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非殖民地化”理论的由来与演变
“非殖民地化”一词英文为decolonisation或discolonisation，即殖民地化（colonisation）一词加上反意前缀。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殖民地不再成其为殖民地。这一槪念最早何时出现，由何人提出，至今都是一个谜。目前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早期活动家M。N。罗易在20年代后半期提出的，而M。N。罗易等人却又加以否认，他们说第一次使用这个槪念的是布哈林，有的说是英国人最先提出的（如苏联巴拉布舍维奇、季雅科夫主编《印度现代史》），有的说是第二国际有人使用过。至今无人进行认眞考证。根据种种材料和事实分析，“非殖民地化”作为一种学说和理论远早于“非殖民化”槪念本身。正如其他一些学说和理论要早于这一学说和理论的槪念本身一样。而且，値得注意的是，“非殖民地化”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槪念，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立场的人，在运用或说明这一槪念和理论时，对其內容、性质、作用等方面往往大不相同，甚至有时截然相反，因此必须进行具体历史的分析。下面就几种主要的“非殖民地化”学说和理论作一介绍，以此为基础再与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进行比较。
（一）早期的“非殖民地化”理论
“非殖民地化”理论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中后期。当时英国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就已提出了一种主张放弃对殖民地的直接统治并给予殖民地以自治或独立的地位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有塔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理论奠基人、经济学家）和普赖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代表）等人。其后在19世纪20至60年代又有英国哲学激进派代表边沁、殖民改革派代表维克菲尔德、曼彻斯特派代表科布顿和布莱特等人。他们的理论非常丰富，各派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內容：
（一）认为原始积累时期对殖民地的垄断贸易政策和统治方式给英国带来极大的危害和负担。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硏究》（1776年）中详细论证了这一点。他指出，垄断制度未必能使英国总贸易额增加。虽然垄断贸易能增加与殖民地的贸易，但却减少了与欧洲的贸易和与此有关的部门的商品生产。在他看来，殖民地垄断政策把资本从近国贸易吸引到远国贸易，而远国贸易必定损害国家生产的扩大和发展。他驳斥了认为殖民地能为“母国”提供“收入”和“兵力”的传统殖民主义观点，从而提出了殖民地对“母国”是负担而不是财源的新看法。塔克而认为，殖民地垄断制度旣妨碍英国从最便宜的市场获得原料，又阻碍英国某些商品生产，而且由于“母国”对殖民地统治机构以及为其生产而补贴的费用给“母国”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因此，他把殖民地比作“挂在脖子上的磨盘”。
亚当·斯密还论证了由于这种殖民地垄断政策所导致的政治危害。他说，垄断所造成的资本不正常流向，完全破坏了英国一切产业部门的自然平衡，就象一个机体中的大血管过份膨胀，只要它发生停滞就会造成半身不遂。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使全部政治组织陷于最危险的紊乱中”。他还认为，英国殖民统治会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又会加剧殖民统治的更加残忍，他甚至说：“英国是自由的，而美洲却上着镣铐”。
（二）主张改变原来的统治政策，给予白人殖民地以分离或自治的权利。他们提出了种种不同主张。一种是主张彻底放弃殖民地，使之脫离“母国”。塔克说，“最好的制度就是立即放弃全部海外领地，就是唯一依靠我们商品的物美价廉”。他指出，“一且殖民地能在沒有母国帮助下自主，渴望独立就成为它们的本性”。边沁甚至还提出了“解放你的殖民地”的口号。另一神主张是建立自由帝国，亚当主张给殖民地人民以与英国臣民相同的特权，允许他们自由贸易，按照殖民地为整个帝国所纳赋税比例，选派他们的代表出席英国国会，组成一个联合帝国。普赖斯等人则主张殖民地应该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并以独立国家的资格依靠某种向心力，自愿地同英国结成“不列颠民族联盟”，建立“自由帝国”。第三种是主张改革现行的殖民统治制度，实行殖民地责任政府。维克菲尔德等人认为，不应该拋弃殖民地，说殖民地有利于英国输出过剩人口，可以把英国扩大到世界范围，成为最大的世界帝国。但他们主张，应让殖民地自己去管理自己的內部事务，实行自治，赋予他们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即成立责任政府。他们认为，自治能够适应殖民地的民族要求，能够把“北美殖民地居民自己的民族性”“提高到具有民族意识的社会水平上”。
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非殖民地化”理论和主张，对英国政府的殖民政府并沒有产生什么直接影响，因而更谈不上什么实施。因为那个时期，贵族势力和重商主义在英国还占着统治地位，工业资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小，对殖民地只能实行原始积累时期传统政策。但是在3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和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特别是由于美国独立斗爭的影响和推动，英国殖民政府便开始采纳某些“非殖民地化”的主张，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白人殖民地开始实施。直接对英国政府产生较大影响的是30—40年代的殖民地改革派的主张和50—60年代的曼彻斯特派的主张。
早期的“非殖民地化”学说，最早在加拿大开始实施。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这标志着殖民地责任政府制度从法律上固定下来。20世纪初先后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1901年）、新西兰自治领（1907年）和南非自治领（1910年）。也是这种责任政府。英国在这几个殖民地实行的责任政府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废除了英国对白人移民地的直接统治，在大英帝国的范围內，让殖民地行使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经济自主和军事自卫的权力，以此促进英国自由贸易发展，从而巩固和扩大英国长远的殖民利益。
