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共产国际后期与印度的关系（1935—1943）
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召开七大，共产国际与印度革命的关系进入到了一新的历史时期。在政治路线上，七大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德日意法西斯势力的兴起，提出了新的策略与口号；在组织领导上，七大开始扭转了过去过多干预其他党內部事务的现象。七大通过决议说，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毎个国家的具体情形的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內部组织上的事宜。因此，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印度事务过问不多。这些对印度革命无疑是有利的条件，但是，印度革命并沒有合乎逻辑地得到发展。
根据印度共运在这一时期政治路线上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至1939年8月帝国主义战爭爆发，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共产国际和英共的指导和推动下，印共纠正了过去的左倾路线，开始与国大党实行统一战线；第二阶段，从1939年9月帝国主义战爭爆发至1941年6月苏德战爭开始，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印共肓目适应国际反法西斯的需要，不根据印度国內情况，在共产国际的默许和支持下，又实行左倾冒险策略；第三阶段，从1941年6月苏德战爭爆发至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和印共一大召开为止，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共产国际特别在英共的指导和支持下，印度共取得合法地位，但未能高举反英斗爭旗帜，在一定程度上了放弃了反英独立运动的领导。
（一）在共产国际和英共推动下英共对左傾路线的纠正以及在与国大党实行统一战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印度共产党在30年代初期对国大党采取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并沒有削弱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反而从另一方面巩固了国大党在民族斗爭中的领导地位。1934年以后，印共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这条路线的危害，承认自己在对待国大党的态度上存在不当，并在策略上作了某些调整。如：1934年初，印共领导的工会和国大党领导的工会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印共领导人开始同国大党进行个别接触。1934年2月，印共通过了《印度共产党政治提纲草案》，承认它机械地把资产阶级列入反革命阵营，过低估计了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934年10月，印共总书记G。阿迪卡里在他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宣言》中，再次提出了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印共并沒有从根本上改变它的左倾路线，在上述两个文件中，仍把反对国大党，特别是反对国大党左派作为印共的主要任务，并且强调只有在同国大党及其左派进行无情斗爭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
促使印共放弃左倾路线的是共产国际。1935年3月9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发表了题为《印度的反帝斗爭问题》的文章，对印共的路线进行了批评。文章强调了印度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批评印共沒有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机械地割裂了反对民族改良主义的斗爭和反帝斗爭的关系，从而沒能使群众摆脫国大党的影响。文章指出，国大党代表的是印度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它的上层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不能说它是一个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和民族改良主义地主的巩固的、统一的组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大党是一个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和小资产阶级上层进行政治组合和再组合的机构。国大党还不是一个象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那样的广泛的反帝阵线。但是，印共可以通过工会、农会和靑年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的地方组织的形式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削弱上层资产阶级的影响。然而，文章仍肯定了印共反对国大党左派的斗爭，并对国大社会党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共产国际发表了《七大前的共产国际》一书。此书就印共30年代初的左倾路线和迟迟未能实行统一战线提出了批评，要求印度共产党人以集体加入国大大党的非共产党群众组织成员的身份加入国大党，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
1935年7月25至8月21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它标志着共产国际路线的根本转变。它从根本上放弃了对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极左政策。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主席）在七大报吿中谈到了印度问题，他在报吿中强调印共应拥护并参加民族改良派领导的运动在內的一切群众反帝运动，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特定性，继续开展反英的独立运动。中国代表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吿。王明在报吿中再次批评了印共对国大党采取的宗派主义立场，强调重视在国大党內，以及隶属于国大党的民族革命组织內和民族改良主义组织內的工作，同时坚持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
王明指出，有两个原因使印度共产党人孤立于群众的反帝斗爭之外。第一，在一个长时间內，他们遭受左的宗派主义错误的危害，而不去参加国大党所组织的各种群众示威运动；第二，他们又沒有足够的力量去独立地组织一个强大的反帝运动。长期以来，这些小的、分散的共产党人的集团甚至不能统一起来。由于实行宗派主义的政策，这些共产党人的集团客观上帮助了甘地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保持他们对于群众的影响。
王明指出，虽然印度共产党人现在已经开始消除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错误，并正在向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迈出第一步，但是，看来他们还很不了解统一战线的策略。下面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在企图与国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同时，他们提出了诸如“建立印度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无偿沒收地主的一切土地”，“总罢工是唯一有效的行动纲领”之类的要求。他认为，印度共产党人的这类要求，可以用来作为实例说明他们不会处理统一战线的策略。王明说：“印度共产党人决不应当轻视在国大党內部以及在隶属于国大党的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主义组织內部的工作，同时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无论在国大党內部和外部，印度共产党人都应当闭结这个国家中一切眞正反帝的力量。”
