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形成与主要内容
20年代初期，罗易的思想中就已包含有“非殖民地化”理论的萌芽。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罗易受列宁委托起草了《民族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其后罗易又写了《过渡中的印度》等著作。罗易在这些著作中认为在“当代印度占优势的社会因素并不是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原因是英帝国主义改变了阻碍印度工业发展的政策。关于印度的阶级状况，罗易认为，印度资产阶级已失去了革命作用，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上的让步使民族资产阶级更愿意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资产阶级领导人有朝一日必定会出卖民族主义运动而成为反革命的力量。印度的工人阶级正在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它才能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最终胜利。基于上述分析，罗易认为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不应与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建立直接联系，而应与殖民地的工人和农民组织保持联系。
“非殖民地化”理论于1927年10月正式提出。据罗易追忆，在共产国际一次委员会的会议上，一位印度同志（S·泰戈尔）就印度形势做了一个报吿，报吿强调了印度工业的迅速发展。布哈林在总结关于印度代表报吿的辯论时建议，为研究这一问题而成立的委员会应就这种“非殖民地化”进程提出报吿。刚从中国返回的罗易承担了这项任务，并草拟了《关于印度问题的决议草案》，在这份文件中罗易阐述了“非殖民地化”理论。1929年，罗易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吿中（《共产国际六大中的殖民地问题》）又进一步阐述了“非殖民地化”理论。
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从产生萌芽到正式提出，其间经历了短暂而迅速的发展过程，这一方面是罗易在理论上深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印度20年代的政治经济形势对“非殖民地化”理论的形成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20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印度工业发展的政策，如1922年殖民当局颁布了对冶金工业的保护关税，1927年颁布了对棉纺织业的保护关税；1921—1923年期间，英国向印度的资本输出迅速增加。在此期间，印度的工业有所发展。1921年，印度的工厂企业数从1914年的2，874家增加到3，965家。1923—1927年期间，工厂数目又从5，144家增加到7，515家，在业工人人数从1，361，000人增加到1，533，000人。在此期间股份公司也由5，211家增加到5，831家。煤的开采量由1923年的1，970万吨增加到1927年的2，200万吨。铁矿产量由821，000吨增加到1，847，000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资产阶级也多次发动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的斗爭，但每次都因资产阶级自己的动搖导致了运动的失败。如1922年联合省发生了打死22名警察的乔里乔拉事件，国大党立即发表了巴多利决议，宣布无限期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国大党的动搖暴露了资产阶级惧怕群众运动的特性。如果说20年代初罗易对这些情况只是初步的认识，那么这时罗易对印度工业发展的状况和资产阶级不革命作用的一面则有了较为深刻的感受，尤其是罗易于1927年去中国指导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敎训感触甚深。在这些体验的基础上，罗易将其早期的思想加以系统和深化，从而形成了“非殖民地化”理论。
与罗易20年代初期的思想比较起来，“非殖民地化”理论更为深刻地论述了英帝国主义对印度殖民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论述了印度当时的政治、经济特点及社会性质，分析了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对印度资产阶级的特性及阶级关系产生的影响。槪括起来，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采取了新的殖民剝削方式，这种做法使印度的工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罗易认为，在一次大战期间和战爭以后，英政府对印度采取了新的殖民政策，即从阻障印度的工业发展转变为促进印度的工业发展，这使印度的工业迅速发展。罗易详细分析了英政府改变殖民政策的原因。首先，战爭的紧迫需要加速了使印度工业化的计划，“在东线的军队（美索不达米亚、加里波利、东非等）只能从印度提供给养、武器、军火、军队装备等都要在印度制造”，这就使印度国內很多年来一直受到英国人竞爭的冶金和制造业突然得到了发展。其次，由于战爭，英国国內卫业军事化，战时运输也不方便，英国不能向印度市场提供足够的工业制品，“日本利用这个时机严重威胁了英国对印度市场的垄断。只有发展印度的工业生产，才能阻止日本进入印度市场”。再次，英国自1600年入侵印度以来，长期的经济掠夺使印度人民非常贫困，群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而现在英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国內的经济危机，需要一个更大、更稳固的市场。“印度如果处在落后和不稳定的状态中，就不能充当英国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市场”。只有让印度国內工业发展，它才能起到消化英国过剩工业品的作用。最后，由于英国国內的经济危机，它沒有能力输出充分的资本发展印度的工业，需要动员印度国內的资本，在英国殖民当局的财政控制下使用这笔资本，一方面能补偿英国资本的衰退，另一方面也能促进印度的工业化。
