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的特点与正和误
与以上几种“非殖民地化”理论比较起来，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有其自己鲜明的特点，在性质和目的上是属于进步的服务于殖民地人民反帝斗爭的理论。主要表现在：
第一，罗易虽然承认帝国主义改变了殖民政策，对殖民地做出政治、经济上的让步，但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內在的政治经济原因决定的，是客观规律在起作用，这种让步是帝国主义被迫的、而不是自愿给予的。
第二，罗易虽然认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将会使印度从殖民地上升到自治领地位，但他认为这仅限于资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并沒有非殖民地化，因此，他沒有把自治做为最终目标。
第三，罗易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继帝国主义之后掌握国家政权，反对殖民地重走资本主义发展的痛苦道路，希望取得彻底的民族独立，同时也消灭阶级压迫。
第四，罗易提出“非殖民地化”理论的目的在于揭示印度等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从而为这些国家制定正确的革命斗爭策略和方针。为此，在“非殖民地化”理论的基础上，罗易阐发了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根据“非殖民地化”理论对印度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罗易认为，印度只有解决阶级矛盾才能取得民族独立，而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不可能领导斗爭取得胜利。此外，印度民族解放斗爭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而资产阶级与封建土地所有制有紧密联系，它不愿意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领导农民取得土地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在一开始取得民族解放斗爭的领导权，就能够领导国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防止欧美的资本主义悲剧在亚洲重演。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领导权，就要参加实现群众日常要求的群众斗爭。在一开始不能提出共产主义的口号，要逐步实现群众和资本阶级改革的纲领，经过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到达社会主义。罗易的这些思想，探索了殖民地无产阶级爭取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客观必要性和可能性。
可以看出，尽管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存在着下面将指出的分析上的片面性和理论上的错误。但他提出这个理论不是为帝国主义歌功颂德，而是希望揭示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斗爭的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易的理论与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在本质上是革命的。
之所以说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理论有其合理的方面，即罗易所揭示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发展趋势及印度的历史发展进程符合印度的历史犮展现实。
印度从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到一个独立的国家，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这个发展历程的主要特征符合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要点：即由于资本主义的內在矛盾所决定，英帝国主义改变了殖民剝削政策，被迫允许印度从附属国地位上升到自治领地位，其方式是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新殖民政策的实行在客观上为使印度摆脫英国殖民统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从理论上看，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都沒有提过“非殖民地化”槪念，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沒有出现明显的非殖民地化现象。而列宁则认为随着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改变，“殖民地”槪念的內涵扩大了。他说：“一般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这样的议论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是资本主义过去阶级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列宁还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的附属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半殖民地国家是其中的一种形式，阿根廷和葡萄牙是其中的又一种形式。其中葡萄牙是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列宁对像阿根廷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沒有给以具体的称呼，但他旣沒有将这些国家看作典型意义上的殖民地，也沒有将它们看作是半殖民地，而是将它们看作是过渡的国家形式，不管对这种过渡的国家形式如何称呼，它们所具有的政治上、形式上独立的特征表明它们“非”殖民地化了。印度的情况也同此道理。
列宁还认为，从帝国主义的本性来说，它自然不愿意放弃对殖民地的直接统治，因为“对财政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这样的支配，就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帝国主义的主观愿望并不能支配一切，帝国主义內在的经济发展规律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迫使它这样做。列宁说：“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状大，它要求政治上有权，经济上有利，与宗主国进行了持续的斗爭。迫于斗爭的压力，殖民政府必须做出让步，给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权利，及至最终给殖民地形式上的独立，形成一种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列宁说：“谙练的帝国主义领袖这样想……，扼杀弱小民族有两种方法。有时候，更加稳妥同时更加有利的做法是：我们通过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办法，在帝国主义战爭中得到眞诚的‘祖国保卫者’”。
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是印度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反映，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这个历史发展进程的正确槪括，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理论也存在着一些严重错误。我们在评价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时，旣不能因其错误否认其正确的一面，也不能仅强调其积极意义而忽视其错误的一面。正确评价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因为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中旣有合理的、甚至是正确的思想，也有许多错误的地方。常常是合理的设想中包含着错误与不足，错误的观点中也有启迪人思考的地方。如果说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正确之处在于揭示了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发展趋向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趋势，阐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那它的错误则在于：
第一，对帝国主义改变殖民剝剝政策的实质沒有深刻认识，只注重了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形式上的变化，忽视了帝国主义改变政策的目的和实质，过份强调了帝国主义政策鼓励印度工业发展的一面，夸大了印度工业发展的程度。
对这个问题，共产国际六大已做了较为正确的批判，结合印度的现实，能更清楚地看出罗易的错误。