“非殖民地化”理论之所以在18世纪至19世纪前期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根源的。
首先，它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和产物。英国在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处于原始积累时期，这时期的殖民政策是垄断殖民地贸易和独裁统治。这一政策的理论基础是重商主义。然而从19世纪中后期，英国便开始了产业革命，到19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这一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随着资本积累的剧增，工业资产阶级也就开始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并取代贵族势力，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不仅需要为自己商品提供保护，而且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需要不受限制地在任何地方销售商品和购买原料，进行自由贸易。然而旧的殖民垄断贸易制度却成了实现这些要求的巨大障碍。与此相适应，关于殖民地的理论和政策也就必然要发生重大变化。早期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正是以这种经济上的客观要求为依据的。
其次，早期“非殖民地化”理论是殖民主义大国角逐和爭夺的结果。美国获得独立后，其经济也获得巨大发展，随着其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便逐渐抛弃了反殖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并走上了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道路。19世纪初美国拋出了企图把美洲变成它的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老牌的英国资产阶级面对着美国的扩张气势，不能不重新考虑新的殖民政策。在他们看来，英国如像过去一样在加拿大等地方实行直接统治，不仅加剧英美关系紧张，也有失去殖民地并威胁大英帝国的危险。英国一些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提出的。
第三，早期“非殖民地化”理论是殖民地人民，特别是北美、加拿大、澳大利亚人民爭取民族权利斗爭浪潮推动的结果。1775年英属北美资产阶级首先举行了爭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爭，结果英国大败，北美13个殖民地完全丧失。这个沉痛敎训使当时的一些开明的政治经济学家意识到，必需对殖民地制度进行改革。普赖斯明确宣称，美国革命是英国专制制度的结果，‘应予以殖民地人民政治权利上的让步。继北美战爭之后，19世纪30—50年代，加拿大、澳大利亚爆发了多次要求独立的革命斗爭。这些斗爭则进一步推动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学者提出改革旧殖民制度的主张。沒有殖民地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爭，早期“非殖民地化”理论和政策能否产生和实施是大可怀疑的。
早期“非殖民地”理论主要是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在客观上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因此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是，和一切剝削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一样，这一理论也不能不具有极大的阶级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殖民理论，决不是为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是直接为英国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的某些派别的理论和口号不管有多么激烈和动听，都不能越过这一界限。正是这一理论的最早创立者塔克，在攻击殖民地残暴统治的时候，也毫不掩饰地对北美殖民地民主共和国的憎恨。他甚至诬蔑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说他们“忘恩负义，是不服从统治的好战的人民”。这一理论的局限性也表现在，在加拿大等地实行的自治权利受到种种严格限制。在政治上，这些国家不能享有一个独立国家应有的权利，如修改宪法、宣战媾和等仍处在英国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在经济上，仍然受英国的掠夺，仍处于从属地位。这一理论的局限性尤其表现在，完全把亚非拉广大“有色殖民地”排除在外。在他们看来，北美、澳洲和南非的白人居民才是“英国的居民”、“子孙”，才有资格获得“自治能力”。对于“有色殖民地”，如印度，他们则认为，不仅不能给予自治，而且应加紧征服和统治。他们公开宣称：“殖民地解放的原则不适于印度”。他们说：“印度人民不喜欢他们，但如果我们把他们扔下，他们儿乎不知道往哪里走。他们就成了失去羊倌的羊群”。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和政策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其殖民政策比之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能不冇所变化。其总的特征就是在帝国主义的严格控制和垄断下面，对殖民地实行资本输出，进行残酷的经济剝削和政治压迫，使其进一步殖民地化。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特别是由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又不能不迫使帝国主义在强化对亚非拉殖民地统治和剝削的同时，采取某种新的让步或改良政策，甚至实行所谓“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倡导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和政策正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典型事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一些资产阶级政客如孟得戈、麦克唐纳、哈定等人，提出了一种与早期“非殖民地化”理论不同的另一种所谓“非殖民地化”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大意是说，他们承认印度民族和民族意识的存在。但这种存在乃是英国长期统治和“敎化”的结果。他们宣称，印度的存在是对英国统治成就的一种“赞赏”。他们声言：“印度关心政治的一部分人，在精神上是我们的儿女。他们已吸收了我们吿诉他们的观念，我们应当把他们认为是我们的光荣。印度目前理智上和精神上的动荡与其说是对我们事业的责难，毋宁说是一种赞赏”。他们还说，英国统治的积极成果就是播下了印度民族主义的种子，并在知识界中培植了英国议会政治和民主自由的理想。“英国的历史敎给了逐步获得人民自由的敎训，……本质上智力敏锐和易于激起热情的印度知识分子得到了一种新的启示。”蓝姆赛·麦克唐纳（英国工党领袖）把这种由帝国主义作为提携和训练落后民族使之获得民族意识而终于获得自由的理论又称之为“仁慈敎化制度”的理论。
