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产国际六大对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辩论和批判
在历史上。对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下定论是在共产国际六大上，自六大以后，对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全盘否定的基本评价一直沿袭下来。因此，了解六大对罗易的批判是正确分析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提出后，1928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委员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就明确表示，共产国际不同意罗易的观点。纲领草案指出：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国家中，“其中有些国家工业还很不发达，另外一些国家工业已相当发达，但大部分都缺乏独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中世纪的封建关系或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还在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领域中占着优势，主要的工业、商业、银行、运输公司及大农场都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手里”。
1928年3月，《国际新闻通讯》发表了共产国际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的一篇文章，认为罗易及其支持者夸大了印度工业化的程度。英国近年来的政策是抑制印度工业化的趋势。英国只是出于战爭的权宜之计，才允许印度的工业有所发展，印度的资产阶级也是站在反对英国的立场上的，这个理论在共产国际印度委员会中提出讨论时（1928年3月—4月），遭到该委员会英国委员和印度委员的反对。这是六大辯论的先兆。
1928年8—9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六大。民族殖民地问题是六大的重要议题之一。围绕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大会展开了激烈的辯论。辯论的一方以英国代表团和印度代表团为首，辯论的另一方是以库西宁（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爭论的发端是印度代表，会议开始时，印度代表团不同意共产国际对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估计，对把印度作为宗主国的农业附庸提出异议。库西宁做报吿对主要爭端做了分析，批判了认为印度已经工业化的观点和非殖民地化理论，英国代表和印度代表不同意库西宁的报吿，由此导致了对“非殖民地化”理论的辯论。
辯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殖民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二）印度是否实现了工业化；（三）印度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及作用是否因帝国主义政策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应将印度资产阶级做为革命的对象还是做为革命的力量。
对第一个问题，英共及印共代表认为，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剝削形式发生了变化，改变殖民剝削政策的原因主要是英国国內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需要。英国代表阿尔诺特指出：帝国主义早期的殖民政策阻碍了工业的发展，最近时期财政资本的增长引起了资本对殖民地不可避免的滲透，其结果是加速了工业发展的进程。印度代表纳拉扬指出，印度相当程度的工业化是由三个原因引起的，（一）提供战爭物质的需要；（二）英国在印度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受到日本和美国的威胁；（三）印度的工业化为英国的机械和冶金业提供了市场。另一名印度代表卢哈尼说，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衰退过程和资本主义在印度的发展过程引起了第三个过程，即印度相对的“非殖民地化”过程，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历史上是一个“新的和令人吃惊的现象”。
共产国际认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沒有发生变化。库西宁在报吿中说：印度在近20年內工业发展速度确实很快，但不能将此看作帝国主义改变了殖民政策，英国在印度的让步只是由于战爭危险而引起的暂时现象。当时“军队哗变、旁遮普大规模农民爆乱……甘地运动等，所有这一切使英国政府要么丢掉印度殖民地，要么做一定的让步，以安抚印度资产阶级”。一旦这些客观因素不存在了，英帝国主义很快就会恢复原来的旧政策，印度的工业发展只是暂时的。事实上，1922年以后，英国对印度的资本输出逐年减少。战前几年中英国平均每年输出给印度的资本1300—1600万英磅，战后的1921—1923年为毎年2500—3000万英磅，以后又逐年下降。英国资本不再流向印度，而是流向南非、澳大利亚等国。此外，货币政策对印度的工业发展也不利，卢比的兌換率从1先令4便士提高到1先令6便士。从保护关税政策看，实行保护关税，实际上对英国有利。如低档棉织品的关税从11%上升到16%，并不意味着鼓励印度工业的发展，而是为了抵制日本商品输入的快速增长。当然，实行保护关税客观上有利于工业生产。但这些让步并不大，“沒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借助这样低的保护关税率从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的”。根据上述事实，库西宁说：如果有些共产党员同志也被近20年內工业发展的事实所迷惑，“断言英国正在推行旨在使印度工业发展的全新的政策，我要说他们走得太远了，在1921—1923年的繁荣时期这种现象可能存在，但英国的殖民政策实际上沒有发生变化”。
六大对第二个问题，即印度是否实现了工业化，进行了最激烈的爭论。