英国允许印度工业发展的范围和程度，完全限制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限度以內。最明显的例子是英政府利用经理行、银行等控制资本的投资方向，限制重工业的发展。英国资本投资分配情况表明，英帝国主义力求借助这些投资把印度当作自己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进行剝削。对贸易公司的投资在英国投资中占第一位。其次是与各种原料（农业原料和矿物原料）的生产有关的投资，如咖啡、茶叶和橡胶的种植园等；在与原料加工有关的工业企业和轻工业部门中，也投入了大量资本，如黃麻厂、纺织厂、化学制品、食品等的生产；在社会公用事业的企业和各种运输业中也投入了大量资本，如电力、铁路、航运等；在经理行、银行和保险公司等财政机构中也有大量投资。这些投资为英国垄断组织带来了巨额利润，使印度经济残缺不乏，具有片面性和依赖性。英国殖民当局借助于投资阻滞了印度的经济发展。
英国殖民政府实施的“差别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印度工业的发展，但其主要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印度工业，而是为了抵制日本的竞爭。另一方面，由于英国资本在印度的许多工业部门內占有优势，在征收关税和支付补助金时，殖民当局也就支持了英国在印度的垄断组织。可以说“差别保护”制度对印度资产阶级的状况产生了互相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大资产阶级去抵抗非英国商品的竞爭，另一方面，它加强了英国一些较大的垄断组织对印度的直接渗入。
可见，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殖民政策形式上的变化和內容上的变化是不一致的。形式上是从典型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发展到政治上给予自治权力、经济上让其有一定的发展；內容上则是从超经济的、赤裸裸的掠夺剝剝发展到更高形式的、表面上平等、实则更深刻的经济剝削。无论其政策怎样变化，帝国主义的目的并沒有变化，那就是用各种手法把殖民地拴在自已的战车上，让殖民地适应自己在各个阶段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离不开殖民地，因此，它可以在殖民地政策的形式上做出各种改变，但都不会从本质上损害自己的利益。“非殖民地化”实质上是殖民地对宗主国一种新的隶属形式。
在英帝国主义这种殖民政策的指导下，一次大战前后的印度虽然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速度是有限的，并因其基础太差，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根据国情普查报吿，从1911年到1931年，工人人数实际上减少了，1911年工业人数占全部人口的5.5%，1931年为4.3%，在此期间，总人口增加了12%，工业劳动者的人数却减少了。到1931年，印度工人总数是260万，仅占劳动人口总数的1.5%，从这个数字看，印度的工业发展水平是相当低的，如果把机器的使用做为工业化的一个标准，也能表明印度沒有实现工业化。1913年印度的机器装备水芊为0.4，1926年为0.7，而在德国的机器装备水平1913年为32.3，1926年为36.2.此外，印度的工业发展主要局限在轻工业內。殖民当局建立的一个委员会调查了1916——1918年印度工业的状况，认为“投资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几个部门，并且很少试图从事新行业”。趋势是建立那些不会和英国厂主竞爭的工业部门。一次大战前后及至独立前印度的工业结构并沒有改变，兴建的工厂主要是在旧有的部门。重工业企业只是塔塔冶金联合工厂等极少数的企业，其它一些新的资本主义企业主要是加工农产品。城市化的水平也能反映出印度工业发展的程度。1911年印度城市人口为9.4%，1921年这个数字为10.2%，只增长了0.8%，而同时期德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7.99%。
总不，与印度原有的工业基础相比，一次大战以后印度工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它还谈不上实现了工业化，或说离工业化的距离还很遙远。正象共产国际六大所批判的那样：其一，它还沒有达到生产生产资料的阶段；其二，印度的工业发展具有畸型的殖民地特征，与印度的工业发展状况相对应，印度的社会性质依然是封建主义的因素占统治地位，工人阶级的数量很少，力量很弱，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
第二，罗易只强调了英帝国主义改变殖民政策的內在原因，忽视了人民革命斗爭的重大作用。
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改变是宗主国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爭这两股力量合力的结果，是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所致。从印度情况来看，英帝国主义作出重大让步的时候，都是印度国內斗爭处于高潮，政治局势不稳定的时候。正是经过不断的斗爭，印度人民才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取得了政权。
从20世纪初开始，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具有群众性和革命性。1905年俄国革命在印度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此期间印度掀起了革命的高潮，印度各阶层人民都起来反对殖民压迫，开展了爭取自给和自治的斗爭。1905由国大党溫和派领导开展了提倡国货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积极反帝行动。1907年，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旁遮普出现了农民骚动，孟加拉的罢工和示威不断出现。1908年，孟买工人举行大规模的政治总罢工，抗议英政府对提拉克的审判，显示了群众斗爭的巨大威力，英印政府开始意识到群众性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对印度人民做了些让步。1909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关于印度各级立法议会的法案，根据这个新法律，全印立法议会中的民选议员人数由1/3增加到一半，在省立法议会中，民选议员甚至占了多数。
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印度的民族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国大党的溫和派和极端派重新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聚集了自己的力量。国大党与伊斯兰敎联盟一直有矛盾，这时也开始接近，共同起草了印度改革纲领。规定了印度应达到“在英帝国內与自治领平等”的自治。与此同时，孟买工人于1916——1917年间举行了二次大的经济罢工；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在这种情况下，英政府一方面残酷镇压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积极拉拢印度上层分子，做出了实行政治改革的诺言。1918年，英围殖民当局提出了在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在大英帝国內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蒙太戈——蔡姆斯福报吿书中建议在总督下设立两院制立法机器，其成员一部分由选举产生，一部分指派，扩大了印度人，主要是印度资产阶级的参加政权。报吿书还指出，新的改革是给以印度自治道路中的第一个阶段。英政府的让步稳住了印度资产阶级，获得了他们在一次大战中对英国的支持。
30年代末，印度资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在抵制西门调查团后，又开始了全国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英帝国主义在压力面前又一次采取妥协态度，对大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做了一些让步（如对一些商品实行保护关税），并决定开始和甘地及国大党代表进行直接谈判，考虑给印度以自治。英帝国主义多次许诺给印度以自治，但它不会主动这样做。为了实现自治和彻底的民族独立，印变资产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斗爭。二次大战期间，国大党坚持要英政府在战爭以后给印度以独立，并将此作为在战爭中与英国合作的条件，英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它不肯轻易放弃对印度的直接统治。二次大战以后，印度国內的阶级矛盾急剧尖锐起来，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都卷入了罢工，在“滾出印度去！”的口号下举行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1946年1月，加尔各答2.5万名工人举行了罢工，孟买16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参加了罢工。2月初，在坎普尔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与此同时，军队也加入了反英运动，1946年1月，军用飞机飞行员举行了罢工，2月印度海员哗变，孟买工人罢工以示声援。各地农民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租运动。群众的行动极大地威胁了英政府的统治。在这种形势下，英政府步步后退，最后不得不以印巴分治的形式给印度以独立。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否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独立，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实践表明，相当一部分殖民地国家是通过和平方式取得了民族独立，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这种现象是宗主国国內因素和殖民地人民革命斗爭相互作用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罗易只强调了其中一个因素，未免失之偏颇，在客观上给人们以歌颂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印象。
