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共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及其发展
印度共产党成立以后，受到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同时，它又面临着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十分强大，并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竞爭对手——代表印度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印度共产党要想把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就必须制订一条正确有效的策略路线，而正确解决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乃是印度共产党成立后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1920年至1934年，印度共产党在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问题上，大体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1920年至1928年
1920年下半年，印度国大党为反对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的“罗拉特法”，以及它对土耳其的瓜分和在旁遮普的暴行，发动和领导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广大人民群众冲破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的束缚，同英国当局展开了英勇斗爭。1921年到1922年初，运动达到高潮，被当局逮捕的人数多达3万人，国大党的领袖也儿乎全部入獄。1922年2月，联合省的乔里乔拉村的农民群众捣毁了当地的警察所，造成了22名警察死亡的事件。在这种形势下，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根据甘地的指示，通过了“巴尔多利决议”，宣布停止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
运动的中止使印度的民族运动进入了低潮。“巴尔多利决议”引起了各阶层群众和广大国大党员的极大不满，致使国大党员从1921年的近1千万人锐减到1923年的几十万人，国大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1923年3月，以C。R。达斯和莫·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主变派”成立了“自治党”，提出了参加议会，充当议会反对派的纲领，并参加了11月举行的印度大选。从此以后，自治党逐步掌握了国大党的领导权。自治党的纲领带有很大的妥协性，它反对完全独立的主张，把实现英帝国內的“自治领”地位作为主要目标。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不变派”则致力于实现甘地提出的“建设性纲领”，即：戒酒、纺纱、民族敎育、敎派团结以及爭取贱民的平等权利。与此同时，国大党左派则坚持完全独立的主张。不合作运动中止后，工农群众的反英斗爭从未间断，工人罢工和农民抗税的斗爭时有发生，然而其规模和范围同以前相比已经大大缩小了，并且基本上被国大党所控制。1927年11月，英国政府任命了“西门委员会”，在印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进一步刺激了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绪，加剧了印度和英国之间的矛盾。1927年12月，国大党马德拉斯年会通过了完全独立的决议和抵制西门委员会的决议。印度民族运动在经历了5年多的低落阶段后，重新走上了高涨。
1920～1928年，印度共产党正处在刚刚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自身力量十分弱小，组织上也很不统一。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力量，印度共产党在共产囤际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在同资产阶级爭夺领导权的斗爭中采取如下策略。
（1）制订一个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作为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的基础。
印度作为英国直接统治下的殖民地，它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印度资产阶级在领导民族运动的过程中，正是抓住了民族自主的旗帜，才吸引了各阶层的群众。但是直到1927年，它提出的“司瓦拉吉”（即自主）的口号，在槪念上是模糊不清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同资产阶级爭夺领导权，就必须明确自己对民族独立问题的立场，揭露资产阶级在民族独立问题上的妥协性和动搖性，提出一个能被资产阶级接受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团结资产阶级左派，爭取广大群众，推动民族运动的发展。
为此，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人M。N。罗易曾多次致信国內的共产党人，建议他们制订一个能把一切忠实的民族主义革命分子吸引到自己一边来的群众行动纲领。他强调，在这个纲领中不要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而要提出完全独立、民主共和国、废除地主制的口号，并在此基础上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制订共同纲领，实行合作。1922年底，罗易起草了《致国大党加雅年会的纲领》，写了《我们需耍什么？》的小册子，批判了资产阶级妥协派散布的“英联邦內的平等伙伴关系”等错误理论。提出了一个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此后，印度共产党以罗易起草的纲领为依据，反复强调了爭取民族独立这一根本任务，呼吁印度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纲领的基础上，共同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而斗爭。共产党的行动，得到了一批国大党人和国內民族主义者的响应，1922年11月，著名的国大党人桑莫布尔纳南德发表了《关于国大党纲领的备忘包》，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大部分观点。罗易的纲领发表后，国內的一些民族主义报刊给予了肯定，认为它对国大党并无害处，因而是可以接受的。
（2）建立群众性的工农党，作为同资产阶级爭夺领导权的组织形式。（有关详细情泣见第三章，这里仅作槪要说明）
早在1921年底，罗易就提出了建立群众性政党的主张。1922年9月16日，S。A。丹吉在《社会主义者》杂志上正式宣布成立“国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发表了它的纲领。此后，罗易和印度国內的共产主义者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在英国直接统治下的印度，政府是不会允许一个采用共产党名称的组织合法存在的，除非共产党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把自己降低到资产阶级国大党的水平。因此，印度共产党人必须建立双重的组织，即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和一个公开的群众性政党。后者应当包括所有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并且应当把那些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赞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的民族主义领袖选进党的领导机构。但是，共产党人应当成为这个组织的心脏和灵魂，发挥革命的领导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印度共产党有一个扩大自己影响，壮大左派力量，进行合法斗爭的场所。从而联合一切进步的民族主义力量，促成巩固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把民族主义运动从自治党的议会主义泥潭中解救出来，推动民族运动不断前进。在同国大党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提出，新建立的群众性政党绝不能和国大党决裂，应当成为它的一个合法部分，并设法同它建立工作联盟关系。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努力同国大党达成协议，以便对它施加压力，促使它发挥革命作用，并伺机夺取它的领导权。