英共和印共代表认为，由于英政府改变了殖民政策，印度已经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前进，英国代表爱德华·罗斯坦说：“资产阶级出于刺激国內基础工业发展的目的输出资本，这使殖民地开始生产生产资料。因此资产阶级客观上实现了（殖民地的）工业化”。印度代表卢哈尼1928年初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国联已把印度做为世界前八个最大的工业国之一，印度仅次于日本是东方第二大工业国。卢哈尼还列举了印度工业发展的具体数字，“印度在1909—1913年间的煤每年平均消耗量是13，148，000吨，1926年达到2，022万吨……，生铁和钢产量1914年分别为235，000吨和67，000吨，1925—1926年为90万吨和54万吨，印度的棉纺织业占世界第五位……”。卢哈尼在六大上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印度在向工业化发展。印度代表拉兹说，印度的工业化虽然处在英国资本的控制下，但“认为印度根本不存在工业化……是错误的，如果印度沒有工业化，人们怎样解释印度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尤其是全印度所有工业中心发生的罢工？不管工业化出于何种动机，它一直在发展”。
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印度沒有实现工业化。库西宁在报吿中指出，近年来印度工业有很大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但不能就此认为印度已实现了工业化。就工业化槪念的含义来说，“工业化意味着一个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它意味着全面的、彻底的工业发展，首先是生产资料生产，即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仅有轻工业的发展不能将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也不能使殖民地独立于帝国主义的统治。正确理解工业化槪念的含义还包括将资本输出与工业化区别开来。库西宁指出，资本输出对殖民地的工业发展是有益的，但英政府输出资本的目的是榨取更高的利润，其投资方向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英国对印度的投资主要是非生产性投资。1921—1923年资本输出的总额为9400万英磅，其中政府公债占7000万英磅，最多只有10%的资本投入工业，其它的大部分用于政府贷款、购买股份等。还有的代表认为，财政资本的输入导致了殖民地的工业发展，但财政资本起了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作用，它破坏了旧的生产方式，但并未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共产国际还认为，之所以说印度沒有实现工业化，还因为印度的工业发展是畸型的。六大殖民地问题提纲指出：“帝国主义只是为了维持对殖民地的军事统治，保证源源不绝地榨取捐税和为了本国商业的需要，才在殖民地进行最低限度的建筑工程（修铁路、筑海港等）”。“只有那些生产过程十分简单的行业，或是能使原料的运输费用大大降低的行业，才是殖民地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殖民地眞正的工业化，特别是建立能够促进殖民地生产力独立发展的富有生命力的机器制造业，是得不到宗主国鼓励的，相反，要受到它的阻挠。
共产国际指出，印度工业发展畸型还表现在帝国主义力图使殖民地适应宗主国的经济需要，“这不仅破坏了殖民地土著居民传统的经济制度，同时也破坏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使得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遭到人为的阻碍”。殖民地的农业多半被迫生产出口的农产品，这一情况并沒有使农业经济摆脫前资本主义的压迫，迅速发展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经济的奴役实际上使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服从于财政资本的需要，加重了对农民的剝削。宗主国可能也会鼓勋一部分农民由生产粮食转变为生产棉花、甘蔗、橡胶等，但是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殖民地经济独立发展的利益，相反，倒加重了殖民地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依赖。各种各样的种植园都是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宗主国还根据本国工业的需要开采殖民地的矿藏。宗主国从殖民地榨取到的利润，多半不是用于生产，而是从殖民地汇出，或是在宗主国进行投资，或是在帝国主义新扩张的地区进行投资。此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设立的资本主义企业多半具有农业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且资本的有机构成很低。总之，“殖民地不得不牺牲本身独立发展的利益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附属物，牺牲殖民地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加强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永远保持其在殖民地的垄断地位……”。
共产国际对帝国主义新殖民政策及其后果总的评价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全部经济政策的目的“都在于竭力维持并加强殖民地的依附地位，加重剝削。尽量阻挠殖民地的独立发展。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才被迫促使殖民地大工业发展……因此，殖民地国家发展的一个特点，也非常清楚地表现在这样一种现象上：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是痉挛式的、受到人为压抑的，它要遇到重重困难，并被局限在某些工业部门內”。
关于印度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英共和印共的代表认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改变引起了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资产阶级开始从革命营垒中撤退，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纳拉扬认为，只要帝国主义阻碍印度的资本主义犮展，印度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随着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变化，印度资产阶级已成为一支反革命的力量。巴多利决议说明了这点。卢哈尼指出，“非殖民地化”过程引起了两个政治后果，“（a）资产阶级中相当大的部分非殖民地化，倒向反革命阵营。（b）民族革命斗爭的领导权转移给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农民”。在被压迫群众的压力下，基于共同阶级利益，寻求与帝国主义联盟的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斗爭的发展过程中注定要起反革命作用”。很明显，资产阶级的上层正在准备扮演这个角色”。