王明要求印度共产党人向中国共产党人和巴西共产党人学习。那里的共产党人奉行同一切反帝力量——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说，通过取得代表四个阶级的各政治集团的支持，印度共产党人将会做好扩大与加强自己党组织的工作，而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则必须通过同民族革命派组织和民族改良派组织合作努力建成一个广泛的反帝联盟来实现。由此可见，王明实际上是竭力主张印度共产党人同时采用从上面建立统一战线和从下面建立统一战线这两种策略。
关于具体的行动纲领，王明建议印度共产党人谴责1935年印度政府法令规定的“奴隶宪法”，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废除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和法令，反对减低工资，反对高地租，反对因农民无力清偿偾务而沒收农民的土地，维护人民的合法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王明提出的策略指导路线，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支持。王明在“七大”上宣布：印度共产党人必须“在印度国大党所属的组织中继续积极开展工作，促使早日在他们中间组成一个民族革命者的派别，以便进一步发展民族解放运动”。
由于印度的两个代表在赴莫斯科途中被新加坡警察逮捕，印度共产党沒有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火会。因此，向印度全面输入这一新政策路线的任务就交给了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在把这一新的政策路线正式通知印度共产党人之前，R。帕姆·杜德和B。布莱德雷就合写了一篇题为《印度反帝人民阵线》的论文，这篇论文分别发表在1936年2月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及3月出版的《劳动月刊》上。（见附录）
这篇文章后来被简称为“杜德—布莱德雷提纲”。该提纲在回顾了和平反抗运动的失败和强行颁布新宪法造成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危急阶段之后指出，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那时就已经放弃了指导斗爭的企图”，而现在则正是在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彻底改造整个国大党的领导的时候。不过，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是“所有印度人”的抽象的统一。因为印度社会中的有些阶级和分子——王公、地主、债主以及其他反动的宗敎政治集团，他们是决不会成为任何反帝斗爭的伙伴的。统一战线将在所有进步分子的推动下前进。这些进步分子支持“与帝国主义作不调和的斗爭，并为提出反映社会主义思想日益增长的影响的政纲而努力”的政策。这篇论文号召“每一个印度的爱国者”承认一切反帝力量在共同阵线中的团结，是强有力地推进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一需要。这是战胜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反动派和压迫者势力必不可少的条件。
该提纲指出，国大党是印度各阶层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主要群众组织，它已经完成了团结印度人民中的反帝力量的伟大任务，它能够在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的工作中发挥巨大的和主要的作用，如果进一步改变它的组织和纲领，它甚至可以成为实现反帝人民阵线的组织形式。但是，目前的国大党还不能作为反帝人民阵线的组织形式。印共的任务就是团结国大党左派，孤立和打击右派，通过允许工农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通过使国大党进一步民主化，通过制订新的纲领和开展群众行动。在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改造国大党的领导，使之成为反帝运动的讲坛。因此，决不允许通过削弱国大党来实现全民族的团结，应当巩固和扩大国大党已经实现的团结，把国大党变成更加广泛的阵线。“杜德—布莱德雷提纲”，对印度共产党实行正确的策略转变和重新建立它与民族运动的联系，起了推动作用；同时，印度国内的形势，也为印共实现这个大转变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印共开始全面改变过去的左倾路线。1935年10月，印共孟加拉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评论》发表文章，指出，国大党在群众面前仍然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中心。国大党內出现的分歧，为印共提供了爭取对现行政策不满的国大党群众，使他们摆脫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影响的有利时机。共产党应加强在国大党內的工作，应选派忠诚可靠的同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大党，并通过集体加入国大党的左翼工会、农会、靑年和学生组织同国大党和国大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同时，文章又提出，印度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不应集体加入国大党。共产党人加入国大党也绝不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国大党，而是为了改变国大党，使它摆脫甘地主义的敎条。印共也不应对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和改变国大党的可能性估计过高。
印度的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停止后，国大党內部出现了严重分歧。1934年9月，甘地从形式上退出了国大党。1934年10月，国大党內的“社会主义派”成立了国大社会党。国大党內的激进左派在这个党的旗帜下恢复了活动。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工人、农民和靑年学生运动持续发展。1934年底，国大社会党、全印工会大会、全印赤色工会大会和全印工会联盟之间缔结了关于组织统一的反帝运动的协定。1935年5月，全印工会大会和全印赤色工会大会实现了重新统一，在全印工会大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工会大会和国大社会党缔结了协定。1936年1月，国大社会党米拉特会议通过了关于接纳印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该党的决议。1936年以后，全印农民协会、全印学生联合会、进步作家联盟相继建立，并召开了全印各土邦人民代表会议。在国大党內部，左派力量正在逐步获得优势，1936年4月，J。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在他组织的工作委员会中，左派占了1/3.在国大党年会的主席致辞中，尼赫鲁支持工人和农民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并号召反帝运动的所有参加者支持国大党，以便把国大党变成反帝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并希望使国大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组织。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共产党开始把统一战线的策略转变为积极的行动。印共在这个时期的基本战略，就是力图以国大党为中心，建立一个包括印度所有阶级在內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4月，印共发表了《致国大党勒克瑙年会的宣言》和《共产党致反帝战士的宣言》，号召印共党员加入国大党，积极引导群众加入国大党，并呼吁工农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同时，印共指示印共党员响应国大社会党的号召，加入国大社会党。1936年9月，印共政治局发表声明，号召全党积极贯彻“杜德一布莱德雷提纲”。同时在《共产主义者》上发表文章，支持和称赞尼赫鲁在国大党年会中的进步立场1936年12月，印共发表题为《积聚的风暴》的宣言，总结了印共30年代初的经验敎训，提出把国大党作为反帝统一战线的基础同期，在印共中央出版的《把选举变为强大的反帝示威》的小册子中，提出了“把选举作为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武器！”的口号，号召印度人民在议会选举中支持国大党1937年初，共产党和国大社会党缔结了，“勒克瑙协议”，根据国大社会党人的说法，这个协议意味着两党要合并为一个组织。