印度共产党的计划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英国共产党也先后派了几名党员赴印帮助和指导建党工作。1928年12月，印度各地区的工农党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召开了全印工农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全印度统一的工农党组织。印度工农党在政治上完全处在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它的大部份领导人是印度共产党员，它的纲领和印度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完全一致。在组织上，工农党和国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参加国大党各省和中央的各级会议，并在国大党內积极地开展工作。
（3）积极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为夺取国大党的领导权创造条件。
国大党是印度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印度民族运动中的一个最强大的政治集团。因此，印度共产党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就必须十分重视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
首先，积极爭取国大党內具有激进倾向的民族主义者。
如上所述，1922年国大党的“巴尔多利决议”引起了党內许多领导人的不满，甚至连甘地的忠实战友C。R。达斯和尼赫鲁父子等人也对此表示了愤怒。印度共产党人利用国大党內的分化，加强了对民族主义领袖的爭取工作。1922年至1923年，罗易曾多次致信C。R。达斯，希望他放弃甘地主义的敎条，把国大党改造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政党。1922年7月，罗易致信S。C。鲍斯和达斯的儿子，邀请他们访问苏联。1922年8月，罗易和国大党人辛加腊威卢建立了联系，向他灌输共产主义的思想，使他成为印度共产党的重要领袖之一。1922年，从苏联返回印度的乌斯玛尼和著名的国大党人桑莫布尔纳南德建立了联系，对他的激进立场表示赞同和支持，并送给他大量从国外寄回的宣传品。在建立工农党的过程中，印度共产党积极爭取那些对国大党政策不满的民族主义者和工会领导人，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共产党和工农党的著名领袖。
其次，努力对国大党施加政治影响。
除了同国大党人建立个人联系以外，印度共产党还注意对整个国大党的纲领和政策施加影响。从1921年至1927年，印度共产党、工农党先后发表了七篇致国大党的纲领、宣言和呼吁书。在这些文件中，不仅全面地阐述了共产党所奉行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同时还批评了国大党內的妥协倾向，号召国大党人实行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政策，动员群众，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此外，印度共产党还通过各种渠道从苏联、德国、瑞士，法国和英国等地向印度国內输入了大量共产国际、赤色工会国际、靑年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的刊物、小册子，并且对国內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敎派冲突、西门委员会、全印政党会议、尼赫鲁宪法报吿等问题，发表了阐述印度共产党基本观点和立场的宣言、声明。这些活动在印度国內和国大党內部产生了重大影响。1922年至1923年间，印度的一些主要民族主义报刊，如《甘露市场报》、《独立报》、《那瓦瑜珈报》、《阿特玛萨报指》等。都大量刊登过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文章，有的作了删改，有的则是全文照发。由于印度共产党的宣传，使一些国大党领袖也不得不采取激进的立场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其中最明显的一例就是，1922年8月，C。R。达斯在一次讲话中含糊地提出了“给人民群众以自主”的建议。同年11月，他又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必须给人民群众以自主，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来爭取自主”。为了抵制共产党人的影响，国大党在1922年以后，不得不多次通过了有关组织工人和农民的决议。
与此同时，印度共产党和工农党的领导人还利用他们在国大党內的合法地位，在它的各级组织和各种会议上宣传共产党的纲领，散发党的宣传品，推动国大党政策的转变。1922年12月，S。A。丹吉和辛加腊威卢参加了国大党加雅年会，散发了印度共产党致年会的纲领，提出了爭取完全独立的要求。1924年12月，贝尔圭尔霍达和卓格雷加尔参加了国大党贝尔高姆年会，在会上散发了《致民族主义者的呼吁书》。1926年12月，卓格雷加尔、宁勃卡尔和英共党员乔治·艾利逊在国大党高哈蒂年会上提出了关于支持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斗爭的决议。1927年4月，孟买工农党为即将召开的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准备了一份行动纲领，由卓格雷加尔提交给会议，同年11月，卓格雷加尔又把这个纲领作为国大党纲领提交给孟买省国大党委员会。1927年底，国大党许多地方组织的会议都通过了关于抵制西门委员会和爭取完全独立的决议，这同印度共产党和工农党的宣传和工作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加强同国大党內部左派力量的合作。
随着国大党內部的分化及其左派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了以贾·尼赫鲁和S。C。鲍斯为首的国大党左翼民族主义派。1923年10月，贾·尼赫鲁在联合省政治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爭取完全独立的主张，并组织了志愿者运动。罗易对此十分重视，给予了肯定。他在致印度共产党的信中，要求他们积极予以帮助，并努力同其建立联系。1927年12月，在国大党马德拉斯年会上，印共领导人卓格雷加尔、宁勃卡尔和贾·尼赫鲁共同提出了爭取完全独立和反对战爭威胁的决议草案，获得了年会的一致通过。这次年会以后，共产党人又和国大党左派一起组织召开了“共和主义者大会”，由贾·尼赫鲁担任大会主席，穆札法尔·艾哈迈德担任书记。大会重申了国大党年会通过的独立决议，强调要采取有效的行动，确保独立决议的实现，推动国大党前进1928年，共产党和国大党左派一起开展了反对全印政党会议中妥协倾向的斗爭。共产党和工农党发表宣言、声明，揭露了妥协派抵制西门委员会的眞实动机，批评了“尼赫鲁宪法草案”背弃独立决议的倒退行为，支持贾·尼赫鲁和S，C。鲍斯的进步主张。在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上，共产党人和国大党左派一起为捍卫独立决议进行了斗爭，迫使国大党领导人作出了让步。年会虽然通过了赞成“尼赫鲁宪法草案”的决议，但是不得不在决议中列入一项保留条款，允许左派以国大党的名义进行爭取完全独立的宣传，如果政府在一年內拒绝承认宪法草案，就将发动新的公民不合作运动。
（4）加强党在工会中的工作，同资产阶级爭夺工会运动的领导权。
在殖民地国家中，印度的工会运动是发展最早的。1862年出现了第一次罢工斗爭，1884年成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本世纪初，工人运动开始同民族运动结合起来。1908年爆发了工人阶级第一次政治罢工，1920年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全印工会大会。但是长期以来，印度的工会运动处在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印度工人阶级一直处于资产阶级的仆从地位。英国的黃色工会和英国工党以及第二国际也极力插手印度工会运动。印度共产党成立后，一方面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同时也十分重视在工会运动中发展党的力量，团结工会左翼，孤立资产阶级改良派，同国大党爭夺工会运动的领导权。
