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罗易赴华使命的失败
M。N。罗易的名字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熟悉。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易为爭取印度独立开展反英斗爭，會奔走于中国、日本、印尼等国家。他曾在日本会见了中国民族主义领导人孙中山先生。他对孙中山先生极为敬慕。孙中山先生建议罗易与驻中国的德国大使取得联系，以便从云南、四川越过边境运送军火到印度，为武装推翻英国殖民政府而做准备。罗易自信此举可以使中国和印度人民在爭取自由的共同斗爭中结成实际的联盟。1915年罗易克服重重困难，奔赴中国山海关和北京，并与德国驻华领事、大使等磋商。由于德国人的失信，罗易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但是，他却播下了印中两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而共同奋战的种籽。
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罗易的《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两个文件成为指导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纲领。共产国际二大后，罗易主持共产国际中亚局工作，1922—1926年又先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参予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工作。
1927年2月至8月，正値中国大革命高潮之际，罗易二次来华。与第一次来华不同，罗易是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身份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罗易在华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大量文章、讲话和文件。它们大都收集在美国专家罗伯特·诺思和津尼亚·尤丁编著的《罗易赴华使命》一书之中（该书于1963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中译本于198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罗易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尽管有不少过失，但他也却为中国革命作了不少有益的积极的工作，是値得我们永远记忆和怀念的。
罗易关于中国的主要著作有1929年撰写的《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德文版，1930年出版；英文本，1946年出版，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该书叙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他的另一部著作是《我在中国的经历》（最初以《中国的反叛》为名发表，1938年第一次出版，1945年第二次出版，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记述了他第二次中国之行及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罗易在晚年所撰写的《我所遇到的人》（1968年版）中介绍了孙中山及其夫人、毛泽东、周恩来，还有蒋介石和阎锡山等中国重要历史人物。罗易的这些著作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具有重要的价値，是中国和印度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也是印中两国人民为共同的解放事业而结下的深厚友谊的又一象征和证明。
本文中心议题是评述罗易第二次赴华的主要经历及对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对于后者，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
（一）罗易赴华使命
这要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962年11月22日至12月6日）说起。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革命问题。会议专门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即《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这份提纲是在彼得罗夫提纲、米夫提纲、拉费斯意见书和谭平山的报吿的基础上起草的。据罗易说，“斯大林要求巴布诺夫、布哈林和我，又起草了另一份提纲，”但实际上这份提纲的起草者是罗易。
这一提纲的中心点是将中国革命发展成为土地革命。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谭平山）连同其他大多数代表，都认为应当帮助民族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为了民族团结不应强调阶级斗爭，而应当同国民党继续保持良好关系。但罗易不同意这种意见。罗易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只有我一个人主张一种不同的观点：
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必须打开一条新的出路，不应该把同国民党结成的同盟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纳了我的观点。斯大林本人开始时曾反对这个观点，但是他被说服了。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提纲是我草拟的。在这以后，我立刻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新代表团的团长，动身前往中国。”
斯大林是否被罗易说服，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罗易起草的提纲以及他本人在11月30日会上的讲话，同斯大林同一天的演说，即《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思想，是大体上一致的。罗易在讲话中正确地说明了“中国现阶段革命斗爭必须主要是土地革命”，因为，“在中国大部分是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革命斗爭必须依靠他们。”“为了动员农民并把他们吸引到统一战线里来，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必要制定土地纲领。”
罗易起草的提纲中还指出：“以为加紧乡村间的阶级斗爭，可以削弱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顾虑，是不对的”，“如果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和乡村革命合而为一，则广东国民政府将来不能保持政权，革命将来不能进展至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內反动派。”
关于资产阶级，罗易在会上明确地指出这时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是尽可能同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暂时妥协。如果由民族资产阶级来决定革命的进展和策略，那么，革命就会由于帝国主义的这个新政策而遭到破坏和削弱。因此，事情很明显，当我们谈起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时，我们不得不把大资产阶级拋开……。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离开革命已经愈来愈远；而且，随着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愈来愈强，资产阶级上层离开革命也必然会愈来愈远，结果会同帝国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反对革命的中国。”罗易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但是，罗易的讲话和提纲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1）罗易认为解决中国土地纲领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国有化，而在现时，应在国民党政策管理下，实行减租、减稅等措施。至于如放手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武装农民、开展强大的农民运动，他则沒有触及。（2）罗易虽然在理论上承认，资产阶级上层会同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反对中国，承认不应把同国民党的结盟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在实际论述国民党时，却又对其中的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这一点估计不足，过份强调共产党留在国民党的必要性。提纲中说，“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罗易对蒋介石一伙勾结帝国主义叛卖革命的一系列行为，也沒有触及。