共产国际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对印度工业发展的阻碍，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印度资产阶级并沒有完全变成反革命的力量。库西宁报吿中指出，英印资产阶级之间只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达成持久的协议，即在印度的国內市场迅速扩大的情况下，印度资产阶级的剝削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剝削可以并行发展，它们之间的冲突在相当时期內可以往后推移。但是，事实说明，印度的国內市场不是在扩大，而是一直相当稳定并出现部分萎缩的现象，这样，印度国內市场对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同时发展就太小了。印度的国內市场主要由农民构成，农业问题不解决，国內市场的扩大就是不现实的，印度资产阶级和英政府的矛盾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共产国际还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和印度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有根本矛盾。印度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国家独立，这同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本质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帝国主义可能会暂时收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由他们充当商业经纪人、剝削者的帮凶和受奴役人民的监工。但是，帝国主义会为自己保留奴隶主的地位和最高垄断剝削者的地位。“独立的统治，资本主义独立自由发展的前途，对独立人民的领导权，——所有这一切，帝国主义任何时候都不会自愿让给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殖民地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矛盾在客观上具有根本的冲突”。
由于印度等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仍有矛盾，共产国际强调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六大报吿分析说，民族资产阶级虽一再向帝国主义投降，“但当群众阶级革命的危险还沒有成为直接的现实，还不尖说，还不具有威胁性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投降并不是死心塌地的”。共产国标指出印度资产阶级不同于中国资产阶级，印度资产阶级尽管有妥协动搖的本性，但它不像中国资资产阶级，目前还沒有充分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印度目前的情况还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即机会主义的、具有极大动搖性的、在帝国主义和革命派之间搖摆的运动”。
共产国际也强调了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的危害。一方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有冲突，这种冲突在一定条件下可能间接地成为大规模群众革命行动的原因，但是资产阶级本身并不希望自己的反抗行动造成这样的后果，它会用各种方法预先加以防止。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对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遏制作用，因为它领导和影响着劳动群众，并阻挡他们参加革命斗爭。
从以上六大的辯论情况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批判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是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第一，对印度等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发展状况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虽然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沒有达到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化阶段，同时这一定程度的工业发展也带有明显的殖民地特征，受到帝国主义的百般阻碍。第二，对印度等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和政治态度做了较为正确的评价，指出了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一定的革命作用给予了肯定。
但是，共产国际对罗易的批判也存在严重的缺陷。这首先表现在六大只是分析评论了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一部分內容，而不是它的全部內容。共产国际大量论述的是工业化问题和资产阶级作用问题，对罗易展示的殖民地国家的发展趋势沒做深入细致的探讨，只是笼统地予以否定，而这恰恰是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內容。共产国际的失误与下二个原因有密切关系。第一，罗易本人因病沒有出席六大，这就使辯论缺乏针对性。由于沒有最直接的辯论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辯论只是单方面的。