20年代初，印度的一些共产主义者就投身工会运动，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共产主义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并在全印工会大会和许多地方工会中担任了领导工作。1925年以后，印度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工会工作，在1925年孟买纺织工人总罢工和1926年孟加拉——纳格浦尔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直接领导了1927～1928年的一系列重要的罢工斗爭。1927年3月，全印工会大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印度工农党第一次作为有组织的左翼出现在大会上。印共总书记S。V。卡特当选为大会的助理书记。他们团结与会的其他左派力量，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內建立工农政党以及工会大会应致力于建党工作的决议。在同年11月召开的第八次会议上，孟买工农党主席D。R。腾格迪当选为大会副主席，S。A。丹吉当选为助理书记。共产党人和左翼民族主义者形成了多数，通过了完全独立、抵制西门委员会、支持中国革命等一系列带有革命倾向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党人和左派力量还共同签署了一份题为《工会大会中的左派》的文件，对工会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的政策进行了批评，阐明了工会运动和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大会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行动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负责指导工会运动和起草未来的劳工宪法。在1928年11月的第九次会议上，共产党人继续联合左派，同右翼改良派进行斗爭，拒绝了改良派提出的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的要求，决定加入国际反帝同盟，并委派共产党人腾格迪和卓格雷加尔作为出席下届国际反帝大会的代表。
1920年至1928年间，印度共产党在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所做的这样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党的影响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大有发展，许多共产党人担任了国大党及其控制下的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国大党的一些地方组织已被共产党所控制。在孟买，有4名共产党员作为工农党的代表被选进市政会议。在拉贾斯坦，7名国大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中就有3名印共产党员和两名左派共和主义者。在孟加拉，工农党党员发展到1万余人。在1920年的“米拉特案件”中受审的32名共产党、工农党和工会领导人中，有8人是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4人是全印工会大会的前主席或书记。因此，就连英国殖民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已经在印度有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正在逐步滋长和蔓延。
尽管印度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一些左的错误。首先，他们对印度资产阶级的特点和作用等问题认识模糊。在这个时期，除罗易外，印度共产党在国內的领导人和党的文件，都沒有认眞分析和阐述这些问题，而罗易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从他们的言论和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片面地夸大了印度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反动性，提出了一些不符合印度实际的口号。他们提出，印度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是反对民族革命的，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它的基本政策就是同帝国主义妥协，它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不能发挥任何革命的作用，是一种完全的反革命力量，即使是左派也不例外。其次，印共在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也是含混不清的。他们虽然在实践中提出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并不眞正了解它的确切含义和实质。1927年以前，他们是笼统地提出要同民族主义运动或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1927年以后，他们则把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局限为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的联盟而把资产阶级排除于统一战线。第三，在对国大党的态度上也是不恰当的。20年代初期，他们的策略是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并伺机夺取国大党的领导权。20年代中期，罗易提出，国大党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工农党应成为同国大党平行和独立的政党，应在组织上取代国大党。印度国內的共产党人沒有直接接受这个观点。但是在1928年的全印工农党会议上，他们却提出，传统的政策已经过时了，工农党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只能是暂时的，工农党的目的已不再是控制国大党，夺取领导权，而是要揭露它、取代它。为此，规定工农党党员未经特许，不得在国大党內任职，工农党党员不得参加国大党左派领导的“爭取印度独立同盟”。第四，印度共产党在同资产阶级爭夺工会运动领导权的斗爭中，采取了组织上分裂的方式。他们过份强调阶级斗爭，把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在工会运动中提出了一系列左的纲领口号。第五，他们在同资产阶级爭夺领导权的斗爭中，只注重在资产阶级上层和国大党领导机构內进行工作，忽视开展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只重视工会工作，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以致把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剝削了自身的群众基础。印度共产党內的这些错误倾向，不能不对自身的发展产生不良后果。这也是它在这个时期未能取得民族运动领导权的重要原因。
（二）第二个阶段：1929年至1934年
1928年以后，印度民族运动以抗议“西门委员会”赴印为导火线，又一次进入了高潮时期。1928年11月，成立了以贾·尼赫鲁和S。C。鲍斯为首的“爭取印度独立同盟”。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抵制西门委员会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1929年12月，由于英国政府拒绝接受“尼赫鲁宪法草案”，国大党再次通过了爭取完全独立的决议，并决定进行第二次公民不合作运动。1930年1月26日，印度全国人民响应国大党的号召，举行了“独立日”誓师，开始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的第二次不合作运动。3月12日至4月5日，甘地领导了著名的“食盐进军”，4～5月间，相继爆发了吉大港、白沙瓦和绍拉普尔的反英武装起义。
殖民当局对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采取了残爆的镇压政策。1929年3月，逮捕了32名印度共产党、工农党和工会运动的主要领袖，制造了“米拉特共产党人谋叛案”。1930年5月，逮捕了甘地等著名的国大党领袖，并宣布国大党为非法。仅1930年到1931年，就有9万人被判罪。为了分裂民族运动，英国政府从1930年底开始同国大党进行谈判，1931年3月，英印总督欧文和甘地签订了“德里协定”，对印度资产阶级作了某些让步，资产阶级则同意停止不合作运动。1931年夏天，甘地赴伦敦出席第二次圆桌会议。但是由于英国政府坚持顽固立场，致使谈判破裂，甘地退出会议，从1932年1月起重新开始了公民不合作运动。于是，英国政府再次宣布国大党为非法，并逮捕了出席国大党德里年会的全体代表。这次镇压，大大超过1929～1931年的规模，到1933年3月，被捕人数已达12万多人。由于国大党领导软弱以及英国政府的残酷镇压，第二次不合作运动终于失败了。1933年7月，国大党决定停止群众性的和平抵抗，代之以个人的和平抵抗。1934年5月，国大党决定终止一切和平抵抗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共产党本应坚持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联合国大党和资产阶级左派，反对资产阶级的动摆妥协，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推动民族运动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这个时期它却实行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线。它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策，进一步发展了第一个阶级已经出现的左倾错误。
