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

第四章 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

　　《尉迟敬德墓志铭》于1971年被发现以后，已经有人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昭陵文管所《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张沛、樊光春的《昭陵新出土墓志补正唐史举例》《人文杂志》1992年第2期。等文，都有一些新的见解。特别是《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编者对该墓志所加的按语，更有进一步的研究，值得重视。

　　这篇墓志铭，共有2218字，内容甚为丰富。笔者想对其中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尉迟敬德的籍贯与出身

　　两《唐书》的《尉迟敬德传》均载尉迟敬德是朔州善阳人。朔州就是隋末的马邑郡，治所在善阳，即今山西朔县。墓志铭（以下简称志文）则记他为河南洛阳人。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昭陵碑石》的编者认为：“盖一称其郡望，一载其徙居，二者可以互补也。”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唐代史学家柳芳说：“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尉迟氏即属于虏姓之列，应号河南洛阳人。

　　为什么说尉迟氏属于虏姓之列呢？唐人林宝说：“与后魏同起，号尉迟部，如中华之诸侯，至孝文时改为尉迟氏。河南洛阳。后有哥拔五代孙乙纥豆生侯兜（《周书》、《北史》的《尉迟迥传》作俟兜）……又后魏平东将军尉迟说六代孙孟都生罗迦罗、隋代州西镇将军，生运，运生绍宗、左屯田将军、油江、伯孙邛州刺史迦、隋乌程镇将军，生敬德、唐右武侯大将军、同州刺史、鄂州忠公、生宝林、司卫卿右卫将军，生修寂、修俨。”《元和姓纂》卷十。《北史》卷62《尉迟迥传》也说：“尉迟迥字薄罗，代人也。其先，魏之别种，号尉迟部，因而氏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鉴识，尚周文帝姊昌乐大长公主，生迥及纲。”这都说明，尉迟氏确系北魏鲜卑人的后代。另外，从尉迟迥是代人到尉迟氏是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又尉迟敬德是朔州善阳人，正反映了鲜卑贵族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然后分散各地的过程。

　　从北魏孝文帝到隋，百年左右的时间，中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的对立，隋的统一，虏姓贵族也几经沉浮，原来有的高门上姓有所衰落，原来有的门第较低的姓族日益显要，出现了很多变化。这样一来，尉迟敬德家族由显贵的社会上层沦落到社会下层也就可以理解了。《太平广记》卷146《尉迟敬德》载：“有锻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锻铁之次……”他还自称“某打铁人”。因此，今人的不少著述中，多有认为尉迟敬德出身于铁匠者。有人根据志文所述尉迟敬德的家世，再结合尉迟敬德元配夫人《鄂国夫人苏墓志铭》《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内容，认为既然“志文中有敬德曾祖、祖父、父亲三代为高官的记述，苏氏志文中所记苏门三代也是高官，而且苏氏死得很早，大业九年就死了，当时敬德尚未知名，他们结婚时，必是门当户对，那么敬德少年时是否当过铁匠，就很值得研究了。”《陕西碑石墓志资料汇编》第673页。如果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再考虑敬德家族由洛阳迁到善阳的情况，从中原要地北魏都城洛阳迁到偏僻的善阳，必然和家族的没落有关，尉迟敬德少年时当过铁匠也完全有可能。苏氏虽然三代都是高官，但并非士族。按照当时崇尚门第的习惯，有些士族虽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但仍然“贩鬻婚姻”。《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尉迟家族虽是虏姓贵族，但在长期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中原人们也愿与他们通婚。苏氏与没落的虏姓高门通婚，也属于正常现象。所以，以此说明尉迟敬德不一定当过铁匠，也不是充足的理由。

