义正辞严，无任佩慰。滇军素具光荣民主传统，抗战受降，立功甚伟。不意去冬云南忽遭变故，滇军被迫远道辽宁，以外国武器，自残骨肉，事之可悲，宁可逾此。所幸兄军见义勇为，振臂一呼，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振奋。和平民主，光明在望，尚希共同努力，再接再厉，以竟全功。蒋介石是在南京官邸里获知潘朔端率部“投敌”的，手中的一杯水墩在案上，溅出的水珠将案面弄湿了一大片。他的脸色也是晦青的，嘴唇微微颤栗着骂：
“娘希匹的杂种，反了，杂种！”
蒋介石一急，话便不连贯。不过，也难怪他如此生气，选择如此粗俗的字眼。在他的眼中，历来视杂牌军如异己，几分利用，几分防范，但是，这些“杂种”防不胜防！高树勋、孔从洲（国民党军第38军军长，旧西北军将领，46年5月15日率3个团在河南巩县起义，失利，仅带出两个连），还有这潘朔端，哪个不是“杂种”呢？虽然他们不能从根本动摇他的基业，可这冷不防从他P股上捅刀子的事，确实令他恼火！
“杂种！”
下编
●一受制再受制：少将师长竟受命于上校副师长，桂永清又赏了一个冷脸，营口市长的头衔也给夺去了……王家善寒心透骨：“国民党真是没治了，你在前方流血牺牲，他在后面捅你刀子！”
王家善的暂编第58师也是蒋介石眼中地地道道的“杂种”，它的前身是东北保安部队第4总队，再前身是伪满部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迅速谋取东北，指令潜伏和潜入的敌特分子拉拢东北地下势力，组织地下军，收编伪满部队。其伪满长春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部分师生和已进入长春的地下军收编为东北保安第4总队，和东北保安第2总队一起担任长春的防务。46年4月中旬，解放军东满军区攻占长春，国民党东北保安第2、4总队大部被歼。这时，杜聿明急令少将高参王家善到铁岭收容这两部的残余人员，至4月底，共收容官兵7000余人，重新编为东北保安第4总队。
46年5月初，王家善被正式任命为东北保安第4总队总队长，8月，第4总队改编为第13保安区，王家善任司令。
就在这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向解放军发动了全面进攻，几乎动用了7个正规军在内的全部军队。10月中旬，王家善奉命率部移师凤河、岫岩、应河等地，所部暂编为独立第9师以填补国民党主力因战线太长、兵力分散而造成的空白点，替主力部队站岗放哨，警戒后方兵站和交通线等。在此，王家善又尝够了当“杂种”的滋味。
当时，独立第9师节制于新6军，并直接受制于新6军前进指挥所，而负责新6军前进指挥所的是新6军第14师上校副师长许颖。于是，独立第9师的一切行动都要受许颖支配，王家善这个少将师长亦要听命于许颖这个上校副师长的，这让王家善怒不可遏：
“妈的，老子们是后娘的后娘养的崽！”
然而，无论他怎样吼，却丝毫不能改变他们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
47年春，东北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我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后，国民党军队被迫放弃外围据点，企图采取守兵站、铁路和保存嫡系主力的重点防御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王家善的暂编独立第9师又奉命向辽河以西转移，到营口，发觉营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早已溜之一空，于是，王家善向国民党东北长官部发出请命电报，说营口为东北战略要地，又是辽河东西的交通要道、关内外联络的第二干线，要求独立第9师单独承担防守任务。
其时，杜聿明正被东北地区的局势弄得焦头烂额，收到电报后喜形于色，旋即任命王家善为营（口）大（石桥）地区防守司令兼营口市市长。
4月中旬，独立第9师在营口、大石桥布防完毕。
5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驻辽南部队向营口、大石桥方向发动了第一次攻击，他们以小部兵力牵制营口，主力则对准大石桥，将驻守大石桥的国民党独立第9师第3团打得七零八落，团长戴逢源窜出重围，所部丧失600余人。王家善是感到悲哀了：
“共产党专门找我们这种软柿子捏，国民党或是利用我们消灭共产党，或是利用共产党消灭我们，我们永远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王家善确是有感而发了！
7月7日，东北民主联军驻辽南部队第二次向营口发动攻击，这一次兵力多，火力猛，且有炮兵支援。王家善率部顶了两昼夜，吃不住劲了，向东北长官部请求增援，东北长官部令驻扎在营口、沟帮子间的戴笠所建的特种部队第3交警队出动，可是，当营口激战最酣的时节，交警第3总队却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王家善即派副师长过辽河向第3交警队总队长请求，他们这才派出一个大队，却又以情况不明，没吃饭，疲劳等为借口，拒绝加入战斗。
王家善憋了一肚子气，好在东北民主联军是以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为主，这时主动辙出了战斗，他才避免了进一步求人的难堪。
然而，不管怎样总是有他的气受。这次战斗中，国民党海军“长治号”也受命增援，其一门主炮被解放军摧毁了。时逢国民党海军副司令桂永清到营口视察，见状大发雷霆：
“混帐，谁叫你把军舰开过辽河的？给国家造成了如此重大的损失？”
舰长顺杆儿上，苦丧着脸：“我有什么办法，王师长三番五次请求支援……”
桂永清一听，火气尤甚：“妈的，他算什么东西！竟敢调用老子的舰艇？”
由于此，当王家善请他视察防务并准备设宴招待他时，他一口回绝了，不肯离开舰只半步，让王家善足足吃了一瘪！
王家善骂道：“妈的，他又是什么东西？”
47年7月，独立第9师改为暂编第58师，归属第52军建制，受制于第52军军长覃异之，于是，王家善头上又多了一道紧箍咒。
10月，第52军派少将副军长郑明新率军部搜索营一部至营口，设立了第52军前进指挥所，王家善的城防司令便一下子变成了空架子。
这还不算，不久，王家善的营口市市长头衔又给人强夺过去了，这令王家善特别窝火。
说来，这也的确是令人窝火的事，早在第58师进驻营口前，原营口市少将市长袁鸿逵听说东北民主联军要来打营口，吓得脚下抹油，一溜烟跑到沈阳去了，龟缩了半年多。待他听说东北民主联军两次攻打营口未果，营口又复平静时，他便摇摇摆摆回来了，丝毫不见羞色，对王家善说：
“兄弟叫袁鸿逵，奉熊主任和杜长官来接任营口市市长……”
王家善以为遇上了疯子：“谁任命你的？”
“谁任命的？杜长官！你不知道吧，我和杜长官是黄埔同学，同期同班，又是至友。怎么，你不信？”
说话间，他真得意洋洋地从口袋中摸出一张便笺，是杜聿明写给王家善的，意即让他交出市长一职云云。王家善满面怒色，—下推过去：
“目前，我尚未接到行辕的命令，等接到命令再说吧。”
袁鸿逵冷冷一笑：“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不信你等着瞧！”
果然，当王家善向行辕发电询问时，行辕复电称：“袁鸿逵已回到营口，可将市长兼职交出。”
王家善愤恨至极，把电报撕得粉碎，骂：“危险时杂牌卖命，太平时嫡系作官，妈的！妈的！妈的！”
骂也不顶用，事实上，东北行辕和长官部对第58师早就有防范之心了。还是在8月初，他们便将特种部队交警第3总队调入营口市，部署于老爷阁以西地区，名为共同防守，实则行督战之作用。
与此同时，他们还加强了对第58师组织上的控制。他们知道，第58师中上层军官都是王家善的学生。下层军官则大多是王家善学生的学生，师生关系很紧，地方色彩很浓。于是，东北行辕、长官部和第52军联合下令，以第58师军官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为由，要抽调部分校尉级军官去国民党黄埔军校东北分校干训团受训，并特别强调必须派一部分营、连长去学习。王家善接到命令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吃”我们来了，遂暗中命令各团、营必须选派有把握的营、连长去干训团学习，遗缺空置，等待他们返回，暂时则为副职代理。这招果然管用，去干训团的军官走了不到十天，东北行辕和第52军派来了一大批校尉级军官，王家善不好不要，便把他们统统安排在副官、书记官和编外的位置上，让他们作壁上观。
这一招王家善虽不算输，却寒心：“国民党真是没治了，你在前方流血牺牲，他在后面捅你刀子，这仗能打赢？”
他已对国民党失望了。
●廉荣春谋变，乔遇春横插一杠子，第一次起义流产。王家善打了埋伏。地下党转移策反重心，高文浩七进营口。
46年4月，我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攻克长春后，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工作人员石迪奉命到解放军官中挑选表现好的参加地下工作人员的培养，原东北保安第4总队某营营长廉荣春入选。廉荣春是石迪在伪满军事训练学校的同学，对国民党素有不满，于是，石迪将他介绍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学习，并发展为中共党员，之后复派往王家善部。
王家善任命他为军事训练队长。
