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罗易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及其以后的变化
（一）罗易被开除出共产国际之谜
罗易赴华使命的失败和他的“非殖民地化”理论遭到批判，就已意味着他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处于危险之中。他在共产国际六大上甚至被描述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叛徒”。但罗易在共产国际六大以后继续为共产国际工作了一年，此间他居住在德国，在那里他写了《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他虽然未被开除，但已经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走上了‘神圣的断头台’的面前”。
1929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十次执行委员会。在全会上罗易再次遭到谴责。会上有的委员（如印尼代表穆梭）对全会说：“罗易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了。他倒是甘地的同志，至少是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同志。”库西宁在全会上再次批判罗易的“非殖民地化”观点。并问会议：“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他‘为同志？”会上大喊：“对，已经不是同志了！”。中国代表瞿秋白称罗易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连过去支持罗易观点的卢哈尼也在会上发表声明，大骂罗易：“不久以前在德国布兰德勒派机关刊物上发表的罗易的观点，是公开背叛正在发展的印度革命的利益的，同时也是背叛德国本身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罗易一贯用两面派的政治手法欺骗共产国际。通过对他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审查，揭露出他是一个戴着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的面纱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的走狗。他简直是一个具有丰富欧洲经验的小尼赫鲁，突出地表现出了他在激进的词藻下掩饰印度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纲领的本事”。
但是，尽管罗易在第十次全会中遭到如此强烈指责，他尙沒有被正式开除，十次全会似乎也沒有作出开除他的决议，至少共产国际的报刊沒有发表他被开除的消息。正式开除的消息是公布于1929年12月13日《国际新闻通讯》上。该通讯刊登的声明如下：“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关于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9节），并根据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28年12月19日关于布兰德勒组织的追随者不得作为共产国际成员的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罗易由于为布兰德勒的报纸写文章，并支持布兰德勒的组织，而自绝于共产国际的队伍，应被认为已经开除出共产国际”。
这是目前为止，唯一公开的关于罗易被开除的说明和材料。许多年来，罗易被开除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但却是不解的问题。归纳起来，人们议论他与共产国际决裂的原因有四条：（1）罗易赴华使命失败并犯有不可饶恕之罪；（2）提出离经叛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3）为德国的布兰德勒集团报刊撰写反共产国际的文章并支持该组织；（4）不守纪律、伪造文件、侵吞公款、虛夸成绩等。
对于前二项已经说得很多了。罗易在共产国际六大之前在根本路线上与共产国际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罗易实行更左的路线，在前面评介有关罗易与共产国际的四次交锋中显示：罗易不是因为右倾而被批评，而主要是因为左倾而被批评。“非殖民地化”理论无疑有右倾的因素，但罗易的理论核心在于论证殖民地资产阶级越益非革命化，因此要牢牢把握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地地道道的左倾理论。正如罗易自己申辯的：“在那整个期间內，我沒有一次因为右倾受到审查。”“差不多五年之久共产国际领导认为我的观点整个生说是正确的；否则，我早就该被撤职了”罗易的中国之行，力图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激进路线，虽然有右倾偏向，但恰恰是他独自一人向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杈威领导人鲍罗廷挑战。他一直站在左的方面贯彻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路线与政策。
罗易与列宁以及其他共产国际领导人展开过辨论。但是对于共产国际中期乃至后期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却表现出始终不渝的忠诚。1936年1月，罗易在獄中写的一封信表露了这种心情你要知道，我私下里毕竟还是敬佩我过去那位朋友的，他经常为我们的种族亲缘而自豪，并且把我叫作‘金子’。现在他把我看得连‘黃铜’都不値了！不过，我有一个弱点，那就是给人以他应得的公平对待。而照我的评价，他的优点很多。由于这个弱点，我曾经在魏玛受到公开的责骂”。1953年在斯大林逝世时，罗易此时已背叛马克思主义，但他对斯大林仍怀有较深的感情和公正的评价：“他应在历史的伟大人物中享有应有的地位”。“他应该享有公正的评价；因为如果他不是谨愼和英明，不是对革命的必然性抱有狂热的信心，战爭可能早已摧毁这个文明世界了”。“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军事家”，“他无疑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并且必定会以这种身份载入史册”。一位美共前领导人贾埃·洛夫斯通曾追述道：“罗易是一个极其忠实的斯大林分子。斯大林在许多方面对他有极大的支配力。由于罗易对斯大林的态度，我和他在被开除以后的许多年中仍然保持着严重的分歧。罗易以中国1927年的溃败责难中国共产党，是本着忠于共产国际、克里姆林宮和斯大林的精神才这样做的”。
有人断言罗易被开除的原因是侵呑公款、虛报成绩等。但据美国的印度共运专家奧佛斯特里特和马歇尔·溫德来勒分析，这不足为据。他们认为，“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财务上的侵呑行为和报吿中的虛夸是司空见惯的，这种过失并不足以构成开除一个能干而忠实的斯大林分子的理由”。
在当时唯一可以公开拿出来作为证据的是罗易为布兰德勒（德国共产党內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1922—1923年曾担任德共的领导，1924年4月德共撤消其领导职务6共产国际五大斥责了布兰德勒的路线。1929年布兰德勒因进行反党派别活动而被开除出党）反对派集团刊物上撰写文章。据说在其刊物《逆流》连载过罗易撰写的长文《共产国际的危机》。从文章的题目可一目了然，罗易冒犯了共产国际之大不韪，自然应受到惩处，何况又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得火热，实则罪上加罪。然而，这恰恰是共产国际本身的致命弱点，是根本违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的一贯敎导（反对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充分发挥各国共产党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对各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精神的玷污。
罗易自己对他被开除的內幕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在1938年撰写的《我们的分歧》一书序言谈到了部分眞相：“我是某种內部倾轧的牺牲品，关于这种倾轧的来龙去脉，现在最好还是不公开写出来。英共想要控制印共的愿望同这件事大有关系。俄共內部的斗爭同我的遭遇也有关系。”他下面还谈到，对在发动攻击是畜谋的预定计划，并有意指派印度代表团第一次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以便攻击他。而且代表团成员除一人外均未能被允许回国。回国的那人也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了。后面的说法并不可信，但前面的说法并非无道理。联系到俄共党內的反右倾斗爭以及种种风云一时的人物像走马灯式地被送上“神圣的断头台”的历史，罗易遭到同样的命运一点也不足怪。别说他自1927年以后连犯错误，就是沒有这些错误而仅仅是他那种敢于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性格也是与共产国际的唯我独尊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仅此一点开除他在当时的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也是“合情入理”的。其他的种种因素不过是寻找的证据罢了。罗易的下述说法虽然有为自己的错误开脫之嫌，但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眞理：“我并沒有犯过那些强加于我的罪行。我的过错在于我要求独立思考的权利。而当共产国际正在经历的目前的危机时期內，是不允许要求这种权利的。只要我不说出我的不同意见，我是不会被宣布为‘叛徒’并被逐出正式的国际圈圈之外的。全能的机构剝夺了我发表意见的一切办法，这样就强行将我的嘴堵住了。換言之，如果我不敢吭声，由于独立思考这种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就会默默地被人们遗忘。但是革命者的义务有时候超越了专横纪律的狭隘界限，……我被置于这样一个地位，在那里我发现我的革命义务，就是联合反对正在毁灭共产国际的现领导。”