　　关于尉迟敬德的家世，志文载：敬德“曾祖本真，后魏西中郎将……祖孟都，齐左兵郎中、金紫光禄大夫、周济州刺史……父伽、隋仪同，皇朝赠汾州刺史、幽州都督、幽、檀、妫、易、平、燕等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常宁安公。襟清悬镜，量澈陂。道悠运倏，中年早谢。”这和《元和姓纂》所载有所不同。《元和姓纂》载，孟都伯孙伽生敬德，也就是说，敬德并非孟都之孙，而是孟都兄的曾孙。看来，敬德之祖、曾祖都未做官，否则，《元和姓纂》不会不记；其父伽官至隋仪同，又“中年早谢”，而且“早谢”的含义也不清楚。如果伽是被隋帝所杀，敬德隐居善阳，以锻铁为业，就更近情理。由此可见，志文把敬德和孟都直接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为敬德自曾祖以后即开始衰落的家世所讳。两《唐书》的《尉迟敬德传》都载他“大业末，从军于高阳”，似出身于民间，而不涉及其家世，可能也是这种意思。

　　《旧唐书》武宗以前部分，多是照抄实录、国史，《武德、贞观实录》均经许敬宗最后修订。“初，《高祖、太宗实录》，敬播所撰，信而详。及敬宗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敬宗子娶尉迟敬德女孙，而女嫁钱九陇子。九陇、本高祖隶奴也，为虚立门阀功状，至与刘文静同传。太宗赐长孙无忌《威凤赋》，敬宗猥称赐敬德……然自贞观后，论次诸书，自晋尽隋，及《东殿新书》、《西域图志》、《姓氏录》、《新礼》等数十种皆敬宗总知之，赏赍不胜纪。”《新唐书》卷二二三上《许敬宗传》。既然敬宗随心所欲，歪曲历史，又有意美化敬德，碑文为敬德讳其没落的家世，是理所当然的。志文虽与许敬宗无关，但为墓主歌功颂德的志文性质，也决定其撰者必为其讳。《旧唐书》照抄实录、国史，《新唐书》参考《旧唐书》，故而两《唐书》的《尉迟敬德传》均不叙其家世。如果敬德是从民间从军，就有可能是铁匠出身。由此可见，志文和《太平广记》的两种记载不同，但不能是对立的，是此非彼是不正确的。许敬宗既然有意为敬德隐恶扬善，如果敬德的家世有可颂之处，他是决不会漏而不记的。况且，敬德自己也说过：“敬德起自幽贱，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窜身无所。”《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更说明他出身于民间的铁匠并非虚构。志文的内容固然重要，但也不宜轻易以此去否定文献所载。

　　尉迟敬德之妻

　　据《鄂国夫人苏墓志铭》载：唐高宗下诏曰：“赠司徒并州都督鄂国公敬德故妻苏氏，贞婉驰芳，柔明擅美……可赠鄂国夫人。”苏氏卒于大业九年（613年），时年25岁。按显庆三年（658年）敬德终年74岁推算，苏氏去世时敬德应是29岁。他于武德三年（620年）四月降唐后，地位日益显要，再婚是理所当然的。事实证明，尉迟敬德是又结婚了的。

　　苏氏志文中既称苏氏是敬德“故妻”，当然应当还有现妻。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曾对敬德说：“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头谢恩道：“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二月条。太宗称道了敬德的人品，又收回了自己的意见。此事在《隋唐嘉话》、《唐语林》中也有记载，看来确有实事。既是“相与共贫贱久矣”，很可能是在大业九年苏氏死后不长的时间内就结婚了，最迟是在武德二年（619年），因为武德三年他降唐以后，就不宜再说是“贫贱”了。

