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易生平事略
罗易全名为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Manabedra Nath Roy），生于1887年3月21日，出身加尔各答一个村庄的婆罗门家庭，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Narendra Nath Bhattacharya），父亲是一个地方的梵语敎师。20世纪初，印度反英民族独立运动方兴未艾。在孟加拉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下，罗易自14岁起就投入了爭取祖国独立的政治斗爭，参加并组织反英恐怖活动，成为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者。1907年因袭击家乡的火车站而被英国警察逮捕入獄，释放后迁居加尔各答，继续从事反英革命活动。1910年，在所谓“豪拉阴谋”中，他和其他40名靑年被指控对英国进行战爭。在他入獄的20个月中，阅读了一些宗敎书籍，出獄后当了一个时期的托钵僧，不久即对宗敎表示厌倦，重新投入反英政治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印度的一部分革命者企图利用大战的机会，从德国人那里弄到武装和金钱，以便发动革命，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1915年初，他们开会拟订了协作的行动计划，决定与远东的德国人取得联系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武器。罗易便被派遣执行这一任务。他两度接运德国的枪支弹药，均遭失败。随后，他又奔走于中国、日本、缅甸、菲律宾等地。1916年夏，罗易抵美国旧金山，在那里正式改名为马·纳·罗易。1917年6月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逮捕从事亲德反英活动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罗易为躲避警察的追捕，逃到墨西哥。在墨西哥，他继续与德国人取得联系，并从德国人手里得到一笔从事反英活动的经费。
俄国十月革命后，罗易受到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1919年9月，他在墨西哥结识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哈依尔·鲍罗廷。在鲍罗廷的启发帮助下，罗易转向信仰社会主义。1919年夏，墨西哥开展了组织社会党的活动，罗易对此极其热心，当墨西哥社会党于1919年8月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罗易承担了各项费用，并多次主持该党会议。不久，该党召开非常会议，将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并加入新成立的共产国际。关于罗易在墨西哥时发生的思想转变，他在《罗易回忆录》中做了如下的描述“墨西哥是我获得再生的地方”，“我学到了一种新的人生观；我的內心发生了一次革命——一种永无止境的哲学革命“，“我不再相信沒有经济解放和社会正义內容的政治自由了，但是，我也认识到，理性自由——摆脫一切传统和权威束缚的自由——是爭取社会解放的任何有效斗爭的条件”。
1920年，罗易经鲍罗廷介绍，以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共产国际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大会在讨论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时，罗易提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列宁要他写一份《补充提纲》。在评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作用以及对这一运动所采取的策略问题上，罗易和列宁有着原则分歧。
大会同时通过列宁的提纲和由罗易起草经列宁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修改的《补充提纲》，两个提纲均成为指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纲领性文献。罗易也因此闻名于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在塔什干设立了中亚细亚局，负责指导亚洲各国的革命运动，罗易是该局主要负责人之一。此后，罗易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多次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共产国际初期一直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为共产国际起草过不少文件和电文。1922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当选为正式委员，]926年当选为主席团委员。
在任共产国际领导工作的最初几年里，罗易以较多的精力关心并指导印度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10月17日，在罗易的直接指导下，在塔什干建立了第一个印度共产党。同年12月，罗易当选为印共执行委员会委员。与建党同时，罗易在塔什干还举办了一个军事训练学校，准备组织一支军队去“远征印度”。由于英国政府的抗议，塔什干军事训练学校很快停办。1921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莫斯科成立。罗易带领印共大部分党员从塔什干赶赴该大学学习。
1922年4月，罗易赴柏林并创办《印度独立先锋》杂志（先后改名为《前卫》、《群众》）。他通过这一刊物（该刊物经常刊登罗易的文章）和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通讯》向国內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同年5月，他和穆克吉合写的著作《过渡中的印度》发表。该书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阐明印度的现状。罗易的上述活动在国內产生了积极影响。共产国际四大曾给予肯定，称赞罗易做出了“很大成绩”。罗易还设法与国內已存在的五个共产主义小组（马德拉斯的辛加腊威鲁小组、孟买的丹吉小组、加尔各答的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小组、拉合尔的侯赛因小组、联合省的乌斯玛尼小组）取得联系，并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导他们的活动。他在党的刊物和共产国际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印度革命问题的理论性著作和指导性文章、文件。