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产国际中期与印度的关系（1924—1934）
从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五大（1924年6月）到共产国际七大（1935年7月）召开之前历经十个年头。在这十年中，共产国际与印度革命的关系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5年6月五大到1928年7月六大召开之前。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共产国际由于把工作重点放在中国，因而对印度的指导有所放松，而英共便利用这一机会开始插手印度共运事务，逐渐取代罗易对印度共运的领导地位。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在建党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上，指导思想比较混乱。第二阶段是从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到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共产国际批判了罗易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印度全国性的统一的共产党建立。但是共产国际在这一阶段仍未改变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政策，实际上是推行了一条另外一种形式的左倾路线。而且由于英国殖民统治者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制造了米拉特案件，使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
（一）2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印度革命的指导以及英共对印度共运的插手
共产国际在列宁逝世后，对印度共运的指导主要体现在共产国际、五大（1924年6月）、执行委员会五次全会（1925年3月）的有关决议和报吿中以及斯大林在1925年5月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之中。在五大会议前不久，执行委员会就曾提出一份详细报吿，其中对印度共产党的任务作了规定，在五大会上，又就共产国际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问题，进一步肯定了共产国际二大提纲的思想，并就罗易夸大殖民地中的社会运动（共产党力量），忽视民族运动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执委会五次会议重申了五大的思想。两次会议均强调应直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党人应继续在国大党和自治党左翼中开展工作；建立包括一切民族主义组织的全印反帝联盟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人民政党，组织工农运动并取得领导权。
斯大林1925年的著名讲话，关于印度方面问题的基本思想是：把印度看作是一个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殖民地，认为印度资本主义在迅速地发展着，因而产生了人数相当多的无产阶级；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分裂为两部分：革命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妥协部分（大资产阶级）；建立反帝的革命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公开联盟，孤立妥协派资产阶级，在这一联盟中要保持革命领导权；反帝联盟可以采取工农党的织组形式；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并与国际无产阶级合作等等。斯大林的讲话与共产国际五大和五次全会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讲话中关于把资产阶级分为革命派和妥协派的思想与毛泽东同志在1926年关于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思想是比较接近的。斯大林关于同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朕盟反对妥协派资产阶级并在联盟中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列宁二大提纲的思想，这一思想与罗易的思想是对立的。罗易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也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上层，一部分下层，但认为两部分均不革命，不能与之联合。
但是，斯大林的讲话以及共产国际两次会议，在一些问题上的提法和指导思想，是存在一定缺点的。斯大林的讲话和两次会议的文件中，忽视印度农民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的巨大作用，在具体规定印共的革命任务中，均沒有强调甚至沒有提到这一问题；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两次会议都主张建立工农党，然而这种政党是什么性质以及与统一战线是一种什么关系，并不明确。总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这一阶段，对印度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思想上的混乱，这正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在20年代中期沒能得到重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与印度革命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英共开始插手并干预印度共运事务。
1925年初，英共根据共产国际四大《东方问题提纲》和五大殖民地问题决议中关于帝国主义各国[共产国际]支部应同各该国殖民地之间“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和设立专职的殖民地委员会的指示，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指导印度共运的殖民地委员会和“印度局”。此后英共便不断插手过问印度共运事务。特别在1926年至1928年期间，共产国际忙于指导中国革命；罗易在中国大革命高潮期间，又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身份被派往中国，直接指导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无暇顾及印度国內事务。英共恰恰利用了这一时机“放手过问印度共产党事务”并取得了印度共运的“实际控制权”。
