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度工农党的发展与作用（1925——1929）
（一）印度工农党的建立
如前所述，罗易和印度国內的共产党人在1922—1923年间曾几次尝试建立工农党，然而，均是草拟宣言和纲领，并未付诸实践，但是，这必竟有了良好的开端。不幸的是，英印政府于1923—1924年先后制造了白沙瓦和康普尔两次所谓“谋叛案”，逮捕了大部分共产党人，从而使印度共运处于瘫瘓和瓦解状态，工农党的建设活动也因此而中断。
自1925年以来，工农党的组织活动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最早出现在孟加拉。1925年11月1日，伊斯拉姆等人在加尔各答组成了“印度国民大会劳工自治党”。（又译“国民大会工人独立党”，简称“工人独立党”），参加创建的还有希曼塔·古马尔、萨卡尔和萨姆斯丁·侯赛尔。机关刊物是《耕犁》（又译《犁》）。该党要“组织工人和农民，以谋求印度的独立，要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在议会中进行斗爭。党员可以自由参加自治党。”
1926年2月6日，全孟加拉佃农会议在克里希纳加尔举行。会议决定建立孟加拉农工党，并同工人独立党合并。“该党的领导集团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自治党的原则成为这个新党的纲领基础。”据艾哈迈德自己回忆说：在1926年2月的会上，有人提议党的名字应该是“孟加拉工农党”，但因为会议上农民代表占多数，“工人”这个字沒有放在党的开头，只是在1927年2月的会上，才“自然地”改为“工农党”。印度共产党人穆札法尔·艾哈迈德于1926 1月到达加尔各答，很快就投入到了该党的活动，同年8月任该党机关报的編辑。他回忆说：“《耕犁》这一刊物的管理及编辑工作逐渐移交给了我。当时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人手极少。我们把这一杂志改名为《群言》，因为《耕犁》仅仅是农民的标志。然而，这一杂志事实上是劳动人民的喉舌。虽然印度共产党不是非法的，但公开地在它的名义下进行工作是困难的。通常我们在共产党內部决定的事情实际上以工农党政纲的名义来付诸实施。这个党的宣言都是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拟定的。在孟加拉，工农党中多半是非共产党人，但是我们的工作并沒有因此而受到损害。”
这时，英国共国共产党也积极从事这项工作。1926年12月30日英共党员菲利普·斯普拉特到达孟买，他的使命是同穆札法尔·艾哈迈德、S。V。卡特等印度共产党人联系，指导他们组织一个能合法掩护共产党活动的工农党。1927年2月8日在孟买召开了一个会议，孟买工农党在会上正式成立。
孟买工农党是在1925年孟买已存在的国大党一个工人小组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机关刊物是《革命》周刊。党的总书记是S。S。密拉季卡。
1927年5月31日共产党人在孟买举行会议。大部分重要的印度共产党人都参加了这个会。其中包括5月24日获释的S。A。丹吉。会上S。V。卡特继任总书记，艾哈迈德、K。S。伊因加尔和S。A。丹吉被选入主席团。会上第一次讨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1928年9月28日旁遮普工农党成立。这是由旁遮普原先存在的阿姆利则工农小组和拉合尔工农小组合并而成的，机关刊物是《工人》。艾哈迈德回忆说他在1927年全印工会上认识了索汉·辛格·左施：“我们同索汉·辛格进行过一次讨论，其结果是1927年在旁遮普建立了工农党。”1928年9月，菲力普·斯普拉特和艾哈迈德应邀去米拉特参加一个政治会议。辛格·左施和P。C。约希参加了会议。在米拉特会议上，建立了北方邦的工农党。P。C。约希担任党的书记。
全印工农党大会于1928年12月21日～24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索汉·辛格·左施为会议主席。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和《工农党的原则和政策》。决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工农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在群众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工农党必须：（1）支持运动的发展，并将它进行到底；（2）澄清各种混乱的思想。”
（3）改善运动的组织，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扩大和加强党的力量。
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工农党必须同一切有助于增强运动的力量和组织建立统一战线，不管这些组织是工人的、农民的、还是小资产阶级的。但是，必须比以前更坚定地坚持工农党的独立性，把它作为实行正确政策、团结和领导国內所有革命力量的唯一组织。工农党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只作为其他组织中的一部分或一个派别，它应当成为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的唯一代表。《工农党的原则和政策》明确了该党的宗旨和总的战略方针：
“工农党作为群众运动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是在印度的绝大多数居民处于经济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奴役的条件下产生的。它的宗旨就是要实现政治独立，消灭经济剝削和政治压迫。它的战略是由国內的一切剝削阶级正在或者已经结成同盟这个事实所决定的。它的战略就是要动员国內的所有被剝削阶级进行反对剝削阶级的共同斗爭。”1929年3月17日—19日印度共产党再次在孟买开会。会议决定改组印共，使之成为“全印共产主义工作的基础。”同时会议决定保留工农党。
不过，就在这个会的第二天，即1929年3月20日，英国政府逮捕了31名工农党员、共产党员、工会领导人等，开始了著名的“米拉特审判案。”
由于重要领导人的被捕，共产党在组织上一时受到重大损失，工农党也受到重大损失。工农党的工作以及其它方面的工作几乎都陷于停顿。此后，印度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和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爭，因而沒有再提及印度工农党的问题。在这个时期，虽然工农党召开过代表会议，但是除了旁遮普工农党以外，其他地区的工农党已不再发挥任何作用。1932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印度共产党建立“工人党”，从而取代了工农党。
（二）印度工农党与国大党的关系
