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工农党的起源与罗易关于建立工农党的基本思想（1921—1923）
印度工农党是印度共产主义者早期革命实践活动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它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弄清工农党的来胧去脉，对探讨共产国际与印度的关系无疑是有裨益的。
20年代初期，印度共产主义者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印度建立一个能够领导印度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爭取彻底独立的革命政党。按常规无疑应该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即共产党。但是在印度特定的条件下，建立这样一个党是极端困难的，这是因为；
第一，印度是英国民主义者一家独占的殖民地，而非几个帝国主义爭夺的半殖民地（如中国），其统治极其严密，加上英国殖民主义的狡猾、残暴之特点，使之印度工人运动及共产主义运动难以存在并得到巨大发展。每当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兴起之势，英国殖民政府便立即将其扼杀。早在1920年英国当局就把防止印度遭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视为“当务之急”。此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和半非法状态。每当印度工会和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一定发展或准备采取行动时，殖民当局便立即制造所谓“共产党人阴谋案件”。
第二，有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均强大的资产阶级的竞爭对手。在印度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开始转变为自为阶级之前，印度的资产阶级就已有了自己的政党——国民大会党。该党较印度共产党早建立35—48年。该党树立起了要求民族独立的大旗，与英国殖民主义进行长期的斗爭并取得了较丰富的经验，它有威望较高的政治和精神上的领袖甘地和尼赫鲁。因此，在与印度工人阶级爭夺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斗爭中处于绝对优势。不仅如此，印度工人阶级本身也从政治思想到组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全面受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所左右和控制，因而使印度工人阶级依附于印度资产阶级，深受其影响而不能自拔。早在1884年一些资产阶级组织分子，如N。M。罗堪特就创办《穷人之友》并在孟买工人中活动，建立启蒙团体，敎育和组织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爭取劳动立法而斗爭。20世纪初，以B·K·铁拉克为代表的国大党激进派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反英宣传，传布俄国1905年斗爭经验，组织工人罢工，发动了1908年孟买10万人的政治罢工。1918年甘地曾在阿默达巴德地区组织工会。1920年以受印度国大党影响的各地工会为主体，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国大党主席拉·拉·赖易当选为工大主席。国大党通过决议说，要各地方委员会“赞助全国的工会组织”，并要指导工人运动。决议要国大党大部分成员都要参加全印工大，说国大党“已发展成为工人的民族组织”，“在民族运动中，被组织起来的工人作用是重要的”，全印工大的建立是“国大党成员作出最大努力的结果”。
第三，印度资产阶级一方面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也对共产主义采取排斥的态度。甘地曾一再强调，“印度不要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对共产党的纲领怀有戒心。1922年底，印度共产党致国大党的纲领，尽管比较溫和，并得到了一部分大党人的赞同，但仍因有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嫌而被国大党年会所拒绝。可见，印度共产党人要象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那样以共产党的身份出现并加入国大党是不现实的。英国当局不容许，印度资产阶级也不会接受。
正是在上述几种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才出现了工农党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
罗易和印度国內的共产主义者自1921年以后就在不断摸索试图建立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早在1921年底，罗易就提出了建立群众性政党的主张。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在1922—1923年间，国內的共产主义者先后作了三次筹建这种类型组织的尝试。
第一次是S。A。丹吉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尝试。1922年9月16日，丹吉在他所主办的《社会主义者》杂志上宣布了“印度国民大会印度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并发表了该党的纲领。丹吉阐明了建立这一政党的必要性和建党宗旨。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了依据走在前列并不久将成为各先进国家执政党的伟大的国际运动的思想，把全民族彻底动员起来，我们建议印度国民大会同人民群众爭取眞正自由的这一世界规模的运动建立联系。我们向国民大会中具有激进思想的人建设性地提出……一个适应我国目前条件的党的纲领。这个党的名称可以叫做‘印度国民大会印度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必须信仰在政治方面与劳资关系方面中实施民主制，以爭取自主为目标。……党必须参加人民群众为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所强加的经济暴虐统治下爭取自由的斗爭。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最有效的途径，是组织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夺取国家政权和在工业上接管对工业机器的控制与管理。党必须须认识到，会发生政府当局或反动的阶级力图压制自由和反对民族意愿的情势，而为了挫败这种企图，民主政党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其政治上的与工业上的力量。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纲领即使是胆小如鼠的唯灵论者也不致感到害怕”。
