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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洪迈对于文学创作客体的观照

  所谓客体,就是文学所描写和反映的对象。宋代文学远接恢弘的唐代文学余绪,而唐代文学已经把中国文学的主要题材和意象开发几尽。宋代在唐代开拓的基础上力求创新,通过向日常生活的挖掘和向内心世界的探求,进一步扩大文学视野。洪迈对于文学客体的观照既体现了这种有宋一代文坛的共同特点,又表现出他鲜明的个人色彩。他的观念主要可以在两个方面得到反映:

  一、洪迈极为强调文学创作客体选择的自由性

  客体选择的自由性往往受制于外部条件,这些条件跟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学术文化发展水平都息息相关。洪迈在对以往文学发展情况的探察中发现,选择文学客体的自由——也就是创作的自由是一个文学繁荣时代到来的重要前提。缺少了这个前提,文学的发展就会出现由于缺乏社会生活而导致的“贫血”症状,主要表现在思想苍白无力,陷于舞弄文辞。而具备了这个先决条件的时代,往往就能够奏出充分代表时代风貌的雄浑之音。

  洪迈在《容斋二笔》《唐诗无讳避》一文中揭示了盛唐文学辉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对于这个因素的得来他归之于统治者的宽容。与此相对应,他看到了宋朝统治者在这一方面的不足:

  蔡京颛国,以学校科举箝制多士,而为之鹰犬者,又从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鲍辉卿者言:“今州县学考试,未校文学精弱,先问时忌有无,苟语涉时忌,虽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诸如此语,熙、丰、绍圣间,试者共享不以为忌,今悉绌之,所宜禁止。”诏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试文,有以圣经之言辄为时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与夫‘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吉凶与民同患’。以为‘哉’音与‘灾’同,而危乱凶悔非人乐闻,皆避。今当不讳之朝,岂宜有此?”诏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当时试文无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载于四朝志。

  洪迈的本意是通过这种前后的对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而改变钳制文学的态度。应该说,洪迈自发地感受到了文学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向统治者提出放宽文网的请求;但是洪迈局限于时代,他看不到封建统治不断发展的趋势,自宋代以后,对学术和文化加以钳制,已经成为历代统治者文化政策的必然组成部分。这种钳制到清代和封建社会一起发展到了顶峰。因此,期望通过统治者的宽容来取得文学自由发展的可能,只是洪迈一厢情愿的幻想。洪迈看到文学发展的远处,但因为时代局限,他不可能找到那条正确的通路。

  二、洪迈认识到文学创作客体与主体之间独特的情感互动

  客体与主体的互动是现代的语言,而在当时,洪迈只是清楚地意识到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脱离道学色彩的抒情文学作品,应该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物我两忘的至境。这是文学创作本身的需要,文学不同于科学,他所要实现的目标不是理智而是情感。所以,仅仅能够客观表现客体的形状,外貌,质地,由来,发展等等,都不是文学。文学就是把冰冷的不受我约束的物质世界,用热烈的唯我支配的情感体验反映在精神世界里。洪迈从没有过类似表述,但他对于创作者与描写对象之间的情感互动极有体悟并引以为文学圭臬,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学习和继承文学遗产的过程中有所窥见:

  刘梦得云:“诗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细看’,王维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学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为优。”予观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余家,漫录于后。王昌龄“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插鬓茱萸来未尽”,卢纶“茱萸一朵映华簪”,权德舆“酒泛茱萸晚易曛”,白居易“舞鬟摆落茱萸房”,“茱萸色浅未经霜”,杨衡“强插茱萸随众人”,张谔“茱萸凡作几年新”,耿氵韦“发稀那敢插茱萸”,刘商“邮筒不解献茱萸”,崔橹“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贺“茱萸城里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好诗要能够兴寄真情,洪迈发现了杜诗造境达情的魔术。“醉把茱萸子细看”好在哪里?醉眼必定模糊,模糊还要再看,而且还是细看。何物使人如此?原来竟是茱萸——传统习俗中用来寄托家乡与亲人之思的信物。至此,读者不知不觉就沉浸在一片刻骨思乡之情中。细味此句,一言之中前后关照,回味无穷。只有看到“茱萸”二字,才知道因何而醉;而以“子”与“仔”同音之巧,省却一字之烦,成就自然风流一段。洪迈不止于体味前人评点之精,而且还推而广之,进一步列举近似句例,使人对优劣之辨更为明晰。只要粗略一比,就可以看到,王维与朱放两句虽工,但不如杜诗一句之回味无穷;自王昌龄以下,或设语新奇,或用句精巧,或发人未见,但都缺乏杜王朱的自然韵味。本是一丛普通的茱萸,经过作者不露痕迹的改造,就寄托了自己全部的乡土之思。又如:

  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此语诚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闻白乐天左降江州,作绝句云:“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乐天以为:“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怅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题为病中作,失其意矣。东坡守彭城,子由来访之,留百余日而去,作二小诗曰:“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秋来东合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醒,风吹松竹雨凄凄。”东坡以为读之殆不可为怀,乃和其诗以自解。至今观之,尚能使人凄然也。

  这几例中情感的表达就不是通过言辞而是通过诗中的各种意象与作者乃至与读者的互动当中实现的。几例全部是表达忧思惦念之情,或兄弟或朋友。试分析第一例:元微之写乐天左降之后,作为朋友他是极为不平而又担忧的。但全诗没有一个忧字或是念字。他通过一系列意象创造了一个凄凉的意境——已经熄灭的残灯,风中摇曳的黑影,垂死挣扎的病人,在这个环境中,读者只能感到的是一片死一样的寂静,一种深埋心底的孤独和恐惧。作者把当时灰暗的心情和窘迫的境遇统统画在了这一幅蒙太奇式的舞台背景之中。友人遭到贬斥的消息传来,好像一颗巨石打破死寂的水面,垂死的作者刹那间坐起,寒风推开紧闭的门窗,裹挟着冷雨呼啸而入……还用得着说什么呢?对至交好友的刻骨担忧,对黑暗世界的深沉憎恶,一切都在不动声色的天人合一中得到完美体现。没有露骨的语言,因为语言本已在各自的心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独特审美体验,一种中国式的天人合一,意在言之外,物与我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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