第二，共产国际把英共和印共代表当作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代言人，但实际上他们与罗易的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主要表现在他们只主张印度已实现工业化的观点，并不赞成罗易系统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英国代表说：“从所有反对库西宁同志提纲的英国代表团成员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我们从沒有坚持或支持过荒谬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我们所主张和坚持的是：首先，从这个词的眞实含义上来说，非殖民地化包含着一场革命，即沒有革命就沒有非殖民地化。其次，帝国主义加速了革命客观条件的发展，这些条件有助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革命的成功。英国代表团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非殖民地化。英国代表罗斯坦于六大闭幕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于一些分歧使辯论变得复杂化，如殖民地正在进行工业化的观点是否一定包含有第二国际领导人宣称的“非殖民地化”理论等。第二国际提出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认为，帝国主义将被迫放松它的剝削，通过半自动的过程，以自治领地位的形式给予殖民地资产阶级以相对的自由。代表大会一致着重地谴责了这种危险和错误的理论，库西宁同志发言的基本路线得到一致支持”。他还指出，英国代表团和共产国际的分歧点是：“第一，共产国际提纲草案过于强调了殖民地的农业特征……第二，英国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在殖民地存在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论断，而在“提纲草案”中，资产阶级被认为是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搖摆”。由于共产国际把工业化理论当作“非殖民地化”理论来批判，致使它不能全面、系统地评价“非殖民地化”理论。
共产国际六大批判罗易的不当之处还表现在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六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草案和库西宁的报吿都曾不指名的把罗易称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罗易后来也回忆说：在六大上，“库西宁的报吿和提纲都把我看作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曼努伊里斯基则粗暴地谴责我是一个叛徒”，共产国际这种做法实际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革命阵营內犯错误的同志当做敌人来批判，这种做法导致了二个严重后果，一是压制了革命运动內部的不同意见，阻塞了正确意见的来源；二是由于给罗易带上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势必对他的理论全盘否定，不可能进行严肃、认眞的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辯论失去了探讨问题的眞正意义。
共产国际六大对罗易的批判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但就是通过上述简单的了解，也可看出，六大对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此判可以做为评价“非殖民地化”理论的重要依据，但不能做为全部依据，更不能将六大对罗易的评价做为永久的、一成不变的定论。
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提出后，1928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委员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就明确表示，共产国际不同意罗易的观点。纲领草案指出：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国家中，“其中有些国家工业还很不发达，另外一些国家工业已相当发达，但大部分都缺乏独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中世纪的封建关系或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还在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领域中占着优势，主要的工业、商业、银行、运输公司及大农场都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手里”。
1928年3月，《国际新闻通讯》发表了共产国际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的一篇文章，认为罗易及其支持者夸大了印度工业化的程度。英国近年来的政策是抑制印度工业化的趋势。英国只是出于战爭的权宜之计，才允许印度的工业有所发展，印度的资产阶级也是站在反对英国的立场上的，这个理论在共产国际印度委员会中提出讨论时（1928年3月—4月），遭到该委员会英国委员和印度委员的反对。这是六大辯论的先兆。
1928年8—9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六大。民族殖民地问题是六大的重要议题之一。围绕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大会展开了激烈的辯论。辯论的一方以英国代表团和印度代表团为首，辯论的另一方是以库西宁（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爭论的发端是印度代表，会议开始时，印度代表团不同意共产国际对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估计，对把印度作为宗主国的农业附庸提出异议。库西宁做报吿对主要爭端做了分析，批判了认为印度已经工业化的观点和非殖民地化理论，英国代表和印度代表不同意库西宁的报吿，由此导致了对“非殖民地化”理论的辯论。
辯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殖民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二）印度是否实现了工业化；（三）印度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及作用是否因帝国主义政策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应将印度资产阶级做为革命的对象还是做为革命的力量。