丹吉的上述主张是同罗易的主张相一致的，而且是罗易劝吿的必然结果。在此之前，同年9月2日，罗易在《社会主义者》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东方问题》的文章。文章写道：“应当仔细硏究各个国家所处的环境，从而来确定在目前以及不久的将来那个社会阶段历史地具体地注定成为革命阶级；因为只有进行这样的阶级划分，才能找到西方无产者在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而进行的战斗中的天然同盟者”；他接着继续说，“在整个东方发生变革的初期阶段，必然会发生一次反对外来帝国主义的伟大起义，但是它将由各国的经济发展所决定的那个最积极的社会阶级来领导……但是，倘若沒有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自觉地投身到群众运动中来，单单依靠资产阶级的行动就不能也永远不会把外国帝国主义推翻掉”。
丹吉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建立之后，罗易于同年11月2日写信给丹吉，予以热情的支持，并就建立群众性政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他写道：“我们都很高兴地得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立。你们的报刊已经被译成其他文字，在这里的领导人中间传阅。党的建立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我希望你们能够得到国內所有眞正的革命力量的支持。在这里，对建立一个新的政党来领导印度的运动问题进行丁详尽的讨论。早在国大党阿迈达巴德年会之前，我就坚持认为必须开始进行组织群众性政党的工作。但是，在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和障碍。自5月份以来，我们一直在利用我们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形式为建立这样的政党准备条件，因此，我们认为你和同你一道工作的同志们的努力是适时的。我希望印度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认识到国际联系的必要性，并把共产国际视为唯一的革命国际组织。因此，我相信你们一定愿意了解共产国际对印度目前运动的态度。和共产国际的观点相同，我想就社会主义工人党应当发挥的作用提几点建议”。
第二次是马尼·拉尔筹建工农党的尝试。1923年2—3月间，阿巴尼·慕克吉和马尼·拉尔曾订出了一个建立工农党的宣言，后以马尼·拉尔名义发表，故又称“马尼·拉尔宣言”。该宣言曾寄给罗易和《国际新闻通讯》。同年4月，又以“通吿”的形式散发出去。他们还定于1923年6月30日在勒克瑙召开一次会议来组织这个“宣言党”，但这次会议未能召开。该党宣言呼吁“印度的工人和农民应另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党”，取名为“工农党”。该党主张非暴力，但拥护“废除常备军和警察，将代之以由人民中适当的与自愿的人组成的志愿兵，同时武装群众和组织民兵”。宣言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支配，但“决不反对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工人部分（指赤色工会国际）。”
罗易在收到宣言和通吿后，于1923年6月5日撰拟了一份《关于在印度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罗易一方面支持建立工农党的主张，同时批评了“非暴力”的观点。罗易希望该党能胜利完成其所承担的任务。罗易建议成立一个“制订党纲委员会”，委员会应包括古拉姆·侯赛因、马尼·拉尔、丹吉、辛加腊威卢、穆扎法尔·艾哈迈德、桑普尔纳南德以及阿卡利党的领袖森德·辛格在罗易的备忘录之后，还附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工农党第一次大会的祝贺信（详见本章第三部分）。
第三次是辛加腊威卢的工农党。该党于1923年5月由辛加腊威卢和M。P。T。维拉尤达姆共建的。他们设立了“印度斯坦工农党中央委员会”。辛加腊威卢为该委员会的主席，维拉尤拉为书记。该党的宣言与马尼·拉尔的宣言相近。它的序言部分与马尼·拉尔宣言序言部分完全相同。该宣言写道：“由于国大党的基础是资本家和柴明达尔，因此它不会给工人带来任何好处，实际上，国大党不过是欧洲人所称之的一种保守党”。“因此，群众对传统的国大党及其孪生兄弟——蓝色政党不应该抱任何希望。”工人应该组织起来，与国大党及黃色政党进行斗爭。宣言在政治纲领部分要建立一种属于苏维埃性质的行政体制，有村、镇、城市、收税区和省的各级公社，最高为“印度斯坦公社”，由它来构成“中央政府”。宣言附有一张党员卡片和一整套党的规则，党的成员得在卡片上签名，卡片上写有“我同意作为一项原则放弃我的私有财产权”。
辛加腊威卢的工农党得到了罗易和共产国际的承认。1923年5月3日罗易给丹吉的信中写道：“我迫切要求你立刻同辛加腊威卢取得联系……我深信他是合法党的杰出领导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为我们打通了一条接近国民大会队伍的通路，这是很有价値的”。罗易还通过乌斯玛尼写信给辛加腊威卢，该信认为“掌握民族解放斗爭和随后社会革命斗爭的最髙领导，这是印度斯坦工农党的责任”。1923年8月，罗易与辛加腊威卢的一次通信中进一步说：“我们必须组织工农党，这个政党将是印度工人阶级在其第一步为爭取民族解放，而后为爭取彻底的经济和社会解放的斗爭中的觉悟了的先锋队……只有通过一场自始至终的革命斗爭，才能贏得从事生产的各个阶级的经济自由……”。
上述工农党的几次建党尝试虽然均沒建成，或者说沒有什么实践活动，组织上也仅仅停留在草拟宣言，拟建中央机构，但却为以后工农党的迅速发展阶段奠定了较良好的思想基础。
罗易及其国內共产党人在初建工农党过程中有下述几个基本思想：
（一）关于“工农党”的名称
最初时有种种称呼，如“印度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主义自主党”、“民主工人党”、“国大共产党”、“国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印度人民党”等等。
