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左倾错误的主要根源
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中的左倾错误，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政策根源，它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经指出：左派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工人阶级中大量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成份；它的思想根源是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它的表现形式是理论脫离实际，不考虑本国革命发展的阶段，不考虑本国阶级力量的对比状况，不了解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居民的民族和宗敎特点，不顾革命形势是否具备，不分场合、不经准备、不要领导，企图轻率地发动革命；实质上，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是一种宗派主义、敎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它只会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受失败。这种左倾思潮，不仅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內存在，而且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內也十分流行。20世纪20年代初期，列宁同这种思潮进行了斗爭。列宁去世以后，这种左派幼稚病又滋长蔓延起来。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的左倾错误就是一个突出反映。
（一）对印度资产阶级特点和作用的错误分析，是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犯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
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建立在对印度资产阶级特点和作用的分析之上的，而这种分析是脫离印度实际的，是不符合印度国情的，因而就难免导致在策略问题上的左倾错误。
（1）对印度资产阶级特点的分析。
印度早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从投靠英国殖民主义者，为殖民掠夺服务的大买办商人、大地主和大高利贷者转化而来的，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印度民族资本利益的工业资产阶级日益强大，而资产阶级中的买办阶层则日趋沒落。买办商人阶层由于沒有同国家政权结合，因而在政治上沒有多大力量。由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英国资本深入印度內地，已不再需要大量的中介商人。民族工业的发展，大大减少了印度市场对英国商品的需求，更进一步限制了买办商人的发展。印度民族运动的兴起和抵制英货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印度的买办商人。在1905～1908年的民族运动高潮中，大批买办商人破产。在这种形势下，大部分中小买办商人被消灭了，一部分大买办商人被迫转向工业和大地产，成为工业资本家和大地主。到本世纪初，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买办阶层已开始走向衰落，而工业资产阶级则在民族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印度资产阶级的主导力量。但是，印度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遏制和打击。沉重的殖民地贡赋，影响了印度的资本积累；大量英国商品的倾销，打击了印度的民族工业；歧视性关税制度、殖民地银行体系和经理行制度，妨碍了印度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印度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因此，它从产生之日起，就同殖民统治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爭。1857～1859年的反英民族大起义，使资产阶级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进入20世纪以后，资产阶级开始同群众运动相结合，提出了“自主、自产、抵制英货和民族敎育”四大纲领，成为群众性反帝运动的领导力量。
由此可见，在印度资产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代表民族资本利益的工业资产阶级，而不是买办资产阶级；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国殖民统治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印度资产阶级是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发挥了革命作用。
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在制订对待资产阶级策略时，只是从抽象的敎条和主观的推论出发，沒有深入分析印度资产阶级的特点，因而作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罗易把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归因于英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政策的变化，片面强调印度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经济联系，否认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爭，因而武断地作出印度资产阶级不具有任何革命作用的结论。斯大林1925年在分析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时也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分裂成两部分，即革命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妥协部分（大资产阶级），前者继续进行革命斗爭，后者则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在印度，“基本的和新的情况不但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而且首先在于这个阶级的妥协部分基本上已经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这部分资产阶级最富裕、最有势力。……他们的两只脚都站在革命的死敌的阵营中。和帝国主义结成同盟来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农民。共产国际六大，虽然承认印度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矛盾，但同时又认为，印度资产阶级中最有影响的部分已经走上了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另一部分在实质上也是要牺牲劳动群众来同帝国主义妥协；认为资产阶级的所有部分都是靠不住的，连暂时加入民族革命阵营都不可能，他们在今后只能起反革命的作用。1929年以后，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完全陷入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他们看来，印度资产阶级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反动的反革命的阶级，根本不打算为印度的独立而斗爭。它只想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和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他们认为，印度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根本沒有能力进行爭取独立的斗爭，所以在它的领导下，印度的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些观点出发，他们就在1925年以后，修改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资产阶级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1929年以后，又完全放弃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把资产阶级当成了主要斗爭对象。”
（2）对资产阶级同殖民当局斗爭的方式的估计。