罗易认为，这些客观因素迫使英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使印度工业发展的政策。“战爭开始时，英国已经感到印度经济的落后是英帝国链条中薄弱的一环，较有远见的帝国主义者意识到了改变政策的必要性，建议采取新的剝削方法以适应新的形势”。1916年成立了印度工业委员会，这为进一步发展印度工业提供了可能性。经过两年的调查硏究之后，委员会建议政府必须在印度的工业发展中起更积极的作用。在财政政策上，英政府也做了重大改变，差别保护政策代替了自由贸易政策；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农民的税收能力；皇家农业委员会也在努力寻求改善农业的方式和手段在英政府新殖民政策的鼓励下，印度在朝着工业化方向前进。
第二，帝国主义使印度工业化的政策将导致印度的“非殖民地化”进程。
罗易认为：“资本主义的战后危机迫使英帝国主义废除旧的、过时的殖民剝削方式，采取新的方式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处在一个“非殖民地化”过程中”。“非殖民地化”的具体含义是：“印度将被允许从‘附属国’地位上升到‘自治领’地位，印度资产阶级也将不再被作为一个潜在的对手，而是成为在帝国主义领导下发展经济的合作者，印度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的殖民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英联邦自由国家’的一个成员”。这样，不可避免的渐进的‘非殖民地化’孕育着英帝国解体的胚胎。事实上，为了帝国的巩固采取的新政策……表明英帝国的基础正在动搖”。
罗易指出，“非殖民地化”是一个发展趋势，而不是现实。“印度从附属国地位向自治领地位过渡是一个事实，这个过渡需要多长时间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罗易指出，如果澳大利亚、南非这样的自治政府殖民地不算是眞正的殖民地的话，那么印度则正处在接近自治政府殖民地的地位，即正处在“非殖民地化”过程中。
罗易还认为，他提出“非殖民地化”理论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非殖民地化”理论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英帝国主义之所以采取工业化的政策，并不是它主观上无视这个政策对自己的威胁，而是由资本主义的內部矛盾决定的。他说：“由于宗主国资本主义的衰退，帝国主义被迫寻找能更好地剝削印度的新方式和方法，并因此创造了一个削弱其统治基础的形势”。罗易认为，对帝国主义的统治起作用的是主客观两种力量。从主观上说，帝国主义不希望丢掉其在印度的任何一点权力，但主观力量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客观力量要对它起反作用。统治阶级的衰退，现存生产制度的衰落及国家权力的腐败是一场成功的革命的先决条件，而这些客观条件又恰恰是帝国主义政策造成的后果因此，尽管帝国主义新政策的主观目的是要加强、巩固自己在殖民地的地位，但新政策的客观后果却使这个目的遭到失败。
罗易还指出：“非殖民地化”只是对资产阶级才是有意义的，它不是指帝国主义自愿给印度广大劳动人民以自由和权力。殖民主义者绝不会让印度的工人和农民非殖民地化，印度资产阶级也不会领导人民爭取民族自由。罗易说：“新政策的非殖民地化影响只限对资产阶级，甚至在“非殖民地化”达到授予自治领地位的顶点后，印度群众仍处在殖民奴役状态中。但是由于对印度资产阶级做出了经济上的让步，印度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这个理论几乎不包括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准许下得到自由的最小可能性，相反，它清楚地断言，资产阶级的状况得到一定改善是计划加强对整个民族的剝削的结果”。
第三，由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变化，印度资产阶级已失去了革命作用。
罗易认为，从印度资产阶级的历史来看，它就具有不革命的特征，因为它“一方面与反动的封建经济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的贸易和财政有密切联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內反动势力的革命斗爭势必会损害自己的阶级利益”。因此，印度资产阶级的本性中有不革命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国主义采取了阻碍印度工业发展的政策，引起了印度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个时候的印度资产阶级还具有一定的革命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政策的新变化引起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相应变化”。帝国主义采取的“一系列促进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引起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政治要求的不断衰退，与帝国主义向民族资产阶级的让步相对应，资产阶级的各阶层一个接一个地与帝国主义合作”，“废除……自由贸易政策、实行保护关稅的做法奠定了帝国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不是其与帝国主义斗爭的结果，而是做为帝国主义的小伙伴在帝国主义的保护之下发展起来的。印度渐进的“非殖民地化”进程是帝国主义勉强和被迫赠送的礼物，因此，“非殖民地化”过程伴随着印度资产阶级的“不革命化”过程。
