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华衮及终
辛弃疾素与洪迈交好，七十岁之际辛弃疾还为其写寿词。洪迈也自言本想上书致仕：
予年过七十，法当致仕，绍熙之末，以新天子临御，未敢遽有请，故玉隆满秩，只以本官职居里。乡衮赵子直不忍使绝禄粟，俾之因任，方用赘食太仓为愧，而亲朋谓予爵位不逮二兄，以为耿耿。予诵白乐天初授拾遗诗以语之曰：“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终生不渝。因略考国朝以来，名卿伟人负一时重望而不跻大用者，如王黄州禹翶，杨文公亿，李章武宗谔，张乖崖咏，孙宣公，晁少保迥，刘子仪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镇，郑毅夫獬，滕元发甫，东坡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开肇，彭器资汝砺，刘原甫敞，蔡君谟襄，孙莘老觉，近世汪彦章藻，孙仲益觌，诸公皆不过尚书学士，或中年即世，或迁谪留落，或无田以食，或无宅以居，况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则予之忝窃亦已多矣。
其卒年颇有争议，今依《四洪年谱》之说。庆元四年七十六岁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八十岁上书请求致仕，诏准并赐端明殿学士。不久，病逝于家中。死后又赐光禄大夫，谥号文敏。
鄱阳县出土宋代洪儆墓志铭载：“卒于鄱阳私第，……
礼部尚书徽猷阁直学士谥忠宣讳皓公曾祖也……”。
该出土文物可研究洪氏家族在鄱阳的繁衍情况。洪迈和他的两位哥哥，把鄱阳洪氏带上了家族声望的顶峰。三人中洪适担任过宰相，洪遵入主过枢密府，洪迈则进位翰林，可以说一时青紫尽在鄱阳。而其后人也多以恩荫踏入仕途。洪适在悼念母亲的《慈茔石表》中曾不无夸耀地写道：
太夫人以先君恩封令人，赠硕人；以遵入翰苑赠淑人；以四子恩追封鄱阳郡夫人；以遵入枢府进博平郡；始时执丧者子孙十人，历二十六年，唯它姬子邈不幸死，凡男女孙曾其存者三十有九。盖子十五人，八男七女。适、遵、迈以太夫人薨后始中博学宏词科，遂饕官，荣蒙禄仕而三釜之养不洎矣。悲夫！适今为左朝请大夫户部郎中总领淮东军马钱粮，遵左中大夫同知枢密院，迈左朝奉大夫前起居舍人，逖右承议郎铸钱司主管文字，逊右宣义郎浙西安抚司准备差使，邃、迅皆右承奉郎；女三早卒，次嫁右从事郎董公衡，公衡卒更嫁左朝奉郎楚州通判余执度，次嫁右承直郎王？5，次嫁将仕郎臧栋，次许嫁同进士出身朱希颜。孙二十四人，十四男十女。、籭、砈、螱、砊、桴、楹、槔、砋、砋、椿、砎、机、相。右迪功郎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籭右修职郎，砈将仕郎，螱右从事郎，与籭皆监南岳庙，砊将仕郎，槔右承奉郎，许嫁之二女婿左承事郎佥书，平江军判官木待问，左迪功郎饶州司户许及之。曾孙四人男曰忱。先君讳某终徽猷阁直学士鄱阳候赐谥忠宣赠太子太师。
其家族枝连何等广袤，声威何等煊赫。只可惜洪氏后继无人，洪迈的子侄孙辈中鲜有大器。这跟洪迈等三人有莫大的关系。
洪文惠、文敏兄弟皆畏内，年少贵达，家有声妓，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饶州，景伯家居丧偶，宣子吊焉。主人受吊已，延客至内斋，甫举杯，群妾坌出，素妆静态，谑浪笑语，酒行无算。景伯半酣曰：“不图今日有此乐。”宾主相顾一笑。后二十年，宣子归越。景庐来为守，时已鳏居。暇日宣子造郡斋，景庐出家姬有侑席，笑谓王曰：“不图今日有此乐。”王为绝倒。
洪忠公以苏武节为秦桧忌，孝宗怜之。其子迈以宏博入选，历官清显，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则非所以示天下，故特迟之。洪公每请上早谕庄文，上为首肯。间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正饮娼楼，亟命快行宣谕洪公云：也请学士教子！言讫无他。洪惊愕，退而研其子所如，方悟上旨。遂抗章谢罪求去。归鄱阳，与兄丞相适唱酬林壑甚适。
鄱阳县出土宋代洪妙慧墓志铭(铭载：“安人洪氏
名妙慧，饶州番县(即鄱阳)人”，其曾祖为洪皓。)本身就不能为子孙作则，刻苦自勉的奋斗家风更是荡然无存，这直接导致洪氏后人在安逸放纵当中日渐凡庸，洪氏家族在经历了短暂的鼎盛时期之后就迅速衰落（许怀林先生在短制《鄱阳洪氏家族的升腾与殒落》一文中对此辨析甚明）。就此而言，洪迈三兄弟既是洪氏的功臣，也是洪氏的罪人。
不过这一切对于魂归天府的洪迈没有任何意义。他已经走完了自己辉煌的一生，他已经走完了自己痛苦的一生，他已经走完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唯一没有疑问的是，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天空中一颗永远璀璨的星辰。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注：
①洪迈：《文书误一字》，《容斋四笔》卷八，夏祖尧、周洪武校点，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80页。
②洪迈：《斯须之敬》，《容斋五笔》卷十，夏祖尧、周洪武校点，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29页。
③洪迈：《奏谳疑狱》，《容斋三笔》卷十六，夏祖尧、周洪武校点，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08页。
④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七十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册第11572页。
⑤洪汝奎编辑：《四洪年谱》转引《赣州府志》，卷四文敏，晦木斋藏版，第32页。
⑥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七十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册第11572页。
