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国际建立前印度革命者与苏联的关系
（一）印度革命者去国外寻找救国之策
十月革命前，由于在国內无法进行革命活动，大批印度革命者逃亡到世界各地，企图依靠外国的援助来获得印度的独立。这些在国外的印度革命者大致可以分为三支力量：
第一支力量主要来自印度国內的秘密革命组织。秘密革命组织产生于19世纪末，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它以印度解放为目标，以武装起义为斗爭方式，基本任务是宣传动员群众、筹集经费、搜集武器，为日后的起义作准备。在1905到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秘密革命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随着运动的被镇压，秘密革命组织也遭到了很大打击，组织机构被破坏，领导又和主要成员被绞杀、流放或监禁。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白色恐怖下，秘密革命组织中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靑年知识分子产生了急躁和失望的情绪，铤而走险，走上了个人恐怖主义道路。他们暗杀英国官员，捣毁殖民机器，抢劫富人财产。然而，他们的一系列恐怖活动換来的只是英国当局更加严密的控制和更加残酷的镇压。同时，由于他们的打击面过宽，误伤了不少人。他们的行动非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反而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此外，在殖民当局的严密控制下，他们通过偷运、自制以及窃取等途径得来的武器极为有限，无力组织起义。在失败和血的敎训面前’不少民族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在殖民当局的高压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单靠秘密革命组织的活动尤其是个人恐怖主义活动来取得印度独立是不可能的。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印度革命者到了美国、德国、土耳其、阿富汗等国，以爭取这些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在这支力量中，有著名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札多巴塔雅、巴尔加都拉（他们都是秘密革命组织的重要领导人）、阿卡里亚、M。N。罗易等。
第二支力量由参加过泛伊斯兰哈里发运动（又叫希玆拉特运动）的民族主义者组成。泛伊斯兰哈里发运动是1918年由印度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大党人穆罕默德·阿里和邵克特·阿里兄弟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土耳其、保卫哈里发的一场宗敎运动。1920年夏，有1万多伊斯兰敎徒离开印度去参加基马尔的军队，其中有不少人留在土耳其、阿富汗从事反英斗爭（也有一部分人后来到了苏联），如穆罕默德·阿里·息巴息、阿里·汗、鲁札丁·曼沙尔、阿布杜尔·马季德、邵康德·乌斯玛尼等。
第三支力量是那些参加过由哈尔·达雅尔1913年在美国旧金山建立的著名的卡德尔党（又叫“太平洋海岸印度人协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曾于1915年回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泄密，起义失败，一部分人流亡到了国外。后来，由山托克·辛格等人重新组织了卡德尔党，继续从事反英斗爭。（山托克·辛格任党的书记，1922年他主动地与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的印度革命者的活动得到了欧美一些进步的社会主义者和中东、东南亚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支持。他们在这些国家建立了革命组织和活动中心，出版刊物，进行宣传，为印度的解放而呼吁。如：在伦敦，印度革命民族主义者克里希那·夏尔玛于1905年建立了印度自治社，创办了《印度社会学者报》。在巴黎，以卡玛夫人和拉纳为核心的印侨革命组织创办了《向祖国致敬报》。卡玛夫人与法国社会主义者隆格（马克思的孙子）和侨居巴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联系，她还参加了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会上发表了要求印度独立的演说。在美国，印度革命者，原进步社成员塔·达斯于1908年创办了《自由印度斯坦报》，在侨民中广泛进行革命宣传。在旧金山，有印侨革命组织，著名的卡德尔党。所有在国外的印度革命者与国內秘密革命组织都保持联系，并且不断地秘密运送革命宣传品和武器回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外的印度革命者求援的主要对象是德国。他们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英德的矛盾和直接的利害冲突，会使德国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打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于是，当时在柏林的印度革命者札多巴塔雅、巴尔加都拉、阿卡里亚等便主动地与德国政府取得联系，希望德国政府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帮助他们去解放印度。他们发表了一本要求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最后决战中同德国合作的小册子，并邀请从瑞士来到柏林的哈尔·达雅尔负责组织著名的印度独立委员会（柏林委员会）。通过会谈和协商，印度革命者得到了德国政府提供武器和金钱的许诺。柏林委员会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各地印度革命者的响应和支持。不少有志靑年纷纷离开印度，与国外的革命者一起从事反英宣传以及把武装运送回国的活动。印度共产主义先驱，印度第一个共产党的缔造者M。N·罗易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但是，由于英国特务的搜捕追踪，他们的活动都沒有成功。后来，由于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德国战败，印度革命者求德援助的希望也彻底落空。