第三，罗易完全否定了印度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爭中的作用，把印度资产阶级看成只具有一面性的阶级，这个论断不符合印度的实际情况。
从资产阶级的一般槪念上来理解，殖民地资产阶级与欧洲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有其共性。做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它们是在特殊的环境和矛盾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又有其不同于欧洲资产阶级的特性，但是这个特性并不是象罗易所说：殖民地资产阶级将不再起欧洲资产阶级18和19世纪曾起过的那种革命作用。而应该说前者和后者起的是不同的革命作用。
印度资产阶级产生的外在条件使它具有强烈的二面性。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产生了二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它破坏了印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铁路等交通设施的建立把印度沿海和內地连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些为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英政府不会允许印度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把印度的工业发展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內。而印度资本主义一经，产生，就要求独立地、自由地发展。这样，英帝国主义和印度资产阶级之间旣有密切的联系，但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会一直持续下去。
印度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也决定了其典型的二面性。印度工业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商业高利贷资本，随着英国在印度大量倾销商品，印度出现了一批专为英国资产阶级服务的商业资产阶级，这些人同国內的封建经济有密切联系，它们在印度农村和城市构成了一个商业髙利贷的剝削网。19世纪中期以后，印度人民陷于极端贫困化的状态，对英国商品的购买力越来越低。随着英国在印度修筑铁路和开办工厂，一批印度商人和高利贷者开始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大量货币资本，投资于兴办工业。印度的工业资本家大都出身于商业高利贷者和地主，这种“血缘”关系加重了印度资产阶级的封建性，使它们不愿触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同时也使它们与宗主国的紧密联系延续下来。但是，另一方面，当它们从事商业活动时，他们的利益同英国资本家及国內封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当他们转而从事工业活动后，他们的资本活动就是一种独立的资本活动，它们同英国资本家和国內封建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也就产生和发展起来了。印度资产阶级想利用自己雄厚资金投资建厂的欲望受到限制，英国殖民当局通过经理行、银行系统束缚了印度资产阶级发展生产的自由。此后，由于印度群众购买力低下，国內市场狭小，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在资金和市场上的矛盾渐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与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互作用，使印度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臻成熟，也使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逐渐暴露出来。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做出让步和群众革命斗爭高涨时，它使发生动搖。另一方面，它又不满足于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分食一杯羹的状况，要求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
在印度民族解放斗爭史上，资产阶级曾有过多次妥协动搖行为。在1905——1908年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的溫和派由于惧怕群众，要求停止运动，并由此导致了国大党溫和派和极端派的分裂。在1919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群众冲破了甘地非暴力主义的框子，国大党很快就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1930年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以甘地一欧文协定的签订而吿终，国大党以停止不合作运动換取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但对农民的要求絲毫未予考虑。
国大党的这些妥协动搖行径表明了资产阶级不革命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国大党一直沒有放弃爭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旗帜。1906年国大党加尔各答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大党历史上全新的纲领，将司瓦拉吉（自治）、抵制英货、“司瓦德希”（提倡本国工业）和民族敎育做为国大党的奋斗目标。1920年在那格浦尔年会上，国大党的目标从用宪政手段获得在英帝国范围內自治领地位变为“用和平与合法的手段来获得自主”。1927年国大党马德拉斯会议决定以完全独立做为民族运动的目标，并通过了抵制西门调查团的决议。1930年初印度升起了独立的旗帜，1月26日全印度以浩大的示威庆祝了第一个独立节。在二次大战期间，国大党为利用战爭获得民族独立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国大党坚决要求在战时成立责任政府，战后给予印度完全独立，在其要求遭到拒绝后，国大党于1942年发动了“退出印度”运动，资产阶级主要领袖因此而被捕入獄，一直关押到大战末期。在经济方面，从1888年起，国大党毎年都召开工业会议，商讨并制订有关发展民族工业的策略与措施。20世纪初，国大党主张“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后来又要求对印度工商业实行保护关税政策。30年代成立了以贾·尼赫鲁为首的经济计划委员会，同各大资产阶级企业主共同协商民族工业的发展问题，“保护印度本地工业”是国大党历届年会不可缺少的重要议题。
总之，印度资产阶级在关键时刻经常妥协动搖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它不是最终投靠帝国主义，把民族独立一直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爭中具有革命作用。正如斯大林所说：“列宁说得对，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斗爭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如中国和印度的民族运动，这些国家在爭取解放道路上的每一个步骤，即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
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这些错误具有左的性质。他本人的特殊经历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与这种左倾错误的产生有密切关系。
长期脫离印度革命的实际，使罗易缺乏对印度革命直接的感性认识，也缺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1915年，罗易困寻找武器离开印度，开始了长达15年的侨居生活。1920年，罗易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到达莫斯科，开始参予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侨居国外期间，罗易只能通过报刊、杂志了解印度的情况。1921年前，罗易“已有好几年沒看到印度报纸了”。鲍罗廷从欧洲买了大量的印度报纸送给罗易，从这些报纸上罗易才得知一些较为眞实的消息。罗易更多的是通过欧洲报纸和俄国报纸了解印度的情况，对此他自己也感到不够。他说：“关于那个运动（不合作运动）的一鱗半爪的消息曾经通过英国报纸的媒介传到了莫斯科，但那些报道都是轻描淡写。……俄国报纸根据那些很少的间接报道编造出一些印度反抗帝国主义的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的故事，我自己也写过一些那样的故事，……但是，沒有人比我对得不到可靠的消息和我自己对印度情况的一无所知更感到悲伤了”。罗易自己也承认，他的重要著作《过渡中的印度》一书中关于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分析所依据的材料有夸大的地方，“有些实际上是错误的”。