廉荣春不负重望，返部后迅速开展了工作，最初吸收了第3团少校团副刘凤卓入党，之后又分别吸收了上尉连长赵百禄、上尉副官张海涛、吴国璋、王明仁等人入党，成立了一个地下党小组，经请示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批准后，就争取王家善展开了具体工作，并寻找策动起义的有利时机。
47年底，东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起义的时机渐渐地显现了。此时，中长路已被人民解放军切断，沈阳、长春之敌陷入孤立状态，离营口最近的陆路据点鞍山也被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第52军军长覃异之等已根本无暇顾及营口了。这正是有机可乘的好时机。
廉荣春、刘凤卓、王明仁、赵百禄、张海涛、吴国璋等人开会研究，决定尽快组织暂编第58师起义。但是，他们认为，王家善虽然对国民党的腐朽有一定的认识，但要他揭竿起义尚待一定时日，然时机不允等待，他们准备采用“兵临城下，内部掏心，先礼后兵，礼兵并用”的方法逼使王家善起义。
这种方法的具体实施方案是：请求解放军辽南军区独立师进逼营口城下，秘密由赵百禄连正面插入老爷阁，分割包围第58师和第3交警总队，然后由赵百禄带队包围师部和王家善公馆，敦促王家善起义，如他不同意，就强迫他下令起义。
方案定下后，廉荣春宣布立即组成起义指挥部，并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廉荣春担任起义总指挥，刘凤卓为副总指挥，赵百禄为突击队长，张海涛负责第3团，吴国璋负责第2团，王明仁则负责联络工作。
然而，当这个方案正由王明仁拿去报东北局批准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突然闯进营口，懵懵然地打乱了起义计划。
这人叫乔遇春，原是东北保安第4总队第11团团长，因在凤城驻防时与新6军发生纠纷被解职，返回老家海城居住，不久，又因共产党政策的感召，径找到东北局社会部的石迪要求工作。石迪因他当过伪满军官学校的学生队长，暂编第58师的大部分少校以下军官都是他的学生，遂派他潜入营口，借助老关系探听一些情况。但这人胆大得可爱，莽撞得也可爱，到营口后便擅自作主，在海上旅馆召集了一些老部下，一个劲地鼓动他们起义。还真有几个人给他说动了，尤其是第3团1营少校营长林春武，雄心勃勃，提出由他带领1营包围师部，并直接出面敦促进而强迫王家善下令起义。
廉荣春他们获知这一情况后，又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都认为这一“霸王硬上弓”有些莽撞，但箭到弦上，不得不发，遂临时决定采纳乔遇春他们的方案，合两股力量为一股。不过，他们又考虑到人多复杂，容易出问题，便确定刘凤卓、赵百禄不参加起义的组织活动，只在暗中按方案起骨干保证作用，以防万一。
果不然，由于乔遇春太过招摇，他的活动被第52军前进指挥所侦知，郑明新一个电话打给王家善：
“王师长，你知道不知道？乔遇春已潜入你师，欲鼓动部队叛乱，你立即逮捕他！”
“是吗？我怎么没发觉？如果他真来捣乱了，看我不剥了他的皮！”
王家善满口的惊讶。其实，他早就知道了乔遇春进城的消息，也正想找他，于是，便派随从副官赵玉珊把他请到了师部，劈面一闷棍：
“行，你行，挖墙脚居然挖到了我的门下！”
乔遇春心里一咯噔，暗叫糟了，但他嘴里仍装迷糊：“师长，怎么啦？嫌我来看您迟了？其实，我早就想来看您的……”
王家善又好气又好笑的，截断他的话：“你别给我玩花花肠子了！你以为我是傻瓜？你这么干，搭上你自己不说，连我也得给搭上！这不，逮捕令下了。”
乔遇春顿显惶恐，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搁。王家善手一划拉：
“算啦，算啦，我还不至于拿你送礼，但你必须立即离开营口，否则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
乔遇春只有心甘情愿地认了。
天黑后，王家善令赵玉珊亲自开车将乔遇春送出哨卡，待乔遇春到达解放区时，这才下达通缉令：“乔遇春奉共产党之命，潜入营口，企图策动兵变，各部队哨卡发现时，立即逮捕。”
这后，王家善又打电话给郑明新报告说，乔遇春的确到了营口，但已经藏匿起来了，现正在搜捕之中。郑明新忙打电话到第58师各哨卡核实，见确有其事，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这一闹，廉荣春他们也紧张了，立即召集刘凤卓、张海涛、吴国璋等开碰头会，确认起义计划已失败，为避免损失，决定将已暴露的廉荣春、张海涛、吴国璋撤出营口，转移到解放区去，刘凤卓、赵百禄则继续潜伏下来。
当夜，廉荣春等三人持第58师通行证从盐警哨卡出了城，到达了解放区，找到了东北局社会部派驻辽南的负责人石迪，汇报了起义失败的经过。
王家善对他们三人的不辞而别未作过深的追究。
有了第一次起义流产的教训，石迪清醒意识到，要策动第58师起义，如廉荣春他们这样采用“内部掏心”而从下往上逼迫王家善起义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从第58师人员的构成来看，始终是封建家庭式的结构，王家善当之无愧占驻着“家长”的地位，故以下迫上，很难令人臣服，且王家善本人也未必买帐。
于是，石迪决定把工作的重点投注到王家善身上。
张海涛又提供道，要促使王家善起义，戴逢源是一个关键人物。
戴逢源是第58师3团团长，是和王家善换过金兰帖的生死之交。他曾多次宣称道：58师的家他也和王家善一样能当，他说的就是王师长说的。王家善听了也不否认。而且戴逢源一家与共产党没有血仇，他的大女儿还是共产党员，且还是石迪介绍入党的，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有利条件。
石迪决定先试试他的态度再说。
通过戴逢源家乡的地方政府出面，石迪物色了戴逢源的表叔赵忠海，请他将自己的一封信带给戴逢源。赵忠海去了，把信交给了戴逢源。戴逢源看完信后什么也没表示，只说：
“信收到了，下回别来了。”
石迪知道时机尚未成熟。
又过了些时日，石迪请营口县公安局副局长马宏权给他介绍一个精明可靠的人，担任争取第58师起文的联络员，马宏权推荐了他妻子的族兄高文浩，高文浩除了符合石迪要求的条件外，还有一个最为有利的条件：他既是戴逢源的姑表弟，又是3团军需官沈锡良、沈锡品的舅表兄。
48年1月下旬，高文浩化装成木炭商人一进营口，找到了沈锡良、沈锡品弟兄，住了两天后平安返回。
1月30日，高文浩二进营口，见到沈家兄弟后，明确提出是受共产党委托而来的，提出要面见戴逢源。沈家兄弟认为没有凭证，不能贸然上门，还是请解放军方面写一封信，再找一个由头进城为好。高文浩认为有理。迅速返回向石迪作了汇报，石迪当即给戴逢源书信一封，又去函盖平县公安局，请他们将盖平县黄泥屯农会扣押的沈锡良、沈锡品的家属释放，让高文浩以护送沈锡品家属的名义再进营口。
2月9日，高文浩带着沈锡品的妻子徐萍及孩子三进营口。到东卡口时，被军警联合稽查处的鹿世棉卡住了，高文浩说是给王团军需官沈锡品送家属的，鹿世棉打电话到戴逢源处查问，戴逢源让沈锡品坐着他的汽车将高文浩一行接进了城。当夜，戴逢源又差夫人来探望表弟妹，言谈中提到戴逢源的一个弟媳在战火中失散，想托高文浩寻找。高文浩答应了。之后，高文浩和沈家兄弟商量，提出想去面见戴逢源并交信，沈锡良不同意，说高文浩与戴逢源多年未见，不知戴逢源的政治态度，万一他翻脸将其扣住就麻烦了，信还是托人转交保险。于是，沈锡良找到了戴逢源的同村好友，现又住在戴逢源处的张志兴，托他把石迪的信交给了戴逢源。
戴逢源看完信后，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表示，只是对张志兴，沈锡品说：“今晚我请高文浩，你们来作陪吧。”
是夜9点，高文浩应约来到戴逢源家。饭饱酒足后，戴逢源把高文浩拉到一个僻静处说：“你转来的信我读了，没写什么，只是讲到潘朔端战场起义后，现在仍然是师长，如我们起义，他们也决不歧视。”
高文浩笑笑：就我的了解，共产党都是说话算话的。
戴逢源沉吟了一下，说：“我的副官张海涛投奔了共产党，如果能找到他，事情会好办得多。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找？”
戴逢源又告诉高文浩，张海涛身上有个证物，是一枚他送的刻有“戴逢源8月15日赠”字样的印章。
高文浩答应尽力帮他找到张海涛。
2月11日，高文浩从营口返回，向石迪汇报情况，恰张海涛也在，自然是人和物证都相符的。石迪让高文浩尽快把沈家兄弟和另几名家属及张海涛的印记速送营口。2月13日，高文浩四进营口，除带着沈家兄弟的几个家属外，还将张海涛的印记盖在一张伪币上带给了戴逢源。戴逢源非常高兴，和高文浩作竟夜长谈，表示除不同意共产党的土改流血斗争外，其他主张都表示拥护。
2月15日，戴逢源又派自己的亲属，原3团上尉连长班海和高文浩一起去见石迪，询问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石迪告诉他：“不缴枪，不编散，不咎以往，不没收私人财产，家属享受解放军家属待遇。”
2月16日，高文浩陪班海五进营口。这一次，带着石迪写给王家善的亲笔信，也带给戴逢源他弟媳已找到的消息。戴逢源非常高兴，帮忙将石迪的信转给了王家善。王家善看完信后，约见了高文浩，之后复信一封，满纸都是寒暄语，唯“翼麟（石迪字）兄聪慧过人，走了一条坦途，将来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语颇为重要。事实上，这也是王家善对起义的基本态度了。
2月19日，高文浩六进营口。这一次，在石迪带给王家善的信中，明确提出了要求确定起义的问题，王家善回信说同意起义，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他又问石迪以何种地位和他商谈，意即要能履行诺言的级别才能谈。