据《印度左派运动（1917—1947）》作者乔·杜里说，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主张最初是由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哈里·波立特、帕姆·杜德和本·布莱德雷提出来的，他们同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正好在莫斯科的国大社会党创始人之一M。R·玛萨尼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对话中断了，因为玛萨尼坚持认为，这样的联盟只有在印度共产党解散并断绝同共产国际的一切联系时才能实现。然而，由于国大社会党总书记J。p。纳拉扬的热心和倡导，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联盟终于形成了。在1936年1月社会党人在米拉特召开的会议上，纳拉扬强调必须建立一个由所有“支持马克思主义的集团和个人”组成的共同阵线，并且建议，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共产党人应该被接纳为国大社会党的成员。尽管还沒有迹象表明共产党赞成这样做，国大社会党的全国执行机构单方面就此问题通过决议，它相信共产党人会对社会党的姿态做出反应。1937年7月，国大党在7个省建立了省政府，在两个省建立了联合政府。印度共产党对国大党省政府采取了合作态度。1938年2月，印共向国大党哈里普拉年会递交了一份宣言，并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国大党》的提纲。指出，国大党已经从一个狭隘的议会集团和工人福利组织，发展成了印度人民进行反帝斗爭的统一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它已经实现了印度人民在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和适合于目前反帝斗爭的阶级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因此，印共必须实施“杜德一布莱德雷提纲”，扩大在国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的团结，使国大党成为印度人民爭取独立和民主的民族阵线组织。
印共在1935年以后，及时纠正了过去的左倾路线，根据国际、国內形势的发展变化，比较恰当地分析评价了国大党的性质、作用及其內部的力量对比，通过在国大党內外开展积极的工作，同国大党建立统一战线，这无疑是正确的，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印共在加入国大社会党以后不久，就控制了国大社会党在喀拉拉、安德拉、泰米尔纳杜、马德拉斯、奧里萨等省的地方组织。一些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如萨札德·札希尔、Z。A。艾哈迈德、E。M。S。南布迪里巴德、P。孙达拉雅、A。K。高普兰等人，担任了国大社会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在1938国大社会党拉合尔会议上，由国大社会党主席J。P。纳拉扬提出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人已占了1/3.国大党省政府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印共发展的进步措施，被捕的印共党员获得释放，印共处于半合法状态，并在当地的工农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印共党员人数增加了好几倍，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机构，并拥有大量刊物。党的影响不仅在国大党群众中有很大发展，而且在国大党决策机构中拥有了相当数量的代表。1939年，印共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中已占有了20个席位，对国大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由于印度共产党习惯于依赖国际权威，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在修改过去左倾路线的过程中，并沒有对以前的错误进行深刻的反省，对左倾路线的根源沒有明确的认识，对反帝统一战线的实质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在同国大党建立统一战线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差。首先，它沒有正确处理好同国大党左派、特别是同国大社会党的关系。1937年以后，随着印共在国大社会党內地位的加强，国大社会党內的右翼势力采取了排斥、打击印共的立场。1937年初，两党因对统一战线的理解而发生冲突，印度共产党沒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回击，而是采取了忍让、迁就，甚至建议以两党实行合并的方式来维护两党团结，结果适得其反。1937年8月，国大社会党领导机构认为“勒克瑙协议”也失去效用，决定停止接纳印共党员加入国大社会党。此后，两党关系不断恶化。其次，印共在对待国大党內右翼势力的态度上，出现了右倾错误，这突出地表现在1939年国大党“主席风波”的问题上。1939年初，国大党左派领袖S。C。鲍斯在印共和国大社会党的支持下当选为国大党主席。右翼势力对此进行了抵制。工作委员会15名成员中的12人在甘地等人的压力下辞职。1939年3月，右翼在国大党特里普拉年会上再次发难。通过了关于信任甘地的“潘特决议”，要求国大党主席按照甘地的愿望指派工作委员会。在对决议进行投票时，国大社会党投了弃权票，而印共则主张维护国大党的团结，认为反帝斗爭的利益“不要求一党一派的排他性领导，而要求在甘地指导下的统一领导”，因为甘地对反帝运动有着“最大的号召力”，因此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右翼的胜利，导致了S。C。鲍斯的辞职。此后，印共又进一步缓和了对右翼的批评。《新世纪》认为，“把右翼而不是把帝国主义当作攻击的目标”是错误的。《民族阵线》则提出，“必须抵抗右翼的进攻，但不能用发动反攻的办法来赶走他们”。与此同时，印共进一步放弃了对工会运动的领导，要求工会运动应以“取得国大党各级委员会的合作和支持”为基础，必须“从赢得社会同情和国大党的支持出发”来考虑罢工问题。印共的这些做法，在党內引起了混乱，同时也导致了国大党內左翼力量的分裂。S。C。鲍斯辞职以后，建立了“前进同盟”，印共对它一直持一种批评态度。虽然左翼力量在1939年6月成立了“左派团结委员会”，但是，这种暂时的联合并不能弥合双方的分歧，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度共产党同国大社会党以及前进同盟的统一战线逐步走向了解体。
（二）1939年战爭爆发后，印共的冒险政策与共产国际的态度
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印度总督宣布印度参战。从这一天起到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侵犯苏联的一年半时间內，印度曾发生孟买9万工人反战罢工等群众性斗爭，民族独立运动高涨。1939年10月印共政治局通过决议，提出印度人民的任务是“用革命手段，利用战爭危机，以求实现民族独立”，认为“夺取政权是可以立即实现的目标”，因此公开号召“把帝国主义战爭转变为民族解放战爭”，实际上是号召起义。但是《决议》承认印共本身沒有力量发动这场斗爭，因而把希望寄托在国大党身上。同时期的另一声明说，党必须“准备通过国大党各委员会进行斗爭”，把国大党的非暴力运动变为“群众起义”。另一方面，它认为任何政党非经国大党许可，都不应该发动任何群众性行动，因为这“会变成冒险，会分裂民族运动和分散我们的力量”。
1940年1月“独立节”，印度共发表宣言，自称为“国大党人”，它说：“我们现在已能够发动一次帝国主义无力抗拒的进攻。”“让我们国大党人认识到我们正处于胜利的前夕吧！”《宣言》又把斗爭的领导权交给国大党，它说，“由于国大党的协助和领导，这些斗爭将会吸引千百万同胞向帝国主义的城堡作有组织的进攻。”