印度工农党自始至终与印度国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工农党和许多活动是在国大党內部进行的。工农党在一开始就是以国大党的左冀力量出现。它利用了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国大党本身积极投入民族解放运动。
艾哈迈德说：“1926年2月，在克里希纳加尔由工人独立党发起举行了一个农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工人独立党改名为孟加拉农工党。这意味着该党不再属于印度国民大会党。”其实，艾哈迈德是有点夸大了。从工农党的几个纲领来看，它在思想上还保留着大量的旧迹，而在组织行动上它仍旧出席了国大党的一些会议，并且在这些会议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党人的方针基本也是在利用国大党的影响，他们想由工农党去支配、影响国大党。
下面列举一些材料说明以上的观点：
首先，孟加拉工人独立党的全称就是“印度国民大会工人独立党”。它在成立时发表的宣言里说，由于爭取自治的其他所有方法已经无能为力，本党爭取自治和挽救国家的方法是组织占全国人口80%的工农，使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为自由的利益，从有产阶级手中爭得自由。
第一个工农党——孟加拉工农党在1927年2月第二次代表
会议通过了党纲。党纲的基本精神与国大党还是一致的，它虽然沒有明确地确定自己对国大党的态度，但它批评了国大党忽视劳动者的利益，并指出工农党将要敦促国大党注意工人阶级、农民和中产阶级下层的要求。党纲还说：“为了达到目的，党准备和其他党派合作。”
第二个工农党——孟买工农党在1927年5月举行的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长篇决议，这个决议的发表，表示了这个党活动的开始，这个决议在国大党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决议的主要內容是：
1.国大党及其现在的上层领导人都代表印度有产阶级利益。印度居民基本群众对国大党的活动已经失去了好感。
2.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必须使国大党摆脫“阶级利益的束缚”，并提出爭取民族解放的任务。这个目的的实现，乃是使群众完全摆脫剝削和压迫道路上的第一步。
3.国大党的目标应当是爭取完全的民族独立，并建立以普遍选举权为基础的自治。
4.国大党应当承认公民不服从运动和直接行动是印度人民彻底结束他们的从属地位的唯一重要工具。
5.只有在群众普遍觉醒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地采取直接行动，如公民不服从运动。
6.为了尽早地唤醒群众，国大党应当立即通过旨在改善劳动者状况的活动纲领。
可见，孟买工农党是作为国大党的一翼在国大党內进行活动的，它并沒有把自己和国大党对立起来。它是要把国大党民主化，并把它变成全民爭取独立的机关，而且孟加拉工农党的决议中并沒有提出取消地主土地占有制的要求。
英国共产党在印度的代表——斯普拉特在孟实工农党成立大会召开前，會给会议发了一个指示，其中列举了新政党的主要任务是：“（1）取得国大党各委员会中的代表权；（2）促使职工大会接受纲领并推选我们的代表；（3）支持‘纺织’文件；（4）增加党员；（5）发起‘不干涉中国运动’。”随后他又说：“应该尽快地在孟买成立由国大党委员会、自治党、工会、工农党等组成的统一战线委员会。”可见共产党人在当时的策略是企图利用国大党。
在19.27年12月国大党于马德拉斯举行的例会上，各工农党的党员首次作为团结一致的集团出现，并在会上对于国大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1928年全印工农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提纲，它详细规定了工农党同国大党的关系。但是，这个提纲（即《政治决议》）的一些提法与过去有较大变化，它更多强调的是在此以后工农党要发挥完全的独立作用，从而使工农党和国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该提纲写道：“过去一年的形势发展，使工农党和国大党及其独立派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过去几年中所表现出来的群众和国大党的逐步分离，现在已经十分明显。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后退了，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由于策略上的原因还沒有这样做，他们仍然保持着进步的立场。另一方面，群众已经大大地前进了。在过去，民族运动中的相互关系是工农党构成了民族运动的左翼，作为国大党的一部分进行工作。”
“现在，这种状况已经不再适用了。工农党代表的是不断前进的群众运动，而国大党的领导集团已经和倒退的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了，全印政党会议就是这种结合的代表机构。两种运动已经分裂，它们的领导集团也必须这样做。从此以后，工农党必须发挥完全独立的作用。”
“但是，国大党在若干时间內还会维持它的混合性特点，成为一个沒有明确的信念、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松散组织。国大党它还会拥有包括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士在内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有的还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在这种情况下，当着工农党仍然比较弱小，而且尙未在国內组织起来时，它必须遵循传统的政策，在国大党內建立党团，以便进行宣传鼓动，揭露国大党的反动领导，把国大党內的革命分子吸收到工农党里来。但是，这种政策只是暂时的。工农党并不打算控制或夺取国大党，它在国大党內的党员纯粹是起一种批评者的作用。因此，党员未经工农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特许，不许在国大党內任职。工农党的目的只能是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以求尽早排除在国大党內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必要性。”
该提纲认为：党必须发展它在其他领域的斗爭，绝不能因为国大党过去的运动和口号，就把自己的斗爭建立在国大党的基础之上，必须在所有的问题上提出自己完全独立的主张。党必须：
（1）开展反对“工会冲突法”的更广泛斗爭。尽管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是一致的。（2）必须开展反对战爭危险的宣传鼓动工作，特别要反对针对苏维埃俄国的战爭准备。
