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六卷）

第17章 谁盗走了“北京人”

　　林斐

　　今年五十岁的周久耕是农民的儿子，从基层走上领导岗位。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挖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当时年轻的中国学者裴文中手捧刚刚挖出的头盖骨化石，被后来考古学正式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将人类自身历史整整提前了五十万年。

　　周口店的惊人发现，震动了全世界。

　　就在周口店考古发掘工作进入黄金时期的时候，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考古工作被迫停止。五个出土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被存放进了美属北京协陕西在挖祖坟姚於和医院，由中美学者共同创建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负责保管。上千年来，大唐帝国一直是世界史上的重要奇迹，关于大唐帝国，有许多留存后世的人文见证物。比如十八座恢弘的大唐帝王陵。

　　作为帝王们的长眠之地，大唐帝王陵已经在关中平原矗立了上千年。这些庞大的陵山群，横跨了渭河北岸六座县城：乾县、礼县、泾阳、三原、富平、蒲城。陵山绵亘，长达数百里……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一条让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十八座唐王陵正在面临着灭顶之灾。唐十八陵惨遭破坏，人们愤怒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不知道我们陕西人还要不要祖宗？！

　　尽管在唐末五代时期，唐十八陵因为战乱和挖盗遭到严重破坏。但随后的历朝历代，人们都对它极为呵护：宋太祖登基后，曾下诏进行全面修缮，并为每座皇陵令人遗憾的定陵发掘高蒙河重新下葬龙袍两件，以表示尊敬；从明洪武三年开始，朱元璋每年必派专员前考古结果无不伴随着遗憾，而遗憾总是出现在考古发现之中或之后。倘若像国外评选最差电影那样，如果评选中国考古发现史上最大的遗憾，估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把发掘定陵排在首位。

　　发掘定陵是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偶然选择，但却是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必然结果。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合葬的陵寝，位于北京市北部昌平一片山谷中的十三陵陵区。定陵的主人万历皇帝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也是一位到今天都很神秘的皇帝。他十岁继位，二十二岁开始修建自己未来的寿宫，多次亲临陵址现场督察。陵寝在六年后建成，他却在紫禁城中度过了三十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几乎从不上朝，也从不理政，直到长眠于这一座闲置了三十年的地下宫殿。皇帝的地下玄宫是什么样子？著名的《永乐大典》是不是陪葬在永乐皇帝的陵寝里？这样那样的疑问一直吸引着人们，也困扰着像明史专家吴晗那样的学者们，总想探个究竟。

　　我们“地大物博”吗？

　　高强一九五五年十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先生作为发起者，联合了当时的目前，我国共有煤炭、森工、石油等各类资源型城市一百一十八个，其中煤炭城市六十三座、有色金属城市十二座、黑色冶金城市八座、石油城市九座。然而一些城市的定语由富含资源变成了资源枯竭。

　　二〇〇八年，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共有十二个城市。

　　二〇〇九年三月，又有三十二个城市被列入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

　　全国一千零十个大中型矿山资源潜力调查，结果表明，六百多座成为储量逐年萎缩的危机矿山，占了近63%。

　　不仅仅是这些资源城市，一些经济大市面临着的是另外一种资源困境。

　　北京，成为了世界上最缺水的大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为领导人特制服装八分之一，世界水平的三十分之一。

　　从上世纪初革命先驱孙中山试制第一件“中山装”开始，每个时期的“国服”都随着党政领袖要表达的“革命”诉求而相应作出改变。可以说，来自社会底层的裁缝们用刀剪针线，在一代代党政领导人的衣服上“记载”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流变。

　　而北京市最后仅存的一家国营服装企业——红都服装集团，作为大陆最早的领导人制衣特供部门，见证了中共建政后的服饰政治变迁，也几乎独享了为领导人制衣的政治光环。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在日本横滨的中国城，向封建帝制“开了改革的第一枪”，即废除长袍马褂，“尽易旧装”。

　　孙中山将创制中国新服装的意图传达给日本服装界的华侨后，华侨们采用西装造型和制作技术，参照日本学生装、士官服和铁路工人的制服，融入中国服饰文化传统，依据中国人的体型、气质和社会生活新动向，试制出了后世以“中山”命名的中山装。

　　这种中山装，直翻领，装有附代盖的四贴袋。袋盖做成倒山字形笔架式，称为“笔架盖”，象征着中国民主革命要重用知识分子。胸前原先是七粒纽扣，后来把门襟的七粒钮扣改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袖口四粒钮扣改为三粒，象征三民主义。

　　一九二九年，中山装被国民政府定为“礼服”，所有政府工作人员以之为工作制一个北漂艺人之死徐滔服—大小官员无差别，以示与封建制度下的阶级差别有别。而后来的革命者，刘旭是一个曾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趴活”的群众演员，是一位北漂艺人。他有着一对大大的眼睛，一副浓浓的眉毛，一张圆圆的脸，充满男子汉的英气。但当我看到他的照片时，他已经悄然离开人世。

　　刘旭是一位在北京漂泊的东北艺人，以在娱乐场所“走穴”演出为生。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日，他的尸体在一家高档娱乐场所的消防水井中被发现。随后公安部门认定，他属于溺水死亡。可是刘旭为什么会在俱乐部的消防水井中溺水而死？他当晚在这家俱乐部里都遭遇了些什么？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死亡一直蒙着一层层神秘的谜团。

　　在北漂艺人的圈子里，许多人都认识刘旭。他是辽宁人，出生于一九八〇年三月。他的父亲是一名坦克兵，母亲是一家工业设备安装厂的工人。刘旭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上小学的时候，他常常在班里世界每年有多少种语言在消失？

　　[英]杰西卡·威廉姆斯和学校参加演出，做联欢会的节目主持人。他十二岁的时试想，你是最后一个讲英语的人，你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懂得你所说的这种语言。因为再也不会有人对你的孩子们讲这种语言，因此你会觉得把它教给你的孩子们毫无意义。试想一下，这种语言消失后你的感受：所有不能翻译的英语谚语和俚语，例如a stiff upper lip（谚语，意思是：面对困难或危险而能表现得坚定沉着）、a stitch in time（谚语，意思是：一针不缝九针难补，及时处理事半功倍）、a New York minute（俚语，指一段很短暂或快速的时间），都将消失。也不会再有人唱“咩咩！黑羊叫”和“编一个玫瑰花环”的英文歌了。所有那些与之有关的历史和文化的记忆线索都将消失。