英共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印度共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如，1925年7月在英共主持下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会议，以便消除由于过多的共产党团体关心印度所造成的混乱，会议尽管未达到目的，但其用心是可以理解的；又如1927年2月，在英共主持下于布鲁塞尔举行的被压迫民族大会，产生了一个反帝统一战线组织——反帝联盟，吸收了尼赫鲁参加会议并让其在执行委员会中任职，试图推动印度反帝统一战线的建立；1925—1928年组织工农党，在工会中大力开展工作，扩大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等等。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英共在这期间对印度共运却起了消极作用，如在群众工作方面，把重点放在工会工作上，而不重视农民运动和土地问题；在组织指导上，则是排斥罗易，与罗易爭夺对印度共运的领导权。1925年初英共派格拉丁到印度考察，4月回英报吿说，“印度根本沒有共产党组织”。罗易本不同意英共派格拉丁到印度，格拉丁的报吿实际上否定了罗易的工作成绩。罗易同英共之间的矛盾便由此开始。1925年7月，在英共发起的阿姆斯特丹欧洲共产党会议上，英共代表罗伯逊说，英共应该有权控制在英国殖民地进行的工作。罗易说，“这有帝国主义味道”。据说，这次会议是在罗易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的。1926年4月，英共R·帕姆·杜德出版《现代印度》一书，“俨然成了印度共产党的顾问”。1926年底和1927年中，英共又先后派了本杰明·布莱德雷和斯普拉特到印度指示印度共产党人组织工农党，直接同艾哈迈德、米拉吉卡和卡特联系，“成了印度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罗易自中国回欧洲后（1927年8月离开汉口）仍然同英共爭夺印度共的领导权。他想通过由他本人、克莱门斯·杜德和息巴息三人组成的印共“国外局”来控制印共。罗易说，该局应该作为共产国际指导印度共运的机构。但是，斯普拉特和布莱德雷是“当时印度共的实际领袖”，罗易控制印度共运时期已基本结束。
共产国际初期，尽管由于偏信罗易，未能把印度国內外革命力量统一起来，但共产国际通过罗易，在指导印度共运上，从领导来说是统一的。然而在列宁逝世后六大前这一阶段，由于英共的插手，则出现了双重的不统一的领导，这对印度革命来说不能不带来危害。
（二）共产国际六大关于印度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和对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批判
1928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六大，印度问题在会议上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大会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有相当一部分內容是涉及印度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英国在印度所举行的阻碍工作发展的政策，引起印度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英国的殖民地垄断地位同印度经济的独立发展趋势之间的客观矛盾，正在一年年地尖锐，并将引起新的深刻的革命危机。对英国统治的眞正威胁，不是来自资产阶级阵营，而是来自印度工人蓬勃高涨的群众运动。同时农村危机的尖锐化也表明了土地革命的成熟。这些现象将使印度的整个政治局势发生根本变化。
第二，印度等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劳动化水平低下，加上外国的压迫和强大的封建主义残余，决定了这些国家的革命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前提的阶段。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基本任务是：（1）使国家摆脫帝国主义的枷锁，收回外国租界、把外国铁路、银行收归国有；使尙未统一的国家实现全国统一；推动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剝削阶级政权；组织工农苏维埃和红军，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2）进行土地革命，把农民从各种前资本主义的和殖民地的剝削和奴役条件下解放出来，实行土地国有化，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农民的处境。（3）扩大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加强共产党，在劳动群众中确立党的巩固的领导地位，爭取实现8小时工作制。（4）实现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使敎会和国家分离，消灭种姓隔阂；对城乡群众进行政治敎育，提高其文化水平等等。
第三，殖民地国家有两类不同的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首先是商业资产阶级，直接为帝国主义资本的利益服务（所谓买办产阶级）。它在总的方面，比较彻底地维护反民族的帝国主义观点，反对整个民族运动，就象帝国主义的封建同盟者和当地的高薪官吏一样。民族资产阶级的其他部分，特别是反映民族工业利益的部分，站在民族运动的立场上，并且代表特别爱动摇和倾向于妥协的一派，它们可以称之为民族改良主义（或者按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上的用语，称作‘资产阶级民主派’）”。民族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国家，多半具有两面性，处于革命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状态。在印度，我们所看到的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即机会主义的、具有极大的动搖性的、在帝国主义和革命派之间搖摆的运动”。对于印度自治党，应揭露其领袖的民族改良主义本性，揭露其在民族运动中的不彻底性和动搖性。
第四，印度的甘地主义一开始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思潮，但后来为大资产阶级服务并变成了大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思潮。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应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极端明确地划清界限。如果由于革命斗爭的需要，容许共产党同民族革命运动进行暂时的合作，在一定情况下，甚至结成暂时的联盟。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都应当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保持自己在宣传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独立性，批判小资产阶级团体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决性，采取一切手段使广大农民群众摆脫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从小资产阶级政党手中夺回对农民的领导权，这就是共产党的任务。