在这种反动的帝国主义理论指导下，他们还为印度政府制定了所谓新的政策。在经济方面采取所谓的“工业化”方针。英国驻印总督哈定在1915年宣布，“战后印度将认为它有资格要求它的政府，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予以最大的助力，使其成为一个工业国”。其后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印度工业委员会。他建议：英国政府应当在印度工业的发展中起积极作用；印度的原材料应当在国內加工成为平时及战时需要的商品，应当抛弃过时的“不干涉主义”的政策；要把印度全部有用的资源都挖掘出来等等。
1919年孟得戈—蔡姆斯特改革法案又进一步确定要实行一种“有远见的工业发展政策”。这种政策的具体体现是以“保护关税政策”取代“自由贸易政策”。在政治方面则实行所请“宪政改革”方针，即在印度建立“分阶段”自治体制。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了孟得戈宣言，宣称：“帝国政府的政策就是增加印度人参加行政的每一个部门和逐渐发展自治体制，其目的在于逐渐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作为大英帝国不可分的一部分。我政府已决定尽速在这方面采取具体步骤。……这种政策只能由陆续的阶段求其发展。”英国政府拟定的1919年印度组织法，1935年的印度组织法和1942年克里普斯宪法方案等，就是这种所谓“分阶段自治”政策的具体体现。
英帝国主义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战后采取上述的所谓“非殖民地化”政策，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印度民族解放斗爭的高涨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壮大。印度资产阶级政党一国大党，在它成立之后的20年中由于实力弱小，沒有提出过基本的民族独立主张，它只要求在英国的统治体系內有较多的印度代表权。因而，英国对它们并不感到是个严重威胁，但到1905年印度第一次反英斗爭髙潮后，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政治形势大大改观，印度无产阶级已走上印度政治舞台，资产阶级也逐渐成长壮大并开始提出明确的自治目标。如在1916年国大党和回盟订立的勒克瑙公约宣布，印度的目标是“在帝国內与自主的自治领享有同等地位的一员”。随后1918年—1921年印度无产阶级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罢工，甘地也领导发动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印度人民的这种斗爭风暴不能不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改变某些策略手法，以维护其在印度的根本利益。在他们看来，要达此目的的关键在于获得印度资产阶级的合作，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甜头，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地位。因此，一次战后英国在印度实行的“非殖民地化”政策只能是一种缓兵之计和收买手段。
英国殖民主义采取这种政策也与英国军事战略上和经济上战胜竞敌有直接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由于未能在印度发展最初步的近代工业基础，因而使最主要的军需品要依赖于长距离的海外供应。这使他们意识到，应依赖印度作为东方战区防御战的一个军需基地”。他们说，“无法衡量一个工业化的印度对于帝国的威力有多么重要”。在一次大战期间，外国竞爭者在经济上逐渐打破英国在印度市场上的垄断，发生了印度可能成为“外国工业品倾销市场”的危机。而对这种情况，英国不得不采取发展印度某些工业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为英国资产阶级榨取最大利润，并夺回英国在国外的最大市场，因此这一政策是旣能安抚资产阶级，又能保持英国在印度的军事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的一箭双雕的妙计。
然而，一次大战后的事实说明，英国资产阶级并非眞意要印度“非殖民地化”，实际上是“殖民地化”的另一种骗人说法，充其量不过是“殖民地化”过程中的“非殖民地化”。对这一点英国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供认不讳。1922年劳合·乔治首相在演说中宣称：“英国无论如何也不放弃它对印度的职责，这是一个根本原则，不仅是目前的政府的，而且是我国任何博得人民信任的政府的原则”。丘吉尔在1930年也发表了同样的演说：“我们无意拋弃国王的王冠上那确定是最明亮而珍贵的宝石”，印度“在构成大英帝国的光荣和强大上，比之我们其他的自治领和属地有过之无不及”。
实际上，直到二次大战前，英国所实行的“非殖民地化”政策所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1919年和1935年的两个组织法的实施，虽然扩大了印度资产阶级在省一级议会和行政机构的权限，比之过去无疑有一定进步，但并无英国殖民者宣布的自治责任政府的影子。印度在二次大战前其殖民地社会性质和地位与过去无任何区别。在经济上，印度工业在两次太战期间确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除已有的棉纺、黃麻、煤炭工业外，还新建了制糖、钢铁、水泥等工业，钢从1913年的3.2万吨增加到1926年45.7万吨。但这决非意味着印度是什么“工业化”。印度经济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二次大战前，靠农业为生的人口仍占70%以上，靠工业为生的人口只占10%，工业产値仅占工农业总产値的20%，而工业中又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十分落后，机器制造、重要的军工工业基本沒有建立起来，即便是钢铁工业也不能与工业化的英国相比。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种不同性质的“非殖民地化”理论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民族独立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面对着这种形势，帝国主义无非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实行军事镇压，一条则是以体面的办法将政权和平地移交给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者看来，后者为上策。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唯一最大的问题就是殖民地问题。如果西方国家当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的现状，就必然会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败。唯一行得通的政策是使殖民地7亿人口中的比较进步的部分和平地获得独立。”