2月20日，高文浩七进营口，石迪在带给王家善的信中告诉他自己是代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谈的，要求他派出正式代表谈判。
至此，高文浩七进营口，顺利完成了我党争取王家善的第58师起义的联络工作。
●王家喜着急地问：“谈得怎么样？”刘凤卓说：“师长下决心吧，免得夜长梦多。”第52军副军长郑明新稀里糊涂当了俘虏。罗荣桓和林彪商量再展开一番政治攻势，林彪乍然吐出两个字：“打炮。”
王家善是准备起义了，接到2月20日石迪的信后，连续两天找戴逢源闭门密谈，定下了起义决心，商定了起义的方法、步骤和谈判的内容、条件及谈判人员等，之后进行了一系列部署。
首先，王家善和戴逢源分别找部分团、营连军官通了气，因这是人心所向之事，再加之他们威之所在，大家都表示愿意跟师长走。接着，王家善又下令警卫连、搜索连加强对师部和师长公馆的警戒，以预防第52军前进指挥所、第3交警总队及东北行辕长官部驻营口的特务机构侦知。这后，王家善确定由刘凤卓和王文祥代表他出城谈判。
2月23日凌晨3点，刘凤卓、王文祥奉命出城，同行的还有高文浩、沈锡良及班海，他们在王文祥家会合后，化装成贩美国火油的老客和伙伴乘马车出城。在城门口被宪兵纠缠良久，到杨家壕时又被我田庄台武工队截住。因沈锡良扮的是车夫，高文浩持有我营口县公安局的通行证，准予放行，而刘凤卓、王文祥、班海却被田庄台武工队扣起来了，一直到沈锡良、高文浩赶到大石桥找到石迪，这才把他们三个接了过去。这时，天快黑了。
晚上，刘凤卓避开王文祥，单独向石迪汇报了工作，他认为王家善对谈判是有诚意的，并建议解放军沿营大公路迫进，造成兵临城下的气势，再给王家善施加一点压力。刘凤卓汇报完后，双方即进入正式会谈。
我方的代表是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参谋长金振中、东北局社会部马明伦及石迪。
会谈开始后，王文祥即代表王家善提出了起义的条件：
一、保证部队编入解放军序列；
二、保证部队的原建制，二年内不得改编；并扩编一个师，配属炮兵连及第3交警总队的武器归这个师使用；
三、保证部队和解放军享受同等待遇；
四、保证部队官兵及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
五、保证对全体官兵既往不咎；准许给以郑明新、李安（第3交警总队总队长）等人资遣处理；
六、部队人员、武器调动时必须经王家善同意，不得干涉其用人权；
七、师长以下军官最低要保持原级原职；
八、起义时间要延至3月下旬；
九、部队起义后希尽快参加解放战争。
接下来，双方代表就起义条件——进行了磋商，大部分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我方代表也否决了其中的第8条和第2、5、6条的部分，指出起义的时间只能以三天为限，因营口早在我军战役计划的必攻之列，整个作战计划的时间不允许拖那么久；至于扩编上个师，既不具备条件，又是我军扩建原则所不允许的；而用人问题，也只能依照我军的组织原则来，不能搞一言堂。另外，放走郑明新、李安更加不可能，因为他们都是顽固的反动军官，且负有血债，必须交我方处理。
对于这些，王文祥、刘凤卓不敢贸然答应，说必须请示王家善才能行。
第一次谈判便这样结束了。
2月24日凌晨，王文祥、刘凤卓返回营口。王家善、戴逢源等已在王公馆等了一夜了。一见面王家善便问：“谈得怎么样？”
刘凤卓和王文祥详细报告了谈判经过和结果，当谈到解放军不同意消灭第3交警总队后给他们编一个师时，王家善明显有些失望，道：“他们连这个条件都不能答应？”
戴逢源急了：“哎哟，我的师长！都什么时候了，还提这个条件！下决心吧，越快越好，别再拖延了。”
王家善不说话，绕着屋子转了一圈，之后问刘凤卓说：“你们以为呢？”
刘凤卓说：“师长下决心吧。我看，由我们解决交謦不太好，也容易出问题，还是让解放军负责为好，我们配合为宜。至于时间问题，我也认为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王文祥也点头同意他的意见。
见状，王家善也就不再坚持了，说：“那就让梁启章起草起义行动计划吧。”
就在这时，班海又送来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就起义问题复电谈判代表的抄件，电文明确答复了四条：
一、凡属第58师在册人员起义后一律既往不咎；
二、部队不遣散，不改编，保持原建制编入解改军序列；
三、不没收官兵的私有财产；
四、起义官兵家属享受解放军家属待遇。
王家善看了电报后，认为与自己提的起义条件相差无几，甚感满意。
当天晚上，刘凤卓和参谋处长梁启章又奉王家善之令出城与解放军第二次谈判。这一次谈判地点选在老边铁路附近的一幢房子里，解放军方面的代表基本是原班人马，唯增加了辽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秀川。
因为有了王家善对解放军代表所提条款的认可，谈判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只有梁启章提道：
“起义时间能不能缓两天？王师长说，22日接到东北行辕的电文，近两天将有一艘军舰保护一只登陆艇来送弹药粮食；26日还有两架飞机空运武器弹药来，是不是等拿到这批武器和物资再行动？”
辽南军区参谋长金振中哈哈一笑：“算啦，蒋大队长是有名的运输大队长，让他再保管几天吧，反正迟早是要送给我们的。”
众皆大笑。
梁启章又说：“最近，交警队内部也动摇得很厉害，王师长要我问问你们，是否争取他们同时起义？”
张秀川摆了摆手说：“交警是戴笠组建起来的心腹部队，靠蒋介石靠得很近，性质和你们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再者，在这个节骨眼上贸然行事，万一不成，很容易造成被动局面。”
梁启章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这后，双方又商定了起义作战的具体计划：
一、起义部队负责警戒、阻击、防备交警总队袭击进攻，负责消灭本防区的军、宪、警等一切反动武装，并负责清除解放军攻城道路上的地雷及障碍物；
二、起义部队撤出后一律沿营大公路向大石桥以东地区集结待命；
三、起义时间定于2月25日晚7时，起义的信号是三颗红色信号弹，起义部队的标记是左臂扎白毛巾，联络信号是红灯，行动口令是胜利——成功；
四、刘凤卓为起义部队联络代表，负责迎接配合解放军攻城部队作战。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先锋是辽南军区苏克之团；
五、起义部队在起义行动开始前，将营口市国民党军政首脑全部逮捕，勿使漏网，交我军处理。同时，为了给王师长创造召开城防会议而逮捕营口市这些军政首脑的条件，解放军攻城部队于25日上午10时发动佯攻，制造紧张气氛；
六、解放军攻城部队分三路进城，一路从起义部队第3团正面接防，直插老爷阁，负责围歼交警总队和第52军前进指挥所守敌；另二路分别从起义部队第1、2团正面接防进城，协助起义部队全歼防区内守敌。
起义作战计划完成后，谈判事宜全告完毕。此时，已是25日凌晨了。
谈判代表返回营口后，王家善立即着手进行紧张的起义部署。
凌晨5时，他把副官处少校副官韩光和警卫连长李殿儒找来，亲自布置了逮捕营口市国民党军政首脑的任务。接着，他又打电话给郑明新。此时，郑明新还躺在热被窝里，睡意朦胧地问：“是谁呢？”
“是我，王家善。”
郑明新睡意依然：“是王师长呀，这么早，有什么急事？”
王家善显出紧张的口吻：“郑副军长，恐怕不好啦。近日共军频频攻城，据空军侦察机通报，在大石桥一带有共军的大部队活动；刚才我又接到一线的报告，牛家屯至太和庄一带前沿有无数共军频繁移动的声响，因天太暗看不清，恐怕是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了。你能不能来一次？”
郑明新的睡意早给惊没了，说：“好吧，我马上就来。”
那边郑明新一答应，这边便通知解放军加紧了佯攻。一时间，枪声如爆豆，炮声阵阵，伴着一阵阵冲杀声传来，似乎真有千军万马发动了攻势。郑明新赶来一看，是不对劲了，问王家善：
“你们能不能挡住共军的进攻？”
王家善微微露出胆怯的神色：“副军长，我们还摸不准敌人的底细，是不是马上开一个城防会议，相互间协调配合一下？”
郑明新自是不疑有它，说！“好吧，下午2点怎么样？就在你们司令部。我通知李安，其他由你通知。”
王家善心中暗喜，说：“好吧。”
郑明新一走，王家善立即在师部召开了连以上军官会议，宣布了起义的决定，并具体下达了各团、营的作战命令！
下午2时，营口市各军政首脑准时来到了第58师司令部，由于有解放军的佯攻作铺垫，整个未露丝毫破绽，通知到了的人全部到齐了。
会议依模依样地举行着。
就在会议进行的途中，副官赵玉珊正带着几名卫士在陪同各军政首脑的警卫人员畅饮，热闹之时，赵玉珊叫警卫排长快点上菜——这正是行动暗号，早已埋伏好的警卫连士兵一涌而入，猝不及防地将20多个军政首脑的警卫人员全部缴械，将其关进了师后院的地下指挥所里。
接着，赵玉珊从容不迫地走进会场，向王家善报告：“师长，行辕董参谋长来电话，叫您去接。”
王家善心一落，知道这些要员们的警卫解决了，但他却故意蹙蹙眉，说：“我正在主持会议，让梁处长去接下吧。”
赵玉珊配合着演戏：“不行，董参谋长一定要您亲自接。”
“哦，什么事这么重要？”
王家善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又吩咐身旁的卫士给在座的长官倒茶，这才走出会场，卫士们果然听吩咐，陆续走进去或点烟或倒茶，殷勤备至，重点则瞄着带枪的几个人。
