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洪迈对于文学创作本体的观照
两宋的主流文学观即所谓文以载道说，就文学的发展而言，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倒退。进步意义在于，它对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探讨更为深入，更加扩大了文学作品的涵盖范围，提高了文学创作的地位，并把古代的议论文体发展到了顶峰。但同时它使文章成为道学的附庸，在文学发展的道路上弱化了艺术影响，相对于前代重视和突出文学抒情性的观点而言又是某种程度的倒退。宋之前，文学一直被视为小技，至有宋一代，文章才成为证道的一条重要途径。洪迈对此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虽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为失言，不可以训。文章岂小事哉！易贲之彖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称帝尧焕乎有文章。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诗美卫武公，亦云有文章。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圣贤，桀、纣、幽、厉之昏乱，非诗书以文章载之，何以传？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传？孔子至言要道，托孝经、论语之文而传。曾子、子思、孟子传圣人心学，使无中庸及七篇之书，后人何所窥门户？老、庄绝灭礼学，忘言去为，而五千言与内、外篇极其文藻。释氏之为禅者，谓语言为累，不知大乘诸经可废乎？然则诋为小伎，其理谬矣！彼后世为词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玩其华而落其实，流宕自远，非文章过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爱文章”，“文章日自负”，“文章实致身”，“文章开祊奥”，“文章憎命达”，“名岂文章着”，“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诬”，“海内文章伯”，“文章曹植波澜阔”，“庾信文章老更成”，“岂有文章惊海内”，“每语见许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类，多指诗而言，所见狭矣！
这种重视文学的态度激励了文学创作主体的自我发现和觉醒。在这种重视文学之道的基础上，洪迈对文学本体即文学作品本身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比较深入的水平：
一、文学本体的独立性
洪迈身上有着浓厚的道学气，本身也是一位儒学大师，但同时身上又有着内心追求个性自由，向往隐逸生活的一面，这是两宋知识分子共同的时代特征。而且，在自身的文学实践活动中，他也隐约觉察到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有其独立存在的本体意义和价值。尽管他最后没有彻底突破儒家的樊篱，把文学从道学家的怀里拉出来，但他对文学本身的认识已经走在了时代前列：
李习之答朱载言书论文最为明白周尽，云：“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如山有岱、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济、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曰，文章词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病于时者曰，文章不当对；爱难者曰，宜深，不当易；爱易者曰，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而辞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易与难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庄至于刘向、扬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其论于文者如此，后学宜志之。
洪迈引而赞之的这一段议论先从分析儒家以及上古诸子经典入手，提出同样阐述一个道理，各家之言却完全不同，说明文章之道非止一端，“如山有岱、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济、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不必均也。”接着，又从分析文学（注意：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并不仅仅指文学艺术。但由于我国古代于此中分辨本就一向不明，所以姑统论之。）受众入手，提出天下人读书各有喜好憎恶，众口难调，说明文章之道也不可能有一条能让所有人都接受的途径。接着笔意一转，论述文章如何表现义理。文章既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那就应该选择其中文辞工整，易为人欣赏的方式，以便更好的传播义理，使更多的人接受道的熏陶。所以最终把论点归结为“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洪迈仍然是把文学看成是承载义理的工具，但是，他同意如果文辞不美不当，那么即使义理再高也不能流传下去，这就充分肯定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实际上承认文学与义理的同等地位。
二、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意在韵先
洪迈在对古代诗人的研究和学习中发现了古诗意在韵先的优良传统：
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观文选所编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载。姑取杜集数篇，略纪于此。高适寄杜公云：“尔东西南北人。”杜则云：“东西南北更堪论。”高又有诗云：“草玄今已毕，此外更何言？”杜则云：“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严武寄杜云：“兴发会能驰骏马，终须重到使君滩。”杜则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杜公寄严诗云：“何路出巴山，重岩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时”，“篱外黄花菊对谁，？<马望君非一度。”杜送韦迢云：“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迢云：“相忆无南雁，何时有报章？”杜又云：“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郭受寄杜云：“春兴不知凡几首？”杜答云：“药裹关心诗总废。”皆如钟磬在？：，叩之则应，往来反复，于是乎有余味矣。
宋代文学的发展是从反对五代浮华文风和继承唐朝文学传统的起点上开始的。所以宋代文人一方面汲取五代的教训，反对那种穷事雕琢，专攻词句的虚华之作，另一方面又从唐朝辉煌的文学成就中获得关于格律、体式、韵脚等方面许多成熟完备的经验。两者结合，形成宋人一方面认为内容重于形式，内容应当主导形式，另一方面又讲求形式以便更加完美表现内容，这使得宋人对诗文的理论探讨比之唐朝更加深入和发展。洪迈在随笔中就记录了苏东坡对于文章命意重要性的直接论述：
江阴葛延之，元符间，自乡县不远万里省苏公于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请作文之法，诲之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需，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书诸绅。……