　　敬德后来的夫人何许人也，不得而知。两《唐书》《尉迟敬德传》和尉迟敬德的碑文与志文都无涉及。但根据尉迟敬德不愿尚公主的态度看来，敬德夫妇之间的关系甚好，很可能在敬德去世时这位夫人还在。那么，尉迟敬德子尉迟宝琳是哪位夫人所生呢？按年龄而论，肯定是苏氏所生。因为许敬宗于贞观八年（634年）开始参与修撰国史，由于他的儿子“娶尉迟敬德女孙”为妻《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载是敬宗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此说不近情理。因为敬德比许敬宗年长6岁，若其曾孙女与敬宗子结婚，年龄必然相差甚远，故而《新唐书·尉迟敬德传》所载可信。故而他修撰国史时大加美化敬德。按照当时的习惯，宝琳女结婚时，宝琳应在35岁到40岁之间，如果在贞观八年许敬宗开始参与修史前后许敬宗子与宝琳女结婚，宝琳当生在开皇十九年（599年）至仁寿三年（603年）之间。这时苏氏当在12岁至17岁之间。可见，苏氏生宝琳时还很年轻，宝琳不可能是后来的夫人所生。敬德后来的夫人可能未曾生育，否则，史书为什么未曾记载敬德有宝琳以外的其他子女呢！同时，尉迟敬德的碑文载：“有子右领军将军宝琳凤羽姿，龙媒聘逸。”志文也载：“有子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卫尉少卿宝琳，思履霜而切虑，仰风树而衔哀。”碑在敬德与苏氏的合葬墓前，墓志铭在合葬墓中，宝琳是他们夫妇所生也就勿庸置疑了。也许正是这种原因，苏氏与敬德合葬，后来的夫人未能取得这种殊荣。

　　关于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杀兄除弟，夺得太子地位，进而登上皇帝宝座的重大事件。尉迟敬德是玄武门之变的重要参与者，两《唐书》与《资治通鉴》对此事都记载甚详，敬德不仅劝李世民早除建成、元吉，而且还亲手杀害元吉。因此，“及论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因此，敬德也曾忘乎所以，“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还曾因“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其上者”，故而敬德怒曰：“汝有何功，何坐我上？”任城王道宗“因解喻之”。《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他竟然动手打坏了道宗的眼睛。唐太宗也把他和韩信、彭越相比，视为唐初的功臣。由此可见，参与玄武门之变在敬德的个人历史上是一件光荣的大事。

　　关于此事，敬德的碑文虽然未曾详叙其事，但却言简意赅，意义深刻。“（武德）九年六月，二凶（建成、元吉）伏辜。虽天道祸淫，盖杖君（敬德）之也。”短短的19个字，既说明了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又说明了敬德在其中的作用。但是，敬德的墓志铭对此事却只字未提。志文的按语说：“不知何故，志文于此事只字未及。”《昭陵碑石》第143页。无疑，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碑文肯定玄武门之变的性质与敬德在其中的作用，事出有因。碑文为许敬宗所撰，许敬宗对玄武门之变十分清楚；唐太宗对玄武门之变的态度他了若指掌。贞观年间，唐太宗一再想了解起居注、国史所载的内容，实际上是想了解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唐太宗深知他取建成而代之是违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史书如何记载此事，与他的名声直接有关。所以，他在两次遭到拒绝以后，又第三次要求亲自观看国史，并且命房玄龄“撰录进来”。房玄龄与许敬宗把《国史》改为《实录》，送呈太宗。太宗对其他问题没有表态，惟对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不满。因为有关此事的记载是“语多微文”。为此，他向房玄龄指出：“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文史》。非常明显，唐太宗要看国史，主要是为了给史官写玄武门之变定下基调，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像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一样，是“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也就是唐太宗要求史官为自己文过饰非而修改史书。

　　许敬宗是善于投机钻营的史官，唐太宗有所要求，他当然投其所好。所以，经他修改后的《武德、贞观实录》，太宗颇为欣赏，否则，他不会因此而被“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既然如此，他为尉迟敬德所撰的碑文先肯定玄武门之变的性质是“二凶伏辜”，又赞扬李世民的成功是“盖杖君之也”。也就是说，许敬宗对唐太宗投其所好，对尉迟敬德歌功颂德是不言而喻的。

　　尉迟敬德的墓志铭为何人所撰，不得而知。何以对玄武门之变无所涉及，应有原因。

　　其一，墓志铭与碑文应是同时所撰，许敬宗官高位显，所撰碑文甚多。他所提到的事实，别人不可能再去重复。他在碑文中已经肯定了玄武门之变的性质与敬德在其中的作用，墓志铭当然没有必要再详叙其事。况且，墓志铭字数有限，也不允许。正因为如此，志文对碑文未曾涉及的问题反而有所叙述。例如《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十二年（616年）正月，“雁门人翟松柏起兵于灵丘，众至数万，转攻傍县”。四月，“魏刁儿所部将甄翟儿复号历山飞，众十万，转寇太原”。敬德曾对这些起义军作战。但在碑文中未曾涉及，两《唐书》《尉迟敬德传》也未记载，而志文中却详述道：“有山贼翟松柏、刘宝强等拥兵数万，据山断道，公乃率麾下百骑以击之。矢石才交，贼徒歼殄，获马三千匹，俘掳五万人，以功授朝散大夫。又击王须拔、历山飞等，以功授正议大夫。”这说明尉迟敬德在投靠刘武周前曾参加过镇压翟松柏、刘宝强、王须拔、历山飞领导的起义军。