在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前夕，罗易、帕姆·杜德等人提出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引起了激烈的爭论。在六大会上，这种理论受到了严励的批评。大会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称“非殖民地化”的说法是“帝国主义的谎言”。提纲写道：“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喋喋不休地大谈帝国主义列强奉行非殖民地化政策和促进‘殖民地自由发展’等等，这无非都是帝国主义的谎言而已。不论帝国主义国家或是殖民地国家中的共产党人，都要彻底揭露这种谎言，这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有关“非殖民地化”理论的辯论详见第四章）
（三）在共产国际敦促下印共全国性统一政党诞生
六大提纲在建党问题上修正了共产国际过去的看法，否定了建立工农党的思想，认为这种政党很快会变成小资产阶级政党，印度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把分散在国內的各个共产主义小组和各个共产主义者联合成统一的、秘密的、独立的、集中的党”。
1929年，英国殖民统治者为阻止印度革命的工农运动的发展，制造了所谓“米拉特共产党谋叛案”，印共和工会的主要领导人均被逮捕，这给印度革命，特别是印度共运以沉重的打击。即使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印度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仍于1930年在《共产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了《印度共产党的行动纲领草案》，纲领草案在印度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以及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具体体现了六大殖民地提纲的基本指导思想。1968年印度共[马列]《解放》发表的《对印度共产党历史的新评价》，称这一纲领草案是“对印度共产党人带有根本意义的指导性文件”。然而这一纲领草案在资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上却贯彻了共产国际六大的左倾思想。
30年代初，印度共产党人各派之间，进一步发展了过去一直存在的宗派斗爭。1930年曾因党內宗派斗爭严重而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在加尔各答、孟买、拉合尔等城市的共产党人各自为政，甚至獄中的党员也分成大小宗派。据艾哈迈德说，1930年英共的菲力普、斯普拉特、本·布莱德雷和艾哈迈德，为促使印共各派别朕合起来并消除对立，曾向共产国际呼吁。1932年5月，中、德、英三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名写信给印度共产党，对印度共产党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他们在《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印度的党。一年之后，1933年7月，中共又写信给印共，內容与上信大体相同。这封信以苏共和中共为例子，力图说明印共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1933年11月，印度共产党人的代表在加尔各答召开了一次党的秘密会议，通过了一个新的政治决议和一个新的党章，会议选出了一个新的党中央委员会，G·阿迪卡里任总书记。至此印度共又一次加入共产国际。尽管这次建党时，党內的派系斗爭并沒有得到解决，也并沒有实现政治思想上的统一，但在形式上，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党终究建立了起来，这无论如何在印度共运历史上是一件重大事件。
（四）共产国际六大以来在指导印度共运上的左倾错误
共产国际六大虽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原则，但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左倾偏向，而到1929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十次全会至1934年间，则进一步发展了六大的左倾偏向，这些左倾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待资产阶级实行的是一条敌视、斗爭和放弃联合的策略路线。共产国际六大决议中虽然把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改良派资产阶级两部分，并要与改良派实行“临时的联合”但实际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在理论上否认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在实践上则与之实行斗爭，敌视的政策。布哈林（当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在六大报吿中在谈到印度问题时说，印度资产阶级会起一分一秒的革命作用，那是不可设想的。库西宁在关于殖民地的报吿中也笼统地否认印度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十次全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印度、中国等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证明是反革命力量”，这些国家的主要矛盾是“广大劳苦群众对帝国主义者和民族资本家的矛盾”，旣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也要“进攻富农”。从1929年至1934年间，印度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左倾政策指导下，同国大党及其领导的群众组织逐渐实行决裂，力图使群众摆脫国大党的影响，建立独立于国大党和它们控制下的工会组织的新组织；同时，对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采取一系列过激的行动，把斗爭矛头指向印度资产阶级，组织反国大党的集会和游行，把“打倒资产阶级”和“消灭资本主义”作为主要口号。
第二，在组织上完全否定工农党的积极作用，并强行予以取缔。（详见第三章）