一代文宗苏东坡，直接把文章的命意放在了统属一切的位置上，并比喻说有了命意再作文章就好像有了钱去买东西，想什么买什么。他的这种观点在宋朝的士大夫中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沿袭宋代一般性的认识基础上，洪迈还进一步阐述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现象。他认识到，在文学性思维中，所要表现的内容是被思维加工过的内容，因此，作者的心情、遭遇、环境等等一切能影响到主观情感的因素都可以导致文章内容进而导致文章形式发生变化。只要情真意至，即便文辞浅陋也会使文章发散出意想不到的艺术魅力。如他记载了两则文坛逸事：
宋孝武尝令群臣赋诗，沈庆之手不知书，每恨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并称其辞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军还，振旅凯入，武帝宴饮联句，令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予谓沈、曹二公，未必能办此，疑好事者为之，然正可为一佳对，曰：“辞荣圣世，何愧子房？借问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后两句，亦自的切。
前首诗尚且气格平平，后一诗真可称气势雄放，用语自然浑成，有汉乐府遗风，言语之间饱有勃勃英气。头两句以昔时之悲衬托今日之喜。后两句借问路人表自得豪迈之意，问而不答更有无穷之味。尤其难得的是，病、竞都是险韵，而全诗气势通贯一气呵成，了无雕琢痕迹，可以说是绝句天成。曹景宗一届武夫，根本不懂文事，但凭一口气就写出了这样一首绝好的诗，虽然事属偶然，但是不也恰恰说明意在韵先，情为意导吗？
三、洪迈对文章的修辞现象非常关注
对于在前人作品中一些比较特别的修辞手法，他更加注目，非常希望从中汲取行文的经验。例如，他曾探讨韩愈和苏东坡文中排比的运用情况：
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韩公送石洪序云：“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盛山诗序云：“儒者之于患难，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以障屋溜；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苏公百步洪诗云“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之类，是也。
当时对于排比并没有专门的术语或者研究，他通过对韩愈和苏东坡文章的深入品读发现两人都喜欢连用比喻。洪迈慧眼识珠，在两人的众多名句中搜检得之并加以总结，作为可供自己学习创作文学作品的教材。韩愈盛山诗序中的连用譬喻，是把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用统一的修辞手段集中表述出来，既气势充沛，又明白晓畅；而苏东坡百步洪诗中的连用则更加奇绝：前四句寥寥数语勾画出一幅险滩行舟图，交代了大环境。后四句则龙腾虎跃，水激云飞，连用比喻时故意省略喻词，就像书法中的飞白，纯以意气连接，给人一种喘不过气来的压迫感，于是水上行舟的速度、力量与气势就宛然在目。
再如，他还认真地研究了杜诗中的修辞技巧，特别是在杜甫作品中尤其常见的对偶：
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杜诗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书签药裹封蛛网，野店山桥送马蹄，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烂漫，宫阙尚萧条，蛟龙引子过，荷芰逐花低，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百万传深入，寰区望匪他。象床玉手，万草千花，落絮游丝，随风照日，青袍白马，金谷铜驼，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长年三老，捩醓开头，门巷荆棘底，君臣豺虎边，养拙干戈，全生麋鹿，舍舟策马，拖玉腰金，高江急峡，翠木苍藤，古庙杉松，岁时伏腊，三分割据，万古云霄，伯仲之间，指挥若定，桃蹊李径，栀子红椒，庾信罗含，春来秋去，枫林橘树，复道重楼之类，不可胜举。……如是者甚多。
当句对是洪迈独创性的发现，也就是在一句之中进行对仗。这种修辞方式有着独特的魅力。一句之中对仗，多数是以实词相对而省略虚词，实际上扩充了诗文的容量。同时由于虚词的省略，词与词间的语意逻辑关系不是那样严密，反而给诗文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但是，当句对也有缺点，这种修辞方式如果运用不当，就会变成一堆实词的简单堆砌，沉闷冗长。
对于夸张，他也有所论述：
列御寇、庄周大言小言，皆出于物理之外。列子所载：“夏革曰：渤海之东，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帝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千而暨山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沉于大海。”张湛注云：“以高下周围三万里山，而一鳌头之所戴，而六鳌复为一钓之所引，龙伯之人能并而负之。计此人之形当百余万里，鲲鹏方之，犹蚊蚋蚤虱耳。太虚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庄子逍遥游，首着鲲鹏事云：“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徙于南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二子之语大若此。至于小言，则庄子谓：“有国于蜗之左角，曰触氏，右角曰蛮氏，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列子曰：“江浦之间生幺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黄帝与容成子同斋三月，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二子之语小如此。释氏维摩诘长者居丈室而容九百万菩萨并狮子座，一芥子之细而能纳须弥。皆一理也。张湛不悟其寓言，而窃窃然以太虚无所不容为说，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书，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则明白洞达，归于至当，非二氏之学一偏所及也。
洪迈不同于一般的死板学者如张湛，他不是强行替古人圆谎，非要解释出所以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判明庄周和列子这里所运用的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是故意失实以给读者留下明确深刻影像的手段而已。虽然洪迈最后仍然归结到儒学中庸胜过庄子之类的陈腔滥调上去，但是他从文本出发，善于发现和总结前人为文之法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四、洪迈非常强调对文字的锤炼和推敲
在他的作品中，屡屡有疾行无善迹之说。而且，容斋随笔中他记载的两则小故事极为有名：
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祗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黄鲁直诗：“归燕略无三月事，高蝉正用一枝鸣。”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带、曰要，至用字始定。予闻于钱伸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残蝉犹占一枝鸣”。……
这是脍炙人口的故事。两位诗人的选择都体现了对诗艺精益求精，孜孜不倦的精神。绿字与到、过、入、满等字相比，超越之处就在于形象而含蓄。到、过、入、满都是动词，平平道来，缺少诗歌的韵味。绿字则从节序之变，隐喻春风化物之美。使无形的瞬间感悟，变作了有色的眼前长卷。用字的长处主要在一个奇字，抱字太俗，占字太横，在字普通，带字不解，要字太卑。作诗的关键在于使情境交融，物我两忘，用字正有此味。