虽然印度革命者的一系列行动都失败了，但是，他们为解放印度而不懈斗爭的精神和行动，却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印度革命志士，同时也赢得了世界进步力量对印度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在国外组织进步团体、著书办报、进行革命宣传等活动，为后来印度革命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同苏俄建立联系打下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十月革命后印度革命者找到了眞正的朋友
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也开辟了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苏维埃政府所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政策及其在实际行动中给予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和援助使印度革命者认识到，苏维埃政府是被压迫民族的眞正朋友。印度革命者终于在迷途中找到了出路。
1918年初，德国《新东方》杂志特刊上，公布了《苏联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吿劳动者哥萨克书》、《吿俄罗斯及东方全体劳动者穆斯林书》。苏维埃政府在这些文件中，呼吁和平，反对兼并战爭；要求帝国主义战爭双方实行无条件的停战和和谈；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原则。苏维埃政府不但在理论上制定了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方针政策，而且在行动上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大力援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帝国主义对迫切要求实现民族独立的土耳其、阿富汗等发动侵略战爭，实行残酷镇压。苏俄最先承认这两个国家的独立，在物质上、道义上给他们以很大的援助。从这里，印度革命者看到了民族自决权第一次变成眞正的现实，他们一方面高度地评价了苏联的民族政策，认为它“达到了最高的理论水平”。另一方面强烈谴责了英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称英国不仅是印度人民的一般压迫者，而且是“民族原则最大的敌人”。他们要求实行适合于印度和其他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自决原则，多次呼吁苏维埃政府给予帮助。如当苏俄与德国谈判时，斯德哥尔摩委员会（柏林委员会的分会）的印度革命者给苏维埃代表团打电报，请求审理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决议。电文写道：“我们完全相信民族自决权是我们的天赋人权”，“我们赞成俄国革命的主张，认为印度的解放对俄国，对整个世界都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要求士兵代表苏维埃在巴黎和会上同无耻而残暴的英帝国主义进行无情的斗爭”。这表明，印度革命者已经认识到：只有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才会维护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支持他们的革命斗爭。他们坚信：印度人民在斗爭中是不会孤立的，他们一定会得到苏维埃政府的援助。印度革命者向社会主义者发出了呼吁：“你们，出色地遵循着你们国际兄弟般的团结与集体事业的原则，在反对外国剝削者的斗爭中沒有离开我们。你们要牢牢记住，在印度居住着被不列颠资本主义残酷剝削的世界上的大量无产者……全世界工人们！支持我们为爭取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斗爭吧！”
在印度爱国人士的刊物中，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开始承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存在“决定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这发展阶级上，不大的资本家集团剝削毫无防御的群众即无产阶级。从此，剝削者与被剝削者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们开始承认无产阶级在世界进步中的领导作用，也懂得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应当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世界斗爭汇合。
1918年1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从德里的一个穆斯林组织那里得到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文件，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心情。这个文件的原文还是在1917年底通过的，是在1918年1月的印度地下报纸上披露的。
文件中写道：“俄国革命的领袖们！”“印度祝贺你们在为爭取全世界的民主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印度对你们在取得政权后所宣布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原则钦佩不已。印度祈祷天意加强你们对这些崇髙理想的坚定信念。但同时印度也为你们成功的能否持久感到担心。因为英国暂时还使3.5亿的印度人民处于奴役的状况，我们想，你们将达不到实现你们的和平愿望的目的。为了你们崇高事业的成就，印度吿戒你们和英国绝交。你们应当二者必择其一，因为处在肮脏的邻居中间很难保持自己房屋的清洁。要知道，英国是不会容忍以你们所宣布的原则为基础的民主俄国和它最重要的殖民地并肩携手站在一起的。应该注意到，英国为了要绞杀你们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任何最困难的和难以想象的压力也拦不住它的。如要你们要达到成就，虽然这将需要很多年，但你们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印度的独立应该是你们计划中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尽管乍一看来这是非常困难的。印度不解放，世界上的任何的民主统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印度的彻底解放意味着英国帝国主义的崩溃。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俄国的政策是什么。印度各族人民向你们致以眞诚的敬礼”。
