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卷）

“赵丹遗言”的前前后后

　　◎袁 鹰

　　赵丹曾因在银幕上塑造许多光彩夺目的形象，而受到观众的赞扬。可是这位优秀艺术家六十五岁便撒手西去。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被称作“赵丹遗言”文章却引起了一阵风波。

　　当年经手此文的《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袁鹰同志，最近在他所著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回忆了当年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话要从一九八○年九月中《人民日报》文艺版上发起的一次讨论说起。

　　一九八○年九月十七日，我们在报纸第五版上发表了北京两位文艺干部题为《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来信。来信在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事业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提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起来了，政治生活也进一步活起来了，精神生活特别是文学艺术生活，存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活起来的问题呢？文艺界的现状有很多方面还是死得很。放任自流、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是存在的；不按文艺规律办事、搞一言堂、瞎指挥、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关系不正常的情况更为普遍。领导人权力过于集中、限制过死的问题相当突出。近一个时期以来，横加干涉的现象有所抬头。对某些领导自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哪怕影片已拍摄完成，也不准上映；刊物印刷好了，也强令销毁或停止发行；对某些虽有缺点和不足，但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好作品，有的领导人还是坚持要把它打成“毒草”，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政治诬陷；某些领导部门的不适当干涉，已经不仅干涉到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甚至连作品的细节、作者的署名、刊物的命名都要过问。这封读者来信认为：我们的文艺领导体制，已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进的地步。

　　发表这封读者来信时我们加了“编者按”，欢迎有关的领导同志、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联系当前工作的实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积极参加这次讨论。报社领导人支持我们文艺部在报纸上开展讨论，要我们积极约请文艺界人士参加，还特别关照注意不要搞“舆论一律”，要发表不同意见，把讨论搞得热烈些、活泼些。

　　为此我们在九月二十三日邀请几位艺术界人士座谈，又请他们根据座谈会发言整理成文章，在十日一日版面上发表了七篇文章。

　　那个时候，赵丹正住北京医院治疗，而且病情很重。

　　近两年他的心情越来越坏，四年前刚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时的欢欣鼓舞、豪情满怀，由于接连遇到许多不如意事，渐渐变为抑郁、苦闷以至愤懑。在他看来，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文联全国委员”的荣誉，落实住房、补发工资以及安排出国访问之类，都无关紧要，不过像球赛中的“安慰杯”。作为一名前半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人民、又被桎梏十多年的艺术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重返银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演了《聂耳》、《林则徐》之后，满腔热情地参加《鲁迅》摄制组，扮演那位他最崇敬的文化巨人，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影片未能摄制，使许多人为之扼腕三叹。“文革”结束以后，他曾经被邀请在一部以黄河沧桑为题材的新片中饰演周恩来总理，为此他作了许多准备，有一年我去上海，就在他住处看到过他化装演周总理的照片，结果由于某位高级领导人一句话而被否定，使他一片真情成了虚愿。最后，当又一次机会来临，中日两国电影家合作拍摄《一局没有下完的棋》，请他担任中方主角时，他已卧病在床，只好改请孙道临。但是虽然远离影坛，拿起画笔，他却一直未能忘情文艺界的事。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建议要提，有一肚子的心愿要倾诉啊！

　　十月初，他的病情已临弥留时刻，但他忽然要爱妻黄宗英向他一直尊敬的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同志提出，能不能来听一听一个病危人的意见，他怕匆忙间说不清，要宗英先将意见整理好。那位领导同志果然应邀来到医院探视。赵丹躺在病床上，强打起精神，听宗英代他详尽地陈述他考虑很久的意见，时不时地插几句补充。贵客听得很认真，不住点头赞许，连声说：“很对，很重要，很有意义。”临别时还紧握赵丹的手，安慰他安心治疗养病，要宗英代他将这些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客人走后，宗英打电话告诉我，说已经整理好一篇文章，我当即去北京医院取回立即发排，个别地方同宗英商量后作了些改动，十月八日全文发表。

　　文章见报当天下午，我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已处于弥留状态，正在抢救中。宗英忍泪告诉我，她上午告诉阿丹文章发表了，阿丹眼珠动了一下，也不知他是不是听清了。我们都没有料到，第三天即十月十日，他就带着一腔遗憾，带着“一局没有下完的棋”撒手西行了。

　　人们几乎是同时读到赵丹的文章和听到他逝世噩耗的。一方面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艺术家而痛心，一方面更为他临终前还那样关心垂注文艺事业的前途而感动。他的意见提得坦诚、直率、中肯，也是许多人都亲历过的切身体会，酸甜苦辣都尝过，因而都有同感，尽管其中有的话可能说得偏激，不无片面之处，但句句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文艺界人士多数衷心赞赏，阿丹替他们说出了心中积压多年而未能或不敢说出口的话。也有少数人士则摇头表示不同意，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主流意识，甚至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时间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同行相遇，都会提到“赵丹遗言”。我还听到一位前辈文艺家颇有预见性地说：“赵丹那些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人民的利益总是要放在第一位。只是他说早了。”

　　不久，文艺界便盛传据说来自高层领导人的一句批评：“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屁。”另一个版本更厉害，说赵丹“放了一个反党的屁”。不管是哪个版本，反正是极其严厉而且粗鄙的口吻。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有如当时的深秋气候，让人顿觉西风瑟瑟，寒意袭来。某些惯于挥鞭打棍子的人，不免故态复萌，仿佛又可以抓到一条大鱼。但是，毕竟不是过去一二十年那样一两句话就能呼风唤雨的年代，人们的头脑清醒多了，文艺界虽然感到有些震动，倒也没有惊慌失措，听听也就过去。报社领导人自然受到点压力，就要我们文艺部设法缓和一下气氛。正好我去看望夏衍同志，向老人请教。夏公也听到了这句批评，这类事他经历得多了，只微微一笑，劝我不必紧张，然后说：“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停了一会，他想到一个合适人选：金山。我说，我同金山没有打过交道，不知他是不是愿意。夏公轻轻摆摆手：“我跟他说一下。”这种“转弯”的文章不大好写，但金山很快写成，寄来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的文章。

　　文章开头便说：十月八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对于文艺创作，对于那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文艺家们，不要“管得太具体”，像他所比喻的那样，管“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等等。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列宁的这个论点，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文章在此处转了一下：“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在评论了赵丹文中谈到创造鲁迅的艺术形象一事后，文章归结道：“从这里我深深感到，对待这些忠于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进行艺术创造的艺术家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应当像母亲对待孩子、园丁对待鲜花一样，要非常敏感、爱护、精心培育，保护其成长，使其长大成才，开花结果。……赵丹是中国共产党员。他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金山这篇“转个弯”的文章与作家李準的《领导要改善，体制要改革》一文在十月二十九日同天见报，李準最后说：“我们国家的各条战线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作为文化艺术，她应该是这个时代潮流的潮头。如何把文艺工作搞‘活’，我想只有认真的改革。”这几句，实际上成了这次讨论的简要结论。