要彻底弄清共产国际开除罗易之谜有待进一步硏究，但有一点则无庸置疑，即罗易与共产国际的分道杨镳乃共产国际的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所致。这是问题的症法所在，也是共产国际最深刻的敎训之一。
（二）罗易回国后对共产国际路线的反思
共产国际粗暴地清除罗易，自然意味着罗易在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政治生命的结束。但罗易并未因此而消沉下去。自1930年以来他试图寻找新的生路，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政策重新进行了反思，并积积为恢复他的名誉和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而厉精更始。
1930年8月，罗易派人回印度与国大党人取得联系并带回一篇致“印度劳动群众的革命先锋队”的宣言。宣言称：“在印度，走向共产主义的途径在于民族革命”，为达此目的，印共“必须通过全国性的群众——国大党、靑年联盟、学生组织和志愿军——进行工作”。但他指派的使者回国不久后被捕，未取得成效。1930年12月，罗易冒被通辑的风险亲自回到印度，并在工会中开展工作。1931年3月应尼赫鲁之邀参加国大党卡拉奇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有人认为是罗易起草的，决议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尼赫鲁认为这个决议“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跨进了一步”。罗易在回国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作了不少事情：在工会中说服其领导人放弃极左倾向，采取较溫和政策，向德国和美国共产党反对派刊物投稿等。英国刑事调查处对他的活动予以密切的注视。该处报吿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尽管警察不断追踪，罗易仍在落网以前的7个月中作了不少有害的事情。他的理论在孟买和联合邦，后来还在加尔各答及其四周，受到许多人的拥护。他作了认眞的、也不是沒有成效的努力来向国大党灌输他的观点，他还受到印度各地的若干国大党领导的欢迎，而且是衷心的欢迎。甚至甘地先生也知道他潜伏在卡拉奇的国大党蓬帐中”。1931年7月罗易终于被捕，1932年1月9日被判处12年徒刑。英国刑事调查处称“对他的判决，为资本主义、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从政治舞台上除去了一个危险的敌人，并使整个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又受到了一次打击”。对罗易的判决因上诉而减轻刑期，1936年11月20日获释。罗易被捕后，在一篇淮备在被审讯时发表的声明（未允）中宣称，他所曾经扮演的只不过是印度革命的一个先驱者的角色。他并沒有创造印度的解放运动，而只是比其他人早一些认识到它而已。他还声称，他曾经试图组织一个工人阶级的党，因为这样一个党为使人民摆脫政治奴役、经济剝削和社会衰败所必需，组织这样一个党是历史的必然。他声明，“对这个革命，我不负责，共产国际也不负责任。帝国主义才对它负责。因此，对我的判决制止不了革命，帝国主义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即民族革命力量。这些力量将继续发挥作用，直至它们的历史任务完成时为止”。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为殖民地制定了新的“反帝人民阵线”方针，一反过去的极左路线。罗易为这一新的方针而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他出头之日的良辰转机。在出獄前后，将他过去写成的文件《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印度问题》和给共产国际的两封信件汇集在一起并连同他的拥护者维·伯·卡尔尼克所写的论罗易主义的文章编成一部书，题为《我们的分歧》，于1938年出版。《我们的分歧》一书除为他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辯解外，则是对共产国际过去的错娛政策特别是对印度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全而抨击，以此证明他过去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以此为依据爭取回到共产国际领导岗位中去。罗易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修正了由上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毁灭性的策略，正是因为不同意这一策略，我和其他一些老共产党员才被斥为‘叛徒’。我完全同意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我个人来说，事情旣然是这样，爭论已经结束，也就沒有任何分歧。然而，由于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印度共产党仍在对我进行讨伐。因此，我认为应当把爭论的来龙去豚写出来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而最好的做法，是把同那个问题有关的所有文件收集起来”。
罗易在《我们的分歧》中对共产国际路线的反思，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他自己的思想和路线的重新总结，并非完全如他自己所说那样，仅是他正确，而共产国际错误。如前面所述，二者分歧应该说大同小异，甚至在某些方面罗易比共产国际更左、更不成熟。但无论如何，罗易能够勇于拋弃过去的错误，而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共产国际的，却是値得称颂的，尽管仍保留有不当的观点和需要硏讨的问题。下面就他在书中对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印度共产党的抨击和他的新观点作一简要归纳：
1、罗易否认了在印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想法，他认为印度的革命任务应该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印度社会从外国帝国主义解放出来，将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创造条件。他说，“一个革命阶级通过把整个社会从阶级统治的现成形式中解放出来的方法，将为它自身的解放创造条件”。然而，由于印度无产阶级的不成熟和沒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合作，未能完成。因此，罗易认为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就是爭取民族解放去工作。无产阶级将在团结被压迫被剝削的群众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而进行的斗爭中实现这一任务。而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却未能领导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一任务。
2、罗易认为，共产国际与印度共产党无视革命的民族主义特点。罗易认为，由于这方面的疏忽，印度共产党低估了甘地的影响和国大党作为反帝斗爭中一个工具的作用。这一错误使共产党脫离了国大党群众，不仅包括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无产阶级自己。这种脫离革命力量的情况，严重地阻碍了共产党的壮大，因而它仍然是一个小的宗派。
3、罗易认为，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把国大党仅仅看作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包括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运动。对国大党的这一错误估计造成的结果是不能区分国大党中在客观上是革命的一般战士和主观上是反革命的领领。另一结果是把左派和右派一样予以攻击。罗易认为，使国大党摆脫资产阶级影响和使它最后变为一个具有战斗性的群众组织的途径，就是推翻甘地主义者的领导，代之以一个激进的民主的领导。然而，印共却不愿鼓励国大党內激进小资产阶级左翼起来反抗，并在反对资产阶级甘地主义的右派的斗爭中给它以帮助。在1928年当国大党的右翼领导者受到左派的严重威胁的时候，印度共产党不是团结农民和工人去支持左派，竟宣称左派是最大的危险，而且愚蠢地宣称左派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反动的甘地主义的卑鄙代办。这种愚蠢的政策是从把国大党当作资产阶级政党来看待的时候开始的。自从那时以来就顽固地执行这一政策，并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目前反帝斗爭的失败。由于缺少在共产党影响下的群众性压力，小资产阶级左翼很容易被右翼领导人所安抚，因而右翼保持了国大党机构的控制权。客观上革命力量仍处在不革命的领袖们领导之下。他们的战中意志得不到发扬。他们的活动领城被甘地主义消极抵抗的策略限制住了，而这种不抵抗策略是注定以投降而吿终的。