印度共产党在第二阶级的指导性纲领，是1930年的《共产党人在米拉特法庭的声明》和《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在这两个文件中，它对资产阶级的作用作了错误的分析，认为印度资产阶级已经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结成了同盟，已经背叛了民族运动；说他们不是民族运动的领导者，而是民族改良主义者；甚至把国大党左派视为印度革命胜利的最大威胁。因此，文件明确提出：印度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就是采取尖锐的阶级斗爭形式——工人反对资本家、农民反对地主，所有的被剝削者反对所有的剝削者——来反对甘地、尼赫鲁和鲍斯等人的政策，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不怕牺牲地去同资产阶级左翼进行斗爭，利用一切机会去揭露国大党，尤其要揭露国大党左派领袖以及“爭取印度独立同盟”等组织，把他们孤立起来，把他们从一切工会组织中清除出去。
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印度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所实行的必然是一条敌视、斗爭和放弃联合的策略路线。
（1）同国大党及其领导的群众组织实行完全决裂。
1928年底，印度共产党已经决定放弃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的方针，强调发挥工农党的独立作用。1929年3月，由于“米拉特案件”的发生，共产党和工农党的主要领袖被捕入獄。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农党的活动基本陷于瘫瘓状态。1930年初，印度共产党在獄外的领导人德什潘德和兰纳地夫等人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活动，在孟买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党的委员会。新恢复的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是同国大党进行斗爭，力图使群众摆脫国大党的影响，建立独立于国大党和它所控制下的工会组织的新的组织。1929年12月，印度共产党人在全印工会大会第十次会议上与亲国大党的溫和派分裂，后者成立了全印工会联合会。当时，国大党左倾仍留在工会大会中，S。C。鲍斯担任工会大会的主席，德什潘德任总书记。1931年7月，全印工会大会召开第十一次会议，印度共产党人和主张同国大党联合的M。N。罗易派（当时罗易已被共产国际开除，罗易本人于1930年底秘密返回印度）发生分裂，共产党人退出大会，建立了全印赤色工会大会，并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爭”作为新成立的工会大会的宗旨。1930年6月，孟买红旗纺织工会中的共产党人同亲国大党的民族主义者发生分裂，成立了“靑年工人同盟”，公开宣布自己的目的就是要使工人群众摆脫国大党的影响，建立一个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联邦。1930年10月，印度共产党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反帝同盟，以便和国大党左派领导的“爭取印度独立同盟”划清界限。次年3月，国际反帝同盟也以“在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英国统治者的营垒”为理由，开除了贾·尼赫鲁和国大党。
1932年8月，印度共产党在阿迈达巴德地区建立了“工广工人同盟”，提出要把开展阶级斗爭、进行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主要的斗爭目标。1933年6月，印度共产党在孟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纲领规定，同盟的任务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民族改良主义及其走狗的斗爭，并号召所有反对国大党政策的有识之士加入该同盟。1934年2月，印度共产党又在加尔各答、孟买等地建立了“反甘地主义同盟”和“抵制甘地主义委员会”等组织。此外，印度共产党在大印度半岛铁路工会、东印度铁路工会、孟加拉黃麻工会、钟表工人工会等组织中也相继同亲国大党派实行了分裂，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工会。
（2）对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采取一系列过激行动。
印度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基本指导方针是开展阶级反对阶级的斗爭。因而，他们把主要斗爭矛头指向了印度资产阶级。在印度共产党组织的各种集会和游行中，“打倒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成为主要口号；抨击国大党的政策，攻击国大党的领袖和亲国大党的工会领袖成为斗爭的主要內容。1930年1月26日“独立日”誓师期间，孟买共产党人组织群众游行队伍进入国大党群众集会的会场，要求在会场插上红旗，由于国大党的反对而引起冲突，发生了互相撕毁旗帜的事件，英国当局对此大加宣扬。1933年10月，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全印赤色工会大会召开执委会会议，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反对国大党的群众游行。10月26日，印度共产党组织工人群众举行了向国大党第48届年会会场进军的示威活动，10月28日又通过了谴责国大党的决议。1934年2月和7月，共产党人在孟买和加尔各答召开反对甘地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并组织了阻挠甘地向群众讲演的“示威进军”，散发反对国大党和甘地的传单。1934年4月，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孟买纺织工人总罢工期间，亲国大党的左翼民族主义工会领袖被开除出罢工委员会，共产党还提出了“在一个工业部门只能有一个联盟一共产主义的联盟”等口号。印度共产党的这些活动，极大地伤害了国大党人的感情，加剧了共产党和国大党之间的敌对情绪，对民族运动的团结和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贾·尼赫鲁在他的《自传》中评论说，印度共产党人多年来一直猛烈地抨击甘地和国大党。他们不去宣传共产主义的科学知识，说服人们信仰共产主义，而主要从事于攻击别人。这种行为影响了他们自己，使自己吃了大亏。
1933年秋，因“米拉特案件”被捕的印共领导人陆续出獄，着手进行党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1月组成临时中央委员年，12月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制订了党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1934年5～6月，印共发表了政治提纲草案和党章草案。在此期间，印度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左倾路线的危害，承认在对待资产阶级和国大党的态度上有些不当。并在策略上作了部分调整，如：1934年初印共领导的工会和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工会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印共领导人同国大党人进行了个别接触。但是直到1934年底为止，印度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并沒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政治提纲草案中，他们仍把资产阶级，特别是左派民族主义者作为主要斗爭对象。印共党章草案还要求共产党员积极执行《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1934年10月，印产共产党秘密召开了一次“反帝国主义会议”，在维普拉特和阿迪卡里为大会起草的呼吁书和宣言中，重申了行动纲领草案中的观点，强调在印度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同国大党，特别是其左翼进行无情的斗爭。