（3）罗易虽然也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但它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并沒有物质基础。罗易的讲话和提纲均沒有强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武装，这一点远不如斯大林的演说。斯大林在演说中，专门有一节论述“中国的革命军队”，并提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著名论断。尽管斯大林在这里讲的武装，是武装国民党革命军，而非指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然而，罗易连这点也沒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罗易正是带着上述不彻底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思想，开始他的中国之行的，这使他一踏上中国的领土就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境地。他的赴华使命一开始就预示了他失败的必然结局。
（二）罗易受到热烈欢迎
由罗易率领的国际工人代表团从俄国出发，于1927年2月柢达广东。这个代表团还有英国的汤姆·曼、法国的杰奎·多里奧特、美国的厄尔·布劳德。该代表团是去广州参加1927年5月1日在这里召开的泛太平洋劳动者大会。大会将有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日本、苏联、美国以及太平洋沿岸国家的代表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是这次大会的东道主。大会实际是在汉口举行。罗易热切期望印度代表能参加这次大会。在他的提议下，有4名印度工人领袖申请来华护照，但未能获准。
国际代表团访华被中国看作是一件重大事件。《广东日报》描绘这个事件是东、西方革命工人阶级富有战斗精神联盟的象征。当地报纸报道说，广州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代表团的到来。代表团作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讲演。他们会见了香港罢工纠察队员和广州工人自卫队员。3月22日，还举行了盛大宴会，在会议结束，还唱了《中国国民党之歌》。
罗易在广州停留了三个多星期，准备乘飞机去中国国民政府所在地一汉口，由于飞机引擎出了故障，改由陆路旅行前往。他们乘着轿夫抬着的轿子旅行了五个星期。1927年4月1日，罗易到达长沙。在这里，他和代表团成员受到湖南政府和农民、商人、学生以及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到达汉口时，共产国际高级顾问鲍罗廷热情地接待了罗易。
罗易在广州期间，先后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为《中国革命的意义》，第二篇为《一个警吿》（代表中典和一些社会团体），第三篇为《注视领导人》（为中共广东省委所写，未公开发表）。三篇文章继续坚持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斗爭”的观点，而且指责蒋介石“允许帝国主义在上海对无产阶级的大屠杀”，把国民党的“英勇的盟友出卖给反革命的恐怖者”。他还尖锐地指出：“形势的严重性证明，一种同国內军阀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出卖革命的明显倾向在民族运动中存在着。国民党內有着组织的很好的小集团代表着这种倾向”。因此，对这种倾向提出“警吿”。罗易认为这一警吿是对国民党內危机做出的最初的估量，是对国民党封建——资产阶级右翼的第一次攻击”。这表明，罗易已对蒋介石右派集团有了认识。4月13日，罗易代表共产国际给蒋介石打了一封电报，解释共产国际不能与蒋会谈（因蒋过去曾表示要与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会谈，讨论他与共产党的分歧问题）的理由，并劝阻蒋不要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电报最后说：“在国际帝国主义集团向中国革命发动野蛮进攻的时刻，各种革命力量的统一是非常之必要的”，“如果你接受这一建议，我们将高兴地访问南京，以便同你讨论一切迫切问题”，“第三国际将竭尽全力帮助一切革命力量建立统一的民族阵线。”罗易的最后努力落空，蒋拒绝回电，得到的唯一答复是蒋介石变本加励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4月20日，罗易代表中共起草了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檄文，即《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这篇宣言赞成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宣言称蒋介石是“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代表，帝国主义的工具”，应该“打倒”。
（三）罗易对五大的作用
如果说罗易在初到中国的几个月里，沒有起到什么明显作用，那么到中共五大时则有些不同了。代表共产国际在大会上致词的是罗易，作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提纲报吿的也是罗易。更为主要的，五大通过的几份主要文件是按罗易的思想制定的。这似乎是人们所公认的。《罗易政治传记》作者说：中共五大通过的三个文件：五大宣言、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是“根据罗易路线制定的”，“罗易使大会接受了他的观点，而沒有接受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观点”。
五大与罗易思想的关系，可以从罗易在五大上的两次讲话（4月30日和5月3日）和会后撰写的盛赞五大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之意义》中明显看出。它的基本思想是：
（1）罗易反复强调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政策。他在4月30日讲话中指出，中共过去的错误在于，统一战线时期沒有做到把工人阶级做为一种独立势力来发展，忽视团结第一次北伐时期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对蒋介石和军阀存有幻想。他批评当时中共的政策是依附于国民党的政策，不是一种“独立的政策”，“在革命的发展问题上，我们沒有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罗易只批评中共，不检查自己和共产国际的政策，这是很坏的作风，但他看出并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必要性则是可贵的。罗易的这一思想在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有明显的反映。决议案说，过去我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伐的斗爭，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爭取革命领导权的斗爭。”今后“本党的任务是继续的去爭取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这些思想和提法当然包含过左的偏向（不区别两类不同的资产阶级），但强调领导权应该是对的，这正好反映了罗易思想积极的一面。
（2）罗易强调土地革命和武装农民，建立乡村农民革命政权。罗易在4月30日讲话中，提出了五条行动纲领：“一、最根本的是土地革命。二、武装农民以保卫革命成果。三、建立农民自己的政府，破坏农村的封建地主政权。四、建立国家机构，通过它实现民主专政。五、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组织革命军队，而非通过军伐转变革命者的办法建立革命军队”。这些思想比起他赴华前的思想有很大进步。罗易的这方面思想在五大文件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反映。决议案中指出：“这个时期斗爭的主要任务，是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要做这件事，必须执行激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决议案否定了鲍罗廷等人主张的第二次北伐的观点，而支持罗易深入土地命革的主张。五大决议说：“中国共产党必定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应当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根据地”。
