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

第三章 《李墓志铭》的有关问题

　　李（594—669年），本名徐世，降唐后，唐高祖赐其姓李，高宗时，以犯李世民讳，单名为。两《唐书》均有传，对其事迹记载较详。但在其《墓志铭》被发现后，其有关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籍贯和年龄

　　关于李的籍贯，《旧唐书》卷67《李传》载：他为“曹州离狐人。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新唐书》卷93《李传》载：他是“曹州离狐人……客卫南。”二者基本相同。但是《李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载：他是“高平之著族焉。后寓济阴，又居东郡，今为卫南人也。”看来，两《唐书》的《李传》和《墓志铭》的记载有所不同，但认真分析一下，两种记载并无正误之差别。《墓志铭》比两《唐书》多的内容，是“高平之著族”和“后寓济阴”。高平即隋任城（今山东济宁），属于鲁郡（治所在今山东兖州）。济阴郡（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南），即唐的曹州。这是《墓志铭》比两《唐书·李传》所载更详细的地方，勿须多论。关键问题是从东郡迁到卫南，还是从离狐迁到卫南。

　　隋朝末年，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北）属于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浚县南）。唐初，离狐属于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卫南属于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南）。既然隋末离狐是东郡的一部分，那么，唐人说李是从东郡迁到卫南或者是从离狐迁到卫南，都是可以的。所不同的是说从东郡迁到卫南笼统一些，说从离狐迁到卫南更具体一些，都是正确的。总之，李的籍贯，是由高平到济阴，又到东郡（离狐），最后居于卫南（今河南浚县东南）。正因为如此，《李碑文》中说：“公名，字懋功，滑州卫南人也。”见《昭陵碑石》。

　　关于李的年龄，《旧唐书，李传》载：他卒于总章二年（669），享年七十六岁，同时，也借他自己的话说：他“年将八十”。《资治通鉴》卷二〇一，总章二年十一月。《新唐书·李传》也认为他卒于总章二年，但说他享年八十六岁，而且也借他临终前的话说：他“年逾八十”。二者孰是孰非，需要研究。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曾专门对此进行考辨，最后得出了“年将八十”的结论。由此可见，李的年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971年于陕西礼泉出土的墓志铭，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墓志铭》载：李于“总章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春秋七十有六。”《李碑文》也载：“以总章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私第，春秋七十有六。”第二年（咸亨元年）二月，陪葬于昭陵。《墓志铭》和碑文都是在李死后不久所撰，他的家人、同僚都有人在，决不会把他的年龄弄错。再者，他享年八十六岁的记载也很难成立，因为两《唐书》的《李传》都记载他是“大业末”，“年十七”，参加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墓志铭》和碑文的记载也基本一致。既然如此，如果说李享年八十六岁，他十七岁时，就不是大业末年而是开皇末年了。由此可见，李享年七十六岁的记载是正确的。

　　平王世充后的荣誉

　　武德四年（621）五月，李世民战胜窦建德、王世充，取得洛阳。七月，李世民率部回到长安。在回长安时，李世民及参加这次战役的李享受什么样的荣誉，各种文献的记载有所不同。

　　《旧唐书·李传》载：李“从太宗平窦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还。论功行赏，太宗为上将，为下将，与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太庙。”《新唐书·李传》所载相同。根据这些记载，在对王世充、窦建德作战中，李的战功仅次于李世民。参加这次作战的将领很多，如尉迟敬德、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都是有名的战将，但这些人都未曾提及，惟有李与李世民相提并论。可见，李在这次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

　　但是，其他文献却有另一种记载：李世民率部回长安时，“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前后部鼓吹，俘王世充、窦建德及隋乘舆、御物献于太庙，行饮至之礼以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九，武德四年七月。司马光说：这样记载的根据是《唐历》。《唐历》为柳芳所撰，柳芳是唐玄宗到唐代宗时人。他为什么要修撰《唐历》呢？