　　世界上目前有六千多种语言，其中至少有一半属于濒危语种。这些语种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逐渐消失。事实上，有位科学家曾指出语言种类的消失比鸟类和哺乳类动物消失的形势更为严峻。东英格兰大学史蒂夫·苏泽兰教授计算得出，过去的五百年中，百分之四点五的语言已消失——鸟类消失的比例是百分之一点三，哺乳类是百分之一点九。

　　其中三百种语言的使用者超过一百万人。汉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使用者最多。有十种主要的语言是世界上半数人的母语。但是有六千种语言会的人不多——因此全球有一半的语言其使用者很少。

　　语言，就像人类的其他表现形式一样，出现又消失了，数千种语言没有留下任何存在过的痕迹。只有少数几种语言，例如巴斯克语、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拉丁语，曾经在历史上持续存在了两千多年。现在这些语言消失的进程似乎越来越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世界上每年有十种语言在消失。

　　世界语言目录《民族语》指出，有四百十七种语言说的人很少，濒临灭亡；目前只有一人会说喀麦隆洛人的语言，仅有一人懂俄勒冈的克拉玛斯语，只有瑞典和挪威的一小部分人会说萨米皮提阿语（SammiPite）。

　　那些曾在偏远地区存在的语言，在同外部世界扩大接触的情况下，现在几乎都消失了。讲国际通用的语言，肯定会对于那些希望通过交流赢得更多发展机会的人们有所帮助。结果，他们可能还没意识到他们还没有把自己的母语教给孩子们。

　　语言在人们迁移的过程中也可能会消失，比如当人们从一个偏远的小村搬迁到一个大都市，或是当他们的生存环境被石油勘探等行为破坏时。自然灾难在夺走人们的生命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们的语言，比如印尼马鲁古群岛仅存五十人会说堡罗希语（paulohi），他们在一次地震引发的海啸中全部丧生。

　　政府对于语言的消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指定了官方语言的国家，官方语言将成为人们教育孩子们的教学用语，成为执行政策法规的语言，也是商人们的工作语言，这样将对许多小语种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澳大利亚禁止土著居民讲他们自己的语言，当时土著语言有四百多种。据“世界濒危语言地图”报道，现在当地只有二十五种土著语言存在。

　　如果一种语言消失了，又会有什么跟着消失呢？有些人认为语言的消失只是物种不断进化的一个标志，在提倡交流的时代，语种同一化只是进化的一个负面影响而已。很显然，如果全球都使用同一种语言，那将多么方便——有些行业已经体现了这一点，比如英语已成为飞行员和航空管理人员的必学语言。但是，这种便利带来的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语言的消失，这种语言反映的生活方式和系统知识也可能随之消失。复杂的宗教仪式，口耳相传的历史也会随之消亡。世代积累的有关植物、动物和环境的知识也将停止传递。人类独具的描述周围事物的天赋及丰富的创造力也将变得越来越贫乏。

　　简而言之，语言表明了我们的身份和地域特色。新西兰的一位毛利语老师安妮·若西西总结道：“如果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说本族语言，将不知道自己是谁。”

　　人们甚至还可以让一种已经消失的语言恢复生机。在公元二百年左右，古希伯来语曾一度被禁止使用，但是后来犹太人把它当成“神圣的语言”又开始使用。在十九世纪晚期，本·耶胡达发起了复兴运动，他的目标是重创希伯来语，使它成为犹太人的语言。创造新语言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当犹太人返回他们的家园时，将使用同一种语言。本·耶胡达还自创了上千个词语，并鼓励大家在家和学校都讲希伯来语。目前希伯来语的使用者有五百多万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一是以色列人。

　　人们似乎开始明白失去语言意味着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倡导语言多元化，鼓励人们保护文化遗址和有民族特色的公园，同时还鼓励人们保护无形的文化资产。语言处的主任约瑟夫·波斯建议每个人应至少学会“三种语言”——母语、“临近国家”的语言和国际语言。甚至我们还可以在学校教授濒危语言，从而创造一个挽救语言的体系。

　　现在才开始挽救那些只有几个人使用的语言也许太迟了。因为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已经老了，而且因为用得少，很多以前知道的词语现在都已经忘了。但是这似乎是我们认识这些语言的最后机会，也是我们挽回损失的第一步。

　　候，父母由于感情不合离婚了。父亲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他们母子，孑然一身离开了家。

　　在母亲的呵护下，刘旭一天天长大。刘旭天生就有艺术细胞：他不但擅长唱歌和表演，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就自己作词作曲，写出了第一首歌。

　　刘旭始终不能忘记父亲，在可以靠表演挣到钱的时候，刘旭重新找到了父亲。虽然父亲不肯再踏入他们的家门，但逢年过节，他会去看望父亲，平时父子间也时不时通个电话。

　　二〇〇三年，二十三岁的刘旭怀揣梦想，来到北京寻找发展机会。刚来北京的时候，因为找不到演出机会，刘旭常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趴活”。不论春夏秋冬，北影厂门口总聚集着许多像刘旭一样追求艺术梦想的人，当年，王宝强就是其中的一位。为了渺茫的成功机会，也为了挣点儿饭钱，刘旭经常一早就守在北影厂门口，直到天黑才离去。

　　一个初冬的早上，他刚走到北影厂门口，就看见旁边有几辆中巴车，一个光头的人正招呼等在那里的一些人排队上车。“去哪里呀？”“去拍外景！”刘旭一听就上车了。

　　中巴车把刘旭和其他人被拉到了距北京城几十公里外的荒郊，负责服装道具的人让大家脱下厚厚的外套，穿上又薄又脏的戏服。刘旭和一群年轻的小伙子扮演土匪，其他人扮演老百姓。导演说，今天拍的是一个战乱时期的大场面，“老百姓”在前面的荒地里和山丘上“四散逃跑”，“土匪”在后面追撵。

　　刘旭和同伴们在高低不平的荒地里拼命奔跑，初冬的北京已经非常寒冷，郊外的风吹得只穿着单薄戏服的他们直打哆嗦，导演不喊过，他们就得一遍又一遍重来。同伴们不停地埋怨，而刘旭没有，他的心被拍电视剧的新奇和喜悦填得满满的。等中巴车把他们送回北影厂门口时，天已经黑了。那个光头给每人发了二十元钱，有的人不满意，跟他大声争吵起来。刘旭才知道，光头和剧组的人熟悉，负责“组织”大家去演戏，然后从中扣钱获利。