印度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左倾路线，对党的自身发展和民族运动都产生了不利后果，它不仅给帝国主义镇压共产党人以借口，而且为它破坏和分裂民族运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也在客观上帮助了资产阶级，使它得以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其在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从1920年至1934年，印度共产党在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问题上，大体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1920年至1928年
1920年下半年，印度国大党为反对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的“罗拉特法”，以及它对土耳其的瓜分和在旁遮普的暴行，发动和领导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广大人民群众冲破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的束缚，同英国当局展开了英勇斗爭。1921年到1922年初，运动达到高潮，被当局逮捕的人数多达3万人，国大党的领袖也儿乎全部入獄。1922年2月，联合省的乔里乔拉村的农民群众捣毁了当地的警察所，造成了22名警察死亡的事件。在这种形势下，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根据甘地的指示，通过了“巴尔多利决议”，宣布停止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
运动的中止使印度的民族运动进入了低潮。“巴尔多利决议”引起了各阶层群众和广大国大党员的极大不满，致使国大党员从1921年的近1千万人锐减到1923年的几十万人，国大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1923年3月，以C。R。达斯和莫·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主变派”成立了“自治党”，提出了参加议会，充当议会反对派的纲领，并参加了11月举行的印度大选。从此以后，自治党逐步掌握了国大党的领导权。自治党的纲领带有很大的妥协性，它反对完全独立的主张，把实现英帝国內的“自治领”地位作为主要目标。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不变派”则致力于实现甘地提出的“建设性纲领”，即：戒酒、纺纱、民族敎育、敎派团结以及爭取贱民的平等权利。与此同时，国大党左派则坚持完全独立的主张。不合作运动中止后，工农群众的反英斗爭从未间断，工人罢工和农民抗税的斗爭时有发生，然而其规模和范围同以前相比已经大大缩小了，并且基本上被国大党所控制。1927年11月，英国政府任命了“西门委员会”，在印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进一步刺激了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绪，加剧了印度和英国之间的矛盾。1927年12月，国大党马德拉斯年会通过了完全独立的决议和抵制西门委员会的决议。印度民族运动在经历了5年多的低落阶段后，重新走上了高涨。
1920～1928年，印度共产党正处在刚刚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自身力量十分弱小，组织上也很不统一。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力量，印度共产党在共产囤际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在同资产阶级爭夺领导权的斗爭中采取如下策略。
（1）制订一个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作为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的基础。
印度作为英国直接统治下的殖民地，它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印度资产阶级在领导民族运动的过程中，正是抓住了民族自主的旗帜，才吸引了各阶层的群众。但是直到1927年，它提出的“司瓦拉吉”（即自主）的口号，在槪念上是模糊不清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同资产阶级爭夺领导权，就必须明确自己对民族独立问题的立场，揭露资产阶级在民族独立问题上的妥协性和动搖性，提出一个能被资产阶级接受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团结资产阶级左派，爭取广大群众，推动民族运动的发展。
为此，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人M。N。罗易曾多次致信国內的共产党人，建议他们制订一个能把一切忠实的民族主义革命分子吸引到自己一边来的群众行动纲领。他强调，在这个纲领中不要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而要提出完全独立、民主共和国、废除地主制的口号，并在此基础上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制订共同纲领，实行合作。1922年底，罗易起草了《致国大党加雅年会的纲领》，写了《我们需耍什么？》的小册子，批判了资产阶级妥协派散布的“英联邦內的平等伙伴关系”等错误理论。提出了一个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此后，印度共产党以罗易起草的纲领为依据，反复强调了爭取民族独立这一根本任务，呼吁印度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纲领的基础上，共同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而斗爭。共产党的行动，得到了一批国大党人和国內民族主义者的响应，1922年11月，著名的国大党人桑莫布尔纳南德发表了《关于国大党纲领的备忘包》，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大部分观点。罗易的纲领发表后，国內的一些民族主义报刊给予了肯定，认为它对国大党并无害处，因而是可以接受的。
（2）建立群众性的工农党，作为同资产阶级爭夺领导权的组织形式。（有关详细情泣见第三章，这里仅作槪要说明）
早在1921年底，罗易就提出了建立群众性政党的主张。1922年9月16日，S。A。丹吉在《社会主义者》杂志上正式宣布成立“国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发表了它的纲领。此后，罗易和印度国內的共产主义者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在英国直接统治下的印度，政府是不会允许一个采用共产党名称的组织合法存在的，除非共产党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把自己降低到资产阶级国大党的水平。因此，印度共产党人必须建立双重的组织，即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和一个公开的群众性政党。后者应当包括所有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并且应当把那些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赞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的民族主义领袖选进党的领导机构。但是，共产党人应当成为这个组织的心脏和灵魂，发挥革命的领导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印度共产党有一个扩大自己影响，壮大左派力量，进行合法斗爭的场所。从而联合一切进步的民族主义力量，促成巩固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把民族主义运动从自治党的议会主义泥潭中解救出来，推动民族运动不断前进。在同国大党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提出，新建立的群众性政党绝不能和国大党决裂，应当成为它的一个合法部分，并设法同它建立工作联盟关系。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努力同国大党达成协议，以便对它施加压力，促使它发挥革命作用，并伺机夺取它的领导权。
