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选材
每个朝代和国家都有自己的选材用人方式，如汉代的察举制，两晋的门阀制，隋唐以后逐渐成型的科举制等。这种作为国家制度的取材方式与帝王之术中的辨别方式不同，帝王选材是拔异，国家选材是抡常。洪迈对各朝各代的选材制度都进行过一定的研究和比较，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一、古法之弊
洪迈在对古代选举人才做法的考察中，察觉到过去一些制度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汉代察举制到后来形同虚设，成为贪官污吏相引荐的平台，察举之人与事实截然不符，甚至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讥刺传世。但是，洪迈批评最甚的，还是两晋时的门阀制度：
梁武帝时，有交趾人并韶者，富于词藻，诣选求官，而吏部尚书蔡撙以并姓无前贤，除广阳门郎。韶耻之，遂还乡里谋作乱。夫用门地族望为选举低昂，乃晋、宋以来弊法，蔡撙贤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门阀制度的坏处就在于它把广大的寒门排除在国家的人才视野之外，一则浪费寒士中的杰出人才，二则缩小和破坏国家的统治基础，三则导致国家统治阶层近亲繁殖，两代之后即因循苟且，不思进取。如此例中，并韶本可以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却因为姓氏拒绝收录，结果图谋作乱，这就不仅是缩小了统治基础，而且是极大地破坏了它。梁国后来的灭亡与此不无关系。
二、科举取士
科举制度是隋唐首创，经过两宋时期的改造，到南宋时在体制上已经相当完备。当时的学界普遍认同科举选材的做法，认为替天下贫寒赤子打开了仕进之门。两宋更有许多名臣如范仲淹等都是直接从科举进入政界寒门庶士。但是，在科举取士开列的科目上，两宋学者多有争论，道学家主张专试经义，而文学家主张兼试辞赋。洪迈是赞成后者主张的，并且他从历史的发展轨迹中找到依据：
一世人材，自可给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今之议者，多以科举经义、诗赋为言，以为诗赋浮华无根柢，不能致实学，故其说常右经而左赋。是不然。成周之时，下及列国，皆官人以世。周之刘、单、召、甘，晋之韩、赵、荀、魏，齐之高、国、陈、鲍，卫之孙、宁、孔、石，宋之华、向、皇、乐，郑之罕、驷、国、游，鲁之季、孟、臧、展，楚之斗、、申、屈，皆世不乏贤，与国终毕。汉以经术及察举，魏、晋以州乡中正，东晋、宋、齐以门第，唐及本朝以进士，而参之以任子，皆足以尽一时之才。则所谓科目，特借以为梯阶耳！经义、诗赋，不问可也。
“是不然”，明确否定了那种只考经义，不试诗赋的看法。他从对历史的观照中发现，人才选择虽然历代有不同，但都能尽一时之选。只问经学，不及其余的做法在宋以前，从来就没有实行过，但宋以前历朝历代也“世不乏贤”。后世科举制度的发展证明洪迈的观点具有卓越的思辨性和准确的前瞻性。当科举在清朝被发展到完全以经学取士，甚至连文体都固定为八股的时候，科举制度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
三、多端选材
洪迈从来不认为选拔人才只有或者只靠那么一两种途径。不仅是科举，察举也可以选中真正的人才：
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是时，对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擢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复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等出焉。资治通鉴书仲舒所对为建元。按策问中云：“朕亲耕籍田，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对策曰：“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汉武帝选拔人才的不拘一格可谓深得洪迈本心。
一、古法之弊
洪迈在对古代选举人才做法的考察中，察觉到过去一些制度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汉代察举制到后来形同虚设，成为贪官污吏相引荐的平台，察举之人与事实截然不符，甚至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讥刺传世。但是，洪迈批评最甚的，还是两晋时的门阀制度：
梁武帝时，有交趾人并韶者，富于词藻，诣选求官，而吏部尚书蔡撙以并姓无前贤，除广阳门郎。韶耻之，遂还乡里谋作乱。夫用门地族望为选举低昂，乃晋、宋以来弊法，蔡撙贤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门阀制度的坏处就在于它把广大的寒门排除在国家的人才视野之外，一则浪费寒士中的杰出人才，二则缩小和破坏国家的统治基础，三则导致国家统治阶层近亲繁殖，两代之后即因循苟且，不思进取。如此例中，并韶本可以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却因为姓氏拒绝收录，结果图谋作乱，这就不仅是缩小了统治基础，而且是极大地破坏了它。梁国后来的灭亡与此不无关系。
二、科举取士
科举制度是隋唐首创，经过两宋时期的改造，到南宋时在体制上已经相当完备。当时的学界普遍认同科举选材的做法，认为替天下贫寒赤子打开了仕进之门。两宋更有许多名臣如范仲淹等都是直接从科举进入政界寒门庶士。但是，在科举取士开列的科目上，两宋学者多有争论，道学家主张专试经义，而文学家主张兼试辞赋。洪迈是赞成后者主张的，并且他从历史的发展轨迹中找到依据：
一世人材，自可给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今之议者，多以科举经义、诗赋为言，以为诗赋浮华无根柢，不能致实学，故其说常右经而左赋。是不然。成周之时，下及列国，皆官人以世。周之刘、单、召、甘，晋之韩、赵、荀、魏，齐之高、国、陈、鲍，卫之孙、宁、孔、石，宋之华、向、皇、乐，郑之罕、驷、国、游，鲁之季、孟、臧、展，楚之斗、、申、屈，皆世不乏贤，与国终毕。汉以经术及察举，魏、晋以州乡中正，东晋、宋、齐以门第，唐及本朝以进士，而参之以任子，皆足以尽一时之才。则所谓科目，特借以为梯阶耳！经义、诗赋，不问可也。
“是不然”，明确否定了那种只考经义，不试诗赋的看法。他从对历史的观照中发现，人才选择虽然历代有不同，但都能尽一时之选。只问经学，不及其余的做法在宋以前，从来就没有实行过，但宋以前历朝历代也“世不乏贤”。后世科举制度的发展证明洪迈的观点具有卓越的思辨性和准确的前瞻性。当科举在清朝被发展到完全以经学取士，甚至连文体都固定为八股的时候，科举制度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
三、多端选材
洪迈从来不认为选拔人才只有或者只靠那么一两种途径。不仅是科举，察举也可以选中真正的人才：
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是时，对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擢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复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等出焉。资治通鉴书仲舒所对为建元。按策问中云：“朕亲耕籍田，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对策曰：“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汉武帝选拔人才的不拘一格可谓深得洪迈本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