4、罗易认为，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的一个可悲的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理想化，夸大了印度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和阶级意识，说它的觉悟巳达到了高度发展的阶段。然而，实际上，无产阶级在这时只有潜在的重要性，它在印度政治生活中只起较小的作用，在当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不适合担任革命领导者，而且无论它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也仍然带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浓厚色彩。
5、罗易认为，由于共产国际和印共夸大了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因而导致印度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组织方面实行自杀性的政策。它把党的纲领强加给工会组织，似乎不知道无产阶级政党同工会之间的区别。由于这种可悲的无知，它分裂了职工代表大会。由于极左主义，共产党不仅沒有把职工代表大会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群众组织，反而把一切大的工会组织赶出去了。与此同时，在共产党领导下，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号召政治总罢工的决议。结果是职工代表大会的瓦解，而控制了有组织工人的大多数的改良主义工联却壮大起来了。
罗易认为，共产国际和印共所犯的重大错误并不是“策略上的”，而是“一种根本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错误，这种理论可称之为“布朗基主义”。
罗易的上述批评、反思，共产国际领导并未予以理睬，更谈不上采纳，因此，罗易极为不满，他在该书前言（1938年写）说道：“在有了八年的痛苦经验之后，这一灾难性的策略，已经被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抛弃了。我立即同意了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写信给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表达了这个意思。然而，反对我的运动仍然在继续。我从前受到谴责的观点现在已几乎全波采纳。为什么我至今仍然被当作‘被逐者’来对待，并且被当作罪犯受到鞭笞，我实在莫明其妙。但是，由于它是在极左的宗派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要理解这一新策略的深远意义是很困难的。此外，例如对待国大党的新态度被认为仅仅是一种‘策略’。对无产阶级的理想化仍在继续，对即将来临的革命的社会性质仍然沒有做出适当的估计。另一方面，有了一个对待资产阶级的新方针：资产阶级被看作是一个革命因素，结果，极左主义的传统同新机会主义就混淆在一起了。这种混乱状态使共产党不可能实行任何坚定的策略。它一会儿说国火党是反帝统一战线；一会儿又要求建立由国大党委员会、农民协会、工会和‘其它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统一战线行动委员会。它还在梦想无产阶级专政。它建议在农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它无视农民的要求，计划使土地集体化。由于痛苦地意识到无产阶级数量和质量的不足，它把农场工人和贫苦农民包括在无产阶级范畴之內。它向农民鼓吹社会主义，并坚持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宣传才能把劳动群众团结到反帝斗爭当中来。它只是在不使用辱骂的语言这个限度內改变了它对国大党的态度。只是它仍然想望分裂国大党，而不是把国大党变成一个革命人民的政党。它坚持实行集体会员制就说明了它对国大党的眞实态度。如果实行这种制度，就会使国大党成为一个利益冲突的各种不同组织构成的松散联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联合会肯定会发生分裂，这样一来理想比了的无产阶级的党就可以作为反帝斗爭的唯一领导出现在舞台上，反帝斗爭就会立即发展成与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斗爭，而社会主义当然是通过在过渡时期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的。”
“我确信印度共产党对这些论述会激烈地进行爭辯，而在同时，他们还会继续对我实行讨伐。这神奇妙的态度会在公正的和明眼人的面前提供了我们分歧的线索。假如印度共产党对实行它的新策略抱有诚意，假如它能够成熟到足以摆脫幼稚的极左主义，并能正确理解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的含义，那么实际上就不会有什么分歧了。它在虛构的分歧方面坚持意见的作法，只足暴露出某种不可吿人的动机，而揭露或者描绘这种动机不是我的事情。我要提出一个原因，或许这是妨碍大家普遍希望的统一的最根本的頃因来结朿这篇序言。这个原因就是缺乏独立性。希望印度共产党鼓起勇气来自己思考问题，希望它不受错误的纪律观念的束缚，希望它不要沉湎于虛构的东西，而更多地关心事实，那我们之间的分歧就会消失。”
澄清罗易上述新思想的眞伪和价値尙需作一番认眞硏究才有可能。本书不准备再花笔墨进行学究式的探讨。但是，从上述一系列言论中，不难了解到，罗易对他自己所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确实进行了一番较认眞的清理，并得出了一些値得参考意见。然而，共产国际却根本未予理睬，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減事。
（三）罗易向激进人道主义的转变
罗易在出獄前后为恢复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努力彻底破灭后，正式参加了印度国大党。1937年4月创办《独立印度》周刊，抨击甘地及其非暴力方法。1939年11月写信给甘地指责甘地把非暴力视为一种信条。同年6月，罗易成立了激进国大党人同盟，宣传其思想，以影响国大党的政策。1940年参加国大党竞选主席活动，但被击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易认为这是民主势力和法西斯势力对峙的国际战爭。罗易支持反对德国的战爭努力，应无条件地支持同盟国。至于印度的独立，他相信战爭的结束将给印度带来自由，因此，沒有必要在战爭期间开展解放运动以加速实现卬度的独立。因为在印度已经开始了的经济非殖民地化，在政治上必然会有反应。最后会迫使英国资产阶级离开印度，并把政权移交给他们的印度伙伴。罗易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竟然反对1942年国大党发动的“滾出印度”的运动。他认为这一运动将削弱英国的和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事业，他甚至污蔑国大党领袖是新生的印度法西斯主义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易同同印度的英国当局密切合作，甚至接受英国当局的财政援助，以便在劳工战线上从事宣传。此间他更进一步指责国大党领袖，称甘地是印度人民落后和愚昧的主要象征，并代表了法西斯的非理性。
40年代以后，罗易思想开始了新的变化，逐渐由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人道主义者。1940年至1947年期间，罗易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激进派，而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罗易又从激进主义转到他所谓的完整的科学人道主义，或者说新人道主义，从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在1947年8月发表的《关于新人道主义的宣言》中，罗易简述了他的“以理性和道德”为根据，而不是“以任何敎条为根据的政治观点”。他追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人道主义，强调要采取正当的手段去达到正义的目的。罗易在《关于新人道主义的宣言》中说道：“革命的政治实践是否必须以耶稣关于‘目的足以证明手段’的格言来指导？对革命的最后裁決乃是它道义上的呼吁一一爭取社会正义的呼吁；因此，从逻辑上说，对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必须是否定的。道德的目标能否通过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这是极可怀疑的。在危机时刻，当许多问题被涉及，许多事情处于险境时，在行动上的某种暂时的妥协是可以允许的。但是，系违反伦理原则和传统的人类道德准则的行为变成了革命政权的永久性的特征时，手段就会损坏目的。因此，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并沒有使全世界，甚至也沒有使工人阶级接近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新秩序。相反，它陡革命的队伍——无产阶级以及非无产阶级——陷于理智上的混乱、精神上的浑沌、情绪消沉、士气普遍低落”。这段话使人回忆起罗易在他的大半生中曾经不断地加以非难的甘地。
罗易认为，这种人道主义的观念必然是全世界主义的。它考虑的不是某个民族或某个阶级的利益，而只能是人类的利益。这样一个观念可以成为新人道主义的基础。“新人道主义所以新，是因为它是被数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文明的科学知识和社会经验所丰富、充实和提炼出来的人道主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将是一个精神的社会，它不受民族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还是任何其他类型的国家的疆界的限制。