⑦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七十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册第11573页。
⑧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⑨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六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
洪汝奎编辑：《四洪年谱》卷四文敏，晦木斋藏版，第48页。
洪迈：《书简循习》，《容斋四笔》卷九，夏祖尧、周洪武校点，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89页。
洪迈：《吴淑姬严蕊》，《夷坚志庚》卷十，中华书局1981年版。
洪迈：《人当知足》，《容斋三笔》卷十二，夏祖尧、周洪武校点，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76页。
洪汝奎编辑：《四洪年谱》卷一忠宣，晦木斋藏版，第39页。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1页。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4页。
洪迈首先是作为一位文学家而在当年名噪一时。他所生活的南宋时期，在政治上是一个动荡期，在军事上是一个斗争期，在社会风尚方面是一个奋发图强和苟且隐逸共存的年代。这个年代以其独特的风貌影响和哺育了洪迈。
北宋从五代乱世中立国，因此对唐末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记忆尤深。宋王朝从立国之初就极力推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重用文臣，不仅宰相必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务也多由文人担任。文臣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君权，同时也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这成为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
洪适所著《隶释》宋代还是理学生根发芽的时代。但理学在整个宋代并没有成为官方学说，除了南宋的最后半个世纪以外，理学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公开承认。而且，宋代的理学和后世所公认的程朱理学是有很大差别的。宋代士大夫治学之风极盛，几乎人人都有自己的学术理解和体系。不仅程颐、朱熹等理学家自矜掌握了古圣相传的安身立命之道，而且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等文士也热衷于讲道立学，开宗立派，其中王安石甚至要废《春秋》而改六经。并且，宋朝的士大夫们往往具有很强烈很自觉的卫道意识，积极地著书立说，排斥异己。仅在北宋后期，就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二程等人的新学、旧学之争，而旧学内部又有以苏轼为首的蜀学与以二程为首的洛学之争。到了南宋，则有朱熹与二陆之争，以及朱熹与叶适、陈亮之争。翻开宋人文集，总能找到论学的文章。这种议论有时会旁溢到诗歌中去。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开有宋一代文风的欧阳修、苏轼等人直接继承了唐人韩愈文以贯道的思想。从宋初的柳开、穆修开始，宋人对文道关系就进行了反复的论述。他们的具体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在总体思想上都对文以贯道表示了认同。理学家则表现出了浓厚的理论兴趣，并更加强调道的第一性，把文仅仅视为一种负载工具，提出文以载道说。这种观点在宋代文坛居于统治地位，即便是对此有反对意见的苏轼等人，其文学观点的实质也与此颇为相似。只是在道的内涵上，苏轼等人认可的范围更加宽广而已。文以载道说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它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文学审美功能之上。宋代诗文说教意味远较前代浓厚，这可以归咎于文以载道说流行的负面影响。
宋朝特别重视文治教化，印刷业和教育事业都有空前的发展。宋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藏书汗牛充栋，就是私人藏书也动辄上万卷。与此同时，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量增加。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书院也日益兴盛。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等四大书院，其规模和水平都足与官办学校媲美。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记载过私立书院当时的盛况：
太平兴国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为褒信主簿。洞在庐山之阳，尝聚生徒数百人。李煜有国时，割善田数十顷，取其租廪给之；选太学之通经者，俾领洞事，日为诸生讲诵。于是起建议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渐废。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丘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命奉礼郎戚舜宾主之，仍令本府幕职官提举，以诚为府助教。宋兴，天下州府有学自此始。其后潭州又有岳麓书院。及庆历中，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当合而为一。今岳麓、白鹿复营之，各自养士，其所廪给礼貌乃过于郡庠。近者巴州亦创置，是为一邦而两学矣。大学、辟雍并置，尚且不可，是于义为不然也。①
