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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孟常与唐太宗——读《李孟常碑文》

  李孟常,是唐初武德、贞观年间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隋末战乱中投唐,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为唐统一全国多立战功,又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贡献了力量,还为稳定黔州局面发挥了作用,死后陪葬昭陵。由此可见,他是唐初统治集团中不可忽视的一员。由于两《唐书》中均无其传,故而对其事迹难以全面掌握。《昭陵碑石》《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出版后,始从其中看到《李孟常碑文》。碑文中有不少人们鲜知之事,现根据其碑文,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李孟常进行力所能及的论述。

  李孟常加入秦王集团

  李孟常在两《唐书》《长孙无忌传》等有关文献中都为李孟尝,现根据其碑文改写为李孟常。李孟常死于乾封元年(666)五月,享年七十四岁。以此类推,他应是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

  李孟常,字待宾,赵郡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其曾祖李静,曾为北齐颍川(今河南许昌)太守,其祖李专,曾为本州主簿,其父李拔,没有做官。隋末战乱期间,李孟常“观变于时, 啸崇丘,有怀鱼水之契;刷羽方泽,思齐陵陆之举。乃招结英勇,思诚。义在择君,情安投水。大业季年,与彭国公王君廓率山东之 ,拔迹 朝,时年一十有四,即武德元年也。”《李孟常碑文》,以下不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这就是说,在隋末乱离时,李孟常聚众等待时机,于武德元年(618)与王君廓共同降唐。

  李孟常与王君廓在武德元年降唐的事,应当可信。据有关文献记载,王君廓确是武德元年降唐的。王君廓是并州石艾(今山西平定)人,他“少亡命为群盗,聚徒千余人,转掠长平,进逼它县,李密遣使召之,遂投李密。寻又率众归国,历迁右武卫将军,累封彭国公。”《旧唐书》卷六十《王君廓传》。这里虽然肯定了王君廓降唐的事实,但没有说明其具体过程与时间。在这方面,《资治通鉴》则明确记载是在武德元年(618)四月。其具体过程是:“君廓本群盗,有众数千人,与贼帅韦宝、邓豹合军虞乡,唐王与李密俱遣使招之。宝、豹欲从唐王,君廓伪与之同,乘其无备,袭击,破之,夺其辎重,奔李密;密不礼之,复来降,拜上柱国,假河内太守。”《资治通鉴》卷一八五,武德元年四月。

  根据什么认为李孟常是与王君廓同时降唐呢?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太宗实录》道:“王君愕,邯郸人。君廓寇掠邯郸,君愕往投之。因为君廓陈井陉之险,劝先往据之。君廓从其言,屯井陉山岁余。会义师入定关中,乃与君廓率所部万余人归顺,拜大将军。”王君廓是石艾(今山西平定)人。他从家乡起兵反隋,既然曾进兵邯郸(今河北邯郸),又回兵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一年有余,必然途经李孟常的家乡平棘(今河北赵县),至少说王君廓在平棘一带有很大影响。这样一来,正在家乡准备起事,而且密切注意形势发展的李孟常,顺便加入王君廓的队伍是水到渠成的。

  后来,他们转战长平(今山西高平)、夏县(今山西夏县),又与韦宝、邓豹会合于虞乡(今山西永济东)。虞乡位于长安和洛阳之间,刚到长安的李渊与在洛阳附近的李密“俱遣使招之”,是顺理成章的。由此看来,李孟常与王君廓,于武德元年在虞乡一带先降于李密,又投靠李渊。

  总而言之,有关文献记载王君廓于武德元年降唐;《李孟常碑文》记载,李孟常与王君廓于武德元年同时降唐。两种记载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殊途同归。

  至于碑文所载,李孟常“时年一十有四,即武德元年也。”显然值得考虑。如前所述,李孟常死于乾封元年(666),享年七十有四。无疑,他是生于开皇十三年(593)。这样一来,武德元年(618)李孟常应是二十六岁。按照实际情况,认为李孟常这年二十六岁较为可信。如果李孟常于武德元年是十四岁,武德元年以前他就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尚在童年的李孟常,怎能在隋末战乱中“观变于时”,“乃招结英勇”,“义在择君”呢!即使是非常聪明的童年人,也难在政治、军事方面成为众人之首。因为政治、军事方面的才能,不仅决定于一个人的智慧,同时,还受社会知识和经验的制约。十二三岁的童年人,是难以具备这些条件的。因此,我们认为,碑文关于李孟常在武德元年是十四岁的记载,不可相信。与武德元年相距将近五十年的碑文。有数字上的错误,也不算离奇。