对第一个问题，英共及印共代表认为，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剝削形式发生了变化，改变殖民剝削政策的原因主要是英国国內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需要。英国代表阿尔诺特指出：帝国主义早期的殖民政策阻碍了工业的发展，最近时期财政资本的增长引起了资本对殖民地不可避免的滲透，其结果是加速了工业发展的进程。印度代表纳拉扬指出，印度相当程度的工业化是由三个原因引起的，（一）提供战爭物质的需要；（二）英国在印度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受到日本和美国的威胁；（三）印度的工业化为英国的机械和冶金业提供了市场。另一名印度代表卢哈尼说，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衰退过程和资本主义在印度的发展过程引起了第三个过程，即印度相对的“非殖民地化”过程，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历史上是一个“新的和令人吃惊的现象”。
共产国际认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沒有发生变化。库西宁在报吿中说：印度在近20年內工业发展速度确实很快，但不能将此看作帝国主义改变了殖民政策，英国在印度的让步只是由于战爭危险而引起的暂时现象。当时“军队哗变、旁遮普大规模农民爆乱……甘地运动等，所有这一切使英国政府要么丢掉印度殖民地，要么做一定的让步，以安抚印度资产阶级”。一旦这些客观因素不存在了，英帝国主义很快就会恢复原来的旧政策，印度的工业发展只是暂时的。事实上，1922年以后，英国对印度的资本输出逐年减少。战前几年中英国平均每年输出给印度的资本1300—1600万英磅，战后的1921—1923年为毎年2500—3000万英磅，以后又逐年下降。英国资本不再流向印度，而是流向南非、澳大利亚等国。此外，货币政策对印度的工业发展也不利，卢比的兌換率从1先令4便士提高到1先令6便士。从保护关税政策看，实行保护关税，实际上对英国有利。如低档棉织品的关税从11%上升到16%，并不意味着鼓励印度工业的发展，而是为了抵制日本商品输入的快速增长。当然，实行保护关税客观上有利于工业生产。但这些让步并不大，“沒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借助这样低的保护关税率从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的”。根据上述事实，库西宁说：如果有些共产党员同志也被近20年內工业发展的事实所迷惑，“断言英国正在推行旨在使印度工业发展的全新的政策，我要说他们走得太远了，在1921—1923年的繁荣时期这种现象可能存在，但英国的殖民政策实际上沒有发生变化”。
六大对第二个问题，即印度是否实现了工业化，进行了最激烈的爭论。
英共和印共代表认为，由于英政府改变了殖民政策，印度已经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前进，英国代表爱德华·罗斯坦说：“资产阶级出于刺激国內基础工业发展的目的输出资本，这使殖民地开始生产生产资料。因此资产阶级客观上实现了（殖民地的）工业化”。印度代表卢哈尼1928年初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国联已把印度做为世界前八个最大的工业国之一，印度仅次于日本是东方第二大工业国。卢哈尼还列举了印度工业发展的具体数字，“印度在1909—1913年间的煤每年平均消耗量是13，148，000吨，1926年达到2，022万吨……，生铁和钢产量1914年分别为235，000吨和67，000吨，1925—1926年为90万吨和54万吨，印度的棉纺织业占世界第五位……”。卢哈尼在六大上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印度在向工业化发展。印度代表拉兹说，印度的工业化虽然处在英国资本的控制下，但“认为印度根本不存在工业化……是错误的，如果印度沒有工业化，人们怎样解释印度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尤其是全印度所有工业中心发生的罢工？不管工业化出于何种动机，它一直在发展”。
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印度沒有实现工业化。库西宁在报吿中指出，近年来印度工业有很大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但不能就此认为印度已实现了工业化。就工业化槪念的含义来说，“工业化意味着一个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它意味着全面的、彻底的工业发展，首先是生产资料生产，即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仅有轻工业的发展不能将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也不能使殖民地独立于帝国主义的统治。正确理解工业化槪念的含义还包括将资本输出与工业化区别开来。库西宁指出，资本输出对殖民地的工业发展是有益的，但英政府输出资本的目的是榨取更高的利润，其投资方向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英国对印度的投资主要是非生产性投资。1921—1923年资本输出的总额为9400万英磅，其中政府公债占7000万英磅，最多只有10%的资本投入工业，其它的大部分用于政府贷款、购买股份等。还有的代表认为，财政资本的输入导致了殖民地的工业发展，但财政资本起了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作用，它破坏了旧的生产方式，但并未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共产国际还认为，之所以说印度沒有实现工业化，还因为印度的工业发展是畸型的。六大殖民地问题提纲指出：“帝国主义只是为了维持对殖民地的军事统治，保证源源不绝地榨取捐税和为了本国商业的需要，才在殖民地进行最低限度的建筑工程（修铁路、筑海港等）”。“只有那些生产过程十分简单的行业，或是能使原料的运输费用大大降低的行业，才是殖民地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殖民地眞正的工业化，特别是建立能够促进殖民地生产力独立发展的富有生命力的机器制造业，是得不到宗主国鼓励的，相反，要受到它的阻挠。