作为一个激进人道主义者，罗易的哲学态度是个人主义的。他认为，个人不应当隶属于某个民族或某个阶级。罗易拋弃了国大党人的民族主义，也抛弃了共产党人的阶级斗爭理论。他说：“激进主义考虑的旣不是民族的利益，也不是阶级的利益；它关心的是人；它所设想的自由乃是个人的自由。”个人在民族或阶级的集体中不应为丧失掉他的个性。罗易写道：“实际上，对个人自由这个观念，民族国家并不会比共产党人的以及社会党人的阶级国家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也还沒有哪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已经超越了民族集体主义的范围。”
作为一个激进人道主义者，罗易也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爭的理论。“社会如果沒有某种社会內聚力量就无法生存；因此，阶级斗爭不能是唯一的现实。”与这一社会內聚理论相联系，罗易强调中等阶级的作用，认为它是现代社会中最进步的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工人阶级占有特殊的地位；而在罗易的这些观点中的则是中等阶级占有特殊的地位。罗易强调的是个人而不是阶级；而当他谈到阶级一词时，他把首要的地位给予中等阶级，而不是给予无产阶级。罗易把无产阶级说成是“最落后的社会阶层”。
罗易断言，马克思主义强调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将导致极权主义。他警吿人们不要对革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革命并不能创造奇迹。必须把唯理论和浪漫主义明智地结合起来。罗易并不从他的政治词汇中排除“革命”这个词；但是，作为一个激进人道主义者，他认为革命不应当通过阶级斗审或武装暴力来实现，而应当通过敎育来实现。
罗易所用“敎育”一词，意义是广泛的，包括劝说群众的一切方式。但是通过敎育来实现的变革，只能是缓慢的和渐进的，而不能是革命的。罗易所主张的实现激进人道主义革命的敎育方法，同印度早期的溫和派和自由派（例如达达拜·瑙罗吉、M。G。拉纳迪、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和戈帕尔·克里希纳·戈卡里）所主张的合法方法沒有太大的差别。印度的这些早期的自由派也相信劝说的方法，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敎育群众上面。
上述种种情况显示：罗易巳彻底拋弃了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而走上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泥潭。人们不禁要问：罗易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这是很値得硏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根据笔者的分析，似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回到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主义队伍的愿望被彻底拒绝。
早在罗易到达印度之前，共产国际反对他的宣传就已传到了印度。印度共产党人听到这种宣传马上就相信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共产国际的话是千眞万确的。他们拼命向全国各地散布这种宣传。由于那时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对左翼分子和进步人士具有巨大的魅力，这种宣传也就被许多共产党人相信了。因此，罗易工作起来十分困难，他必须同共产党人的反对宣传以及许多人对世界革命中心的感情依附作斗爭，这些共产党人并不仅以宣传而满足，他们还积极阻挠罗易信仰者的一切活动。其中一些人公开宣扬，马茂德博士（代名）就是罗易，这就给警察局提供了关于罗易下落的线索。从此以后，罗易就无法在公开场合活动了，1931年6月他在孟买被捕，1936年11月获释。獄中五年为罗易提供了反思时间。这种反思是由共产国际开除及其回印度后革命实践的挫折所引起，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及其自己思想的反思，它为1936年到1946年罗易政治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向新人道主义转变奏出了序曲。布哈塔查吉博士曾提到过在这段时间里罗易思想发生了变化了，他写到：“罗易从印度监獄出来后，我们看到：他已持有相当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的思想已开始变得越来越自由。”但是在40年代以前，他的思想基本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且在一些方面比过去更加符合印度的实践。他之所以在40年代以后突然180度大转弯不能不说，是由于上述听言：他企图回到共产国际的愿望遭到彻底回绝。他本以为他的种种申辯能够受到国际领导人的重视，可是与他的想象完全相反，他依然受到种种非难，他在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已无任何立足之地，他企图回到共产国际的一线希望不能不彻底破灭，另找新的佛门是理所当然之事，至少是事出有因的。
第二，罗易过去一直脫离印度革命实践，一旦回国后遇到的种种现实情况使其茫然，从而对他自己的信仰逐渐开始动搖。
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后，1930年秘密回到印度，他想象印度的情况更多地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经验或现实；他企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观点得出结论：工人和农民的政党一定能在印度发展成强大的力量，甘地主义的宗敎信仰不会在人民的意识中存在多久；他相信：经历不屈不挠的过程会造成客观的条件，印度群众将脫离国大党的领导。但他所见到的却是不同的情况，被罗易视作印度革命领导中心的印度无产阶级完全使他失望了。他发现，印度无产阶级不仅数量上薄弱，而且社会地位上不成熟，政治上落后，絲毫沒有阶级斗爭的基本思想。他从国外回来不久，参加了一次大规模的工人群众大会，这使他感到彻底的失望。他在描述这次经历时说：“我很快发觉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都在打盹或实际上在睡觉，唯一可以显示出生气的就是到处都有细缕的烟雾。”这使罗易感到震惊。他说：“孟买的第一次经历和以后的类似经历使我坚信：通过报纸对大规模会议和示威的报道所想象的情况是多么虛伪。”他发现，尽管民怨沸腾，在农民中间仍然沒有任何广泛觉醒起来的革命迹象，他们完全相信甘地和印度国大党；几乎所有大型工会都处于改良主义者领导之下，而知名工会领导人中，多数又是议员；在他自己所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非常恶毒的阶级——中资产阶级却是印度政治中最活跃的因素，而且和群众有联系。
第三，罗易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他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去分析千变万化的国际和国內形势。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机械敎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战爭与革命等一系列的学说，一旦客观实际所发生的情况与他的敎条思想相矛盾时，便不能自拔，于是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罗易以这样两个前提为基础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第一，法西斯和西方民主制沒什么区别，第二，民族战爭的时代已经过去，历史正渐渐地趋向于国际性內战——战斗将在毎一个国家展开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战爭。罗易认为这两个前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基础，但是第二次大战期间欧洲的历史并沒有证实这一点，理论与实际的矛盾进一步促进了罗易对马克思主义的思索，经过用他自己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准则解释世界政治的各种努力之后，他最终放弃了马竟思主义。
1939年西方国家和德国间战爭的爆发使罗易感到震惊，这不适于他关于国际性內战的一般分析。他希望由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支持的苏联作为一方，法西斯和西方民主国家作为另一方的战爭。英法是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是资本主义为自己制造的武器，在腐朽阶段，资本主义必定采取法西斯形式，因此，英法不可能参加反法西斯战爭。但事实上是纳碎德国和苏俄结盟，英法联合对德宣战。战爭期间和战后初期，他仍在尽可能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他认识到不可能的时候，他不得不改变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罗易对苏联彻底失望了。他不知这是为什么？是斯大林个人的责任，还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错误？罗易经历了批判性自我分析、详细的反思和內心的估量，他开始认识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更多的是受自己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也意识到自己不再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因此，他改变了自己马克思主义观点。事实上，他早已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言辞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忠实，当他最终克服了这个障障后，他很快发展了所谓新的思想，确立新的信仰——激进人道主义。