  从另一方面说,二十六岁的青年人,正是富于进取精神,积极向上的时候,乘战乱之机,施展自己的才能,正符合青年人的心理状态。这又说明,李孟常在武德元年决不可能是一十四岁。

  李孟常投唐后,逐步成为李世民的重要干将。当时,李渊虽然建立唐朝,但全国还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统一全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李世民就是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日益功高位显,令人瞩目的。李世民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不断吸收人才,扩充势力。李孟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为李世民所用的。

  《李孟常碑文》载:“文皇帝(李世民)亲总六军,将清四海。言收杞梓,且延英俊。召入莫府,委之爪牙。”这就是说,李孟常是适应统一战争的需要,被李世民招纳为其部下重要成员的。

  李孟常追随李世民干了些什么呢?据其碑文所载:“破 、薛仁杲,讨刘武周,并预陪旌,身先士卒。策以命赏,勋居多,前后加上柱国。每平一贼,便蒙赏赍,累功赐物一千五百段。”不难看出,李孟常在李世民平定薛仁杲,两《唐书》均作“仁杲”,《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据《太宗实录》及礼泉昭陵石刻等作“仁果”,《通鉴考异》认为昭陵石刻可信,笔者从之。打败刘武周的战争中,战功颇多,得到了优厚的赏赐。

  另外,在夺取洛阳,打败窦建德的行动中,李孟常也战绩卓著。其碑文载:“王(世)充叨窃名号,伪伊。分二崤之险,拥三州之众。率彼离心,用拒同德。连兵接战,匪夕伊朝。公参玉帐之奇谋,纵之秘略, 期忠义,屡摧凶丑。窦建德据河朔之地,骋图南之举,提劲卒,陈利兵,远为声援,共成唇齿。城皋之行,身擒国灭。平祸乱,功冠等夷。考绩筹庸,独高诸将。”李世民向东进兵,洛阳首当其冲。唐军围洛打窦,一箭双雕。先在虎牢关外擒获窦建德,又迫使洛阳的王世充俯首听命,归顺于唐。这是唐在统一战争中于中原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李孟常在这次征战中,“参玉帐之奇谋”,“屡摧凶丑”,“考绩筹庸,独高诸将”。这说明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德四年(621)七月,窦建德余部又推刘黑闼为首,继续反唐。十二月,李世民奉命进攻刘黑闼。李孟常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其碑文载:“仍从击徐元(圆)朗、破(范)愿贼,周旋羁勒之间,筹谋帷幄之里。折冲之重,公实居之。”李孟常进击徐元朗、范愿和李世民进攻刘黑闼有什么关系呢?简单说,进击徐元朗和范愿是进攻刘黑闼的组成部分。

  “徐圆朗者,州人。隋末为盗,据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东平,尽有之,胜兵二万,附李密。密败,归窦建德。”《新唐书》卷八十六《徐圆朗传》。窦建德失败后,降于唐。刘黑闼起兵反唐,他又叛唐响应刘黑闼。范愿是窦建德故将,是积极促使刘黑闼反唐的参与者。因此,李孟常进击徐元朗、范愿,实际上就是削弱刘黑闼的力量。在这次行动中,李孟常不仅“筹谋帷幄”,还打退敌人。可见,他也是有功者之一。

  以上内容,有关文献均不见记载,《李孟常碑文》披露这些情况,补充了文献的不足。根据这些内容,可以肯定,李孟常是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

  李渊建唐后,以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以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李世民日益功高位显,逐步产生了夺取太子地位的欲望。李建成当然不会坐视,必然要竭力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逐步形成。到武德五年(622),这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已经明朗化了。最明显的标志,是太子集团主动请缨,要求平定刘黑闼,既想争取战功,又可乘机扩充势力,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

  武德五年(622)四月,李世民奉召还京,刘黑闼继续与唐为敌。于是,太子集团的重要成员王、魏征向李建成建议道:“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资治通鉴》卷一九〇,武德五年十一月。既然太子集团要通过打击刘黑闼抬高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力量,勿庸置疑,两大集团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这时,李孟常正在接受李世民的驱使,为打击徐元朗、范愿而尽心竭力,当然他已成为秦王集团的成员了。

  李孟常与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为夺取太子地位发动的一起政治事件。如前所述,为了争夺太子的地位,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初,双方都想通过其父李渊压倒对方,也就是想借用李渊的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在李渊难以立即下定决心的时候,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刀兵相见了。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在宫城玄武门发动了武装政变,杀害了李建成、李元吉,夺取了太子地位,继而又迫使李渊让位,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李孟常和这起政治事件有什么关系呢?