第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国际一直公开主张实行诚市武装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这和在中国主张城市中心论，在革命高潮时夺取大城市，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思想是一致的。
第四，1929年秋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以罗易支持德国的布兰德勒集团为由，宣布将罗易开除共产国际。这种作法是欠妥的，甚至是荒唐的。罗易虽然有一些错误，但其错误性质是属党內的问题，应通过批评与帮助，由当事者自己来纠正。共产国际以不充分的理由作出简单的组织处理，不仅是对罗易这样一个对共产国际和印度革命作出有益工作和贡献的重要人物极端不公正，而且也是对印度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精神的一种粗暴的践踏。
（一）2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印度革命的指导以及英共对印度共运的插手
共产国际在列宁逝世后，对印度共运的指导主要体现在共产国际、五大（1924年6月）、执行委员会五次全会（1925年3月）的有关决议和报吿中以及斯大林在1925年5月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之中。在五大会议前不久，执行委员会就曾提出一份详细报吿，其中对印度共产党的任务作了规定，在五大会上，又就共产国际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问题，进一步肯定了共产国际二大提纲的思想，并就罗易夸大殖民地中的社会运动（共产党力量），忽视民族运动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执委会五次会议重申了五大的思想。两次会议均强调应直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党人应继续在国大党和自治党左翼中开展工作；建立包括一切民族主义组织的全印反帝联盟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人民政党，组织工农运动并取得领导权。
斯大林1925年的著名讲话，关于印度方面问题的基本思想是：把印度看作是一个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殖民地，认为印度资本主义在迅速地发展着，因而产生了人数相当多的无产阶级；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分裂为两部分：革命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妥协部分（大资产阶级）；建立反帝的革命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公开联盟，孤立妥协派资产阶级，在这一联盟中要保持革命领导权；反帝联盟可以采取工农党的织组形式；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并与国际无产阶级合作等等。斯大林的讲话与共产国际五大和五次全会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讲话中关于把资产阶级分为革命派和妥协派的思想与毛泽东同志在1926年关于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思想是比较接近的。斯大林关于同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朕盟反对妥协派资产阶级并在联盟中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列宁二大提纲的思想，这一思想与罗易的思想是对立的。罗易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也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上层，一部分下层，但认为两部分均不革命，不能与之联合。
但是，斯大林的讲话以及共产国际两次会议，在一些问题上的提法和指导思想，是存在一定缺点的。斯大林的讲话和两次会议的文件中，忽视印度农民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的巨大作用，在具体规定印共的革命任务中，均沒有强调甚至沒有提到这一问题；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两次会议都主张建立工农党，然而这种政党是什么性质以及与统一战线是一种什么关系，并不明确。总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这一阶段，对印度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思想上的混乱，这正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在20年代中期沒能得到重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与印度革命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英共开始插手并干预印度共运事务。
1925年初，英共根据共产国际四大《东方问题提纲》和五大殖民地问题决议中关于帝国主义各国[共产国际]支部应同各该国殖民地之间“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和设立专职的殖民地委员会的指示，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指导印度共运的殖民地委员会和“印度局”。此后英共便不断插手过问印度共运事务。特别在1926年至1928年期间，共产国际忙于指导中国革命；罗易在中国大革命高潮期间，又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身份被派往中国，直接指导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无暇顾及印度国內事务。英共恰恰利用了这一时机“放手过问印度共产党事务”并取得了印度共运的“实际控制权”。