罗易开始主张叫“人民党”。1922年11月2日在致丹吉的信件中说所有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努力去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眞正的革命分子在內的群众性政党。为了不致使大批有用的革命分子被党的名称所吓跑，我们的党应该采用一个“不令人反感”的名称，我建议叫“人民党”。当然，这个党的社会基础应当是工人和农民，党的政治领导应当掌握在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手中，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劳动群众的利益。但是，为了使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致被孤立成为小集团，为了使他们能够在群众中发挥领导作作，从而通过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来决定群众运动的进程和命运，必须有一个能使我们进行活动的合法机构，人民党可以成为这样的合法机构。可以预见到，政府是不容忍任何一个采用共产党名称的强大政党存在的，而在迫害共产党人时，政府又能得到本地资产阶级在道义上、甚至是行动上的支持。
此后在筹建党的过程中出现了“工农党”一词，罗易加以肯定，从而将党的名称固定了下来。1923年6月5日罗易在《关于印度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备忘录》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党的名称：“作为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人们的政治机构，我们的党应该叫印度工农党。‘印度’这个词尽管是外来语，但它比‘印度斯坦’更合适，后者常常被用来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精神的象征。考虑到政府和上层阶级经常挑动种族对立和敎派仇恨，我们应当避免用‘印度斯坦’这个名称，因为它会引起穆斯林群众的敌视。‘印度斯坦’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当人口几乎全是印度敎徒时的国家名称，我们沒有必要成为这种民族主义象征的崇拜者，沒有必要去使用一个会造成公开对立的名称。但这只是个次要的问题。”
（二）关于工农党的性质
工农党不同于共产党。罗易于1923年5月15日在写给穆札法尔·艾哈迈德的信中说明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在各地工人和农民中间组织秘密的小党（布尔什维克‘细胞’组织）……因为当前工作必须秘密地去进行。但在这同时还耍组织一个公开的党……党的名称可以叫做‘人民党’或者‘工农党’……事实上你们将要组织起两个并排存在的党——首先是我们的共产党，但暂时还是一个秘密组织……其次是公开的‘群众党’，在这个党里将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都包括进去。”在信中说明了要把公开工作集中于民族主义，即逐走英国人，而不要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第一个目标实现之后才公开地加以宣传。正是在这些策略的促使下，罗易在印度的支持者们联合创立了“合法”党，最后结晶成为“工农党”。
嗣后，罗易在《关于在印度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备忘录》（1923年6月5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相信，合法存在对于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我还要指出，必须建立一个非法机构作为群众性政党的平行组织。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要建立的党不能实行共产主义的纲领，因而它不能取代共产党，共产党应当继续作为合法的群众政党的非法工具，全体共产党员当然地是这个合法政党的党员。同时，应把那些完全赞同共产主义纲领的工农党员吸收到共产党里来，同时保留他们合法政党党员的身份。共产党应保留自己的报刊，《前卫》将继续作为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在一定时期內，共产党还应在国內拥有秘密的报刊。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共同讨论如何协调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以及建立两个平行的组织等问题。在这两个组织之间绝对不存在冲突，工农党的纲领就是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并且同共产党的纲领是完全一致的，作为工农党党员的共产党员必须遵守工农党的纪律。旣然这两个组织在行动中是相互补充的，因而两者之间就不存在重迭的问题。我坚决反对取消共产党的作法，整个世界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在共产主义纲领的旗帜下工人阶级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考虑到目前的形势，我们必须在‘双重的组织’內进行工作，但是任何组织都不能取代共产党的作用。”
在这里，罗易不仅阐明了工农党不同于共产党的性质问题，也较明确地说明了工农党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三）建立工农党的目的问题
根据罗易早期的各种言论分析，他极力主张建立工农党，有三个动因：
第一，通过合法的工农党组织，扩大自己的影响，联合一切进步的民族主义力量，为实现彻底的民族解放而斗爭。罗易认为，印度各政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民族解放，毎个政党的命运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合作运动的破产就在于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于它拒绝按照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前进，我们必须避免重蹈覆辙。他说，许多同志提出了“给劳动者以经济救济”的目标，但是这并不能作为一个政党的纲领，因为它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体系内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这个目标的唯一內涵只能是对统治印度人民的外国政权提出挑战，旣使外国统治符合了本地上层阶级共同剝削工人和农民的要求，情况也不会发生变化。作为一个主张把劳动阶级从一切剝削中解放出来的党，我们绝不能在纲领中忽略民族解放问题，因为民族解放旣是一切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也是最终实现我们的纲领、结束阶级统治的第一步。正因为如此，才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只要民族斗爭不是完全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是作为爭取社会解放的第一步，工人阶级就应当积极地投入这场斗爭。“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说明民族斗爭的这一眞正本质。我们所要建立的党应该成为工人阶级自觉的先锋队，它首先悪为爭取民族解放，其次要为爭取社会解放而斗爭。”