　　《旧唐书·尉迟敬德传》：大业末年，敬德于高阳从军以后，“讨捕群贼，以武勇称，累授朝散大夫。”《新唐书·尉迟敬德传》：“积阅为朝散大夫。”这都说明敬德在投靠刘武周前确曾有过战功。志文所述以上内容，正是把两《唐书》本传所记的战功具体化了。碑文不记此事，也可以理解。为隋朝镇压农民起义，并不值得唐朝人歌颂。富有政治经验的许敬宗必然懂得这个道理。志文的撰者可能政治地位不高，书生气十足，故而记载了这些内容。

　　另如，关于唐军进攻洛阳的问题，碑文仅略有所及，除了“中狱由其咸定”，“王城于是安”的意思较为明确以外，其他用词都很笼统。而志文对此战的记载却甚为详细：“于是王充窃据伊，偷安神器；建德拥兵赵、魏，潜规问鼎。辅车之势，运连鸡之谋。太宗受东征，公参谋盛府，虽神谋妙略，允叶圣衷。斩将搴旗，资雄杰。此二役也，策勋居多，累降恩赐，用旌军赏。”由此可见，碑文和志文不相重复，互为补充，可能就是志文不载敬德参与玄武门之变的重要原因。

　　其二，对玄武门之变，志文的撰者有可能和许敬宗有不同的看法。关于玄武门之变，在唐初的统治集团中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自西周以后，在君主地位继承问题上，逐步形成了嫡长子继承制度。所以，司马光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儒家的传统观念也早深入人心，孔子的学生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既然儒家把孝和悌相提并论，无疑，唐太宗不管以什么理由杀兄夺位，都和这种制度与观念格格不入。

　　魏征在评论隋文帝时说：“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隋书》卷二《高祖纪·下》。显然，魏征等唐初的史学家，对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和魏征对待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关系完全相同。当李世民的战功卓著，地位日益升高，直接威胁到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时，魏征先劝李建成远征刘黑闼，以扩大自己的影响，继又“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在李世民取得太子地位以后，他质问魏征何以“离间我兄弟”时，魏征也直截了当地说：“先太子若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唐鉴》卷二。勿庸置疑，魏征是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度的。

　　贞观年间，唐太宗两次要看起居注，第一次被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劝阻，第二次又被谏议大夫褚遂良、黄门侍郎刘洎劝阻。朱子奢、褚遂良等都担心唐太宗发现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于己不利而影响到本人。果然，唐太宗发现“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遂要求史官按照他的意思修改实录。这都说明唐初的统治集团中，对玄武门之变的看法存在着分歧。

　　唐太宗看了实录以后，虽然为了统一思想，修改了史书，但传统的儒家思想不是靠个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一直到宋代，范祖禹还大骂唐太宗道：“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二，父之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立子以长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虽齐圣，不先于兄久矣。”在唐代，敬德墓志铭的作者虽不敢公开表示和许敬宗相反的意见，但他以避免重复为由，在志文中避而不谈这一问题，也意味着他是一种消极对立的态度。

　　《安元寿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

　　安元寿（606—683），字茂龄，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两《唐书》无其传，只有在《唐会要》卷七十二《马》中提到他曾为夏州群牧使，其他文献都未涉及，故而对其生平事迹少有所闻。但是，唐初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刚即帝位突厥就兵临渭水便桥等，都与他有重要关系。1972年，《安元寿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于陕西礼泉出土后，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对与他有关的问题开始有所了解。现根据《墓志铭》的主要内容，结合有关文献，对以下几个问题试做初步论述。