对文字的推敲还包括对虚词的选用。这一点不仅对今人，对当年的古人也是一项疑难。洪迈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并对虚词（主要是一些感叹词、疑问词、祈使词）的用法进行了示例，对其重要性作了简要说明：
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所谓乎、欤、耶、哉、夫也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精思之则益也。”予读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缪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缪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使人之意飞动，此难以为温夫辈言也。
开篇借柳子厚给一位后进的书信提出了虚词乱用的现象，对词性用途做了简要阐明，并提出了改进的办法。而后又举出了孟子一文。孟子以辩说文最为出色，其特色就是气势如虹，逻辑严密。形成孟子辩说文气势的根本原因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和自信，而全文气势流转的桥梁就是虚词。对虚词的灵活运用使孟子强烈的感情和澎湃的激情在字里行间释放得淋漓尽致。洪迈所摘取的这一段文字出自《孟子》，在短短的四句话中，借助虚词完成了四次语气转换，文思跌宕起伏，足以使言者快意，听者动心。
在洪迈散论性质的名著《容斋随笔》中，有两处先后提到为文要点检。一者是说写诗要注意检查：
作诗至百韵，词意既多，故有失于点检者。如杜老夔府咏怀，前云，“满坐涕潺盢”，后又云，“伏腊涕涟涟”。白公寄元微之，既云，“无杯不共持”，又云，“笑劝迂辛酒”，“华樽逐胜移”，“觥飞白玉？<”，“饮讶卷波迟”，“归鞍酩酊驰，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醨”，“不饮长如醉”，一篇之中，说酒者十一句。东坡赋中隐堂五诗各四韵，亦有“坡垂似伏鳌”，“崩崖露伏龟”之语，近于意重。
二者是说写文章也要注意检查：
作文字不问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着意点检，若一失事体，虽遣词超卓，亦云未然。前辈宗工，亦有所不免。欧阳公作仁宗御书飞白记云：“予将赴亳，假道于汝阴，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而云章烂然，辉映日月，为之正冠肃容再拜而后敢仰视，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曰，‘此宝文阁之所藏也，胡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从臣于群玉，而赐以飞白，予幸得预赐焉。’”乌有记君上宸翰而彼此称“予”，且呼陆经之字？又登贞观御书阁记，言太宗飞白，亦自称“予”。外制集序，历道庆历更用大臣，称吕夷简、夏竦、韩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顾予何人，亦与其选”，又曰“予时掌诰命”，又曰“予方与修祖宗故事”，凡称“予”者七。东坡则不然，为王诲亦作此记，其语云“故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不及见其人矣”云云。是之谓知体。
前后两篇议论提到对文字的点检，可以形象地说明洪迈在文学作品的提炼和修饰方面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和慎重的态度。失于点检的后果一是文辞冗滥，二是意象重复，三是易失事体，轻则使文章不忍卒读，重则可能引来麻烦。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洪迈体现出有宋一代文人勤思好学，博物考究的共同特点。
五、洪迈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研究最多的是谋篇结体的技巧
他非常善于从大量的古代优秀作品中发现、分析并总结、归类出客观的规律。他在阐述这些规律时使用了多种方法，有时他通过评论名家名作阐发，有时又直接通过文论传达，有时还借他人论述转达。由于比较分散而且多有重复，只能择其精要略作评析：
洪迈一生极为欣赏《史记》与《汉书》，将二者奉为叙事纪实的经典。所以从两部巨作中去寻找可资借鉴的写作手法，是洪迈必然的选择：
史记、前汉所书高祖诸将战功，各为一体。周勃传：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攻好，最；击咸阳，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夏侯婴传：破李由军，以兵车趣攻战疾；从击章邯，以兵车趣攻战疾；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灌婴传：破秦军于杠里，疾斗；攻曲遇，战疾力；战于蓝田，疾力；击项佗军，疾战。又书：击项冠于鲁下，所将卒斩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王武军，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击武别将，所将卒斩都尉一人；击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将军、将吏四十六人；击田横，所将卒斩骑将一人；从韩信，卒斩龙且。身生得周兰；破薛郡，身虏骑将；击项籍陈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追至东城，所将卒共斩籍；击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白题将一人；攻陈，卒斩特将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小将十人。傅宽传：属淮阴，击破历下军；属相国参，残博；属太尉勃，击陈。郦商传：与钟离昧战，受梁相国印；定上谷，受赵相国印。五人之传，书法不同如此，灌婴事尤为复重，然读之了不觉细琐，史笔超拔高古，范晔以下岂能窥其篱奥哉？又史记灌婴传书：受诏别击楚军后；受诏将郎中骑兵；受诏将军骑别追项籍；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受诏并将燕、赵车骑；受诏别攻陈。凡六书受诏字，汉减其三云。
仅从文辞上看，《史记》叙事简直就是嗦之极，语词、句式乃至字数都一模一样。但是偏生读起来津津有味，毫不觉累赘。这是为什么呢？“超拔高古”四字评语虽然隽永，但不足以解释这个疑问：
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林赡可喜。
关键就在于“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洪迈从《史记》与《汉书》两部叙事风格迥异，却又同样出色的史学巨著中，总结得出了这个一般性的规律。烦与简各有其优缺点，关键在于作者根据所要表达的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但需要注意，洪迈所要表达的内容，并不是单纯指文章所要描写或刻画的对象，而是指作者被对象感染所要表达的情感或者观点。汉代历史是同样的，但同样出色描写这段历史的两部史书可以风格如此不同，就在于司马迁尚奇，而班固重实。司马迁记事，在史实基础上一力营造奇崛惊人的艺术效果，因此他不惜用繁复嗦的笔调反复记录同类事件，发语短促，前后相从宛如排比，在语言形式上营造了一种非常急促的节奏感，气势古朴，雄浑有力。而班固记事以简洁为美，每每事有相从都收归一类，并为之叙。这种记事方法温和典雅，庄重平实，深合儒家中庸之道。从文学角度看，当然是司马迁更胜一筹，所以洪迈称赞说《汉书》不如《史记》“林赡可喜”。但是从史学角度而言，洪迈更加看重《汉书》的史实价值，《史记》则被看作与一部史诗体的小说。据他自己描述：
予自少时读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点句，亦须十本，初不记忆高帝之祖称丰公，比再阅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见于此。旧书不厌百回读，信哉！