第二，夺取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控制印度国大党的一个重要策略。
罗易在20年代初期认为，印度资产阶级不具有革命性格，而国大党本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来看，它已经死去，它的尸体或则需要埋葬，或则需求注入新的生命使之复活。”他认为：“如果国大党要成为一个政党，它就必须以构成当前印度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中的某一阶级作为自己的基础。它要么就是上中层有产阶级的政党，要么就是被剝削的工人和农民的政党。”罗易则企图通过工农党来改造国大党，使其成为“主张群众行动的革命派别”，“在国大党內组成一个反对派集团”。这个反对派集团终将发展成为注定要领导最后斗爭的人民革命政党。1922年11月2日罗易致丹吉的信中更加明确指出：建立一个合法的党，“把所有的左翼民族分子组织起来，在加雅年会上形成一个坚强的反动派”，“这个政党要有自己的领导和自已的纲领，它的目标就是夺取国大党这个民族斗爭的传统机构的领导权。”1923年6月罗易在《关于在印度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备忘录》进一步深入阐述了上述观点。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身处政治斗爭之中，因此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工作就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毫无疑问，印度的工人和农民再也不会继续充当资产阶级的附庸，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当前的运动是有害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目标是把政权从英帝国主义手中转到本地的上层阶级手中。尽管从整个目标来看，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阶级运动，但是持各种不同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却都反对阶级利益的观点。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伪善的态度，是因为他们希望以此来阻止工人阶级提高阶级觉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企图以自由为幌子来剝削愚昧的、但却具有反抗精神的工人阶级。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实质上只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为了混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这种阶级本质，民族主义领袖总是千方百计地贬损那些把阶级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运动。但是，过去两年的经验无可辯驳地证明，那些鼓吹在印度应当避免阶级之间战爭的民族主义领袖，为了本地富有者阶级的利益而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整个民族的利益，正是他们在各次危机中的所作所为葬送了不合作运动。这种牺牲民族利益的背叛行为举不胜举。这些不断的背叛行为阻碍了民族斗爭的发展，同时也表明了民族主义的阶级实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纲领并不代表劳动群众的利益。劳动群众必须开展独立的政治斗爭，同时进行爭取民族和社会利益的斗爭。绝不能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纲领来领导工人阶级的反帝斗爭，同时，沒有工人阶级的积极参加，反帝斗爭也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组织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不仅对爭取工人阶级自身的经济解放，而且对实现民族解放的直接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民族独立”。
并不能改善劳动群众的经济状况，也绝不会改变工人、农民承担着帝国主义剝削的重负的事实。实际上，工人和农民比资产阶级更关心民族解放的问题，因为他们沒有理由同帝国主义妥协，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却在寻求这种妥协。从各方面讲，工人阶级都必须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
第三，以合法的政党掩盖、保护非法的共产党的存在。
罗易认为，在英国直接统治下的印度，政府决不会允许一个采用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合法存在的，除非共产党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把自己降低到资产级级国大党的水平。因此，必须建立双重的组织，即一个秘密地下的共产党和一个公开的合法的群众性政党。后者应当包括所有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并且应当把那些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赞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的民族主义领袖选进党的领导机构。但是，共产党应当成为这个组织的心脏和灵魂，发挥革命的领导作用。印度工农党在政治上完全处在印共的领导之下，它的大部分领导人是印度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工农党和国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参加国大党各省和中央的各级会议，并在国大党內积极地开展工作。