对印度共产党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制订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11—12月，罗易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并负责起草《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会后，罗易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谭平山同来中国，1927年2月到达广州，4月抵武汉。罗易参加4月底至5月初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决议案的报吿，并为大会起草《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等文件，对会议的进展起了指导作用。7月底至8月初，罗易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离开中国到莫斯科。
]928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和大会上，罗易（因病未出席大会）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受到批判。共产国际六大后，罗易向德国共产党反对派布兰德勒所办的刊物投寄有关共产国际危机的文章。1929年，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通过决议，以向“布兰德勒派的叛徒们办的刊物投稿”为名，将罗易开除出共产国际。
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后，国內外的共产党人背离了他，并痛骂他是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回国从事反英的民族解放斗爭，并开始改变他过去对国大党领导人的看法和政策。他企图通过国大党实现祖国政治和社会解放的理想。1930年12月，罗易秘密回到印度，与国大党领导人多次会晤。1931年3月，参加了国大党卡拉奇会议，与尼赫鲁共商国大党的社会和经济宣言。1931年7月被殖民当局逮捕，1936年11月获释。出獄后正式加入国大党，并被选为国大党年会的代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和联合邦国大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还曾参加竞选国大党主席活动，但遭到失败。
罗易参加国大党后，竭力主张发展人民力量和国大党新的领导力量并督促国火党“行动化和民主化”。他的主张遭到国大党领导人的反对。为了宣传他的主张并推进国大党的工作，他于1939年在孟买创办了《独立的印度》周刊。为了同一目的又创建了“激进国大党同盟”。1940年，罗易因主张无条件支反法西斯战爭而与国大党发生严重分歧，被国大党开除出党。同年年底，罗易又另立新党——“激进民党”。这个党由激进国大党人同盟的成员以及其他相信罗易行动路线的人组成。国大党领导的工会运动因此也发生分裂，支持罗易的人退出了全印工会大会，在罗易的建议下建立了一个名为“印度劳工联盟”的新组织，罗易当选为该联盟总书记。
在以后的年代里，罗易主要从事新人道主义学说的硏究上。其主要著作有《新人道主义》、《理性、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等。他在这些著作中攻击马列主义的阶级斗爭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拋弃了他过去信仰过的社会主义。他声称将来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邦社会”，这一社会“不受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疆界限制”。要达到这个“联邦社会”的必要条件则是“公民敎育”。
1954年1月25日，罗易因患脑血栓病逝。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印度的一部分革命者企图利用大战的机会，从德国人那里弄到武装和金钱，以便发动革命，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1915年初，他们开会拟订了协作的行动计划，决定与远东的德国人取得联系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武器。罗易便被派遣执行这一任务。他两度接运德国的枪支弹药，均遭失败。随后，他又奔走于中国、日本、缅甸、菲律宾等地。1916年夏，罗易抵美国旧金山，在那里正式改名为马·纳·罗易。1917年6月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逮捕从事亲德反英活动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罗易为躲避警察的追捕，逃到墨西哥。在墨西哥，他继续与德国人取得联系，并从德国人手里得到一笔从事反英活动的经费。
俄国十月革命后，罗易受到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1919年9月，他在墨西哥结识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哈依尔·鲍罗廷。在鲍罗廷的启发帮助下，罗易转向信仰社会主义。1919年夏，墨西哥开展了组织社会党的活动，罗易对此极其热心，当墨西哥社会党于1919年8月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罗易承担了各项费用，并多次主持该党会议。不久，该党召开非常会议，将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并加入新成立的共产国际。关于罗易在墨西哥时发生的思想转变，他在《罗易回忆录》中做了如下的描述“墨西哥是我获得再生的地方”，“我学到了一种新的人生观；我的內心发生了一次革命——一种永无止境的哲学革命“，“我不再相信沒有经济解放和社会正义內容的政治自由了，但是，我也认识到，理性自由——摆脫一切传统和权威束缚的自由——是爭取社会解放的任何有效斗爭的条件”。
1920年，罗易经鲍罗廷介绍，以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共产国际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大会在讨论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时，罗易提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列宁要他写一份《补充提纲》。在评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作用以及对这一运动所采取的策略问题上，罗易和列宁有着原则分歧。