罗易做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的信仰者，在分析问题上也缺乏辯证法，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待殖民地革命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20世纪20年代的罗易，还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他从一个民族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发生在1916—1919年间。
1916年，罗易在纽约公共图书馆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1919年在墨西哥遇见鲍罗廷后，从他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辯证法思想。由于罗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间较短和缺乏系统硏究，在他的思想方法中就有缺陷。首先，罗易还沒有眞正学会运用马克思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其次，作为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罗易自己所说：
“……我也有我的幻想，我是一个刚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有着强烈的信念”。苏联学者季雅科夫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一书中批判非殖民地化理论和工业化理论说：“从方法论上说，这些错误观点起因于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过程持机械态度，即把个别的经济现象从生产力发展的全部过程中人为地分离出来。沒有人否认一次大战以后殖民地工业生产得到了发展，……，但是全部事情的实质是殖民地的工业发展伴随着巨大的困难，……是在与阻碍殖民地工业化的垄断力量的不断斗爭中得到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罗易方法论的槪括。
与这种错误的方法论相联系，罗易对旣有的革命经验采取了敎条主义的态度。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俄国革命的实际，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铲除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根源。当时殖民地国家人民深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剝削，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从感情上说不愿以本国资产阶级代替外国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像罗易这样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殖民地的革命者，头脑中首先形成的鲜明槪念就是：无产阶级要同时消灭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罗易想要印度也走这样的道路，他根据一些不可靠的统计数字，就简单地规定了印度的社会性质。在“非殖民地化”理论中夸大了阶级矛盾，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完全反革命的阶级。但实际上，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及俄国，印度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俄国资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处在沙皇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之间，它在经济上仰赖沙皇政府的订货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投资，并同地主经济保持着千絲万缕的联系；在政治上，它依靠沙皇政府的保护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沙皇政府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俄国资产阶级所处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其软弱性和反动性，使其成为反革命的力量。而印度资产阶级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为爭取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而斗爭，仍具有一定的革命作用。同时印度资产阶级的历史比无产阶级长，力量比无产阶级强大。在客观上对各阶层群众有持久和深刻的影响。罗易将不适合印度国情的俄国经验搬到印度，必然产生左的错误。
罗易对中国的经验同样采取了敎条主义的态度。1927年罗易在中国指导革命期间，经历了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和汪精卫的叛变。资产阶级的叛卖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革命的现实加剧了罗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信任感，在客观上导致他对印度资产阶级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忽略了印度资产阶级与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同（如上文共产国际所分析的）。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易的思想。20世纪初，以卢森堡、拉狄克、布哈林为首的一派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主张：（1）帝国主义是对民族自决的否定，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民族解放战爭也不再存在；（2）民族自决也会分散、瓦解、阻挡各民族工人的团结，会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推迟社会主义革命；（3）社会主义革命什么都会解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会自然而然地消除民族压迫。罗易接受了其中的某些观点。他说……列宁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能起革命作用，因而应当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我是不同意他那种观点的，波兰的卢森堡派共产党人常常开玩笑说，我才是一个眞正的共产党人，而列宁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共产国际前期，这种否定殖民地资产阶级作用和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的观点还大有市场。俄共中央委员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一篇文章中断言，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意识已经衰退变质；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总是力图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已完全失去了革命的发展前途。意大利社会党人塞拉蒂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说：“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手段。附属国才能获得他们的自由。这不能通过共产党与被称作民族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的暂时联盟去做，这种联盟只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陷于混乱”。斯大林也说过：印度妥协的资产阶级已经“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农民，……必须集中火力反对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揭穿他们的背叛行为”。可以明显看出，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反映了国际共运內部的这种左倾思潮。
如上所述，罗易提出“非殖民地化”理论的目的在于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殖民地出现的新的政治、经济现象，为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爭制定战略和策略。但是，长期脫离革命斗爭实际，利用不正确的第一手资料使其理论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之上；非辯证的方法论使其只窥一斑而不见全豹，在理论的论述上出现片面性；对待革命经验的敎条主义态度又使其引用不适合国情的旣定经验，使其理论具有极大的不现实性。罗易好的动机并沒有收到好的效果，犯了许多革命者易犯的左的错误，其中的敎训发人深思，也足以让后人引以为训。