虽然洪迈对此稍有微词，但客观上这样的基础条件使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像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游等人在文学作品之外，还写了不少经学（包括小学）和史学的著作，都堪称学者型的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无疑会使作家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生，也更善于细密周详地进行议论。
宋代的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宋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宋代的文学家继承了唐代文学家杜甫、白居易等人直面社会生活，摹写民生的文学传统，描写民瘼或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宋诗中缺少像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乐府”那样的名篇，但此类主题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唐代，即便是以“浪子词人”而闻名的柳永也写过刻画盐工悲惨生活的《煮海歌》，一向被看作专重艺术的词人周邦彦也有讽刺宋将丧师辱国的《天赐白》。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
有宋一代，内忧外患几乎贯穿整个国家史。在对抗外敌战场上的频频失利，极大地加强了南宋文人的忧患意识，把他们本已有之的强烈国家社会责任感推向了一个极致。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使宋代特别是南宋的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也很少借助作品来抒发个人的宏伟抱负，经常出现在唐人诗歌中的那种漫溢的豪情壮志甚至是虚妄的幻想很少在宋人的作品中得到表现。宋人的作品，具有严谨、平实、细密、深沉等特征，却难以发现唐人那种天马行空、气冲斗牛的昂扬气概。宋代诗文的现实意义很强，但缺乏唐代那种骨子里的潇洒浪漫气息。
宋代的文人还有着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宋代一改前人灭佛政策，使得中国传统思潮中又融入了释学和禅学的新血液，逐渐出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潮。甚至连理学家的性命义理学说都以释、老为津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那些非理学的文人更是对自己浸染释、老毫不讳言，比如王安石就曾与宋神宗当面讨论佛书。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首先，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斥的两极。前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大致上可以分为出仕和隐逸两个方向，出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逸则是为了独善其身。这两者互不兼容。宋人则不然，宋代士人都有参政的热情，经科举考试而入仕是多数人的人生道路。入仕以后也大多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相对宁静的心态。他们已经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一切事功仅仅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而已。因此他们向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其次，宋人采取了新的生活态度。他们认为个人的努力和贡献是整个传统或整个阶层中的一部分，应当受到理性和道德的制约。宋人的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的张扬发散，而是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正像范仲淹所说的，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是脚踏实地，更加冷静、理性，臻于成熟。
生活态度的改变也带来了审美情趣的转变。禅宗对传统的儒教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禅宗宣扬内心的顿悟和超越，宋人的儒学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宋儒弘扬了韩愈把儒家思想与日用人伦相结合的传统，更加注重内心道德的修养。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雅俗之辨应该注重的是大节，应该体现的是内心，因此信佛不必禁断酒肉，隐居也无须远离红尘。随之而来的是，宋人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审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这种以俗为雅的独特审美观念也成为宋代文学独立于文学史卷自成一家的精神标志。
洪迈作为南宋的文学大家，在文学审美活动中，他继承了宋人的时代风貌以及审美观念，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个人风格。现有资料中他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文学观点，但是从散在诸多著作的精彩片语中，我们可以集腋成裘，一窥全豹。