　　“赵丹遗言”沸沸扬扬了一阵，终于渐渐沉寂，留给人们的是一种复杂的心情：既有哀痛，又有感伤；既有沉思，又有无奈。我曾写过一篇《送赵丹远行》，其中提到“遗言”时，有这么几句：“他用最后的心血，向党向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颇处，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的要求。但要知道，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 ！就像宗英说的：阿丹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亲爱的党，伟大的人民，是会听一听一个忠诚的儿子最后的呼声的。”二十五年后我重新审视这几句话，仍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对方。重读赵丹遗言，重睹他生命最后的一星火苗，仍会感到那从未熄灭的熠熠光芒。■

　　■|漫画家廖冰兄的遗嘱|■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漫画家瘳冰兄老人走完了自己九十一年的人生历程。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一份《预立遗嘱放言》，现摘登如下：

　　我早和家人说过了，如果我死了，千万别开追悼会，也不要搞什么遗体告别。

　　遗体告别，其实有点儿像尸体示众。人老了，本来形体容貌都不雅了。……这岂不是让死者献丑，活人受罪？又何苦如此？以后我死了，希望我的孝子贤孙千万别做这种事情．可以一死便烧，骨灰也不留。

　　骨灰这玩意，既非生活用品，也非可供观赏摆设。当然，留或不留。留来何用？放在家里，不单徒占空间，还会影响家人特别是来客的情绪。谁喜欢这副迷你棺材？倘若寄放到公墓的骨灰存放室，对我也不妥。当今之世，活着还几乎处处讲究等级，连宴会也得论官阶大小分席次座次呢。死了，在不少角落里，同样等级森严，骨灰存放就是官室民室之分。官室之内又有部委级柜、厅局级柜、处科级柜以及等而下的柜，按级存放，不得僭越。人在活着时，按他的专长、能力、贡献等等不同来定级别、评工资，还有道理。死了之后，大家都是一把灰，还有什么差异呢？所以，一视同“灰”，平等对待，按化灰之先后依次搁放，不是更合情合理么？

　　有人说，你廖某现在级别不低了啦，死后排座次准占便宜。这种按等级排座次的便宜，我廖某实在不愿占，也不敢占。

　　我这个人穿起龙袍也不像皇帝，若死后同大人物摆在一起，既会有辱人家的尊严，也会使我自惭形秽。如果我那个“灰”盒子正好搁在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盒子旁边，她老是给我唠唠叨叨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会不时心惊肉跳，我怎受得了啊？所以，不如把骨灰散尽，让我魂游四方，岂不快哉！■

　　“名作”制作工厂

　　深圳大芬村，被称为“油画第一村”。在这个深圳的小镇，聚集了画家和画工八千余人，每天都有大批的油画作品流向世界各地。创造了占领世界百分之六十以上油画市场的奇迹。仅去年一至十一月就出口了各类油画五百万幅，文化产业出口额超过五亿元人民币。

　　令人惊讶的是，绘制这些“名作”的绝大多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几年前，他们根本不知油画为何物，如今都每天与画笔为伴。

　　事情的起端是这样的，生于广东汕尾陆丰村的吴端球，八岁开始学画，生活压力让他终止学画，后来靠卖水果自己做小生意支持哥哥学画。此时，一位香港画家黄江看到大芬村毗邻香港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人工和房租又低廉，便在此安营扎寨，经营油画的生产和出口。吴瑞球和他哥哥闻讯也来到大芬村。吴瑞球靠自己的能力办起了培训班，培养了学员八十多人，这批人后来成为油画产品订单的重要集散力量。

　　一九八九年吴瑞球将生意上的积累拿出来，创办自己的艺术策划公司和艺术工厂，招聘大批画师、画工，在流水线上临摹制作世界名画，然后转经香港画商之手，销往欧美及世界各地。十几年过去了，为今吴瑞球已成为大芬村集艺源艺术公司董事长，拥有画工六百多名，每年有超过三十万幅油画运往世界各地。

　　如今全国各地画家及高等院校学生也纷至沓来，在大芬村寻求自己发展的空间。这个不是四平方公里的大芬村，到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已拥有画廊、油画小作坊、大工厂一千多家。

　　画工们的生活是艰辛的，每天长时间站在流水线上，在简陋的工作条件下模仿不同大师的绘画风格，画一幅画不过赚几十元钱。但他们还是非常乐意，因为油画耕作远比田地的耕作更接近他们的理想。他们说，每月有一二千元收入，又能干自己喜欢的活，很快乐！

　　《深圳商报》摄影主任记者余海波，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了这些“名画”的制作过程。在第四十九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PP）中，他们这组照片获得艺术类组照二等奖。

　　——据《数码摄影》

　　没有生活在名人的光环下

　　——鲁迅的曾孙女周景欣

　　名人之后，大凡都会生活在先辈的光环下。有的借助这一光环为自己添色，有的却感到不可承受之重。

　　而鲁迅的曾孙女周景欣都与众不同。她从小长在台湾。她从课本里读不到曾祖父的文章，至今只读过两三篇鲁迅作品，却不怎么读得懂。她对文学不感兴趣。她上学，打工，上网，喜欢唱歌、游泳和打“撞球”。她的偶象是蔡依林。她时尚靓丽，参加电视娱乐节目。“鲁迅”这个符号所承载的意义，对她而言，“实在有些遥远。《中国青年报》记者周欣宇撰写的《没有鲁迅的日子里》一文对周景欣作了介绍，现摘刊为下——

　　两年前，在台湾非常红火的电视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要做一期主题为“千金大小姐”的节目。周景欣的一个朋友恰好在节目组，拉她去当嘉宾。

　　她参加这档节目的视频截图，最近却突然在大陆无数网站上流传，周景欣不明白自己怎么一下子成了网络红人。

　　鲁迅的这位曾孙女，身高一米六，体重只有四十三公斤。她说话的声音甜甜的。与父亲周令飞浓眉、长脸、一撇标志性胡子的形象相比，周景欣的外貌，似乎很难看出鲁迅的痕迹。照片里，她总带着柔美的笑容，是个时尚的靓丽女孩。

　　周景欣从小生长在台湾，现在是淡江大学信息传播系多媒体设计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她的印象中，台湾的年轻人大多对鲁迅不太了解。听说过鲁迅的人，一般也只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文学家。曾经很多次，有同学问她：“既然鲁迅是你曾祖父，怎么一个姓鲁一个姓周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周景欣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台湾的中小学课本，并没有收录鲁迅的文章。