这个文件表明了印度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它证明了在印度人民中间已出现了要从殖民主义者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现实愿望。印度人民在宣布和平和一切民族平等的第一个工农国家中看到了自己希望的体现。
1920年4月3日在印度革命者的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后来把这个决议经无线电广播拍给列宁。决议说；“印度革命者对苏维埃俄国为解放全体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特别是为了印度的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斗爭表示深切的感谢和不胜欢欣之至。我们十分感谢苏维埃俄国，因为它听到了从那些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受到空前灾难的3.15亿人民的胸中所发出的拚命掙扎的呼声……”。列宁为回答这个决议写了致“印度革命协会”的祝词，这祝词被译成英文并用无线电广播出去：“听到工农共和国宣布的自决原则和各被压迫民族摆脫外国和本国资本家剝削的解放原则，在英勇地为爭取自由而斗爭着的觉悟的印度人中得到这样热烈的反应，我很高兴。俄国劳动群众以毫不倦怠的关心注视着印度工农的觉醒。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毅精神以及同全世界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我们欢迎伊斯兰敎和非伊斯兰敎人士实行紧密的联盟，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一联盟推广到东方的一切劳动者中间去。只有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波斯、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携起手来一起进行共同的解放事业的时候，才能保证彻底战胜剝削者。自山的亚洲万岁！”
总之，十月革命对印度革命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们迷途知返，踏上了新的征程。
（三）印度革命者与苏联最初的直接联系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印度革命者就同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联系。
1917年春，柏林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设立了一个分会。札多巴塔雅前去负责。列宁在札多巴塔雅赶到斯德哥尔摩之前已经离开了，札多巴塔雅想在斯德哥尔摩会见列宁的愿望未能实现。不久后，他会见了一位叫特罗扬诺夫斯基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从他那里了解到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坚持和平与民族自决权的立场。斯德哥尔摩委员会以电报形式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发出呼吁，要他们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坚持立场，同英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爭。这份电报是在1917年9月以前到达彼得格勒的。
十月革命后，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到俄国，成立起印苏协会，并发表了一本关于印度问题的兰皮书。1918年9月，特罗扬诺夫斯基给札多巴塔雅写了一封信，说苏联政府设立了一个东方部，要他派人前往磋商。在苏联和德国进行和谈的过程中，札多巴塔雅以斯多哥尔摩委员会的名义给苏联代表托落茨基拍了一份电报，提出了印度民族自决权的问题，要求给予支持。苏联代表团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同盟国和协约国都承认他们统治下的民族的自决权。这个声明，从道义上支持了印度革命。
1918年11月，印度革命者的第一批代表从君士坦丁经柏林到达莫斯科，他们是艾哈迈德·哈里斯和穆罕默德·哈蒂。11月23日，列宁接见了他们，他们向列宁介绍了许多有关印度和东方的情况。代表们送给列宁一根白檀的手杖（现在收藏在列宁博物馆中）。11月25日，他们出席了全俄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发表了演说，转达了印度人民的祝贺，请求苏俄给予帮助，以便把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同一天，他们会见了苏维埃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向他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对俄国革命领袖的亲自接待表示感谢，并希望苏联帮助和支持印度人民的革命斗爭。斯维尔德洛夫对他们的问题作了回答，他要印度人民在为爭取自由的斗爭中加强团结，并说这是执行委员会对他们的最大希望，他表示很快就派代表到印度。12月5日，这两位印度人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宮举行的国际会议，并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1919年5月，列宁会见了由马享德拉·普拉塔普率领的印度代表团，这是与苏俄接触的第一个印度革命者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巴尔加都拉（后来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契切林之请，用波斯文写了《布尔什维主义与伊斯兰民族》一书）、阿布都尔·拉勃（后来是塔什干的印度职业革命者中同罗易对立的一派的首领）、阿卡里亚（后来是勃拉的支持者，塔什干印度共产党的成员、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这些成员都不同程度地组织和参加过印度革命，他们所持的是进步的民族主义观点，赞同俄国革命的原则和思想。
列宁很重视这次会见。会见前，列宁仔细地读了普拉塔普写的《爱的宗敎》一书。会见时列宁对普拉塔普说：“你这本书宣传的是托尔斯泰主义。在俄国，托尔斯泰等一批人试图通过宣传宗敎来解救人民，但是毫无结果。所以你们回去后，要宣传阶级斗爭，它会为自由扫清道路”。会谈中，列宁自始至终都很尊重普拉塔普，并且同代表团的每个成员谈了话。