印度共产党的计划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英国共产党也先后派了几名党员赴印帮助和指导建党工作。1928年12月，印度各地区的工农党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召开了全印工农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全印度统一的工农党组织。印度工农党在政治上完全处在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它的大部份领导人是印度共产党员，它的纲领和印度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完全一致。在组织上，工农党和国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参加国大党各省和中央的各级会议，并在国大党內积极地开展工作。
（3）积极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为夺取国大党的领导权创造条件。
国大党是印度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印度民族运动中的一个最强大的政治集团。因此，印度共产党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就必须十分重视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
首先，积极爭取国大党內具有激进倾向的民族主义者。
如上所述，1922年国大党的“巴尔多利决议”引起了党內许多领导人的不满，甚至连甘地的忠实战友C。R。达斯和尼赫鲁父子等人也对此表示了愤怒。印度共产党人利用国大党內的分化，加强了对民族主义领袖的爭取工作。1922年至1923年，罗易曾多次致信C。R。达斯，希望他放弃甘地主义的敎条，把国大党改造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政党。1922年7月，罗易致信S。C。鲍斯和达斯的儿子，邀请他们访问苏联。1922年8月，罗易和国大党人辛加腊威卢建立了联系，向他灌输共产主义的思想，使他成为印度共产党的重要领袖之一。1922年，从苏联返回印度的乌斯玛尼和著名的国大党人桑莫布尔纳南德建立了联系，对他的激进立场表示赞同和支持，并送给他大量从国外寄回的宣传品。在建立工农党的过程中，印度共产党积极爭取那些对国大党政策不满的民族主义者和工会领导人，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共产党和工农党的著名领袖。
其次，努力对国大党施加政治影响。
除了同国大党人建立个人联系以外，印度共产党还注意对整个国大党的纲领和政策施加影响。从1921年至1927年，印度共产党、工农党先后发表了七篇致国大党的纲领、宣言和呼吁书。在这些文件中，不仅全面地阐述了共产党所奉行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同时还批评了国大党內的妥协倾向，号召国大党人实行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政策，动员群众，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此外，印度共产党还通过各种渠道从苏联、德国、瑞士，法国和英国等地向印度国內输入了大量共产国际、赤色工会国际、靑年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的刊物、小册子，并且对国內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敎派冲突、西门委员会、全印政党会议、尼赫鲁宪法报吿等问题，发表了阐述印度共产党基本观点和立场的宣言、声明。这些活动在印度国內和国大党內部产生了重大影响。1922年至1923年间，印度的一些主要民族主义报刊，如《甘露市场报》、《独立报》、《那瓦瑜珈报》、《阿特玛萨报指》等。都大量刊登过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文章，有的作了删改，有的则是全文照发。由于印度共产党的宣传，使一些国大党领袖也不得不采取激进的立场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其中最明显的一例就是，1922年8月，C。R。达斯在一次讲话中含糊地提出了“给人民群众以自主”的建议。同年11月，他又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必须给人民群众以自主，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来爭取自主”。为了抵制共产党人的影响，国大党在1922年以后，不得不多次通过了有关组织工人和农民的决议。
与此同时，印度共产党和工农党的领导人还利用他们在国大党內的合法地位，在它的各级组织和各种会议上宣传共产党的纲领，散发党的宣传品，推动国大党政策的转变。1922年12月，S。A。丹吉和辛加腊威卢参加了国大党加雅年会，散发了印度共产党致年会的纲领，提出了爭取完全独立的要求。1924年12月，贝尔圭尔霍达和卓格雷加尔参加了国大党贝尔高姆年会，在会上散发了《致民族主义者的呼吁书》。1926年12月，卓格雷加尔、宁勃卡尔和英共党员乔治·艾利逊在国大党高哈蒂年会上提出了关于支持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斗爭的决议。1927年4月，孟买工农党为即将召开的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准备了一份行动纲领，由卓格雷加尔提交给会议，同年11月，卓格雷加尔又把这个纲领作为国大党纲领提交给孟买省国大党委员会。1927年底，国大党许多地方组织的会议都通过了关于抵制西门委员会和爭取完全独立的决议，这同印度共产党和工农党的宣传和工作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加强同国大党內部左派力量的合作。
随着国大党內部的分化及其左派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了以贾·尼赫鲁和S。C。鲍斯为首的国大党左翼民族主义派。1923年10月，贾·尼赫鲁在联合省政治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爭取完全独立的主张，并组织了志愿者运动。罗易对此十分重视，给予了肯定。他在致印度共产党的信中，要求他们积极予以帮助，并努力同其建立联系。1927年12月，在国大党马德拉斯年会上，印共领导人卓格雷加尔、宁勃卡尔和贾·尼赫鲁共同提出了爭取完全独立和反对战爭威胁的决议草案，获得了年会的一致通过。这次年会以后，共产党人又和国大党左派一起组织召开了“共和主义者大会”，由贾·尼赫鲁担任大会主席，穆札法尔·艾哈迈德担任书记。大会重申了国大党年会通过的独立决议，强调要采取有效的行动，确保独立决议的实现，推动国大党前进1928年，共产党和国大党左派一起开展了反对全印政党会议中妥协倾向的斗爭。共产党和工农党发表宣言、声明，揭露了妥协派抵制西门委员会的眞实动机，批评了“尼赫鲁宪法草案”背弃独立决议的倒退行为，支持贾·尼赫鲁和S，C。鲍斯的进步主张。在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上，共产党人和国大党左派一起为捍卫独立决议进行了斗爭，迫使国大党领导人作出了让步。年会虽然通过了赞成“尼赫鲁宪法草案”的决议，但是不得不在决议中列入一项保留条款，允许左派以国大党的名义进行爭取完全独立的宣传，如果政府在一年內拒绝承认宪法草案，就将发动新的公民不合作运动。
（4）加强党在工会中的工作，同资产阶级爭夺工会运动的领导权。
在殖民地国家中，印度的工会运动是发展最早的。1862年出现了第一次罢工斗爭，1884年成立了第一个工会组织。本世纪初，工人运动开始同民族运动结合起来。1908年爆发了工人阶级第一次政治罢工，1920年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全印工会大会。但是长期以来，印度的工会运动处在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印度工人阶级一直处于资产阶级的仆从地位。英国的黃色工会和英国工党以及第二国际也极力插手印度工会运动。印度共产党成立后，一方面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同时也十分重视在工会运动中发展党的力量，团结工会左翼，孤立资产阶级改良派，同国大党爭夺工会运动的领导权。