§§第五章 罗易与共产国际
第一，罗易虽然承认帝国主义改变了殖民政策，对殖民地做出政治、经济上的让步，但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內在的政治经济原因决定的，是客观规律在起作用，这种让步是帝国主义被迫的、而不是自愿给予的。
第二，罗易虽然认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将会使印度从殖民地上升到自治领地位，但他认为这仅限于资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并沒有非殖民地化，因此，他沒有把自治做为最终目标。
第三，罗易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继帝国主义之后掌握国家政权，反对殖民地重走资本主义发展的痛苦道路，希望取得彻底的民族独立，同时也消灭阶级压迫。
第四，罗易提出“非殖民地化”理论的目的在于揭示印度等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从而为这些国家制定正确的革命斗爭策略和方针。为此，在“非殖民地化”理论的基础上，罗易阐发了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根据“非殖民地化”理论对印度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罗易认为，印度只有解决阶级矛盾才能取得民族独立，而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不可能领导斗爭取得胜利。此外，印度民族解放斗爭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而资产阶级与封建土地所有制有紧密联系，它不愿意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领导农民取得土地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在一开始取得民族解放斗爭的领导权，就能够领导国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防止欧美的资本主义悲剧在亚洲重演。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领导权，就要参加实现群众日常要求的群众斗爭。在一开始不能提出共产主义的口号，要逐步实现群众和资本阶级改革的纲领，经过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到达社会主义。罗易的这些思想，探索了殖民地无产阶级爭取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客观必要性和可能性。
可以看出，尽管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存在着下面将指出的分析上的片面性和理论上的错误。但他提出这个理论不是为帝国主义歌功颂德，而是希望揭示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斗爭的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易的理论与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在本质上是革命的。
之所以说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理论有其合理的方面，即罗易所揭示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发展趋势及印度的历史发展进程符合印度的历史犮展现实。
印度从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到一个独立的国家，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这个发展历程的主要特征符合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要点：即由于资本主义的內在矛盾所决定，英帝国主义改变了殖民剝削政策，被迫允许印度从附属国地位上升到自治领地位，其方式是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新殖民政策的实行在客观上为使印度摆脫英国殖民统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从理论上看，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都沒有提过“非殖民地化”槪念，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沒有出现明显的非殖民地化现象。而列宁则认为随着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改变，“殖民地”槪念的內涵扩大了。他说：“一般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这样的议论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是资本主义过去阶级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列宁还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的附属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半殖民地国家是其中的一种形式，阿根廷和葡萄牙是其中的又一种形式。其中葡萄牙是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列宁对像阿根廷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沒有给以具体的称呼，但他旣沒有将这些国家看作典型意义上的殖民地，也沒有将它们看作是半殖民地，而是将它们看作是过渡的国家形式，不管对这种过渡的国家形式如何称呼，它们所具有的政治上、形式上独立的特征表明它们“非”殖民地化了。印度的情况也同此道理。
列宁还认为，从帝国主义的本性来说，它自然不愿意放弃对殖民地的直接统治，因为“对财政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这样的支配，就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帝国主义的主观愿望并不能支配一切，帝国主义內在的经济发展规律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迫使它这样做。列宁说：“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状大，它要求政治上有权，经济上有利，与宗主国进行了持续的斗爭。迫于斗爭的压力，殖民政府必须做出让步，给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权利，及至最终给殖民地形式上的独立，形成一种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列宁说：“谙练的帝国主义领袖这样想……，扼杀弱小民族有两种方法。有时候，更加稳妥同时更加有利的做法是：我们通过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办法，在帝国主义战爭中得到眞诚的‘祖国保卫者’”。
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是印度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反映，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这个历史发展进程的正确槪括，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理论也存在着一些严重错误。我们在评价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时，旣不能因其错误否认其正确的一面，也不能仅强调其积极意义而忽视其错误的一面。正确评价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因为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中旣有合理的、甚至是正确的思想，也有许多错误的地方。常常是合理的设想中包含着错误与不足，错误的观点中也有启迪人思考的地方。如果说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正确之处在于揭示了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发展趋向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趋势，阐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那它的错误则在于：
第一，对帝国主义改变殖民剝剝政策的实质沒有深刻认识，只注重了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形式上的变化，忽视了帝国主义改变政策的目的和实质，过份强调了帝国主义政策鼓励印度工业发展的一面，夸大了印度工业发展的程度。
对这个问题，共产国际六大已做了较为正确的批判，结合印度的现实，能更清楚地看出罗易的错误。
英国允许印度工业发展的范围和程度，完全限制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限度以內。最明显的例子是英政府利用经理行、银行等控制资本的投资方向，限制重工业的发展。英国资本投资分配情况表明，英帝国主义力求借助这些投资把印度当作自己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进行剝削。对贸易公司的投资在英国投资中占第一位。其次是与各种原料（农业原料和矿物原料）的生产有关的投资，如咖啡、茶叶和橡胶的种植园等；在与原料加工有关的工业企业和轻工业部门中，也投入了大量资本，如黃麻厂、纺织厂、化学制品、食品等的生产；在社会公用事业的企业和各种运输业中也投入了大量资本，如电力、铁路、航运等；在经理行、银行和保险公司等财政机构中也有大量投资。这些投资为英国垄断组织带来了巨额利润，使印度经济残缺不乏，具有片面性和依赖性。英国殖民当局借助于投资阻滞了印度的经济发展。