印度资产阶级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爭的主要思想武器是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主要斗爭方式是群众性公民不合法运动。民族运动初期，大资产阶级温和派实行的是合作主义和议会反对派策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极端派提出了消极抵抗的思想。后来，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M。K。甘地，根据他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进行斗爭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策略，发动和领导了1919～1922年、1930～1934年两次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这种斗爭方式，主要是考虑到，印度的民族运动面临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要实行暴力抵抗，只会招致当局更残酷的暴力镇压，不会取得任何结果。同时，他们也担心群众的武装反抗，会导致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最终危及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非暴力不合作，旣可以发动群众，利用群众的力量同帝国主义进行斗爭，又可以把人民群众限制在资产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內。资产阶级运用的这种斗爭方式，和印度广大群众信奉的印度敎敎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易于被群众接受，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也同印度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关，反映了广大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的思想意识，易于动员各阶层的群众投入反帝斗爭，对印度的民族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人民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不可避免地要冲破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束缚，对资产阶级造成威胁。这时，资产阶级就要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这类事例，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1922年的“巴尔多利退却”，1923年自治党的议会反对派策略，1928年的“尼赫鲁宪法草案”，1930年甘地的“十一点纲领”，1932年的“德里协定”等等，印度资产阶级的这种“定期妥协”的方法，是它两面性特点的眞实写照。这表明，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实质，就是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向帝国主义施加压力，谋求当局的更大让步，以便最终摆脫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为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非暴力不合作的斗爭方式，尽管存在着极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它的积极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对印度社会复杂的民族、宗敎特点缺乏深入分析，因而对非暴力不合作主义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只有在进行反对封建秩序的斗爭时，才是革命的因素，在帝国主义时代，它同帝国主义的妥协是必然的。他们进而又武断地认为，印度资产阶级反对英国当局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欺骗人民，出卖人民、用非暴力不合作来掩怖他们同帝国主义的妥协，因此，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并不具有进步的意义，它只是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和非暴力，而对革命人民则是暴烈的镇压。他们甚至还把资产阶级左派所表现出来的激进倾向完全斥为欺骗，并由此得出结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左翼是民族革命斗爭中最危险的敌人，应集中全力同他们进行斗爭。
（3）对国大党及其作用的看法。
国大党是印度民族运动中最强大的政治组织，也是和印度共产党爭夺领导权的最有力的竞爭对手。本世纪以来，国大党不仅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而且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它的基层组织遍及印度的城镇和乡村，其党员人数一度高达1千万之多。国大党在长期的斗爭中，不仅提出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纲领，而且以一个“向所有其他政治党派提供了党纲的民族性组织”自居。印度的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都企图利用国大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国大党內的左派力量，则代表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最激进和最革命的部分。
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在初期阶段，看到了国大党的政治力量及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实行了一系列利用国大党的组织形式，爭取国大党左派力量，反对右翼的役降和妥协，以便最终改造和控制国大党，夺取国大党领导权的策略路线。但是，他们并沒有眞正把握国大党的特点和作用。20年代初期，他们对国大党性质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有时认为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有时说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28年以后，则把它看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政党，或者说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在初期，他们还能注意区别和爭取国大党內的进步力量，后来却把左派和右派一槪斥之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认为两者之间并沒有什么区别。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样，都是革命的敌人，并且是更危险的敌人。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国大党的态度，不是利用、爭取、改造，而是针锋相对、无情斗爭。结果是孤立了自己，帮助了国大党。正如印度共产党人自己承认的那样，“这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一种看法，似乎只有国大党才是进行反帝斗争的唯一组织，于是，他们就开始追随国大党的领导之后”。
（4）对印度资产阶级领袖的评价。
在印度的民族运动中，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资产阶级领袖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有M。K。甘地、贾·尼赫鲁和S。C。鲍斯等人。如何评价他们的作用，是制订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策略的重要问题。
M。K。甘地是印度民族运动的著名领袖，在印度的独立斗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甘地的主要贡献是：他为印度民族运动提供了完整的理论、纲领和策略；他领导并改组了国大党，使之成为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他发动和组织了印度的群众性反帝斗爭，使千百万落后、分散的群众在民族运动中团结成为一个整体；他毕生致力于爭取敎派团结、废除种姓不平等的斗爭，成为印度全国人民崇拜的偶象，被誉为“民族之魂”。当然，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在他的思想和言行中，不可避免地打着剝削阶级的深刻烙印。列宁曾充分肯定了甘地的进步作用，称他是群众运动的领导者，是个革命者，要求印度共产党实行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尽管罗易对甘地一直持否定态度，把他看作是反动势力的代表，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在20年代初期还是坚持了一分为二地评价甘地，并同他进行过对话。但是在1928年以后，共产国际改变了调子。在共产国际六大的辯论中，就有人称甘地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1930年6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给甘地定了性，称他是帝国主义的帮手。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把甘地视为印度革命的最大障碍，反对甘地和甘地主义成了他们领导民族运动的主要內容。
贾·尼赫鲁和S。C。鲍斯，是当时印度资产阶级左派的主要领袖，他们一贯主张为爭取印度的完全独立而斗爭。早在1923年，贾·尼赫鲁就提出了完全独立的要求。1927年他又在国大党年会上和共产党人共同提出了完全独立的主张。同年，他代表国大党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殖民地人民大会，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执委会委员和地区书记。1928年，贾·尼赫鲁和S。C。鲍斯对“尼赫鲁宪法草案”提出了尖锐批评，再次提出了完全独立的主张，领导组建了“爭取印度独立同盟”，担任了国大党的总书记。他们两人还先后担任过全印工会大会的主席，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并且同情共产党，接近社会主义思想。1929年，他们曾为声援“米拉特案件”中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过积极的工作。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也和他们有过接触和合作。但是，1928年以后，他们和国大党右翼一起。成为了共产党人打击的主要目标。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把他们看作是印度的蒋介石和汪精卫，认为他们和甘地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比甘地更富于欺骗性，手法更高明，因而危险性更大。