20年代初期，印度共产主义者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印度建立一个能够领导印度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爭取彻底独立的革命政党。按常规无疑应该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即共产党。但是在印度特定的条件下，建立这样一个党是极端困难的，这是因为；
第一，印度是英国民主义者一家独占的殖民地，而非几个帝国主义爭夺的半殖民地（如中国），其统治极其严密，加上英国殖民主义的狡猾、残暴之特点，使之印度工人运动及共产主义运动难以存在并得到巨大发展。每当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兴起之势，英国殖民政府便立即将其扼杀。早在1920年英国当局就把防止印度遭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视为“当务之急”。此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和半非法状态。每当印度工会和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一定发展或准备采取行动时，殖民当局便立即制造所谓“共产党人阴谋案件”。
第二，有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均强大的资产阶级的竞爭对手。在印度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开始转变为自为阶级之前，印度的资产阶级就已有了自己的政党——国民大会党。该党较印度共产党早建立35—48年。该党树立起了要求民族独立的大旗，与英国殖民主义进行长期的斗爭并取得了较丰富的经验，它有威望较高的政治和精神上的领袖甘地和尼赫鲁。因此，在与印度工人阶级爭夺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的斗爭中处于绝对优势。不仅如此，印度工人阶级本身也从政治思想到组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全面受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所左右和控制，因而使印度工人阶级依附于印度资产阶级，深受其影响而不能自拔。早在1884年一些资产阶级组织分子，如N。M。罗堪特就创办《穷人之友》并在孟买工人中活动，建立启蒙团体，敎育和组织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爭取劳动立法而斗爭。20世纪初，以B·K·铁拉克为代表的国大党激进派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反英宣传，传布俄国1905年斗爭经验，组织工人罢工，发动了1908年孟买10万人的政治罢工。1918年甘地曾在阿默达巴德地区组织工会。1920年以受印度国大党影响的各地工会为主体，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国大党主席拉·拉·赖易当选为工大主席。国大党通过决议说，要各地方委员会“赞助全国的工会组织”，并要指导工人运动。决议要国大党大部分成员都要参加全印工大，说国大党“已发展成为工人的民族组织”，“在民族运动中，被组织起来的工人作用是重要的”，全印工大的建立是“国大党成员作出最大努力的结果”。
第三，印度资产阶级一方面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也对共产主义采取排斥的态度。甘地曾一再强调，“印度不要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对共产党的纲领怀有戒心。1922年底，印度共产党致国大党的纲领，尽管比较溫和，并得到了一部分大党人的赞同，但仍因有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嫌而被国大党年会所拒绝。可见，印度共产党人要象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那样以共产党的身份出现并加入国大党是不现实的。英国当局不容许，印度资产阶级也不会接受。
正是在上述几种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才出现了工农党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
罗易和印度国內的共产主义者自1921年以后就在不断摸索试图建立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早在1921年底，罗易就提出了建立群众性政党的主张。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在1922—1923年间，国內的共产主义者先后作了三次筹建这种类型组织的尝试。
第一次是S。A。丹吉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尝试。1922年9月16日，丹吉在他所主办的《社会主义者》杂志上宣布了“印度国民大会印度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并发表了该党的纲领。丹吉阐明了建立这一政党的必要性和建党宗旨。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了依据走在前列并不久将成为各先进国家执政党的伟大的国际运动的思想，把全民族彻底动员起来，我们建议印度国民大会同人民群众爭取眞正自由的这一世界规模的运动建立联系。我们向国民大会中具有激进思想的人建设性地提出……一个适应我国目前条件的党的纲领。这个党的名称可以叫做‘印度国民大会印度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必须信仰在政治方面与劳资关系方面中实施民主制，以爭取自主为目标。……党必须参加人民群众为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所强加的经济暴虐统治下爭取自由的斗爭。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最有效的途径，是组织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夺取国家政权和在工业上接管对工业机器的控制与管理。党必须须认识到，会发生政府当局或反动的阶级力图压制自由和反对民族意愿的情势，而为了挫败这种企图，民主政党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其政治上的与工业上的力量。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纲领即使是胆小如鼠的唯灵论者也不致感到害怕”。