《独立节宣言》发表后一个多月，印共领导认为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在1940年3月国大党的腊姆加尔会议上，印共发表了《无产阶级道路》这个政策声明，号召进行“政治总罢工”，并准备转入“武装起义”。印共代表在会议上要求国大党“立即发动斗爭”，但要求被否决了。
由于印共沒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沒有实际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印共沒有在广大农村中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以发展自己的力量，只想依靠国大党成事，所以当它得不到国大党的支持时，只能把城市工人中仅有的一些力量拿来孤注一掷。1940年3月印度共在孟买发动纺织工人总罢工遭到严重镇压后，英国殖民当局几乎一网打尽地逮捕了印度共的主要领导人，兰那地夫、阿约艾·高士、丹吉、卡特等均被捕入獄，只有总书记约希在獄外，接着又逮捕了火批积极分子，被捕人数达480名，党的机构实际陷于瘫痪。
共产国际对印共的左倾冒险政策开始并未予以支持。当时，共产国际仍主张印共与国大党左翼联合起来，对“作为反帝斗爭的领导者国大党表示信任”。英共领导人R。帕姆·杜德则希望印共支持或鼓励印度一切反战爭力量，包括动搖不定的国大党在內。反英斗爭方式是示威、反战日和修改法律。苏联在当时曾发表一篇署名S。麦耳曼的文章，可反映当时共产国际的观点。文章认为，示威者的基本口号是修改法律，同时在不违背团结的情况下，对当权的领导施加压力。
但从1940年年中，共产国际转而采取支持印共的左倾政策。苏联一位领导人科查利安茨在《布尔什维克》发表了一篇权威性文章。文章宣称，印度特别是加尔各答的局势实际上已等于“接近战爭”，从而支持了印共关于革命即将来临的说法。他援引了印共要把帝国主义战爭变为革命战爭的声明，并赞扬了沒有得到国大党支持的罢工和其它行动。此外，文章还对国大党进行攻击，说国大党日益倾向于保护印度资本家自私的利益。这明显说明，共产国际此间已放弃了前一年那种谨愼的态度。
（三）反法西斯战爭爆发后，印共在共产国际和英共支持下的右倾偏向1941年6月，国际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战爭性质由帝国主义战爭转变为反法西斯战爭。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是全世界人民组成反法西斯战爭的统一战线，保卫苏联。共产国际关于印度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采取什么方针，可以从苏联《布尔什维克》于1941年9月发表的列明的一篇文章——《英帝国在当前战爭中的作用》中看出。文章强调英国与苏联结成联盟居于最高地位，英国在战爭中可以起重大作用，因而印度应准备积极支持英国政府的军事措施。至于具体怎样支持，列明文章沒有明确。这一任务则由英共的帕姆·杜德作了说明。杜德在列明文章发表的同时，在《劳工月刊》上则进一步明确为印共制定了方针。杜德指出，印共支持苏联反法西斯战爭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且不应以印度获得独立作为前提。杜德建议印共动员印度人力物力来为英国统治者服务。显然，英共是要印共完全放弃爭取民族独立的斗爭，单纯无条件地服务于反法西斯战爭。当时，印度国內主要矛盾仍然是反英、爭取民族独立问题，德、日法西斯并沒有直接入侵印度，日本侵略者也是只打到印度东北边境。印共在为适应反法西斯战爭在政策上作些必要的调整的同时，似应牢牢抓住反英的民族独立大旗，这是印度革命的最重要的目标。
在这一历史转变关头，特别是在苏德战爭爆发到1942年2月这半年多时间里，在对待反法西斯战爭和反英问题上，印共领导集团中发生了混乱和分歧。印共地下党在约希领导下发表《苏德战爭：政治局1941年7月声明》。《声明》说：“我们对英国政府及其帝国主义战爭的态度仍旧未变。我们只有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才能向苏联提供眞正的帮助”。地下党刊物《共产党人》文章表示“要为揭露英美统治者的帝国主义战爭目的、为孤立他们并动员人民夺取政权而进行不懈的斗爭”。这一方针同国大党当时标榜的反英立场是比较接近的。
被关在德奧利拘留营中的印共领导人兰那地夫、高士等则在所谓《德奧利提纲》中提出“人民战爭”的口号，认为印度应当全力支持英国作战。在獄中的同獄外的印共领导人互相指责。约希显然坚持前一阶段和国大党的政策密切配合的方针，而獄中领导人则从与英帝联合的角度出发企图改变党的路线。
1941年7月8日，英共领导人哈里·波立特发表了《为打败法西斯主义致党內同志的呼吁》，要求无条件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爭。这一封信私下传给了印度共领导人，引起了印共的重视。波立特信件主要是要求英共不折不扣地贯彻新的政治路线和任务。1941年底，两派观点取得了基本一致，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1941年12月初，印共发表了波立特的呼吁书和《我们对战爭的新路线——英国同志纠正了我们的错误》的文章，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12月15日，印共发表了《獄中文件》和政治局关于《反法西斯人民战爭以及我们的政策和任务》的决议。1942年2月，约希发表拥护“人民战爭”的政策声明，断言参加人民战爭的结果将迫使英国给印度以自由。《声明》推翻了认为“必须先获得自由才能进行自由之战”的说法，并主张“立即重新参加省政府”，以便“组织全民的战爭努力。”与此同肘，约希发表了《向自由前进》这个小册子，认为反法西斯战爭胜利后印度的自出将“自动到来”。约希接受了獄中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
由于印共政策的变化，1942年7月，英国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印共领袖，解除了对印共的禁令。1942年9月，印共召开中央扩大全会，在宣言中提出了“国防政府”、“民族团结”的口号，1943年5月，印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确认和批准了印共的新路线。大会决议用国防的口号代替民族独立的口号，它说，“党的主要口号是为防卫而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增加生产”，“实行百分之百的联合主义是实行为军队和人民而生产这个口号的重要杠杆”，“共产党员应该公开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罢工”等等。
与印共的右倾政策相对照，国大党则采取了相反的强硬政策。1941年底，国大党召开年会，通过了支持盟国反法西斯战爭的决议，但是仍坚持原来的基本主张，拒绝无条件支持英国。1942年7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要求立即结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利用群众斗爭的方法来实现民族要求的决议，8月7日，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一旦英国政府拒绝成立印度国民政府，就发动不服从运动”的决议，开展了“英国退出印度运动”。不久，英国政策逮捕了所有国大党领袖，并宣布国大党为非法。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国大党由于其领袖的被捕，组织上陷于渙散状态，未能在印度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国大党领袖髙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同英国当局进行斗爭的行动，在印度人民群众中为其树立了“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
印共在实行人民战爭战略的时期，自身力量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印共党员人数从1942年的5000人，发展到1945年的3万人。印共建立了自已公开的和全国性的组织，取得了对主要群众组织——全印工会大会和全印农民协会——的支配地位。工会会员从1943年的30万人发展到1945年的50万人，农会会员从30万人发展到82.5万人。但是，印共为这些成就却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