会见后不久，普拉塔普受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会委托，陪同苏联新任驻阿富汗大使苏里兹到阿富汗去，促成苏里兹同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的会见（当时英国正向阿富汗发动侵略战爭，苏朕表示支持和援助阿富汗人民的斗爭）。而巴尔加都拉、阿布杜尔·拉勃和阿卡里亚则留下来，直到1921年才离开。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都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并为印度革命者同苏联的接触作了许多工作。
到苏联去的还有著名的印度革命家M。N。罗易。早在1917年夏，罗易在墨西哥就见到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鲍罗廷是受新成立的共产国际的委托到墨西哥去开展工作的。他们见面后，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在政治上经常进行激烈的爭论，鲍罗廷把黑格尔的辯证法以及欧洲的文化历史讲授给罗易，这对罗易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最后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有很大的影响。从鲍罗廷那里，罗易了解到很多有关俄国革命的情况。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罗易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请鲍罗廷转达他对俄国新政权领导人的友好祝愿，还请求墨西哥外交部给他提供方便，让他同莫斯科取得联系。（不久后，罗易应列宁和共产国际的邀请，以新成立的墨西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于1犯0年6月经柏林到达莫斯科，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罗易到达莫斯科之前，阿尼亚·穆克吉已来到了莫斯科。大战期间他曾经与罗易合作过，后来去到印度尼西亚，为印度的解放事业奔走呼吁。1919年，他在印度尼西亚革命者的帮助下到了荷兰，深得当时驻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共产国际西欧局（专门为召开共产国际二大时各国党来苏开会的代表而设）代表罗特格尔的信任。（1920年6月，他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
到苏联去的还有几十名参加过印度国內希兹拉特运动的印度靑年。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不远千里到达苏联，受到了红军战士和苏俄人民的隆重欢迎和热情款待。他们先后进入了塔什干的印度军事学校以及莫斯科的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民族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
十月革命后，一批又一批的印度革命者来到苏联，同苏联建立起各种联系，这就为印度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十月革命前，由于在国內无法进行革命活动，大批印度革命者逃亡到世界各地，企图依靠外国的援助来获得印度的独立。这些在国外的印度革命者大致可以分为三支力量：
第一支力量主要来自印度国內的秘密革命组织。秘密革命组织产生于19世纪末，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它以印度解放为目标，以武装起义为斗爭方式，基本任务是宣传动员群众、筹集经费、搜集武器，为日后的起义作准备。在1905到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秘密革命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随着运动的被镇压，秘密革命组织也遭到了很大打击，组织机构被破坏，领导又和主要成员被绞杀、流放或监禁。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白色恐怖下，秘密革命组织中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靑年知识分子产生了急躁和失望的情绪，铤而走险，走上了个人恐怖主义道路。他们暗杀英国官员，捣毁殖民机器，抢劫富人财产。然而，他们的一系列恐怖活动換来的只是英国当局更加严密的控制和更加残酷的镇压。同时，由于他们的打击面过宽，误伤了不少人。他们的行动非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反而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此外，在殖民当局的严密控制下，他们通过偷运、自制以及窃取等途径得来的武器极为有限，无力组织起义。在失败和血的敎训面前’不少民族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在殖民当局的高压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单靠秘密革命组织的活动尤其是个人恐怖主义活动来取得印度独立是不可能的。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印度革命者到了美国、德国、土耳其、阿富汗等国，以爭取这些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在这支力量中，有著名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札多巴塔雅、巴尔加都拉（他们都是秘密革命组织的重要领导人）、阿卡里亚、M。N。罗易等。
第二支力量由参加过泛伊斯兰哈里发运动（又叫希玆拉特运动）的民族主义者组成。泛伊斯兰哈里发运动是1918年由印度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大党人穆罕默德·阿里和邵克特·阿里兄弟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土耳其、保卫哈里发的一场宗敎运动。1920年夏，有1万多伊斯兰敎徒离开印度去参加基马尔的军队，其中有不少人留在土耳其、阿富汗从事反英斗爭（也有一部分人后来到了苏联），如穆罕默德·阿里·息巴息、阿里·汗、鲁札丁·曼沙尔、阿布杜尔·马季德、邵康德·乌斯玛尼等。