　　一安元寿归唐

　　据《墓志铭》载，安元寿的曾祖安弼，是北周服侯。其祖安罗，先后为北周开府仪同三司，隋石州刺史、贵乡县开国公。其父安兴贵，曾为唐初的右骁卫将军、左武卫将军、冠军将军、上柱国、凉公，别食绵、归二州，实封六百户。

　　凉州安氏，原为西域胡人。《元和姓纂》卷四载：凉州安氏“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国，居凉土”。《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载：“武威李氏，本安氏……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晋、魏间，家于安定，后徙辽左，以避乱又徙武威。”两种记载，基本一致，只是后者较前者更为详细。可见安氏确是来自西域。张沛同志又根据安元寿墓室石门门楣左侧刻有“安胡”（意即安国胡人）二字，进一步说明安元寿始祖是来自西域。《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安氏为什么又称“武威李氏”呢？《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回答了这个问题：“李抱玉，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安史之乱期间，他因对叛军作战有功，颇得李光弼赏识。代宗即位后，他“为泽潞节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加领陈、郑二州，迁兵部尚书”。这时，他向代宗上言道：“臣贯属凉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代宗“许之，因是举宗并赐国姓”。正因为这样，武威李氏与内地李氏不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把武威李氏和柳城李氏（契丹后裔）、高丽李氏、柳城李氏（奚族后裔）、鸡田李氏（阿跌后裔）、代北李氏（沙陀后裔）等并列于最后，正是封建正统史家没有把边境少数族人和中原人一视同仁的反映。

　　隋朝末年，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在武威（今甘肃武威）称兵割据，先称凉王，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又称皇帝，改元安乐。

　　李渊在长安建唐称帝后，为了解除东进的后顾之忧，进一步统一全国，首先于武德元年十一月消灭了先后割据于金城（今甘肃兰州）、折（今甘肃泾川东北）的薛举、薛仁果两《唐书》均作“仁杲”，《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据《太宗实录》及礼泉昭陵石刻等作“仁果”，《通鉴考异》认为昭陵石刻可信，笔者从之。父子。接着，就又打算进攻李轨了。

　　最初，唐高祖派人劝说李轨，李轨愿意降唐。后来，李轨又不愿放弃帝位，拒绝投降。武德二年（619）五月，已经是唐朝官员的安兴贵，自告奋勇，愿去说服李轨，归降唐朝。安兴贵认为自己有很多有利条件，因为其“家在凉州，奕世豪望，为民夷所附；弟修仁为轨所信任，子弟在机近者以十数”《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五月。于是，安兴贵奉命出使凉州。到了凉州，他向李轨陈述利害，李轨执意不肯降唐。安兴贵遂与其弟安修仁等密谋策划，发动政变，俘虏李轨，平定了这支割据势力。因为这次事件的成功，唐高祖以安兴贵为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凉国公，赐帛万段，安修仁为左武侯大将军、申国公。安元寿就是在这次事件中归附唐朝的。

　　《墓志铭》载：安元寿“年始弱冠，时属经纶。效河西，同窦融之归国；韬光陇右，等葛亮之须期”。这就是说，安元寿刚刚成年，就善于筹划治理国家大事。投唐于凉州，就像窦融归汉一样；又像三国时有人隐藏才能于陇右，等待诸葛亮去发现一样。

　　窦融，字周公，西汉末年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王莽代汉，农民起义爆发后，他聚众割据于河西，被推举为河西五郡大将军。刘秀建立东汉后，窦融自动归附，被刘秀所重用。不难看出，《墓志铭》认为，安元寿投唐，像窦融归附东汉一样，是弃暗投明，值得赞扬的。

　　二安元寿与玄武门之变

　　李渊建唐后，为了争夺太子的地位，逐步形成了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两大集团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后出现了刀兵相见的玄武门之变。在这两大集团的斗争中，安元寿站在了李世民一边。