（3）必须用具体的方式来强调革命民族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国际性质，要用具体的政治实例敎育群众，特别要敎育工人阶级。要特别支持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进行的反对同帝国主义结成了联盟的资产级阶民族主义者的白色恐怖的斗爭，揭露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眞正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民族主义报刊和宣传都是彻底反革命的。必须揭露印度资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一致性。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1.工农党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在国大党內部做了不少工作。虽然它的纲领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距离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但它在国大党內是最先进的了；
2.工农党借国大党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同时它也促进了国大党的进步，致使国大党也不得不重视这支力量；
3.1928年以后，工农党与国大党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农党自此以后变成了一个对立于资产阶级国大党的组织。其原因不能不归结于共产国际在路线上的根本变化。
（三）印度工农党领导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爭，推动印度革命的发展从组织上说，工农党与工农有着广泛的联系，这当然有不少是因为利用了国大党以前的影响。孟加拉工农党之下领导有：孟加拉黄麻工人联合会，孟加拉玻璃工人工会，孟加拉清道夫工人工会，达卡纺织工人工会和其它一些工人组织。孟加拉工农党也力图在农村设立自己的分部，而孟加拉工农党原先一部分就是由“佃农代表会议”而来的，因此在一开始被称为“农工党”。
孟买工农党的工人力量则更强一些。它原来就是在国大党的一个工人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共产党人对工农党影响的逐渐加强，对它以后活动性质发生了深刻影响。
孟买工农党领导了工人阶级的许多次大规模的经济和政治运动。在孟买工农党的参加下，在孟买和孟买省的其它地方成立了许多革命工会，其中有在印度国內外闻名的孟买纺织工人红旗工会。在许多年间，红旗工会一直是印度革命工人的首要工会。在这些工会和工农党的领导下，孟买工人展开了英勇的阶级斗爭。
旁遮普工农党的阿姆利则工农小组主要在农民中进行工作，拉合尔小组主要是在达里瓦尔的靑年铁路工人和纺织工人中进行活动。其机关刊物是《工人》杂志，用乌尔都文和旁遮普文出版。此外这个党还有《工农》周刊。
关于工农党的党员究竟有许少，现在还沒有精确的资料。苏联人编的《印度近代史》（上册）说：“各工农党的组织原则，各有不同。孟买工农党采取个别吸收党员，总共只有几百人，虽然，如上所述，这个党的影响很大。孟加拉工农党采取个别吸收党员和集体吸收党员两种方式。有些农会和工会成为它的集体党员。1928年，孟加拉工农党共有125名个别党员和大量集体党员（约1万人）”
1927年是印度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在1922年以后日趋低落，到了1927年开始向新的高潮发展，终于发展成为1928年至1933年的不合作运动的髙潮。工农党在这次高潮过程中，利用其群众基础，大大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1927年11月，英国政府为维持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派了“西门调查团”去印度，这一事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遭到了全印度人民的强烈反对。国大党1927年12月召开了例会，采取了坚决积极的立场，通过了《关于给印度以完全的民族独立的决议》，通过了《抵制西门调查团的决议》《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爭的决议》等一系列积极的决议。这个会议是标志国大党进步的一个明显阶梯，而工农党在这次会上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会上，孟加拉工农党发表特别宣言，这个宣言在国內获得广泛传播。孟加拉工农党在这个宣言中就英国政府派西门调查团一事，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政策，号召为爭取完全的民族独立而斗爭，支持了工农的要求，宣言在结尾号召国大党：
“把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由纯粹议会的示威游行变成爭取自治的民族斗爭。”
在会议上，工农党成员在列入议事日程的所有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修正案。比如，他们建议国大党通过实现劳动群众要求的广泛的纲领。工农党所提出的大部分决议和修正件，包括在西门调查团到来时不仅举行群众的抗议性示威游行，而且在各地举行工人的总罢工的建议，都被国大党领导上所否决。然而工农党党员在国大党会议讲坛上的一切发言，都对推广他们的纲领和国大党內左派的形成（如尼赫鲁），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7年11月在坎普尔还举行了全印工会大会第一次例会。这个会上揭露了英国工党的面目，通过了抵制西门调查团的决议。在这个会议上，由共产党人和工农党党员组成的左派，首次形成了有组织的力量。左派就一切急待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例如他们要求放弃向英国工党献媚的政策，并说明工党的活动是帝国主义的活动。他们在第二年的全印工会大会领导机关的选举中，获得了显著的胜利。孟买工农党主席滕格迪被选为全印工会大会副主席，而共产党人丹吉被选为全印工会大会付书记。
1928年4月26日，孟买纺织工人工会——“红旗工会”（它是工农党领导的一个组织，其领导人是C。A丹吉和英国共产党人布拉德里和其它一些工会运动的革命领袖）因反对资本家推行“企业合理化”而开除工人和警察镇压工人运动，宣布总罢工，结果孟买15万纺织工人停止了工作，全城所有的纺织厂都关了门。这印度历史上的最大一次罢工。
这次罢工一开始就得到孟买全体工人的同情，在罢工时举行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迫使英国当局和工厂主不得不做些让步。印度其它工业中心的工人都表示支援孟买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在绍拉普尔纺织工人中做了很多工作，并成立了与“红旗工会”有密切联系的革命工会。绍拉普尔许多工厂和大印度半岛铁路很多车站的工人同孟买的工人同时罢了工，铁路工人力图阻止警察队前往孟买增援。
孟买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党还领导工人成立了有500人参加的工人志愿队，反对殖民当局的破坏活动。工农党还在农村为罢工工人收集粮食。