§§第五章 洪迈的文学审美观
予年过七十，法当致仕，绍熙之末，以新天子临御，未敢遽有请，故玉隆满秩，只以本官职居里。乡衮赵子直不忍使绝禄粟，俾之因任，方用赘食太仓为愧，而亲朋谓予爵位不逮二兄，以为耿耿。予诵白乐天初授拾遗诗以语之曰：“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终生不渝。因略考国朝以来，名卿伟人负一时重望而不跻大用者，如王黄州禹翶，杨文公亿，李章武宗谔，张乖崖咏，孙宣公，晁少保迥，刘子仪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镇，郑毅夫獬，滕元发甫，东坡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开肇，彭器资汝砺，刘原甫敞，蔡君谟襄，孙莘老觉，近世汪彦章藻，孙仲益觌，诸公皆不过尚书学士，或中年即世，或迁谪留落，或无田以食，或无宅以居，况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则予之忝窃亦已多矣。
其卒年颇有争议，今依《四洪年谱》之说。庆元四年七十六岁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八十岁上书请求致仕，诏准并赐端明殿学士。不久，病逝于家中。死后又赐光禄大夫，谥号文敏。
鄱阳县出土宋代洪儆墓志铭载：“卒于鄱阳私第，……
礼部尚书徽猷阁直学士谥忠宣讳皓公曾祖也……”。
该出土文物可研究洪氏家族在鄱阳的繁衍情况。洪迈和他的两位哥哥，把鄱阳洪氏带上了家族声望的顶峰。三人中洪适担任过宰相，洪遵入主过枢密府，洪迈则进位翰林，可以说一时青紫尽在鄱阳。而其后人也多以恩荫踏入仕途。洪适在悼念母亲的《慈茔石表》中曾不无夸耀地写道：
太夫人以先君恩封令人，赠硕人；以遵入翰苑赠淑人；以四子恩追封鄱阳郡夫人；以遵入枢府进博平郡；始时执丧者子孙十人，历二十六年，唯它姬子邈不幸死，凡男女孙曾其存者三十有九。盖子十五人，八男七女。适、遵、迈以太夫人薨后始中博学宏词科，遂饕官，荣蒙禄仕而三釜之养不洎矣。悲夫！适今为左朝请大夫户部郎中总领淮东军马钱粮，遵左中大夫同知枢密院，迈左朝奉大夫前起居舍人，逖右承议郎铸钱司主管文字，逊右宣义郎浙西安抚司准备差使，邃、迅皆右承奉郎；女三早卒，次嫁右从事郎董公衡，公衡卒更嫁左朝奉郎楚州通判余执度，次嫁右承直郎王？5，次嫁将仕郎臧栋，次许嫁同进士出身朱希颜。孙二十四人，十四男十女。、籭、砈、螱、砊、桴、楹、槔、砋、砋、椿、砎、机、相。右迪功郎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籭右修职郎，砈将仕郎，螱右从事郎，与籭皆监南岳庙，砊将仕郎，槔右承奉郎，许嫁之二女婿左承事郎佥书，平江军判官木待问，左迪功郎饶州司户许及之。曾孙四人男曰忱。先君讳某终徽猷阁直学士鄱阳候赐谥忠宣赠太子太师。
其家族枝连何等广袤，声威何等煊赫。只可惜洪氏后继无人，洪迈的子侄孙辈中鲜有大器。这跟洪迈等三人有莫大的关系。
洪文惠、文敏兄弟皆畏内，年少贵达，家有声妓，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饶州，景伯家居丧偶，宣子吊焉。主人受吊已，延客至内斋，甫举杯，群妾坌出，素妆静态，谑浪笑语，酒行无算。景伯半酣曰：“不图今日有此乐。”宾主相顾一笑。后二十年，宣子归越。景庐来为守，时已鳏居。暇日宣子造郡斋，景庐出家姬有侑席，笑谓王曰：“不图今日有此乐。”王为绝倒。
洪忠公以苏武节为秦桧忌，孝宗怜之。其子迈以宏博入选，历官清显，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则非所以示天下，故特迟之。洪公每请上早谕庄文，上为首肯。间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正饮娼楼，亟命快行宣谕洪公云：也请学士教子！言讫无他。洪惊愕，退而研其子所如，方悟上旨。遂抗章谢罪求去。归鄱阳，与兄丞相适唱酬林壑甚适。
鄱阳县出土宋代洪妙慧墓志铭(铭载：“安人洪氏
名妙慧，饶州番县(即鄱阳)人”，其曾祖为洪皓。)本身就不能为子孙作则，刻苦自勉的奋斗家风更是荡然无存，这直接导致洪氏后人在安逸放纵当中日渐凡庸，洪氏家族在经历了短暂的鼎盛时期之后就迅速衰落（许怀林先生在短制《鄱阳洪氏家族的升腾与殒落》一文中对此辨析甚明）。就此而言，洪迈三兄弟既是洪氏的功臣，也是洪氏的罪人。
不过这一切对于魂归天府的洪迈没有任何意义。他已经走完了自己辉煌的一生，他已经走完了自己痛苦的一生，他已经走完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唯一没有疑问的是，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天空中一颗永远璀璨的星辰。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注：
①洪迈：《文书误一字》，《容斋四笔》卷八，夏祖尧、周洪武校点，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80页。
②洪迈：《斯须之敬》，《容斋五笔》卷十，夏祖尧、周洪武校点，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29页。
③洪迈：《奏谳疑狱》，《容斋三笔》卷十六，夏祖尧、周洪武校点，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08页。
④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七十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册第11572页。
⑤洪汝奎编辑：《四洪年谱》转引《赣州府志》，卷四文敏，晦木斋藏版，第32页。
⑥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七十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册第11572页。
⑦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七十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册第11573页。