（二）对世界革命和印度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是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犯左倾错误的政治根源正确分析国际和国內的阶级力量对比，正确估计革命形势，是无产阶级制订战略和策略的重要依据。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也有沉痛的敎训。
印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随着印度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据统计，1911年印度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已达210万人。到1921年，达到了268万人。但是，由于印度复杂的社会条件和民族、宗敎特点，使印度工人阶级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和分散性。民族、宗敎和种姓的不同，使他们相互隔离；同农村的紧密经济联系，使他们带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季节性。1931年，全印雇佣工人的总数为2618.8万人，其中有组织的工人为500万，10人以上企业的工人为290万，符合工厂法的企业所雇佣的日平均工人数只有155，3万人。印度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革命斗爭传统，印度共产党人也曾在工人运动中进行过积极的工作。但是，印度工人阶级的斗爭因长期受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直到1930年，印度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的成员只有10余万人，仅占印度全国工会会员的四分之一。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要爭取和实现对民族运动的领导，就必须在工人群众中大力开展工作，同工会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实行合作，爭取左派，团结和敎育广大群众。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壮大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力量，发展革命形势。
但是，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人M·N·罗易对印度革命的形势却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印度已不再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无产阶级成了国內的主导力量。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停止以后，他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已经破产，人民群众已不再支持民族运动，阶级斗爭上升为印度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主张。当时，共产国际沒有接受他的观点，而是根据当时世界革命和印度民族运动都处于相对低落时期的客观实际，制订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印度的民族运动和经历了五年多的低落时期之后，再次走向髙涨。20年代末，印度工人阶级的斗爭达到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停止以来的最高点，1927～1929年，发生了480次罢工，参加人数达117万人次，损失工作日4583万个。在此形势下，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的领导缺乏冷靜的头脑，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从而对世界革命和印度革命的形势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
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认为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缩小的矛盾，必然引起新的冲突，必然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但是，在分析世界革命形势时，却提出了一个“第三个时期”，即“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的理论，认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革命危机的形势已经成熟，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援助下，落后的殖民地已经具备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印度这样的先进殖民地国家，则具备了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为了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在各殖民地国家面前必须提出建立以苏维埃为基础的革命政权的问题。至于印度，一方面，他们过低地估计了印度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和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认为它们已经背叛了民族运动，脫离了人民群众，不再是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另一方面，他们又过高地估计了印度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认为，随着民族运动中阶级分化的加剧，无产阶级已经在政治斗爭的大学校里经受了考验，已经摆脫了民族主义的影响，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由此得出结论，印度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已经具备了建立工农革命政府，使民族革命不必经过长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阶级而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正是基于对革命形势的这种分析，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左的口号，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阶级斗爭。
（三）联共（布）党內的斗爭对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犯左倾错误有直接的关系苏联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中最大的党，它对共产国际的各项政策、方针和路线的制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联共（布）党內的斗爭，在共产国际得到了充分反映。1925年以前，列宁的正确路线在联共（布）党內占主导地位，并直接反映在共产国际对民族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指导上。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路线，同托洛茨基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爭。1928年以前，尽管斯大林对印度资产阶级的分析存在一些偏差，但是由于当时苏联国內正面临着经济恢复的艰巨任务，联共（布）党內正在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爭，加上中国革命的发展，吸引了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主要注意力。所以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通过的有关印度革命问题的决议和指示，基本上坚持了列宁为共产国际所制订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27年12月，联共（布）中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开除出党，取得了反对“托季反党联盟”的最终胜利。此后，苏联在国內开展了向富农进攻的运动，在党內又进行了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爭。1927年7月，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10月1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论联共（布）党內的右倾危险》的演说。11月，联共（布）