王家善出会场后，立马命令在对准会场的窗台上架了两挺机枪，之后令赵玉珊和韩光带着早已埋伏好的卫士从门或窗台上冲进去，一声“举起手来”，军政要员们一下懵了！待反应过来，也就只有乖乖举手一途了，唯交警总队长李安想掏枪反抗，一个卫士用枪管在他腰上狠狠捅了一下，说：“不要狗命了是不是？”李安再也不敢动了。这时，一个卫士背了半麻袋绳索进来，一个个将这些面如土色的军政要员们绑了个结实，也押进了地下指挥所。
此际，离起义行动时间还有三个多小时，王家善有些耐不住了，要刘凤卓速与解放军联系，看能否提前起义，刘凤卓当即赶到约定的接头地点——五台子北角。这时，辽南军区独立师苏克之团已进入预定待命位置，刘凤卓见到了苏克之，向他转达了王家善想提前起义的要求。苏克之即用电话报独立师，师首长回答说：“起义时间不变，以避免联络不畅而造成混乱，但我攻击部队可以提前秘密从老爷阁插入市区，做好围歼第3交警总队的准备。”
接令后，苏克之团即由王家善的第58师3团派出的联络员引导，秘密进入市区，和第58师3团交换了防务。
晚7时，三颗红色信号弹从第58师司令部大楼腾空升起。顿时，全城枪声四起，我攻城部队从阳武门至德胜门一线向敌第3交警总队和第52军前进指挥所发动了攻击，敌犹作困兽斗，但由于群龙无首，很快陷入了全面崩溃状态……
晚11时，围歼战斗告结束。
这时，起义部队8000余人也全部辙离营口，集结于大石桥夏家屯了。
报告第58师起义，营口被攻克的电报到达东北野战军总部时，林彪正结束他老僧式的枯坐，面前的作战地图上，东北要地四平被一个显眼的红圈圈住了，林彪手中的红蓝铅笔还重重地戳在收口处。显然，这是林彪“打坐”的结果，于四平，林彪有一种隐痛，以前在那里打过几场恶仗，但每次都不是功德圆满。这一次他是下决心泄恨了。准备集中第1、2、7纵约10个师的强大兵力，再准备集中数百门山炮、野炮、榴炮组成强大炮群，看四平能不能攻下来？
值班参谋见林彪已结束“打坐”，进来向他报告关于营口来电的内容，林彪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值班参谋知道林彪的禀性，这是知道了的意思。
这时，罗荣桓走了进来，用商量的口吻和林彪说：“老林，是不是因势利导，将营口第58师起义的意义广泛宣传一下，从政治上再给敌人一个强大攻势？”
林彪蹙着眉闷了一会，之后乍然吐出两个字：“打炮。”
罗荣桓一时不明所以，就看着林彪。
林彪的话还是那么吝啬：“组织几十门炮，把宣传品打到敌城内和阵地上去。”
罗荣桓笑了，这倒不失为一个好法子。他又告诉林彪：“蒋介石又给东北易将了。”
这种事林彪特敏感：“谁？”
“卫立煌。”
林彪就淡淡地笑了一下，说：“还不及杜聿明，怕是东北的最后一任了。”
也许，对林彪来说，这不是狂妄。自47年冬季攻势以来，国民党军队全部收缩到沈阳、长春、锦州几块尚不足东北面积百分之十的土地上去了，虽然仍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的番号，人数却不足55万，还要加上地方杂牌。而我东北解放军已发展到12个纵队，还有一个炮兵纵队和一个铁道兵纵队，又17个独立师，共计53个师，70万之众，再加上地方部队，约105万人。优劣比较，可谓明显。当然，林彪也清楚东北战场在全国战局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行动将直接影响到全国战略决战的迟早。
“卫立煌是属鼠的，胆小，不会主动找我搏斗，我们围而不打，困死他！”
这就是林彪关于辽沈决战的策略雏形。
蒋介石的一纸命令，驻越滇军第60军于46年4月中旬和第93军一同调往东北战场，这是国民党运至东北的第7个正规军。
隶属60军的潘朔端的184师4月下旬在葫芦岛港登陆。登陆的第二天，即归属新6军指挥，接替新6军的防务：潘朔端率师部和552团驻海城，550团和551团驻大石桥至营口一线，全师像铁路道钉一样钉配在鞍山至大石桥及营口的铁路线上，形同直肠，只有挨打的份。副师长郑祖志视察完防务，禁不住火冒三丈：“妈个×，把老子从越南运到这里来充炮灰，老子不干了！”
潘朔端只有苦笑的份。他刚接到东北长官部的电报：长官部两个少将参议率一支配有双电台的30余人别动队——谍报队将至师部，名为督战，实为监视。
郑祖志更火了：“把他们赶出去！”
“赶？”潘朔端解嘲一笑：“你敢？我敢？连军长也莫奈何呀！”
的确，一至东北，60军3个师便分割完毕，中将军长曾泽生便只有每天坐大黄泥火盆边上边烤边叹气的份了。
“谁叫我们是杂牌呢？”
“杂牌，杂牌，杂他妈的！”
“唉，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对得起龙主席、卢主席啊！”
60军是龙云、卢汉的老班底！
抗日战争一结束，国共两党围绕东北的争夺就开始了；待华北渐趋胶着状态，东北遂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之焦点。
为争取军事上的主动，45年9月至46年5月间，双方各自派出大将精兵奔赴黑土地。
共产党领衔的是抗日名将林彪，主力部队则是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及罗荣桓率领的山东根据地部队近10万人。
国民党领衔的也是一位抗日名将——杜聿明，其部队有第13军、52军、新6军、新1军、71军，及其后来调上去的60军、93军，共计28万余人。
最初的战斗是小规模而零散的，国民党的主要目标是大中城市，共产党的策略方针则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因而，双方的争夺都不以自己的占领目标为忤。至46年4月，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被迫和国民党军队在四平、本溪打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恶战。
四平、本溪之战也是双方谈打中的重要一着。46年4月初，蒋介石就军事调整问题在南京第4届2次国民参政会上称：“军事冲突的调处，只有在不影响主权接收，不影响国家行使行政权力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正因为如此，军事调处东北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在东北受到百般阻挠，停战谈判工作根本无法展开。为粉碎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电令林彪、彭真：“必须阻止蒋军于四平以南，并给以严重之打击，方有利于今后之谈判。”
双方因此投入的兵力达数十万之多。
4月17日，四平之战正式拉开序幕。之后，围绕四平城，双方呈胶着状和拉锯状争夺。至5月18日夜，我军基本完成阻击任务后，秘密撤出四平。
四平之战，历时一个月之久，其惨烈程度，实为中外罕见，有时为了一条街巷的争夺，双方要激战数十次。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四平街巷的每寸土地都涂抹着士兵的血浆。
双方在北满四平激战之时，也是南满敌空虚之际。为增强北进，敌抽调了新6军（欠207师）和71军之88师，南满则仅剩下52军的2个师和60军的184师，且分散在守备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为此，我东北民主联军4纵队发动了鞍海战役。
5月24日，4纵10旅、11旅各一部出击，全部肃清鞍山外围之敌。
5月25日，4纵10旅29团及保安2团向鞍山市内守敌发动主攻，几经激战，市内守敌全部被歼。困守女中的敌马营长率部350余人投诚。
鞍山战斗一告结束，4纵司令部即令10旅30团与保安3团南进海城外围代千户屯，教军场一带与敌保持接触；11旅32团、保安2团北上沙河，大乐电一带与11旅主力会合，阻击北满增援之敌；10旅主力与炮团则于鞍山以南集结。
5月27日至28日，4纵10旅28团、29团及炮团分别向海城开进。
海城之敌已在我囊中。
鞍山战斗结束的当夜，4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接见鞍山战斗中率部投诚的马营长，嘉勉之余，鼓励他再立新功，并托他带一封信给184师师长潘朔端。
潘朔端已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难宁了！
马营长带的信是5月26日转达的，潘朔端看完未置可否。其实，他对此早有考虑，只是此非儿戏，而是关系到自家及数千人身家性命和前途的大事。故到达东北的第二天，他即亲自指定文书王世臣用收发报机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并记录下来，以分析研究国内外形势和国共双方的政治主张和具体政策，从而便于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中作出权衡和选择。前不久，军长曾泽生到师里视察工作时，他也提出了他的疑惑：
“军长，抗日战争打了八年，人民也该休养生息了。可是，老蒋把我们运到这里来打内战，他们又把我们的部队分割使用，这不是想把我们这些杂牌抹掉么？我们要想一个自求生存的主意才行啊！”
曾泽生也是一脸的莫奈何：“老蒋把我们当异己，可我们也不是共产党。夹缝中求生存，一定要冷静，一失足成千古恨。”
可是，没有时间让潘朔端再冷静了！
5月28日黄昏，我4纵10旅炮团主要炮火向海城玉皇山、双山子敌阵地实施重炮轰击，随后28团、30团向两阵地发动猛烈冲击。
19时，30团攻克双山子阵地。