　　柳芳与韦述在肃宗时同为史官，而且还是好友，他们共同“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这是一部“上自高祖，下止乾元”的系统《国史》，比韦述所修《国史》增加了十七卷。但是，这部史书的缺点不少，由于“安、史乱离，国史散落，编缀所闻，率多缺漏”。以致形成“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在这种情况下，柳芳既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也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他继续努力，千方百计地想补其不足之处。例如，肃宗上元年间，他“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遇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中时政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旧唐书》卷一四九《柳登传》。这就是说，柳芳为了弥补其所修《国史》的不足，在掌握了新的资料以后，又另撰了一部“颇有异闻”《新唐书》卷一三二《柳芳传》。也就是有所创见的《唐历》。

　　既然《唐历》是根据高力士口述资料所撰，它与两《唐书》所记有所区别是可以理解的。高力士是宦官，他只能根据自己在宫中的所见所闻，口述有关的人和事，他的生活范围不大，所见所闻也很有限，所以《唐历》不可能像根据《实录》、《国史》撰成的《旧唐书》那样，涉及的资料更为广泛。因为，唐初的史馆不仅掌握着已有的各种资料，而且还要政府各部门按时向其报送各种资料。由此可见，编撰《实录》、《国史》的资料是非常充分的。同时，武德和贞观前期的《实录》又是经过太宗过目的。因此，“太宗为上将，为下将”的记载不可能是史官的杜撰，应当是可信的。

　　当然，这样作出结论还有纯逻辑推理之嫌，如果再加上《墓志铭》的记载，就应当是不可或疑的了。《墓志铭》载：“公（李）载扈麾旆，克清洛，爰洎凯旋，策畴帅。太宗为上将，而公膺下将焉。献捷之辰，特贲金甲，夷夏纵观，莫不荣之。”看来《墓志铭》与《旧唐书·李传》的记载相同，李在对窦建德、王世充作战中的战功卓著是勿庸置疑的了。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资治通鉴》根据《唐历》所撰的内容是否错了。

　　柳芳撰《唐历》的根据虽然是高力士的所见所闻，但高力士对武德年间的事也不一定知之十分确切或更为全面，所以，柳芳必然要参考其他有关资料。李世民、李对窦建德、王世充作战，李元吉也参加了，李元吉和李世民都是皇子，柳芳把李元吉名列李世民之后，李之前，是顺理成章的。根据《实录》而成的《旧唐书》不提李元吉，是因为在武德九年（626）的玄武门之变中，李元吉站在了李建成一边，是李世民的政敌，李世民又亲自看过《实录》，当然不可能允许李元吉与其同日而语。所以，《实录》中不提李元吉的名字也是很自然的。

　　再者，根据“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将从其后”的内容，肯定李位在其他诸将之上。就这一点说，《旧唐书》与《资治通鉴》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是一致的，因为二者都认为李在这次作战中，其战功最为卓著。由于《唐历》在李世民和李之间加上了李元吉，故而就不宜把李和李世民相提并论，使李元吉处于不和谐的地位了。在玄武门之变以后百年之久的柳芳，既然注意到了李元吉的作用，当然不能像唐初李世民那样，把他视为政敌，而只能把其当作皇子。所以，他不再提“太宗为上将，为下将，与太宗俱服金甲”了。但他在李世民、李元吉之后，只提李一人之名，就说明他视李和皇子的地位相当了。由此可见，《旧唐书》与《资治通鉴》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载，虽然文字上有所差异，但其实际含义是相同的。

　　李与太宗

　　李于武德二年（610）降唐，到总章二年（669）去世，共为唐效力五十年。其中为高祖臣七年，为太宗臣二十三年，为高宗臣二十年。在为高祖臣的七年中，如平定刘武周、攻取洛阳等战役，李又为李世民部下，所以，实际上李为太宗臣超过了二十三年。这就是说，李和太宗的关系最值得重视。