但五大在如何实现资产阶级领导权，特别在实现对农民武装的领导权问题上，在如何具体贯彻土地纲领问题上，是存在缺点的。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记载，五大农民问题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时，在有人提出“政治沒收”（只沒收反革命的财产）的办法时，“罗易在坐未反对，同时还发言表示不赞成俄顾问同志所拟之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张，只赞成沒收庙宇祠产及大地主的土地。显见此时，他对土地问题沒有确定的具体的态度。”在这点上，罗易与鲍罗廷又有某些共同之点。毛泽东志同曾尖锐地指出五大“沒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他虽然表面批评的是陈独秀，但实际上也批评罗易和鲍罗廷。关于武装工农实现对武装斗爭的领导权这一关键问题，罗易虽然在五大会上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但沒有为五大所重视，这也正是五大的致命问题。
此外，罗易在五大期间，对于资产阶级和国民党问题上，似乎有右倾麻庳思想。在他看来，似乎蒋介石政变后，资产阶级就不会再发生分化，国共合作就会一劳永逸。他说：“蒋介石等大资产阶级脫离革命后，国民党內部的冲突因而减少，国共两党的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遂因之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之一部也随着这个同盟向前进行”。他在五大的第二次讲话中还说：“国民党现在是革命组织，将来仍然是革命组织，因为它正在从事反帝国主义的斗爭，因此，资产阶级将同国民党合作，直到最后胜利”。要与国民党保持统战关系，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把国民党固定化，看不到资产阶级进一步叛卖革命的危险性，而且沒有切实可行的爭取领导权的办法。
五大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贯彻了罗易的思想，旣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五大之后，积极一面沒有能够巩固，消极方面则得到进一步发展，五大是罗易赴华发挥最大作用的顶点，从此以后便是罗易不断被他的政治对手鲍罗廷排斥、打击。
（四）罗易与鲍罗廷之爭
罗、鲍之爭在国民党分裂之后、五大之前就已激烈展开。在五大前和五大期间主要集中在是进行北伐还是深入土地革命问题，五大后则是集中在如何对待左翼国民党和农民运动问题。
五大前，鲍罗廷主张继续北伐，与冯玉祥的国民党会师河南，然后取京津，在北打通西北，外蒙连接苏联的通道，在东合围南京。至于土地革命问题，可延至占领北京之后再实行。这一“西北学说”得到汪精卫、唐生智的支持，在国际上也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罗易反对鲍罗廷的这种“西北学说”。他主张革命先应深入，再求扩大。据说，罗易在4月13～15日对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中阐明了他的这种看法。他说，从总的原则上并不反对二次北伐，但他反对立即实行北伐，因为，这“将为蒋介石和北伐军阀势力提供一种来自南京方面进攻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北伐等于是一种军事冒险。”他认为“中国革命在现在最根本的任务是巩固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领土”。他提出的办法是：一、根除农村的反动势力（地主、土豪劣绅）。二、将实际政权扩大到广东、广西等南方一些省份。三、发展革命军队。
如前所述，中共五大根据罗易的意见在政治形势的决议案中作了明确的决定。但是，据罗易说，此决议案通过两天后，中共中央委员会就收回了这一决议，支持国民党立即派遣军队北伐的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也推翻了中共五大决议，支持武汉政府的二次北伐”。罗易回忆道：“我把这个爭论不决的问题反映到莫斯科，可是得到的答复眞是令啼笑皆非。领导赞成两件事同时进行，一面采取军事行动，一面在武汉政府统治区內发展革命”。
五大后，罗鲍之爭的重心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五大闭幕后两个星期，5月10日夏斗寅在湖北叛变，5月21日许克祥在湖南叛变，与此同时，两湖农民运动迅猛异常，如何对待反革命政变，如何处理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又如何对待农民运动，在这一连串的要害问题上，罗易和鲍罗廷的分歧逐渐扩大。
在5月1日夏斗寅叛变时，罗、鲍在这几个问题上的观点是相近的。罗易在当时为中共起草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向叛军的呼吁书，一份是关于夏斗寅叛变的宣言。宣言说：“在乡村，共产党是反对沒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的土地的”，宣言高呼“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国民党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宣言承认农民运动过火，但这不是共产党做出来的，乃是农民自己做出来的。罗易认为他起草这一宣言的目的是“为了赢得小资产阶级的信心与激起它反对反革命军官”。但正如蔡和森所指出的，罗易却因此“丧失了头脑和原则。”他“当此紧张之时，不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问题置在镇压反革命上，反而把它建立在所谓与左派的关系上，这是与老鲍（即鲍罗廷）全然相同的”。
但在5月21日许克祥叛变之后，罗易立场则发生了较大变化。他反对鲍罗廷和中共派代表团（由鲍罗廷、谭平山等6人组成）赴湘查办所谓农民过火行为和许克祥叛变的机会主义作法。罗易后来回忆说我曾竭力反对共产党人去执行制止农民行动的任务。”我认为这种制止农民行动的政策是“自杀的政策”，“它已使反动势力转向进攻”，但他的反对意见却“遭到漠视”。在对待武汉国民党政府问题上，罗易极力反对鲍罗廷的溫和立场，他主张实行一种新的激进政策。他在5月24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与鲍针锋相对。罗易说在继续同国民党合作的同时，必须准备新的斗爭形式和新的组织”。罗易还强调“同国民党继续合作是为了作必要的准备提供机会。如果同国民党的合作是为了其他目的，并对国民党领导人的社会特征和政治目的抱幻想，那我们就将会走向灭亡，革命就将处在危难之中”。另据蔡和森的回忆说，罗易当时的观点是：“（一）现在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已经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军阀的代表，我们应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二）推翻国民党现在的中央，并不是根本决裂与政变；（三）我们现在应一直到工农民主独裁制（未多说理由）；
（四）C。P（共产党）中央应发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近日所公布之一切反动的法令，在这些法令中不仅反工农运动，并且保护封建制度。”蔡的这一说法是否眞实还有待进一步核实。但罗易此时不同于鲍罗廷的看法，而且有较大进步则是事实。
鲍、罗之爭多数情况下是罗败鲍胜。罗易回忆他自己的处境时说：“加伦（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许多俄国同志也支持我的观点。但是，全部权力集中在鲍罗廷之手。莫斯科虽然过去在政治上支持，反对他的机会主义，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却一直处于控制地位，作为共产党的独裁者而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作为他的信徒，追随着他，思想上与他站在一起，一再漠视共产国际，无视负责的代表”。罗易企图把自己说成是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代表而受机会主义的代表鲍罗廷的打击和排斥，似乎言过其实，但在罗、鲍斗爭中，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确实提出过不少正确的或基本上是正确的看法，这是罗易的难得可贵之处。然而，他的最大毛病在于言多行少或言过行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罗易“只是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左边一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或如蔡和森所说，“老鲍是有办法无原则，罗易是有原则无办法”。
（五）所谓罗易“泄秘事件”