　　“那时候读太爷爷的书，要偷偷的。”周景欣说。直到一九八〇年代，鲁迅的著作仍被台湾当局列为禁书。如果有人从海关带入，会被没收，甚至判刑。

　　读小学的时候，周景欣得知自己的曾祖父鲁迅，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她依稀记得，一位语文老师说，鲁迅是个很会写文章，而且敢于表达自己的人，因此受到很多人的尊重。这是她对鲁迅的第一印象。

　　她曾经找来鲁迅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但只是很粗略地读，不太能够理解。”她隐约觉得，鲁迅的文章总是话中有话，似乎在讽剌一些事情，但讽刺的究竟是什么，她并不明白。

　　至今，她仍然只读过鲁迅的两三篇作品。她甚至没有读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大陆几代人小学时便曾背诵过的这篇课文，周景欣只是“听说过有这个名字”。当然，她也没有读过曾祖父那些像“投枪匕首”的杂文。

　　高中二年级时，为了陪伴爷爷奶奶，周景欣被父母从台湾送到北京。爷爷周海婴为她选择了离家很近的鲁迅中学。这一年，她学到了鲁迅的文章《药》，对其中“人血馒头”的情节印象深刻，但没有完全读懂。

　　她还记得讲到那一课的时候，老师先是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后来干脆说：“周景欣要特别注意认真听。”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她说着呵呵地笑出声来。

　　也是这一年，周景欣终于明白自己的曾祖父鲁迅是怎样一个“大人物”。她常常看到许多人前来拜访爷爷周海婴。从他们的谈话中，她觉出，在北京，人们对鲁迅的热忱就像“台湾人崇敬国父一样”。

　　一天，在北京鲁迅中学附近的图书馆，与她在一起的同学碰到一个朋友。那人听说眼前的女孩就是鲁迅的曾孙女，赶忙拿出语文课本，一定要周景欣签名。

　　“感觉当然很妙啊。”说起这个故事，她有些不好意思。

　　在台湾，周景欣也曾有给别人签名的经历，但原因完全不同。“那次我在学校里做MODEL，剪了个比男孩子更短的头发，一个师妹觉得特别酷。”

　　在北京读了一年书之后，周景欣回到台北。不仅因为想念妈妈，也因为许多课程没有学过，没办法在北京参加考试。

　　她的生活重新脱离了鲁迅光环的笼罩。在台湾，只是偶尔有朋友问起：“听说你是鲁迅的曾孙女啊？”她便骄傲地回答：“没错，我就是。”但是话题总是至此为止，“因为大家都不了解鲁迅，没有更多的话题可谈，也没有更多的感觉。”

　　四年前，父亲周令飞专门带她去过一趟浙江绍兴，参观鲁迅故居，还去了鲁迅纪念馆。不过，这次故乡之行，似乎并未让她跟鲁迅走得更近些。

　　读大学以后，周景欣选修了一门《中国文学》，其中“近代文学”的章节里有对鲁迅的介绍。她原本以为，这是一个了解曾祖父的好机会。可是，这个章节却被老师一下子跳过了。老师的理由是，那个时代离现在有些遥远了，大家可能不会感兴趣，不如省下时间多读些当代作家。

　　“真的有点失望，”周景欣说，“从来没有一个老师，专门讲过太爷爷。”

　　即便在家里，父母也从来没有主动向她提起鲁迅。他们不要求女儿阅读鲁迅的文章，更不要求她作为鲁迅的后人应该怎样。

　　“爸爸虽然有一套《鲁迅全集》，但早就收起来了。”周景欣说。

　　“为什么一定要读鲁迅？”谈到对女儿的教育方式，周令飞毫不含糊，“小孩子就应该无忧无虑，为什么非要去背负那些沉重的东西？”

　　周景欣的父亲周令飞曾有一段传奇的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周令飞在日本留学期间，爱上了来自台湾的女同学张纯华。这段普通的同学恋情，却因为政治的原因变得波澜起伏。台湾和大陆方面都曾竭力阻止。

　　为了爱情，周令飞决定到台湾定居。临行前，他在机场发表声明：此举纯粹为了爱，没有其他目的。但是，周令飞的这一举动，一度还是被冠以“叛逃”之名。其父周海婴的工作不久后受到影响。周令飞在台湾也生活坎坷，曾经因为来自大陆并且是鲁迅的后人而找不到工作。

　　“鲁迅孙子”的光环在周令飞身上一罩就是几十年。

　　或许因为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周令飞极力为女儿留出一片不被鲁迅光环笼罩的天空。他希望女儿在“一个自然的状态下生长，一切顺其自然”。

　　在周令飞看来，女儿已经成年，她完全有能力选择自己的人生。“她知道自己是谁的小孩子，如果有兴趣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去探寻，而不需要我们教导她怎样。”

　　正是在父母的这种宽容下，周景欣毫无负担地走在与先辈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她坦言自己对文学没有兴趣，平时只会读些“资讯类的书”。她最喜欢的明星是蔡依林。她爱好唱歌、游泳和打“撞球”。对影像合成、网页设计比较在行。

　　最近，她参加《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节目的视频截图在大陆网站流传开，“鲁迅曾孙女变身网络美少女”，迅速成为大陆网民的热议话题。据说，短短一个月时间，她的网相册就已有百万点击量。

　　有人质疑：“虽然是鲁迅的曾孙女，但是思想和精神上没有任何关联，连自己曾祖父的作品都没读过几篇，这不是给鲁迅丢人吗？”也有人痛斥：“鲁迅的后人不在文学上发展，却想进娱乐圈，成何体统！”

　　对于女儿参加娱乐节目，周令飞同样表示尊重和支持，因为“她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做父亲的对网上的议论感到气愤，但周景欣觉得，网友们并没有恶意。只是一些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某些事情，离自己“真的有些遥远”。

　　“在我心中，鲁迅是我们家里一个非常值得怀念的亲人而已。”她慢慢地说。

　　因为这段时间周景欣忙得团团转：一个月来，一个新的综艺节目请她每周去做嘉宾。每天都要上课，每周末的中午十二点至晚上九点，还要在一家餐厅做服务生。她从十五岁开始打工，除支付自己全部的生活费以外，还有个小小的计划，要为将来到国外留学做些经济储备。■

　　鲁迅在海峡两岸的境遇

　　鲁迅逝世七十周年，这个原名周树人的作家在过去几十年中，曾经被封为中国现代的“圣人”，极尽哀荣；也曾被臭之为“千古罪人”，极尽悲凉。

　　从过去到现在，鲁迅一直活在争论中，在争论中显现的则是中国现实、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未来的种种映照。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一个人像鲁迅这样，曾经被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曾被贬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什么时间鲁迅被捧了上高高的神坛？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说，现在关于鲁迅的一切争论都起源于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在这一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为鲁迅戴上了三个家的“光环”：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毛泽东把鲁迅立为了新中国的圣人。让鲁迅在“文革”中走上神坛，成为中国内地几乎是唯一可以阅读的旧时代作家，而这也正是鲁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成为被批判的靶子的来由。