中央召开全会，斯大林发表了《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內右倾》的演说。1929年1月底2月初、联共（布）召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斯大林作了《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內的右倾》的报吿。4月，联共（布）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作了《联共（布）党內的右倾》的报吿，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內事件》的决议，撒销了布哈林在《眞理报》和共产国际的职务。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又撒销了布哈林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联共（布）党內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爭，直接影响了共产国际的方针和路线。共产国际六大期间，斯大林批评布哈林在六大的报吿沒有提及反对欧洲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斗爭，忽视了共产国际內部存在的右倾危险，否认世界革命“第三个时期”的革命特点。经联共（布）作了重大修改而通过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突出强调了“大规模的阶级搏斗”。指出，社会民主党左翼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是在工人阶级中推行资产阶级政策的最危险的代理人，要求改变统一战线的形式，同社会民主党左派进行斗爭。同时还指出，共产国际各党內的主要偏向是右倾，要求把反右倾的斗爭提到首要地位。库西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运动问题的总结报吿》中甚至提出：“如果一个在革命斗爭中遭到失败的党，表现出一些‘左倾’，这本身并不是坏事，看来这是一个眞正的革命政党。”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十次扩大全会，进一步确认了联共（布）党內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爭，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同志》的决议，指责布哈林散布了悲观失望和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的情绪，为共产国际中右倾分子的政策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全会通过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当前任务（提纲）》，肯定了共产国际六大作出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各国共产党內的主要危险的论断，同时进一步指出：“在各殖民地的共产党中，也必须加强反右倾的斗爭，因为在这些党內，机会主义分子也在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并且阻挠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爭”。为了迎合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这股反右倾潮流，共产国际在1929年底，把一贯彻坚持左倾观点的M·N·罗易，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开除出共产国际。
正是在联共（布）党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爭的影响下，共产国际的路线自六大以后，迅速左转，在第十次扩大全会上达到顶峰。各民族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內，左倾路线逐步占了统治地位。中国的表现最为突出。一贯对共产国际惟命是从的印度共产党，当然也劫数难逃。
（四）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敎训，对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犯左倾错误有重大影响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最大、最古老的国家，两国在社会发展、虫传统以及反帝民族运动等诸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实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为各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树立了榜样。但是，由于中国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时，采取了放弃斗爭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使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在1927年遭到失败。
1927年以前，共产国际充分肯定并积极推广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1926年底，共产国际驻伦敦代表彼得罗夫斯基曾会见即赴印指导工作的斯普拉特，要求他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以便印度学习中国的榜样。斯普拉特到印度不久，就发表了《印度与中国》一书，对比了中印两国的情况，提出要象中国那样在国大党內建立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政党。但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在分析和对比中印两国状况时，也存在一些脫离实际的偏向。首先是表现在斯大林1925年5月对中印两国资产阶级的分析和比较上。斯大林认为，中国和印度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虽然两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裂为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在中国，由于工业不太发达，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因而资产阶级妥协派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在一起，而在印度，由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国內有人数较多的无产阶级，因而资产阶级妥协派已经完全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成了革命的敌人。斯大林的这一看法，对印度共产党人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斯普拉特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內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中国资产阶级的叛变，使他们感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不仅是大资产阶级，就连小资产阶级也是不住的。因此，有必要修改统一战线策略。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的条件不同，印度沒有中国具有的那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是英国资本的独占统治；印度和社会主义苏联沒有直接联系，领土互不相邻；印度沒有军阀之间的相互爭斗，是由组织严密的国家机器统治着；中国资产阶级曾经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过革命斗爭，而印度资产阶级根本不具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据此推论出，中国资产阶级比印度资产阶级更具有革命性。旣然他们都背叛了革命，那么印度资产阶级的背叛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印度拥有人数较多的工人阶级，在中国曾经实行过的统一战线策略已不再适用于印度，即使在反帝斗爭和土地革命的初期阶段，也不能采取这种策略。在印度，只能实行工人阶级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的联盟。对资产阶级只有进行坚决斗爭，而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冀的斗爭尤为迫切。
应该说，及时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敎训是十分必要的。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对中印两国革命条件的分折，在很多方面也是正确的。他们之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主要是分析问题的基本立脚点不正确。这个立脚点就是斯大林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印度资产阶级的比较分析。斯大林的观点是，印度资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更缺乏革命性，更具有妥协性和反革命性。实际上，印中两国所处的不同条件使印度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英帝主义的独占印度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同时它也使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直接、更表面化、更尖锐，从而更促进了印度资产阶级的革命化。在这个阶级中，是有革命派和妥协派之分的。但印度资产阶级的妥协派，并沒有和帝国主义结成反动联盟，并沒有停止同殖民统治的斗爭。印度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也并不只限于小资产阶级，它的主体是工业资产阶级。印度工业资产阶级，非但不比中国资产阶级缺少革命性，而且比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更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在印度的具体条件下，印度共产党人要推动民族运动的发展，要在困难的条件下发展自己的力量，不是不能再实行统一战线，而是应当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中国大革命失败所提供的经验敎训，不是应不应该实行统一战线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实行统一战线的问题。