英国殖民政府实施的“差别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印度工业的发展，但其主要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印度工业，而是为了抵制日本的竞爭。另一方面，由于英国资本在印度的许多工业部门內占有优势，在征收关税和支付补助金时，殖民当局也就支持了英国在印度的垄断组织。可以说“差别保护”制度对印度资产阶级的状况产生了互相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大资产阶级去抵抗非英国商品的竞爭，另一方面，它加强了英国一些较大的垄断组织对印度的直接渗入。
可见，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殖民政策形式上的变化和內容上的变化是不一致的。形式上是从典型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发展到政治上给予自治权力、经济上让其有一定的发展；內容上则是从超经济的、赤裸裸的掠夺剝剝发展到更高形式的、表面上平等、实则更深刻的经济剝削。无论其政策怎样变化，帝国主义的目的并沒有变化，那就是用各种手法把殖民地拴在自已的战车上，让殖民地适应自己在各个阶段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离不开殖民地，因此，它可以在殖民地政策的形式上做出各种改变，但都不会从本质上损害自己的利益。“非殖民地化”实质上是殖民地对宗主国一种新的隶属形式。
在英帝国主义这种殖民政策的指导下，一次大战前后的印度虽然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速度是有限的，并因其基础太差，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根据国情普查报吿，从1911年到1931年，工人人数实际上减少了，1911年工业人数占全部人口的5.5%，1931年为4.3%，在此期间，总人口增加了12%，工业劳动者的人数却减少了。到1931年，印度工人总数是260万，仅占劳动人口总数的1.5%，从这个数字看，印度的工业发展水平是相当低的，如果把机器的使用做为工业化的一个标准，也能表明印度沒有实现工业化。1913年印度的机器装备水芊为0.4，1926年为0.7，而在德国的机器装备水平1913年为32.3，1926年为36.2.此外，印度的工业发展主要局限在轻工业內。殖民当局建立的一个委员会调查了1916——1918年印度工业的状况，认为“投资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几个部门，并且很少试图从事新行业”。趋势是建立那些不会和英国厂主竞爭的工业部门。一次大战前后及至独立前印度的工业结构并沒有改变，兴建的工厂主要是在旧有的部门。重工业企业只是塔塔冶金联合工厂等极少数的企业，其它一些新的资本主义企业主要是加工农产品。城市化的水平也能反映出印度工业发展的程度。1911年印度城市人口为9.4%，1921年这个数字为10.2%，只增长了0.8%，而同时期德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7.99%。
总不，与印度原有的工业基础相比，一次大战以后印度工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它还谈不上实现了工业化，或说离工业化的距离还很遙远。正象共产国际六大所批判的那样：其一，它还沒有达到生产生产资料的阶段；其二，印度的工业发展具有畸型的殖民地特征，与印度的工业发展状况相对应，印度的社会性质依然是封建主义的因素占统治地位，工人阶级的数量很少，力量很弱，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
第二，罗易只强调了英帝国主义改变殖民政策的內在原因，忽视了人民革命斗爭的重大作用。
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改变是宗主国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爭这两股力量合力的结果，是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所致。从印度情况来看，英帝国主义作出重大让步的时候，都是印度国內斗爭处于高潮，政治局势不稳定的时候。正是经过不断的斗爭，印度人民才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取得了政权。
从20世纪初开始，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具有群众性和革命性。1905年俄国革命在印度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此期间印度掀起了革命的高潮，印度各阶层人民都起来反对殖民压迫，开展了爭取自给和自治的斗爭。1905由国大党溫和派领导开展了提倡国货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积极反帝行动。1907年，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旁遮普出现了农民骚动，孟加拉的罢工和示威不断出现。1908年，孟买工人举行大规模的政治总罢工，抗议英政府对提拉克的审判，显示了群众斗爭的巨大威力，英印政府开始意识到群众性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对印度人民做了些让步。1909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关于印度各级立法议会的法案，根据这个新法律，全印立法议会中的民选议员人数由1/3增加到一半，在省立法议会中，民选议员甚至占了多数。
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印度的民族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国大党的溫和派和极端派重新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聚集了自己的力量。国大党与伊斯兰敎联盟一直有矛盾，这时也开始接近，共同起草了印度改革纲领。规定了印度应达到“在英帝国內与自治领平等”的自治。与此同时，孟买工人于1916——1917年间举行了二次大的经济罢工；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在这种情况下，英政府一方面残酷镇压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积极拉拢印度上层分子，做出了实行政治改革的诺言。1918年，英围殖民当局提出了在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在大英帝国內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蒙太戈——蔡姆斯福报吿书中建议在总督下设立两院制立法机器，其成员一部分由选举产生，一部分指派，扩大了印度人，主要是印度资产阶级的参加政权。报吿书还指出，新的改革是给以印度自治道路中的第一个阶段。英政府的让步稳住了印度资产阶级，获得了他们在一次大战中对英国的支持。
30年代末，印度资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在抵制西门调查团后，又开始了全国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英帝国主义在压力面前又一次采取妥协态度，对大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做了一些让步（如对一些商品实行保护关税），并决定开始和甘地及国大党代表进行直接谈判，考虑给印度以自治。英帝国主义多次许诺给印度以自治，但它不会主动这样做。为了实现自治和彻底的民族独立，印变资产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斗爭。二次大战期间，国大党坚持要英政府在战爭以后给印度以独立，并将此作为在战爭中与英国合作的条件，英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它不肯轻易放弃对印度的直接统治。二次大战以后，印度国內的阶级矛盾急剧尖锐起来，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都卷入了罢工，在“滾出印度去！”的口号下举行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1946年1月，加尔各答2.5万名工人举行了罢工，孟买16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参加了罢工。2月初，在坎普尔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与此同时，军队也加入了反英运动，1946年1月，军用飞机飞行员举行了罢工，2月印度海员哗变，孟买工人罢工以示声援。各地农民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租运动。群众的行动极大地威胁了英政府的统治。在这种形势下，英政府步步后退，最后不得不以印巴分治的形式给印度以独立。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否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独立，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实践表明，相当一部分殖民地国家是通过和平方式取得了民族独立，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这种现象是宗主国国內因素和殖民地人民革命斗爭相互作用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罗易只强调了其中一个因素，未免失之偏颇，在客观上给人们以歌颂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印象。