  两《唐书》《长孙无忌传》:“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常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由此看来,李孟常参加了玄武门之变。但是,在《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中,当提到玄武门之变时,所记是“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十二人杀了建成和元吉。其中没有李孟常。这样一来,李孟常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就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了。

  据其碑文,李孟常是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的,碑文中有这样的内容:“二凶祸,窥觎神器。衅生非虑,义在泣诛。公贞劲之节,霜霰无改。大憝销亡,茂赏遍及。于时,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也。重离启圣,即授右监门副率,赐物五千段,黄金五百两,以其年七月,除右监门中郎将,封武水县开国公,仍别食实封四百户。”所谓“二凶”,无疑是指李建成、李元吉。“二凶”制造祸端,应当忍痛诛杀。所谓“公贞劲之节,霜霰无改”,就是李孟常对李世民的忠心,始终如一。所以,在奸恶被消灭后,他很快受到赏赐。而且,明确说明这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事。这就是说,李孟常确实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李孟常立即得到优厚的物质奖励,接着,又于七月加官晋爵,显然这是因果关系。根据这种因果关系,又从另一方面说明李孟常必然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孟常碑文》中的唐高宗诏曰:“故右威卫大将军、上柱国、汉东郡开国公李孟常志怀英毅,干略沉果。功参运始,业赞经编。蹑景高骧,培风矫翼。临危弥勇,视险若夷。允膺轩冕之荣,克懋山河之赏。及 传,执戟,忠恪尽于一人,威严被于千里。寄深,任切爪牙。奄从运往,良增悯悼。”显然,这是高宗对李孟常的称赞。所谓“临危弥勇,视险若夷”,自然是指身临危难,更加勇敢;碰到险境,视若平常。当然,这种勇敢善战、不畏艰险的精神,还不能说明他和玄武门之变的关系。但下面的“执戟,忠恪尽于一人”,就耐人寻味了。“执戟”,虽缺二字,但可以理解为临战待命的意思。“忠恪尽于一人”,无疑是指李孟常对李世民忠心耿耿,决无二心。

  本来,李孟常是秦王集团的成员,他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多有贡献,为什么又特别提出他“忠恪尽于一人”呢?如果说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只能是他有可能忠恪于另一人。这种可能只能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前夕。

  李孟常投唐后,追随李世民破薛仁杲,讨刘武周,打败窦建德、王世充,又击徐元朗。这些战功,在其碑文中都是肯定的。至于他参加玄武门之变,虽然在其碑文中也是肯定的,但在玄武门之变前夕所发生的有关要事,其碑文却未曾提及。未曾提及的要事是什么呢?

  武德九年(626)六月,太子集团与秦王集团的斗争进入了剑拔弩张的阶段。太子集团为了削弱对方的力量,遂以重金贿赂李世民的部将,如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人,都是李建成诱惑的对象。这些人都没有为李建成的物质贿赂所动摇。尉迟敬德在拒绝李建成的利诱时说:“敬德起自幽贱,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窜身无所,久瀹逆地,罪不容诛。实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隶命藩邸,惟当以身报恩。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许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看来,尉迟敬德对李世民是忠心耿耿,决无二心。这就是说,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都拒绝了太子集团的物质贿赂,实际上也是“忠恪尽于一人”。以此类推,李孟常既是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也很有可能被太子集团所争取。由于李孟常也像尉迟敬德等人一样,坚决拒绝贿赂,忠于李世民,从而被视为是“忠恪尽于一人”。根据李孟常的全部表现,除此事而外,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使其背离李世民,去效忠他人。由于两《唐书》均无李孟常传,故而未见文献记载。尽管不见文献记载,但高宗的“忠恪尽于一人”,只有针对此事才有实际内容。既然其碑文记载了李孟常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无疑可以肯定,李孟常和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人一样,都是经过了物质利诱的考验,通过参加玄武门之变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忠恪尽于一人”的。如果没有太子集团对其进行贿赂使其有投靠他人的可能,对一贯追随李世民的李孟常来说,赞扬他“忠恪尽于一人”,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总而言之,李孟常是经过考验,死心塌地地效忠李世民者,他参加玄武门之变是勿庸置疑的。