　　除了偶尔拍戏，刘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失落中度过的。北影厂门口每天都有几百人等活，剧组每次需要的也不一样，不是每次都能挑中他。而且拍一次戏，只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于是，吃饭就成了问题，住宿则更是个难题。在北京，这两项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这批北影厂外的特殊人群，就这样挣扎着。刘旭住过地下室，吃的是卖给工地民工的盒饭——这种盒饭最便宜；也挨过饿，一整天就吃一个馒头。后来他在离北京城区二十公里外的大兴郊区，租下了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旧平房。为了工作，每天都要花两个小时倒三次公共汽车，辗转奔波到城里。

　　刘旭坚持了下来，并渐渐有了一些人际关系。二〇〇五年，他认识了在北京某演艺俱乐部担任主持人的牛丽。牛丽经常介绍一些艺人去俱乐部演出，这些艺人多数都是北漂一族。

　　牛丽和刘旭非常聊得来，为了帮助刘旭，她给刘旭提供了不少演出机会。慢慢地刘旭不用再去北影厂趴活了，固定在牛丽工作的俱乐部里担任歌手。每天晚上八点，俱乐部都会安排一场热闹的演出，有模特表演、人蛇共舞，还有主持人幽默的“脱口秀”表演。最初，刘旭在这儿的工作是一些串场演出，也就是最初级的“跑龙套”：在一段热闹的表演结束后，他穿插着给客人唱几首歌，缓解一下客人的心情。虽然不是什么重要表演，工资却长了不少，每个月都能拿到二千多块钱。

　　从此，刘旭算是踏进了半个演艺圈，至少身边接触的朋友都是在俱乐部里演出的。没多久，刘旭有了女朋友，叫李馨，也是从东北来京闯荡的年轻人。李馨性格外向，擅长交际，经常穿梭于北京大大小小的演出俱乐部之间。这种到处演出的举动，在圈内叫做“走穴”、“赶场”，谁走的穴多，就说明谁的能力大，收入也越高。刘旭认识李馨时，正赶上李馨在这家俱乐部里跳舞，两个经历相同的年轻老乡一见面，就有了志同道合的感觉。

　　在俱乐部这种“小演艺圈”里，人际关系尤为重要，一些朋友找到了新的演出机会，没准儿就能帮身边的朋友一把。刘旭通过李馨和朋友的介绍，增加了不少演出机会，他的艺术才华更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刘旭打算签一家演艺公司，做一名真正的艺人。但是刘旭到演艺公司一打听才知道，像自己这种丝毫没有名气的艺人，是需要自己拿包装费的，最起码也得一百万。

　　母亲孙容从来都是刘旭最坚定的支持者。可是，刘旭这几年的积蓄，再加上孙容半辈子的积蓄，只够五十万这个数字的零头。刘旭找过父亲商量签约的事儿，父亲也愿意帮忙，但是父亲五十多岁下了岗，把全部存款拿出来，也只是杯水车薪。

　　签约不行，刘旭想到了进修。二〇〇六年五月底，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招生了，刘旭也报了名。但考试当天，他看到电影学院里里外外黑压压挤了上千人，就感觉希望渺茫。

　　他跟身边的考生一聊，发现不少人都有专业基础，或有提琴、钢琴、萨克斯管等音乐特长。他们都做了精心准备，并经过专业老师的辅导。刘旭看看自己，没有专业基础，没有什么独特的专长，没有背景，没有根基，没有钱，条件显然差得很远。

　　他连考场的门都没进就离开了。

　　经过这两次经历，刘旭的心又回到了从前。他安下心来继续在京城各个娱乐场所间奔波，去演出，去挣钱，去寻找也许会遇到的成功机会。

　　在北京打拼的这几年，刘旭在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尝试过各种角色。他唱歌，给人伴舞，演小品，做主持人，他的机智和幽默赢得了不少人气。做主持人的收入比较高，一般一场演出有近五百元，这让他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为了让母亲住得舒服一些，刘旭退掉了大兴的平房，另租了一处离市区比较近的一室一厅。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一位朋友给刘旭打来电话，说某俱乐部的一位演员临时有急事，晚上无法出演，舞台总监让他推荐个替代的演员，问刘旭可不可以晚上去赶个场。刘旭一口答应了下来。他很高兴，因为这家俱乐部是京城知名的高档商务会所，不少商务人士都在那里谈生意、休闲，以前他还没有机会到这里表演，希望通过这次“救场”，能让自己今后多一条演出的渠道。下午六点，刘旭吃过晚饭，洗了澡，往手提包里装好了演出服和伴奏带。

　　出家门时，他亲亲热热地对母亲说：“妈，我去一个俱乐部演出，唱几首歌就回来。您甭惦记，我十一点前一定到家！”

　　可是当晚，刘旭却没有出现在这家俱乐部的舞台上。

　　刘旭离奇失踪了。

　　接到刘旭失踪的消息，孙家的亲戚赶到了北京。他们穿街走巷散发寻人启事，还在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六天寻人广告。孙容和亲属们连刘旭可能路过的下水井都看过（他们却没有想到刘旭会在另一口水井里）。所有能找的地方全找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最终还是没有刘旭的消息。

　　二〇〇七年五月中旬，北京的天气开始转热。五月二十日，一个晴朗的日子，这家俱乐部的一名管道工对位于俱乐部后部演员通道一侧的消防水井进行检查。打开井盖，竟然看见井里泡着一具尸体！管道工吓坏了，一失手，井盖磕在地上，碎成了几块。

　　当即，俱乐部向派出所报了案。

　　警方经过比对，发现这具男尸和两个月前孙容报案时所称男子的体貌特征十分相似。经过调查，确定死者就是刘旭。在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四日这天晚上，这家俱乐部并没有发生过打架等治安事件，警方经过调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没有刑事立案。

　　二〇〇七年九月三日下午二点，法庭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刘旭的小姨孙芹和聘请的律师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出庭。被告俱乐部委派了一位律师出庭。旁听席上，坐着至少二十家媒体的记者。记者们关注刘旭疯了的母亲，关注此案的审理结果，更关注法庭能否搞清楚刘旭的死亡之谜。

　　原告律师首先进行陈述。原告律师说：“警方对刘旭死亡的调查结果，认定刘旭是失足掉进消防水井中溺水死亡，这是由于该俱乐部的管理疏漏所造成的。刘旭接到演出工作后，到达了俱乐部，他准备从俱乐部后边的演员通道走进后台。在演员通道旁边有一座假山，假山前挂着一个门帘，门帘不远处就是消防井。但因为是第一次去这家俱乐部，再加上当天是晚上八点多钟，天色已黑，通道上不仅没有标志，也没有任何照明设施，刘旭本应该从通道左转上楼，但是通道右边假山前的门帘，让他误以为是上舞台的小门，结果坠入水井中。”原告出示了三份证据：一份警方出具的刘旭落井死亡的证明，一份医院出具的刘旭母亲孙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证明，还有一份是刘旭的亲人随警方到溺亡现场察看后，凭记忆画的事发现场草图。原告当庭提出要求俱乐部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八十四万余元。