§§第三章 印度工农党的兴衰与共产国际政策的变化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经指出：左派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工人阶级中大量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成份；它的思想根源是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它的表现形式是理论脫离实际，不考虑本国革命发展的阶段，不考虑本国阶级力量的对比状况，不了解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居民的民族和宗敎特点，不顾革命形势是否具备，不分场合、不经准备、不要领导，企图轻率地发动革命；实质上，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是一种宗派主义、敎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它只会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受失败。这种左倾思潮，不仅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內存在，而且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內也十分流行。20世纪20年代初期，列宁同这种思潮进行了斗爭。列宁去世以后，这种左派幼稚病又滋长蔓延起来。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的左倾错误就是一个突出反映。
（一）对印度资产阶级特点和作用的错误分析，是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犯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
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建立在对印度资产阶级特点和作用的分析之上的，而这种分析是脫离印度实际的，是不符合印度国情的，因而就难免导致在策略问题上的左倾错误。
（1）对印度资产阶级特点的分析。
印度早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从投靠英国殖民主义者，为殖民掠夺服务的大买办商人、大地主和大高利贷者转化而来的，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印度民族资本利益的工业资产阶级日益强大，而资产阶级中的买办阶层则日趋沒落。买办商人阶层由于沒有同国家政权结合，因而在政治上沒有多大力量。由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英国资本深入印度內地，已不再需要大量的中介商人。民族工业的发展，大大减少了印度市场对英国商品的需求，更进一步限制了买办商人的发展。印度民族运动的兴起和抵制英货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印度的买办商人。在1905～1908年的民族运动高潮中，大批买办商人破产。在这种形势下，大部分中小买办商人被消灭了，一部分大买办商人被迫转向工业和大地产，成为工业资本家和大地主。到本世纪初，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买办阶层已开始走向衰落，而工业资产阶级则在民族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印度资产阶级的主导力量。但是，印度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遏制和打击。沉重的殖民地贡赋，影响了印度的资本积累；大量英国商品的倾销，打击了印度的民族工业；歧视性关税制度、殖民地银行体系和经理行制度，妨碍了印度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印度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因此，它从产生之日起，就同殖民统治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爭。1857～1859年的反英民族大起义，使资产阶级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进入20世纪以后，资产阶级开始同群众运动相结合，提出了“自主、自产、抵制英货和民族敎育”四大纲领，成为群众性反帝运动的领导力量。
由此可见，在印度资产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代表民族资本利益的工业资产阶级，而不是买办资产阶级；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国殖民统治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印度资产阶级是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发挥了革命作用。
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在制订对待资产阶级策略时，只是从抽象的敎条和主观的推论出发，沒有深入分析印度资产阶级的特点，因而作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罗易把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归因于英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政策的变化，片面强调印度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经济联系，否认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爭，因而武断地作出印度资产阶级不具有任何革命作用的结论。斯大林1925年在分析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时也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分裂成两部分，即革命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妥协部分（大资产阶级），前者继续进行革命斗爭，后者则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在印度，“基本的和新的情况不但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而且首先在于这个阶级的妥协部分基本上已经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这部分资产阶级最富裕、最有势力。……他们的两只脚都站在革命的死敌的阵营中。和帝国主义结成同盟来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农民。共产国际六大，虽然承认印度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矛盾，但同时又认为，印度资产阶级中最有影响的部分已经走上了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另一部分在实质上也是要牺牲劳动群众来同帝国主义妥协；认为资产阶级的所有部分都是靠不住的，连暂时加入民族革命阵营都不可能，他们在今后只能起反革命的作用。1929年以后，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完全陷入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他们看来，印度资产阶级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反动的反革命的阶级，根本不打算为印度的独立而斗爭。它只想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和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他们认为，印度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根本沒有能力进行爭取独立的斗爭，所以在它的领导下，印度的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些观点出发，他们就在1925年以后，修改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资产阶级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1929年以后，又完全放弃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把资产阶级当成了主要斗爭对象。”
（2）对资产阶级同殖民当局斗爭的方式的估计。