§§第六章 结束语
罗易赴华使命的失败和他的“非殖民地化”理论遭到批判，就已意味着他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处于危险之中。他在共产国际六大上甚至被描述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叛徒”。但罗易在共产国际六大以后继续为共产国际工作了一年，此间他居住在德国，在那里他写了《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他虽然未被开除，但已经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走上了‘神圣的断头台’的面前”。
1929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十次执行委员会。在全会上罗易再次遭到谴责。会上有的委员（如印尼代表穆梭）对全会说：“罗易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了。他倒是甘地的同志，至少是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同志。”库西宁在全会上再次批判罗易的“非殖民地化”观点。并问会议：“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他‘为同志？”会上大喊：“对，已经不是同志了！”。中国代表瞿秋白称罗易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连过去支持罗易观点的卢哈尼也在会上发表声明，大骂罗易：“不久以前在德国布兰德勒派机关刊物上发表的罗易的观点，是公开背叛正在发展的印度革命的利益的，同时也是背叛德国本身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罗易一贯用两面派的政治手法欺骗共产国际。通过对他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审查，揭露出他是一个戴着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的面纱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的走狗。他简直是一个具有丰富欧洲经验的小尼赫鲁，突出地表现出了他在激进的词藻下掩饰印度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纲领的本事”。
但是，尽管罗易在第十次全会中遭到如此强烈指责，他尙沒有被正式开除，十次全会似乎也沒有作出开除他的决议，至少共产国际的报刊沒有发表他被开除的消息。正式开除的消息是公布于1929年12月13日《国际新闻通讯》上。该通讯刊登的声明如下：“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关于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9节），并根据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28年12月19日关于布兰德勒组织的追随者不得作为共产国际成员的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罗易由于为布兰德勒的报纸写文章，并支持布兰德勒的组织，而自绝于共产国际的队伍，应被认为已经开除出共产国际”。
这是目前为止，唯一公开的关于罗易被开除的说明和材料。许多年来，罗易被开除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但却是不解的问题。归纳起来，人们议论他与共产国际决裂的原因有四条：（1）罗易赴华使命失败并犯有不可饶恕之罪；（2）提出离经叛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3）为德国的布兰德勒集团报刊撰写反共产国际的文章并支持该组织；（4）不守纪律、伪造文件、侵吞公款、虛夸成绩等。
对于前二项已经说得很多了。罗易在共产国际六大之前在根本路线上与共产国际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罗易实行更左的路线，在前面评介有关罗易与共产国际的四次交锋中显示：罗易不是因为右倾而被批评，而主要是因为左倾而被批评。“非殖民地化”理论无疑有右倾的因素，但罗易的理论核心在于论证殖民地资产阶级越益非革命化，因此要牢牢把握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地地道道的左倾理论。正如罗易自己申辯的：“在那整个期间內，我沒有一次因为右倾受到审查。”“差不多五年之久共产国际领导认为我的观点整个生说是正确的；否则，我早就该被撤职了”罗易的中国之行，力图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激进路线，虽然有右倾偏向，但恰恰是他独自一人向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杈威领导人鲍罗廷挑战。他一直站在左的方面贯彻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路线与政策。
罗易与列宁以及其他共产国际领导人展开过辨论。但是对于共产国际中期乃至后期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却表现出始终不渝的忠诚。1936年1月，罗易在獄中写的一封信表露了这种心情你要知道，我私下里毕竟还是敬佩我过去那位朋友的，他经常为我们的种族亲缘而自豪，并且把我叫作‘金子’。现在他把我看得连‘黃铜’都不値了！不过，我有一个弱点，那就是给人以他应得的公平对待。而照我的评价，他的优点很多。由于这个弱点，我曾经在魏玛受到公开的责骂”。1953年在斯大林逝世时，罗易此时已背叛马克思主义，但他对斯大林仍怀有较深的感情和公正的评价：“他应在历史的伟大人物中享有应有的地位”。“他应该享有公正的评价；因为如果他不是谨愼和英明，不是对革命的必然性抱有狂热的信心，战爭可能早已摧毁这个文明世界了”。“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军事家”，“他无疑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并且必定会以这种身份载入史册”。一位美共前领导人贾埃·洛夫斯通曾追述道：“罗易是一个极其忠实的斯大林分子。斯大林在许多方面对他有极大的支配力。由于罗易对斯大林的态度，我和他在被开除以后的许多年中仍然保持着严重的分歧。罗易以中国1927年的溃败责难中国共产党，是本着忠于共产国际、克里姆林宮和斯大林的精神才这样做的”。
有人断言罗易被开除的原因是侵呑公款、虛报成绩等。但据美国的印度共运专家奧佛斯特里特和马歇尔·溫德来勒分析，这不足为据。他们认为，“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财务上的侵呑行为和报吿中的虛夸是司空见惯的，这种过失并不足以构成开除一个能干而忠实的斯大林分子的理由”。
在当时唯一可以公开拿出来作为证据的是罗易为布兰德勒（德国共产党內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1922—1923年曾担任德共的领导，1924年4月德共撤消其领导职务6共产国际五大斥责了布兰德勒的路线。1929年布兰德勒因进行反党派别活动而被开除出党）反对派集团刊物上撰写文章。据说在其刊物《逆流》连载过罗易撰写的长文《共产国际的危机》。从文章的题目可一目了然，罗易冒犯了共产国际之大不韪，自然应受到惩处，何况又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得火热，实则罪上加罪。然而，这恰恰是共产国际本身的致命弱点，是根本违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的一贯敎导（反对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充分发挥各国共产党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对各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精神的玷污。
罗易自己对他被开除的內幕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在1938年撰写的《我们的分歧》一书序言谈到了部分眞相：“我是某种內部倾轧的牺牲品，关于这种倾轧的来龙去脉，现在最好还是不公开写出来。英共想要控制印共的愿望同这件事大有关系。俄共內部的斗爭同我的遭遇也有关系。”他下面还谈到，对在发动攻击是畜谋的预定计划，并有意指派印度代表团第一次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以便攻击他。而且代表团成员除一人外均未能被允许回国。回国的那人也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了。后面的说法并不可信，但前面的说法并非无道理。联系到俄共党內的反右倾斗爭以及种种风云一时的人物像走马灯式地被送上“神圣的断头台”的历史，罗易遭到同样的命运一点也不足怪。别说他自1927年以后连犯错误，就是沒有这些错误而仅仅是他那种敢于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性格也是与共产国际的唯我独尊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仅此一点开除他在当时的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也是“合情入理”的。其他的种种因素不过是寻找的证据罢了。罗易的下述说法虽然有为自己的错误开脫之嫌，但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眞理：“我并沒有犯过那些强加于我的罪行。我的过错在于我要求独立思考的权利。而当共产国际正在经历的目前的危机时期內，是不允许要求这种权利的。只要我不说出我的不同意见，我是不会被宣布为‘叛徒’并被逐出正式的国际圈圈之外的。全能的机构剝夺了我发表意见的一切办法，这样就强行将我的嘴堵住了。換言之，如果我不敢吭声，由于独立思考这种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就会默默地被人们遗忘。但是革命者的义务有时候超越了专横纪律的狭隘界限，……我被置于这样一个地位，在那里我发现我的革命义务，就是联合反对正在毁灭共产国际的现领导。”