这次罢工其延续了6个月，1928年10月底以全面胜利而吿终。这次罢工是印度1928—1933年革命高潮到来的重要标志，他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斗志（国际好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都给予了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这次罢工给无产阶级树立了英勇、有组织的斗爭的典范。而共产党人和工农党在其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到1928年底，共产党人和工农党可以说进入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黃金时代。他们在全国各大城市几乎都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在孟加拉、孟买和旁遮普还领导了一大批靑年学生和小资产阶级，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周刊和日报，大大加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他们在工会代表大会和其它组织团体中有具有相当规模的影响。在这基础上全印工农党又宣吿成立了。而他们的最主要、也是最有力的阵地恐怕要数孟买的“红旗工会”和绍拉普尔“红旗工会”了。
1929年2月，工农党还和国大党进行合作，组织了一个反对西蒙委员会的巨大示威游行。这次行动的一个特点是打出写着不同口号的各种标语。在这次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展出了“革命万岁”的口号标语工农党这时还领导了加尔各答克里夫黃麻工厂的一次罢工。
艾哈迈德在回忆中说：“1927年的最后几个月，工人的斗爭开始在我国各地爆发。1928年，这些斗爭越益强烈和广泛。不仅共产党的毎个党员投入了斗爭，而且工农党的党员（非共产党党员）也全心全意地参加到斗爭中去。在罢工集会上，不仅对经济问题而且对政治问题发表演说。”
“我们的领导权在孟买以及孟加拉的一些地区的工人中內建立了。由于1928年工人斗爭的结束，工人运动具有了战斗的姿态。运动获得了完全新的性质。”印度工农党的活动给英国殖民当局以极大的威胁。1929年1月，英印总督宣称：“扰乱人心的共产主义的蔓延巳令人忧虑，并指示政府采取措施。”在《1928—29年的印度》政府年度报吿中写道：“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影响，特别在某些大城市的产业阶级中的增长，引起了当局的忧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殖民当局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
1929年3月20日，即印度共产党举行孟买会议的第二天，英国殖民当局逮捕31名共产党、工农党和其它工会重要领导人，制造了所谓“米拉特谋叛案”。这对于印度共产党人说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报道：米拉特审判的罪名是阴谋推翻英王兼印度帝国皇帝对印度的统治权。印共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有8名被吿是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还有一名是全印工会大会以前的主席。米拉特案件对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损失重大，可另一面它对共产党来说却是空前地提高了威信。
米拉特谋叛案的被吿在国內得到各派民族解放力量的同情，M。A。安萨利博士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人为其组织了辯护委员会。尼赫鲁甚至说：“我愿意指出，这次审判是和总的形势分不开的，必须把它看作印度政府对工人运动所发动的进攻的一个方面。……人们大叫大嚷，说印度有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印度是有一些共产党人的。但同样肯定的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叫嚷无非是为了掩饰印度政府的累累罪行而已。”而且，圣雄甘地也跑到监獄去，亲自给他们以鼓励。
重要的工会领导人被捕之后，引起了印度工人罢工的新浪潮。红旗工会的第二次总罢工在其领袖被捕后仍延续了一个时期，此外还有加尔各答黄麻工业工人的罢工，阿达姆冶金工厂的罢工、哈斯厂工厂的罢工和马德拉斯及拉合尔铁路的罢工。罢工的人们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在所有各大工业城市，都成立了为米拉特案件辯护的委员会，进行募捐并寄送食物和书报到监獄。以后又成立了全印度的辯护委员会，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给予了声援。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在印度各地一再举行群众大会和抗议性示威游行。未被捕的共产党人利用这个运动加紧进行了共产主义宣传。许多靑年组织都承认了共产主义学说。
监獄当局显然对被吿是宽大的，致使他们能够指导獄外同志。斯普拉特回忆说：他们在獄中还成立了相当于党的办公室的机构。
共产党人还充分利用了法庭这一阵地进行战斗。斯普拉特回忆说：“总而言之，法庭揭露我们秘密工作方法只能使人们钦佩我们：我们所做的都是大多数靑年人所要做的。……我们在法庭中有机会发表政治言论，而且得到报刊的广泛刊登。有几篇发言长得足以印成一本小书；毫无疑问，凡是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话几乎都说了。”
就在这时候，又涌现出了后来成为印度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物，如：S。V。堆什班堆，P。Q。帕腊德瓦支和B。T。兰那地夫。
艾哈迈德回忆说：“自米拉特谋叛案那时起，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开始在印度确立起来。在孟加拉的监獄和集中营中，恐怖主义的在押犯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安达曼监獄中的犯人也同样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获释后参加了印度共产党。”泰戈尔和斯普拉特也都认为米拉特谋叛案“为共产主义在印度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还有一点能说明被吿在国內取得同情和支持的是判决结果。1933年1月16日宣判结果是：艾哈迈德无期徒刑；丹吉、卡特、卓格雷加尔，宁勃加尔和斯普拉特是12年；布莱德雷、米腊吉卡和乌斯玛尼是4年；最轻是3年。可是大多数人在上诉后得到减刑、到了1933年底，米拉特案件的被吿几乎全部获释了。