印度的工业发展还使无产阶级的力量壮大，群众革命运动也随之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不会充当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相反，“一旦运动具有群众性，资产阶级就会转而反对它，并与帝国主义联合与之战斗”。共同的利益及对革命的同样恐惧，使他们在阶级斗爭中站在同一战线上。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让步使资产阶级的妥协叛卖性暴露出来，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更加剧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叛卖性。
罗易还认为，殖民当局“把一部分权力交给殖民地资产阶级不会削弱帝国主义，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使用这个权力更进一步地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而是用它来镇压革命。罗易断言：“不论从印度国內形势来看，还是从当前世界形势来看，印度资产阶级都是站在反革命一边，它不能够也沒有领导或参加爭取民族自由的斗爭”。
罗易在“非殖民地化”理论的基础上，为印度共产党制定了爭取民族独立斗爭的战略和策略，进一步了解罗易这些思想，有助于深入认识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
罗易认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人民群众，与英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共同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印度的阶级矛盾尖锐起来，“面对这种情况，基于资本主义对抗的民族斗爭失去了其重要性”，印度革命的动力是阶级斗爭，反帝斗爭将发展并做为反资本主义的斗爭取得胜利。
罗易承认印度民族革命的直接任务仍然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并建立一个民族民主国家来代替它。但由于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是被压迫和被剝削阶级，这场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国家就不能是虛假的资产阶级民主，印度民族革命的任务不是实现做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核心的议会民主”。“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民主本身是一个目的，资产阶级把民主国家变成其专政的工具。对无产阶级来说，民主是达到其目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无产阶级通过在民族革命斗爭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将会把斗爭推向比资产阶级议会制更高一级的民主自由”。为达到这个目的，“革命要经过连续的发展阶段”。罗易1922年就说过，殖民地国家实现民族独立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独立”，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推翻外来的统治，以印度资产阶级的统治取而代之。第二阶段是“经济解放”，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群众斗爭大规模展开，迫使资产阶级接受群众的要求。第三阶段是社会解放，这阶段的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由于印度民族革命的任务是解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罗易认为能领导人民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虽是民族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它们一方面“不可能摆脫资本主义方向，另一方面不可能摆脫反动的半封建社会意识。他们仍会和革命共同走过一段长路，但是最终会象中国资产阶级一样背叛革命。印度的农民占全部人口的75%，他们的积极支持是反帝斗爭的决定因素，但是农民阶级“本身落后到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地步，他们或者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的斗爭中跟随资产阶级，或者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军。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革命的阶级，印度的民族解放斗爭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槪括起来，罗易是“非殖民地化”理论包括不可分割的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內容。其经济含义就是，英帝国主义由于其国內的经济危机、战爭的需要及群众革命觉醒的压力，对印度实行了新的工业化政策，这个政策导致了印度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印度产生了渐进的“非殖民地化”过程。其政治內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让步会使印度从“附属国”地位上升到“自治领”地位，非殖民地化过程会导致英帝国的解体；其二，印度的经济发展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印度资产阶级从英帝国主义的让步中得到了好处，他们愿意在帝国主义创造的“和平”、“秩序”下得到发展，和平地取得对国家的统治权。印度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革命作用。