　　《墓志铭》载：“武德五年，奉秦王教，追入幕府，即授右库真。”看来，安元寿于武德五年（622）加入了秦王集团。安元寿在这时加入秦王集团不是孤立的，而是李世民积极发展势力的必然结果。此后不久，李世民又使张士贵也加入了秦王集团。《张士贵墓志铭》载：“太宗征公（张士贵）于曹州奉见，深用嘉止。太宗居帝子之尊，极天人之望；府僚之选，允归时杰。以公素威名，授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南，张士贵与李神通战胜徐圆朗后驻军于此。李世民什么时候召他还京，《张士贵墓志铭》未记日期，但应该是在武德六年（623）到武德九年（626）六月之间。因为李神通与张士贵奉命进击徐圆朗是在武德五年六月，徐圆朗彻底失败是在武德六年二月。这时，两大集团都在发展势力，加强自己。所以，安元寿、张士贵先后加入秦王集团，正是反映了这种形势的需要。这和李建成主动东讨刘黑闼，借机发展势力，起了交相辉映的作用。后来随着两个集团矛盾的急剧发展，双方都在积极准备用武力消灭对方。在这时候，安元寿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墓志铭》载：“于时皇基肇建，二凶构逆。公（安元寿）特蒙驱使，委以腹心，奉敕被甲于嘉猷门宿卫。”所谓“二凶”，无疑是指李建成、李元吉。嘉猷门，是太极宫西门之一，位于西面宫墙偏北处，西与掖庭宫相通。这是与玄武门距离较近的宫城门。安元寿奉命于此门宿卫，当然包括在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计划之内。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全面部署是非常周密的。除了像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赤膊上阵的拼命厮杀者以外，还有张士贵、刘师立等人，是外围策应者或待命的预备队。从有关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建成、元吉。《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两处记载中，只有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三人相同。由此可见，在两处记载不同的人员中，肯定有人是没有直接到达玄武门战场的。因为直接上阵者在众目睽睽之下立了战功，是不会被人遗忘的。

　　《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六月四日，士廉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芳林门在玄武门西，是外郭城与掖庭宫之间的一门。看来，高士廉组织“系囚”仅到芳林门，未至玄武门战场。另外，房玄龄、杜如晦，主要是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者，也未直接参加拼杀。

　　李建成、李元吉被杀后，双方战斗还在进行时，尉迟敬德突然直到高祖处，要求高祖降手敕，稳定人心。宇文士及遂从“东上门出宣敕，众然后定”。宣敕的内容是“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资治通鉴》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东上门在太极殿东侧，宇文士及在这里应时而出宣敕，显然是预先安排好的。由此看来。在玄武门之变中，宇文士及是负责处理善后事宜的。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师立传》：“太宗之谋建成、元吉也，尝引师立密筹其事，或自宵达曙。其后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据此，刘师立不仅亲自上阵，而且还参与了密谋策划。同时，这里又多了一个庞卿恽。但是，《旧唐书·太宗纪》却未曾提及。可见，刘师立、庞卿恽、李孟尝等人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还有区别。他们即使到达玄武门，也可能是后备力量，不是第一线的战斗员。

　　根据以上情况，说明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人员很多，他们各自负责一个方面，为李世民的胜利发挥了作用。由于这是阴谋暗算之计，后人很难知其详细安排，故而文献记载不一。安元寿也是参加者之一，所以也得到了奖励。《墓志铭》：“既而内难克除，太宗践极。爵禄攸设，先酬擐甲之劳，赏命所加，用答披荆之绩。特拜公右千牛备身。”所谓“答披荆之绩”，实际上是指太宗肯定了安元寿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贡献。由此可见，安元寿在玄武门之变中为太宗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安元寿与突厥兵临渭水便桥