⑧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⑨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六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
洪汝奎编辑：《四洪年谱》卷四文敏，晦木斋藏版，第48页。
洪迈：《书简循习》，《容斋四笔》卷九，夏祖尧、周洪武校点，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89页。
洪迈：《吴淑姬严蕊》，《夷坚志庚》卷十，中华书局1981年版。
洪迈：《人当知足》，《容斋三笔》卷十二，夏祖尧、周洪武校点，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76页。
洪汝奎编辑：《四洪年谱》卷一忠宣，晦木斋藏版，第39页。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1页。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4页。
洪迈首先是作为一位文学家而在当年名噪一时。他所生活的南宋时期，在政治上是一个动荡期，在军事上是一个斗争期，在社会风尚方面是一个奋发图强和苟且隐逸共存的年代。这个年代以其独特的风貌影响和哺育了洪迈。
北宋从五代乱世中立国，因此对唐末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记忆尤深。宋王朝从立国之初就极力推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重用文臣，不仅宰相必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务也多由文人担任。文臣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君权，同时也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这成为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
洪适所著《隶释》宋代还是理学生根发芽的时代。但理学在整个宋代并没有成为官方学说，除了南宋的最后半个世纪以外，理学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公开承认。而且，宋代的理学和后世所公认的程朱理学是有很大差别的。宋代士大夫治学之风极盛，几乎人人都有自己的学术理解和体系。不仅程颐、朱熹等理学家自矜掌握了古圣相传的安身立命之道，而且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等文士也热衷于讲道立学，开宗立派，其中王安石甚至要废《春秋》而改六经。并且，宋朝的士大夫们往往具有很强烈很自觉的卫道意识，积极地著书立说，排斥异己。仅在北宋后期，就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二程等人的新学、旧学之争，而旧学内部又有以苏轼为首的蜀学与以二程为首的洛学之争。到了南宋，则有朱熹与二陆之争，以及朱熹与叶适、陈亮之争。翻开宋人文集，总能找到论学的文章。这种议论有时会旁溢到诗歌中去。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开有宋一代文风的欧阳修、苏轼等人直接继承了唐人韩愈文以贯道的思想。从宋初的柳开、穆修开始，宋人对文道关系就进行了反复的论述。他们的具体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在总体思想上都对文以贯道表示了认同。理学家则表现出了浓厚的理论兴趣，并更加强调道的第一性，把文仅仅视为一种负载工具，提出文以载道说。这种观点在宋代文坛居于统治地位，即便是对此有反对意见的苏轼等人，其文学观点的实质也与此颇为相似。只是在道的内涵上，苏轼等人认可的范围更加宽广而已。文以载道说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它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文学审美功能之上。宋代诗文说教意味远较前代浓厚，这可以归咎于文以载道说流行的负面影响。
宋朝特别重视文治教化，印刷业和教育事业都有空前的发展。宋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藏书汗牛充栋，就是私人藏书也动辄上万卷。与此同时，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量增加。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书院也日益兴盛。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等四大书院，其规模和水平都足与官办学校媲美。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记载过私立书院当时的盛况：
太平兴国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为褒信主簿。洞在庐山之阳，尝聚生徒数百人。李煜有国时，割善田数十顷，取其租廪给之；选太学之通经者，俾领洞事，日为诸生讲诵。于是起建议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渐废。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丘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命奉礼郎戚舜宾主之，仍令本府幕职官提举，以诚为府助教。宋兴，天下州府有学自此始。其后潭州又有岳麓书院。及庆历中，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当合而为一。今岳麓、白鹿复营之，各自养士，其所廪给礼貌乃过于郡庠。近者巴州亦创置，是为一邦而两学矣。大学、辟雍并置，尚且不可，是于义为不然也。①