　　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代。经济、思想、文化上都发生了很多可圈可点的事件。似乎不约而同地，有众多文化领域的名人、学者、批评家、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了一场关于“鲁迅”的论争中去，喧嚣一时。

　　一九九八年，山西作家谢泳最先提出了“鲁迅被专制所利用的”问题，引发争论。谢泳提出：“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鲁迅的悲剧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他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一个没有被新时代否定的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掀起了关于鲁迅的第一波论争，但只在小范围内引起了反响。

　　紧接而来的第二波论争中，被称为中国新生代的作家们则采取更为激烈的方式。在由作家朱文发起的类似行为艺术的调查《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中，有五十六名活跃在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对鲁迅说“不”。“鲁迅是一块老石头”、“鲁迅靠边站”的说法让中国传统的鲁迅研究者们大为震惊。尽管矛头所指为鲁迅的“文学成就”，但这样的批评并未赶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造社时期对鲁迅的评价。“鲁迅过时论”只不过宣告了新一代作家与过去传统的绝裂。这次论争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据一位参加者透露，当时上级主管部门发出的批示是：“不讨论、不批评、不宣传”。

　　第三波的论争来得更为猛烈，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在一九九九年发表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文章对鲁迅的人格进行猛烈的评击，认为：“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鲁迅的人格真的就那么完美吗？”葛同时认为，在文学上“鲁迅实际上是一个半成品的大师”。随后，王朔、张闳、裴毅然等相继对鲁迅以及鲁迅研究提出了全面的质疑，认为鲁迅的思想、人格、作品均存在着明显而又严重的缺陷，鲁迅研究中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众多责难的利箭射到鲁迅的靶子上，俨然回到了一九四○年代。打倒“鲁家店”对中国新一代的文化人来说，其重要性显然不亚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凡是“圣人”所背负的东西都应该把它打倒。

　　生前，从标靶到旗帜，死后，从旗帜到标靶。在遗言中声称希望把自己忘掉的鲁迅却成为现代文化中很难忘却的人。

　　中国内地将鲁迅捧上天的时候，在台湾鲁迅则遇到封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六年的三十余年间，在台湾基本上看不到鲁迅作品，也不允许阅读鲁迅作品。

　　鲁迅在台湾被蒋介石列入了“共匪名单”，当时有关鲁迅的文章常登在《匪情月报》、《匪情研究》等报刊上，属于台湾当局“匪情研究”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再次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在台湾，则在报刊上展开了对鲁迅的攻击。一九五○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四日的一个多月内，《台湾新生报》曾连续刊出了十一篇有关鲁迅的署名文章，有的要“解剖鲁迅”，称“鲁迅不是好人”；有的要证明鲁迅是“阴谋家”或“千古罪人”。

　　在台湾曾经发生过“陈映真事件”，这位在鲁迅去世后第二年出生于台湾的作家，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因在家偷偷阅读鲁迅的《呐喊》而被捕入狱七年。

　　在长达三十年的时段里，台湾人只能通过手抄本、复印件等“地下”出版物，偷偷地阅读鲁迅作品。一些从海外带回岛内的作品故意被抠掉作者的名字。

　　一九八二年，鲁迅孙子周令飞的跨海婚姻让“鲁迅”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台湾报章上。台湾媒体大肆炒作“鲁迅之孙叛逃台湾”。周令飞退党事件震惊两岸，周令飞夫妇在台湾也生活坎坷，一度还因为来自大陆及鲁迅后人的身份找不到工作。

　　但这件事情带来的另外一个效果却是在台湾重提鲁迅。说到“周令飞”，不可避免地要在前面加上“鲁迅之孙”的名号。“鲁迅是谁？”这样的疑问需要解答。这一年台湾的《传记文学》刊出了《从周令飞来台论鲁迅生平》特辑及其续集，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对鲁迅的看法，但却是第一次涉及到了关于鲁迅的各个方面，使台湾人对鲁迅有了重新了解。

　　但是，直到四年之后，台湾才第一次公开出版鲁迅作品《阿Q正传》一书。闸门推开之后，就如潮水一般，随后几年，共有三个版本的《鲁迅全集》在台湾出版发行。

　　当中国内地学者开始讨论让鲁迅从神还原到人的时候，台湾同样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一九八七年十月，台湾学术刊物《当代》推出“鲁迅专辑”，编者在《前言》中称：鲁迅在台湾是个禁忌，这是鲁迅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他希望“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而不使学术路线成为政治斗争或政权运动中的一环。

　　稍后的一九九一年，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台湾再次掀起评说鲁迅的热潮。《中国论坛》推出了《鲁迅定位的新起点——鲁迅一百一十岁纪念专辑》，从各个角度来评价鲁迅，其隆重程度不亚于内地。

　　总编辑蔡诗萍称：鲁迅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小说巨擘，由于鲁迅生前的尖锐批判精神以及他曾参加“左联”等原因，在台湾，他成了文学史上的“盲点”，刻意冷冻、掩藏的结果使鲁迅成了文学史教程中不值一提的人物，这次专辑纪念的目的在于还原这位文学家的本来面貌。

　　在今天，台湾人关注鲁迅不再把鲁迅当作“异类”来看，他们走进书店，喜欢看到的是一百年前的周树人是怎样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的。

　　七十年风云变幻，人、神、鬼之间角色轮换，“鲁迅”成为了一种现象，每隔几年，就会有人出来，或者扛起鲁迅的大旗，或者抡起打倒鲁迅的大棒。

　　“中国知识分子的两条不同道路”。二○○三年，谢泳在其编著的新书《胡适还是鲁迅》中，请五十多位的知识分子来做这道选择题。随后，又有多本类似题目的新书先后出笼，在二○○五年引起新一轮的争论。

　　胡适和鲁迅，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化中不得不面对的选择题。

　　当大陆举起鲁迅旗帜的时候，台湾则把胡适视为圣人。半个世纪后，中国内地开始热衷胡适，而台湾则开始研究鲁迅。

　　胡适还是鲁迅应该成为中国知识界所代表的方向，成为一个新的话题，而答案备选项目有四个：鲁迅、胡适，两者都不是，两者相结合。选择哪一个，现在仍没有答案。

　　今年五月二十六日，鲁迅又在大陆一项选举中被评为“国学大师”，这个称号让许多人都感到意外，关于鲁迅头上应不应该再戴这样一顶帽子一时间成了网上争论最多的话题。除了纠缠于鲁迅是反国学的还是国学代表这样的具体问题外。还有人再度提出，鲁迅究竟应该还原到什么程度，他代表的到底是什么？

　　重返鲁迅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在他的文字中隐藏有中国现实的一切问题。解读、误读、过度阐释，利用、反利用，认识、重新认识，所有的纷争都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但找到的却是不同的答案，而这将是鲁迅一直会被人们争下去的原因。