　　轮到被告质证了。俱乐部的委派律师，一上来就否定了刘旭和俱乐部的关系。俱乐部的律师面无表情地表达了俱乐部方面的意见：法官必须要对此案的疑点进行调查，俱乐部不同意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赔钱给刘旭家属。

　　孙芹无法按捺内心的愤怒。除了愤怒，还有沮丧，因为俱乐部对他们出示的所有证据都不予认可，而他们再也拿不出更多的证据了。她向法官提出一个申请：调阅警方卷宗。

　　法官同意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决定最后审理结果的极其关键的决定。法官还决定将联络刘旭到俱乐部演出的中间人张离追加为本案第三人。

　　主审这起人身赔偿案的宋培海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法庭的法官。以办案细腻著称。

　　这起人身赔偿案判决的关键在于：被告人到底有没有过错？有多大的过错？遇难者自身有没有过错？有多大的过错？

　　警方的卷宗从公安局调来了，好几大本，摞起来有近一尺高。宋培海把厚厚的卷宗一页一页、一行一行细细地全看了。

　　第二次庭审在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联络演出的中间人张离来到了法庭，当庭做了陈述：我是这家俱乐部从二〇〇六年三月到二〇〇七年五月聘用的舞台总监，负责管理舞台演出和演员。演员经常要换。当天，因为一个演员来不了，有人推荐刘旭。那天的演出时间是从晚上九点开始，演员们都是自己赶到俱乐部，从俱乐部侧面的一个专门的小通道上楼。

　　晚上八点十五分左右，我接到他的电话：‘张姐，我到了。’我说我在路上，堵车，我十分钟后到，让他在二层的门口等我一会儿。

　　“可我在那个门口没有见到他。演出前半小时，我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话筒里的声音却始终是‘您拨打的用户无法接通’。以前演出从来没有人误过场，后台也特别着急。我就打电话找介绍刘旭来的朋友，介绍人给他电话也无法接通。挂断介绍人的电话，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俱乐部里找了个遍，没能找到人。演出结束后，我还一直给他打电话，到晚上十一点多以后，他的手机就变成‘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了。”

　　为此，张离还给刘旭发过一条短信：“你到底在哪儿，速跟我联系，不管什么事儿，你得给我解释清楚。”张离说没有人能想到，那时刘旭其实就在俱乐部，泡在冰冷的井水中。

　　张离的出庭证明了刘旭当晚的确是受邀去这家俱乐部演出的。刘旭自杀的可能被排除了。

　　然而，被告律师仍然全盘否认俱乐部对刘旭之死负有责任。针对张离的证言，被告律师表示：“俱乐部只与张女士的公司有演出合同关系，至于刘旭是不是张女士公司请的演员，和俱乐部无关。”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五日，宋培海法官第三次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这次，刘旭的家人没有到庭，出庭的只有双方的律师。

　　当天，法院对此案做出了一审判决：“根据现有证据，可以排除刘旭系他杀、自杀导致死亡，可以认定刘旭系因夜间失足坠入被告俱乐部后部的消防蓄水池内导致溺水死亡。”

　　法院认为：“在建筑物内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对在此建筑物内活动的公众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经营者没有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俱乐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旭母亲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七十万元。

　　一审后，这家俱乐部不服判决，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〇〇八年五月，二中院经过审理，驳回了俱乐部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感谢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结果，体现了法律对生命的尊重。但是无论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一个年轻生命的毁灭，以及对他的家庭造成的伤害。

　　这个世界上最不能被原谅的过错就是对生命的忽视。

　　包括国民革命军和红军、新四军、八路军军服，无不受其影响。

　　毛泽东作为中共领导人，同样选择了中山装。

　　中共建政后，要群塑新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必须有好的西装裁缝，而当时好的“洋服”裁缝和服装店几乎都集中在上海。一九五六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协调北京市领导彭真，以北京被服厂名义，与上海市第一商业局谈妥，从红帮裁缝的聚居地上海，抽调一些服装名店和裁缝高手赴京工作，“支援首都建设”。

　　一九五六年三月至四月，沪上二十一家服装店，二百余名职工先后迁到首都，并分别在东交民巷附近以及北京饭店、东单和王府井周围，开设了西服加工的作坊。

　　同年秋，中央办公厅又从上海招收了十二名服装技师，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

　　这十二名服装技师，皆出自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由于洋服店是浙江宁波商帮长期经营的传统行业，因此红帮裁缝中以宁波人最众、技术最强、势力最大。有些裁缝即使不是宁波人，但追溯其师宗多属宁波人。如十二人中的田阿桐，虽然是江苏扬州人，但早年在上海滩拜宁波籍红帮裁缝为师。

　　“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十二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些名师原来在上海时，大多已成家立业，为让他们安心在中南海里工作，周恩来特批他们携眷来京。

　　田阿桐、王庭焱等名师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一九五七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

　　于是，十二人进入半军事化封闭状态的工作中：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九点准时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

　　这些红帮技师们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守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与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自己工作上的事，会暴露首长们的隐私”，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他们都按时在中办领取几块钱的工资。

　　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裁缝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定向采购。十二名服装技师各有千秋，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焱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

　　为毛泽东制作中山装时，十二名红帮名师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按照毛的体型、神态大胆改进了原来的中山装。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子变化最大，领口加宽，翻领变得大而尖，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格式。

　　“八大”来临，毛泽东穿上这套中山装后，拍了标准像，站上主席台的一刻令海内外瞩目，西方将这款大尖领中山装称为“毛装”（Mao suit）。之后，标准像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

　　“毛装”就此让中南海里的红帮裁缝们名扬海内外。

　　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十二名红帮裁缝于一九五八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实际上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

　　对红都公司而言，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是压倒一切的政治性任务。红都服装店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

　　而中办根据领导人的偏爱，往往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给人“量体裁衣”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为领导人做衣服却会例外。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只能靠“目测”解决问题。第一次，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午夜十二点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五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

　　红帮名师余元芳也有过类似经历。一九六四年的一天，为周恩来做过几次服装的余元芳，被周安排到中南海会见厅，要求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王妃和王子，随后为他们一家三人做大衣和西装。余元芳经仔细观察，两天后送来三套服装，西哈努克一家穿后发现很合体，大为惊奇。