虽然洪迈对此稍有微词，但客观上这样的基础条件使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像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游等人在文学作品之外，还写了不少经学（包括小学）和史学的著作，都堪称学者型的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无疑会使作家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生，也更善于细密周详地进行议论。
宋代的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宋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宋代的文学家继承了唐代文学家杜甫、白居易等人直面社会生活，摹写民生的文学传统，描写民瘼或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宋诗中缺少像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乐府”那样的名篇，但此类主题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唐代，即便是以“浪子词人”而闻名的柳永也写过刻画盐工悲惨生活的《煮海歌》，一向被看作专重艺术的词人周邦彦也有讽刺宋将丧师辱国的《天赐白》。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
有宋一代，内忧外患几乎贯穿整个国家史。在对抗外敌战场上的频频失利，极大地加强了南宋文人的忧患意识，把他们本已有之的强烈国家社会责任感推向了一个极致。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使宋代特别是南宋的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也很少借助作品来抒发个人的宏伟抱负，经常出现在唐人诗歌中的那种漫溢的豪情壮志甚至是虚妄的幻想很少在宋人的作品中得到表现。宋人的作品，具有严谨、平实、细密、深沉等特征，却难以发现唐人那种天马行空、气冲斗牛的昂扬气概。宋代诗文的现实意义很强，但缺乏唐代那种骨子里的潇洒浪漫气息。
宋代的文人还有着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宋代一改前人灭佛政策，使得中国传统思潮中又融入了释学和禅学的新血液，逐渐出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潮。甚至连理学家的性命义理学说都以释、老为津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那些非理学的文人更是对自己浸染释、老毫不讳言，比如王安石就曾与宋神宗当面讨论佛书。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首先，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斥的两极。前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大致上可以分为出仕和隐逸两个方向，出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逸则是为了独善其身。这两者互不兼容。宋人则不然，宋代士人都有参政的热情，经科举考试而入仕是多数人的人生道路。入仕以后也大多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相对宁静的心态。他们已经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一切事功仅仅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而已。因此他们向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其次，宋人采取了新的生活态度。他们认为个人的努力和贡献是整个传统或整个阶层中的一部分，应当受到理性和道德的制约。宋人的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的张扬发散，而是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正像范仲淹所说的，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是脚踏实地，更加冷静、理性，臻于成熟。
生活态度的改变也带来了审美情趣的转变。禅宗对传统的儒教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禅宗宣扬内心的顿悟和超越，宋人的儒学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宋儒弘扬了韩愈把儒家思想与日用人伦相结合的传统，更加注重内心道德的修养。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雅俗之辨应该注重的是大节，应该体现的是内心，因此信佛不必禁断酒肉，隐居也无须远离红尘。随之而来的是，宋人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审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这种以俗为雅的独特审美观念也成为宋代文学独立于文学史卷自成一家的精神标志。
洪迈作为南宋的文学大家，在文学审美活动中，他继承了宋人的时代风貌以及审美观念，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个人风格。现有资料中他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文学观点，但是从散在诸多著作的精彩片语中，我们可以集腋成裘，一窥全豹。
§§第五章 洪迈的文学审美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