更进一步说，罗是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触及了以下几个问题：帝国主义宗主国能否让殖民地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到底起什么作用？民族殖民地国家的发展趋向是什么？
“非殖民地化”理论于1927年10月正式提出。据罗易追忆，在共产国际一次委员会的会议上，一位印度同志（S·泰戈尔）就印度形势做了一个报吿，报吿强调了印度工业的迅速发展。布哈林在总结关于印度代表报吿的辯论时建议，为研究这一问题而成立的委员会应就这种“非殖民地化”进程提出报吿。刚从中国返回的罗易承担了这项任务，并草拟了《关于印度问题的决议草案》，在这份文件中罗易阐述了“非殖民地化”理论。1929年，罗易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吿中（《共产国际六大中的殖民地问题》）又进一步阐述了“非殖民地化”理论。
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从产生萌芽到正式提出，其间经历了短暂而迅速的发展过程，这一方面是罗易在理论上深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印度20年代的政治经济形势对“非殖民地化”理论的形成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20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印度工业发展的政策，如1922年殖民当局颁布了对冶金工业的保护关税，1927年颁布了对棉纺织业的保护关税；1921—1923年期间，英国向印度的资本输出迅速增加。在此期间，印度的工业有所发展。1921年，印度的工厂企业数从1914年的2，874家增加到3，965家。1923—1927年期间，工厂数目又从5，144家增加到7，515家，在业工人人数从1，361，000人增加到1，533，000人。在此期间股份公司也由5，211家增加到5，831家。煤的开采量由1923年的1，970万吨增加到1927年的2，200万吨。铁矿产量由821，000吨增加到1，847，000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资产阶级也多次发动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的斗爭，但每次都因资产阶级自己的动搖导致了运动的失败。如1922年联合省发生了打死22名警察的乔里乔拉事件，国大党立即发表了巴多利决议，宣布无限期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国大党的动搖暴露了资产阶级惧怕群众运动的特性。如果说20年代初罗易对这些情况只是初步的认识，那么这时罗易对印度工业发展的状况和资产阶级不革命作用的一面则有了较为深刻的感受，尤其是罗易于1927年去中国指导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敎训感触甚深。在这些体验的基础上，罗易将其早期的思想加以系统和深化，从而形成了“非殖民地化”理论。
与罗易20年代初期的思想比较起来，“非殖民地化”理论更为深刻地论述了英帝国主义对印度殖民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论述了印度当时的政治、经济特点及社会性质，分析了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对印度资产阶级的特性及阶级关系产生的影响。槪括起来，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采取了新的殖民剝削方式，这种做法使印度的工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罗易认为，在一次大战期间和战爭以后，英政府对印度采取了新的殖民政策，即从阻障印度的工业发展转变为促进印度的工业发展，这使印度的工业迅速发展。罗易详细分析了英政府改变殖民政策的原因。首先，战爭的紧迫需要加速了使印度工业化的计划，“在东线的军队（美索不达米亚、加里波利、东非等）只能从印度提供给养、武器、军火、军队装备等都要在印度制造”，这就使印度国內很多年来一直受到英国人竞爭的冶金和制造业突然得到了发展。其次，由于战爭，英国国內卫业军事化，战时运输也不方便，英国不能向印度市场提供足够的工业制品，“日本利用这个时机严重威胁了英国对印度市场的垄断。只有发展印度的工业生产，才能阻止日本进入印度市场”。再次，英国自1600年入侵印度以来，长期的经济掠夺使印度人民非常贫困，群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而现在英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国內的经济危机，需要一个更大、更稳固的市场。“印度如果处在落后和不稳定的状态中，就不能充当英国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市场”。只有让印度国內工业发展，它才能起到消化英国过剩工业品的作用。最后，由于英国国內的经济危机，它沒有能力输出充分的资本发展印度的工业，需要动员印度国內的资本，在英国殖民当局的财政控制下使用这笔资本，一方面能补偿英国资本的衰退，另一方面也能促进印度的工业化。