国大党不断指责印共为捍卫俄国人的利益而出卖了印度的民族运动。1944年底，国大党若干省委开始通过禁止共产党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决议。正如印共自己所指出的，印共战时政策的结果，破坏了它同国大党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孤立和削弱了党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分裂了党的群众基础，为国大党攻击印共是卖国贼和英国人的走狗提供了口实。
§§第二章 共产国际与印共对印度资产阶级的策略（1920—1934）
根据印度共运在这一时期政治路线上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至1939年8月帝国主义战爭爆发，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共产国际和英共的指导和推动下，印共纠正了过去的左倾路线，开始与国大党实行统一战线；第二阶段，从1939年9月帝国主义战爭爆发至1941年6月苏德战爭开始，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印共肓目适应国际反法西斯的需要，不根据印度国內情况，在共产国际的默许和支持下，又实行左倾冒险策略；第三阶段，从1941年6月苏德战爭爆发至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和印共一大召开为止，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共产国际特别在英共的指导和支持下，印度共取得合法地位，但未能高举反英斗爭旗帜，在一定程度上了放弃了反英独立运动的领导。
（一）在共产国际和英共推动下英共对左傾路线的纠正以及在与国大党实行统一战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印度共产党在30年代初期对国大党采取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并沒有削弱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反而从另一方面巩固了国大党在民族斗爭中的领导地位。1934年以后，印共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这条路线的危害，承认自己在对待国大党的态度上存在不当，并在策略上作了某些调整。如：1934年初，印共领导的工会和国大党领导的工会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印共领导人开始同国大党进行个别接触。1934年2月，印共通过了《印度共产党政治提纲草案》，承认它机械地把资产阶级列入反革命阵营，过低估计了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934年10月，印共总书记G。阿迪卡里在他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宣言》中，再次提出了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印共并沒有从根本上改变它的左倾路线，在上述两个文件中，仍把反对国大党，特别是反对国大党左派作为印共的主要任务，并且强调只有在同国大党及其左派进行无情斗爭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
促使印共放弃左倾路线的是共产国际。1935年3月9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发表了题为《印度的反帝斗爭问题》的文章，对印共的路线进行了批评。文章强调了印度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批评印共沒有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机械地割裂了反对民族改良主义的斗爭和反帝斗爭的关系，从而沒能使群众摆脫国大党的影响。文章指出，国大党代表的是印度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它的上层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不能说它是一个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和民族改良主义地主的巩固的、统一的组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大党是一个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和小资产阶级上层进行政治组合和再组合的机构。国大党还不是一个象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那样的广泛的反帝阵线。但是，印共可以通过工会、农会和靑年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的地方组织的形式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削弱上层资产阶级的影响。然而，文章仍肯定了印共反对国大党左派的斗爭，并对国大社会党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共产国际发表了《七大前的共产国际》一书。此书就印共30年代初的左倾路线和迟迟未能实行统一战线提出了批评，要求印度共产党人以集体加入国大大党的非共产党群众组织成员的身份加入国大党，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
1935年7月25至8月21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它标志着共产国际路线的根本转变。它从根本上放弃了对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极左政策。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主席）在七大报吿中谈到了印度问题，他在报吿中强调印共应拥护并参加民族改良派领导的运动在內的一切群众反帝运动，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特定性，继续开展反英的独立运动。中国代表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吿。王明在报吿中再次批评了印共对国大党采取的宗派主义立场，强调重视在国大党內，以及隶属于国大党的民族革命组织內和民族改良主义组织內的工作，同时坚持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
王明指出，有两个原因使印度共产党人孤立于群众的反帝斗爭之外。第一，在一个长时间內，他们遭受左的宗派主义错误的危害，而不去参加国大党所组织的各种群众示威运动；第二，他们又沒有足够的力量去独立地组织一个强大的反帝运动。长期以来，这些小的、分散的共产党人的集团甚至不能统一起来。由于实行宗派主义的政策，这些共产党人的集团客观上帮助了甘地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保持他们对于群众的影响。
王明指出，虽然印度共产党人现在已经开始消除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错误，并正在向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迈出第一步，但是，看来他们还很不了解统一战线的策略。下面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在企图与国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同时，他们提出了诸如“建立印度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无偿沒收地主的一切土地”，“总罢工是唯一有效的行动纲领”之类的要求。他认为，印度共产党人的这类要求，可以用来作为实例说明他们不会处理统一战线的策略。王明说：“印度共产党人决不应当轻视在国大党內部以及在隶属于国大党的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主义组织內部的工作，同时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无论在国大党內部和外部，印度共产党人都应当闭结这个国家中一切眞正反帝的力量。”
王明要求印度共产党人向中国共产党人和巴西共产党人学习。那里的共产党人奉行同一切反帝力量——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说，通过取得代表四个阶级的各政治集团的支持，印度共产党人将会做好扩大与加强自己党组织的工作，而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则必须通过同民族革命派组织和民族改良派组织合作努力建成一个广泛的反帝联盟来实现。由此可见，王明实际上是竭力主张印度共产党人同时采用从上面建立统一战线和从下面建立统一战线这两种策略。