第三支力量是那些参加过由哈尔·达雅尔1913年在美国旧金山建立的著名的卡德尔党（又叫“太平洋海岸印度人协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曾于1915年回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泄密，起义失败，一部分人流亡到了国外。后来，由山托克·辛格等人重新组织了卡德尔党，继续从事反英斗爭。（山托克·辛格任党的书记，1922年他主动地与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的印度革命者的活动得到了欧美一些进步的社会主义者和中东、东南亚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支持。他们在这些国家建立了革命组织和活动中心，出版刊物，进行宣传，为印度的解放而呼吁。如：在伦敦，印度革命民族主义者克里希那·夏尔玛于1905年建立了印度自治社，创办了《印度社会学者报》。在巴黎，以卡玛夫人和拉纳为核心的印侨革命组织创办了《向祖国致敬报》。卡玛夫人与法国社会主义者隆格（马克思的孙子）和侨居巴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联系，她还参加了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会上发表了要求印度独立的演说。在美国，印度革命者，原进步社成员塔·达斯于1908年创办了《自由印度斯坦报》，在侨民中广泛进行革命宣传。在旧金山，有印侨革命组织，著名的卡德尔党。所有在国外的印度革命者与国內秘密革命组织都保持联系，并且不断地秘密运送革命宣传品和武器回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外的印度革命者求援的主要对象是德国。他们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英德的矛盾和直接的利害冲突，会使德国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打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于是，当时在柏林的印度革命者札多巴塔雅、巴尔加都拉、阿卡里亚等便主动地与德国政府取得联系，希望德国政府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帮助他们去解放印度。他们发表了一本要求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最后决战中同德国合作的小册子，并邀请从瑞士来到柏林的哈尔·达雅尔负责组织著名的印度独立委员会（柏林委员会）。通过会谈和协商，印度革命者得到了德国政府提供武器和金钱的许诺。柏林委员会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各地印度革命者的响应和支持。不少有志靑年纷纷离开印度，与国外的革命者一起从事反英宣传以及把武装运送回国的活动。印度共产主义先驱，印度第一个共产党的缔造者M。N·罗易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但是，由于英国特务的搜捕追踪，他们的活动都沒有成功。后来，由于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德国战败，印度革命者求德援助的希望也彻底落空。
虽然印度革命者的一系列行动都失败了，但是，他们为解放印度而不懈斗爭的精神和行动，却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印度革命志士，同时也赢得了世界进步力量对印度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在国外组织进步团体、著书办报、进行革命宣传等活动，为后来印度革命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同苏俄建立联系打下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十月革命后印度革命者找到了眞正的朋友
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也开辟了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苏维埃政府所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政策及其在实际行动中给予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和援助使印度革命者认识到，苏维埃政府是被压迫民族的眞正朋友。印度革命者终于在迷途中找到了出路。
1918年初，德国《新东方》杂志特刊上，公布了《苏联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吿劳动者哥萨克书》、《吿俄罗斯及东方全体劳动者穆斯林书》。苏维埃政府在这些文件中，呼吁和平，反对兼并战爭；要求帝国主义战爭双方实行无条件的停战和和谈；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原则。苏维埃政府不但在理论上制定了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方针政策，而且在行动上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大力援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帝国主义对迫切要求实现民族独立的土耳其、阿富汗等发动侵略战爭，实行残酷镇压。苏俄最先承认这两个国家的独立，在物质上、道义上给他们以很大的援助。从这里，印度革命者看到了民族自决权第一次变成眞正的现实，他们一方面高度地评价了苏联的民族政策，认为它“达到了最高的理论水平”。另一方面强烈谴责了英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称英国不仅是印度人民的一般压迫者，而且是“民族原则最大的敌人”。他们要求实行适合于印度和其他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自决原则，多次呼吁苏维埃政府给予帮助。如当苏俄与德国谈判时，斯德哥尔摩委员会（柏林委员会的分会）的印度革命者给苏维埃代表团打电报，请求审理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决议。电文写道：“我们完全相信民族自决权是我们的天赋人权”，“我们赞成俄国革命的主张，认为印度的解放对俄国，对整个世界都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要求士兵代表苏维埃在巴黎和会上同无耻而残暴的英帝国主义进行无情的斗爭”。这表明，印度革命者已经认识到：只有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才会维护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支持他们的革命斗爭。他们坚信：印度人民在斗爭中是不会孤立的，他们一定会得到苏维埃政府的援助。印度革命者向社会主义者发出了呼吁：“你们，出色地遵循着你们国际兄弟般的团结与集体事业的原则，在反对外国剝削者的斗爭中沒有离开我们。你们要牢牢记住，在印度居住着被不列颠资本主义残酷剝削的世界上的大量无产者……全世界工人们！支持我们为爭取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斗爭吧！”