20年代初，印度的一些共产主义者就投身工会运动，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共产主义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并在全印工会大会和许多地方工会中担任了领导工作。1925年以后，印度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工会工作，在1925年孟买纺织工人总罢工和1926年孟加拉——纳格浦尔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直接领导了1927～1928年的一系列重要的罢工斗爭。1927年3月，全印工会大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印度工农党第一次作为有组织的左翼出现在大会上。印共总书记S。V。卡特当选为大会的助理书记。他们团结与会的其他左派力量，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內建立工农政党以及工会大会应致力于建党工作的决议。在同年11月召开的第八次会议上，孟买工农党主席D。R。腾格迪当选为大会副主席，S。A。丹吉当选为助理书记。共产党人和左翼民族主义者形成了多数，通过了完全独立、抵制西门委员会、支持中国革命等一系列带有革命倾向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党人和左派力量还共同签署了一份题为《工会大会中的左派》的文件，对工会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的政策进行了批评，阐明了工会运动和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大会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行动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负责指导工会运动和起草未来的劳工宪法。在1928年11月的第九次会议上，共产党人继续联合左派，同右翼改良派进行斗爭，拒绝了改良派提出的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的要求，决定加入国际反帝同盟，并委派共产党人腾格迪和卓格雷加尔作为出席下届国际反帝大会的代表。
1920年至1928年间，印度共产党在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所做的这样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党的影响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大有发展，许多共产党人担任了国大党及其控制下的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国大党的一些地方组织已被共产党所控制。在孟买，有4名共产党员作为工农党的代表被选进市政会议。在拉贾斯坦，7名国大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中就有3名印共产党员和两名左派共和主义者。在孟加拉，工农党党员发展到1万余人。在1920年的“米拉特案件”中受审的32名共产党、工农党和工会领导人中，有8人是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4人是全印工会大会的前主席或书记。因此，就连英国殖民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已经在印度有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正在逐步滋长和蔓延。
尽管印度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一些左的错误。首先，他们对印度资产阶级的特点和作用等问题认识模糊。在这个时期，除罗易外，印度共产党在国內的领导人和党的文件，都沒有认眞分析和阐述这些问题，而罗易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从他们的言论和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片面地夸大了印度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反动性，提出了一些不符合印度实际的口号。他们提出，印度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是反对民族革命的，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它的基本政策就是同帝国主义妥协，它在民族独立运动中不能发挥任何革命的作用，是一种完全的反革命力量，即使是左派也不例外。其次，印共在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也是含混不清的。他们虽然在实践中提出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并不眞正了解它的确切含义和实质。1927年以前，他们是笼统地提出要同民族主义运动或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1927年以后，他们则把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局限为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的联盟而把资产阶级排除于统一战线。第三，在对国大党的态度上也是不恰当的。20年代初期，他们的策略是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并伺机夺取国大党的领导权。20年代中期，罗易提出，国大党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工农党应成为同国大党平行和独立的政党，应在组织上取代国大党。印度国內的共产党人沒有直接接受这个观点。但是在1928年的全印工农党会议上，他们却提出，传统的政策已经过时了，工农党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只能是暂时的，工农党的目的已不再是控制国大党，夺取领导权，而是要揭露它、取代它。为此，规定工农党党员未经特许，不得在国大党內任职，工农党党员不得参加国大党左派领导的“爭取印度独立同盟”。第四，印度共产党在同资产阶级爭夺工会运动领导权的斗爭中，采取了组织上分裂的方式。他们过份强调阶级斗爭，把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在工会运动中提出了一系列左的纲领口号。第五，他们在同资产阶级爭夺领导权的斗爭中，只注重在资产阶级上层和国大党领导机构內进行工作，忽视开展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只重视工会工作，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以致把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剝削了自身的群众基础。印度共产党內的这些错误倾向，不能不对自身的发展产生不良后果。这也是它在这个时期未能取得民族运动领导权的重要原因。
（二）第二个阶段：1929年至1934年
1928年以后，印度民族运动以抗议“西门委员会”赴印为导火线，又一次进入了高潮时期。1928年11月，成立了以贾·尼赫鲁和S。C。鲍斯为首的“爭取印度独立同盟”。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抵制西门委员会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1929年12月，由于英国政府拒绝接受“尼赫鲁宪法草案”，国大党再次通过了爭取完全独立的决议，并决定进行第二次公民不合作运动。1930年1月26日，印度全国人民响应国大党的号召，举行了“独立日”誓师，开始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的第二次不合作运动。3月12日至4月5日，甘地领导了著名的“食盐进军”，4～5月间，相继爆发了吉大港、白沙瓦和绍拉普尔的反英武装起义。
殖民当局对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采取了残爆的镇压政策。1929年3月，逮捕了32名印度共产党、工农党和工会运动的主要领袖，制造了“米拉特共产党人谋叛案”。1930年5月，逮捕了甘地等著名的国大党领袖，并宣布国大党为非法。仅1930年到1931年，就有9万人被判罪。为了分裂民族运动，英国政府从1930年底开始同国大党进行谈判，1931年3月，英印总督欧文和甘地签订了“德里协定”，对印度资产阶级作了某些让步，资产阶级则同意停止不合作运动。1931年夏天，甘地赴伦敦出席第二次圆桌会议。但是由于英国政府坚持顽固立场，致使谈判破裂，甘地退出会议，从1932年1月起重新开始了公民不合作运动。于是，英国政府再次宣布国大党为非法，并逮捕了出席国大党德里年会的全体代表。这次镇压，大大超过1929～1931年的规模，到1933年3月，被捕人数已达12万多人。由于国大党领导软弱以及英国政府的残酷镇压，第二次不合作运动终于失败了。1933年7月，国大党决定停止群众性的和平抵抗，代之以个人的和平抵抗。1934年5月，国大党决定终止一切和平抵抗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共产党本应坚持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联合国大党和资产阶级左派，反对资产阶级的动摆妥协，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推动民族运动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这个时期它却实行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线。它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策，进一步发展了第一个阶级已经出现的左倾错误。