　　同年四月的一天，余元芳突然被中办人员电话催促，赶往西郊机场乘中国民航的一架专机去昆明。当时这架外交部租用的专机上只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余沛文和一名普通官员，上机后余元芳才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后，准备再到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刘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衣服作一番修改。

　　在田阿桐等老一辈裁缝的回忆中，中南海众多领导人中，最难做的是邓小平的衣服。邓小平不要衣服里有衬布和里子，因而设计、制作起来相当麻烦。但这并没有难倒红都的裁缝高手们，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田阿桐终于做出了令邓小平满意的衣服。

　　一九八三年之前，红都公司不对外营业，来这里定制服装的人须持有部级以上介绍信。看到衣服领口有红都品牌，当时人们马上会产生两个印象，你是政府高官，或是出国人员。除了红帮名师的老乡亲朋，普通北京市民一般无缘穿上红都服装店制作的衣服。

　　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服装新潮流，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红都公司变身为“红都服装公司”，红帮裁缝们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接受团体业务。

　　一九九二年，红都加工部正式对社会开放，与市场接轨的红都时装集团公司，传统政治优势不减，仍为中央领导，国内外政经界、文化界等知名人士制装，独家承担为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代表制装的任务。

　　二〇〇〇年以后，除了红都公司，外交部礼宾司有时也会派人在全国范围内甄选服装厂家给领导人制装。

　　（摘自《凤凰周刊》）

　　杭州，连续多年出现电力紧张，不得不拉闸限电。

　　我国煤炭人均可采储量98.94吨，仅为世界人均的53%。

　　石油人均可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的15%。

　　天然气人均可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的10%。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的三分之一，排名第八十八，是全球十三个贫水国之一。

　　森林覆盖率只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61.3%，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

　　我们铜铝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和九分之一。

　　……

　　得天独厚的地之禀赋给了我们聚集财富的砝码，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交换无度的疯狂挖掘使资源枯竭，不断削弱我们“地大物博”的底气，越来越多的城市被迫跻身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行列，患上“荷兰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荷兰发现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天然气，天然气“一枝独秀”，荷兰其他产业中断。十年后，天然气几近枯竭，荷兰出现收入降低、失业率增加等不良反应。短暂繁荣的代价是长期的后遗症，这就是“荷兰病”。

　　资源枯竭型城市，指的是由于该城市资源丰富，把资源开发加工作为主导产业，对资源的依赖性很大，但随着资源的枯竭，城市赖以发展的“龙脉”被斩断，城市经济出现大滑坡。如今，患有“荷兰病”的城市不是几个，十几个，几十个，而是上百个。

　　这些资源型城市“成也资源，败也资源”，曾因资源丰富而搭上急剧繁荣的快车，但犯了竭泽而渔的错误，短暂繁荣后重症重重，萧条比繁荣来得更为迅猛。

　　人们不能抱怨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太少，而是由于有些人太过贪婪。资源意识薄弱，只盯着税收和GDP增长，只关心口袋里又多了多少银子。政策上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鼓励采矿者对财富毫无节制地追逐，导致一个个大矿产资源丰富的城市变得疯狂且目光不够长远，中国矿产资源不断被透支。政府恋税，企业恋矿，矿山被掏空的速度越来越快。

　　矿产地质环境破坏，诱发地质灾害，出现地下水枯竭、水土资源受污染等环境恶化现象；大量矿工失业，除了挖矿，他们什么都不会，下岗这个词语对于他们尤其沉重；大量农民失地，他们的土地再也挖不出“金子”，没有了土地，哪里才是活路；城市依仗的资源优势已经消失殆尽，滞后的资源优越惯性还在发挥作用，经历阵痛，却摆脱不了资源依赖情绪；市场规律被打破，产业过于单一，人员被高度专业化，城市若转型，很难吸引外来产业和资金……这些都是“荷兰病”的后遗症。

　　“地大物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经典写照。今天，人们向这个约定俗成的词语提出忧患般的质疑，“现在时代不同了。地大物博应该请出中小学课本，从小应该以人均资源的缺少来对资源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百五十年前，一位叫李希霍芬的德国人随外交使团来华。两赴山西考察后，这个德国人说：“中国是世界第一石炭国”、“山西煤炭资源可供世界两千年之用”。我们也一直把地大物博写在中小学的课本中。但今天，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资源了。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蕴藏着一百七十一种矿产资源，它们的生命周期悄然变化。

　　自一九九三年中国石油消耗首次出现拐点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进口量逐年增加，直到占据石油消费的半壁江山。有人预测，到二〇三〇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高达80%。另一个预测同样震慑人心：全球石油可用四十年，至多一百年。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清洁的核能。在中国的能源比例构成中，核能仅占微小的1.6%。我国属于贫铀国家，现有探明的天然铀储量，最多可供四千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热核电站运行五十至六十年。未来中国的铀矿资源中，三分之一国内供应，三分之一国外找矿，三分之一依靠进口，中国铀资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6%。

　　于是，我们不得不依靠煤炭。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石油是贫乏的，煤炭是富足的。作为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耗国，中国的煤炭消耗曾占能源消耗总量90%以上的压倒性席位。

　　工业化的阶段性，发电需要煤，燃烧需要煤，冶炼需要煤，中国现在大量地燃烧煤。然而，今日的工业环境，早已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环境，不允许大量燃烧煤炭。热值高又便于储运的石油，成为各国的首选资源。其次为天然气、核能，煤炭最次。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铁矿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位于河北迁安的铁矿，素有“铁迁安”之称。储量丰富，且埋藏浅，易于露天开采。铁矿石主要供京津唐钢铁基地。自一九六八年起，挖掘了不过四十年的迁安水厂铁矿，十亿吨储量所剩无几，这个大坑，面积是方圆数公里。

　　我国的稀有金属较多，很多稀有金属如钨、稀土等储量居世界第一。令人抱憾的是，这些工业、国防、航空领域中的“工业牙齿、工业味精”，也濒临殆尽。

　　二战时期希特勒曾哀叹：“要是再给我一万吨钨砂，就可以征服俄罗斯。”抗日战争初期，德国为了获得中国的钨矿，不肯支持结盟的日本侵华，竭力在中日之间调停。因为支撑大规模装甲作战全世界消耗的80%～90%的钨资源，都是来自中国。二战时期，由于从土耳其进口钼矿的渠道被切断，从中国进口钨矿的渠道被切断，纳粹德国军事工业受到严重影响。由于滥采，中国的钨矿资源也濒临枯竭。有色金属总公司直属的十年以下的大中型矿山有九个，年产钨精矿一万吨以上，预计七八年后都将消失。