要彻底弄清共产国际开除罗易之谜有待进一步硏究，但有一点则无庸置疑，即罗易与共产国际的分道杨镳乃共产国际的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所致。这是问题的症法所在，也是共产国际最深刻的敎训之一。
（二）罗易回国后对共产国际路线的反思
共产国际粗暴地清除罗易，自然意味着罗易在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政治生命的结束。但罗易并未因此而消沉下去。自1930年以来他试图寻找新的生路，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政策重新进行了反思，并积积为恢复他的名誉和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而厉精更始。
1930年8月，罗易派人回印度与国大党人取得联系并带回一篇致“印度劳动群众的革命先锋队”的宣言。宣言称：“在印度，走向共产主义的途径在于民族革命”，为达此目的，印共“必须通过全国性的群众——国大党、靑年联盟、学生组织和志愿军——进行工作”。但他指派的使者回国不久后被捕，未取得成效。1930年12月，罗易冒被通辑的风险亲自回到印度，并在工会中开展工作。1931年3月应尼赫鲁之邀参加国大党卡拉奇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有人认为是罗易起草的，决议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尼赫鲁认为这个决议“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跨进了一步”。罗易在回国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作了不少事情：在工会中说服其领导人放弃极左倾向，采取较溫和政策，向德国和美国共产党反对派刊物投稿等。英国刑事调查处对他的活动予以密切的注视。该处报吿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尽管警察不断追踪，罗易仍在落网以前的7个月中作了不少有害的事情。他的理论在孟买和联合邦，后来还在加尔各答及其四周，受到许多人的拥护。他作了认眞的、也不是沒有成效的努力来向国大党灌输他的观点，他还受到印度各地的若干国大党领导的欢迎，而且是衷心的欢迎。甚至甘地先生也知道他潜伏在卡拉奇的国大党蓬帐中”。1931年7月罗易终于被捕，1932年1月9日被判处12年徒刑。英国刑事调查处称“对他的判决，为资本主义、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从政治舞台上除去了一个危险的敌人，并使整个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又受到了一次打击”。对罗易的判决因上诉而减轻刑期，1936年11月20日获释。罗易被捕后，在一篇淮备在被审讯时发表的声明（未允）中宣称，他所曾经扮演的只不过是印度革命的一个先驱者的角色。他并沒有创造印度的解放运动，而只是比其他人早一些认识到它而已。他还声称，他曾经试图组织一个工人阶级的党，因为这样一个党为使人民摆脫政治奴役、经济剝削和社会衰败所必需，组织这样一个党是历史的必然。他声明，“对这个革命，我不负责，共产国际也不负责任。帝国主义才对它负责。因此，对我的判决制止不了革命，帝国主义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即民族革命力量。这些力量将继续发挥作用，直至它们的历史任务完成时为止”。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为殖民地制定了新的“反帝人民阵线”方针，一反过去的极左路线。罗易为这一新的方针而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他出头之日的良辰转机。在出獄前后，将他过去写成的文件《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印度问题》和给共产国际的两封信件汇集在一起并连同他的拥护者维·伯·卡尔尼克所写的论罗易主义的文章编成一部书，题为《我们的分歧》，于1938年出版。《我们的分歧》一书除为他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辯解外，则是对共产国际过去的错娛政策特别是对印度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全而抨击，以此证明他过去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以此为依据爭取回到共产国际领导岗位中去。罗易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修正了由上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毁灭性的策略，正是因为不同意这一策略，我和其他一些老共产党员才被斥为‘叛徒’。我完全同意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我个人来说，事情旣然是这样，爭论已经结束，也就沒有任何分歧。然而，由于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印度共产党仍在对我进行讨伐。因此，我认为应当把爭论的来龙去豚写出来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而最好的做法，是把同那个问题有关的所有文件收集起来”。
罗易在《我们的分歧》中对共产国际路线的反思，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他自己的思想和路线的重新总结，并非完全如他自己所说那样，仅是他正确，而共产国际错误。如前面所述，二者分歧应该说大同小异，甚至在某些方面罗易比共产国际更左、更不成熟。但无论如何，罗易能够勇于拋弃过去的错误，而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共产国际的，却是値得称颂的，尽管仍保留有不当的观点和需要硏讨的问题。下面就他在书中对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印度共产党的抨击和他的新观点作一简要归纳：
1、罗易否认了在印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想法，他认为印度的革命任务应该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印度社会从外国帝国主义解放出来，将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创造条件。他说，“一个革命阶级通过把整个社会从阶级统治的现成形式中解放出来的方法，将为它自身的解放创造条件”。然而，由于印度无产阶级的不成熟和沒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合作，未能完成。因此，罗易认为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就是爭取民族解放去工作。无产阶级将在团结被压迫被剝削的群众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而进行的斗爭中实现这一任务。而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却未能领导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一任务。
2、罗易认为，共产国际与印度共产党无视革命的民族主义特点。罗易认为，由于这方面的疏忽，印度共产党低估了甘地的影响和国大党作为反帝斗爭中一个工具的作用。这一错误使共产党脫离了国大党群众，不仅包括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无产阶级自己。这种脫离革命力量的情况，严重地阻碍了共产党的壮大，因而它仍然是一个小的宗派。
3、罗易认为，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把国大党仅仅看作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包括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运动。对国大党的这一错误估计造成的结果是不能区分国大党中在客观上是革命的一般战士和主观上是反革命的领领。另一结果是把左派和右派一样予以攻击。罗易认为，使国大党摆脫资产阶级影响和使它最后变为一个具有战斗性的群众组织的途径，就是推翻甘地主义者的领导，代之以一个激进的民主的领导。然而，印共却不愿鼓励国大党內激进小资产阶级左翼起来反抗，并在反对资产阶级甘地主义的右派的斗爭中给它以帮助。在1928年当国大党的右翼领导者受到左派的严重威胁的时候，印度共产党不是团结农民和工人去支持左派，竟宣称左派是最大的危险，而且愚蠢地宣称左派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反动的甘地主义的卑鄙代办。这种愚蠢的政策是从把国大党当作资产阶级政党来看待的时候开始的。自从那时以来就顽固地执行这一政策，并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目前反帝斗爭的失败。由于缺少在共产党影响下的群众性压力，小资产阶级左翼很容易被右翼领导人所安抚，因而右翼保持了国大党机构的控制权。客观上革命力量仍处在不革命的领袖们领导之下。他们的战中意志得不到发扬。他们的活动领城被甘地主义消极抵抗的策略限制住了，而这种不抵抗策略是注定以投降而吿终的。
4、罗易认为，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的一个可悲的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理想化，夸大了印度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和阶级意识，说它的觉悟巳达到了高度发展的阶段。然而，实际上，无产阶级在这时只有潜在的重要性，它在印度政治生活中只起较小的作用，在当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不适合担任革命领导者，而且无论它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也仍然带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浓厚色彩。