　　(摘自《凤凰周刊》 作者张宇桢)■

　　马英九的绝妙口才

　　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是两岸三地颇具人气的政治偶像之一。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的《马英九传》(范永红著)详尽地介绍了他的经历，以下是此书中一节的摘录——

　　在历史上，许多政治家都以一流的口才，为人津津乐道。政治家所使用的语言，对于整个社会，有风行草偃的指针效果。马英才的语言，堪称台湾社会的一股清流。

　　听马英九说话，他很少会声嘶力竭地呐喊，总是不疾不徐，清楚而完整地表达他想说的事情。台湾政大法律系教授苏永钦，是马英九的老友兼老同学，他用一个英文字，Witty(机智隽永的)，来形容马英九的口才，可以说是十分贴切。

　　马英九不追星，但也有崇拜的人物，在他崇拜的人之中，有孙中山、刘铭传、丘逢甲以及撒切尔夫人。一九八七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民主联盟(IDU )”党魁大会上，马英九有机会见到了自己的偶像、时任英国首相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当时，参加这次活动的人非常之多，而且，全都是国际知名人士，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量级要员。相对而言，马英九只是新人一个，撒切尔夫人大概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马英九很清楚，因为外交礼节，自己和她只有一次握手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如果把握不好，说不定，仅仅握握手，就过去了。

　　普通人通过电视转播看那些国际要人们见面的情景，往往能够看到某些人见面握手时，会随意地聊上几句，他们到底在聊什么？谁都不清楚，而且，大家也都很好奇。马英九自然清楚，他们聊的话题千奇百怪，或许也会有人说：“今天天气不错”之类的话吧。当时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给对方留下印象。

　　他想了想，冒出一个主意。当他终于有机会和她握手的时候，他便主动说：“撒切尔夫人，我来自台湾，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作为政治强人，撒切尔夫人当时一愣：台湾面临严重问题？这是某种信号吗？所以，她立即追问是什么问题。马英九回答说：“我们现在外汇储备高达七百五十亿美元，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这种英式幽默立即引起了撒切尔夫人的极大兴趣，她那紧绷的神经为之一松，也立即冒出一句俏皮话：“那你们可以拿到伦敦，请专业人士帮你们运用。”就这么一句话，在他们之间建立了某种外交上的投契，两人随后开始热烈交谈。

　　另一次令马英九得意的外交经历是面对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对于布什，马英九自然不会陌生，问题是，他们见面时，只有一两句搭话的机会，怎样才能令老布什对自己感兴趣并且留下印象，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见面后，马英九说：“总统先生，虽然你是耶鲁这种大学出身的，不过你做得还算不错。”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式幽默。在美国，耶鲁和哈佛是两所极为重要的大学，绝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出自这两所大学，而这两所大学的学生，又彼此不服，相互看轻。他们一旦走在一起，便相互“踩低”对方的学校，却又相互评价对方本人。所以，如果“猛踩”对方学校，并不会为对方所计较，反而认为你非常“幽默”，算是一种见面礼式的玩笑。

　　老布什听到马英九这样说，立即明白了一件事：面前这个人，肯定是哈佛毕业，否则，他可不会这样说。而且，他竟然如此幽默，自然便讨得了老布什的好感。老布什笑着问马英九：“是不是哈佛大学出身的？”马英九笑着点头，于是，两个相顾大笑。

　　他也会为了公关场面而调侃自己，例如说自己是台湾制造、香港交货、然后出口转内销、再回到台湾，以对照企业家林百里是生在上海、香港加工、台湾制造。总之这些说到底都不算是太幽默，只能看出他的机智和风度，但是大家倒很捧场。他很乐于“变装”，曾经一身黄色打扮，去参加制服为黄色的景美女中活动，一句“今天台北市停止扫黄”，其实并不好笑，但是大家喜欢他，看到他就乐了，只等他一开口，大家都配合。他常常自鸣得意地说出：“我姓马，生肖属虎，所以跑步成绩马马虎虎！”这类自嘲式的幽默，同样很得赏识。

　　他比较精彩的幽默感，反而是出现在一些回击对手的耍嘴皮功夫上，例如某次李登辉酸溜溜地刺激他：“不要再穿短裤跑步了！”记者就来问他的回应，他一脸无辜地说：“没有人穿长裤跑步的。”而当陈水扁向市民“撒娇”说：“市长真不是人干的！”预备和他竞逐市长的马英九则向市民喊话：“市长不是人干的，是马干的！”

　　饱读诗书的国学基础，让马英九格外重视语言表达的品质和层次。马英九这么讲究语言，自己也会很仔细聆听周遭人群交谈。马英九发现，很多人即使是说中文，也都说得不通顺。

　　欧化是其中一个大问题。马英九举例说，诗人余光中曾写过一篇文章：《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从日常生活中，提出五十七个实例，说明不必用欧化的句子，就可以把意思表达得简洁有力，也不少在说中文时还夹杂着英文。“余先生的这篇文章让人拍案叫绝。在句子里夹杂英文或许是自卑感使然，其实中文大部分是短句，根本不必有副词子句或形容词子句。”马英九的体会是，如果不特别注意，平时，我们可能根本不会察觉自己说话、写作时出现这些毛病。所以学好中文，并不容易，就像要学好英文，重点就在大量接触，反复练习。

　　他以自己的经验为例：“我在美国留学七年，这期间，我持续用中文写作投稿，就是不想让自己的中文荒废掉。因为在美国，我随时都有机会用英文写作，要使用中文反而没那么容易。”因此，有些留洋的年轻人说中文时，夹杂一串英文单字，还辩解说，是自己英文太好了，所以中文都变差了。每次听到这种说法，马英九心里就感到很失望，因为真相是，这个年轻人，既没有把英文学好，也没有把中文学好。

　　重点是要用心。马英九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时，非常注意自己说中文时，避免夹带英文单字。因为以前人形容留学生是“穿著土气、开口洋气、出手小气”，马英九就是要避免自己“开口洋气”。

　　马英九也观察到，现代新新人类讲起话来，普遍都少了点让人回味的余韵。他猜想，是不是现代有太多科技新玩意，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法专注地把语文学好。比方说，时下流行的ICQ，每个人都你Q我、我Q你，用的也都是最简略的沟通语言。马英九强调：“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当你习惯于用ICQ的语言和别人沟通，你可能就忘了语言那种精致、细腻的美。”

　　马英九的好口才，让他在各种场合都能表现得宜。在轻松的场合，他更是擅长带动气氛。这一天晚上，马英九和歌手李玟在一个颁奖典礼见面。政治小天王遇上流行乐坛天后，马英九自称是李玟的忠实歌迷，逗得李玟很开心。李玟笑说：“市长这么捧场，那我想要帮台北市民做一件事，来回报马市长。”