关于具体的行动纲领，王明建议印度共产党人谴责1935年印度政府法令规定的“奴隶宪法”，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废除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和法令，反对减低工资，反对高地租，反对因农民无力清偿偾务而沒收农民的土地，维护人民的合法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王明提出的策略指导路线，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支持。王明在“七大”上宣布：印度共产党人必须“在印度国大党所属的组织中继续积极开展工作，促使早日在他们中间组成一个民族革命者的派别，以便进一步发展民族解放运动”。
由于印度的两个代表在赴莫斯科途中被新加坡警察逮捕，印度共产党沒有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火会。因此，向印度全面输入这一新政策路线的任务就交给了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在把这一新的政策路线正式通知印度共产党人之前，R。帕姆·杜德和B。布莱德雷就合写了一篇题为《印度反帝人民阵线》的论文，这篇论文分别发表在1936年2月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及3月出版的《劳动月刊》上。（见附录）
这篇文章后来被简称为“杜德—布莱德雷提纲”。该提纲在回顾了和平反抗运动的失败和强行颁布新宪法造成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危急阶段之后指出，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那时就已经放弃了指导斗爭的企图”，而现在则正是在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彻底改造整个国大党的领导的时候。不过，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是“所有印度人”的抽象的统一。因为印度社会中的有些阶级和分子——王公、地主、债主以及其他反动的宗敎政治集团，他们是决不会成为任何反帝斗爭的伙伴的。统一战线将在所有进步分子的推动下前进。这些进步分子支持“与帝国主义作不调和的斗爭，并为提出反映社会主义思想日益增长的影响的政纲而努力”的政策。这篇论文号召“每一个印度的爱国者”承认一切反帝力量在共同阵线中的团结，是强有力地推进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一需要。这是战胜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反动派和压迫者势力必不可少的条件。
该提纲指出，国大党是印度各阶层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主要群众组织，它已经完成了团结印度人民中的反帝力量的伟大任务，它能够在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的工作中发挥巨大的和主要的作用，如果进一步改变它的组织和纲领，它甚至可以成为实现反帝人民阵线的组织形式。但是，目前的国大党还不能作为反帝人民阵线的组织形式。印共的任务就是团结国大党左派，孤立和打击右派，通过允许工农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通过使国大党进一步民主化，通过制订新的纲领和开展群众行动。在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改造国大党的领导，使之成为反帝运动的讲坛。因此，决不允许通过削弱国大党来实现全民族的团结，应当巩固和扩大国大党已经实现的团结，把国大党变成更加广泛的阵线。“杜德—布莱德雷提纲”，对印度共产党实行正确的策略转变和重新建立它与民族运动的联系，起了推动作用；同时，印度国内的形势，也为印共实现这个大转变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印共开始全面改变过去的左倾路线。1935年10月，印共孟加拉委员会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评论》发表文章，指出，国大党在群众面前仍然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中心。国大党內出现的分歧，为印共提供了爭取对现行政策不满的国大党群众，使他们摆脫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影响的有利时机。共产党应加强在国大党內的工作，应选派忠诚可靠的同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大党，并通过集体加入国大党的左翼工会、农会、靑年和学生组织同国大党和国大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同时，文章又提出，印度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不应集体加入国大党。共产党人加入国大党也绝不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国大党，而是为了改变国大党，使它摆脫甘地主义的敎条。印共也不应对在国大党內开展工作和改变国大党的可能性估计过高。
印度的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停止后，国大党內部出现了严重分歧。1934年9月，甘地从形式上退出了国大党。1934年10月，国大党內的“社会主义派”成立了国大社会党。国大党內的激进左派在这个党的旗帜下恢复了活动。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工人、农民和靑年学生运动持续发展。1934年底，国大社会党、全印工会大会、全印赤色工会大会和全印工会联盟之间缔结了关于组织统一的反帝运动的协定。1935年5月，全印工会大会和全印赤色工会大会实现了重新统一，在全印工会大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工会大会和国大社会党缔结了协定。1936年1月，国大社会党米拉特会议通过了关于接纳印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该党的决议。1936年以后，全印农民协会、全印学生联合会、进步作家联盟相继建立，并召开了全印各土邦人民代表会议。在国大党內部，左派力量正在逐步获得优势，1936年4月，J。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在他组织的工作委员会中，左派占了1/3.在国大党年会的主席致辞中，尼赫鲁支持工人和农民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并号召反帝运动的所有参加者支持国大党，以便把国大党变成反帝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并希望使国大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组织。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共产党开始把统一战线的策略转变为积极的行动。印共在这个时期的基本战略，就是力图以国大党为中心，建立一个包括印度所有阶级在內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4月，印共发表了《致国大党勒克瑙年会的宣言》和《共产党致反帝战士的宣言》，号召印共党员加入国大党，积极引导群众加入国大党，并呼吁工农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同时，印共指示印共党员响应国大社会党的号召，加入国大社会党。1936年9月，印共政治局发表声明，号召全党积极贯彻“杜德一布莱德雷提纲”。同时在《共产主义者》上发表文章，支持和称赞尼赫鲁在国大党年会中的进步立场1936年12月，印共发表题为《积聚的风暴》的宣言，总结了印共30年代初的经验敎训，提出把国大党作为反帝统一战线的基础同期，在印共中央出版的《把选举变为强大的反帝示威》的小册子中，提出了“把选举作为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武器！”的口号，号召印度人民在议会选举中支持国大党1937年初，共产党和国大社会党缔结了，“勒克瑙协议”，根据国大社会党人的说法，这个协议意味着两党要合并为一个组织。