罗易认为，这些客观因素迫使英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使印度工业发展的政策。“战爭开始时，英国已经感到印度经济的落后是英帝国链条中薄弱的一环，较有远见的帝国主义者意识到了改变政策的必要性，建议采取新的剝削方法以适应新的形势”。1916年成立了印度工业委员会，这为进一步发展印度工业提供了可能性。经过两年的调查硏究之后，委员会建议政府必须在印度的工业发展中起更积极的作用。在财政政策上，英政府也做了重大改变，差别保护政策代替了自由贸易政策；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农民的税收能力；皇家农业委员会也在努力寻求改善农业的方式和手段在英政府新殖民政策的鼓励下，印度在朝着工业化方向前进。
第二，帝国主义使印度工业化的政策将导致印度的“非殖民地化”进程。
罗易认为：“资本主义的战后危机迫使英帝国主义废除旧的、过时的殖民剝削方式，采取新的方式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处在一个“非殖民地化”过程中”。“非殖民地化”的具体含义是：“印度将被允许从‘附属国’地位上升到‘自治领’地位，印度资产阶级也将不再被作为一个潜在的对手，而是成为在帝国主义领导下发展经济的合作者，印度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的殖民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英联邦自由国家’的一个成员”。这样，不可避免的渐进的‘非殖民地化’孕育着英帝国解体的胚胎。事实上，为了帝国的巩固采取的新政策……表明英帝国的基础正在动搖”。
罗易指出，“非殖民地化”是一个发展趋势，而不是现实。“印度从附属国地位向自治领地位过渡是一个事实，这个过渡需要多长时间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罗易指出，如果澳大利亚、南非这样的自治政府殖民地不算是眞正的殖民地的话，那么印度则正处在接近自治政府殖民地的地位，即正处在“非殖民地化”过程中。
罗易还认为，他提出“非殖民地化”理论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非殖民地化”理论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英帝国主义之所以采取工业化的政策，并不是它主观上无视这个政策对自己的威胁，而是由资本主义的內部矛盾决定的。他说：“由于宗主国资本主义的衰退，帝国主义被迫寻找能更好地剝削印度的新方式和方法，并因此创造了一个削弱其统治基础的形势”。罗易认为，对帝国主义的统治起作用的是主客观两种力量。从主观上说，帝国主义不希望丢掉其在印度的任何一点权力，但主观力量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客观力量要对它起反作用。统治阶级的衰退，现存生产制度的衰落及国家权力的腐败是一场成功的革命的先决条件，而这些客观条件又恰恰是帝国主义政策造成的后果因此，尽管帝国主义新政策的主观目的是要加强、巩固自己在殖民地的地位，但新政策的客观后果却使这个目的遭到失败。
罗易还指出：“非殖民地化”只是对资产阶级才是有意义的，它不是指帝国主义自愿给印度广大劳动人民以自由和权力。殖民主义者绝不会让印度的工人和农民非殖民地化，印度资产阶级也不会领导人民爭取民族自由。罗易说：“新政策的非殖民地化影响只限对资产阶级，甚至在“非殖民地化”达到授予自治领地位的顶点后，印度群众仍处在殖民奴役状态中。但是由于对印度资产阶级做出了经济上的让步，印度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这个理论几乎不包括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准许下得到自由的最小可能性，相反，它清楚地断言，资产阶级的状况得到一定改善是计划加强对整个民族的剝削的结果”。
第三，由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变化，印度资产阶级已失去了革命作用。
罗易认为，从印度资产阶级的历史来看，它就具有不革命的特征，因为它“一方面与反动的封建经济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的贸易和财政有密切联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內反动势力的革命斗爭势必会损害自己的阶级利益”。因此，印度资产阶级的本性中有不革命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国主义采取了阻碍印度工业发展的政策，引起了印度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个时候的印度资产阶级还具有一定的革命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政策的新变化引起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相应变化”。帝国主义采取的“一系列促进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引起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政治要求的不断衰退，与帝国主义向民族资产阶级的让步相对应，资产阶级的各阶层一个接一个地与帝国主义合作”，“废除……自由贸易政策、实行保护关稅的做法奠定了帝国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不是其与帝国主义斗爭的结果，而是做为帝国主义的小伙伴在帝国主义的保护之下发展起来的。印度渐进的“非殖民地化”进程是帝国主义勉强和被迫赠送的礼物，因此，“非殖民地化”过程伴随着印度资产阶级的“不革命化”过程。
印度的工业发展还使无产阶级的力量壮大，群众革命运动也随之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不会充当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相反，“一旦运动具有群众性，资产阶级就会转而反对它，并与帝国主义联合与之战斗”。共同的利益及对革命的同样恐惧，使他们在阶级斗爭中站在同一战线上。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让步使资产阶级的妥协叛卖性暴露出来，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更加剧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叛卖性。