然而，敌军也不是吃素的。玉皇山阵地之敌依仗山顶两个一丈多高的大炮楼和周围40多个地堡及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与鹿寨拚命抵抗，28团进攻受阻，一直到翌日16时，进攻仍无大的进展。这时，后续到达的29团也已进入战斗，一部接替30团的双山子阵地，一部则向铁路西扩展，占领教军场，由城西向东进攻。30团则腾出手来，协助28团进攻玉皇山。是时，重炮齐轰，百号齐鸣，玉皇山守敌顿时乱了阵脚。18时，玉皇山阵地被我攻克。
至此，我28团、29团、30团均已兵临城下，海城守敌岌岌可危！
●海城岌岌可危，潘朔端叹：“这仗没法打了，干脆起义吧。”阵前夜谈判，如愿以偿。蒋介石获知第184师“投敌”，嘴唇颤栗着大骂：“娘希匹的杂种，反了！杂种！”
29日伊始，第184师师部已乱作一团，电台嘀哒声、电话铃声，叫嚷声，来来往往穿梭的人员，把指挥所搅得乌烟瘴气。
下午，海城县县长和东北长官部派来的一个督战员又带着县保安队仓皇退至师部，师部更见乱了。那督战员一见潘朔端，便是一种质问的口吻：“这仗是怎么打的？”
潘朔端正气不打一出来：“你他妈问我我问谁？”
副师长郑祖志见他动怒，忙把他拉到一边，劝道：“师座，何必和这种人动气。”
潘朔端叹口气：“这仗没法打了。我想，干脆起义吧？”
起义？郑祖志一时愣了，良久无语。之后寂寂问：“这事你和军座商量了吗？”
潘朔端摇了摇头。
“那我们单独干，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安全。”
“这倒不一定。再说机会难得，时机一瞬即逝，放过去，我们恐怕就再没有机会了。我们不妨先干，也算给他们闯一条路出来。”
郑祖志沉吟了一会说：“我跟师座走。不过是不是和参谋长他们商量一下”？
“当然！”
潘朔端来找之际，参谋长马逸飞刚收到东北长官部一份措词强硬的电报，令其死守到一人一枪，不准突围，违者军法处治。所以，马逸飞一见潘朔端的面便嚷起来：“师座，他们叫我们送死，这仗没法打了！”
潘朔端避开他的正面质询，问：“你说部队能坚守几天？”
“玉皇山失守了，一天也困难。”
“援军要几天才能到达？”
“陈光斗率182师明晨才出发，须先拿下鞍山，到达这里至少要三天。”
“那我们怎么办？走不得，守不成，有没有第三条路？”
马逸飞从潘朔端的神色中瞧出了倪头：“有！由师座决定，我们唯师座是从！”
和马逸飞商量后，潘朔端旋至552团团部，团长魏瑛正为连日挨打憋着一肚子窝囊气：“师座，怎么办？”
“我还想问你怎么办啦。”
“怎么办？要打就打他娘的，拉出去打个痛快，别窝在这里当铁路警察；要走，也就干干脆脆走他娘的。”
“我就是为这来找你的，我准备走到民主联军那边去。”
魏瑛稍稍一怔，随即问：“想定了吗？”
“想定了，学高树勋。”
“我听你的！”
师团几个头商定以后。潘朔端立即下令软禁了东北长官部派往该师的两个少将督军和执行特别任务的30余人的别动队。
接着，潘朔端又和郑祖志、马逸飞、魏瑛联书一封，派机枪连长高如松、运输连连长陈正富携两名随行人员与我军联系。
当夜23时，高如松、陈正富及两名随行人员着便衣从海城北门城墙上用绳子吊下去，当即被我攻城部队送至纵队前线司令部，提出了他们的起义要求。我纵队经过全面分析，表示同意认定他们的起义，但必须派师一级官长前来商谈。高如松等立马赶回去，不久，184师参谋长马逸飞应约而来，几经协商，达成如下几项：一、把蒋介石派去的军统特务全部抓起来，交给我民主联军第4纵队；二、驻海城的184师部队一律放下武器，迅速撤出海城，到城东析木城集中；三、立即下令给营口、大石桥守敌也举行起义，到析木城集中，由我接防。与此同时，我4纵队司令部派作战参谋邓东负责与184师的联络工作。
5月30日凌晨，海城守军184师师部及552团2700余人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宣布起义。
凌晨6时，184师起义部队撤出海城。
184师师部和552团起义后，按照商定的协议，参谋长马逸飞携潘朔端的亲笔信至大石桥550团敦促起义，但团长杨朝伦因接东北长官部任命为代理师长的密令，故谈而不动。6月2日，我4纵10旅30团在炮火掩护下毅然发起攻击，6月3日10时攻克大石桥，550团团部2、3营被歼。团长杨朝伦被俘。
至此，鞍海战役遂告结束。
184师撤出海城，至达析木城的当日，潘朔端领衔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蒋主席、毛主席、朱总司令、熊主任、杜司令长官、林总司令及全国各界父老钧鉴：
朔端等籍隶云南，少年从军，每以卫护桑梓，救国救民为己任，是以抗战期间，亦曾倍尝艰苦，以期尽国民之天职。抗战胜利，奉命调越南收缴日寇武装。虽背井离乡，远涉异国，但为国家荣誉，个人得失在所不计。惟任务完成后，政府应能体谅全国军民血战8年之艰辛，而予人民休养生息之机公。建国图强，此其时矣。全师同志对此皆抱希望，无不愿以其疆场余生，再为建国之大业竭尽绵薄。惟事与愿违，本师又自安南奉命北上，名曰“接收主权”，实则为进攻中共在东北之武装，且身为中国人，而使用美国武器进行内战，残杀自己同胞，朔端等每念及此，莫不恐愤填胸。近日政府大军云集中满一带，争夺四平，攻占长春。又命本师肃清南满地区之中共武力及一切民主分子，以巩固后方，策应主力胜利北进，朔端等虽身为军人，不能违心相从。且在战斗中与民主联军有所接触，虽在炮火厮杀声中，深感以和平民主之大义相示，俯思东北沦亡14载，人民膏血被敌吸吮殆尽，复何忍心大动干戈，杀人盈野！而今仍战线延长数千里，炮火所及，庐舍为墟，人民流离失所，而国军之征敛，催索仍急如星火，人孰无良，实不忍睹此种惨象，更不忍甘为戎首，而从事此自相残杀生活。因此朔端等思之再三，乃于海城火线上实行反内战起义，决心与民主联军合作到底。并愿自此脱离苦海，不再作此违反良心之内战罪行，不再执行兄弟自残之乱命，而将坚决与一切和平民主人士团结一致，致力于反内战之斗争，愿以此戴罪之身努力争取，以保卫人民利益，而挽救国家危亡。困难虽多，此志不渝，决本初衷，继续奋斗，和平民主之曙光定可呈现于吾人面前。迫切陈词，不胜待命之至。
陆军第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副师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552团团长魏瑛、552团副团长张之尉及全体官兵同叩。
5月31日朱总司令收到通电后，6月6日回电潘朔端及184师全体官兵，称：欣悉兄等反对内战，决心为和平民主事业奋斗到底，义正辞严，无任佩慰。滇军素具光荣民主传统，抗战受降，立功甚伟。不意去冬云南忽遭变故，滇军被迫远道辽宁，以外国武器，自残骨肉，事之可悲，宁可逾此。所幸兄军见义勇为，振臂一呼，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振奋。和平民主，光明在望，尚希共同努力，再接再厉，以竟全功。蒋介石是在南京官邸里获知潘朔端率部“投敌”的，手中的一杯水墩在案上，溅出的水珠将案面弄湿了一大片。他的脸色也是晦青的，嘴唇微微颤栗着骂：
“娘希匹的杂种，反了，杂种！”
蒋介石一急，话便不连贯。不过，也难怪他如此生气，选择如此粗俗的字眼。在他的眼中，历来视杂牌军如异己，几分利用，几分防范，但是，这些“杂种”防不胜防！高树勋、孔从洲（国民党军第38军军长，旧西北军将领，46年5月15日率3个团在河南巩县起义，失利，仅带出两个连），还有这潘朔端，哪个不是“杂种”呢？虽然他们不能从根本动摇他的基业，可这冷不防从他P股上捅刀子的事，确实令他恼火！
“杂种！”
下编
●一受制再受制：少将师长竟受命于上校副师长，桂永清又赏了一个冷脸，营口市长的头衔也给夺去了……王家善寒心透骨：“国民党真是没治了，你在前方流血牺牲，他在后面捅你刀子！”
王家善的暂编第58师也是蒋介石眼中地地道道的“杂种”，它的前身是东北保安部队第4总队，再前身是伪满部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迅速谋取东北，指令潜伏和潜入的敌特分子拉拢东北地下势力，组织地下军，收编伪满部队。其伪满长春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部分师生和已进入长春的地下军收编为东北保安第4总队，和东北保安第2总队一起担任长春的防务。46年4月中旬，解放军东满军区攻占长春，国民党东北保安第2、4总队大部被歼。这时，杜聿明急令少将高参王家善到铁岭收容这两部的残余人员，至4月底，共收容官兵7000余人，重新编为东北保安第4总队。
46年5月初，王家善被正式任命为东北保安第4总队总队长，8月，第4总队改编为第13保安区，王家善任司令。
就在这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向解放军发动了全面进攻，几乎动用了7个正规军在内的全部军队。10月中旬，王家善奉命率部移师凤河、岫岩、应河等地，所部暂编为独立第9师以填补国民党主力因战线太长、兵力分散而造成的空白点，替主力部队站岗放哨，警戒后方兵站和交通线等。在此，王家善又尝够了当“杂种”的滋味。
当时，独立第9师节制于新6军，并直接受制于新6军前进指挥所，而负责新6军前进指挥所的是新6军第14师上校副师长许颖。于是，独立第9师的一切行动都要受许颖支配，王家善这个少将师长亦要听命于许颖这个上校副师长的，这让王家善怒不可遏：
“妈的，老子们是后娘的后娘养的崽！”
然而，无论他怎样吼，却丝毫不能改变他们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
47年春，东北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我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后，国民党军队被迫放弃外围据点，企图采取守兵站、铁路和保存嫡系主力的重点防御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王家善的暂编独立第9师又奉命向辽河以西转移，到营口，发觉营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早已溜之一空，于是，王家善向国民党东北长官部发出请命电报，说营口为东北战略要地，又是辽河东西的交通要道、关内外联络的第二干线，要求独立第9师单独承担防守任务。