　　《墓志铭》：“贞观元年，突厥颉利可汗拥徒卅万众来寇（渭水）便桥，太宗亲率精兵出讨。颉利遣使乞降，请屏左右，太宗独将公（安元寿）一人于帐中自卫。其所亲信，多类此也。”这段记载有不确之处，如突厥颉利可汗率众兵临渭水便桥不是贞观元年（627），而是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刚即帝位不久。《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传上》、《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上》、《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上》、《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等文献，都是这样记载的。同时，李世民分析突厥敢于大举进兵至渭滨的原因，是突厥“以我国内有难（指杀建成、元吉），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更能说明此事应在李世民刚即位之后。《墓志铭》把此事误记为贞观元年，虽然只是几个月之差，但不够确切，很可能是《墓志铭》的撰者误认为李世民即位就是贞观元年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宗亲率精兵出讨”以下，又载：“颉利遣使乞降，请屏左右，太宗独将公一人于帐中自卫。”对安元寿来说，这当然是最值得赞颂的一事，因为，一来显得他颇有英雄气概，二来他最受太宗信任。各种文献都没有记载这些情节，故而显得特别重要。

　　其实，如果认真研究有关文献，此事也并非不见端倪。在颉利可汗进军至渭水便桥之北以后，遣其心腹执失思力到长安观察虚实，太宗对其严加斥责，并将其囚于门下省。然后，亲自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直赴渭水南岸，隔水斥责颉利可汗负约。颉利可汗得不到执失思力的情况，只见李世民“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故而后退。这正是所谓的“太宗亲率精兵出讨”。接着，“是日，颉利请和，诏许焉，车驾即日还宫”。这和“颉利遣使乞降”的意思大体一致。颉利可汗遣使乞降，太宗于“帐中”接见，当然是在前线。议和成功，才能“车驾即日还宫”。由此看来，文献记载和《墓志铭》的内容起了互相补充的作用。九月，“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诏颉利所掠中国户口者悉令归之”《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这说明双方议和是有一定条件的。

　　至于安元寿独自一人保卫太宗接见颉利可汗使者的乞降问题，各种文献都不见蛛丝马迹，惟有《墓志铭》载有这些内容。这是什么原因呢？

　　《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司马光在《考异》中明确说是根据《实录》而来，《旧唐书》等更不会例外。《实录》的这一部分是经过太宗过目的，太宗同意不记这些内容，肯定是在议和谈判中太宗答应了给突厥许多实惠条件。这是高祖自太原起兵以来惯用的手段。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太原起兵时，为了解除突厥的威胁，特致书突厥可汗道：“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有人根据这次致书，就认为李渊曾称臣于突厥。太宗在后来彻底打败突厥时说：“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不难看出，太宗为对突厥实行物质贿赂政策颇感耻辱。

　　这一次，太宗与颉利使者直接谈判，是否也以物质利益为代价换取了突厥的退兵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当萧问太宗为什么诸将请战而不允许，突厥反而“自退”的时候，太宗答道：“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成伺衅，一举可灭也。”他把这种对策概括为“将与取之，必固与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八月。既然突厥“理当自退”的原因是“以金帛”，使其“得所欲”，毋庸置疑，太宗和高祖一样，也是以物质财富换取了政治上的苟安。这种太宗认为是奇耻大辱的举措，当然是难以载入《实录》的。

　　《墓志铭》就不同了。永淳二年（683）安元寿去世，这时距太宗去世已有三十多年。在这期间，他又为高宗所重用。既是太宗的亲信，又为高宗所重用，故而使其享有陪葬昭陵的殊荣。在这种情况下，为其歌功颂德的《墓志铭》，特载此事，无疑是显示太宗与安元寿有胆有识、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没有透露议和的具体内容。不过，从以上太宗自我标榜的避战理由中，已经看出了在这次议和中太宗并没有取得胜利，只是以物质财富换取了暂时的安定。这样，实际上给太宗巩固加强刚取得的皇帝地位赢得了时间。从这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是太宗胜利了。安元寿敢于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对太宗执行保卫任务，说明安元寿是个武艺高强、机智勇敢的将军。

　　后来，安元寿又曾奉太宗命出使西域。高宗即位后，又先后充任葱河道检校军马使、右武卫义仁府折冲都尉、右骁卫郎将、左监门卫中郎将、忠武将军、云麾将军、右骁卫将军、右威卫将军。高宗去泰山封禅，他“亲于坛上供奉”。根据以上情况可知，安元寿投唐以后，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在玄武门之变、突厥兵临渭水便桥等重大事件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各种文献缺载的情况下，通过《墓志铭》对安元寿进行认识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