据《印度左派运动（1917—1947）》作者乔·杜里说，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主张最初是由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哈里·波立特、帕姆·杜德和本·布莱德雷提出来的，他们同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正好在莫斯科的国大社会党创始人之一M。R·玛萨尼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对话中断了，因为玛萨尼坚持认为，这样的联盟只有在印度共产党解散并断绝同共产国际的一切联系时才能实现。然而，由于国大社会党总书记J。p。纳拉扬的热心和倡导，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联盟终于形成了。在1936年1月社会党人在米拉特召开的会议上，纳拉扬强调必须建立一个由所有“支持马克思主义的集团和个人”组成的共同阵线，并且建议，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共产党人应该被接纳为国大社会党的成员。尽管还沒有迹象表明共产党赞成这样做，国大社会党的全国执行机构单方面就此问题通过决议，它相信共产党人会对社会党的姿态做出反应。1937年7月，国大党在7个省建立了省政府，在两个省建立了联合政府。印度共产党对国大党省政府采取了合作态度。1938年2月，印共向国大党哈里普拉年会递交了一份宣言，并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国大党》的提纲。指出，国大党已经从一个狭隘的议会集团和工人福利组织，发展成了印度人民进行反帝斗爭的统一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它已经实现了印度人民在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和适合于目前反帝斗爭的阶级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因此，印共必须实施“杜德一布莱德雷提纲”，扩大在国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的团结，使国大党成为印度人民爭取独立和民主的民族阵线组织。
印共在1935年以后，及时纠正了过去的左倾路线，根据国际、国內形势的发展变化，比较恰当地分析评价了国大党的性质、作用及其內部的力量对比，通过在国大党內外开展积极的工作，同国大党建立统一战线，这无疑是正确的，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印共在加入国大社会党以后不久，就控制了国大社会党在喀拉拉、安德拉、泰米尔纳杜、马德拉斯、奧里萨等省的地方组织。一些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如萨札德·札希尔、Z。A。艾哈迈德、E。M。S。南布迪里巴德、P。孙达拉雅、A。K。高普兰等人，担任了国大社会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在1938国大社会党拉合尔会议上，由国大社会党主席J。P。纳拉扬提出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人已占了1/3.国大党省政府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印共发展的进步措施，被捕的印共党员获得释放，印共处于半合法状态，并在当地的工农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印共党员人数增加了好几倍，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机构，并拥有大量刊物。党的影响不仅在国大党群众中有很大发展，而且在国大党决策机构中拥有了相当数量的代表。1939年，印共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中已占有了20个席位，对国大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由于印度共产党习惯于依赖国际权威，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在修改过去左倾路线的过程中，并沒有对以前的错误进行深刻的反省，对左倾路线的根源沒有明确的认识，对反帝统一战线的实质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在同国大党建立统一战线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差。首先，它沒有正确处理好同国大党左派、特别是同国大社会党的关系。1937年以后，随着印共在国大社会党內地位的加强，国大社会党內的右翼势力采取了排斥、打击印共的立场。1937年初，两党因对统一战线的理解而发生冲突，印度共产党沒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回击，而是采取了忍让、迁就，甚至建议以两党实行合并的方式来维护两党团结，结果适得其反。1937年8月，国大社会党领导机构认为“勒克瑙协议”也失去效用，决定停止接纳印共党员加入国大社会党。此后，两党关系不断恶化。其次，印共在对待国大党內右翼势力的态度上，出现了右倾错误，这突出地表现在1939年国大党“主席风波”的问题上。1939年初，国大党左派领袖S。C。鲍斯在印共和国大社会党的支持下当选为国大党主席。右翼势力对此进行了抵制。工作委员会15名成员中的12人在甘地等人的压力下辞职。1939年3月，右翼在国大党特里普拉年会上再次发难。通过了关于信任甘地的“潘特决议”，要求国大党主席按照甘地的愿望指派工作委员会。在对决议进行投票时，国大社会党投了弃权票，而印共则主张维护国大党的团结，认为反帝斗爭的利益“不要求一党一派的排他性领导，而要求在甘地指导下的统一领导”，因为甘地对反帝运动有着“最大的号召力”，因此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右翼的胜利，导致了S。C。鲍斯的辞职。此后，印共又进一步缓和了对右翼的批评。《新世纪》认为，“把右翼而不是把帝国主义当作攻击的目标”是错误的。《民族阵线》则提出，“必须抵抗右翼的进攻，但不能用发动反攻的办法来赶走他们”。与此同时，印共进一步放弃了对工会运动的领导，要求工会运动应以“取得国大党各级委员会的合作和支持”为基础，必须“从赢得社会同情和国大党的支持出发”来考虑罢工问题。印共的这些做法，在党內引起了混乱，同时也导致了国大党內左翼力量的分裂。S。C。鲍斯辞职以后，建立了“前进同盟”，印共对它一直持一种批评态度。虽然左翼力量在1939年6月成立了“左派团结委员会”，但是，这种暂时的联合并不能弥合双方的分歧，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度共产党同国大社会党以及前进同盟的统一战线逐步走向了解体。
（二）1939年战爭爆发后，印共的冒险政策与共产国际的态度
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印度总督宣布印度参战。从这一天起到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侵犯苏联的一年半时间內，印度曾发生孟买9万工人反战罢工等群众性斗爭，民族独立运动高涨。1939年10月印共政治局通过决议，提出印度人民的任务是“用革命手段，利用战爭危机，以求实现民族独立”，认为“夺取政权是可以立即实现的目标”，因此公开号召“把帝国主义战爭转变为民族解放战爭”，实际上是号召起义。但是《决议》承认印共本身沒有力量发动这场斗爭，因而把希望寄托在国大党身上。同时期的另一声明说，党必须“准备通过国大党各委员会进行斗爭”，把国大党的非暴力运动变为“群众起义”。另一方面，它认为任何政党非经国大党许可，都不应该发动任何群众性行动，因为这“会变成冒险，会分裂民族运动和分散我们的力量”。
1940年1月“独立节”，印度共发表宣言，自称为“国大党人”，它说：“我们现在已能够发动一次帝国主义无力抗拒的进攻。”“让我们国大党人认识到我们正处于胜利的前夕吧！”《宣言》又把斗爭的领导权交给国大党，它说，“由于国大党的协助和领导，这些斗爭将会吸引千百万同胞向帝国主义的城堡作有组织的进攻。”
《独立节宣言》发表后一个多月，印共领导认为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在1940年3月国大党的腊姆加尔会议上，印共发表了《无产阶级道路》这个政策声明，号召进行“政治总罢工”，并准备转入“武装起义”。印共代表在会议上要求国大党“立即发动斗爭”，但要求被否决了。