　　总的看来，李对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是以不同的代价取得了好感。

　　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对王世充作战失败，决定投奔长安归唐。随李密到长安的魏征，又返山东，劝李降唐。这时，李拥有“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旧唐书》卷六十七《李传》。的地盘。他不以这样大的地盘直接降唐，去换取高祖的赏识，而是通过李密将自己的地盘献于高祖，以表示自己对李密的忠心。高祖知道此事，对李大加赞扬，称李为“真忠义之士。乃授黎州总管、上柱国，封莱国公，寻改封于曾，赐姓李氏。”《李墓志铭》。显而易见，李是以忠于其主取信于高祖的。

　　降唐以后，李随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攻取洛阳，打败刘黑闼，又进攻辅公、击溃突厥，故而被太宗图形于凌烟阁。不难看出，李是以战功取悦于太宗的。太宗说：他是因为以往“甘露（汉宣帝年号）良佐，麟阁著其美；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功臣，云台纪其迹”《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故而也对长孙无忌、李等二十四功臣图形于凌烟阁的。这更进一步说明，太宗重视李在于其功。

　　太宗临终时，把身为宰相的李贬为叠州（今甘肃迭部）都督，李立即动身赴任。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高宗即位，马上就以李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接着，又以李为宰相。后来，高宗又欲以武则天取代王皇后，李也积极支持。所以，高宗又为其写形，并亲笔为序。这就是说，李是以顺从取宠于高宗的。

　　李因战功卓著而取悦于太宗，但太宗对李并不十分信任，太宗对李只是笼络、利用而已。

　　《墓志铭》载：太宗“昔尝闲，顾谓公（李）曰：‘万岁之后，属卿以幼孤。’公雪涕致词，因噬指流血。”高宗自己也承认：“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旧唐书·李传》也载：“太宗又尝闲宴，顾曰：‘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雪涕致词，因噬指流血。”根据这些记载，应该是太宗对李非常信任。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全面分析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李与太宗的关系就非常微妙了。

　　太宗委托李辅佐太子的事，是在贞观十七年（643），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去世时，太宗对李的态度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太宗病危，他对太子李治说：“李世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太宗贬李为叠州都督。在二十多年的接触中，李深知太宗的为人，善于领会太宗的意图，所以，他受诏后，“不至家而去”。后人胡三省对此事作注道：“史言太宗以机数御李世，世亦以机心而事君。”《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三年四月。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太宗以笼络的手段达到利用李的目的，李以惟命是从的手段取得太宗的欢心。二者互相利用，又互存戒心。

　　与此同时，太宗对长孙无忌、褚遂良则是非常信任的态度。他“召遂良及长孙无忌入卧内，谓之曰：‘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另外，又对太子道：“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两相对照，李当然是不被信任者。

　　李为什么不被信任呢？主要原因，是李在武德九年（626）的玄武门之变中没有支持李世民。当秦王集团的成员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日夜劝李世民诛建成、元吉时，李世民犹豫不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世辞；世民由是重二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这就是说，李靖、李都不愿意参与李世民兄弟之间的萧墙之争。李靖、李是在唐初多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将军，李世民在关键时刻没有取得他们的支持，当然不会痛快。所谓“由是重二人”，实际上是从此注意这两个人了。

　　还有另一种记载，李靖、李对太宗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但事实上并不可相信。因李靖、李都没有参加玄武门之变。贞观元年（627），太宗“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这五人中，房玄龄、杜如晦是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者，其他三人是赤膊上阵的厮杀者，故而功居第一。这里没有提到李靖、李，更说明他们与玄武门之变无关。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贞观八年（634）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言辞恳至。”太宗说：“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同时，又大加奖励，不久，又赐其“灵寿杖，助足疾也。”《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显然这是太宗表示，李靖的退休正合他的心意。反之，太宗的亲信宰相房玄龄要求辞位时，太宗则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贞观政要》卷二《任贤》。对比看来，太宗希望李靖早日离开显要的地位，无疑是对他不信任的意思。李没有李靖聪明，没有中途退休的表示，所以，太宗在临终前贬他出京，到叠州去，以此来考验李的态度。面对玄武门之变，在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进行决斗、在决定李世民命运的关键时刻，李没有挺身而出，是他不被信任的主要原因。