如前所述，罗易和印度国內的共产党人在1922—1923年间曾几次尝试建立工农党，然而，均是草拟宣言和纲领，并未付诸实践，但是，这必竟有了良好的开端。不幸的是，英印政府于1923—1924年先后制造了白沙瓦和康普尔两次所谓“谋叛案”，逮捕了大部分共产党人，从而使印度共运处于瘫瘓和瓦解状态，工农党的建设活动也因此而中断。
自1925年以来，工农党的组织活动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最早出现在孟加拉。1925年11月1日，伊斯拉姆等人在加尔各答组成了“印度国民大会劳工自治党”。（又译“国民大会工人独立党”，简称“工人独立党”），参加创建的还有希曼塔·古马尔、萨卡尔和萨姆斯丁·侯赛尔。机关刊物是《耕犁》（又译《犁》）。该党要“组织工人和农民，以谋求印度的独立，要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在议会中进行斗爭。党员可以自由参加自治党。”
1926年2月6日，全孟加拉佃农会议在克里希纳加尔举行。会议决定建立孟加拉农工党，并同工人独立党合并。“该党的领导集团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自治党的原则成为这个新党的纲领基础。”据艾哈迈德自己回忆说：在1926年2月的会上，有人提议党的名字应该是“孟加拉工农党”，但因为会议上农民代表占多数，“工人”这个字沒有放在党的开头，只是在1927年2月的会上，才“自然地”改为“工农党”。印度共产党人穆札法尔·艾哈迈德于1926 1月到达加尔各答，很快就投入到了该党的活动，同年8月任该党机关报的編辑。他回忆说：“《耕犁》这一刊物的管理及编辑工作逐渐移交给了我。当时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人手极少。我们把这一杂志改名为《群言》，因为《耕犁》仅仅是农民的标志。然而，这一杂志事实上是劳动人民的喉舌。虽然印度共产党不是非法的，但公开地在它的名义下进行工作是困难的。通常我们在共产党內部决定的事情实际上以工农党政纲的名义来付诸实施。这个党的宣言都是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拟定的。在孟加拉，工农党中多半是非共产党人，但是我们的工作并沒有因此而受到损害。”
这时，英国共国共产党也积极从事这项工作。1926年12月30日英共党员菲利普·斯普拉特到达孟买，他的使命是同穆札法尔·艾哈迈德、S。V。卡特等印度共产党人联系，指导他们组织一个能合法掩护共产党活动的工农党。1927年2月8日在孟买召开了一个会议，孟买工农党在会上正式成立。
孟买工农党是在1925年孟买已存在的国大党一个工人小组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机关刊物是《革命》周刊。党的总书记是S。S。密拉季卡。
1927年5月31日共产党人在孟买举行会议。大部分重要的印度共产党人都参加了这个会。其中包括5月24日获释的S。A。丹吉。会上S。V。卡特继任总书记，艾哈迈德、K。S。伊因加尔和S。A。丹吉被选入主席团。会上第一次讨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1928年9月28日旁遮普工农党成立。这是由旁遮普原先存在的阿姆利则工农小组和拉合尔工农小组合并而成的，机关刊物是《工人》。艾哈迈德回忆说他在1927年全印工会上认识了索汉·辛格·左施：“我们同索汉·辛格进行过一次讨论，其结果是1927年在旁遮普建立了工农党。”1928年9月，菲力普·斯普拉特和艾哈迈德应邀去米拉特参加一个政治会议。辛格·左施和P。C。约希参加了会议。在米拉特会议上，建立了北方邦的工农党。P。C。约希担任党的书记。
全印工农党大会于1928年12月21日～24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索汉·辛格·左施为会议主席。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和《工农党的原则和政策》。决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工农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在群众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工农党必须：（1）支持运动的发展，并将它进行到底；（2）澄清各种混乱的思想。”
（3）改善运动的组织，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扩大和加强党的力量。
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工农党必须同一切有助于增强运动的力量和组织建立统一战线，不管这些组织是工人的、农民的、还是小资产阶级的。但是，必须比以前更坚定地坚持工农党的独立性，把它作为实行正确政策、团结和领导国內所有革命力量的唯一组织。工农党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只作为其他组织中的一部分或一个派别，它应当成为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的唯一代表。《工农党的原则和政策》明确了该党的宗旨和总的战略方针：
“工农党作为群众运动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是在印度的绝大多数居民处于经济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奴役的条件下产生的。它的宗旨就是要实现政治独立，消灭经济剝削和政治压迫。它的战略是由国內的一切剝削阶级正在或者已经结成同盟这个事实所决定的。它的战略就是要动员国內的所有被剝削阶级进行反对剝削阶级的共同斗爭。”1929年3月17日—19日印度共产党再次在孟买开会。会议决定改组印共，使之成为“全印共产主义工作的基础。”同时会议决定保留工农党。
不过，就在这个会的第二天，即1929年3月20日，英国政府逮捕了31名工农党员、共产党员、工会领导人等，开始了著名的“米拉特审判案。”
由于重要领导人的被捕，共产党在组织上一时受到重大损失，工农党也受到重大损失。工农党的工作以及其它方面的工作几乎都陷于停顿。此后，印度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和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爭，因而沒有再提及印度工农党的问题。在这个时期，虽然工农党召开过代表会议，但是除了旁遮普工农党以外，其他地区的工农党已不再发挥任何作用。1932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印度共产党建立“工人党”，从而取代了工农党。
（二）印度工农党与国大党的关系
印度工农党自始至终与印度国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工农党和许多活动是在国大党內部进行的。工农党在一开始就是以国大党的左冀力量出现。它利用了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国大党本身积极投入民族解放运动。