  其他有关问题

  《李孟常碑文》载:贞观四年(630),李孟常“副右仆射李靖破突厥于碛北,赐奴婢一百口”。这就是说,李孟常曾随李靖大破突厥。据《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630)二月,“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本来,李靖于这年正月大破突厥于定襄(今山西定襄),李世出云中(今山西大同),破突厥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到了二月,李靖、李世联军又大破突厥于碛口(今内蒙古二连浩特西南),自此,“斥地自阴山北至漠,露布以闻”《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二月。两者对照起来,说明李靖于贞观四年“破突厥于碛北”是可信的。其碑文所载,李孟常参加了这次战争,正是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其碑文中还载:“廿年,出除使持节、都督黔忠施费巫庄应充辰 矩夷琰蛮柯十五州、州都督等府诸军事、黔州刺史。属昆、二州蛮夷扇动,边亭夕警,荒徼晨严,公授律徂征,随机致讨。三令既申,一举大定,然后示之以敬让,导之以廉耻。人悦中和之颂,吏无私谒之讥,遂使夜郎革面,朝飞重译。以敌善政之绩,赐奴婢二百口。”这一部分内容,各种文献中均不见记载。虽然没有文献记载可以互相对照,但就其内容看,完全符合李孟常的性格及其所作所为。纵观其碑文,李孟常是个智勇兼备的将军。在对薛仁杲、刘武周作战时,他“身先士卒”,非常勇敢;在对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公参玉帐之奇谋,纵之秘略”,总之,他于“武帐之中,尝闻妙算;文之下,屡陈奇策。倏瞬椎锋,纷纭用武。身经百战,气盖万夫。”不难看出,他既能够“临危弥勇,视险若夷”,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又能够密谋于帐中,策划于战前。充分显示了智勇兼备的将军才能。

  文武兼备的李孟常,在出任黔州刺史,处理“昆、二州蛮夷扇动,边亭夕警,荒徼晨严”时,不是单纯地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以政治攻势为主,在“一举大定”以后,“示之以敬让,导之以廉耻”,取得了社会安定的良好效果。这正是李孟常智勇兼备才能的具体反映。

  总而言之,《李孟常碑文》记载了不少文献缺载的历史事实。例如,隋朝末年,反隋势力遍地而起。据文献所载,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一带,自发的反隋势力相当普遍,但在今河北西部一带尚无反隋力量的存在。现据其碑文,李孟常在平棘(今河北赵县)组织反隋力量,再结合王君廓从石艾(今山西平定)起兵,又进兵邯郸(今河北邯郸)的活动,说明在今河北西部和山西东部一带也有相当的反隋势力。难怪唐俭在劝李渊从太原起兵时说:“若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东收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唐俭是在李渊从太原起兵前说这番话的。以太原为中心,“东收燕、赵”,自然是指收取今山西东部和河北西部一带。如果说这话的意思是指王君廓、李孟常等反隋势力可成为李渊南进的后顾之忧,合情合理。当然,今河北一带还有其他反隋势力,如位于河北中部的窦建德起义军。但唐俭所指,决不是这些强大的反隋力量。因为窦建德面临着北面涿郡(今北京)、南面宇文化及等强大隋军的威胁,无暇西向太原。再者,李渊南进的策略,是避实攻虚,对突厥是贿赂安抚,对李密是“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总之,他是尽量避开强大对手,争取早日进据关中,夺取长安。因此,唐俭、李渊所谓的“东收燕、赵”,只能是指争取王君廓、李孟常等,这些力量不甚强大,而且又可减少后顾之忧,壮大自己的小股起义队伍。由此看来,其碑文所载,李孟常从平棘(今河北赵县)起义反隋,后与王君廓共同降唐,进一步证实唐俭、李渊的从太原起兵计划是非常周密的。

  其次,李孟常的碑文,进一步证实李孟常确实参加了玄武门之变。至于李孟常对稳定黔州(治所在今重庆彭水)一带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对于唐初政权的巩固也颇有积极意义。不言而喻,李孟常的碑文,对研究唐的建国及武德、贞观年间的历史,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更有力地说明了李孟常与唐太宗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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