印度资产阶级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爭的主要思想武器是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主要斗爭方式是群众性公民不合法运动。民族运动初期，大资产阶级温和派实行的是合作主义和议会反对派策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极端派提出了消极抵抗的思想。后来，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M。K。甘地，根据他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进行斗爭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策略，发动和领导了1919～1922年、1930～1934年两次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这种斗爭方式，主要是考虑到，印度的民族运动面临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要实行暴力抵抗，只会招致当局更残酷的暴力镇压，不会取得任何结果。同时，他们也担心群众的武装反抗，会导致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最终危及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非暴力不合作，旣可以发动群众，利用群众的力量同帝国主义进行斗爭，又可以把人民群众限制在资产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內。资产阶级运用的这种斗爭方式，和印度广大群众信奉的印度敎敎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易于被群众接受，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也同印度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关，反映了广大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的思想意识，易于动员各阶层的群众投入反帝斗爭，对印度的民族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人民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不可避免地要冲破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束缚，对资产阶级造成威胁。这时，资产阶级就要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这类事例，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1922年的“巴尔多利退却”，1923年自治党的议会反对派策略，1928年的“尼赫鲁宪法草案”，1930年甘地的“十一点纲领”，1932年的“德里协定”等等，印度资产阶级的这种“定期妥协”的方法，是它两面性特点的眞实写照。这表明，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实质，就是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向帝国主义施加压力，谋求当局的更大让步，以便最终摆脫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为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非暴力不合作的斗爭方式，尽管存在着极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它的积极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对印度社会复杂的民族、宗敎特点缺乏深入分析，因而对非暴力不合作主义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只有在进行反对封建秩序的斗爭时，才是革命的因素，在帝国主义时代，它同帝国主义的妥协是必然的。他们进而又武断地认为，印度资产阶级反对英国当局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欺骗人民，出卖人民、用非暴力不合作来掩怖他们同帝国主义的妥协，因此，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并不具有进步的意义，它只是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和非暴力，而对革命人民则是暴烈的镇压。他们甚至还把资产阶级左派所表现出来的激进倾向完全斥为欺骗，并由此得出结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左翼是民族革命斗爭中最危险的敌人，应集中全力同他们进行斗爭。
（3）对国大党及其作用的看法。
国大党是印度民族运动中最强大的政治组织，也是和印度共产党爭夺领导权的最有力的竞爭对手。本世纪以来，国大党不仅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而且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它的基层组织遍及印度的城镇和乡村，其党员人数一度高达1千万之多。国大党在长期的斗爭中，不仅提出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纲领，而且以一个“向所有其他政治党派提供了党纲的民族性组织”自居。印度的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都企图利用国大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国大党內的左派力量，则代表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最激进和最革命的部分。
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在初期阶段，看到了国大党的政治力量及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实行了一系列利用国大党的组织形式，爭取国大党左派力量，反对右翼的役降和妥协，以便最终改造和控制国大党，夺取国大党领导权的策略路线。但是，他们并沒有眞正把握国大党的特点和作用。20年代初期，他们对国大党性质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有时认为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有时说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28年以后，则把它看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政党，或者说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在初期，他们还能注意区别和爭取国大党內的进步力量，后来却把左派和右派一槪斥之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认为两者之间并沒有什么区别。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样，都是革命的敌人，并且是更危险的敌人。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国大党的态度，不是利用、爭取、改造，而是针锋相对、无情斗爭。结果是孤立了自己，帮助了国大党。正如印度共产党人自己承认的那样，“这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一种看法，似乎只有国大党才是进行反帝斗争的唯一组织，于是，他们就开始追随国大党的领导之后”。
（4）对印度资产阶级领袖的评价。
在印度的民族运动中，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资产阶级领袖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有M。K。甘地、贾·尼赫鲁和S。C。鲍斯等人。如何评价他们的作用，是制订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策略的重要问题。
M。K。甘地是印度民族运动的著名领袖，在印度的独立斗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甘地的主要贡献是：他为印度民族运动提供了完整的理论、纲领和策略；他领导并改组了国大党，使之成为民族运动的领导力量，他发动和组织了印度的群众性反帝斗爭，使千百万落后、分散的群众在民族运动中团结成为一个整体；他毕生致力于爭取敎派团结、废除种姓不平等的斗爭，成为印度全国人民崇拜的偶象，被誉为“民族之魂”。当然，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在他的思想和言行中，不可避免地打着剝削阶级的深刻烙印。列宁曾充分肯定了甘地的进步作用，称他是群众运动的领导者，是个革命者，要求印度共产党实行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尽管罗易对甘地一直持否定态度，把他看作是反动势力的代表，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在20年代初期还是坚持了一分为二地评价甘地，并同他进行过对话。但是在1928年以后，共产国际改变了调子。在共产国际六大的辯论中，就有人称甘地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1930年6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给甘地定了性，称他是帝国主义的帮手。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把甘地视为印度革命的最大障碍，反对甘地和甘地主义成了他们领导民族运动的主要內容。
贾·尼赫鲁和S。C。鲍斯，是当时印度资产阶级左派的主要领袖，他们一贯主张为爭取印度的完全独立而斗爭。早在1923年，贾·尼赫鲁就提出了完全独立的要求。1927年他又在国大党年会上和共产党人共同提出了完全独立的主张。同年，他代表国大党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殖民地人民大会，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执委会委员和地区书记。1928年，贾·尼赫鲁和S。C。鲍斯对“尼赫鲁宪法草案”提出了尖锐批评，再次提出了完全独立的主张，领导组建了“爭取印度独立同盟”，担任了国大党的总书记。他们两人还先后担任过全印工会大会的主席，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并且同情共产党，接近社会主义思想。1929年，他们曾为声援“米拉特案件”中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过积极的工作。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也和他们有过接触和合作。但是，1928年以后，他们和国大党右翼一起。成为了共产党人打击的主要目标。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把他们看作是印度的蒋介石和汪精卫，认为他们和甘地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比甘地更富于欺骗性，手法更高明，因而危险性更大。