汉代以下，至于盛唐，文学积累之宏富数以万千。洪迈在其中选取名家，作过相当仔细的分析。如杜甫的谋篇技巧：
杜子美有存殁绝句二首云：“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每篇一存一殁。盖席谦、曹霸存，毕、郑殁也。黄鲁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乃用此体。时少游殁而无己存也。近岁新安胡仔着渔隐丛话，谓鲁直以今时人形入诗句，盖取法于少陵，遂引此句，实失于详究云。
杜甫的两首绝句中首联都是写尚在，紧接着颌联写已逝，第三句写健在者的风采，第四句追忆已逝者的遗迹。这一生一死的强烈对比，更加突出了生与死，今与昔，喜与悲一系列掺杂了浓烈的生命意识和个人情感的深沉思绪，大大丰富了四言绝句的表意空间，诗味悠长，兴致无穷。通过对杜诗的深入了解并与宋诗代表作家作品的对比分析，洪迈简明道破了杜诗这种高超的结体技巧，并准确指出宋代诗人对这种诗歌谋篇艺术进行了全面继承。
洪迈不仅仅限于分析前人作品来揭示文学创作规律，他也会结合史事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由于学识过人又兼才智超群，其论点往往悉中肯綮，蔚为可观。对于议论文的结构，他的观点是应该全面周密，反复多端，首尾呼应，这样才能打动读者：
为文论事，当反复致志，救首救尾，则事词章着，览者可以立决。陈汤斩郅支而功未录，刘向上疏论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诛猃狁。”次言：“齐桓公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李广利靡亿万之费，捐五万之师，谨获宛王之首，孝武不录其过，封为列侯。”末言：“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后极言：“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着，小恶数布，臣窃痛之！”于是天子乃下诏议封。盖其一疏抑扬援证，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书石显，出力沮害，竟不能夺。不然，衡、显之议，岂区区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这篇文章借助了当时的史实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时正当汉元帝在位。匈奴北单于郅支受到汉廷和南单于呼韩邪的夹击，被迫向西迁移来到康居国驻扎。西域副都护陈汤得到了准确情报，在没有请示朝廷，也没有得到都护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调发西域各属国兵马长驱疾进，包围了单于驻地并斩杀了郅支单于，传首国门。这本来是一件盖世奇功，但当时秉政的匡衡和石显等佞臣妒忌他的功劳，想以不奉命用兵的名义陷害陈汤。懦弱昏庸的汉元帝犹豫不决。刘向的这篇上疏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奏报，从而挽救了一代名将。洪迈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析：刘向首先从远及近，广征博引，连续列举周代，春秋，汉武帝，汉宣帝时期的历史事实，然后把这些事实拿来与陈汤的功绩比较，指出陈汤所面对的敌人比古时候强，消灭的敌人比先朝要尊贵，敌人对我们犯下的罪行比过去还大，而陈汤消灭他们竟没有费国家的一兵一卒和一粒粮食，比起过去那些立功封侯的人来说，他不知超过了多少倍。紧接着，刘向就劝皇帝，对这样的功臣，不能计较小节，而应该表彰大功。这些议论引经据典，环环相扣，雄辩有力。所以连昏庸的元帝也立刻照办，而两个当权的奸臣竟无法从中阻挠。洪迈认为，取得这样的效果，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篇优秀的论说文做到了“反复致志，救首救尾”，使“览者可以立决”。
洪迈还对一些应用文的文体要求作过一些考察，比如：
东坡为张文定公作墓志铭，有答其子厚之一书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大半，到此百冗未绝笔，计得十日半月乃成。然书大事略小节，已有六千余字，若纤悉尽书，万字不了，古无此例也。知之知之。”盖当时恕之意但欲务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谒告数日方写得了，谨遣持纳。衰病眼眩，辞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志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铭诗百六十字云。予乡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状九千言，衢州士人诣阙上书二万言，使读之者岂不厌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梁氏竹斋，赵晋臣镌石于湖南宪司楚观。
洪迈从苏轼撰写张文定公墓志铭时的两份通信说起，批评当时一些作文者不问情况，不问对象，盲目撰写长文，“使读之者岂不厌倦”。他主张要因事属文，以简洁为美。这一点即使对当今文山会海，八股盛行，著作等身，言无一物的现象也有巨大的参考价值。
六、洪迈对于文章的结尾尤其重视
他有一篇专门论述文章结尾方法的文章：
老子道经“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盖用二字结之。左传：“叔孙武叔使后阝马正侯犯杀后阝宰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剑过朝，公若必曰：“谁之剑也？”吾称子以告，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使如之。”孟子载：“齐人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必厌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妻銬其所之，乃之东郭睩间之祭者，乞其余。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复数十百语，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结之。史记封禅书载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长陵神君，李少君、谬忌、少翁、游水发根、栾大、公孙卿、史宽舒、丁公、王朔、公玉带、越人勇之之属，所言祠灶，化丹沙，求蓬莱安期生，立太一坛，作甘泉宫台室、柏梁、仙人掌，寿宫神君，斗棋小方，泰帝神鼎，云阳美光，缑氏城仙人迹，太室呼万岁，老父牵狗，白云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鸡卜，通天台，明堂，昆仑，建章宫，五城十二楼，凡数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则武帝所兴为者，皆堕诞罔中，不待一二论说也。文字结尾之简妙至此。
可以清晰地看出，洪迈是把结尾作为文章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来看待的。他强调结尾与全文宗旨的呼应，指出优秀的文章结尾应该简劲。何谓简劲？简的意思就是简明扼要，前文已经详加论述过的东西就不要再“总之”地抄一遍，在形式上表现为结尾要短促；劲的意思就是精到凝练，有嚼头，有回味的余地，使人对于这篇文章的记忆久而弥笃，过而不忘。怎么做到简劲呢？洪迈敏锐地发现，要做到结尾简劲，必须在前面营造强有力的态势。文中的详尽繁复既可以把要表达的意思或者要记叙的事件交代清楚，为结尾的简短准备条件，又可以与结尾形成强烈对比，增强简劲结尾的艺术感染力。好比建大坝蓄积水力直上千尺，突然之间拆坝放水，激流从天而降以至于漂石断木。洪迈举了《史记》中方士列传的例子。司马迁极力描绘武帝求仙的迫切，求仙的奢靡，继而不吝笔墨，连写十多位方士各有奇谋，各尽奇能，举凡上天入地下海，人力能为之事皆为之，当真如同一场热闹无比的活剧。而最后结束语仅六个字“然其效可睹矣”，就像一声清脆的锣响，大幕落下，人潮散去，剩下满地狼籍，万千感慨不言自明。
洪迈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出色地做到了结尾的简妙。如：