　　甘肃白银，以产铜、金、银、铝、铅、锌而闻名，当地地方志记载：凤凰山下，日出斗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万吨炸药炸掉了连绵数百里七个山头，爆破震惊世界，由此拉开了白银开发建设的序幕。今天，这里的矿山已经关闭了80%。

　　……

　　正当我们欢天喜地告别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兴奋地迈向工业社会时，却遭遇了矿藏危机。几千年的资源需求总和，与今天几十年的开采相比，竟是如此微不足道。

　　突然间，地不再大，物不再博，像一场从天而降的梦魇，人们惊慌了。从“地大物博”到“地小物薄”，也不过弹指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仍然以相同的速度，在我们的国土上滥采，我们将很有可能进入资源枯竭式的彻贫。

　　大自然终究恩慈，在我们脚下埋藏了世界第一的稀有金属。然而，我们在世界资源分布图上的富饶，往往使得这些稀有资源成为世界各国觊觎争夺的对象。稀有金属资源被滥采并贱卖。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再等三十年，世界上最大稀土矿——包头白云鄂博矿藏将消失；再等二十年，江西稀土资源矿将消失；再等十四年，世界储量最大的中国钨矿资源也将消失。

　　即使这样，中国还面临着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均数量。再大的数字，用十三亿作基数来除，都将得到一个很小的结果。

　　二〇〇五年，人均煤炭可采储量为八十八吨，为世界平均值的62%；

　　二〇〇五年，我国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一点七吨，仅为世界平均值的6.6%；

　　二〇〇五年，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为一千七百九十七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值的6.5%；

　　二〇〇五年，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二千三百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根据二〇〇五年公布的“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中国森林覆盖率18%，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人均森林面积0.132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地大物博应该退出中国课本了。中国的资源总量相对丰富，但人均绝对不足。

　　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大约十倍，同时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四十倍。以二〇〇四年为例，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五十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37%、25%和40%。而创造的GDP却只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陵墓长陵。这在今天是一定要经过全国人大议程但绝对不会被表决通过的上书，但在那个年代却很快就获得批准，尽管当时它受到了来自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夏鼐先生等考古专家们的理性反对。

　　不过，吴晗他们上书请求发掘的长陵是十三陵中的首陵，由于建造面积实在是太大，一时难以找到墓道，考古学家们只好放弃原有计划，决定先找一个小一点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一些经验后再发掘长陵。在其他十二陵的调查中，他们偶然发现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最初上书发掘长陵计划的试验品。

　　当两年以后发掘完工时，考古人员已在反对无效却又不得不参与领导的夏鼐先生的指挥下，历尽艰辛地把地宫内的所有文物都清理了出来。遗物总计约三千件，绝大多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这些奇珍异宝作为随葬品被埋入地宫，原本是为了让墓主人在死后仍能继续享受奢侈的生活，可在三百多年后它们被考古发掘出来时，大多已经腐朽破碎。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身也已腐烂，只剩枯骨了，而且他们的葬式看上去显得很奇特。

　　在棺椁中发现的万历皇帝的金冠，用一百五十根细如发丝的金线，经过拔丝、编织、焊接等非常复杂的工艺制作完成，重量只有八百二十六克。用一百多粒红蓝宝石和五千多颗珍珠镶嵌的凤冠，重二千三百二十克。色泽瑰丽、典雅庄重的凤冠，比起轻薄似纱的皇冠要重了许多，肯定不适合经常使用，恐怕只是在奉迎大典时才偶尔使用。这样的凤冠共出四顶。

　　金器和首饰永远是皇家的最爱。金器二百八十九件，几乎都是手工制成；首饰二百四十八件，其中簪就占了一百九十九件，表明发型和发饰同样是用来彰显皇家威仪的，仅次于皇冠和凤冠。王室和皇家的女性总是引领着新风尚，这不由让人感慨万千。除了头饰，定陵出土的衣物四百六十七件，也大多是供帝后穿戴的。但说到威仪，那还得说是万历大典用的五件衮服最为惹眼——这种一衣所成，用工十年的十二团龙衮服，万历皇帝身穿一件，棺内还放了四件。

　　与这些华贵服饰相配套的，也是出土最多的随葬品是织锦布料，总计一百六十五匹，仅万历皇帝身边就放了六十九匹。在此之前，还从没有发现过数量如此众多的古代丝织品，而且整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色彩依然艳丽。但这些每一件都堪称精品的专为宫廷织造的衣物和丝织品，在发掘出土后却慢慢变硬、变脆、变霉……比出土文物的变质更叫人痛心疾首和毛骨悚然的事情，还在后面。

　　那是定陵发掘十年后的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定陵博物馆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大群红卫兵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把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尸骨砸烂后付之一炬。考古学家们精心发掘并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拼合完整的三位帝王、帝后的尸骨，从此不存。在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主编的《中国考古大发现》一书中，特别记录了有关万历皇帝和帝后的骨架被焚毁前后的一些细节：

　　郭沫若对万历的尸骨十分关心，他对考古发掘人员说：“万历帝一生多病，有人说是瘸子，但到底是什么病使他身体变形，却成了不解之谜。将来可用多种手段测试，凡能做到的都要详细分析研究。”

　　吴晗在被捕入狱之前，曾以极其悲伤的心情对夏鼐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代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用来化验，好证实真假，然而一把火，什么也别想了。”他含泪说：“作铭（夏鼐的号），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争论，你和老郑（指郑振铎）是对的，你比我看得远。”

　　这段话是吴晗先生在红卫兵焚烧万历皇帝和皇后尸骨一年后所说的。又过了一年，他怀着无尽的悲愤和悔恨，惨死在狱中。这一年离他当初发起上书发掘定陵墓整整十四年，但月份却是相同的，都是十月。吴晗去世二十一年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写的《定陵》考古发掘报告正式编辑出版。吴晗去世三十二年后，定陵考古发掘在二〇〇一年入选二十世纪中国一百项考古大发现。