英共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印度共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如，1925年7月在英共主持下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会议，以便消除由于过多的共产党团体关心印度所造成的混乱，会议尽管未达到目的，但其用心是可以理解的；又如1927年2月，在英共主持下于布鲁塞尔举行的被压迫民族大会，产生了一个反帝统一战线组织——反帝联盟，吸收了尼赫鲁参加会议并让其在执行委员会中任职，试图推动印度反帝统一战线的建立；1925—1928年组织工农党，在工会中大力开展工作，扩大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等等。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英共在这期间对印度共运却起了消极作用，如在群众工作方面，把重点放在工会工作上，而不重视农民运动和土地问题；在组织指导上，则是排斥罗易，与罗易爭夺对印度共运的领导权。1925年初英共派格拉丁到印度考察，4月回英报吿说，“印度根本沒有共产党组织”。罗易本不同意英共派格拉丁到印度，格拉丁的报吿实际上否定了罗易的工作成绩。罗易同英共之间的矛盾便由此开始。1925年7月，在英共发起的阿姆斯特丹欧洲共产党会议上，英共代表罗伯逊说，英共应该有权控制在英国殖民地进行的工作。罗易说，“这有帝国主义味道”。据说，这次会议是在罗易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的。1926年4月，英共R·帕姆·杜德出版《现代印度》一书，“俨然成了印度共产党的顾问”。1926年底和1927年中，英共又先后派了本杰明·布莱德雷和斯普拉特到印度指示印度共产党人组织工农党，直接同艾哈迈德、米拉吉卡和卡特联系，“成了印度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罗易自中国回欧洲后（1927年8月离开汉口）仍然同英共爭夺印度共的领导权。他想通过由他本人、克莱门斯·杜德和息巴息三人组成的印共“国外局”来控制印共。罗易说，该局应该作为共产国际指导印度共运的机构。但是，斯普拉特和布莱德雷是“当时印度共的实际领袖”，罗易控制印度共运时期已基本结束。
共产国际初期，尽管由于偏信罗易，未能把印度国內外革命力量统一起来，但共产国际通过罗易，在指导印度共运上，从领导来说是统一的。然而在列宁逝世后六大前这一阶段，由于英共的插手，则出现了双重的不统一的领导，这对印度革命来说不能不带来危害。
（二）共产国际六大关于印度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和对罗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批判
1928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六大，印度问题在会议上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大会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有相当一部分內容是涉及印度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英国在印度所举行的阻碍工作发展的政策，引起印度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英国的殖民地垄断地位同印度经济的独立发展趋势之间的客观矛盾，正在一年年地尖锐，并将引起新的深刻的革命危机。对英国统治的眞正威胁，不是来自资产阶级阵营，而是来自印度工人蓬勃高涨的群众运动。同时农村危机的尖锐化也表明了土地革命的成熟。这些现象将使印度的整个政治局势发生根本变化。
第二，印度等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劳动化水平低下，加上外国的压迫和强大的封建主义残余，决定了这些国家的革命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前提的阶段。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基本任务是：（1）使国家摆脫帝国主义的枷锁，收回外国租界、把外国铁路、银行收归国有；使尙未统一的国家实现全国统一；推动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剝削阶级政权；组织工农苏维埃和红军，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2）进行土地革命，把农民从各种前资本主义的和殖民地的剝削和奴役条件下解放出来，实行土地国有化，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农民的处境。（3）扩大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加强共产党，在劳动群众中确立党的巩固的领导地位，爭取实现8小时工作制。（4）实现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使敎会和国家分离，消灭种姓隔阂；对城乡群众进行政治敎育，提高其文化水平等等。
第三，殖民地国家有两类不同的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首先是商业资产阶级，直接为帝国主义资本的利益服务（所谓买办产阶级）。它在总的方面，比较彻底地维护反民族的帝国主义观点，反对整个民族运动，就象帝国主义的封建同盟者和当地的高薪官吏一样。民族资产阶级的其他部分，特别是反映民族工业利益的部分，站在民族运动的立场上，并且代表特别爱动摇和倾向于妥协的一派，它们可以称之为民族改良主义（或者按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上的用语，称作‘资产阶级民主派’）”。民族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国家，多半具有两面性，处于革命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状态。在印度，我们所看到的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即机会主义的、具有极大的动搖性的、在帝国主义和革命派之间搖摆的运动”。对于印度自治党，应揭露其领袖的民族改良主义本性，揭露其在民族运动中的不彻底性和动搖性。
第四，印度的甘地主义一开始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思潮，但后来为大资产阶级服务并变成了大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思潮。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应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极端明确地划清界限。如果由于革命斗爭的需要，容许共产党同民族革命运动进行暂时的合作，在一定情况下，甚至结成暂时的联盟。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都应当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保持自己在宣传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独立性，批判小资产阶级团体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决性，采取一切手段使广大农民群众摆脫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从小资产阶级政党手中夺回对农民的领导权，这就是共产党的任务。
在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前夕，罗易、帕姆·杜德等人提出的“非殖民地化”理论引起了激烈的爭论。在六大会上，这种理论受到了严励的批评。大会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称“非殖民地化”的说法是“帝国主义的谎言”。提纲写道：“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喋喋不休地大谈帝国主义列强奉行非殖民地化政策和促进‘殖民地自由发展’等等，这无非都是帝国主义的谎言而已。不论帝国主义国家或是殖民地国家中的共产党人，都要彻底揭露这种谎言，这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有关“非殖民地化”理论的辯论详见第四章）