第三，罗易完全否定了印度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爭中的作用，把印度资产阶级看成只具有一面性的阶级，这个论断不符合印度的实际情况。
从资产阶级的一般槪念上来理解，殖民地资产阶级与欧洲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有其共性。做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它们是在特殊的环境和矛盾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又有其不同于欧洲资产阶级的特性，但是这个特性并不是象罗易所说：殖民地资产阶级将不再起欧洲资产阶级18和19世纪曾起过的那种革命作用。而应该说前者和后者起的是不同的革命作用。
印度资产阶级产生的外在条件使它具有强烈的二面性。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产生了二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它破坏了印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铁路等交通设施的建立把印度沿海和內地连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些为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英政府不会允许印度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把印度的工业发展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內。而印度资本主义一经，产生，就要求独立地、自由地发展。这样，英帝国主义和印度资产阶级之间旣有密切的联系，但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会一直持续下去。
印度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也决定了其典型的二面性。印度工业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商业高利贷资本，随着英国在印度大量倾销商品，印度出现了一批专为英国资产阶级服务的商业资产阶级，这些人同国內的封建经济有密切联系，它们在印度农村和城市构成了一个商业髙利贷的剝削网。19世纪中期以后，印度人民陷于极端贫困化的状态，对英国商品的购买力越来越低。随着英国在印度修筑铁路和开办工厂，一批印度商人和高利贷者开始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大量货币资本，投资于兴办工业。印度的工业资本家大都出身于商业高利贷者和地主，这种“血缘”关系加重了印度资产阶级的封建性，使它们不愿触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同时也使它们与宗主国的紧密联系延续下来。但是，另一方面，当它们从事商业活动时，他们的利益同英国资本家及国內封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当他们转而从事工业活动后，他们的资本活动就是一种独立的资本活动，它们同英国资本家和国內封建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也就产生和发展起来了。印度资产阶级想利用自己雄厚资金投资建厂的欲望受到限制，英国殖民当局通过经理行、银行系统束缚了印度资产阶级发展生产的自由。此后，由于印度群众购买力低下，国內市场狭小，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在资金和市场上的矛盾渐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与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互作用，使印度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臻成熟，也使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逐渐暴露出来。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做出让步和群众革命斗爭高涨时，它使发生动搖。另一方面，它又不满足于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分食一杯羹的状况，要求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
在印度民族解放斗爭史上，资产阶级曾有过多次妥协动搖行为。在1905——1908年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的溫和派由于惧怕群众，要求停止运动，并由此导致了国大党溫和派和极端派的分裂。在1919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群众冲破了甘地非暴力主义的框子，国大党很快就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1930年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以甘地一欧文协定的签订而吿终，国大党以停止不合作运动換取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但对农民的要求絲毫未予考虑。
国大党的这些妥协动搖行径表明了资产阶级不革命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国大党一直沒有放弃爭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旗帜。1906年国大党加尔各答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大党历史上全新的纲领，将司瓦拉吉（自治）、抵制英货、“司瓦德希”（提倡本国工业）和民族敎育做为国大党的奋斗目标。1920年在那格浦尔年会上，国大党的目标从用宪政手段获得在英帝国范围內自治领地位变为“用和平与合法的手段来获得自主”。1927年国大党马德拉斯会议决定以完全独立做为民族运动的目标，并通过了抵制西门调查团的决议。1930年初印度升起了独立的旗帜，1月26日全印度以浩大的示威庆祝了第一个独立节。在二次大战期间，国大党为利用战爭获得民族独立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国大党坚决要求在战时成立责任政府，战后给予印度完全独立，在其要求遭到拒绝后，国大党于1942年发动了“退出印度”运动，资产阶级主要领袖因此而被捕入獄，一直关押到大战末期。在经济方面，从1888年起，国大党毎年都召开工业会议，商讨并制订有关发展民族工业的策略与措施。20世纪初，国大党主张“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后来又要求对印度工商业实行保护关税政策。30年代成立了以贾·尼赫鲁为首的经济计划委员会，同各大资产阶级企业主共同协商民族工业的发展问题，“保护印度本地工业”是国大党历届年会不可缺少的重要议题。
总之，印度资产阶级在关键时刻经常妥协动搖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它不是最终投靠帝国主义，把民族独立一直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爭中具有革命作用。正如斯大林所说：“列宁说得对，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斗爭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如中国和印度的民族运动，这些国家在爭取解放道路上的每一个步骤，即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
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这些错误具有左的性质。他本人的特殊经历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与这种左倾错误的产生有密切关系。
长期脫离印度革命的实际，使罗易缺乏对印度革命直接的感性认识，也缺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1915年，罗易困寻找武器离开印度，开始了长达15年的侨居生活。1920年，罗易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到达莫斯科，开始参予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侨居国外期间，罗易只能通过报刊、杂志了解印度的情况。1921年前，罗易“已有好几年沒看到印度报纸了”。鲍罗廷从欧洲买了大量的印度报纸送给罗易，从这些报纸上罗易才得知一些较为眞实的消息。罗易更多的是通过欧洲报纸和俄国报纸了解印度的情况，对此他自己也感到不够。他说：“关于那个运动（不合作运动）的一鱗半爪的消息曾经通过英国报纸的媒介传到了莫斯科，但那些报道都是轻描淡写。……俄国报纸根据那些很少的间接报道编造出一些印度反抗帝国主义的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的故事，我自己也写过一些那样的故事，……但是，沒有人比我对得不到可靠的消息和我自己对印度情况的一无所知更感到悲伤了”。罗易自己也承认，他的重要著作《过渡中的印度》一书中关于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分析所依据的材料有夸大的地方，“有些实际上是错误的”。