5、罗易认为，由于共产国际和印共夸大了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因而导致印度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组织方面实行自杀性的政策。它把党的纲领强加给工会组织，似乎不知道无产阶级政党同工会之间的区别。由于这种可悲的无知，它分裂了职工代表大会。由于极左主义，共产党不仅沒有把职工代表大会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群众组织，反而把一切大的工会组织赶出去了。与此同时，在共产党领导下，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号召政治总罢工的决议。结果是职工代表大会的瓦解，而控制了有组织工人的大多数的改良主义工联却壮大起来了。
罗易认为，共产国际和印共所犯的重大错误并不是“策略上的”，而是“一种根本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错误，这种理论可称之为“布朗基主义”。
罗易的上述批评、反思，共产国际领导并未予以理睬，更谈不上采纳，因此，罗易极为不满，他在该书前言（1938年写）说道：“在有了八年的痛苦经验之后，这一灾难性的策略，已经被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抛弃了。我立即同意了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写信给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表达了这个意思。然而，反对我的运动仍然在继续。我从前受到谴责的观点现在已几乎全波采纳。为什么我至今仍然被当作‘被逐者’来对待，并且被当作罪犯受到鞭笞，我实在莫明其妙。但是，由于它是在极左的宗派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要理解这一新策略的深远意义是很困难的。此外，例如对待国大党的新态度被认为仅仅是一种‘策略’。对无产阶级的理想化仍在继续，对即将来临的革命的社会性质仍然沒有做出适当的估计。另一方面，有了一个对待资产阶级的新方针：资产阶级被看作是一个革命因素，结果，极左主义的传统同新机会主义就混淆在一起了。这种混乱状态使共产党不可能实行任何坚定的策略。它一会儿说国火党是反帝统一战线；一会儿又要求建立由国大党委员会、农民协会、工会和‘其它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统一战线行动委员会。它还在梦想无产阶级专政。它建议在农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它无视农民的要求，计划使土地集体化。由于痛苦地意识到无产阶级数量和质量的不足，它把农场工人和贫苦农民包括在无产阶级范畴之內。它向农民鼓吹社会主义，并坚持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宣传才能把劳动群众团结到反帝斗爭当中来。它只是在不使用辱骂的语言这个限度內改变了它对国大党的态度。只是它仍然想望分裂国大党，而不是把国大党变成一个革命人民的政党。它坚持实行集体会员制就说明了它对国大党的眞实态度。如果实行这种制度，就会使国大党成为一个利益冲突的各种不同组织构成的松散联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联合会肯定会发生分裂，这样一来理想比了的无产阶级的党就可以作为反帝斗爭的唯一领导出现在舞台上，反帝斗爭就会立即发展成与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斗爭，而社会主义当然是通过在过渡时期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的。”
“我确信印度共产党对这些论述会激烈地进行爭辯，而在同时，他们还会继续对我实行讨伐。这神奇妙的态度会在公正的和明眼人的面前提供了我们分歧的线索。假如印度共产党对实行它的新策略抱有诚意，假如它能够成熟到足以摆脫幼稚的极左主义，并能正确理解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的含义，那么实际上就不会有什么分歧了。它在虛构的分歧方面坚持意见的作法，只足暴露出某种不可吿人的动机，而揭露或者描绘这种动机不是我的事情。我要提出一个原因，或许这是妨碍大家普遍希望的统一的最根本的頃因来结朿这篇序言。这个原因就是缺乏独立性。希望印度共产党鼓起勇气来自己思考问题，希望它不受错误的纪律观念的束缚，希望它不要沉湎于虛构的东西，而更多地关心事实，那我们之间的分歧就会消失。”
澄清罗易上述新思想的眞伪和价値尙需作一番认眞硏究才有可能。本书不准备再花笔墨进行学究式的探讨。但是，从上述一系列言论中，不难了解到，罗易对他自己所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确实进行了一番较认眞的清理，并得出了一些値得参考意见。然而，共产国际却根本未予理睬，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減事。
（三）罗易向激进人道主义的转变
罗易在出獄前后为恢复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努力彻底破灭后，正式参加了印度国大党。1937年4月创办《独立印度》周刊，抨击甘地及其非暴力方法。1939年11月写信给甘地指责甘地把非暴力视为一种信条。同年6月，罗易成立了激进国大党人同盟，宣传其思想，以影响国大党的政策。1940年参加国大党竞选主席活动，但被击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易认为这是民主势力和法西斯势力对峙的国际战爭。罗易支持反对德国的战爭努力，应无条件地支持同盟国。至于印度的独立，他相信战爭的结束将给印度带来自由，因此，沒有必要在战爭期间开展解放运动以加速实现卬度的独立。因为在印度已经开始了的经济非殖民地化，在政治上必然会有反应。最后会迫使英国资产阶级离开印度，并把政权移交给他们的印度伙伴。罗易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竟然反对1942年国大党发动的“滾出印度”的运动。他认为这一运动将削弱英国的和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事业，他甚至污蔑国大党领袖是新生的印度法西斯主义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易同同印度的英国当局密切合作，甚至接受英国当局的财政援助，以便在劳工战线上从事宣传。此间他更进一步指责国大党领袖，称甘地是印度人民落后和愚昧的主要象征，并代表了法西斯的非理性。
40年代以后，罗易思想开始了新的变化，逐渐由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人道主义者。1940年至1947年期间，罗易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激进派，而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罗易又从激进主义转到他所谓的完整的科学人道主义，或者说新人道主义，从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在1947年8月发表的《关于新人道主义的宣言》中，罗易简述了他的“以理性和道德”为根据，而不是“以任何敎条为根据的政治观点”。他追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人道主义，强调要采取正当的手段去达到正义的目的。罗易在《关于新人道主义的宣言》中说道：“革命的政治实践是否必须以耶稣关于‘目的足以证明手段’的格言来指导？对革命的最后裁決乃是它道义上的呼吁一一爭取社会正义的呼吁；因此，从逻辑上说，对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必须是否定的。道德的目标能否通过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这是极可怀疑的。在危机时刻，当许多问题被涉及，许多事情处于险境时，在行动上的某种暂时的妥协是可以允许的。但是，系违反伦理原则和传统的人类道德准则的行为变成了革命政权的永久性的特征时，手段就会损坏目的。因此，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并沒有使全世界，甚至也沒有使工人阶级接近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新秩序。相反，它陡革命的队伍——无产阶级以及非无产阶级——陷于理智上的混乱、精神上的浑沌、情绪消沉、士气普遍低落”。这段话使人回忆起罗易在他的大半生中曾经不断地加以非难的甘地。
罗易认为，这种人道主义的观念必然是全世界主义的。它考虑的不是某个民族或某个阶级的利益，而只能是人类的利益。这样一个观念可以成为新人道主义的基础。“新人道主义所以新，是因为它是被数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文明的科学知识和社会经验所丰富、充实和提炼出来的人道主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将是一个精神的社会，它不受民族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还是任何其他类型的国家的疆界的限制。
作为一个激进人道主义者，罗易的哲学态度是个人主义的。他认为，个人不应当隶属于某个民族或某个阶级。罗易拋弃了国大党人的民族主义，也抛弃了共产党人的阶级斗爭理论。他说：“激进主义考虑的旣不是民族的利益，也不是阶级的利益；它关心的是人；它所设想的自由乃是个人的自由。”个人在民族或阶级的集体中不应为丧失掉他的个性。罗易写道：“实际上，对个人自由这个观念，民族国家并不会比共产党人的以及社会党人的阶级国家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也还沒有哪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已经超越了民族集体主义的范围。”