共产国际在中共五大稍后不久召开执委会第八次会议（1927年5月10日—26日）。会议专门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根据这一次议案，共产国际又给中共发来两个指示文件。人们后来通称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是指第二个文件。四点指示的要点是：一、沒有土地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不应该脫离农民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去促进它。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他们“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三、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四、组织已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罚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
罗易在6月1日收到共产国际指示的电文。电文是直接打给罗易和鲍罗廷的。据记载，6月5日，罗易约汪精卫至其寓所，问汪：你见到斯大林致鲍罗廷和本人的电报吗？汪说沒有。罗易说，鲍反对给你看，我则以为你不会反对该电报內容，还是给你看吧。汪看过电文后，对罗易说，这个文件违反当年“孙（文）越（飞）宣言”精神。汪离开罗易的寓所时，又问罗易，“这个电报译文可否给我一个沙本”，罗易稍加犹豫地说：“好的，我明日送一份抄本给你……”第二天，汪果然收到一份，他立即传示左右，迅速传播到国民党领袖之中，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罗易泄秘事件”。
罗易的这一做法显然是轻率的、不明智的。它为汪精卫的最后叛变提供了一个重要借口。汪精卫在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讨论国共分家的会议上说，“上月（6月5日）……罗易同志约本席去谈话，拿出第三国际首领斯大林拍给他同鲍罗廷同志的电报交本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很利害的。……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因此他决定立即分共：“对于本党內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內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罗易采取此举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硏究。可以初步断定，罗易的动机在于爭取汪精卫。罗易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汪精卫相信共产党已经出卖了他，因此遂与右派进行协商（合作），而右派是乐于因共产党流血而讨好蒋介石的……，我认为在这关键上，一定要再作一次最后努力以期赢回汪精卫的信任。我把莫斯科的来电转达给他（汪精卫）……那只是他在莫斯科时，当局对他个人保证的一个重复声明……”。这里所说的当局对他个人的保证，按罗易的说法是指汪精卫“在返国归程中曾路过莫斯科，并得到苏维埃政府以及第三国际的保证，对他个人将予以全力支持……他曾特地致电莫斯科要求再次保证。另一方面，我对他提供了一个具体行动计划——必须推行在武汉政府中建立他个人有效的领导。他赞成这个计划（包括土地收归国有政策、武装农民、解除地主民团的武装等等）”。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据蔡和森说，罗易当时是“想极力拉住汪精卫为左派中心”，“扩大左派的武力”。
“泄秘事件”发生后，罗易对汪精卫和武汉国民党的态度又有新的改变，而这恰好与鲍罗廷、陈独秀的一贯右倾形成鲜明对照。据记载，6月9日，罗易为中共政治局起草了一份宣言，宣言说：“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武汉所谓的右翼集团与南京几乎很少有区别。迄今为止，他们二人均代表封建资产阶级利益。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正在按反革命的指示行动”。对于国民党要求纠正农民过火行动，宣言则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不，同志们，共产党不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党必须给夺取土地、沒收地主豪绅土地的农民以完全支持，党必须领导农民，建立恐怖政权，以便根除农村的反动势力”。同时，罗易还提出两项建议：（1）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反对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建议；（2）提出要求免去朱培德职务、讨伐朱培德等口号。罗易的这些主张又很快被鲍罗廷等否定，他们大骂罗易“左派幼稚病”“发狂”，罗易在多数的反对下，也只好放弃原来的总罢工等主张。6月15日，罗易又为政治局拟出一项“民族革命纲领”，提出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惩罚反革命及讨伐广东等主张，同样也遭到鲍罗廷反对而流产。
“罗易泄秘”事件之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反对罗易，鲍罗廷更乘此机会致电共产国际，要求调罗易回去，罗易也因此事件在中央的地位越趋下降，鲍罗廷的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政治局得到了畅通无阻的贯彻。据罗易本人讲，他在7月3日还参加过中央一次紧急会议，并发表过反对鲍罗廷的意见，但已不起任何作用。罗易于7月底8月初黯然被调返苏联。罗易赴华使命就此结束。
有人把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或汪精卫之最后叛变归咎于罗易的“泄秘事件”，这是欠公平的。汪精卫叛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共产党方面来说，主要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罗易泄秘事件”归结到底也是这条路线的产物，因而罗易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但倘若不加分析地简单地把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或汪的叛变都推给罗易，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除上述罗易在“六一事件”前后的表现外，还可以举出几件历史事实：（1）罗易给汪看电报，为汪屠杀革命提供了借口，从这种恶果上看，罗易的作法是愚蠢的。但从姐织上看，也并非就是叛卖行为。过去共产国际的通知文件也是给汪看的，从不对汪保秘。当时国共合作，汪精卫承认共产国际的指导，他不仅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重要会议，而且还亲自出席中共五大并致贺词。这些客观情况不能不加以考虑。（2）罗易给汪看电报时，汪本人背叛革命的面目几乎沒有什么暴露，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和中共重要领导人几乎沒有人对汪有警惕，而且均把希望寄托在汪这一“大左派”人物身上。是罗易比较早地提出对武汉国民党进行新的斗爭方式甚至推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主张。但罗易沒能将其正确主张坚持到底，最后仍然未能逃脫右倾机会主义的罗网。（3）“泄秘事件”发生后一个半月之后才发生汪的叛变，而不是“泄秘事件”发生后立即就发生政变，在这一个半月之內发生了许多导致汪政变的事件和因素。汪虽然以四条指示作政变借口，但即使罗易不向汪“泄秘”，汪也要迟早知道这四条指示，同样也要以此为借口的，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几乎都是公开的。总之，不能把“泄秘事件”性质看待过重，实事求是的分析是很必要的。
罗易沒有完成他的赴华使命。但罗易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确切些说是共产国际的失败。“共产国际试图在离开运动的中国数千万公里的地方，制定政策指示象中国这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的革命，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冒险”。参与这一冒险的人都沒有意识到它的唐吉歌式的性质”。罗易在中国大革命中所遇到的重重矛盾恰恰是共产国际本身重重矛盾的一种反映。罗易所存在的致命弱点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国际所有领导人的致命弱点。他们的共同致命弱点就在于脫离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实践。象罗易这样一位长期居住在国外（先在美国、墨西哥、后在苏联）的人，一下子跑到一个和印度相似的复杂的中国来指导复杂的革命，岂不“盲人骑瞎马”、“闭门造车”？