以圆滑诡诈、见风使舵著称的英帝国主义在对待殖民地问题上自然是采取后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实际上是它在20年代初期所实行的“非殖民地化”政策的继续。但由于二次大战后的形势的重大变化，它的政策也不能不发生较大变化。以印度为例，最大的变化在于，过去它只是口称给予印度自治，但并无眞正的行动，现在它不得不正式实施它早在20多年前多次许诺过的诺言。
英国首相艾德礼在印度独立前夕明确宣称：“我们宣布了这自由，但我们所做的还不止是宣布。我们设法使它生效，印度就是证明”。1947年8月15日，英国殖民主义者正式移交了政权。
随着战后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各帝国主义特别是法国、美国的主要领导人物几乎都仿效英国的样板大力鼓吹这种“非殖民地化”的新策略。法国总统戴高乐在一次招待会上公开宣布：“‘非殖民地化’是符合我国利益的，因此这就是我国的政策”。他还宣称：“我们必须主动地使它们的隶属地位变成自治，把它们目前的附属关系变成合作关系”。联合国甚至在1961年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目的是“检查某些领土內进行‘非殖民地化’的障碍并接受请愿书或听取申诉”。
这种“非殖民地化”政策除了在政治上表现为顺应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的要求，将政权和平地移交给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建立亲西方的政权外，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与二次大战前的种种不同的新方针，其中最突出的是改变了阻挠殖民地近代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政策，对落后国家提供所谓“经济授助”、实行“技术输出”和“技术转让”。他们把高精尖、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集中在国內，而把一些技术比较复杂，但消耗劳动力和资金多，污染重的行业，如钢铁、冶炼、电器、化工、汽车等部门的一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样做旣能减轻帝国主义国家內部的过剩危机并获得高额利润，又能适应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愿望，从而在经济上达到剝削和控制的目的。
这种政策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迫于形势和危机所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实行这种政策也决不意味着帝国主义从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彻底退出和消失，更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剝削和控制不发达国家本性的改变。
和帝国主义在二次大战后极力鼓吹“非殖民地化”政策的同时，第三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使用这一槪念。1970年召开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非殖民地化”的决议，1983年召开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指出：“不结盟国家必须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非殖民地化，减少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巩固不结盟国家的经济独立”。显然，这里所提到的“非殖民地化”是指殖民国家在独立以后还要实现经济的完全彻底的独立的历史趋势。这与上述的帝国主义“非殖民地化”政策是有本质区别的。
除上述几种“非殖民地化”理论以外，还有第二国际所倡导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据印共理论家阿提卡里记载：“非殖民地化”这词在第二国际的讨论会中第一次使用。据笔者考察，未发现第二国际有人使用过这一名词，但在第二国际领导人的言论中，包含有“非殖民地化”的某些含意。他们认为殖民制度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欧洲文明，伯恩施坦说：“如果在美国、加拿大、南美和澳洲某些地区以前只有几十万人，而现在有几百万人获得他们的生存，这些都是由于受到欧洲文明的殖民侵入的恩惠”。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殖民地人民以自治而不是彻底独立做为目标。考茨基说：“……印度民族主义者努力的目标首先不是脫离英国，而是在不列颠国家联邦之內爭取较多的自由”。第二国际领导人还企图劝说帝国主义最好不用暴力方法，而用和平民主的办法来实现资本扩张。海德门说：“印度人和开明的欧洲人都认为，问题能通过善意的欧洲政策，例如孟太古——蔡姆斯福建议中所包括的政策，来求得正确的解决。”考茨基也说：
“……帝国主义的武力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远远不是必不可缺的，甚至今天在资本主义的各种扩张方法当中，也是最费钱和最危险的，但决不是最有效的一种。除此之外，可以采取经济意义大得多的其他方法”。由此可见，这种理论是帝国主义非殖民地化理论的一种翻板。