（二）对世界革命和印度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是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犯左倾错误的政治根源正确分析国际和国內的阶级力量对比，正确估计革命形势，是无产阶级制订战略和策略的重要依据。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也有沉痛的敎训。
印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随着印度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据统计，1911年印度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已达210万人。到1921年，达到了268万人。但是，由于印度复杂的社会条件和民族、宗敎特点，使印度工人阶级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和分散性。民族、宗敎和种姓的不同，使他们相互隔离；同农村的紧密经济联系，使他们带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季节性。1931年，全印雇佣工人的总数为2618.8万人，其中有组织的工人为500万，10人以上企业的工人为290万，符合工厂法的企业所雇佣的日平均工人数只有155，3万人。印度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革命斗爭传统，印度共产党人也曾在工人运动中进行过积极的工作。但是，印度工人阶级的斗爭因长期受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直到1930年，印度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的成员只有10余万人，仅占印度全国工会会员的四分之一。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要爭取和实现对民族运动的领导，就必须在工人群众中大力开展工作，同工会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实行合作，爭取左派，团结和敎育广大群众。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壮大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力量，发展革命形势。
但是，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人M·N·罗易对印度革命的形势却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印度已不再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无产阶级成了国內的主导力量。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停止以后，他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已经破产，人民群众已不再支持民族运动，阶级斗爭上升为印度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主张。当时，共产国际沒有接受他的观点，而是根据当时世界革命和印度民族运动都处于相对低落时期的客观实际，制订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印度的民族运动和经历了五年多的低落时期之后，再次走向髙涨。20年代末，印度工人阶级的斗爭达到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停止以来的最高点，1927～1929年，发生了480次罢工，参加人数达117万人次，损失工作日4583万个。在此形势下，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的领导缺乏冷靜的头脑，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从而对世界革命和印度革命的形势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
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认为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缩小的矛盾，必然引起新的冲突，必然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但是，在分析世界革命形势时，却提出了一个“第三个时期”，即“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的理论，认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革命危机的形势已经成熟，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援助下，落后的殖民地已经具备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印度这样的先进殖民地国家，则具备了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为了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在各殖民地国家面前必须提出建立以苏维埃为基础的革命政权的问题。至于印度，一方面，他们过低地估计了印度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和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认为它们已经背叛了民族运动，脫离了人民群众，不再是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另一方面，他们又过高地估计了印度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认为，随着民族运动中阶级分化的加剧，无产阶级已经在政治斗爭的大学校里经受了考验，已经摆脫了民族主义的影响，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由此得出结论，印度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已经具备了建立工农革命政府，使民族革命不必经过长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阶级而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正是基于对革命形势的这种分析，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左的口号，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阶级斗爭。
（三）联共（布）党內的斗爭对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犯左倾错误有直接的关系苏联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中最大的党，它对共产国际的各项政策、方针和路线的制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联共（布）党內的斗爭，在共产国际得到了充分反映。1925年以前，列宁的正确路线在联共（布）党內占主导地位，并直接反映在共产国际对民族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指导上。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路线，同托洛茨基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爭。1928年以前，尽管斯大林对印度资产阶级的分析存在一些偏差，但是由于当时苏联国內正面临着经济恢复的艰巨任务，联共（布）党內正在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爭，加上中国革命的发展，吸引了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主要注意力。所以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通过的有关印度革命问题的决议和指示，基本上坚持了列宁为共产国际所制订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27年12月，联共（布）中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开除出党，取得了反对“托季反党联盟”的最终胜利。此后，苏联在国內开展了向富农进攻的运动，在党內又进行了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爭。1927年7月，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10月1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论联共（布）党內的右倾危险》的演说。11月，联共（布）