罗易赴华使命是失败了，而且犯了错误，但是，对罗易本人还应全面分析，不应全面否定。他旣有过，也有功。他的过虽然不小，但不能夸大；他的功小，但不能一笔抹煞。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责任，斯大林、鲍罗廷、陈独秀、罗易都有份，但罗易比起鲍、陈来还是第二位的。1929年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尔后又走上歧途，但这与他赴华使命的失败沒有必然联系，后者不是由前者所造成，用前者说明后者，从而否定罗易是不公正的。应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易为爭取印度独立开展反英斗爭，會奔走于中国、日本、印尼等国家。他曾在日本会见了中国民族主义领导人孙中山先生。他对孙中山先生极为敬慕。孙中山先生建议罗易与驻中国的德国大使取得联系，以便从云南、四川越过边境运送军火到印度，为武装推翻英国殖民政府而做准备。罗易自信此举可以使中国和印度人民在爭取自由的共同斗爭中结成实际的联盟。1915年罗易克服重重困难，奔赴中国山海关和北京，并与德国驻华领事、大使等磋商。由于德国人的失信，罗易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但是，他却播下了印中两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而共同奋战的种籽。
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罗易的《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两个文件成为指导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纲领。共产国际二大后，罗易主持共产国际中亚局工作，1922—1926年又先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参予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工作。
1927年2月至8月，正値中国大革命高潮之际，罗易二次来华。与第一次来华不同，罗易是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身份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罗易在华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大量文章、讲话和文件。它们大都收集在美国专家罗伯特·诺思和津尼亚·尤丁编著的《罗易赴华使命》一书之中（该书于1963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中译本于198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罗易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尽管有不少过失，但他也却为中国革命作了不少有益的积极的工作，是値得我们永远记忆和怀念的。
罗易关于中国的主要著作有1929年撰写的《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德文版，1930年出版；英文本，1946年出版，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该书叙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他的另一部著作是《我在中国的经历》（最初以《中国的反叛》为名发表，1938年第一次出版，1945年第二次出版，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记述了他第二次中国之行及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罗易在晚年所撰写的《我所遇到的人》（1968年版）中介绍了孙中山及其夫人、毛泽东、周恩来，还有蒋介石和阎锡山等中国重要历史人物。罗易的这些著作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具有重要的价値，是中国和印度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也是印中两国人民为共同的解放事业而结下的深厚友谊的又一象征和证明。
本文中心议题是评述罗易第二次赴华的主要经历及对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对于后者，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
（一）罗易赴华使命
这要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962年11月22日至12月6日）说起。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革命问题。会议专门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即《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这份提纲是在彼得罗夫提纲、米夫提纲、拉费斯意见书和谭平山的报吿的基础上起草的。据罗易说，“斯大林要求巴布诺夫、布哈林和我，又起草了另一份提纲，”但实际上这份提纲的起草者是罗易。
这一提纲的中心点是将中国革命发展成为土地革命。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谭平山）连同其他大多数代表，都认为应当帮助民族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为了民族团结不应强调阶级斗爭，而应当同国民党继续保持良好关系。但罗易不同意这种意见。罗易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只有我一个人主张一种不同的观点：
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必须打开一条新的出路，不应该把同国民党结成的同盟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纳了我的观点。斯大林本人开始时曾反对这个观点，但是他被说服了。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提纲是我草拟的。在这以后，我立刻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新代表团的团长，动身前往中国。”
斯大林是否被罗易说服，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罗易起草的提纲以及他本人在11月30日会上的讲话，同斯大林同一天的演说，即《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思想，是大体上一致的。罗易在讲话中正确地说明了“中国现阶段革命斗爭必须主要是土地革命”，因为，“在中国大部分是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革命斗爭必须依靠他们。”“为了动员农民并把他们吸引到统一战线里来，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必要制定土地纲领。”
罗易起草的提纲中还指出：“以为加紧乡村间的阶级斗爭，可以削弱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顾虑，是不对的”，“如果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和乡村革命合而为一，则广东国民政府将来不能保持政权，革命将来不能进展至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內反动派。”
关于资产阶级，罗易在会上明确地指出这时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是尽可能同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暂时妥协。如果由民族资产阶级来决定革命的进展和策略，那么，革命就会由于帝国主义的这个新政策而遭到破坏和削弱。因此，事情很明显，当我们谈起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时，我们不得不把大资产阶级拋开……。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离开革命已经愈来愈远；而且，随着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愈来愈强，资产阶级上层离开革命也必然会愈来愈远，结果会同帝国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反对革命的中国。”罗易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但是，罗易的讲话和提纲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1）罗易认为解决中国土地纲领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国有化，而在现时，应在国民党政策管理下，实行减租、减稅等措施。至于如放手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武装农民、开展强大的农民运动，他则沒有触及。（2）罗易虽然在理论上承认，资产阶级上层会同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反对中国，承认不应把同国民党的结盟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在实际论述国民党时，却又对其中的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这一点估计不足，过份强调共产党留在国民党的必要性。提纲中说，“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罗易对蒋介石一伙勾结帝国主义叛卖革命的一系列行为，也沒有触及。