　　“如果”二字，永远是遗憾的后悔药。如果不是二〇〇三年而是再早几十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成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昔日皇家陵寝，可能就不会被开启；如果国务院最后不是出于长陵规模大，决定先试掘小一点的定陵，今天在地下含笑的就是万历皇帝而不是永乐皇帝；如果吴晗先生不提出发掘可以开展对明史研究的学术理由，不认为发掘帝陵建博物馆才是贯彻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方针，才能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如果吴晗先生不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只是一位普通的明史专家；如果吴晗先生在郑振铎和夏鼐的极力劝阻后，慎重考虑，改变初衷，不再急切地催请国务院……那就不会给中国考古留下一个永远无法痊愈的病灶标本。这个标本一直吊挂在中国考古的天空下，成为后来无数发掘帝陵言论的镇静符和冷却剂。下面提到的乾陵，就是因为当时吸取了定陵发掘结果不利于保护文物的教训，才停止了进一步的发掘计划。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一天，因修西兰公路需要大量石料，陕西省咸阳市乾县附近的农民去乾陵所在的梁山炸山取石。炮声过后，在清理碎石时他们发现了几根石条。原来这炮点恰好炸在乾陵墓道上，石条就是墓道的阶梯。考古学家随后对墓道进行了清理，还发现了陵墓入口的金刚墙。如果打开金刚墙，乾陵地宫即可面世。但能不能发掘皇陵，不是陕西所能决定的。当时他们组成代表团进京请示主管部门，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乾陵发掘计划》。当时的文物局领导没有明确表态，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正在进行发掘工作的定陵，结果定陵不尽如初衷的考古使乾陵的计划再也无法实施下去。现在看来，定陵的发掘教训可以说是挽救了乾陵。

　　今天，定陵已成为北京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吸引着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人们在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折服，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和魅力时，可能根本不知道关于它曾经有过一个让我们受用至今的细节：当年极力反对发掘但又不得不受命参加发掘定陵的郑振铎和夏鼐先生，痛定思痛，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当年作出同意发掘批示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批准，随后通令全国，试掘定陵后再发掘长陵的计划，就此搁浅。

　　如果说发掘定陵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中国其他帝王的陵墓从此保住了！

　　来祭祀；清朝时，清政府曾对唐陵重新进行立碑、划界，并专设“陵护”人员承担陵区保护重任。

　　关于这横跨六县的唐王陵的毁坏，最早的宁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打破。那时候，皇陵迎来的不是拜祭的后人，而是挖掘机、炸药、雷管和运输车队——随着陕西省内各大城市的迅速发展，铁路以及各种建筑设施的修建都需要大量的石料。在高利润的诱惑下，有人竟打起了皇陵陵山的主意。这期间，国家有关部门曾下重力整治非法炸陵采石的行为，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甚微，毁陵行为愈演愈烈，到了最后，唐十八陵居然遭遇了灭顶之灾。

　　二〇〇九年年底，《国家人文地理》对这些被后人糟蹋得遍体鳞伤的祖先陵墓进行暗访……

　　采访的第一站，就是位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咸阳地区三原县，这个因境内有孟侯原、丰原、白鹿原而得名的小县城，在历史上被三位皇帝看作风水龙脉——大唐开国皇帝李渊、敬宗李湛、武宗李炎的陵寝都被安置在这里。

　　从咸阳市区出发，在一望无边的关中平原上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抵达了三原县徐木乡。史料记载，公元六三五年唐高祖李渊驾崩，就在此地“封土为陵”，后人将它称为献陵。当时的献陵壮观罕见，分为内外两城，内城四门各有石虎一对，南门外矗立着一对高大的华表和石犀，在陵墓的周围，还分布着六十七座皇亲重臣的陪葬墓，宛如众星捧月。

　　作为大唐帝国的开国皇帝，李渊墓的恢弘壮观完全可以想象。但遗憾的是，我们的采访车在狭窄的乡村公路上转了数圈，经过多次询问，最终才搞清这座巨陵的位置。在询路的过程中，甚至连当地人都忘了陵主本名叫李渊，只知道这里有个“唐王陵”。

　　眼前的一幕却让我们黯然神伤：陵前的华表早已破碎不堪，随处可见散落的石雕碎块，从那被几块砖头重新垫起来的倒塌的墓碑目测，我们才勉强可以辨别出神道的位置——昔日宽阔的神道早已不见了踪影……

　　记者在献陵旁的永合村进行走访。这里曾经是陵的西门所在地。五十一岁的村民邓大爷祖上几代人都在这里居住，在他的引导下，记者见到了一尊被草垛掩埋得只露出半个脑袋的守护兽，邓大爷解释道：“现在偷盗者多啊，只能这样勉强保护起来……”

　　接下来，先后走访了敬宗的庄陵，武宗的端陵，以及唐之先世李虎（李渊的爷爷，被追谥为唐太祖）的永康陵，其状况都让我们备感遗憾；破碎的皇陵，一片废墟，让昔日的辉煌与今日的苍凉汇聚，也让古代的人文与现代的工业狭路相逢……

　　我们采访的第二站是蒲城县，这其实是唐十八陵破坏最为严重的地方。

　　蒲城县共葬有五位皇帝（其中葬于惠陵的李宪后来也被追谥为“让皇帝”），其中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传奇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就是那位曾经把大唐帝国推上极盛巅峰，又因红颜祸水让国家岌岌可危的“唐明皇”。他谢世之后的墓地，历史上称为泰陵，具体位置是以蒲城县东北金粟山为陵，在山腹中建造墓室，四周还绕陵筑墙。据《旧唐书》记载，这个陵墓是唐玄宗亲自选定的。当时，李隆基来到金粟山，看见岗峦有龙盘凤翔之势，就对身边的人们说：千秋后，宜葬此地。

　　我们惊异地发现：面前的陵山，早已笼罩在采石爆破腾起的烟尘中，飞扬的尘土甚至让神道上原本青翠的松柏，变成了土黄色……当我们一行登上泰陵东门往下看去，一座投资千万的巨型采石场让人震撼：大到六轮卡车、小到三轮农用摩托车，正热火朝天地运输碎石，炮声、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整座陵山，全都成了采石的战场，只有缺胳膊少腿的“守陵人翁仲”（翁仲是秦代一名文武双全的大将，他的石像被广泛立于帝王陵前，象征着帝王的文治武功），还忠心地站在陵前。

　　陵山上遍布着的，还有“洛阳铲”留下的探洞。所谓“洛阳铲”，其实是一种考古专用工具，是用来探测地下墓葬的。据当地人介绍，这些“洛阳铲”探洞，有些是考古队留下的，但更多的可能来自盗墓者……

　　泰陵周边的采石活动在二十一世纪初形成规模，采石和石料加工所得的收入，已经成为当地村民家庭收支的主要来源，陵区村庄一半以上的劳动力都参与了其中。

　　“前几个月，那边的采石场还挖出过陪葬的石马等文物。”一位工作人员叹了一口气：“有关部门已经出了通告，二〇一〇年起停止采石，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难说，唉……你们再逛逛吧，注意别给文件拍照，这些都是不能复原的宝贝，我得多去山上转转，冬天是盗墓贼的活跃期……”