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谶。白公十八岁，病中作绝句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白公寿七十五。
全篇的议论与主题，尽在“然白公寿七十五”七字之外，回味可称无穷。
“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虽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为失言，不可以训。文章岂小事哉！易贲之彖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称帝尧焕乎有文章。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诗美卫武公，亦云有文章。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圣贤，桀、纣、幽、厉之昏乱，非诗书以文章载之，何以传？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传？孔子至言要道，托孝经、论语之文而传。曾子、子思、孟子传圣人心学，使无中庸及七篇之书，后人何所窥门户？老、庄绝灭礼学，忘言去为，而五千言与内、外篇极其文藻。释氏之为禅者，谓语言为累，不知大乘诸经可废乎？然则诋为小伎，其理谬矣！彼后世为词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玩其华而落其实，流宕自远，非文章过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爱文章”，“文章日自负”，“文章实致身”，“文章开祊奥”，“文章憎命达”，“名岂文章着”，“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诬”，“海内文章伯”，“文章曹植波澜阔”，“庾信文章老更成”，“岂有文章惊海内”，“每语见许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类，多指诗而言，所见狭矣！
这种重视文学的态度激励了文学创作主体的自我发现和觉醒。在这种重视文学之道的基础上，洪迈对文学本体即文学作品本身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比较深入的水平：
一、文学本体的独立性
洪迈身上有着浓厚的道学气，本身也是一位儒学大师，但同时身上又有着内心追求个性自由，向往隐逸生活的一面，这是两宋知识分子共同的时代特征。而且，在自身的文学实践活动中，他也隐约觉察到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有其独立存在的本体意义和价值。尽管他最后没有彻底突破儒家的樊篱，把文学从道学家的怀里拉出来，但他对文学本身的认识已经走在了时代前列：
李习之答朱载言书论文最为明白周尽，云：“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如山有岱、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济、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曰，文章词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病于时者曰，文章不当对；爱难者曰，宜深，不当易；爱易者曰，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而辞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易与难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庄至于刘向、扬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其论于文者如此，后学宜志之。
洪迈引而赞之的这一段议论先从分析儒家以及上古诸子经典入手，提出同样阐述一个道理，各家之言却完全不同，说明文章之道非止一端，“如山有岱、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济、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不必均也。”接着，又从分析文学（注意：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并不仅仅指文学艺术。但由于我国古代于此中分辨本就一向不明，所以姑统论之。）受众入手，提出天下人读书各有喜好憎恶，众口难调，说明文章之道也不可能有一条能让所有人都接受的途径。接着笔意一转，论述文章如何表现义理。文章既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那就应该选择其中文辞工整，易为人欣赏的方式，以便更好的传播义理，使更多的人接受道的熏陶。所以最终把论点归结为“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洪迈仍然是把文学看成是承载义理的工具，但是，他同意如果文辞不美不当，那么即使义理再高也不能流传下去，这就充分肯定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实际上承认文学与义理的同等地位。
二、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意在韵先
洪迈在对古代诗人的研究和学习中发现了古诗意在韵先的优良传统：
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观文选所编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载。姑取杜集数篇，略纪于此。高适寄杜公云：“尔东西南北人。”杜则云：“东西南北更堪论。”高又有诗云：“草玄今已毕，此外更何言？”杜则云：“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严武寄杜云：“兴发会能驰骏马，终须重到使君滩。”杜则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杜公寄严诗云：“何路出巴山，重岩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时”，“篱外黄花菊对谁，？<马望君非一度。”杜送韦迢云：“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迢云：“相忆无南雁，何时有报章？”杜又云：“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郭受寄杜云：“春兴不知凡几首？”杜答云：“药裹关心诗总废。”皆如钟磬在？：，叩之则应，往来反复，于是乎有余味矣。
宋代文学的发展是从反对五代浮华文风和继承唐朝文学传统的起点上开始的。所以宋代文人一方面汲取五代的教训，反对那种穷事雕琢，专攻词句的虚华之作，另一方面又从唐朝辉煌的文学成就中获得关于格律、体式、韵脚等方面许多成熟完备的经验。两者结合，形成宋人一方面认为内容重于形式，内容应当主导形式，另一方面又讲求形式以便更加完美表现内容，这使得宋人对诗文的理论探讨比之唐朝更加深入和发展。洪迈在随笔中就记录了苏东坡对于文章命意重要性的直接论述：
江阴葛延之，元符间，自乡县不远万里省苏公于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请作文之法，诲之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需，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书诸绅。……
一代文宗苏东坡，直接把文章的命意放在了统属一切的位置上，并比喻说有了命意再作文章就好像有了钱去买东西，想什么买什么。他的这种观点在宋朝的士大夫中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沿袭宋代一般性的认识基础上，洪迈还进一步阐述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现象。他认识到，在文学性思维中，所要表现的内容是被思维加工过的内容，因此，作者的心情、遭遇、环境等等一切能影响到主观情感的因素都可以导致文章内容进而导致文章形式发生变化。只要情真意至，即便文辞浅陋也会使文章发散出意想不到的艺术魅力。如他记载了两则文坛逸事：