印度共产党在第二阶级的指导性纲领，是1930年的《共产党人在米拉特法庭的声明》和《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在这两个文件中，它对资产阶级的作用作了错误的分析，认为印度资产阶级已经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结成了同盟，已经背叛了民族运动；说他们不是民族运动的领导者，而是民族改良主义者；甚至把国大党左派视为印度革命胜利的最大威胁。因此，文件明确提出：印度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就是采取尖锐的阶级斗爭形式——工人反对资本家、农民反对地主，所有的被剝削者反对所有的剝削者——来反对甘地、尼赫鲁和鲍斯等人的政策，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不怕牺牲地去同资产阶级左翼进行斗爭，利用一切机会去揭露国大党，尤其要揭露国大党左派领袖以及“爭取印度独立同盟”等组织，把他们孤立起来，把他们从一切工会组织中清除出去。
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印度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所实行的必然是一条敌视、斗爭和放弃联合的策略路线。
（1）同国大党及其领导的群众组织实行完全决裂。
1928年底，印度共产党已经决定放弃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的方针，强调发挥工农党的独立作用。1929年3月，由于“米拉特案件”的发生，共产党和工农党的主要领袖被捕入獄。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农党的活动基本陷于瘫瘓状态。1930年初，印度共产党在獄外的领导人德什潘德和兰纳地夫等人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活动，在孟买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党的委员会。新恢复的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是同国大党进行斗爭，力图使群众摆脫国大党的影响，建立独立于国大党和它所控制下的工会组织的新的组织。1929年12月，印度共产党人在全印工会大会第十次会议上与亲国大党的溫和派分裂，后者成立了全印工会联合会。当时，国大党左倾仍留在工会大会中，S。C。鲍斯担任工会大会的主席，德什潘德任总书记。1931年7月，全印工会大会召开第十一次会议，印度共产党人和主张同国大党联合的M。N。罗易派（当时罗易已被共产国际开除，罗易本人于1930年底秘密返回印度）发生分裂，共产党人退出大会，建立了全印赤色工会大会，并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爭”作为新成立的工会大会的宗旨。1930年6月，孟买红旗纺织工会中的共产党人同亲国大党的民族主义者发生分裂，成立了“靑年工人同盟”，公开宣布自己的目的就是要使工人群众摆脫国大党的影响，建立一个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联邦。1930年10月，印度共产党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反帝同盟，以便和国大党左派领导的“爭取印度独立同盟”划清界限。次年3月，国际反帝同盟也以“在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英国统治者的营垒”为理由，开除了贾·尼赫鲁和国大党。
1932年8月，印度共产党在阿迈达巴德地区建立了“工广工人同盟”，提出要把开展阶级斗爭、进行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主要的斗爭目标。1933年6月，印度共产党在孟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纲领规定，同盟的任务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民族改良主义及其走狗的斗爭，并号召所有反对国大党政策的有识之士加入该同盟。1934年2月，印度共产党又在加尔各答、孟买等地建立了“反甘地主义同盟”和“抵制甘地主义委员会”等组织。此外，印度共产党在大印度半岛铁路工会、东印度铁路工会、孟加拉黃麻工会、钟表工人工会等组织中也相继同亲国大党派实行了分裂，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工会。
（2）对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采取一系列过激行动。
印度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基本指导方针是开展阶级反对阶级的斗爭。因而，他们把主要斗爭矛头指向了印度资产阶级。在印度共产党组织的各种集会和游行中，“打倒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成为主要口号；抨击国大党的政策，攻击国大党的领袖和亲国大党的工会领袖成为斗爭的主要內容。1930年1月26日“独立日”誓师期间，孟买共产党人组织群众游行队伍进入国大党群众集会的会场，要求在会场插上红旗，由于国大党的反对而引起冲突，发生了互相撕毁旗帜的事件，英国当局对此大加宣扬。1933年10月，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全印赤色工会大会召开执委会会议，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反对国大党的群众游行。10月26日，印度共产党组织工人群众举行了向国大党第48届年会会场进军的示威活动，10月28日又通过了谴责国大党的决议。1934年2月和7月，共产党人在孟买和加尔各答召开反对甘地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并组织了阻挠甘地向群众讲演的“示威进军”，散发反对国大党和甘地的传单。1934年4月，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孟买纺织工人总罢工期间，亲国大党的左翼民族主义工会领袖被开除出罢工委员会，共产党还提出了“在一个工业部门只能有一个联盟一共产主义的联盟”等口号。印度共产党的这些活动，极大地伤害了国大党人的感情，加剧了共产党和国大党之间的敌对情绪，对民族运动的团结和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贾·尼赫鲁在他的《自传》中评论说，印度共产党人多年来一直猛烈地抨击甘地和国大党。他们不去宣传共产主义的科学知识，说服人们信仰共产主义，而主要从事于攻击别人。这种行为影响了他们自己，使自己吃了大亏。
1933年秋，因“米拉特案件”被捕的印共领导人陆续出獄，着手进行党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1月组成临时中央委员年，12月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制订了党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1934年5～6月，印共发表了政治提纲草案和党章草案。在此期间，印度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左倾路线的危害，承认在对待资产阶级和国大党的态度上有些不当。并在策略上作了部分调整，如：1934年初印共领导的工会和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工会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印共领导人同国大党人进行了个别接触。但是直到1934年底为止，印度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并沒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政治提纲草案中，他们仍把资产阶级，特别是左派民族主义者作为主要斗爭对象。印共党章草案还要求共产党员积极执行《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1934年10月，印产共产党秘密召开了一次“反帝国主义会议”，在维普拉特和阿迪卡里为大会起草的呼吁书和宣言中，重申了行动纲领草案中的观点，强调在印度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同国大党，特别是其左翼进行无情的斗爭。
印度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左倾路线，对党的自身发展和民族运动都产生了不利后果，它不仅给帝国主义镇压共产党人以借口，而且为它破坏和分裂民族运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也在客观上帮助了资产阶级，使它得以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其在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