从“非殖民地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先后共出现过五种不同类型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和政策。对这五种不同类型的理论和政策应进行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并加以区别对待。旣要从內容、作用等方面区别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在客观上有某种进步意义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和政策，还是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完全出于阻挠殖民地化反帝斗爭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和政策；也还要从根本性质上严格区别是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殖民主义理论和政策，还是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服务的反殖民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一）早期的“非殖民地化”理论
“非殖民地化”理论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中后期。当时英国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就已提出了一种主张放弃对殖民地的直接统治并给予殖民地以自治或独立的地位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有塔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理论奠基人、经济学家）和普赖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代表）等人。其后在19世纪20至60年代又有英国哲学激进派代表边沁、殖民改革派代表维克菲尔德、曼彻斯特派代表科布顿和布莱特等人。他们的理论非常丰富，各派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內容：
（一）认为原始积累时期对殖民地的垄断贸易政策和统治方式给英国带来极大的危害和负担。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硏究》（1776年）中详细论证了这一点。他指出，垄断制度未必能使英国总贸易额增加。虽然垄断贸易能增加与殖民地的贸易，但却减少了与欧洲的贸易和与此有关的部门的商品生产。在他看来，殖民地垄断政策把资本从近国贸易吸引到远国贸易，而远国贸易必定损害国家生产的扩大和发展。他驳斥了认为殖民地能为“母国”提供“收入”和“兵力”的传统殖民主义观点，从而提出了殖民地对“母国”是负担而不是财源的新看法。塔克而认为，殖民地垄断制度旣妨碍英国从最便宜的市场获得原料，又阻碍英国某些商品生产，而且由于“母国”对殖民地统治机构以及为其生产而补贴的费用给“母国”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因此，他把殖民地比作“挂在脖子上的磨盘”。
亚当·斯密还论证了由于这种殖民地垄断政策所导致的政治危害。他说，垄断所造成的资本不正常流向，完全破坏了英国一切产业部门的自然平衡，就象一个机体中的大血管过份膨胀，只要它发生停滞就会造成半身不遂。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使全部政治组织陷于最危险的紊乱中”。他还认为，英国殖民统治会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又会加剧殖民统治的更加残忍，他甚至说：“英国是自由的，而美洲却上着镣铐”。
（二）主张改变原来的统治政策，给予白人殖民地以分离或自治的权利。他们提出了种种不同主张。一种是主张彻底放弃殖民地，使之脫离“母国”。塔克说，“最好的制度就是立即放弃全部海外领地，就是唯一依靠我们商品的物美价廉”。他指出，“一且殖民地能在沒有母国帮助下自主，渴望独立就成为它们的本性”。边沁甚至还提出了“解放你的殖民地”的口号。另一神主张是建立自由帝国，亚当主张给殖民地人民以与英国臣民相同的特权，允许他们自由贸易，按照殖民地为整个帝国所纳赋税比例，选派他们的代表出席英国国会，组成一个联合帝国。普赖斯等人则主张殖民地应该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并以独立国家的资格依靠某种向心力，自愿地同英国结成“不列颠民族联盟”，建立“自由帝国”。第三种是主张改革现行的殖民统治制度，实行殖民地责任政府。维克菲尔德等人认为，不应该拋弃殖民地，说殖民地有利于英国输出过剩人口，可以把英国扩大到世界范围，成为最大的世界帝国。但他们主张，应让殖民地自己去管理自己的內部事务，实行自治，赋予他们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即成立责任政府。他们认为，自治能够适应殖民地的民族要求，能够把“北美殖民地居民自己的民族性”“提高到具有民族意识的社会水平上”。
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非殖民地化”理论和主张，对英国政府的殖民政府并沒有产生什么直接影响，因而更谈不上什么实施。因为那个时期，贵族势力和重商主义在英国还占着统治地位，工业资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小，对殖民地只能实行原始积累时期传统政策。但是在3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和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特别是由于美国独立斗爭的影响和推动，英国殖民政府便开始采纳某些“非殖民地化”的主张，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白人殖民地开始实施。直接对英国政府产生较大影响的是30—40年代的殖民地改革派的主张和50—60年代的曼彻斯特派的主张。
早期的“非殖民地化”学说，最早在加拿大开始实施。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这标志着殖民地责任政府制度从法律上固定下来。20世纪初先后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1901年）、新西兰自治领（1907年）和南非自治领（1910年）。也是这种责任政府。英国在这几个殖民地实行的责任政府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废除了英国对白人移民地的直接统治，在大英帝国的范围內，让殖民地行使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经济自主和军事自卫的权力，以此促进英国自由贸易发展，从而巩固和扩大英国长远的殖民利益。
“非殖民地化”理论之所以在18世纪至19世纪前期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根源的。