大会同时通过列宁的提纲和由罗易起草经列宁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修改的《补充提纲》，两个提纲均成为指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纲领性文献。罗易也因此闻名于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在塔什干设立了中亚细亚局，负责指导亚洲各国的革命运动，罗易是该局主要负责人之一。此后，罗易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多次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共产国际初期一直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为共产国际起草过不少文件和电文。1922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当选为正式委员，]926年当选为主席团委员。
在任共产国际领导工作的最初几年里，罗易以较多的精力关心并指导印度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10月17日，在罗易的直接指导下，在塔什干建立了第一个印度共产党。同年12月，罗易当选为印共执行委员会委员。与建党同时，罗易在塔什干还举办了一个军事训练学校，准备组织一支军队去“远征印度”。由于英国政府的抗议，塔什干军事训练学校很快停办。1921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莫斯科成立。罗易带领印共大部分党员从塔什干赶赴该大学学习。
1922年4月，罗易赴柏林并创办《印度独立先锋》杂志（先后改名为《前卫》、《群众》）。他通过这一刊物（该刊物经常刊登罗易的文章）和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通讯》向国內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同年5月，他和穆克吉合写的著作《过渡中的印度》发表。该书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阐明印度的现状。罗易的上述活动在国內产生了积极影响。共产国际四大曾给予肯定，称赞罗易做出了“很大成绩”。罗易还设法与国內已存在的五个共产主义小组（马德拉斯的辛加腊威鲁小组、孟买的丹吉小组、加尔各答的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小组、拉合尔的侯赛因小组、联合省的乌斯玛尼小组）取得联系，并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导他们的活动。他在党的刊物和共产国际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印度革命问题的理论性著作和指导性文章、文件。对印度共产党在20年代前期和中期制订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11—12月，罗易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并负责起草《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会后，罗易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谭平山同来中国，1927年2月到达广州，4月抵武汉。罗易参加4月底至5月初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决议案的报吿，并为大会起草《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等文件，对会议的进展起了指导作用。7月底至8月初，罗易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离开中国到莫斯科。
]928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和大会上，罗易（因病未出席大会）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受到批判。共产国际六大后，罗易向德国共产党反对派布兰德勒所办的刊物投寄有关共产国际危机的文章。1929年，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通过决议，以向“布兰德勒派的叛徒们办的刊物投稿”为名，将罗易开除出共产国际。
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后，国內外的共产党人背离了他，并痛骂他是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回国从事反英的民族解放斗爭，并开始改变他过去对国大党领导人的看法和政策。他企图通过国大党实现祖国政治和社会解放的理想。1930年12月，罗易秘密回到印度，与国大党领导人多次会晤。1931年3月，参加了国大党卡拉奇会议，与尼赫鲁共商国大党的社会和经济宣言。1931年7月被殖民当局逮捕，1936年11月获释。出獄后正式加入国大党，并被选为国大党年会的代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和联合邦国大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还曾参加竞选国大党主席活动，但遭到失败。
罗易参加国大党后，竭力主张发展人民力量和国大党新的领导力量并督促国火党“行动化和民主化”。他的主张遭到国大党领导人的反对。为了宣传他的主张并推进国大党的工作，他于1939年在孟买创办了《独立的印度》周刊。为了同一目的又创建了“激进国大党同盟”。1940年，罗易因主张无条件支反法西斯战爭而与国大党发生严重分歧，被国大党开除出党。同年年底，罗易又另立新党——“激进民党”。这个党由激进国大党人同盟的成员以及其他相信罗易行动路线的人组成。国大党领导的工会运动因此也发生分裂，支持罗易的人退出了全印工会大会，在罗易的建议下建立了一个名为“印度劳工联盟”的新组织，罗易当选为该联盟总书记。
在以后的年代里，罗易主要从事新人道主义学说的硏究上。其主要著作有《新人道主义》、《理性、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等。他在这些著作中攻击马列主义的阶级斗爭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拋弃了他过去信仰过的社会主义。他声称将来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邦社会”，这一社会“不受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疆界限制”。要达到这个“联邦社会”的必要条件则是“公民敎育”。
1954年1月25日，罗易因患脑血栓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