共产国际指出，印度工业发展畸型还表现在帝国主义力图使殖民地适应宗主国的经济需要，“这不仅破坏了殖民地土著居民传统的经济制度，同时也破坏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使得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遭到人为的阻碍”。殖民地的农业多半被迫生产出口的农产品，这一情况并沒有使农业经济摆脫前资本主义的压迫，迅速发展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经济的奴役实际上使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服从于财政资本的需要，加重了对农民的剝削。宗主国可能也会鼓勋一部分农民由生产粮食转变为生产棉花、甘蔗、橡胶等，但是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殖民地经济独立发展的利益，相反，倒加重了殖民地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依赖。各种各样的种植园都是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宗主国还根据本国工业的需要开采殖民地的矿藏。宗主国从殖民地榨取到的利润，多半不是用于生产，而是从殖民地汇出，或是在宗主国进行投资，或是在帝国主义新扩张的地区进行投资。此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设立的资本主义企业多半具有农业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且资本的有机构成很低。总之，“殖民地不得不牺牲本身独立发展的利益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附属物，牺牲殖民地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加强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永远保持其在殖民地的垄断地位……”。
共产国际对帝国主义新殖民政策及其后果总的评价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全部经济政策的目的“都在于竭力维持并加强殖民地的依附地位，加重剝削。尽量阻挠殖民地的独立发展。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才被迫促使殖民地大工业发展……因此，殖民地国家发展的一个特点，也非常清楚地表现在这样一种现象上：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是痉挛式的、受到人为压抑的，它要遇到重重困难，并被局限在某些工业部门內”。
关于印度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英共和印共的代表认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改变引起了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资产阶级开始从革命营垒中撤退，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纳拉扬认为，只要帝国主义阻碍印度的资本主义犮展，印度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随着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变化，印度资产阶级已成为一支反革命的力量。巴多利决议说明了这点。卢哈尼指出，“非殖民地化”过程引起了两个政治后果，“（a）资产阶级中相当大的部分非殖民地化，倒向反革命阵营。（b）民族革命斗爭的领导权转移给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农民”。在被压迫群众的压力下，基于共同阶级利益，寻求与帝国主义联盟的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斗爭的发展过程中注定要起反革命作用”。很明显，资产阶级的上层正在准备扮演这个角色”。
共产国际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对印度工业发展的阻碍，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印度资产阶级并沒有完全变成反革命的力量。库西宁报吿中指出，英印资产阶级之间只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达成持久的协议，即在印度的国內市场迅速扩大的情况下，印度资产阶级的剝削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剝削可以并行发展，它们之间的冲突在相当时期內可以往后推移。但是，事实说明，印度的国內市场不是在扩大，而是一直相当稳定并出现部分萎缩的现象，这样，印度国內市场对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同时发展就太小了。印度的国內市场主要由农民构成，农业问题不解决，国內市场的扩大就是不现实的，印度资产阶级和英政府的矛盾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共产国际还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和印度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有根本矛盾。印度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国家独立，这同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本质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帝国主义可能会暂时收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由他们充当商业经纪人、剝削者的帮凶和受奴役人民的监工。但是，帝国主义会为自己保留奴隶主的地位和最高垄断剝削者的地位。“独立的统治，资本主义独立自由发展的前途，对独立人民的领导权，——所有这一切，帝国主义任何时候都不会自愿让给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殖民地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矛盾在客观上具有根本的冲突”。
由于印度等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仍有矛盾，共产国际强调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六大报吿分析说，民族资产阶级虽一再向帝国主义投降，“但当群众阶级革命的危险还沒有成为直接的现实，还不尖说，还不具有威胁性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投降并不是死心塌地的”。共产国标指出印度资产阶级不同于中国资产阶级，印度资产阶级尽管有妥协动搖的本性，但它不像中国资资产阶级，目前还沒有充分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印度目前的情况还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即机会主义的、具有极大动搖性的、在帝国主义和革命派之间搖摆的运动”。