其时，杜聿明正被东北地区的局势弄得焦头烂额，收到电报后喜形于色，旋即任命王家善为营（口）大（石桥）地区防守司令兼营口市市长。
4月中旬，独立第9师在营口、大石桥布防完毕。
5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驻辽南部队向营口、大石桥方向发动了第一次攻击，他们以小部兵力牵制营口，主力则对准大石桥，将驻守大石桥的国民党独立第9师第3团打得七零八落，团长戴逢源窜出重围，所部丧失600余人。王家善是感到悲哀了：
“共产党专门找我们这种软柿子捏，国民党或是利用我们消灭共产党，或是利用共产党消灭我们，我们永远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王家善确是有感而发了！
7月7日，东北民主联军驻辽南部队第二次向营口发动攻击，这一次兵力多，火力猛，且有炮兵支援。王家善率部顶了两昼夜，吃不住劲了，向东北长官部请求增援，东北长官部令驻扎在营口、沟帮子间的戴笠所建的特种部队第3交警队出动，可是，当营口激战最酣的时节，交警第3总队却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王家善即派副师长过辽河向第3交警队总队长请求，他们这才派出一个大队，却又以情况不明，没吃饭，疲劳等为借口，拒绝加入战斗。
王家善憋了一肚子气，好在东北民主联军是以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为主，这时主动辙出了战斗，他才避免了进一步求人的难堪。
然而，不管怎样总是有他的气受。这次战斗中，国民党海军“长治号”也受命增援，其一门主炮被解放军摧毁了。时逢国民党海军副司令桂永清到营口视察，见状大发雷霆：
“混帐，谁叫你把军舰开过辽河的？给国家造成了如此重大的损失？”
舰长顺杆儿上，苦丧着脸：“我有什么办法，王师长三番五次请求支援……”
桂永清一听，火气尤甚：“妈的，他算什么东西！竟敢调用老子的舰艇？”
由于此，当王家善请他视察防务并准备设宴招待他时，他一口回绝了，不肯离开舰只半步，让王家善足足吃了一瘪！
王家善骂道：“妈的，他又是什么东西？”
47年7月，独立第9师改为暂编第58师，归属第52军建制，受制于第52军军长覃异之，于是，王家善头上又多了一道紧箍咒。
10月，第52军派少将副军长郑明新率军部搜索营一部至营口，设立了第52军前进指挥所，王家善的城防司令便一下子变成了空架子。
这还不算，不久，王家善的营口市市长头衔又给人强夺过去了，这令王家善特别窝火。
说来，这也的确是令人窝火的事，早在第58师进驻营口前，原营口市少将市长袁鸿逵听说东北民主联军要来打营口，吓得脚下抹油，一溜烟跑到沈阳去了，龟缩了半年多。待他听说东北民主联军两次攻打营口未果，营口又复平静时，他便摇摇摆摆回来了，丝毫不见羞色，对王家善说：
“兄弟叫袁鸿逵，奉熊主任和杜长官来接任营口市市长……”
王家善以为遇上了疯子：“谁任命你的？”
“谁任命的？杜长官！你不知道吧，我和杜长官是黄埔同学，同期同班，又是至友。怎么，你不信？”
说话间，他真得意洋洋地从口袋中摸出一张便笺，是杜聿明写给王家善的，意即让他交出市长一职云云。王家善满面怒色，—下推过去：
“目前，我尚未接到行辕的命令，等接到命令再说吧。”
袁鸿逵冷冷一笑：“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不信你等着瞧！”
果然，当王家善向行辕发电询问时，行辕复电称：“袁鸿逵已回到营口，可将市长兼职交出。”
王家善愤恨至极，把电报撕得粉碎，骂：“危险时杂牌卖命，太平时嫡系作官，妈的！妈的！妈的！”
骂也不顶用，事实上，东北行辕和长官部对第58师早就有防范之心了。还是在8月初，他们便将特种部队交警第3总队调入营口市，部署于老爷阁以西地区，名为共同防守，实则行督战之作用。
与此同时，他们还加强了对第58师组织上的控制。他们知道，第58师中上层军官都是王家善的学生。下层军官则大多是王家善学生的学生，师生关系很紧，地方色彩很浓。于是，东北行辕、长官部和第52军联合下令，以第58师军官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为由，要抽调部分校尉级军官去国民党黄埔军校东北分校干训团受训，并特别强调必须派一部分营、连长去学习。王家善接到命令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吃”我们来了，遂暗中命令各团、营必须选派有把握的营、连长去干训团学习，遗缺空置，等待他们返回，暂时则为副职代理。这招果然管用，去干训团的军官走了不到十天，东北行辕和第52军派来了一大批校尉级军官，王家善不好不要，便把他们统统安排在副官、书记官和编外的位置上，让他们作壁上观。
这一招王家善虽不算输，却寒心：“国民党真是没治了，你在前方流血牺牲，他在后面捅你刀子，这仗能打赢？”
他已对国民党失望了。
●廉荣春谋变，乔遇春横插一杠子，第一次起义流产。王家善打了埋伏。地下党转移策反重心，高文浩七进营口。
46年4月，我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攻克长春后，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工作人员石迪奉命到解放军官中挑选表现好的参加地下工作人员的培养，原东北保安第4总队某营营长廉荣春入选。廉荣春是石迪在伪满军事训练学校的同学，对国民党素有不满，于是，石迪将他介绍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学习，并发展为中共党员，之后复派往王家善部。
王家善任命他为军事训练队长。
廉荣春不负重望，返部后迅速开展了工作，最初吸收了第3团少校团副刘凤卓入党，之后又分别吸收了上尉连长赵百禄、上尉副官张海涛、吴国璋、王明仁等人入党，成立了一个地下党小组，经请示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批准后，就争取王家善展开了具体工作，并寻找策动起义的有利时机。
47年底，东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起义的时机渐渐地显现了。此时，中长路已被人民解放军切断，沈阳、长春之敌陷入孤立状态，离营口最近的陆路据点鞍山也被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第52军军长覃异之等已根本无暇顾及营口了。这正是有机可乘的好时机。
廉荣春、刘凤卓、王明仁、赵百禄、张海涛、吴国璋等人开会研究，决定尽快组织暂编第58师起义。但是，他们认为，王家善虽然对国民党的腐朽有一定的认识，但要他揭竿起义尚待一定时日，然时机不允等待，他们准备采用“兵临城下，内部掏心，先礼后兵，礼兵并用”的方法逼使王家善起义。
这种方法的具体实施方案是：请求解放军辽南军区独立师进逼营口城下，秘密由赵百禄连正面插入老爷阁，分割包围第58师和第3交警总队，然后由赵百禄带队包围师部和王家善公馆，敦促王家善起义，如他不同意，就强迫他下令起义。
方案定下后，廉荣春宣布立即组成起义指挥部，并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廉荣春担任起义总指挥，刘凤卓为副总指挥，赵百禄为突击队长，张海涛负责第3团，吴国璋负责第2团，王明仁则负责联络工作。
然而，当这个方案正由王明仁拿去报东北局批准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突然闯进营口，懵懵然地打乱了起义计划。
这人叫乔遇春，原是东北保安第4总队第11团团长，因在凤城驻防时与新6军发生纠纷被解职，返回老家海城居住，不久，又因共产党政策的感召，径找到东北局社会部的石迪要求工作。石迪因他当过伪满军官学校的学生队长，暂编第58师的大部分少校以下军官都是他的学生，遂派他潜入营口，借助老关系探听一些情况。但这人胆大得可爱，莽撞得也可爱，到营口后便擅自作主，在海上旅馆召集了一些老部下，一个劲地鼓动他们起义。还真有几个人给他说动了，尤其是第3团1营少校营长林春武，雄心勃勃，提出由他带领1营包围师部，并直接出面敦促进而强迫王家善下令起义。
廉荣春他们获知这一情况后，又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都认为这一“霸王硬上弓”有些莽撞，但箭到弦上，不得不发，遂临时决定采纳乔遇春他们的方案，合两股力量为一股。不过，他们又考虑到人多复杂，容易出问题，便确定刘凤卓、赵百禄不参加起义的组织活动，只在暗中按方案起骨干保证作用，以防万一。
果不然，由于乔遇春太过招摇，他的活动被第52军前进指挥所侦知，郑明新一个电话打给王家善：
“王师长，你知道不知道？乔遇春已潜入你师，欲鼓动部队叛乱，你立即逮捕他！”
“是吗？我怎么没发觉？如果他真来捣乱了，看我不剥了他的皮！”
王家善满口的惊讶。其实，他早就知道了乔遇春进城的消息，也正想找他，于是，便派随从副官赵玉珊把他请到了师部，劈面一闷棍：
“行，你行，挖墙脚居然挖到了我的门下！”
乔遇春心里一咯噔，暗叫糟了，但他嘴里仍装迷糊：“师长，怎么啦？嫌我来看您迟了？其实，我早就想来看您的……”
王家善又好气又好笑的，截断他的话：“你别给我玩花花肠子了！你以为我是傻瓜？你这么干，搭上你自己不说，连我也得给搭上！这不，逮捕令下了。”