（3）罗易虽然也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但它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并沒有物质基础。罗易的讲话和提纲均沒有强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武装，这一点远不如斯大林的演说。斯大林在演说中，专门有一节论述“中国的革命军队”，并提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著名论断。尽管斯大林在这里讲的武装，是武装国民党革命军，而非指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然而，罗易连这点也沒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罗易正是带着上述不彻底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思想，开始他的中国之行的，这使他一踏上中国的领土就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境地。他的赴华使命一开始就预示了他失败的必然结局。
（二）罗易受到热烈欢迎
由罗易率领的国际工人代表团从俄国出发，于1927年2月柢达广东。这个代表团还有英国的汤姆·曼、法国的杰奎·多里奧特、美国的厄尔·布劳德。该代表团是去广州参加1927年5月1日在这里召开的泛太平洋劳动者大会。大会将有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日本、苏联、美国以及太平洋沿岸国家的代表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是这次大会的东道主。大会实际是在汉口举行。罗易热切期望印度代表能参加这次大会。在他的提议下，有4名印度工人领袖申请来华护照，但未能获准。
国际代表团访华被中国看作是一件重大事件。《广东日报》描绘这个事件是东、西方革命工人阶级富有战斗精神联盟的象征。当地报纸报道说，广州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代表团的到来。代表团作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讲演。他们会见了香港罢工纠察队员和广州工人自卫队员。3月22日，还举行了盛大宴会，在会议结束，还唱了《中国国民党之歌》。
罗易在广州停留了三个多星期，准备乘飞机去中国国民政府所在地一汉口，由于飞机引擎出了故障，改由陆路旅行前往。他们乘着轿夫抬着的轿子旅行了五个星期。1927年4月1日，罗易到达长沙。在这里，他和代表团成员受到湖南政府和农民、商人、学生以及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到达汉口时，共产国际高级顾问鲍罗廷热情地接待了罗易。
罗易在广州期间，先后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为《中国革命的意义》，第二篇为《一个警吿》（代表中典和一些社会团体），第三篇为《注视领导人》（为中共广东省委所写，未公开发表）。三篇文章继续坚持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斗爭”的观点，而且指责蒋介石“允许帝国主义在上海对无产阶级的大屠杀”，把国民党的“英勇的盟友出卖给反革命的恐怖者”。他还尖锐地指出：“形势的严重性证明，一种同国內军阀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出卖革命的明显倾向在民族运动中存在着。国民党內有着组织的很好的小集团代表着这种倾向”。因此，对这种倾向提出“警吿”。罗易认为这一警吿是对国民党內危机做出的最初的估量，是对国民党封建——资产阶级右翼的第一次攻击”。这表明，罗易已对蒋介石右派集团有了认识。4月13日，罗易代表共产国际给蒋介石打了一封电报，解释共产国际不能与蒋会谈（因蒋过去曾表示要与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会谈，讨论他与共产党的分歧问题）的理由，并劝阻蒋不要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电报最后说：“在国际帝国主义集团向中国革命发动野蛮进攻的时刻，各种革命力量的统一是非常之必要的”，“如果你接受这一建议，我们将高兴地访问南京，以便同你讨论一切迫切问题”，“第三国际将竭尽全力帮助一切革命力量建立统一的民族阵线。”罗易的最后努力落空，蒋拒绝回电，得到的唯一答复是蒋介石变本加励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4月20日，罗易代表中共起草了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檄文，即《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这篇宣言赞成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宣言称蒋介石是“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代表，帝国主义的工具”，应该“打倒”。
（三）罗易对五大的作用
如果说罗易在初到中国的几个月里，沒有起到什么明显作用，那么到中共五大时则有些不同了。代表共产国际在大会上致词的是罗易，作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提纲报吿的也是罗易。更为主要的，五大通过的几份主要文件是按罗易的思想制定的。这似乎是人们所公认的。《罗易政治传记》作者说：中共五大通过的三个文件：五大宣言、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是“根据罗易路线制定的”，“罗易使大会接受了他的观点，而沒有接受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观点”。
五大与罗易思想的关系，可以从罗易在五大上的两次讲话（4月30日和5月3日）和会后撰写的盛赞五大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之意义》中明显看出。它的基本思想是：
（1）罗易反复强调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政策。他在4月30日讲话中指出，中共过去的错误在于，统一战线时期沒有做到把工人阶级做为一种独立势力来发展，忽视团结第一次北伐时期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对蒋介石和军阀存有幻想。他批评当时中共的政策是依附于国民党的政策，不是一种“独立的政策”，“在革命的发展问题上，我们沒有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罗易只批评中共，不检查自己和共产国际的政策，这是很坏的作风，但他看出并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必要性则是可贵的。罗易的这一思想在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有明显的反映。决议案说，过去我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伐的斗爭，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爭取革命领导权的斗爭。”今后“本党的任务是继续的去爭取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这些思想和提法当然包含过左的偏向（不区别两类不同的资产阶级），但强调领导权应该是对的，这正好反映了罗易思想积极的一面。
（2）罗易强调土地革命和武装农民，建立乡村农民革命政权。罗易在4月30日讲话中，提出了五条行动纲领：“一、最根本的是土地革命。二、武装农民以保卫革命成果。三、建立农民自己的政府，破坏农村的封建地主政权。四、建立国家机构，通过它实现民主专政。五、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组织革命军队，而非通过军伐转变革命者的办法建立革命军队”。这些思想比起他赴华前的思想有很大进步。罗易的这方面思想在五大文件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反映。决议案中指出：“这个时期斗爭的主要任务，是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要做这件事，必须执行激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决议案否定了鲍罗廷等人主张的第二次北伐的观点，而支持罗易深入土地命革的主张。五大决议说：“中国共产党必定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应当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根据地”。