首先，它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和产物。英国在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处于原始积累时期，这时期的殖民政策是垄断殖民地贸易和独裁统治。这一政策的理论基础是重商主义。然而从19世纪中后期，英国便开始了产业革命，到19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这一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随着资本积累的剧增，工业资产阶级也就开始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并取代贵族势力，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不仅需要为自己商品提供保护，而且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需要不受限制地在任何地方销售商品和购买原料，进行自由贸易。然而旧的殖民垄断贸易制度却成了实现这些要求的巨大障碍。与此相适应，关于殖民地的理论和政策也就必然要发生重大变化。早期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正是以这种经济上的客观要求为依据的。
其次，早期“非殖民地化”理论是殖民主义大国角逐和爭夺的结果。美国获得独立后，其经济也获得巨大发展，随着其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便逐渐抛弃了反殖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并走上了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道路。19世纪初美国拋出了企图把美洲变成它的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老牌的英国资产阶级面对着美国的扩张气势，不能不重新考虑新的殖民政策。在他们看来，英国如像过去一样在加拿大等地方实行直接统治，不仅加剧英美关系紧张，也有失去殖民地并威胁大英帝国的危险。英国一些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提出的。
第三，早期“非殖民地化”理论是殖民地人民，特别是北美、加拿大、澳大利亚人民爭取民族权利斗爭浪潮推动的结果。1775年英属北美资产阶级首先举行了爭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爭，结果英国大败，北美13个殖民地完全丧失。这个沉痛敎训使当时的一些开明的政治经济学家意识到，必需对殖民地制度进行改革。普赖斯明确宣称，美国革命是英国专制制度的结果，‘应予以殖民地人民政治权利上的让步。继北美战爭之后，19世纪30—50年代，加拿大、澳大利亚爆发了多次要求独立的革命斗爭。这些斗爭则进一步推动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学者提出改革旧殖民制度的主张。沒有殖民地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爭，早期“非殖民地化”理论和政策能否产生和实施是大可怀疑的。
早期“非殖民地”理论主要是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在客观上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因此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是，和一切剝削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一样，这一理论也不能不具有极大的阶级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殖民理论，决不是为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是直接为英国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的某些派别的理论和口号不管有多么激烈和动听，都不能越过这一界限。正是这一理论的最早创立者塔克，在攻击殖民地残暴统治的时候，也毫不掩饰地对北美殖民地民主共和国的憎恨。他甚至诬蔑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说他们“忘恩负义，是不服从统治的好战的人民”。这一理论的局限性也表现在，在加拿大等地实行的自治权利受到种种严格限制。在政治上，这些国家不能享有一个独立国家应有的权利，如修改宪法、宣战媾和等仍处在英国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在经济上，仍然受英国的掠夺，仍处于从属地位。这一理论的局限性尤其表现在，完全把亚非拉广大“有色殖民地”排除在外。在他们看来，北美、澳洲和南非的白人居民才是“英国的居民”、“子孙”，才有资格获得“自治能力”。对于“有色殖民地”，如印度，他们则认为，不仅不能给予自治，而且应加紧征服和统治。他们公开宣称：“殖民地解放的原则不适于印度”。他们说：“印度人民不喜欢他们，但如果我们把他们扔下，他们儿乎不知道往哪里走。他们就成了失去羊倌的羊群”。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和政策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其殖民政策比之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能不冇所变化。其总的特征就是在帝国主义的严格控制和垄断下面，对殖民地实行资本输出，进行残酷的经济剝削和政治压迫，使其进一步殖民地化。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特别是由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又不能不迫使帝国主义在强化对亚非拉殖民地统治和剝削的同时，采取某种新的让步或改良政策，甚至实行所谓“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倡导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和政策正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典型事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一些资产阶级政客如孟得戈、麦克唐纳、哈定等人，提出了一种与早期“非殖民地化”理论不同的另一种所谓“非殖民地化”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大意是说，他们承认印度民族和民族意识的存在。但这种存在乃是英国长期统治和“敎化”的结果。他们宣称，印度的存在是对英国统治成就的一种“赞赏”。他们声言：“印度关心政治的一部分人，在精神上是我们的儿女。他们已吸收了我们吿诉他们的观念，我们应当把他们认为是我们的光荣。印度目前理智上和精神上的动荡与其说是对我们事业的责难，毋宁说是一种赞赏”。他们还说，英国统治的积极成果就是播下了印度民族主义的种子，并在知识界中培植了英国议会政治和民主自由的理想。“英国的历史敎给了逐步获得人民自由的敎训，……本质上智力敏锐和易于激起热情的印度知识分子得到了一种新的启示。”蓝姆赛·麦克唐纳（英国工党领袖）把这种由帝国主义作为提携和训练落后民族使之获得民族意识而终于获得自由的理论又称之为“仁慈敎化制度”的理论。