（三）在共产国际敦促下印共全国性统一政党诞生
六大提纲在建党问题上修正了共产国际过去的看法，否定了建立工农党的思想，认为这种政党很快会变成小资产阶级政党，印度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把分散在国內的各个共产主义小组和各个共产主义者联合成统一的、秘密的、独立的、集中的党”。
1929年，英国殖民统治者为阻止印度革命的工农运动的发展，制造了所谓“米拉特共产党谋叛案”，印共和工会的主要领导人均被逮捕，这给印度革命，特别是印度共运以沉重的打击。即使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印度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仍于1930年在《共产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了《印度共产党的行动纲领草案》，纲领草案在印度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以及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具体体现了六大殖民地提纲的基本指导思想。1968年印度共[马列]《解放》发表的《对印度共产党历史的新评价》，称这一纲领草案是“对印度共产党人带有根本意义的指导性文件”。然而这一纲领草案在资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上却贯彻了共产国际六大的左倾思想。
30年代初，印度共产党人各派之间，进一步发展了过去一直存在的宗派斗爭。1930年曾因党內宗派斗爭严重而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在加尔各答、孟买、拉合尔等城市的共产党人各自为政，甚至獄中的党员也分成大小宗派。据艾哈迈德说，1930年英共的菲力普、斯普拉特、本·布莱德雷和艾哈迈德，为促使印共各派别朕合起来并消除对立，曾向共产国际呼吁。1932年5月，中、德、英三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名写信给印度共产党，对印度共产党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他们在《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印度的党。一年之后，1933年7月，中共又写信给印共，內容与上信大体相同。这封信以苏共和中共为例子，力图说明印共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1933年11月，印度共产党人的代表在加尔各答召开了一次党的秘密会议，通过了一个新的政治决议和一个新的党章，会议选出了一个新的党中央委员会，G·阿迪卡里任总书记。至此印度共又一次加入共产国际。尽管这次建党时，党內的派系斗爭并沒有得到解决，也并沒有实现政治思想上的统一，但在形式上，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党终究建立了起来，这无论如何在印度共运历史上是一件重大事件。
（四）共产国际六大以来在指导印度共运上的左倾错误
共产国际六大虽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原则，但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左倾偏向，而到1929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十次全会至1934年间，则进一步发展了六大的左倾偏向，这些左倾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待资产阶级实行的是一条敌视、斗爭和放弃联合的策略路线。共产国际六大决议中虽然把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改良派资产阶级两部分，并要与改良派实行“临时的联合”但实际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在理论上否认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在实践上则与之实行斗爭，敌视的政策。布哈林（当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在六大报吿中在谈到印度问题时说，印度资产阶级会起一分一秒的革命作用，那是不可设想的。库西宁在关于殖民地的报吿中也笼统地否认印度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十次全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印度、中国等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证明是反革命力量”，这些国家的主要矛盾是“广大劳苦群众对帝国主义者和民族资本家的矛盾”，旣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也要“进攻富农”。从1929年至1934年间，印度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左倾政策指导下，同国大党及其领导的群众组织逐渐实行决裂，力图使群众摆脫国大党的影响，建立独立于国大党和它们控制下的工会组织的新组织；同时，对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采取一系列过激的行动，把斗爭矛头指向印度资产阶级，组织反国大党的集会和游行，把“打倒资产阶级”和“消灭资本主义”作为主要口号。
第二，在组织上完全否定工农党的积极作用，并强行予以取缔。（详见第三章）
第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国际一直公开主张实行诚市武装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这和在中国主张城市中心论，在革命高潮时夺取大城市，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思想是一致的。
第四，1929年秋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以罗易支持德国的布兰德勒集团为由，宣布将罗易开除共产国际。这种作法是欠妥的，甚至是荒唐的。罗易虽然有一些错误，但其错误性质是属党內的问题，应通过批评与帮助，由当事者自己来纠正。共产国际以不充分的理由作出简单的组织处理，不仅是对罗易这样一个对共产国际和印度革命作出有益工作和贡献的重要人物极端不公正，而且也是对印度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精神的一种粗暴的践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