艾哈迈德说：“1926年2月，在克里希纳加尔由工人独立党发起举行了一个农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工人独立党改名为孟加拉农工党。这意味着该党不再属于印度国民大会党。”其实，艾哈迈德是有点夸大了。从工农党的几个纲领来看，它在思想上还保留着大量的旧迹，而在组织行动上它仍旧出席了国大党的一些会议，并且在这些会议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党人的方针基本也是在利用国大党的影响，他们想由工农党去支配、影响国大党。
下面列举一些材料说明以上的观点：
首先，孟加拉工人独立党的全称就是“印度国民大会工人独立党”。它在成立时发表的宣言里说，由于爭取自治的其他所有方法已经无能为力，本党爭取自治和挽救国家的方法是组织占全国人口80%的工农，使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为自由的利益，从有产阶级手中爭得自由。
第一个工农党——孟加拉工农党在1927年2月第二次代表
会议通过了党纲。党纲的基本精神与国大党还是一致的，它虽然沒有明确地确定自己对国大党的态度，但它批评了国大党忽视劳动者的利益，并指出工农党将要敦促国大党注意工人阶级、农民和中产阶级下层的要求。党纲还说：“为了达到目的，党准备和其他党派合作。”
第二个工农党——孟买工农党在1927年5月举行的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长篇决议，这个决议的发表，表示了这个党活动的开始，这个决议在国大党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决议的主要內容是：
1.国大党及其现在的上层领导人都代表印度有产阶级利益。印度居民基本群众对国大党的活动已经失去了好感。
2.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必须使国大党摆脫“阶级利益的束缚”，并提出爭取民族解放的任务。这个目的的实现，乃是使群众完全摆脫剝削和压迫道路上的第一步。
3.国大党的目标应当是爭取完全的民族独立，并建立以普遍选举权为基础的自治。
4.国大党应当承认公民不服从运动和直接行动是印度人民彻底结束他们的从属地位的唯一重要工具。
5.只有在群众普遍觉醒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地采取直接行动，如公民不服从运动。
6.为了尽早地唤醒群众，国大党应当立即通过旨在改善劳动者状况的活动纲领。
可见，孟买工农党是作为国大党的一翼在国大党內进行活动的，它并沒有把自己和国大党对立起来。它是要把国大党民主化，并把它变成全民爭取独立的机关，而且孟加拉工农党的决议中并沒有提出取消地主土地占有制的要求。
英国共产党在印度的代表——斯普拉特在孟实工农党成立大会召开前，會给会议发了一个指示，其中列举了新政党的主要任务是：“（1）取得国大党各委员会中的代表权；（2）促使职工大会接受纲领并推选我们的代表；（3）支持‘纺织’文件；（4）增加党员；（5）发起‘不干涉中国运动’。”随后他又说：“应该尽快地在孟买成立由国大党委员会、自治党、工会、工农党等组成的统一战线委员会。”可见共产党人在当时的策略是企图利用国大党。
在19.27年12月国大党于马德拉斯举行的例会上，各工农党的党员首次作为团结一致的集团出现，并在会上对于国大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1928年全印工农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提纲，它详细规定了工农党同国大党的关系。但是，这个提纲（即《政治决议》）的一些提法与过去有较大变化，它更多强调的是在此以后工农党要发挥完全的独立作用，从而使工农党和国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该提纲写道：“过去一年的形势发展，使工农党和国大党及其独立派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过去几年中所表现出来的群众和国大党的逐步分离，现在已经十分明显。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后退了，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由于策略上的原因还沒有这样做，他们仍然保持着进步的立场。另一方面，群众已经大大地前进了。在过去，民族运动中的相互关系是工农党构成了民族运动的左翼，作为国大党的一部分进行工作。”
“现在，这种状况已经不再适用了。工农党代表的是不断前进的群众运动，而国大党的领导集团已经和倒退的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了，全印政党会议就是这种结合的代表机构。两种运动已经分裂，它们的领导集团也必须这样做。从此以后，工农党必须发挥完全独立的作用。”
“但是，国大党在若干时间內还会维持它的混合性特点，成为一个沒有明确的信念、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松散组织。国大党它还会拥有包括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士在内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有的还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在这种情况下，当着工农党仍然比较弱小，而且尙未在国內组织起来时，它必须遵循传统的政策，在国大党內建立党团，以便进行宣传鼓动，揭露国大党的反动领导，把国大党內的革命分子吸收到工农党里来。但是，这种政策只是暂时的。工农党并不打算控制或夺取国大党，它在国大党內的党员纯粹是起一种批评者的作用。因此，党员未经工农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特许，不许在国大党內任职。工农党的目的只能是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以求尽早排除在国大党內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必要性。”
该提纲认为：党必须发展它在其他领域的斗爭，绝不能因为国大党过去的运动和口号，就把自己的斗爭建立在国大党的基础之上，必须在所有的问题上提出自己完全独立的主张。党必须：
（1）开展反对“工会冲突法”的更广泛斗爭。尽管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是一致的。（2）必须开展反对战爭危险的宣传鼓动工作，特别要反对针对苏维埃俄国的战爭准备。