在这种反动的帝国主义理论指导下，他们还为印度政府制定了所谓新的政策。在经济方面采取所谓的“工业化”方针。英国驻印总督哈定在1915年宣布，“战后印度将认为它有资格要求它的政府，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予以最大的助力，使其成为一个工业国”。其后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印度工业委员会。他建议：英国政府应当在印度工业的发展中起积极作用；印度的原材料应当在国內加工成为平时及战时需要的商品，应当抛弃过时的“不干涉主义”的政策；要把印度全部有用的资源都挖掘出来等等。
1919年孟得戈—蔡姆斯特改革法案又进一步确定要实行一种“有远见的工业发展政策”。这种政策的具体体现是以“保护关税政策”取代“自由贸易政策”。在政治方面则实行所请“宪政改革”方针，即在印度建立“分阶段”自治体制。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了孟得戈宣言，宣称：“帝国政府的政策就是增加印度人参加行政的每一个部门和逐渐发展自治体制，其目的在于逐渐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作为大英帝国不可分的一部分。我政府已决定尽速在这方面采取具体步骤。……这种政策只能由陆续的阶段求其发展。”英国政府拟定的1919年印度组织法，1935年的印度组织法和1942年克里普斯宪法方案等，就是这种所谓“分阶段自治”政策的具体体现。
英帝国主义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战后采取上述的所谓“非殖民地化”政策，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印度民族解放斗爭的高涨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壮大。印度资产阶级政党一国大党，在它成立之后的20年中由于实力弱小，沒有提出过基本的民族独立主张，它只要求在英国的统治体系內有较多的印度代表权。因而，英国对它们并不感到是个严重威胁，但到1905年印度第一次反英斗爭髙潮后，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政治形势大大改观，印度无产阶级已走上印度政治舞台，资产阶级也逐渐成长壮大并开始提出明确的自治目标。如在1916年国大党和回盟订立的勒克瑙公约宣布，印度的目标是“在帝国內与自主的自治领享有同等地位的一员”。随后1918年—1921年印度无产阶级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罢工，甘地也领导发动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印度人民的这种斗爭风暴不能不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改变某些策略手法，以维护其在印度的根本利益。在他们看来，要达此目的的关键在于获得印度资产阶级的合作，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甜头，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地位。因此，一次战后英国在印度实行的“非殖民地化”政策只能是一种缓兵之计和收买手段。
英国殖民主义采取这种政策也与英国军事战略上和经济上战胜竞敌有直接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由于未能在印度发展最初步的近代工业基础，因而使最主要的军需品要依赖于长距离的海外供应。这使他们意识到，应依赖印度作为东方战区防御战的一个军需基地”。他们说，“无法衡量一个工业化的印度对于帝国的威力有多么重要”。在一次大战期间，外国竞爭者在经济上逐渐打破英国在印度市场上的垄断，发生了印度可能成为“外国工业品倾销市场”的危机。而对这种情况，英国不得不采取发展印度某些工业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为英国资产阶级榨取最大利润，并夺回英国在国外的最大市场，因此这一政策是旣能安抚资产阶级，又能保持英国在印度的军事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的一箭双雕的妙计。
然而，一次大战后的事实说明，英国资产阶级并非眞意要印度“非殖民地化”，实际上是“殖民地化”的另一种骗人说法，充其量不过是“殖民地化”过程中的“非殖民地化”。对这一点英国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供认不讳。1922年劳合·乔治首相在演说中宣称：“英国无论如何也不放弃它对印度的职责，这是一个根本原则，不仅是目前的政府的，而且是我国任何博得人民信任的政府的原则”。丘吉尔在1930年也发表了同样的演说：“我们无意拋弃国王的王冠上那确定是最明亮而珍贵的宝石”，印度“在构成大英帝国的光荣和强大上，比之我们其他的自治领和属地有过之无不及”。
实际上，直到二次大战前，英国所实行的“非殖民地化”政策所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1919年和1935年的两个组织法的实施，虽然扩大了印度资产阶级在省一级议会和行政机构的权限，比之过去无疑有一定进步，但并无英国殖民者宣布的自治责任政府的影子。印度在二次大战前其殖民地社会性质和地位与过去无任何区别。在经济上，印度工业在两次太战期间确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除已有的棉纺、黃麻、煤炭工业外，还新建了制糖、钢铁、水泥等工业，钢从1913年的3.2万吨增加到1926年45.7万吨。但这决非意味着印度是什么“工业化”。印度经济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二次大战前，靠农业为生的人口仍占70%以上，靠工业为生的人口只占10%，工业产値仅占工农业总产値的20%，而工业中又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十分落后，机器制造、重要的军工工业基本沒有建立起来，即便是钢铁工业也不能与工业化的英国相比。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种不同性质的“非殖民地化”理论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民族独立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面对着这种形势，帝国主义无非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实行军事镇压，一条则是以体面的办法将政权和平地移交给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者看来，后者为上策。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唯一最大的问题就是殖民地问题。如果西方国家当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的现状，就必然会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败。唯一行得通的政策是使殖民地7亿人口中的比较进步的部分和平地获得独立。”