乔遇春顿显惶恐，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搁。王家善手一划拉：
“算啦，算啦，我还不至于拿你送礼，但你必须立即离开营口，否则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
乔遇春只有心甘情愿地认了。
天黑后，王家善令赵玉珊亲自开车将乔遇春送出哨卡，待乔遇春到达解放区时，这才下达通缉令：“乔遇春奉共产党之命，潜入营口，企图策动兵变，各部队哨卡发现时，立即逮捕。”
这后，王家善又打电话给郑明新报告说，乔遇春的确到了营口，但已经藏匿起来了，现正在搜捕之中。郑明新忙打电话到第58师各哨卡核实，见确有其事，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这一闹，廉荣春他们也紧张了，立即召集刘凤卓、张海涛、吴国璋等开碰头会，确认起义计划已失败，为避免损失，决定将已暴露的廉荣春、张海涛、吴国璋撤出营口，转移到解放区去，刘凤卓、赵百禄则继续潜伏下来。
当夜，廉荣春等三人持第58师通行证从盐警哨卡出了城，到达了解放区，找到了东北局社会部派驻辽南的负责人石迪，汇报了起义失败的经过。
王家善对他们三人的不辞而别未作过深的追究。
有了第一次起义流产的教训，石迪清醒意识到，要策动第58师起义，如廉荣春他们这样采用“内部掏心”而从下往上逼迫王家善起义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从第58师人员的构成来看，始终是封建家庭式的结构，王家善当之无愧占驻着“家长”的地位，故以下迫上，很难令人臣服，且王家善本人也未必买帐。
于是，石迪决定把工作的重点投注到王家善身上。
张海涛又提供道，要促使王家善起义，戴逢源是一个关键人物。
戴逢源是第58师3团团长，是和王家善换过金兰帖的生死之交。他曾多次宣称道：58师的家他也和王家善一样能当，他说的就是王师长说的。王家善听了也不否认。而且戴逢源一家与共产党没有血仇，他的大女儿还是共产党员，且还是石迪介绍入党的，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有利条件。
石迪决定先试试他的态度再说。
通过戴逢源家乡的地方政府出面，石迪物色了戴逢源的表叔赵忠海，请他将自己的一封信带给戴逢源。赵忠海去了，把信交给了戴逢源。戴逢源看完信后什么也没表示，只说：
“信收到了，下回别来了。”
石迪知道时机尚未成熟。
又过了些时日，石迪请营口县公安局副局长马宏权给他介绍一个精明可靠的人，担任争取第58师起文的联络员，马宏权推荐了他妻子的族兄高文浩，高文浩除了符合石迪要求的条件外，还有一个最为有利的条件：他既是戴逢源的姑表弟，又是3团军需官沈锡良、沈锡品的舅表兄。
48年1月下旬，高文浩化装成木炭商人一进营口，找到了沈锡良、沈锡品弟兄，住了两天后平安返回。
1月30日，高文浩二进营口，见到沈家兄弟后，明确提出是受共产党委托而来的，提出要面见戴逢源。沈家兄弟认为没有凭证，不能贸然上门，还是请解放军方面写一封信，再找一个由头进城为好。高文浩认为有理。迅速返回向石迪作了汇报，石迪当即给戴逢源书信一封，又去函盖平县公安局，请他们将盖平县黄泥屯农会扣押的沈锡良、沈锡品的家属释放，让高文浩以护送沈锡品家属的名义再进营口。
2月9日，高文浩带着沈锡品的妻子徐萍及孩子三进营口。到东卡口时，被军警联合稽查处的鹿世棉卡住了，高文浩说是给王团军需官沈锡品送家属的，鹿世棉打电话到戴逢源处查问，戴逢源让沈锡品坐着他的汽车将高文浩一行接进了城。当夜，戴逢源又差夫人来探望表弟妹，言谈中提到戴逢源的一个弟媳在战火中失散，想托高文浩寻找。高文浩答应了。之后，高文浩和沈家兄弟商量，提出想去面见戴逢源并交信，沈锡良不同意，说高文浩与戴逢源多年未见，不知戴逢源的政治态度，万一他翻脸将其扣住就麻烦了，信还是托人转交保险。于是，沈锡良找到了戴逢源的同村好友，现又住在戴逢源处的张志兴，托他把石迪的信交给了戴逢源。
戴逢源看完信后，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表示，只是对张志兴，沈锡品说：“今晚我请高文浩，你们来作陪吧。”
是夜9点，高文浩应约来到戴逢源家。饭饱酒足后，戴逢源把高文浩拉到一个僻静处说：“你转来的信我读了，没写什么，只是讲到潘朔端战场起义后，现在仍然是师长，如我们起义，他们也决不歧视。”
高文浩笑笑：就我的了解，共产党都是说话算话的。
戴逢源沉吟了一下，说：“我的副官张海涛投奔了共产党，如果能找到他，事情会好办得多。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找？”
戴逢源又告诉高文浩，张海涛身上有个证物，是一枚他送的刻有“戴逢源8月15日赠”字样的印章。
高文浩答应尽力帮他找到张海涛。
2月11日，高文浩从营口返回，向石迪汇报情况，恰张海涛也在，自然是人和物证都相符的。石迪让高文浩尽快把沈家兄弟和另几名家属及张海涛的印记速送营口。2月13日，高文浩四进营口，除带着沈家兄弟的几个家属外，还将张海涛的印记盖在一张伪币上带给了戴逢源。戴逢源非常高兴，和高文浩作竟夜长谈，表示除不同意共产党的土改流血斗争外，其他主张都表示拥护。
2月15日，戴逢源又派自己的亲属，原3团上尉连长班海和高文浩一起去见石迪，询问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石迪告诉他：“不缴枪，不编散，不咎以往，不没收私人财产，家属享受解放军家属待遇。”
2月16日，高文浩陪班海五进营口。这一次，带着石迪写给王家善的亲笔信，也带给戴逢源他弟媳已找到的消息。戴逢源非常高兴，帮忙将石迪的信转给了王家善。王家善看完信后，约见了高文浩，之后复信一封，满纸都是寒暄语，唯“翼麟（石迪字）兄聪慧过人，走了一条坦途，将来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语颇为重要。事实上，这也是王家善对起义的基本态度了。
2月19日，高文浩六进营口。这一次，在石迪带给王家善的信中，明确提出了要求确定起义的问题，王家善回信说同意起义，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他又问石迪以何种地位和他商谈，意即要能履行诺言的级别才能谈。
2月20日，高文浩七进营口，石迪在带给王家善的信中告诉他自己是代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谈的，要求他派出正式代表谈判。
至此，高文浩七进营口，顺利完成了我党争取王家善的第58师起义的联络工作。
●王家喜着急地问：“谈得怎么样？”刘凤卓说：“师长下决心吧，免得夜长梦多。”第52军副军长郑明新稀里糊涂当了俘虏。罗荣桓和林彪商量再展开一番政治攻势，林彪乍然吐出两个字：“打炮。”
王家善是准备起义了，接到2月20日石迪的信后，连续两天找戴逢源闭门密谈，定下了起义决心，商定了起义的方法、步骤和谈判的内容、条件及谈判人员等，之后进行了一系列部署。
首先，王家善和戴逢源分别找部分团、营连军官通了气，因这是人心所向之事，再加之他们威之所在，大家都表示愿意跟师长走。接着，王家善又下令警卫连、搜索连加强对师部和师长公馆的警戒，以预防第52军前进指挥所、第3交警总队及东北行辕长官部驻营口的特务机构侦知。这后，王家善确定由刘凤卓和王文祥代表他出城谈判。
2月23日凌晨3点，刘凤卓、王文祥奉命出城，同行的还有高文浩、沈锡良及班海，他们在王文祥家会合后，化装成贩美国火油的老客和伙伴乘马车出城。在城门口被宪兵纠缠良久，到杨家壕时又被我田庄台武工队截住。因沈锡良扮的是车夫，高文浩持有我营口县公安局的通行证，准予放行，而刘凤卓、王文祥、班海却被田庄台武工队扣起来了，一直到沈锡良、高文浩赶到大石桥找到石迪，这才把他们三个接了过去。这时，天快黑了。
晚上，刘凤卓避开王文祥，单独向石迪汇报了工作，他认为王家善对谈判是有诚意的，并建议解放军沿营大公路迫进，造成兵临城下的气势，再给王家善施加一点压力。刘凤卓汇报完后，双方即进入正式会谈。
我方的代表是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参谋长金振中、东北局社会部马明伦及石迪。
会谈开始后，王文祥即代表王家善提出了起义的条件：
一、保证部队编入解放军序列；
二、保证部队的原建制，二年内不得改编；并扩编一个师，配属炮兵连及第3交警总队的武器归这个师使用；
三、保证部队和解放军享受同等待遇；
四、保证部队官兵及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
五、保证对全体官兵既往不咎；准许给以郑明新、李安（第3交警总队总队长）等人资遣处理；
六、部队人员、武器调动时必须经王家善同意，不得干涉其用人权；
七、师长以下军官最低要保持原级原职；
八、起义时间要延至3月下旬；
九、部队起义后希尽快参加解放战争。
接下来，双方代表就起义条件——进行了磋商，大部分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我方代表也否决了其中的第8条和第2、5、6条的部分，指出起义的时间只能以三天为限，因营口早在我军战役计划的必攻之列，整个作战计划的时间不允许拖那么久；至于扩编上个师，既不具备条件，又是我军扩建原则所不允许的；而用人问题，也只能依照我军的组织原则来，不能搞一言堂。另外，放走郑明新、李安更加不可能，因为他们都是顽固的反动军官，且负有血债，必须交我方处理。
对于这些，王文祥、刘凤卓不敢贸然答应，说必须请示王家善才能行。
第一次谈判便这样结束了。
2月24日凌晨，王文祥、刘凤卓返回营口。王家善、戴逢源等已在王公馆等了一夜了。一见面王家善便问：“谈得怎么样？”