中央召开全会，斯大林发表了《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內右倾》的演说。1929年1月底2月初、联共（布）召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斯大林作了《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內的右倾》的报吿。4月，联共（布）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作了《联共（布）党內的右倾》的报吿，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內事件》的决议，撒销了布哈林在《眞理报》和共产国际的职务。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又撒销了布哈林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联共（布）党內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爭，直接影响了共产国际的方针和路线。共产国际六大期间，斯大林批评布哈林在六大的报吿沒有提及反对欧洲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斗爭，忽视了共产国际內部存在的右倾危险，否认世界革命“第三个时期”的革命特点。经联共（布）作了重大修改而通过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突出强调了“大规模的阶级搏斗”。指出，社会民主党左翼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是在工人阶级中推行资产阶级政策的最危险的代理人，要求改变统一战线的形式，同社会民主党左派进行斗爭。同时还指出，共产国际各党內的主要偏向是右倾，要求把反右倾的斗爭提到首要地位。库西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运动问题的总结报吿》中甚至提出：“如果一个在革命斗爭中遭到失败的党，表现出一些‘左倾’，这本身并不是坏事，看来这是一个眞正的革命政党。”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十次扩大全会，进一步确认了联共（布）党內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爭，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同志》的决议，指责布哈林散布了悲观失望和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的情绪，为共产国际中右倾分子的政策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全会通过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当前任务（提纲）》，肯定了共产国际六大作出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各国共产党內的主要危险的论断，同时进一步指出：“在各殖民地的共产党中，也必须加强反右倾的斗爭，因为在这些党內，机会主义分子也在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并且阻挠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爭”。为了迎合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这股反右倾潮流，共产国际在1929年底，把一贯彻坚持左倾观点的M·N·罗易，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开除出共产国际。
正是在联共（布）党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爭的影响下，共产国际的路线自六大以后，迅速左转，在第十次扩大全会上达到顶峰。各民族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內，左倾路线逐步占了统治地位。中国的表现最为突出。一贯对共产国际惟命是从的印度共产党，当然也劫数难逃。
（四）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敎训，对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犯左倾错误有重大影响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最大、最古老的国家，两国在社会发展、虫传统以及反帝民族运动等诸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实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为各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树立了榜样。但是，由于中国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时，采取了放弃斗爭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使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在1927年遭到失败。
1927年以前，共产国际充分肯定并积极推广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1926年底，共产国际驻伦敦代表彼得罗夫斯基曾会见即赴印指导工作的斯普拉特，要求他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以便印度学习中国的榜样。斯普拉特到印度不久，就发表了《印度与中国》一书，对比了中印两国的情况，提出要象中国那样在国大党內建立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政党。但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在分析和对比中印两国状况时，也存在一些脫离实际的偏向。首先是表现在斯大林1925年5月对中印两国资产阶级的分析和比较上。斯大林认为，中国和印度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虽然两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裂为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在中国，由于工业不太发达，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因而资产阶级妥协派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在一起，而在印度，由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国內有人数较多的无产阶级，因而资产阶级妥协派已经完全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成了革命的敌人。斯大林的这一看法，对印度共产党人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斯普拉特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內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中国资产阶级的叛变，使他们感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不仅是大资产阶级，就连小资产阶级也是不住的。因此，有必要修改统一战线策略。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的条件不同，印度沒有中国具有的那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是英国资本的独占统治；印度和社会主义苏联沒有直接联系，领土互不相邻；印度沒有军阀之间的相互爭斗，是由组织严密的国家机器统治着；中国资产阶级曾经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过革命斗爭，而印度资产阶级根本不具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据此推论出，中国资产阶级比印度资产阶级更具有革命性。旣然他们都背叛了革命，那么印度资产阶级的背叛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印度拥有人数较多的工人阶级，在中国曾经实行过的统一战线策略已不再适用于印度，即使在反帝斗爭和土地革命的初期阶段，也不能采取这种策略。在印度，只能实行工人阶级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的联盟。对资产阶级只有进行坚决斗爭，而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冀的斗爭尤为迫切。
应该说，及时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敎训是十分必要的。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对中印两国革命条件的分折，在很多方面也是正确的。他们之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主要是分析问题的基本立脚点不正确。这个立脚点就是斯大林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印度资产阶级的比较分析。斯大林的观点是，印度资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更缺乏革命性，更具有妥协性和反革命性。实际上，印中两国所处的不同条件使印度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英帝主义的独占印度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同时它也使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直接、更表面化、更尖锐，从而更促进了印度资产阶级的革命化。在这个阶级中，是有革命派和妥协派之分的。但印度资产阶级的妥协派，并沒有和帝国主义结成反动联盟，并沒有停止同殖民统治的斗爭。印度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也并不只限于小资产阶级，它的主体是工业资产阶级。印度工业资产阶级，非但不比中国资产阶级缺少革命性，而且比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更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在印度的具体条件下，印度共产党人要推动民族运动的发展，要在困难的条件下发展自己的力量，不是不能再实行统一战线，而是应当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中国大革命失败所提供的经验敎训，不是应不应该实行统一战线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实行统一战线的问题。
§§第三章 印度工农党的兴衰与共产国际政策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