在印度爱国人士的刊物中，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开始承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存在“决定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这发展阶级上，不大的资本家集团剝削毫无防御的群众即无产阶级。从此，剝削者与被剝削者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们开始承认无产阶级在世界进步中的领导作用，也懂得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应当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世界斗爭汇合。
1918年1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从德里的一个穆斯林组织那里得到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文件，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心情。这个文件的原文还是在1917年底通过的，是在1918年1月的印度地下报纸上披露的。
文件中写道：“俄国革命的领袖们！”“印度祝贺你们在为爭取全世界的民主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印度对你们在取得政权后所宣布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原则钦佩不已。印度祈祷天意加强你们对这些崇髙理想的坚定信念。但同时印度也为你们成功的能否持久感到担心。因为英国暂时还使3.5亿的印度人民处于奴役的状况，我们想，你们将达不到实现你们的和平愿望的目的。为了你们崇高事业的成就，印度吿戒你们和英国绝交。你们应当二者必择其一，因为处在肮脏的邻居中间很难保持自己房屋的清洁。要知道，英国是不会容忍以你们所宣布的原则为基础的民主俄国和它最重要的殖民地并肩携手站在一起的。应该注意到，英国为了要绞杀你们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任何最困难的和难以想象的压力也拦不住它的。如要你们要达到成就，虽然这将需要很多年，但你们也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印度的独立应该是你们计划中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尽管乍一看来这是非常困难的。印度不解放，世界上的任何的民主统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印度的彻底解放意味着英国帝国主义的崩溃。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俄国的政策是什么。印度各族人民向你们致以眞诚的敬礼”。
这个文件表明了印度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它证明了在印度人民中间已出现了要从殖民主义者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现实愿望。印度人民在宣布和平和一切民族平等的第一个工农国家中看到了自己希望的体现。
1920年4月3日在印度革命者的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后来把这个决议经无线电广播拍给列宁。决议说；“印度革命者对苏维埃俄国为解放全体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特别是为了印度的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斗爭表示深切的感谢和不胜欢欣之至。我们十分感谢苏维埃俄国，因为它听到了从那些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受到空前灾难的3.15亿人民的胸中所发出的拚命掙扎的呼声……”。列宁为回答这个决议写了致“印度革命协会”的祝词，这祝词被译成英文并用无线电广播出去：“听到工农共和国宣布的自决原则和各被压迫民族摆脫外国和本国资本家剝削的解放原则，在英勇地为爭取自由而斗爭着的觉悟的印度人中得到这样热烈的反应，我很高兴。俄国劳动群众以毫不倦怠的关心注视着印度工农的觉醒。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毅精神以及同全世界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我们欢迎伊斯兰敎和非伊斯兰敎人士实行紧密的联盟，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一联盟推广到东方的一切劳动者中间去。只有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波斯、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携起手来一起进行共同的解放事业的时候，才能保证彻底战胜剝削者。自山的亚洲万岁！”
总之，十月革命对印度革命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们迷途知返，踏上了新的征程。
（三）印度革命者与苏联最初的直接联系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印度革命者就同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联系。
1917年春，柏林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设立了一个分会。札多巴塔雅前去负责。列宁在札多巴塔雅赶到斯德哥尔摩之前已经离开了，札多巴塔雅想在斯德哥尔摩会见列宁的愿望未能实现。不久后，他会见了一位叫特罗扬诺夫斯基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从他那里了解到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坚持和平与民族自决权的立场。斯德哥尔摩委员会以电报形式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发出呼吁，要他们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坚持立场，同英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爭。这份电报是在1917年9月以前到达彼得格勒的。