刘凤卓和王文祥详细报告了谈判经过和结果，当谈到解放军不同意消灭第3交警总队后给他们编一个师时，王家善明显有些失望，道：“他们连这个条件都不能答应？”
戴逢源急了：“哎哟，我的师长！都什么时候了，还提这个条件！下决心吧，越快越好，别再拖延了。”
王家善不说话，绕着屋子转了一圈，之后问刘凤卓说：“你们以为呢？”
刘凤卓说：“师长下决心吧。我看，由我们解决交謦不太好，也容易出问题，还是让解放军负责为好，我们配合为宜。至于时间问题，我也认为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王文祥也点头同意他的意见。
见状，王家善也就不再坚持了，说：“那就让梁启章起草起义行动计划吧。”
就在这时，班海又送来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就起义问题复电谈判代表的抄件，电文明确答复了四条：
一、凡属第58师在册人员起义后一律既往不咎；
二、部队不遣散，不改编，保持原建制编入解改军序列；
三、不没收官兵的私有财产；
四、起义官兵家属享受解放军家属待遇。
王家善看了电报后，认为与自己提的起义条件相差无几，甚感满意。
当天晚上，刘凤卓和参谋处长梁启章又奉王家善之令出城与解放军第二次谈判。这一次谈判地点选在老边铁路附近的一幢房子里，解放军方面的代表基本是原班人马，唯增加了辽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秀川。
因为有了王家善对解放军代表所提条款的认可，谈判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只有梁启章提道：
“起义时间能不能缓两天？王师长说，22日接到东北行辕的电文，近两天将有一艘军舰保护一只登陆艇来送弹药粮食；26日还有两架飞机空运武器弹药来，是不是等拿到这批武器和物资再行动？”
辽南军区参谋长金振中哈哈一笑：“算啦，蒋大队长是有名的运输大队长，让他再保管几天吧，反正迟早是要送给我们的。”
众皆大笑。
梁启章又说：“最近，交警队内部也动摇得很厉害，王师长要我问问你们，是否争取他们同时起义？”
张秀川摆了摆手说：“交警是戴笠组建起来的心腹部队，靠蒋介石靠得很近，性质和你们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再者，在这个节骨眼上贸然行事，万一不成，很容易造成被动局面。”
梁启章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这后，双方又商定了起义作战的具体计划：
一、起义部队负责警戒、阻击、防备交警总队袭击进攻，负责消灭本防区的军、宪、警等一切反动武装，并负责清除解放军攻城道路上的地雷及障碍物；
二、起义部队撤出后一律沿营大公路向大石桥以东地区集结待命；
三、起义时间定于2月25日晚7时，起义的信号是三颗红色信号弹，起义部队的标记是左臂扎白毛巾，联络信号是红灯，行动口令是胜利——成功；
四、刘凤卓为起义部队联络代表，负责迎接配合解放军攻城部队作战。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先锋是辽南军区苏克之团；
五、起义部队在起义行动开始前，将营口市国民党军政首脑全部逮捕，勿使漏网，交我军处理。同时，为了给王师长创造召开城防会议而逮捕营口市这些军政首脑的条件，解放军攻城部队于25日上午10时发动佯攻，制造紧张气氛；
六、解放军攻城部队分三路进城，一路从起义部队第3团正面接防，直插老爷阁，负责围歼交警总队和第52军前进指挥所守敌；另二路分别从起义部队第1、2团正面接防进城，协助起义部队全歼防区内守敌。
起义作战计划完成后，谈判事宜全告完毕。此时，已是25日凌晨了。
谈判代表返回营口后，王家善立即着手进行紧张的起义部署。
凌晨5时，他把副官处少校副官韩光和警卫连长李殿儒找来，亲自布置了逮捕营口市国民党军政首脑的任务。接着，他又打电话给郑明新。此时，郑明新还躺在热被窝里，睡意朦胧地问：“是谁呢？”
“是我，王家善。”
郑明新睡意依然：“是王师长呀，这么早，有什么急事？”
王家善显出紧张的口吻：“郑副军长，恐怕不好啦。近日共军频频攻城，据空军侦察机通报，在大石桥一带有共军的大部队活动；刚才我又接到一线的报告，牛家屯至太和庄一带前沿有无数共军频繁移动的声响，因天太暗看不清，恐怕是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了。你能不能来一次？”
郑明新的睡意早给惊没了，说：“好吧，我马上就来。”
那边郑明新一答应，这边便通知解放军加紧了佯攻。一时间，枪声如爆豆，炮声阵阵，伴着一阵阵冲杀声传来，似乎真有千军万马发动了攻势。郑明新赶来一看，是不对劲了，问王家善：
“你们能不能挡住共军的进攻？”
王家善微微露出胆怯的神色：“副军长，我们还摸不准敌人的底细，是不是马上开一个城防会议，相互间协调配合一下？”
郑明新自是不疑有它，说！“好吧，下午2点怎么样？就在你们司令部。我通知李安，其他由你通知。”
王家善心中暗喜，说：“好吧。”
郑明新一走，王家善立即在师部召开了连以上军官会议，宣布了起义的决定，并具体下达了各团、营的作战命令！
下午2时，营口市各军政首脑准时来到了第58师司令部，由于有解放军的佯攻作铺垫，整个未露丝毫破绽，通知到了的人全部到齐了。
会议依模依样地举行着。
就在会议进行的途中，副官赵玉珊正带着几名卫士在陪同各军政首脑的警卫人员畅饮，热闹之时，赵玉珊叫警卫排长快点上菜——这正是行动暗号，早已埋伏好的警卫连士兵一涌而入，猝不及防地将20多个军政首脑的警卫人员全部缴械，将其关进了师后院的地下指挥所里。
接着，赵玉珊从容不迫地走进会场，向王家善报告：“师长，行辕董参谋长来电话，叫您去接。”
王家善心一落，知道这些要员们的警卫解决了，但他却故意蹙蹙眉，说：“我正在主持会议，让梁处长去接下吧。”
赵玉珊配合着演戏：“不行，董参谋长一定要您亲自接。”
“哦，什么事这么重要？”
王家善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又吩咐身旁的卫士给在座的长官倒茶，这才走出会场，卫士们果然听吩咐，陆续走进去或点烟或倒茶，殷勤备至，重点则瞄着带枪的几个人。
王家善出会场后，立马命令在对准会场的窗台上架了两挺机枪，之后令赵玉珊和韩光带着早已埋伏好的卫士从门或窗台上冲进去，一声“举起手来”，军政要员们一下懵了！待反应过来，也就只有乖乖举手一途了，唯交警总队长李安想掏枪反抗，一个卫士用枪管在他腰上狠狠捅了一下，说：“不要狗命了是不是？”李安再也不敢动了。这时，一个卫士背了半麻袋绳索进来，一个个将这些面如土色的军政要员们绑了个结实，也押进了地下指挥所。
此际，离起义行动时间还有三个多小时，王家善有些耐不住了，要刘凤卓速与解放军联系，看能否提前起义，刘凤卓当即赶到约定的接头地点——五台子北角。这时，辽南军区独立师苏克之团已进入预定待命位置，刘凤卓见到了苏克之，向他转达了王家善想提前起义的要求。苏克之即用电话报独立师，师首长回答说：“起义时间不变，以避免联络不畅而造成混乱，但我攻击部队可以提前秘密从老爷阁插入市区，做好围歼第3交警总队的准备。”
接令后，苏克之团即由王家善的第58师3团派出的联络员引导，秘密进入市区，和第58师3团交换了防务。
晚7时，三颗红色信号弹从第58师司令部大楼腾空升起。顿时，全城枪声四起，我攻城部队从阳武门至德胜门一线向敌第3交警总队和第52军前进指挥所发动了攻击，敌犹作困兽斗，但由于群龙无首，很快陷入了全面崩溃状态……
晚11时，围歼战斗告结束。
这时，起义部队8000余人也全部辙离营口，集结于大石桥夏家屯了。
报告第58师起义，营口被攻克的电报到达东北野战军总部时，林彪正结束他老僧式的枯坐，面前的作战地图上，东北要地四平被一个显眼的红圈圈住了，林彪手中的红蓝铅笔还重重地戳在收口处。显然，这是林彪“打坐”的结果，于四平，林彪有一种隐痛，以前在那里打过几场恶仗，但每次都不是功德圆满。这一次他是下决心泄恨了。准备集中第1、2、7纵约10个师的强大兵力，再准备集中数百门山炮、野炮、榴炮组成强大炮群，看四平能不能攻下来？
值班参谋见林彪已结束“打坐”，进来向他报告关于营口来电的内容，林彪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值班参谋知道林彪的禀性，这是知道了的意思。
这时，罗荣桓走了进来，用商量的口吻和林彪说：“老林，是不是因势利导，将营口第58师起义的意义广泛宣传一下，从政治上再给敌人一个强大攻势？”
林彪蹙着眉闷了一会，之后乍然吐出两个字：“打炮。”
罗荣桓一时不明所以，就看着林彪。
林彪的话还是那么吝啬：“组织几十门炮，把宣传品打到敌城内和阵地上去。”
罗荣桓笑了，这倒不失为一个好法子。他又告诉林彪：“蒋介石又给东北易将了。”
这种事林彪特敏感：“谁？”
“卫立煌。”
林彪就淡淡地笑了一下，说：“还不及杜聿明，怕是东北的最后一任了。”
也许，对林彪来说，这不是狂妄。自47年冬季攻势以来，国民党军队全部收缩到沈阳、长春、锦州几块尚不足东北面积百分之十的土地上去了，虽然仍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的番号，人数却不足55万，还要加上地方杂牌。而我东北解放军已发展到12个纵队，还有一个炮兵纵队和一个铁道兵纵队，又17个独立师，共计53个师，70万之众，再加上地方部队，约105万人。优劣比较，可谓明显。当然，林彪也清楚东北战场在全国战局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行动将直接影响到全国战略决战的迟早。
“卫立煌是属鼠的，胆小，不会主动找我搏斗，我们围而不打，困死他！”
这就是林彪关于辽沈决战的策略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