宋孝武尝令群臣赋诗，沈庆之手不知书，每恨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并称其辞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军还，振旅凯入，武帝宴饮联句，令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予谓沈、曹二公，未必能办此，疑好事者为之，然正可为一佳对，曰：“辞荣圣世，何愧子房？借问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后两句，亦自的切。
前首诗尚且气格平平，后一诗真可称气势雄放，用语自然浑成，有汉乐府遗风，言语之间饱有勃勃英气。头两句以昔时之悲衬托今日之喜。后两句借问路人表自得豪迈之意，问而不答更有无穷之味。尤其难得的是，病、竞都是险韵，而全诗气势通贯一气呵成，了无雕琢痕迹，可以说是绝句天成。曹景宗一届武夫，根本不懂文事，但凭一口气就写出了这样一首绝好的诗，虽然事属偶然，但是不也恰恰说明意在韵先，情为意导吗？
三、洪迈对文章的修辞现象非常关注
对于在前人作品中一些比较特别的修辞手法，他更加注目，非常希望从中汲取行文的经验。例如，他曾探讨韩愈和苏东坡文中排比的运用情况：
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韩公送石洪序云：“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盛山诗序云：“儒者之于患难，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以障屋溜；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苏公百步洪诗云“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之类，是也。
当时对于排比并没有专门的术语或者研究，他通过对韩愈和苏东坡文章的深入品读发现两人都喜欢连用比喻。洪迈慧眼识珠，在两人的众多名句中搜检得之并加以总结，作为可供自己学习创作文学作品的教材。韩愈盛山诗序中的连用譬喻，是把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用统一的修辞手段集中表述出来，既气势充沛，又明白晓畅；而苏东坡百步洪诗中的连用则更加奇绝：前四句寥寥数语勾画出一幅险滩行舟图，交代了大环境。后四句则龙腾虎跃，水激云飞，连用比喻时故意省略喻词，就像书法中的飞白，纯以意气连接，给人一种喘不过气来的压迫感，于是水上行舟的速度、力量与气势就宛然在目。
再如，他还认真地研究了杜诗中的修辞技巧，特别是在杜甫作品中尤其常见的对偶：
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杜诗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书签药裹封蛛网，野店山桥送马蹄，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烂漫，宫阙尚萧条，蛟龙引子过，荷芰逐花低，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百万传深入，寰区望匪他。象床玉手，万草千花，落絮游丝，随风照日，青袍白马，金谷铜驼，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长年三老，捩醓开头，门巷荆棘底，君臣豺虎边，养拙干戈，全生麋鹿，舍舟策马，拖玉腰金，高江急峡，翠木苍藤，古庙杉松，岁时伏腊，三分割据，万古云霄，伯仲之间，指挥若定，桃蹊李径，栀子红椒，庾信罗含，春来秋去，枫林橘树，复道重楼之类，不可胜举。……如是者甚多。
当句对是洪迈独创性的发现，也就是在一句之中进行对仗。这种修辞方式有着独特的魅力。一句之中对仗，多数是以实词相对而省略虚词，实际上扩充了诗文的容量。同时由于虚词的省略，词与词间的语意逻辑关系不是那样严密，反而给诗文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但是，当句对也有缺点，这种修辞方式如果运用不当，就会变成一堆实词的简单堆砌，沉闷冗长。
对于夸张，他也有所论述：
列御寇、庄周大言小言，皆出于物理之外。列子所载：“夏革曰：渤海之东，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帝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千而暨山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沉于大海。”张湛注云：“以高下周围三万里山，而一鳌头之所戴，而六鳌复为一钓之所引，龙伯之人能并而负之。计此人之形当百余万里，鲲鹏方之，犹蚊蚋蚤虱耳。太虚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庄子逍遥游，首着鲲鹏事云：“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徙于南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二子之语大若此。至于小言，则庄子谓：“有国于蜗之左角，曰触氏，右角曰蛮氏，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列子曰：“江浦之间生幺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黄帝与容成子同斋三月，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二子之语小如此。释氏维摩诘长者居丈室而容九百万菩萨并狮子座，一芥子之细而能纳须弥。皆一理也。张湛不悟其寓言，而窃窃然以太虚无所不容为说，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书，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则明白洞达，归于至当，非二氏之学一偏所及也。
洪迈不同于一般的死板学者如张湛，他不是强行替古人圆谎，非要解释出所以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判明庄周和列子这里所运用的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是故意失实以给读者留下明确深刻影像的手段而已。虽然洪迈最后仍然归结到儒学中庸胜过庄子之类的陈腔滥调上去，但是他从文本出发，善于发现和总结前人为文之法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四、洪迈非常强调对文字的锤炼和推敲
在他的作品中，屡屡有疾行无善迹之说。而且，容斋随笔中他记载的两则小故事极为有名：
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祗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黄鲁直诗：“归燕略无三月事，高蝉正用一枝鸣。”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带、曰要，至用字始定。予闻于钱伸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残蝉犹占一枝鸣”。……
这是脍炙人口的故事。两位诗人的选择都体现了对诗艺精益求精，孜孜不倦的精神。绿字与到、过、入、满等字相比，超越之处就在于形象而含蓄。到、过、入、满都是动词，平平道来，缺少诗歌的韵味。绿字则从节序之变，隐喻春风化物之美。使无形的瞬间感悟，变作了有色的眼前长卷。用字的长处主要在一个奇字，抱字太俗，占字太横，在字普通，带字不解，要字太卑。作诗的关键在于使情境交融，物我两忘，用字正有此味。
对文字的推敲还包括对虚词的选用。这一点不仅对今人，对当年的古人也是一项疑难。洪迈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并对虚词（主要是一些感叹词、疑问词、祈使词）的用法进行了示例，对其重要性作了简要说明：