丹吉的上述主张是同罗易的主张相一致的，而且是罗易劝吿的必然结果。在此之前，同年9月2日，罗易在《社会主义者》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东方问题》的文章。文章写道：“应当仔细硏究各个国家所处的环境，从而来确定在目前以及不久的将来那个社会阶段历史地具体地注定成为革命阶级；因为只有进行这样的阶级划分，才能找到西方无产者在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而进行的战斗中的天然同盟者”；他接着继续说，“在整个东方发生变革的初期阶段，必然会发生一次反对外来帝国主义的伟大起义，但是它将由各国的经济发展所决定的那个最积极的社会阶级来领导……但是，倘若沒有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自觉地投身到群众运动中来，单单依靠资产阶级的行动就不能也永远不会把外国帝国主义推翻掉”。
丹吉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建立之后，罗易于同年11月2日写信给丹吉，予以热情的支持，并就建立群众性政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他写道：“我们都很高兴地得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立。你们的报刊已经被译成其他文字，在这里的领导人中间传阅。党的建立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我希望你们能够得到国內所有眞正的革命力量的支持。在这里，对建立一个新的政党来领导印度的运动问题进行丁详尽的讨论。早在国大党阿迈达巴德年会之前，我就坚持认为必须开始进行组织群众性政党的工作。但是，在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和障碍。自5月份以来，我们一直在利用我们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形式为建立这样的政党准备条件，因此，我们认为你和同你一道工作的同志们的努力是适时的。我希望印度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认识到国际联系的必要性，并把共产国际视为唯一的革命国际组织。因此，我相信你们一定愿意了解共产国际对印度目前运动的态度。和共产国际的观点相同，我想就社会主义工人党应当发挥的作用提几点建议”。
第二次是马尼·拉尔筹建工农党的尝试。1923年2—3月间，阿巴尼·慕克吉和马尼·拉尔曾订出了一个建立工农党的宣言，后以马尼·拉尔名义发表，故又称“马尼·拉尔宣言”。该宣言曾寄给罗易和《国际新闻通讯》。同年4月，又以“通吿”的形式散发出去。他们还定于1923年6月30日在勒克瑙召开一次会议来组织这个“宣言党”，但这次会议未能召开。该党宣言呼吁“印度的工人和农民应另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党”，取名为“工农党”。该党主张非暴力，但拥护“废除常备军和警察，将代之以由人民中适当的与自愿的人组成的志愿兵，同时武装群众和组织民兵”。宣言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支配，但“决不反对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工人部分（指赤色工会国际）。”
罗易在收到宣言和通吿后，于1923年6月5日撰拟了一份《关于在印度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罗易一方面支持建立工农党的主张，同时批评了“非暴力”的观点。罗易希望该党能胜利完成其所承担的任务。罗易建议成立一个“制订党纲委员会”，委员会应包括古拉姆·侯赛因、马尼·拉尔、丹吉、辛加腊威卢、穆扎法尔·艾哈迈德、桑普尔纳南德以及阿卡利党的领袖森德·辛格在罗易的备忘录之后，还附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工农党第一次大会的祝贺信（详见本章第三部分）。
第三次是辛加腊威卢的工农党。该党于1923年5月由辛加腊威卢和M。P。T。维拉尤达姆共建的。他们设立了“印度斯坦工农党中央委员会”。辛加腊威卢为该委员会的主席，维拉尤拉为书记。该党的宣言与马尼·拉尔的宣言相近。它的序言部分与马尼·拉尔宣言序言部分完全相同。该宣言写道：“由于国大党的基础是资本家和柴明达尔，因此它不会给工人带来任何好处，实际上，国大党不过是欧洲人所称之的一种保守党”。“因此，群众对传统的国大党及其孪生兄弟——蓝色政党不应该抱任何希望。”工人应该组织起来，与国大党及黃色政党进行斗爭。宣言在政治纲领部分要建立一种属于苏维埃性质的行政体制，有村、镇、城市、收税区和省的各级公社，最高为“印度斯坦公社”，由它来构成“中央政府”。宣言附有一张党员卡片和一整套党的规则，党的成员得在卡片上签名，卡片上写有“我同意作为一项原则放弃我的私有财产权”。
辛加腊威卢的工农党得到了罗易和共产国际的承认。1923年5月3日罗易给丹吉的信中写道：“我迫切要求你立刻同辛加腊威卢取得联系……我深信他是合法党的杰出领导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为我们打通了一条接近国民大会队伍的通路，这是很有价値的”。罗易还通过乌斯玛尼写信给辛加腊威卢，该信认为“掌握民族解放斗爭和随后社会革命斗爭的最髙领导，这是印度斯坦工农党的责任”。1923年8月，罗易与辛加腊威卢的一次通信中进一步说：“我们必须组织工农党，这个政党将是印度工人阶级在其第一步为爭取民族解放，而后为爭取彻底的经济和社会解放的斗爭中的觉悟了的先锋队……只有通过一场自始至终的革命斗爭，才能贏得从事生产的各个阶级的经济自由……”。
上述工农党的几次建党尝试虽然均沒建成，或者说沒有什么实践活动，组织上也仅仅停留在草拟宣言，拟建中央机构，但却为以后工农党的迅速发展阶段奠定了较良好的思想基础。
罗易及其国內共产党人在初建工农党过程中有下述几个基本思想：
（一）关于“工农党”的名称
最初时有种种称呼，如“印度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主义自主党”、“民主工人党”、“国大共产党”、“国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印度人民党”等等。