（3）必须用具体的方式来强调革命民族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国际性质，要用具体的政治实例敎育群众，特别要敎育工人阶级。要特别支持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进行的反对同帝国主义结成了联盟的资产级阶民族主义者的白色恐怖的斗爭，揭露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眞正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民族主义报刊和宣传都是彻底反革命的。必须揭露印度资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一致性。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1.工农党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在国大党內部做了不少工作。虽然它的纲领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距离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但它在国大党內是最先进的了；
2.工农党借国大党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同时它也促进了国大党的进步，致使国大党也不得不重视这支力量；
3.1928年以后，工农党与国大党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农党自此以后变成了一个对立于资产阶级国大党的组织。其原因不能不归结于共产国际在路线上的根本变化。
（三）印度工农党领导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爭，推动印度革命的发展从组织上说，工农党与工农有着广泛的联系，这当然有不少是因为利用了国大党以前的影响。孟加拉工农党之下领导有：孟加拉黄麻工人联合会，孟加拉玻璃工人工会，孟加拉清道夫工人工会，达卡纺织工人工会和其它一些工人组织。孟加拉工农党也力图在农村设立自己的分部，而孟加拉工农党原先一部分就是由“佃农代表会议”而来的，因此在一开始被称为“农工党”。
孟买工农党的工人力量则更强一些。它原来就是在国大党的一个工人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共产党人对工农党影响的逐渐加强，对它以后活动性质发生了深刻影响。
孟买工农党领导了工人阶级的许多次大规模的经济和政治运动。在孟买工农党的参加下，在孟买和孟买省的其它地方成立了许多革命工会，其中有在印度国內外闻名的孟买纺织工人红旗工会。在许多年间，红旗工会一直是印度革命工人的首要工会。在这些工会和工农党的领导下，孟买工人展开了英勇的阶级斗爭。
旁遮普工农党的阿姆利则工农小组主要在农民中进行工作，拉合尔小组主要是在达里瓦尔的靑年铁路工人和纺织工人中进行活动。其机关刊物是《工人》杂志，用乌尔都文和旁遮普文出版。此外这个党还有《工农》周刊。
关于工农党的党员究竟有许少，现在还沒有精确的资料。苏联人编的《印度近代史》（上册）说：“各工农党的组织原则，各有不同。孟买工农党采取个别吸收党员，总共只有几百人，虽然，如上所述，这个党的影响很大。孟加拉工农党采取个别吸收党员和集体吸收党员两种方式。有些农会和工会成为它的集体党员。1928年，孟加拉工农党共有125名个别党员和大量集体党员（约1万人）”
1927年是印度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在1922年以后日趋低落，到了1927年开始向新的高潮发展，终于发展成为1928年至1933年的不合作运动的髙潮。工农党在这次高潮过程中，利用其群众基础，大大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1927年11月，英国政府为维持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派了“西门调查团”去印度，这一事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遭到了全印度人民的强烈反对。国大党1927年12月召开了例会，采取了坚决积极的立场，通过了《关于给印度以完全的民族独立的决议》，通过了《抵制西门调查团的决议》《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爭的决议》等一系列积极的决议。这个会议是标志国大党进步的一个明显阶梯，而工农党在这次会上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会上，孟加拉工农党发表特别宣言，这个宣言在国內获得广泛传播。孟加拉工农党在这个宣言中就英国政府派西门调查团一事，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政策，号召为爭取完全的民族独立而斗爭，支持了工农的要求，宣言在结尾号召国大党：
“把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由纯粹议会的示威游行变成爭取自治的民族斗爭。”
在会议上，工农党成员在列入议事日程的所有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修正案。比如，他们建议国大党通过实现劳动群众要求的广泛的纲领。工农党所提出的大部分决议和修正件，包括在西门调查团到来时不仅举行群众的抗议性示威游行，而且在各地举行工人的总罢工的建议，都被国大党领导上所否决。然而工农党党员在国大党会议讲坛上的一切发言，都对推广他们的纲领和国大党內左派的形成（如尼赫鲁），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7年11月在坎普尔还举行了全印工会大会第一次例会。这个会上揭露了英国工党的面目，通过了抵制西门调查团的决议。在这个会议上，由共产党人和工农党党员组成的左派，首次形成了有组织的力量。左派就一切急待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例如他们要求放弃向英国工党献媚的政策，并说明工党的活动是帝国主义的活动。他们在第二年的全印工会大会领导机关的选举中，获得了显著的胜利。孟买工农党主席滕格迪被选为全印工会大会副主席，而共产党人丹吉被选为全印工会大会付书记。
1928年4月26日，孟买纺织工人工会——“红旗工会”（它是工农党领导的一个组织，其领导人是C。A丹吉和英国共产党人布拉德里和其它一些工会运动的革命领袖）因反对资本家推行“企业合理化”而开除工人和警察镇压工人运动，宣布总罢工，结果孟买15万纺织工人停止了工作，全城所有的纺织厂都关了门。这印度历史上的最大一次罢工。
这次罢工一开始就得到孟买全体工人的同情，在罢工时举行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迫使英国当局和工厂主不得不做些让步。印度其它工业中心的工人都表示支援孟买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在绍拉普尔纺织工人中做了很多工作，并成立了与“红旗工会”有密切联系的革命工会。绍拉普尔许多工厂和大印度半岛铁路很多车站的工人同孟买的工人同时罢了工，铁路工人力图阻止警察队前往孟买增援。
孟买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党还领导工人成立了有500人参加的工人志愿队，反对殖民当局的破坏活动。工农党还在农村为罢工工人收集粮食。