但五大在如何实现资产阶级领导权，特别在实现对农民武装的领导权问题上，在如何具体贯彻土地纲领问题上，是存在缺点的。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记载，五大农民问题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时，在有人提出“政治沒收”（只沒收反革命的财产）的办法时，“罗易在坐未反对，同时还发言表示不赞成俄顾问同志所拟之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张，只赞成沒收庙宇祠产及大地主的土地。显见此时，他对土地问题沒有确定的具体的态度。”在这点上，罗易与鲍罗廷又有某些共同之点。毛泽东志同曾尖锐地指出五大“沒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他虽然表面批评的是陈独秀，但实际上也批评罗易和鲍罗廷。关于武装工农实现对武装斗爭的领导权这一关键问题，罗易虽然在五大会上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但沒有为五大所重视，这也正是五大的致命问题。
此外，罗易在五大期间，对于资产阶级和国民党问题上，似乎有右倾麻庳思想。在他看来，似乎蒋介石政变后，资产阶级就不会再发生分化，国共合作就会一劳永逸。他说：“蒋介石等大资产阶级脫离革命后，国民党內部的冲突因而减少，国共两党的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遂因之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之一部也随着这个同盟向前进行”。他在五大的第二次讲话中还说：“国民党现在是革命组织，将来仍然是革命组织，因为它正在从事反帝国主义的斗爭，因此，资产阶级将同国民党合作，直到最后胜利”。要与国民党保持统战关系，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把国民党固定化，看不到资产阶级进一步叛卖革命的危险性，而且沒有切实可行的爭取领导权的办法。
五大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贯彻了罗易的思想，旣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五大之后，积极一面沒有能够巩固，消极方面则得到进一步发展，五大是罗易赴华发挥最大作用的顶点，从此以后便是罗易不断被他的政治对手鲍罗廷排斥、打击。
（四）罗易与鲍罗廷之爭
罗、鲍之爭在国民党分裂之后、五大之前就已激烈展开。在五大前和五大期间主要集中在是进行北伐还是深入土地革命问题，五大后则是集中在如何对待左翼国民党和农民运动问题。
五大前，鲍罗廷主张继续北伐，与冯玉祥的国民党会师河南，然后取京津，在北打通西北，外蒙连接苏联的通道，在东合围南京。至于土地革命问题，可延至占领北京之后再实行。这一“西北学说”得到汪精卫、唐生智的支持，在国际上也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罗易反对鲍罗廷的这种“西北学说”。他主张革命先应深入，再求扩大。据说，罗易在4月13～15日对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中阐明了他的这种看法。他说，从总的原则上并不反对二次北伐，但他反对立即实行北伐，因为，这“将为蒋介石和北伐军阀势力提供一种来自南京方面进攻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北伐等于是一种军事冒险。”他认为“中国革命在现在最根本的任务是巩固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领土”。他提出的办法是：一、根除农村的反动势力（地主、土豪劣绅）。二、将实际政权扩大到广东、广西等南方一些省份。三、发展革命军队。
如前所述，中共五大根据罗易的意见在政治形势的决议案中作了明确的决定。但是，据罗易说，此决议案通过两天后，中共中央委员会就收回了这一决议，支持国民党立即派遣军队北伐的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也推翻了中共五大决议，支持武汉政府的二次北伐”。罗易回忆道：“我把这个爭论不决的问题反映到莫斯科，可是得到的答复眞是令啼笑皆非。领导赞成两件事同时进行，一面采取军事行动，一面在武汉政府统治区內发展革命”。
五大后，罗鲍之爭的重心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五大闭幕后两个星期，5月10日夏斗寅在湖北叛变，5月21日许克祥在湖南叛变，与此同时，两湖农民运动迅猛异常，如何对待反革命政变，如何处理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又如何对待农民运动，在这一连串的要害问题上，罗易和鲍罗廷的分歧逐渐扩大。
在5月1日夏斗寅叛变时，罗、鲍在这几个问题上的观点是相近的。罗易在当时为中共起草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向叛军的呼吁书，一份是关于夏斗寅叛变的宣言。宣言说：“在乡村，共产党是反对沒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的土地的”，宣言高呼“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国民党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宣言承认农民运动过火，但这不是共产党做出来的，乃是农民自己做出来的。罗易认为他起草这一宣言的目的是“为了赢得小资产阶级的信心与激起它反对反革命军官”。但正如蔡和森所指出的，罗易却因此“丧失了头脑和原则。”他“当此紧张之时，不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问题置在镇压反革命上，反而把它建立在所谓与左派的关系上，这是与老鲍（即鲍罗廷）全然相同的”。
但在5月21日许克祥叛变之后，罗易立场则发生了较大变化。他反对鲍罗廷和中共派代表团（由鲍罗廷、谭平山等6人组成）赴湘查办所谓农民过火行为和许克祥叛变的机会主义作法。罗易后来回忆说我曾竭力反对共产党人去执行制止农民行动的任务。”我认为这种制止农民行动的政策是“自杀的政策”，“它已使反动势力转向进攻”，但他的反对意见却“遭到漠视”。在对待武汉国民党政府问题上，罗易极力反对鲍罗廷的溫和立场，他主张实行一种新的激进政策。他在5月24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与鲍针锋相对。罗易说在继续同国民党合作的同时，必须准备新的斗爭形式和新的组织”。罗易还强调“同国民党继续合作是为了作必要的准备提供机会。如果同国民党的合作是为了其他目的，并对国民党领导人的社会特征和政治目的抱幻想，那我们就将会走向灭亡，革命就将处在危难之中”。另据蔡和森的回忆说，罗易当时的观点是：“（一）现在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已经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军阀的代表，我们应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二）推翻国民党现在的中央，并不是根本决裂与政变；（三）我们现在应一直到工农民主独裁制（未多说理由）；
（四）C。P（共产党）中央应发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近日所公布之一切反动的法令，在这些法令中不仅反工农运动，并且保护封建制度。”蔡的这一说法是否眞实还有待进一步核实。但罗易此时不同于鲍罗廷的看法，而且有较大进步则是事实。
鲍、罗之爭多数情况下是罗败鲍胜。罗易回忆他自己的处境时说：“加伦（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许多俄国同志也支持我的观点。但是，全部权力集中在鲍罗廷之手。莫斯科虽然过去在政治上支持，反对他的机会主义，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却一直处于控制地位，作为共产党的独裁者而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作为他的信徒，追随着他，思想上与他站在一起，一再漠视共产国际，无视负责的代表”。罗易企图把自己说成是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代表而受机会主义的代表鲍罗廷的打击和排斥，似乎言过其实，但在罗、鲍斗爭中，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确实提出过不少正确的或基本上是正确的看法，这是罗易的难得可贵之处。然而，他的最大毛病在于言多行少或言过行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罗易“只是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左边一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或如蔡和森所说，“老鲍是有办法无原则，罗易是有原则无办法”。
（五）所谓罗易“泄秘事件”
共产国际在中共五大稍后不久召开执委会第八次会议（1927年5月10日—26日）。会议专门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根据这一次议案，共产国际又给中共发来两个指示文件。人们后来通称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是指第二个文件。四点指示的要点是：一、沒有土地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不应该脫离农民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去促进它。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他们“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三、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四、组织已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罚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