罗易做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的信仰者，在分析问题上也缺乏辯证法，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待殖民地革命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20世纪20年代的罗易，还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他从一个民族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发生在1916—1919年间。
1916年，罗易在纽约公共图书馆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1919年在墨西哥遇见鲍罗廷后，从他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辯证法思想。由于罗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间较短和缺乏系统硏究，在他的思想方法中就有缺陷。首先，罗易还沒有眞正学会运用马克思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其次，作为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罗易自己所说：
“……我也有我的幻想，我是一个刚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有着强烈的信念”。苏联学者季雅科夫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一书中批判非殖民地化理论和工业化理论说：“从方法论上说，这些错误观点起因于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过程持机械态度，即把个别的经济现象从生产力发展的全部过程中人为地分离出来。沒有人否认一次大战以后殖民地工业生产得到了发展，……，但是全部事情的实质是殖民地的工业发展伴随着巨大的困难，……是在与阻碍殖民地工业化的垄断力量的不断斗爭中得到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罗易方法论的槪括。
与这种错误的方法论相联系，罗易对旣有的革命经验采取了敎条主义的态度。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俄国革命的实际，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铲除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根源。当时殖民地国家人民深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剝削，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从感情上说不愿以本国资产阶级代替外国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像罗易这样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殖民地的革命者，头脑中首先形成的鲜明槪念就是：无产阶级要同时消灭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罗易想要印度也走这样的道路，他根据一些不可靠的统计数字，就简单地规定了印度的社会性质。在“非殖民地化”理论中夸大了阶级矛盾，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完全反革命的阶级。但实际上，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及俄国，印度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俄国资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处在沙皇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之间，它在经济上仰赖沙皇政府的订货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投资，并同地主经济保持着千絲万缕的联系；在政治上，它依靠沙皇政府的保护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沙皇政府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俄国资产阶级所处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其软弱性和反动性，使其成为反革命的力量。而印度资产阶级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为爭取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而斗爭，仍具有一定的革命作用。同时印度资产阶级的历史比无产阶级长，力量比无产阶级强大。在客观上对各阶层群众有持久和深刻的影响。罗易将不适合印度国情的俄国经验搬到印度，必然产生左的错误。
罗易对中国的经验同样采取了敎条主义的态度。1927年罗易在中国指导革命期间，经历了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和汪精卫的叛变。资产阶级的叛卖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革命的现实加剧了罗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信任感，在客观上导致他对印度资产阶级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忽略了印度资产阶级与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同（如上文共产国际所分析的）。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易的思想。20世纪初，以卢森堡、拉狄克、布哈林为首的一派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主张：（1）帝国主义是对民族自决的否定，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民族解放战爭也不再存在；（2）民族自决也会分散、瓦解、阻挡各民族工人的团结，会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推迟社会主义革命；（3）社会主义革命什么都会解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会自然而然地消除民族压迫。罗易接受了其中的某些观点。他说……列宁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能起革命作用，因而应当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我是不同意他那种观点的，波兰的卢森堡派共产党人常常开玩笑说，我才是一个眞正的共产党人，而列宁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共产国际前期，这种否定殖民地资产阶级作用和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的观点还大有市场。俄共中央委员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一篇文章中断言，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意识已经衰退变质；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总是力图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已完全失去了革命的发展前途。意大利社会党人塞拉蒂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说：“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手段。附属国才能获得他们的自由。这不能通过共产党与被称作民族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的暂时联盟去做，这种联盟只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陷于混乱”。斯大林也说过：印度妥协的资产阶级已经“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农民，……必须集中火力反对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揭穿他们的背叛行为”。可以明显看出，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反映了国际共运內部的这种左倾思潮。
如上所述，罗易提出“非殖民地化”理论的目的在于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殖民地出现的新的政治、经济现象，为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爭制定战略和策略。但是，长期脫离革命斗爭实际，利用不正确的第一手资料使其理论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之上；非辯证的方法论使其只窥一斑而不见全豹，在理论的论述上出现片面性；对待革命经验的敎条主义态度又使其引用不适合国情的旣定经验，使其理论具有极大的不现实性。罗易好的动机并沒有收到好的效果，犯了许多革命者易犯的左的错误，其中的敎训发人深思，也足以让后人引以为训。
§§第五章 罗易与共产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