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所谓乎、欤、耶、哉、夫也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精思之则益也。”予读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缪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缪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使人之意飞动，此难以为温夫辈言也。
开篇借柳子厚给一位后进的书信提出了虚词乱用的现象，对词性用途做了简要阐明，并提出了改进的办法。而后又举出了孟子一文。孟子以辩说文最为出色，其特色就是气势如虹，逻辑严密。形成孟子辩说文气势的根本原因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和自信，而全文气势流转的桥梁就是虚词。对虚词的灵活运用使孟子强烈的感情和澎湃的激情在字里行间释放得淋漓尽致。洪迈所摘取的这一段文字出自《孟子》，在短短的四句话中，借助虚词完成了四次语气转换，文思跌宕起伏，足以使言者快意，听者动心。
在洪迈散论性质的名著《容斋随笔》中，有两处先后提到为文要点检。一者是说写诗要注意检查：
作诗至百韵，词意既多，故有失于点检者。如杜老夔府咏怀，前云，“满坐涕潺盢”，后又云，“伏腊涕涟涟”。白公寄元微之，既云，“无杯不共持”，又云，“笑劝迂辛酒”，“华樽逐胜移”，“觥飞白玉？<”，“饮讶卷波迟”，“归鞍酩酊驰，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醨”，“不饮长如醉”，一篇之中，说酒者十一句。东坡赋中隐堂五诗各四韵，亦有“坡垂似伏鳌”，“崩崖露伏龟”之语，近于意重。
二者是说写文章也要注意检查：
作文字不问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着意点检，若一失事体，虽遣词超卓，亦云未然。前辈宗工，亦有所不免。欧阳公作仁宗御书飞白记云：“予将赴亳，假道于汝阴，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而云章烂然，辉映日月，为之正冠肃容再拜而后敢仰视，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曰，‘此宝文阁之所藏也，胡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从臣于群玉，而赐以飞白，予幸得预赐焉。’”乌有记君上宸翰而彼此称“予”，且呼陆经之字？又登贞观御书阁记，言太宗飞白，亦自称“予”。外制集序，历道庆历更用大臣，称吕夷简、夏竦、韩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顾予何人，亦与其选”，又曰“予时掌诰命”，又曰“予方与修祖宗故事”，凡称“予”者七。东坡则不然，为王诲亦作此记，其语云“故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不及见其人矣”云云。是之谓知体。
前后两篇议论提到对文字的点检，可以形象地说明洪迈在文学作品的提炼和修饰方面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和慎重的态度。失于点检的后果一是文辞冗滥，二是意象重复，三是易失事体，轻则使文章不忍卒读，重则可能引来麻烦。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洪迈体现出有宋一代文人勤思好学，博物考究的共同特点。
五、洪迈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研究最多的是谋篇结体的技巧
他非常善于从大量的古代优秀作品中发现、分析并总结、归类出客观的规律。他在阐述这些规律时使用了多种方法，有时他通过评论名家名作阐发，有时又直接通过文论传达，有时还借他人论述转达。由于比较分散而且多有重复，只能择其精要略作评析：
洪迈一生极为欣赏《史记》与《汉书》，将二者奉为叙事纪实的经典。所以从两部巨作中去寻找可资借鉴的写作手法，是洪迈必然的选择：
史记、前汉所书高祖诸将战功，各为一体。周勃传：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攻好，最；击咸阳，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夏侯婴传：破李由军，以兵车趣攻战疾；从击章邯，以兵车趣攻战疾；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灌婴传：破秦军于杠里，疾斗；攻曲遇，战疾力；战于蓝田，疾力；击项佗军，疾战。又书：击项冠于鲁下，所将卒斩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王武军，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击武别将，所将卒斩都尉一人；击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将军、将吏四十六人；击田横，所将卒斩骑将一人；从韩信，卒斩龙且。身生得周兰；破薛郡，身虏骑将；击项籍陈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追至东城，所将卒共斩籍；击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白题将一人；攻陈，卒斩特将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小将十人。傅宽传：属淮阴，击破历下军；属相国参，残博；属太尉勃，击陈。郦商传：与钟离昧战，受梁相国印；定上谷，受赵相国印。五人之传，书法不同如此，灌婴事尤为复重，然读之了不觉细琐，史笔超拔高古，范晔以下岂能窥其篱奥哉？又史记灌婴传书：受诏别击楚军后；受诏将郎中骑兵；受诏将军骑别追项籍；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受诏并将燕、赵车骑；受诏别攻陈。凡六书受诏字，汉减其三云。
仅从文辞上看，《史记》叙事简直就是嗦之极，语词、句式乃至字数都一模一样。但是偏生读起来津津有味，毫不觉累赘。这是为什么呢？“超拔高古”四字评语虽然隽永，但不足以解释这个疑问：
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林赡可喜。
关键就在于“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洪迈从《史记》与《汉书》两部叙事风格迥异，却又同样出色的史学巨著中，总结得出了这个一般性的规律。烦与简各有其优缺点，关键在于作者根据所要表达的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但需要注意，洪迈所要表达的内容，并不是单纯指文章所要描写或刻画的对象，而是指作者被对象感染所要表达的情感或者观点。汉代历史是同样的，但同样出色描写这段历史的两部史书可以风格如此不同，就在于司马迁尚奇，而班固重实。司马迁记事，在史实基础上一力营造奇崛惊人的艺术效果，因此他不惜用繁复嗦的笔调反复记录同类事件，发语短促，前后相从宛如排比，在语言形式上营造了一种非常急促的节奏感，气势古朴，雄浑有力。而班固记事以简洁为美，每每事有相从都收归一类，并为之叙。这种记事方法温和典雅，庄重平实，深合儒家中庸之道。从文学角度看，当然是司马迁更胜一筹，所以洪迈称赞说《汉书》不如《史记》“林赡可喜”。但是从史学角度而言，洪迈更加看重《汉书》的史实价值，《史记》则被看作与一部史诗体的小说。据他自己描述：
予自少时读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点句，亦须十本，初不记忆高帝之祖称丰公，比再阅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见于此。旧书不厌百回读，信哉！
汉代以下，至于盛唐，文学积累之宏富数以万千。洪迈在其中选取名家，作过相当仔细的分析。如杜甫的谋篇技巧：
杜子美有存殁绝句二首云：“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每篇一存一殁。盖席谦、曹霸存，毕、郑殁也。黄鲁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乃用此体。时少游殁而无己存也。近岁新安胡仔着渔隐丛话，谓鲁直以今时人形入诗句，盖取法于少陵，遂引此句，实失于详究云。