　　《墓志铭》中没有涉及这些内容，主要因为《墓志铭》的作用是为李歌功颂德，同时，对至高无上的皇帝更不能揭露其玩弄权术的阴谋。所以，关于李和太宗的关系只能记载君礼臣忠的正面事迹。由此可见，对于《墓志铭》的内容，必须结合文献记载进行全面分析，决不能视刻石的文字就是史事的惟一依据。

　　李与高宗

　　太宗在临终前贬李为叠州都督，由于李“不至家而去”，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于是，高宗又很快委以重任。《墓志铭》载：“先朝尝图公像于凌烟阁，至是，皇上（高宗）又命写形焉。”不仅如此，高宗还亲笔为序。在《旧唐书·李传》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初，贞观中，太宗以庸特著，尝图其形于凌烟阁，至是，帝又命写形焉，仍亲为之序。”（《新唐书·李传》所载类同）但是，《墓志铭》有高宗为序的全文，两《唐书》《李传》则无，这是《墓志铭》特别值得重视的地方。高宗在序中，把李对唐的作用比作战国时“吴起佐魏”、“乐毅归燕”，对李大加赞扬。同时，还和古代的功臣比较说：“昔者西汉功臣，图形麒阁，东京（东汉）列将，缋范云台。语事可俦，校恩弥远。”显而易见，高宗认为，和古人相比，李再次被图形是名正言顺的。

　　对功臣图形，开始于西汉宣帝。史载：“甘露三年（前51年），单于始入朝。上（汉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被图画的人是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等十一人。这些人，“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三人皆周宣王之臣）焉。”《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传》。从此，就开创了图形功臣于麟阁或麒阁的先例。唐初，高祖曾对唐俭图形于麟阁，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表于凌烟阁，这都是皇帝对功臣的表彰。不过，从汉宣帝到唐太宗，虽然都以图形的方式对功臣进行表彰，但都没有为图形作序。在这方面，高宗又开创了先例。同时，汉宣帝一次图形了十一人，唐太宗一次图形了二十四人，而唐高祖则图形了唐俭，唐高宗图形了李。这说明唐俭和李是独受皇帝青睐的。另外，在李死后，高宗还为其亲制碑文，许其陪葬昭陵。总之，高宗为李单独图形并作序，又为其亲制碑文，充分说明李是极其受宠于高宗的。

　　李为什么特别受高宗所宠呢？

　　高宗在自制的《李碑文》中说：使李陪葬昭陵。“所筑之坟，一准卫霍故事，象乌德山及阴山、铁山等以旌破北狄东夷之功焉。”其实，这只是李受宠的表面现象。李对突厥和到辽东作战，主要是在贞观年间，太宗并没有因为他战功卓著而对其信任，高宗为什么会因其对父辈有功而对其进行表彰呢！看来，这不应当是受宠于高宗的主要原因。

　　李为高宗所宠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他经过了太宗贬他出京，他毫不犹豫，立即动身赴任的考验，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其次，是高宗在废立皇后的问题上得到了李的支持。永徽六年（655），高宗欲以武则天取代王皇后，在九月的一天，高宗召长孙无忌、李、褚遂良、于志宁入内殿，商议此事。长孙无忌、褚遂良坚决反对，于志宁不敢发言，李借口有病不去参加。第二日，李单独入见高宗，待高宗问起他关于更换皇后的事时，他胸有成竹地答道：“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他把褚遂良所谓的“违先帝之命”《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解释为皇帝的家务事。这样，就从理论上支持了高宗，使高宗不再背“违先帝之命”的罪名。从另一方面说，他的言外之意也是指责长孙无忌、褚遂良在干涉皇帝的家事。于是，这就坚定了高宗更换皇后的决心。

　　自此以后，武则天对长孙无忌、褚遂良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致其于死地。反之，李则日益受宠有加。乾封初（666），特命李与公开支持武则天的许敬宗一样，“每朝日各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传》。高宗去世后，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又使“配享高宗庙庭。”《旧唐书》卷六十七《李传》。由此看来，李对武则天的态度是他受宠于高宗更为重要的原因。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又进一步证明，研究碑石所载，必须和文献资料紧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