这次罢工其延续了6个月，1928年10月底以全面胜利而吿终。这次罢工是印度1928—1933年革命高潮到来的重要标志，他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斗志（国际好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都给予了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这次罢工给无产阶级树立了英勇、有组织的斗爭的典范。而共产党人和工农党在其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到1928年底，共产党人和工农党可以说进入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黃金时代。他们在全国各大城市几乎都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在孟加拉、孟买和旁遮普还领导了一大批靑年学生和小资产阶级，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周刊和日报，大大加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他们在工会代表大会和其它组织团体中有具有相当规模的影响。在这基础上全印工农党又宣吿成立了。而他们的最主要、也是最有力的阵地恐怕要数孟买的“红旗工会”和绍拉普尔“红旗工会”了。
1929年2月，工农党还和国大党进行合作，组织了一个反对西蒙委员会的巨大示威游行。这次行动的一个特点是打出写着不同口号的各种标语。在这次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展出了“革命万岁”的口号标语工农党这时还领导了加尔各答克里夫黃麻工厂的一次罢工。
艾哈迈德在回忆中说：“1927年的最后几个月，工人的斗爭开始在我国各地爆发。1928年，这些斗爭越益强烈和广泛。不仅共产党的毎个党员投入了斗爭，而且工农党的党员（非共产党党员）也全心全意地参加到斗爭中去。在罢工集会上，不仅对经济问题而且对政治问题发表演说。”
“我们的领导权在孟买以及孟加拉的一些地区的工人中內建立了。由于1928年工人斗爭的结束，工人运动具有了战斗的姿态。运动获得了完全新的性质。”印度工农党的活动给英国殖民当局以极大的威胁。1929年1月，英印总督宣称：“扰乱人心的共产主义的蔓延巳令人忧虑，并指示政府采取措施。”在《1928—29年的印度》政府年度报吿中写道：“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影响，特别在某些大城市的产业阶级中的增长，引起了当局的忧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殖民当局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
1929年3月20日，即印度共产党举行孟买会议的第二天，英国殖民当局逮捕31名共产党、工农党和其它工会重要领导人，制造了所谓“米拉特谋叛案”。这对于印度共产党人说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报道：米拉特审判的罪名是阴谋推翻英王兼印度帝国皇帝对印度的统治权。印共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有8名被吿是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还有一名是全印工会大会以前的主席。米拉特案件对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损失重大，可另一面它对共产党来说却是空前地提高了威信。
米拉特谋叛案的被吿在国內得到各派民族解放力量的同情，M。A。安萨利博士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人为其组织了辯护委员会。尼赫鲁甚至说：“我愿意指出，这次审判是和总的形势分不开的，必须把它看作印度政府对工人运动所发动的进攻的一个方面。……人们大叫大嚷，说印度有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印度是有一些共产党人的。但同样肯定的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叫嚷无非是为了掩饰印度政府的累累罪行而已。”而且，圣雄甘地也跑到监獄去，亲自给他们以鼓励。
重要的工会领导人被捕之后，引起了印度工人罢工的新浪潮。红旗工会的第二次总罢工在其领袖被捕后仍延续了一个时期，此外还有加尔各答黄麻工业工人的罢工，阿达姆冶金工厂的罢工、哈斯厂工厂的罢工和马德拉斯及拉合尔铁路的罢工。罢工的人们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在所有各大工业城市，都成立了为米拉特案件辯护的委员会，进行募捐并寄送食物和书报到监獄。以后又成立了全印度的辯护委员会，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给予了声援。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在印度各地一再举行群众大会和抗议性示威游行。未被捕的共产党人利用这个运动加紧进行了共产主义宣传。许多靑年组织都承认了共产主义学说。
监獄当局显然对被吿是宽大的，致使他们能够指导獄外同志。斯普拉特回忆说：他们在獄中还成立了相当于党的办公室的机构。
共产党人还充分利用了法庭这一阵地进行战斗。斯普拉特回忆说：“总而言之，法庭揭露我们秘密工作方法只能使人们钦佩我们：我们所做的都是大多数靑年人所要做的。……我们在法庭中有机会发表政治言论，而且得到报刊的广泛刊登。有几篇发言长得足以印成一本小书；毫无疑问，凡是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话几乎都说了。”
就在这时候，又涌现出了后来成为印度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物，如：S。V。堆什班堆，P。Q。帕腊德瓦支和B。T。兰那地夫。
艾哈迈德回忆说：“自米拉特谋叛案那时起，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开始在印度确立起来。在孟加拉的监獄和集中营中，恐怖主义的在押犯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安达曼监獄中的犯人也同样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获释后参加了印度共产党。”泰戈尔和斯普拉特也都认为米拉特谋叛案“为共产主义在印度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还有一点能说明被吿在国內取得同情和支持的是判决结果。1933年1月16日宣判结果是：艾哈迈德无期徒刑；丹吉、卡特、卓格雷加尔，宁勃加尔和斯普拉特是12年；布莱德雷、米腊吉卡和乌斯玛尼是4年；最轻是3年。可是大多数人在上诉后得到减刑、到了1933年底，米拉特案件的被吿几乎全部获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