罗易开始主张叫“人民党”。1922年11月2日在致丹吉的信件中说所有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努力去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眞正的革命分子在內的群众性政党。为了不致使大批有用的革命分子被党的名称所吓跑，我们的党应该采用一个“不令人反感”的名称，我建议叫“人民党”。当然，这个党的社会基础应当是工人和农民，党的政治领导应当掌握在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手中，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劳动群众的利益。但是，为了使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致被孤立成为小集团，为了使他们能够在群众中发挥领导作作，从而通过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来决定群众运动的进程和命运，必须有一个能使我们进行活动的合法机构，人民党可以成为这样的合法机构。可以预见到，政府是不容忍任何一个采用共产党名称的强大政党存在的，而在迫害共产党人时，政府又能得到本地资产阶级在道义上、甚至是行动上的支持。
此后在筹建党的过程中出现了“工农党”一词，罗易加以肯定，从而将党的名称固定了下来。1923年6月5日罗易在《关于印度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备忘录》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党的名称：“作为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人们的政治机构，我们的党应该叫印度工农党。‘印度’这个词尽管是外来语，但它比‘印度斯坦’更合适，后者常常被用来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精神的象征。考虑到政府和上层阶级经常挑动种族对立和敎派仇恨，我们应当避免用‘印度斯坦’这个名称，因为它会引起穆斯林群众的敌视。‘印度斯坦’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当人口几乎全是印度敎徒时的国家名称，我们沒有必要成为这种民族主义象征的崇拜者，沒有必要去使用一个会造成公开对立的名称。但这只是个次要的问题。”
（二）关于工农党的性质
工农党不同于共产党。罗易于1923年5月15日在写给穆札法尔·艾哈迈德的信中说明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在各地工人和农民中间组织秘密的小党（布尔什维克‘细胞’组织）……因为当前工作必须秘密地去进行。但在这同时还耍组织一个公开的党……党的名称可以叫做‘人民党’或者‘工农党’……事实上你们将要组织起两个并排存在的党——首先是我们的共产党，但暂时还是一个秘密组织……其次是公开的‘群众党’，在这个党里将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都包括进去。”在信中说明了要把公开工作集中于民族主义，即逐走英国人，而不要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第一个目标实现之后才公开地加以宣传。正是在这些策略的促使下，罗易在印度的支持者们联合创立了“合法”党，最后结晶成为“工农党”。
嗣后，罗易在《关于在印度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备忘录》（1923年6月5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相信，合法存在对于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我还要指出，必须建立一个非法机构作为群众性政党的平行组织。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要建立的党不能实行共产主义的纲领，因而它不能取代共产党，共产党应当继续作为合法的群众政党的非法工具，全体共产党员当然地是这个合法政党的党员。同时，应把那些完全赞同共产主义纲领的工农党员吸收到共产党里来，同时保留他们合法政党党员的身份。共产党应保留自己的报刊，《前卫》将继续作为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在一定时期內，共产党还应在国內拥有秘密的报刊。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共同讨论如何协调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以及建立两个平行的组织等问题。在这两个组织之间绝对不存在冲突，工农党的纲领就是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并且同共产党的纲领是完全一致的，作为工农党党员的共产党员必须遵守工农党的纪律。旣然这两个组织在行动中是相互补充的，因而两者之间就不存在重迭的问题。我坚决反对取消共产党的作法，整个世界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在共产主义纲领的旗帜下工人阶级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考虑到目前的形势，我们必须在‘双重的组织’內进行工作，但是任何组织都不能取代共产党的作用。”
在这里，罗易不仅阐明了工农党不同于共产党的性质问题，也较明确地说明了工农党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三）建立工农党的目的问题
根据罗易早期的各种言论分析，他极力主张建立工农党，有三个动因：
第一，通过合法的工农党组织，扩大自己的影响，联合一切进步的民族主义力量，为实现彻底的民族解放而斗爭。罗易认为，印度各政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民族解放，毎个政党的命运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合作运动的破产就在于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于它拒绝按照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前进，我们必须避免重蹈覆辙。他说，许多同志提出了“给劳动者以经济救济”的目标，但是这并不能作为一个政党的纲领，因为它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体系内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这个目标的唯一內涵只能是对统治印度人民的外国政权提出挑战，旣使外国统治符合了本地上层阶级共同剝削工人和农民的要求，情况也不会发生变化。作为一个主张把劳动阶级从一切剝削中解放出来的党，我们绝不能在纲领中忽略民族解放问题，因为民族解放旣是一切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也是最终实现我们的纲领、结束阶级统治的第一步。正因为如此，才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只要民族斗爭不是完全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是作为爭取社会解放的第一步，工人阶级就应当积极地投入这场斗爭。“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说明民族斗爭的这一眞正本质。我们所要建立的党应该成为工人阶级自觉的先锋队，它首先悪为爭取民族解放，其次要为爭取社会解放而斗爭。”