　　马英九认真地想了想：“只要你以后在歌词里，记得宣导酒后不驾车、垃圾要分类就好了。”台下的观众、媒体记者听了都哈哈大笑。风趣、优雅、隽永，这就是马英九的“Witty”，一开口，就让人如沐春风，也为自己赢得许多机会。

　　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国学修养极其深厚，对于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以及其它一些国学经典，有着很深的研究。当马英九还很小的时候，他便要求儿子涉足国学，今天的马英九，除了是一位法学专家，同时，还具有极深的国学素养，中国文学的功底非常之深。

　　有一次，台湾《慈恩》杂志和马英九约定一个采访，这个杂志主要刊载仁孝亲情之类的文章，采访时，记者突然提出一个议题：“中国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你认为这个说法对吗？”马英九立即说，他觉得这个提法是错误的，他本人不赞成。他觉得父母有错，仍要和颜悦色地规劝，这才是人子之道。他随口说道：“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记者被他这一番之乎者也弄昏了头，后来才知道，这一段，原来出自孔子学生所编的《孝经》第十五篇，内容是孔子和学生曾子的对答，几乎和此次记者同马英九的对答相似。

　　马英九当“法务部长”时扫黑，受到了一些人的责难，有人拿他抓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说事，又指他放宽假释尺度，使得很多犯人出狱，然后重又犯罪。马英九回答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语出自《论语为政》，讲的是法家和儒家两种不同的为政之道。法家以刑法治天下，儒家以德治天下。 ■

　　清华、北大连环爆炸案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队长、从警四十年的王军，经他领导参与侦破的刑事案件上万起。北京市民称赞他是这座城市的守护神。

　　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一生守候——京城神探刑侦档案》( 刑军著 )一书，记叙了他领导和参与侦破的许多重案名案。发生在二○○三年的清华、北大连环爆炸案就是其中一件案件——

　　清华大学坐落于北京市区西北角的海淀区，这是一处安宁的所在。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天气清冷但晴朗。十一点五十三分，毫无任何征兆，校园西北角猛地传出一声闷响。好些人都听到了这不寻常的响声，不久“水木清华”(校园BBS)上就有人发帖子了：是爆炸！发生在荷园！

　　荷园是清华大学的教工餐厅，离教学区较远，学生们一般不在那里就餐。大家在“水木”上纷纷猜测爆炸原因，很多人都以为：食堂嘛，可能是煤气爆炸——只是一桩不幸的意外而已。

　　但情况远没那么乐观。爆炸当场炸伤六人：其中一位是博士后，一位是北京广播学院的进修生，其余四人皆为清华教师，所幸伤者并无生命危险。事发三分钟后，清华大学派出所立即出警，初步判断这是一起人为的爆炸事件，随即封锁现场，报告刑侦总队。

　　十二点十五分，王军率队赶到清华大学，展开现场勘察。

　　荷园餐厅共两层，爆炸发生在一层大厅。伤者已经送医。大厅内弥漫着一股爆竹火药味儿。服务台区域附近桌椅散乱，地面洒落着蓄电池、漆包线、黑火药、水暖管残件、小闹钟、闹钟齿轮、一根针、空的康师傅方便面碗等物品，另有一蓝色尼龙单肩提包。

　　这边厢正在布置侦破，十三点二十分，又传来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与清华一街之隔的北京大学校内，农园餐厅也发生了爆炸！

　　全国顶尖的两所高校相继发生爆炸，现在又是十届全国人大、政协一次会议召开前夕——事情这下严重得多。还可能发生什么？王军沉住气，立即兵分两路，派员驱车直奔北大。

　　农园餐厅位于北大三角地附近，面积约四千平方米，是北京高校最大的学生食堂之一。爆炸发生在农园一层，爆炸使餐厅部分顶棚受损，窗户玻璃被震碎。由于爆炸发生时间已过就餐高峰，三名伤者都不是学生，一位是餐厅管理员，一位是餐厅保洁人员，一位是餐厅应聘者。

　　现场同样发现了蓄电池、漆包线、黑火药、水暖管残件、闹钟、闹钟齿轮、针、空方便面碗等物品，还有一个双肩背包。

　　得知这些，王军的心中倒踏实了一些：两案现场类似，案发时间临近，初步能判断是同一人或一伙人所为；而现场越多，线索就越多，案犯就越不容易逃脱法网。

　　当即，王军作出六个方面的部署：

　　第一，走访两餐厅经理，着重关注因被两餐厅开除，可能心怀不满的人员；第二，访问伤者，询问其受伤前在餐厅内与谁邻近，附近人员有何外貌特征，携带什么物品，是否曾看到什么可疑现象；第三，到清华、北大两校各校门值班室调取今日进出校门情况的录像，重点关注荷园爆炸发生后一段时间内离开清华和进入北大的，形迹可疑、神色慌张的人；第四，在全市范围内搜集情况，通过“秘密力量”调查所有曾扬言要炸高校、制造情况的人，搜集对社会不满的分子的线索；第五，派刑侦技术部门搜索清华、北大两校上空出现的手机信号，对其中吻合爆炸时间、分别出现在两处的信号进行分析；第六，研究爆炸装置，根据现场物品进行组装，恢复装置。

　　通过对爆炸装置的调查：两处所用炸药都是爆竹火药，火药都装在水暖管件之中，炸弹都是用石英钟定时，两个小闹钟齿轮相同，方便面盒内都有双面胶粘贴痕迹……种种迹象表明，这两个定时炸弹确属同一手法所制。

　　现场勘察之后，王军判断：这两起爆炸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预谋的。但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在校园内制造爆炸，选择的地点是食堂，而不是人更多的教室；第二，爆炸装置的安置尽量靠近服务台而不是餐桌；第三，爆炸发生的时间基本错开了就餐高峰时段。——看来，案犯的心理不完全是要人的命，主要是想要影响。

　　案犯是想要什么影响呢？

　　为了防止判断失误，北京市局请到了新疆公安厅爆破专家前来协助。在塔利班培训的恐怖组织活动中曾出现过类似的定时爆炸装置，新疆的专家对此了解很深。但他们带来了所有的爆炸装置图解，比对后发现不像，遂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北京市内和清华、北大校内的信息收集尚无重大突破，专案组压力很大。为了随时关注案情进展，王军和同事们组成的专案组住进了清华大学招待所，谁也不能回家，必须守在组里。

　　很快，侦查员在清华西门附近的一家摩托车修理店得到了重要线索：二月二十三日，一名身高一米七左右，二十五六岁，留平头，外地口音的男子在这家店购买了两组蓄电池，和现场发现的一致。

　　由于涉及两所知名高校，案发后网上对这起连环爆炸案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讨论，王军意识到这也可能是破案的一个突破口，他特意安排了一组刑警从网络搜寻案犯的踪迹。