　　在蒲城县的采访中，我们还看到：遭到爆破的并不仅只是泰陵，还有宪宗景陵和穆宗光陵。穆宗李恒与宪宗李纯是一对父子，他们的陵寝位于距离泰陵仅数公里的尧山一带，在这里，记者看到，陵山满目疮痍，两座陵寝已被多个采石场紧密包围，尤其是景陵，甚至已经有采石场完全侵入了陵园内，严重破坏着景陵的整体风貌。

　　带着遗憾的心情，我们的采访车一路走走停停。当我们来到穆宗光陵的时候，记者看到了充满反讽的一幕：在一座蒲城县人民政府所立的“陵山文物本体不容破坏”的警示牌之后，就是多个规模庞大的采石场……记者一行遂下车察看，突然，摄影师一声低喝：“快走。”转身一看，原来是采石场的工作人员看见有人拍照，遂冲出来多人，叫骂着向采访车奔来……记者在迫不得已下的情况下，只能迅速驾车离开。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的唐皇十八陵，多数都曾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采石破坏。蒲城县的相关资料表明：在二〇〇六年，当地三十二家水泥企业产值曾超过八点五亿元。陕西省蒲城县文物局局长贺正全对这个问题非常无奈：“陵区五万多名群众都是靠天吃饭，产业比较单一，采石打工是他们无法选择的生计，只能是靠天吃饭，靠山致富，说白了就是挖山。”

　　陕西考古院研究员张建林，从一九九五年便开始参与唐十八陵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他对这些破坏痛心疾首：“陕西境内的铁路、高速公路修建都需要大量石料，于是，更多的采石场在利益驱使下，动作比以前也更甚，昼夜不停地挖，甚至一个月就能让一座小陵山消失……”

　　同时，记者还了解道，实际上从唐代后，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对陵区采取过严密保护措施。比如在宋代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朝廷不但定期对皇陵进行修缮、祭祀，同时还规定当地农田耕种者需要承担对陵区内所有石刻、林木的保护责任，作为回报，朝廷不征收其农业税……

　　礼泉县与乾县位于咸阳北部，两地共有昭、乾、建、靖四座唐皇陵、葬有五位皇帝。尽管相较其他十四陵受到的破坏要小，但千年时光里，它们依旧饱经风霜。

　　这其中，昭、乾二陵最为著名。昭陵位于礼泉县东北九嵕山，埋葬的是太宗李世民，陵墓面积达两万公顷，除了一百八十多座陪葬墓外，最具特色的就是“昭陵六骏”——这六块按照李世民生前常骑乘的六匹战马雕琢而成的石刻，既象征他所经历的六大主要战役，也代表了他在王朝建立过程中立下的赫赫战功；乾陵建于公元六八四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夫妻皇帝合葬陵，里面埋葬着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全陵历时二十三年才修建完成，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

　　从礼泉至乾县，不过几十分钟车程，但这里却记录了唐帝国最悲惨的记忆：唐陵历史上第一次遭到焚毁就发生在这里：唐代宗时期，吐蕃入侵，焚毁了位于礼泉县的建陵（建陵埋葬的是玄宗李隆基之子李亨，“安史之乱”中玄宗西逃，李亨趁机继位，史称唐肃宗），连皇帝的牌位都被乱兵砸碎，十八年后才得以修复。

　　在五代时期，这里的唐陵更是多次遭到盗墓者的挖掘破坏。时任幽州卢龙节度使的朱泚、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等人都曾是破坏唐陵的祸首，而最出名者，则当属时任耀州节度使的温韬：关中地区广为流传，温韬出生时有匪星划过昭陵，有迷信者传说：一个会给唐皇陵带来劫难的“灾星”降世了——事实上，许多史书也都对温韬挖盗唐陵有明确记载，后人认定十八陵中除乾陵因开挖时天降暴雨惊雷未能挖开外，其他十七陵均未能幸免，甚至有专家认为，陪葬昭陵的王羲之《兰亭序》真迹之所以再未现世，很可能就是在温韬盗陵事件中被毁。

　　在昭陵下，记者走访了关中地区著名的“袁家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座大型水泥厂在这里崛起，昭陵的石头使这里成为关中地区最早富起来的村子。后来在政府保护陵山的号召下，水泥厂关闭，昭陵好歹是保住了剩下的身体。不过，人们却很难再见到完整的“昭陵六骏”了——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两骏，一九一四年被盗卖到美国，现存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在一九一八年也曾被砸成几块装箱企图外运，幸被拦截，为保安全被迫搬离昭陵，现存于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

　　难道，我们真的只能眼见这唐皇陵被蚕食成废墟？为什么历经宋元明清的千年风雨，唐皇陵尚能留存，现在却将粉碎？为什么连日本人都会赠巨款修复唐陵，我们自己却为了利益对祖先下如此狠手？

　　四年之后，包括这五个“北京人”头骨化石在内的全部人类学研究资料，在转移到美国的运送途中，神秘失踪。

　　如此国宝，何以要转移出国？移送途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谁是最后一个见过北京人头盖骨的人？

　　“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这是一封求助信，信件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写这封信的人是时任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的翁文灏，这封信被同时发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信中所提到的“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正是当时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头盖骨堪称国宝，中国国宝出境，这可是非同小可啊，各方面都不敢贸然行事。然而，随着战事越来越激烈，蔓延的硝烟，对于文物的威胁已经越来越明显。在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考虑之后，到一九四一年年底，重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方面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头盖骨化石由美国领事馆安排，带出中国，暂存美国。

　　想把如此珍贵的文物带出北京，远渡重洋，谁来带？怎么带？这就不能不提到胡承志。一九四一年，胡承志时年二十四岁，是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助手，同时也是专门制作化石模型的技师。当时在转移头盖骨之前，魏敦瑞特别授意胡承志给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制作了相同大小的模型，后来寄去了美国。

　　现有资料表明，胡承志就是最后一个见到和摸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移前的全部装箱工作，就是由他来亲手完成的。

　　根据胡承志的回忆，“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楞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

　　对于头盖骨的丢失，胡承志非常痛心，直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所有的细节。在胡承志当年向国民政府提交的这份遗失报告中，他详尽描述了装载化石的经过，包括装化石所用的两只大箱子的形态：二〇〇六年，胡承志向北京周口店遗址工作人员又一次回忆了当时的装箱情况，这位当年的技师还凭记忆画出了清晰的箱子草图。

　　按照中美协商和美国公使馆的安排，这两只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