十月革命后，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到俄国，成立起印苏协会，并发表了一本关于印度问题的兰皮书。1918年9月，特罗扬诺夫斯基给札多巴塔雅写了一封信，说苏联政府设立了一个东方部，要他派人前往磋商。在苏联和德国进行和谈的过程中，札多巴塔雅以斯多哥尔摩委员会的名义给苏联代表托落茨基拍了一份电报，提出了印度民族自决权的问题，要求给予支持。苏联代表团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同盟国和协约国都承认他们统治下的民族的自决权。这个声明，从道义上支持了印度革命。
1918年11月，印度革命者的第一批代表从君士坦丁经柏林到达莫斯科，他们是艾哈迈德·哈里斯和穆罕默德·哈蒂。11月23日，列宁接见了他们，他们向列宁介绍了许多有关印度和东方的情况。代表们送给列宁一根白檀的手杖（现在收藏在列宁博物馆中）。11月25日，他们出席了全俄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发表了演说，转达了印度人民的祝贺，请求苏俄给予帮助，以便把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同一天，他们会见了苏维埃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向他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对俄国革命领袖的亲自接待表示感谢，并希望苏联帮助和支持印度人民的革命斗爭。斯维尔德洛夫对他们的问题作了回答，他要印度人民在为爭取自由的斗爭中加强团结，并说这是执行委员会对他们的最大希望，他表示很快就派代表到印度。12月5日，这两位印度人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宮举行的国际会议，并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1919年5月，列宁会见了由马享德拉·普拉塔普率领的印度代表团，这是与苏俄接触的第一个印度革命者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巴尔加都拉（后来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契切林之请，用波斯文写了《布尔什维主义与伊斯兰民族》一书）、阿布都尔·拉勃（后来是塔什干的印度职业革命者中同罗易对立的一派的首领）、阿卡里亚（后来是勃拉的支持者，塔什干印度共产党的成员、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这些成员都不同程度地组织和参加过印度革命，他们所持的是进步的民族主义观点，赞同俄国革命的原则和思想。
列宁很重视这次会见。会见前，列宁仔细地读了普拉塔普写的《爱的宗敎》一书。会见时列宁对普拉塔普说：“你这本书宣传的是托尔斯泰主义。在俄国，托尔斯泰等一批人试图通过宣传宗敎来解救人民，但是毫无结果。所以你们回去后，要宣传阶级斗爭，它会为自由扫清道路”。会谈中，列宁自始至终都很尊重普拉塔普，并且同代表团的每个成员谈了话。
会见后不久，普拉塔普受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会委托，陪同苏联新任驻阿富汗大使苏里兹到阿富汗去，促成苏里兹同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的会见（当时英国正向阿富汗发动侵略战爭，苏朕表示支持和援助阿富汗人民的斗爭）。而巴尔加都拉、阿布杜尔·拉勃和阿卡里亚则留下来，直到1921年才离开。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都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并为印度革命者同苏联的接触作了许多工作。
到苏联去的还有著名的印度革命家M。N。罗易。早在1917年夏，罗易在墨西哥就见到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鲍罗廷是受新成立的共产国际的委托到墨西哥去开展工作的。他们见面后，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在政治上经常进行激烈的爭论，鲍罗廷把黑格尔的辯证法以及欧洲的文化历史讲授给罗易，这对罗易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最后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有很大的影响。从鲍罗廷那里，罗易了解到很多有关俄国革命的情况。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罗易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请鲍罗廷转达他对俄国新政权领导人的友好祝愿，还请求墨西哥外交部给他提供方便，让他同莫斯科取得联系。（不久后，罗易应列宁和共产国际的邀请，以新成立的墨西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于1犯0年6月经柏林到达莫斯科，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罗易到达莫斯科之前，阿尼亚·穆克吉已来到了莫斯科。大战期间他曾经与罗易合作过，后来去到印度尼西亚，为印度的解放事业奔走呼吁。1919年，他在印度尼西亚革命者的帮助下到了荷兰，深得当时驻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共产国际西欧局（专门为召开共产国际二大时各国党来苏开会的代表而设）代表罗特格尔的信任。（1920年6月，他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
到苏联去的还有几十名参加过印度国內希兹拉特运动的印度靑年。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不远千里到达苏联，受到了红军战士和苏俄人民的隆重欢迎和热情款待。他们先后进入了塔什干的印度军事学校以及莫斯科的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民族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
十月革命后，一批又一批的印度革命者来到苏联，同苏联建立起各种联系，这就为印度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