　　网络与现实生活不同，这是个虚拟的社区，网络上的信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从网络找突破口难度也很大。经常有人在网上给清华、北大网站、邮箱发信息，声称对此事负责。说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于是侦查员们就得和他们联系，调查案情的细节。好些个无聊好事的发信人纷纷原形毕露，侦查员排除了他们的可能性，不再理会；还有些胆小的发信人慢慢觉得牛皮吹得太大，也发现了对方是警察，事态严重，就乖乖地自己收手……但这一番干扰，侦查员们也被折腾得够呛。

　　网上守候难道会无功而返？

　　终于，三月六日上午，北大、清大校园网电子邮箱先后收到了一封非同寻常的邮件：

　　“先生们：我是二月二十五日清华、北大爆炸事件的制造者。以下为证。

　　清华荷园的爆炸装置共装药约二百克，药室由铸铁水管配件［一个活接，两个堵头，其中一个堵头钻有孔，内径约50mm］构成。12V蓄电池连接普通小灯泡形成纸雷管则为引信，在桶面盒中粘有小闹钟一个［泡沫双面胶］，共有两根与电线相连的接电针，其中一枚与闹钟分针粘牢。单肩包一个。

　　北大农园的爆炸装置共装药约八百克，药室由铸铁水管配件［一个内接、两个外套，两个堵头，一个有孔，内径约70mm］构成。另有一塑料饮水杯，内装黑火药约五百克。余同前。双肩包一个。

　　我之所以制造此事件是为了心灵的自由，却不是为了伤人。且不说爆炸时间的选择，只需将两处装置对换定有更多人受到伤害。然而为了最终的理想，难免有人无辜受累也是无可奈何。近日余遍观众媒体，竟无只言片语提及，深感不安。有位肖余恨干脆直接说没有很大影响是因为没有人遇难，呜呼！其内心之黑暗只怕尤胜于我。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事件能否避免取决于各位了。

　　我建议：3月8日前公开讨论此事。

　　3月7日至3月10日在搜狐聊天/菁菁校园/校园文化联系，您的网名：水木清华。

　　言念及此，望慎对之。”

　　这封信立即引起了王军的注意。这绝不是一般好事者的故编乱造，也不是在调查过程中知道了部分案情的无聊人士的拼凑捣乱：来信提到水暖管配件头上有钻孔，刑侦人员在对外侦查时都留了一手，从未提过该细节。

　　王军立即给市局局长打电话请领导立即到专家组，他说：有进展！我现在可以说写这封信的人不是放炸弹的人，就是炸弹的制造者！

　　王军与强卫见面后，立即决定派出三名侦查员，一名网监处工作人员，于三月七日化名“水木清华”，和对方接触。

　　三月七日上午，“水木清华”出现在对方指定的论坛上，不多时，一个叫“黄老邪”的账号和他搭上了话。

　　“黄老邪”称自己就是真正策划清华、北大连环爆炸案的人，问及作案时间、炸弹放置地点、炸弹的制作方法、所用蓄电池的品牌等细节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有些细节甚至侦查员本人也不清楚。侦查员把此情况汇报给王军后，王军更加坚信这位“黄老邪”就是案犯——他说的细节的确不错，为了保密，诸如用接电针作触点控制起爆时间等情况，只有专案组的主要领导和王军本人才知道。

　　再问他现在身在何处，“黄老邪”口风很紧，不肯透露半句。大概他认为自己是安全的，才会肆无忌惮地细说案情点滴。

　　但侦查员们早已展开了对其地理方位的追踪，发现近日来其IP地址都位于福建省境内，他们把这一情况报给了王军。

　　对方一定是案犯，而且这几天进出过北京、福建境内。王军叫侦查员盯住“黄老邪”；又做出相应部署，清查各旅馆二月二十五日前后的福建房客；同时将案情进展上报至公安部。

　　很快，铁道部招待所反馈：二月二十一日，一位名叫黄旻翔的福建人入住二○九号房，二十五日上午离去。警察在暂住的房间搜查时，发现了爆炸定时装置的剩余零件。

　　黄旻翔，他就是“黄老邪”！

　　王军下令：侦查锁定福建！锁定黄旻翔！

　　王军将案情进展上报至公安部，请求福建警方支援。

　　根据对“黄老邪”的网络跟踪，侦查员最后将目标锁定在福州市。公安部向福州市公安局下令：一定要抓到黄旻翔。福建警方为此成立破案指挥部专案研讨部署，福建省公安厅动用了一百多名警察。王军也派出北京刑警飞抵福建参战。

　　三月七日晚，“黄老邪”又出现在论坛上。“水木清华”稳住他，继续和他聊天，听他倾诉“内心的自由”。

　　上网不多时，经过侦查分析，千里之外北京警方的技术力量很快明确地掌握了他的实际地理方位：福州市交通路“猎人网吧”，四十八号机。

　　三月八日凌晨零时二十分，北京和福建警方协作，冲进“猎人网吧”，将四十八号机位上一平头男子抓获，擒拿过程不到一分钟。

　　北京这边，“水木清华”再没等到“黄老邪”的回复。

　　三月八日下午二时，涉嫌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校园餐厅制造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黄旻翔，被北京警方押解至京。

　　黄旻翔，男，一九七六年出生，福州市人，在海口琼山市工作。他家境不错，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有一个妹妹在美国读研究生，他本人中专文化，相当聪明。平常不爱和人打交道，爱好上网，经常看兵器知识、无线电方面的书。黄旻翔称，二月十九日他从海口携带从爆竹中拆出的黑火药乘火车来到北京，入住一家招待所，此后分别在朝阳区一家建材城购买了水暖管件，在海淀区一家摩托车修理店购买了蓄电池等物品，在招待所制作了爆炸装置。二十五日中午，他来到清华大学荷园餐厅和北京大学农园餐厅，放置设置好的炸弹。二十五日下午，他乘火车到达石家庄，在当地报纸上看到有关清华、北大爆炸案的消息后，于二十八日乘火车到福州其父母处。

　　十天破获举国震惊的高校连环爆炸案，王军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王军推测得不错，黄旻翔此次制造事件，的确意在制造影响。

　　黄旻翔在接受警方审讯时称：选择在清华、北大制造爆炸案，是因为两校都是名校。在那里搞爆炸可以出名。之前他曾携带爆炸装置去过北京的几处教堂，但中国的教堂里平时并没什么人，造成不了太大影响，于是作罢。

　　黄旻翔说自己得不到这个世界的认可和关注，这样过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一次不能出名的话，他还打算十月份再制造一次爆炸事件。

　　没错，他是出名了。而代价是法院无期徒刑的判决。■

　　作假的“专家”

　　面对形形式式的文物，“专家”的鉴定往往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能百分之百相信“专家”的鉴定吗？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财济报道”的记者曾带着微型摄录机进行了一次秘访——