第二，夺取民族解放运动领导权、控制印度国大党的一个重要策略。
罗易在20年代初期认为，印度资产阶级不具有革命性格，而国大党本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来看，它已经死去，它的尸体或则需要埋葬，或则需求注入新的生命使之复活。”他认为：“如果国大党要成为一个政党，它就必须以构成当前印度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中的某一阶级作为自己的基础。它要么就是上中层有产阶级的政党，要么就是被剝削的工人和农民的政党。”罗易则企图通过工农党来改造国大党，使其成为“主张群众行动的革命派别”，“在国大党內组成一个反对派集团”。这个反对派集团终将发展成为注定要领导最后斗爭的人民革命政党。1922年11月2日罗易致丹吉的信中更加明确指出：建立一个合法的党，“把所有的左翼民族分子组织起来，在加雅年会上形成一个坚强的反动派”，“这个政党要有自己的领导和自已的纲领，它的目标就是夺取国大党这个民族斗爭的传统机构的领导权。”1923年6月罗易在《关于在印度组织工人阶级政党的备忘录》进一步深入阐述了上述观点。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身处政治斗爭之中，因此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工作就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毫无疑问，印度的工人和农民再也不会继续充当资产阶级的附庸，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当前的运动是有害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目标是把政权从英帝国主义手中转到本地的上层阶级手中。尽管从整个目标来看，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阶级运动，但是持各种不同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却都反对阶级利益的观点。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伪善的态度，是因为他们希望以此来阻止工人阶级提高阶级觉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企图以自由为幌子来剝削愚昧的、但却具有反抗精神的工人阶级。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实质上只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为了混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这种阶级本质，民族主义领袖总是千方百计地贬损那些把阶级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运动。但是，过去两年的经验无可辯驳地证明，那些鼓吹在印度应当避免阶级之间战爭的民族主义领袖，为了本地富有者阶级的利益而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整个民族的利益，正是他们在各次危机中的所作所为葬送了不合作运动。这种牺牲民族利益的背叛行为举不胜举。这些不断的背叛行为阻碍了民族斗爭的发展，同时也表明了民族主义的阶级实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纲领并不代表劳动群众的利益。劳动群众必须开展独立的政治斗爭，同时进行爭取民族和社会利益的斗爭。绝不能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纲领来领导工人阶级的反帝斗爭，同时，沒有工人阶级的积极参加，反帝斗爭也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组织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不仅对爭取工人阶级自身的经济解放，而且对实现民族解放的直接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民族独立”。
并不能改善劳动群众的经济状况，也绝不会改变工人、农民承担着帝国主义剝削的重负的事实。实际上，工人和农民比资产阶级更关心民族解放的问题，因为他们沒有理由同帝国主义妥协，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却在寻求这种妥协。从各方面讲，工人阶级都必须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
第三，以合法的政党掩盖、保护非法的共产党的存在。
罗易认为，在英国直接统治下的印度，政府决不会允许一个采用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合法存在的，除非共产党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把自己降低到资产级级国大党的水平。因此，必须建立双重的组织，即一个秘密地下的共产党和一个公开的合法的群众性政党。后者应当包括所有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并且应当把那些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赞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的民族主义领袖选进党的领导机构。但是，共产党应当成为这个组织的心脏和灵魂，发挥革命的领导作用。印度工农党在政治上完全处在印共的领导之下，它的大部分领导人是印度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工农党和国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参加国大党各省和中央的各级会议，并在国大党內积极地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