由于印共沒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沒有实际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印共沒有在广大农村中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以发展自己的力量，只想依靠国大党成事，所以当它得不到国大党的支持时，只能把城市工人中仅有的一些力量拿来孤注一掷。1940年3月印度共在孟买发动纺织工人总罢工遭到严重镇压后，英国殖民当局几乎一网打尽地逮捕了印度共的主要领导人，兰那地夫、阿约艾·高士、丹吉、卡特等均被捕入獄，只有总书记约希在獄外，接着又逮捕了火批积极分子，被捕人数达480名，党的机构实际陷于瘫痪。
共产国际对印共的左倾冒险政策开始并未予以支持。当时，共产国际仍主张印共与国大党左翼联合起来，对“作为反帝斗爭的领导者国大党表示信任”。英共领导人R。帕姆·杜德则希望印共支持或鼓励印度一切反战爭力量，包括动搖不定的国大党在內。反英斗爭方式是示威、反战日和修改法律。苏联在当时曾发表一篇署名S。麦耳曼的文章，可反映当时共产国际的观点。文章认为，示威者的基本口号是修改法律，同时在不违背团结的情况下，对当权的领导施加压力。
但从1940年年中，共产国际转而采取支持印共的左倾政策。苏联一位领导人科查利安茨在《布尔什维克》发表了一篇权威性文章。文章宣称，印度特别是加尔各答的局势实际上已等于“接近战爭”，从而支持了印共关于革命即将来临的说法。他援引了印共要把帝国主义战爭变为革命战爭的声明，并赞扬了沒有得到国大党支持的罢工和其它行动。此外，文章还对国大党进行攻击，说国大党日益倾向于保护印度资本家自私的利益。这明显说明，共产国际此间已放弃了前一年那种谨愼的态度。
（三）反法西斯战爭爆发后，印共在共产国际和英共支持下的右倾偏向1941年6月，国际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战爭性质由帝国主义战爭转变为反法西斯战爭。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是全世界人民组成反法西斯战爭的统一战线，保卫苏联。共产国际关于印度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采取什么方针，可以从苏联《布尔什维克》于1941年9月发表的列明的一篇文章——《英帝国在当前战爭中的作用》中看出。文章强调英国与苏联结成联盟居于最高地位，英国在战爭中可以起重大作用，因而印度应准备积极支持英国政府的军事措施。至于具体怎样支持，列明文章沒有明确。这一任务则由英共的帕姆·杜德作了说明。杜德在列明文章发表的同时，在《劳工月刊》上则进一步明确为印共制定了方针。杜德指出，印共支持苏联反法西斯战爭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且不应以印度获得独立作为前提。杜德建议印共动员印度人力物力来为英国统治者服务。显然，英共是要印共完全放弃爭取民族独立的斗爭，单纯无条件地服务于反法西斯战爭。当时，印度国內主要矛盾仍然是反英、爭取民族独立问题，德、日法西斯并沒有直接入侵印度，日本侵略者也是只打到印度东北边境。印共在为适应反法西斯战爭在政策上作些必要的调整的同时，似应牢牢抓住反英的民族独立大旗，这是印度革命的最重要的目标。
在这一历史转变关头，特别是在苏德战爭爆发到1942年2月这半年多时间里，在对待反法西斯战爭和反英问题上，印共领导集团中发生了混乱和分歧。印共地下党在约希领导下发表《苏德战爭：政治局1941年7月声明》。《声明》说：“我们对英国政府及其帝国主义战爭的态度仍旧未变。我们只有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才能向苏联提供眞正的帮助”。地下党刊物《共产党人》文章表示“要为揭露英美统治者的帝国主义战爭目的、为孤立他们并动员人民夺取政权而进行不懈的斗爭”。这一方针同国大党当时标榜的反英立场是比较接近的。
被关在德奧利拘留营中的印共领导人兰那地夫、高士等则在所谓《德奧利提纲》中提出“人民战爭”的口号，认为印度应当全力支持英国作战。在獄中的同獄外的印共领导人互相指责。约希显然坚持前一阶段和国大党的政策密切配合的方针，而獄中领导人则从与英帝联合的角度出发企图改变党的路线。
1941年7月8日，英共领导人哈里·波立特发表了《为打败法西斯主义致党內同志的呼吁》，要求无条件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爭。这一封信私下传给了印度共领导人，引起了印共的重视。波立特信件主要是要求英共不折不扣地贯彻新的政治路线和任务。1941年底，两派观点取得了基本一致，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1941年12月初，印共发表了波立特的呼吁书和《我们对战爭的新路线——英国同志纠正了我们的错误》的文章，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12月15日，印共发表了《獄中文件》和政治局关于《反法西斯人民战爭以及我们的政策和任务》的决议。1942年2月，约希发表拥护“人民战爭”的政策声明，断言参加人民战爭的结果将迫使英国给印度以自由。《声明》推翻了认为“必须先获得自由才能进行自由之战”的说法，并主张“立即重新参加省政府”，以便“组织全民的战爭努力。”与此同肘，约希发表了《向自由前进》这个小册子，认为反法西斯战爭胜利后印度的自出将“自动到来”。约希接受了獄中领导人“同帝国主义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
由于印共政策的变化，1942年7月，英国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印共领袖，解除了对印共的禁令。1942年9月，印共召开中央扩大全会，在宣言中提出了“国防政府”、“民族团结”的口号，1943年5月，印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确认和批准了印共的新路线。大会决议用国防的口号代替民族独立的口号，它说，“党的主要口号是为防卫而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增加生产”，“实行百分之百的联合主义是实行为军队和人民而生产这个口号的重要杠杆”，“共产党员应该公开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罢工”等等。
与印共的右倾政策相对照，国大党则采取了相反的强硬政策。1941年底，国大党召开年会，通过了支持盟国反法西斯战爭的决议，但是仍坚持原来的基本主张，拒绝无条件支持英国。1942年7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要求立即结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利用群众斗爭的方法来实现民族要求的决议，8月7日，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一旦英国政府拒绝成立印度国民政府，就发动不服从运动”的决议，开展了“英国退出印度运动”。不久，英国政策逮捕了所有国大党领袖，并宣布国大党为非法。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国大党由于其领袖的被捕，组织上陷于渙散状态，未能在印度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国大党领袖髙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同英国当局进行斗爭的行动，在印度人民群众中为其树立了“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
印共在实行人民战爭战略的时期，自身力量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印共党员人数从1942年的5000人，发展到1945年的3万人。印共建立了自已公开的和全国性的组织，取得了对主要群众组织——全印工会大会和全印农民协会——的支配地位。工会会员从1943年的30万人发展到1945年的50万人，农会会员从30万人发展到82.5万人。但是，印共为这些成就却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
国大党不断指责印共为捍卫俄国人的利益而出卖了印度的民族运动。1944年底，国大党若干省委开始通过禁止共产党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决议。正如印共自己所指出的，印共战时政策的结果，破坏了它同国大党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孤立和削弱了党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分裂了党的群众基础，为国大党攻击印共是卖国贼和英国人的走狗提供了口实。
§§第二章 共产国际与印共对印度资产阶级的策略（1920—1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