　　北京十里河的华声天桥民俗文化市场，是北京规模最大的仿古工艺品批发市场。在这儿买东西，老板一般都会告诉你，他们卖的是仿制品。在市场的另一条街上，仿红山玉器的，也是成堆地卖，在这几家店铺中，“红山玉”的批发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

　　经一番讨价还价，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的记者，花三十元钱买了一块仿制的红山玉枭，随后来到了离这个市场不到二百米的北京古玩城，因为有一种说法，说这里“鉴定中心”的专家很有名。

　　走进这家文物鉴定中心，迎而看到宣传栏上有这样一行字：本鉴定中心不做虚假鉴定，对赝品一律不出具鉴定证书。

　　交了一百块钱鉴定费，记者提出要找一个知名的、有经验的专家。

　　工作人员介绍说：“他是国家级的专家，级别比较高，其他(三位鉴定专家)都是北京的(就是北京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他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因为他在瓷器、玉器(的鉴定方面)非常擅长。”

　　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有着六十年文物鉴定工作经验，这样的老专家，应该不会看走眼吧？拿着记者刚刚花了三十元买的玉枭，老先生端详了不到一分钟，就辨出了真假。

　　记者：“这个多少年了？”

　　专家：“这个，大约四五千年吧，这个东西不错呀。”

　　既然如此，记者提出：“能否帮我开一个鉴定证书？”

　　老专家要价二千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在二千的基础上，几乎打了对折，收一千一百元。

　　如前所述，我国现在出土的红山玉器，全国范围大约有三百件，每件市场价约五十万。但是，各地仿制的红山玉到处都是，而且仿制的技术并不高超。玉器后面机器打孔的痕迹，十分明显——当然，这也包括刚才记者花了三十元买来的这件玉枭。

　　不过，就在记者花一千一百元得到的A0243号《鉴定证书》上，专家在“鉴定意见”一栏中是这样写的：“此燕为红山文化，有一定收藏价值。”

　　收藏家王立军揭示了其中奥妙：我曾问古玩城的一位老总，我说，你为什么喊他(指那位所谓国家级的专家)来搞鉴定？那位老总回答说：“我要是找一个眼光好的专家来，那我们就一分钱也赚不到！”你看，这就是现状。就是说，越是眼光好的专家，越没有人来找；越是眼光差的专家，天天门庭若市。我认识一位专家，确实是专家，但他眼光也确实不行，只要有人送东西来请他掌眼，他就一律“看真(鉴定为真品)”、“看好(鉴定为有收藏价值)”，我去他家，看到礼品很多。从床上到床头到床底下，全是烟酒，满了！

　　据悉，目前被业内普遍认可的文物鉴定权威机构，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只针对文博系统包藏的文物和考古发掘，只为这些国家级文物进行鉴定，这些优秀的专家，通常不为民间文物进行鉴定。于是，一些民间收藏者只能转向社会上的各种鉴定机构。而对于这种鉴定机构的资质，我国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换言之，只要某人在工商部门注册了，他随便找个专家，就可以开门迎客(帮人做鉴定)。而且这些机构开具的鉴定证书上，都会标明“仅供参考”，就是说，鉴定者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陆定一认为：中小学生应多识字

　　十五年前，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长的陆定一给正在从事小学识字和小学算术教学改革的实验和研究的心理研学所刘静和女士写了一封信，提出对中小学生教学的一些看法。

　　静 和同志：

　　七月三十日来信收悉。祝您一切顺利。我五岁读书，第一本是清朝的第一本教科书。那是戊戌政变后才有的。第一课八个字“天地日月山水土木”。六岁就是“民国”了，“民国”的教科书第一课一个字：“人”。再后来，“教育学发达了”，第一课是一张图，没有字。再后来，第一至第五课都是图，到第六课才有字。“教育学越发达”，学生识字越少。

　　打听原因，原来教育学主张，学生要“四会”。识一个字，要会读，会写，会讲，会用。所以，每课的字越少越好。会读会写，这办得到。会讲会用，必须识得很多字以后才办得到。对识字很少的人，要他会学会用，那只能记豆腐账。半文盲。

　　内容上也变得奇怪。《三字经》、《千字文》一上来就讲大道理，“教科书”却是“大狗跳，小狗叫，叫一叫，跳一跳”，根本不讲做人的道理。

　　这种“教育学”，我非常反感。

　　中小学生，记忆力最好。应该让他们多识字，快识字，不懂的字他们也能记。识了三千字，看书看报，不懂的字也就懂了。

　　您用科学的方法，不但在语文课，而且在数学和英文方面做出了成绩。我敢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向您致谢。

　　陆定一 一九八九。九。二十 ■

　　检察官智斗陈水扁

　　不久前台湾检察官陈瑞仁，经过周密的调查，认定陈水扁和他的夫人吴淑珍有贪污罪行，并提出《起诉书》，把吴淑珍等人告上法庭。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陈瑞仁是如何认定陈水扁夫妇的贪污罪行的，《看天下》杂志根据台湾、香港媒体以及新华社《参考消息》等方面的材料，做了综述——

　　在台湾岛内民众日夜不停的“倒扁”风潮冲击下，经多次交涉，陈水扁终于同意在自己的官邸，二次会见台湾“高检署”的检察官——陈瑞仁。

　　十月二十七日，为了防止台湾记者的盯梢穷追，检察官陈瑞仁不敢乘坐“高检署”的公车，而是戴上了他太太刚刚给他买的新安全帽，骑着一辆摩托车出发了。

　　为了躲避记者，陈瑞仁把自己的摩托车停在距离陈水扁住处较远的一所中学门口，然后再搭乘计程车，途中又与自己的同事陈仁龙会合，然后才进入陈水扁的住处。

　　陈瑞仁今年四十九岁，皮肤黝黑、脸圆圆的。当时是晚上九时许，“二陈对话”开始；次日凌晨一时许，“二陈斗智”结束。

　　在长达四个小时的询问、回答过程中，陈水扁喜欢兜圈子，谈来谈去总是在说“台湾外交”遭遇的困难，并强调说：“我做事很认真，绝对不可能贪污！”当然，在陈瑞仁的追问下，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请夫人吴淑珍帮助收集了不少发票，因为国务机要费中的一部分秘密开支，没有预算，必须搜集发票作为支出凭证。

　　不过，陈瑞仁此次问讯的重点却非常明确。他就是想搞清楚“甲君”是谁？

　　这里有个背景：今年八月七日，陈瑞仁第一次约谈陈水扁时，阿扁就多次讲到过一位神秘“甲君”。阿扁说，“甲君”也大量领取了国务机要费，因为“甲君”需要帮助台湾搞“秘密外交”。他还强调说，“甲君”领取钱款的同时，也拿回了许多发票，用于报销，但阿扁强调：“我要保护这个人，因为此人目前在大陆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