共产国际也强调了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的危害。一方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有冲突，这种冲突在一定条件下可能间接地成为大规模群众革命行动的原因，但是资产阶级本身并不希望自己的反抗行动造成这样的后果，它会用各种方法预先加以防止。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对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遏制作用，因为它领导和影响着劳动群众，并阻挡他们参加革命斗爭。
从以上六大的辯论情况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批判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是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第一，对印度等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发展状况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虽然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沒有达到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化阶段，同时这一定程度的工业发展也带有明显的殖民地特征，受到帝国主义的百般阻碍。第二，对印度等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和政治态度做了较为正确的评价，指出了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一定的革命作用给予了肯定。
但是，共产国际对罗易的批判也存在严重的缺陷。这首先表现在六大只是分析评论了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一部分內容，而不是它的全部內容。共产国际大量论述的是工业化问题和资产阶级作用问题，对罗易展示的殖民地国家的发展趋势沒做深入细致的探讨，只是笼统地予以否定，而这恰恰是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內容。共产国际的失误与下二个原因有密切关系。第一，罗易本人因病沒有出席六大，这就使辯论缺乏针对性。由于沒有最直接的辯论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辯论只是单方面的。第二，共产国际把英共和印共代表当作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代言人，但实际上他们与罗易的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主要表现在他们只主张印度已实现工业化的观点，并不赞成罗易系统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英国代表说：“从所有反对库西宁同志提纲的英国代表团成员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我们从沒有坚持或支持过荒谬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殖民地化理论。我们所主张和坚持的是：首先，从这个词的眞实含义上来说，非殖民地化包含着一场革命，即沒有革命就沒有非殖民地化。其次，帝国主义加速了革命客观条件的发展，这些条件有助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革命的成功。英国代表团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非殖民地化。英国代表罗斯坦于六大闭幕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于一些分歧使辯论变得复杂化，如殖民地正在进行工业化的观点是否一定包含有第二国际领导人宣称的“非殖民地化”理论等。第二国际提出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认为，帝国主义将被迫放松它的剝削，通过半自动的过程，以自治领地位的形式给予殖民地资产阶级以相对的自由。代表大会一致着重地谴责了这种危险和错误的理论，库西宁同志发言的基本路线得到一致支持”。他还指出，英国代表团和共产国际的分歧点是：“第一，共产国际提纲草案过于强调了殖民地的农业特征……第二，英国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在殖民地存在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论断，而在“提纲草案”中，资产阶级被认为是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搖摆”。由于共产国际把工业化理论当作“非殖民地化”理论来批判，致使它不能全面、系统地评价“非殖民地化”理论。
共产国际六大批判罗易的不当之处还表现在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六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草案和库西宁的报吿都曾不指名的把罗易称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罗易后来也回忆说：在六大上，“库西宁的报吿和提纲都把我看作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曼努伊里斯基则粗暴地谴责我是一个叛徒”，共产国际这种做法实际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革命阵营內犯错误的同志当做敌人来批判，这种做法导致了二个严重后果，一是压制了革命运动內部的不同意见，阻塞了正确意见的来源；二是由于给罗易带上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势必对他的理论全盘否定，不可能进行严肃、认眞的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辯论失去了探讨问题的眞正意义。
共产国际六大对罗易的批判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但就是通过上述简单的了解，也可看出，六大对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此判可以做为评价“非殖民地化”理论的重要依据，但不能做为全部依据，更不能将六大对罗易的评价做为永久的、一成不变的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