罗易在6月1日收到共产国际指示的电文。电文是直接打给罗易和鲍罗廷的。据记载，6月5日，罗易约汪精卫至其寓所，问汪：你见到斯大林致鲍罗廷和本人的电报吗？汪说沒有。罗易说，鲍反对给你看，我则以为你不会反对该电报內容，还是给你看吧。汪看过电文后，对罗易说，这个文件违反当年“孙（文）越（飞）宣言”精神。汪离开罗易的寓所时，又问罗易，“这个电报译文可否给我一个沙本”，罗易稍加犹豫地说：“好的，我明日送一份抄本给你……”第二天，汪果然收到一份，他立即传示左右，迅速传播到国民党领袖之中，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罗易泄秘事件”。
罗易的这一做法显然是轻率的、不明智的。它为汪精卫的最后叛变提供了一个重要借口。汪精卫在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讨论国共分家的会议上说，“上月（6月5日）……罗易同志约本席去谈话，拿出第三国际首领斯大林拍给他同鲍罗廷同志的电报交本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很利害的。……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因此他决定立即分共：“对于本党內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內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罗易采取此举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硏究。可以初步断定，罗易的动机在于爭取汪精卫。罗易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汪精卫相信共产党已经出卖了他，因此遂与右派进行协商（合作），而右派是乐于因共产党流血而讨好蒋介石的……，我认为在这关键上，一定要再作一次最后努力以期赢回汪精卫的信任。我把莫斯科的来电转达给他（汪精卫）……那只是他在莫斯科时，当局对他个人保证的一个重复声明……”。这里所说的当局对他个人的保证，按罗易的说法是指汪精卫“在返国归程中曾路过莫斯科，并得到苏维埃政府以及第三国际的保证，对他个人将予以全力支持……他曾特地致电莫斯科要求再次保证。另一方面，我对他提供了一个具体行动计划——必须推行在武汉政府中建立他个人有效的领导。他赞成这个计划（包括土地收归国有政策、武装农民、解除地主民团的武装等等）”。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据蔡和森说，罗易当时是“想极力拉住汪精卫为左派中心”，“扩大左派的武力”。
“泄秘事件”发生后，罗易对汪精卫和武汉国民党的态度又有新的改变，而这恰好与鲍罗廷、陈独秀的一贯右倾形成鲜明对照。据记载，6月9日，罗易为中共政治局起草了一份宣言，宣言说：“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武汉所谓的右翼集团与南京几乎很少有区别。迄今为止，他们二人均代表封建资产阶级利益。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正在按反革命的指示行动”。对于国民党要求纠正农民过火行动，宣言则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不，同志们，共产党不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党必须给夺取土地、沒收地主豪绅土地的农民以完全支持，党必须领导农民，建立恐怖政权，以便根除农村的反动势力”。同时，罗易还提出两项建议：（1）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反对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建议；（2）提出要求免去朱培德职务、讨伐朱培德等口号。罗易的这些主张又很快被鲍罗廷等否定，他们大骂罗易“左派幼稚病”“发狂”，罗易在多数的反对下，也只好放弃原来的总罢工等主张。6月15日，罗易又为政治局拟出一项“民族革命纲领”，提出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惩罚反革命及讨伐广东等主张，同样也遭到鲍罗廷反对而流产。
“罗易泄秘”事件之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反对罗易，鲍罗廷更乘此机会致电共产国际，要求调罗易回去，罗易也因此事件在中央的地位越趋下降，鲍罗廷的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政治局得到了畅通无阻的贯彻。据罗易本人讲，他在7月3日还参加过中央一次紧急会议，并发表过反对鲍罗廷的意见，但已不起任何作用。罗易于7月底8月初黯然被调返苏联。罗易赴华使命就此结束。
有人把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或汪精卫之最后叛变归咎于罗易的“泄秘事件”，这是欠公平的。汪精卫叛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共产党方面来说，主要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罗易泄秘事件”归结到底也是这条路线的产物，因而罗易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但倘若不加分析地简单地把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或汪的叛变都推给罗易，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除上述罗易在“六一事件”前后的表现外，还可以举出几件历史事实：（1）罗易给汪看电报，为汪屠杀革命提供了借口，从这种恶果上看，罗易的作法是愚蠢的。但从姐织上看，也并非就是叛卖行为。过去共产国际的通知文件也是给汪看的，从不对汪保秘。当时国共合作，汪精卫承认共产国际的指导，他不仅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重要会议，而且还亲自出席中共五大并致贺词。这些客观情况不能不加以考虑。（2）罗易给汪看电报时，汪本人背叛革命的面目几乎沒有什么暴露，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和中共重要领导人几乎沒有人对汪有警惕，而且均把希望寄托在汪这一“大左派”人物身上。是罗易比较早地提出对武汉国民党进行新的斗爭方式甚至推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主张。但罗易沒能将其正确主张坚持到底，最后仍然未能逃脫右倾机会主义的罗网。（3）“泄秘事件”发生后一个半月之后才发生汪的叛变，而不是“泄秘事件”发生后立即就发生政变，在这一个半月之內发生了许多导致汪政变的事件和因素。汪虽然以四条指示作政变借口，但即使罗易不向汪“泄秘”，汪也要迟早知道这四条指示，同样也要以此为借口的，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几乎都是公开的。总之，不能把“泄秘事件”性质看待过重，实事求是的分析是很必要的。
罗易沒有完成他的赴华使命。但罗易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确切些说是共产国际的失败。“共产国际试图在离开运动的中国数千万公里的地方，制定政策指示象中国这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的革命，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冒险”。参与这一冒险的人都沒有意识到它的唐吉歌式的性质”。罗易在中国大革命中所遇到的重重矛盾恰恰是共产国际本身重重矛盾的一种反映。罗易所存在的致命弱点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共产国际所有领导人的致命弱点。他们的共同致命弱点就在于脫离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实践。象罗易这样一位长期居住在国外（先在美国、墨西哥、后在苏联）的人，一下子跑到一个和印度相似的复杂的中国来指导复杂的革命，岂不“盲人骑瞎马”、“闭门造车”？
罗易赴华使命是失败了，而且犯了错误，但是，对罗易本人还应全面分析，不应全面否定。他旣有过，也有功。他的过虽然不小，但不能夸大；他的功小，但不能一笔抹煞。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责任，斯大林、鲍罗廷、陈独秀、罗易都有份，但罗易比起鲍、陈来还是第二位的。1929年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尔后又走上歧途，但这与他赴华使命的失败沒有必然联系，后者不是由前者所造成，用前者说明后者，从而否定罗易是不公正的。应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