以圆滑诡诈、见风使舵著称的英帝国主义在对待殖民地问题上自然是采取后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实际上是它在20年代初期所实行的“非殖民地化”政策的继续。但由于二次大战后的形势的重大变化，它的政策也不能不发生较大变化。以印度为例，最大的变化在于，过去它只是口称给予印度自治，但并无眞正的行动，现在它不得不正式实施它早在20多年前多次许诺过的诺言。
英国首相艾德礼在印度独立前夕明确宣称：“我们宣布了这自由，但我们所做的还不止是宣布。我们设法使它生效，印度就是证明”。1947年8月15日，英国殖民主义者正式移交了政权。
随着战后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各帝国主义特别是法国、美国的主要领导人物几乎都仿效英国的样板大力鼓吹这种“非殖民地化”的新策略。法国总统戴高乐在一次招待会上公开宣布：“‘非殖民地化’是符合我国利益的，因此这就是我国的政策”。他还宣称：“我们必须主动地使它们的隶属地位变成自治，把它们目前的附属关系变成合作关系”。联合国甚至在1961年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目的是“检查某些领土內进行‘非殖民地化’的障碍并接受请愿书或听取申诉”。
这种“非殖民地化”政策除了在政治上表现为顺应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的要求，将政权和平地移交给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建立亲西方的政权外，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与二次大战前的种种不同的新方针，其中最突出的是改变了阻挠殖民地近代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政策，对落后国家提供所谓“经济授助”、实行“技术输出”和“技术转让”。他们把高精尖、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集中在国內，而把一些技术比较复杂，但消耗劳动力和资金多，污染重的行业，如钢铁、冶炼、电器、化工、汽车等部门的一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样做旣能减轻帝国主义国家內部的过剩危机并获得高额利润，又能适应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愿望，从而在经济上达到剝削和控制的目的。
这种政策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迫于形势和危机所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实行这种政策也决不意味着帝国主义从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彻底退出和消失，更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剝削和控制不发达国家本性的改变。
和帝国主义在二次大战后极力鼓吹“非殖民地化”政策的同时，第三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使用这一槪念。1970年召开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非殖民地化”的决议，1983年召开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指出：“不结盟国家必须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非殖民地化，减少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巩固不结盟国家的经济独立”。显然，这里所提到的“非殖民地化”是指殖民国家在独立以后还要实现经济的完全彻底的独立的历史趋势。这与上述的帝国主义“非殖民地化”政策是有本质区别的。
除上述几种“非殖民地化”理论以外，还有第二国际所倡导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据印共理论家阿提卡里记载：“非殖民地化”这词在第二国际的讨论会中第一次使用。据笔者考察，未发现第二国际有人使用过这一名词，但在第二国际领导人的言论中，包含有“非殖民地化”的某些含意。他们认为殖民制度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欧洲文明，伯恩施坦说：“如果在美国、加拿大、南美和澳洲某些地区以前只有几十万人，而现在有几百万人获得他们的生存，这些都是由于受到欧洲文明的殖民侵入的恩惠”。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殖民地人民以自治而不是彻底独立做为目标。考茨基说：“……印度民族主义者努力的目标首先不是脫离英国，而是在不列颠国家联邦之內爭取较多的自由”。第二国际领导人还企图劝说帝国主义最好不用暴力方法，而用和平民主的办法来实现资本扩张。海德门说：“印度人和开明的欧洲人都认为，问题能通过善意的欧洲政策，例如孟太古——蔡姆斯福建议中所包括的政策，来求得正确的解决。”考茨基也说：
“……帝国主义的武力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远远不是必不可缺的，甚至今天在资本主义的各种扩张方法当中，也是最费钱和最危险的，但决不是最有效的一种。除此之外，可以采取经济意义大得多的其他方法”。由此可见，这种理论是帝国主义非殖民地化理论的一种翻板。
从“非殖民地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先后共出现过五种不同类型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和政策。对这五种不同类型的理论和政策应进行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并加以区别对待。旣要从內容、作用等方面区别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在客观上有某种进步意义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和政策，还是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完全出于阻挠殖民地化反帝斗爭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和政策；也还要从根本性质上严格区别是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殖民主义理论和政策，还是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服务的反殖民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