作为一个激进人道主义者，罗易也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爭的理论。“社会如果沒有某种社会內聚力量就无法生存；因此，阶级斗爭不能是唯一的现实。”与这一社会內聚理论相联系，罗易强调中等阶级的作用，认为它是现代社会中最进步的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工人阶级占有特殊的地位；而在罗易的这些观点中的则是中等阶级占有特殊的地位。罗易强调的是个人而不是阶级；而当他谈到阶级一词时，他把首要的地位给予中等阶级，而不是给予无产阶级。罗易把无产阶级说成是“最落后的社会阶层”。
罗易断言，马克思主义强调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将导致极权主义。他警吿人们不要对革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革命并不能创造奇迹。必须把唯理论和浪漫主义明智地结合起来。罗易并不从他的政治词汇中排除“革命”这个词；但是，作为一个激进人道主义者，他认为革命不应当通过阶级斗审或武装暴力来实现，而应当通过敎育来实现。
罗易所用“敎育”一词，意义是广泛的，包括劝说群众的一切方式。但是通过敎育来实现的变革，只能是缓慢的和渐进的，而不能是革命的。罗易所主张的实现激进人道主义革命的敎育方法，同印度早期的溫和派和自由派（例如达达拜·瑙罗吉、M。G。拉纳迪、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和戈帕尔·克里希纳·戈卡里）所主张的合法方法沒有太大的差别。印度的这些早期的自由派也相信劝说的方法，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敎育群众上面。
上述种种情况显示：罗易巳彻底拋弃了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而走上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泥潭。人们不禁要问：罗易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这是很値得硏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根据笔者的分析，似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回到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主义队伍的愿望被彻底拒绝。
早在罗易到达印度之前，共产国际反对他的宣传就已传到了印度。印度共产党人听到这种宣传马上就相信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共产国际的话是千眞万确的。他们拼命向全国各地散布这种宣传。由于那时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对左翼分子和进步人士具有巨大的魅力，这种宣传也就被许多共产党人相信了。因此，罗易工作起来十分困难，他必须同共产党人的反对宣传以及许多人对世界革命中心的感情依附作斗爭，这些共产党人并不仅以宣传而满足，他们还积极阻挠罗易信仰者的一切活动。其中一些人公开宣扬，马茂德博士（代名）就是罗易，这就给警察局提供了关于罗易下落的线索。从此以后，罗易就无法在公开场合活动了，1931年6月他在孟买被捕，1936年11月获释。獄中五年为罗易提供了反思时间。这种反思是由共产国际开除及其回印度后革命实践的挫折所引起，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及其自己思想的反思，它为1936年到1946年罗易政治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向新人道主义转变奏出了序曲。布哈塔查吉博士曾提到过在这段时间里罗易思想发生了变化了，他写到：“罗易从印度监獄出来后，我们看到：他已持有相当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的思想已开始变得越来越自由。”但是在40年代以前，他的思想基本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且在一些方面比过去更加符合印度的实践。他之所以在40年代以后突然180度大转弯不能不说，是由于上述听言：他企图回到共产国际的愿望遭到彻底回绝。他本以为他的种种申辯能够受到国际领导人的重视，可是与他的想象完全相反，他依然受到种种非难，他在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已无任何立足之地，他企图回到共产国际的一线希望不能不彻底破灭，另找新的佛门是理所当然之事，至少是事出有因的。
第二，罗易过去一直脫离印度革命实践，一旦回国后遇到的种种现实情况使其茫然，从而对他自己的信仰逐渐开始动搖。
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后，1930年秘密回到印度，他想象印度的情况更多地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经验或现实；他企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观点得出结论：工人和农民的政党一定能在印度发展成强大的力量，甘地主义的宗敎信仰不会在人民的意识中存在多久；他相信：经历不屈不挠的过程会造成客观的条件，印度群众将脫离国大党的领导。但他所见到的却是不同的情况，被罗易视作印度革命领导中心的印度无产阶级完全使他失望了。他发现，印度无产阶级不仅数量上薄弱，而且社会地位上不成熟，政治上落后，絲毫沒有阶级斗爭的基本思想。他从国外回来不久，参加了一次大规模的工人群众大会，这使他感到彻底的失望。他在描述这次经历时说：“我很快发觉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都在打盹或实际上在睡觉，唯一可以显示出生气的就是到处都有细缕的烟雾。”这使罗易感到震惊。他说：“孟买的第一次经历和以后的类似经历使我坚信：通过报纸对大规模会议和示威的报道所想象的情况是多么虛伪。”他发现，尽管民怨沸腾，在农民中间仍然沒有任何广泛觉醒起来的革命迹象，他们完全相信甘地和印度国大党；几乎所有大型工会都处于改良主义者领导之下，而知名工会领导人中，多数又是议员；在他自己所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非常恶毒的阶级——中资产阶级却是印度政治中最活跃的因素，而且和群众有联系。
第三，罗易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他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去分析千变万化的国际和国內形势。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机械敎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战爭与革命等一系列的学说，一旦客观实际所发生的情况与他的敎条思想相矛盾时，便不能自拔，于是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罗易以这样两个前提为基础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第一，法西斯和西方民主制沒什么区别，第二，民族战爭的时代已经过去，历史正渐渐地趋向于国际性內战——战斗将在毎一个国家展开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战爭。罗易认为这两个前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基础，但是第二次大战期间欧洲的历史并沒有证实这一点，理论与实际的矛盾进一步促进了罗易对马克思主义的思索，经过用他自己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准则解释世界政治的各种努力之后，他最终放弃了马竟思主义。
1939年西方国家和德国间战爭的爆发使罗易感到震惊，这不适于他关于国际性內战的一般分析。他希望由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支持的苏联作为一方，法西斯和西方民主国家作为另一方的战爭。英法是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是资本主义为自己制造的武器，在腐朽阶段，资本主义必定采取法西斯形式，因此，英法不可能参加反法西斯战爭。但事实上是纳碎德国和苏俄结盟，英法联合对德宣战。战爭期间和战后初期，他仍在尽可能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他认识到不可能的时候，他不得不改变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罗易对苏联彻底失望了。他不知这是为什么？是斯大林个人的责任，还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错误？罗易经历了批判性自我分析、详细的反思和內心的估量，他开始认识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更多的是受自己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也意识到自己不再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因此，他改变了自己马克思主义观点。事实上，他早已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言辞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忠实，当他最终克服了这个障障后，他很快发展了所谓新的思想，确立新的信仰——激进人道主义。
§§第六章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