罗易还认为，殖民当局“把一部分权力交给殖民地资产阶级不会削弱帝国主义，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使用这个权力更进一步地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而是用它来镇压革命。罗易断言：“不论从印度国內形势来看，还是从当前世界形势来看，印度资产阶级都是站在反革命一边，它不能够也沒有领导或参加爭取民族自由的斗爭”。
罗易在“非殖民地化”理论的基础上，为印度共产党制定了爭取民族独立斗爭的战略和策略，进一步了解罗易这些思想，有助于深入认识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
罗易认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人民群众，与英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共同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印度的阶级矛盾尖锐起来，“面对这种情况，基于资本主义对抗的民族斗爭失去了其重要性”，印度革命的动力是阶级斗爭，反帝斗爭将发展并做为反资本主义的斗爭取得胜利。
罗易承认印度民族革命的直接任务仍然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并建立一个民族民主国家来代替它。但由于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是被压迫和被剝削阶级，这场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国家就不能是虛假的资产阶级民主，印度民族革命的任务不是实现做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核心的议会民主”。“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民主本身是一个目的，资产阶级把民主国家变成其专政的工具。对无产阶级来说，民主是达到其目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无产阶级通过在民族革命斗爭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将会把斗爭推向比资产阶级议会制更高一级的民主自由”。为达到这个目的，“革命要经过连续的发展阶段”。罗易1922年就说过，殖民地国家实现民族独立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独立”，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推翻外来的统治，以印度资产阶级的统治取而代之。第二阶段是“经济解放”，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群众斗爭大规模展开，迫使资产阶级接受群众的要求。第三阶段是社会解放，这阶段的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由于印度民族革命的任务是解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罗易认为能领导人民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虽是民族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它们一方面“不可能摆脫资本主义方向，另一方面不可能摆脫反动的半封建社会意识。他们仍会和革命共同走过一段长路，但是最终会象中国资产阶级一样背叛革命。印度的农民占全部人口的75%，他们的积极支持是反帝斗爭的决定因素，但是农民阶级“本身落后到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地步，他们或者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的斗爭中跟随资产阶级，或者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军。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革命的阶级，印度的民族解放斗爭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槪括起来，罗易是“非殖民地化”理论包括不可分割的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內容。其经济含义就是，英帝国主义由于其国內的经济危机、战爭的需要及群众革命觉醒的压力，对印度实行了新的工业化政策，这个政策导致了印度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印度产生了渐进的“非殖民地化”过程。其政治內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让步会使印度从“附属国”地位上升到“自治领”地位，非殖民地化过程会导致英帝国的解体；其二，印度的经济发展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印度资产阶级从英帝国主义的让步中得到了好处，他们愿意在帝国主义创造的“和平”、“秩序”下得到发展，和平地取得对国家的统治权。印度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革命作用。
更进一步说，罗是的“非殖民地化”理论触及了以下几个问题：帝国主义宗主国能否让殖民地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到底起什么作用？民族殖民地国家的发展趋向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