杜甫的两首绝句中首联都是写尚在，紧接着颌联写已逝，第三句写健在者的风采，第四句追忆已逝者的遗迹。这一生一死的强烈对比，更加突出了生与死，今与昔，喜与悲一系列掺杂了浓烈的生命意识和个人情感的深沉思绪，大大丰富了四言绝句的表意空间，诗味悠长，兴致无穷。通过对杜诗的深入了解并与宋诗代表作家作品的对比分析，洪迈简明道破了杜诗这种高超的结体技巧，并准确指出宋代诗人对这种诗歌谋篇艺术进行了全面继承。
洪迈不仅仅限于分析前人作品来揭示文学创作规律，他也会结合史事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由于学识过人又兼才智超群，其论点往往悉中肯綮，蔚为可观。对于议论文的结构，他的观点是应该全面周密，反复多端，首尾呼应，这样才能打动读者：
为文论事，当反复致志，救首救尾，则事词章着，览者可以立决。陈汤斩郅支而功未录，刘向上疏论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诛猃狁。”次言：“齐桓公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李广利靡亿万之费，捐五万之师，谨获宛王之首，孝武不录其过，封为列侯。”末言：“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后极言：“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着，小恶数布，臣窃痛之！”于是天子乃下诏议封。盖其一疏抑扬援证，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书石显，出力沮害，竟不能夺。不然，衡、显之议，岂区区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这篇文章借助了当时的史实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时正当汉元帝在位。匈奴北单于郅支受到汉廷和南单于呼韩邪的夹击，被迫向西迁移来到康居国驻扎。西域副都护陈汤得到了准确情报，在没有请示朝廷，也没有得到都护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调发西域各属国兵马长驱疾进，包围了单于驻地并斩杀了郅支单于，传首国门。这本来是一件盖世奇功，但当时秉政的匡衡和石显等佞臣妒忌他的功劳，想以不奉命用兵的名义陷害陈汤。懦弱昏庸的汉元帝犹豫不决。刘向的这篇上疏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奏报，从而挽救了一代名将。洪迈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分析：刘向首先从远及近，广征博引，连续列举周代，春秋，汉武帝，汉宣帝时期的历史事实，然后把这些事实拿来与陈汤的功绩比较，指出陈汤所面对的敌人比古时候强，消灭的敌人比先朝要尊贵，敌人对我们犯下的罪行比过去还大，而陈汤消灭他们竟没有费国家的一兵一卒和一粒粮食，比起过去那些立功封侯的人来说，他不知超过了多少倍。紧接着，刘向就劝皇帝，对这样的功臣，不能计较小节，而应该表彰大功。这些议论引经据典，环环相扣，雄辩有力。所以连昏庸的元帝也立刻照办，而两个当权的奸臣竟无法从中阻挠。洪迈认为，取得这样的效果，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篇优秀的论说文做到了“反复致志，救首救尾”，使“览者可以立决”。
洪迈还对一些应用文的文体要求作过一些考察，比如：
东坡为张文定公作墓志铭，有答其子厚之一书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大半，到此百冗未绝笔，计得十日半月乃成。然书大事略小节，已有六千余字，若纤悉尽书，万字不了，古无此例也。知之知之。”盖当时恕之意但欲务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谒告数日方写得了，谨遣持纳。衰病眼眩，辞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志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铭诗百六十字云。予乡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状九千言，衢州士人诣阙上书二万言，使读之者岂不厌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梁氏竹斋，赵晋臣镌石于湖南宪司楚观。
洪迈从苏轼撰写张文定公墓志铭时的两份通信说起，批评当时一些作文者不问情况，不问对象，盲目撰写长文，“使读之者岂不厌倦”。他主张要因事属文，以简洁为美。这一点即使对当今文山会海，八股盛行，著作等身，言无一物的现象也有巨大的参考价值。
六、洪迈对于文章的结尾尤其重视
他有一篇专门论述文章结尾方法的文章：
老子道经“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盖用二字结之。左传：“叔孙武叔使后阝马正侯犯杀后阝宰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剑过朝，公若必曰：“谁之剑也？”吾称子以告，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使如之。”孟子载：“齐人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必厌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妻銬其所之，乃之东郭睩间之祭者，乞其余。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复数十百语，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结之。史记封禅书载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长陵神君，李少君、谬忌、少翁、游水发根、栾大、公孙卿、史宽舒、丁公、王朔、公玉带、越人勇之之属，所言祠灶，化丹沙，求蓬莱安期生，立太一坛，作甘泉宫台室、柏梁、仙人掌，寿宫神君，斗棋小方，泰帝神鼎，云阳美光，缑氏城仙人迹，太室呼万岁，老父牵狗，白云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鸡卜，通天台，明堂，昆仑，建章宫，五城十二楼，凡数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则武帝所兴为者，皆堕诞罔中，不待一二论说也。文字结尾之简妙至此。
可以清晰地看出，洪迈是把结尾作为文章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来看待的。他强调结尾与全文宗旨的呼应，指出优秀的文章结尾应该简劲。何谓简劲？简的意思就是简明扼要，前文已经详加论述过的东西就不要再“总之”地抄一遍，在形式上表现为结尾要短促；劲的意思就是精到凝练，有嚼头，有回味的余地，使人对于这篇文章的记忆久而弥笃，过而不忘。怎么做到简劲呢？洪迈敏锐地发现，要做到结尾简劲，必须在前面营造强有力的态势。文中的详尽繁复既可以把要表达的意思或者要记叙的事件交代清楚，为结尾的简短准备条件，又可以与结尾形成强烈对比，增强简劲结尾的艺术感染力。好比建大坝蓄积水力直上千尺，突然之间拆坝放水，激流从天而降以至于漂石断木。洪迈举了《史记》中方士列传的例子。司马迁极力描绘武帝求仙的迫切，求仙的奢靡，继而不吝笔墨，连写十多位方士各有奇谋，各尽奇能，举凡上天入地下海，人力能为之事皆为之，当真如同一场热闹无比的活剧。而最后结束语仅六个字“然其效可睹矣”，就像一声清脆的锣响，大幕落下，人潮散去，剩下满地狼籍，万千感慨不言自明。
洪迈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出色地做到了结尾的简妙。如：
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谶。白公十八岁，病中作绝句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白公寿七十五。
全篇的议论与主题，尽在“然白公寿七十五”七字之外，回味可称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