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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31)
詹森又说了一句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话：“我国政府密切关注着日方的态度。”
蒋介石最后以恳求的口气对美国提出要求：
“贵国是九国公约的发起国，对于此次日本挑起的卢沟桥事件肩负着法律上的义务。美国又向来主张和平与人道主义，所以从道义上讲亦有协助制止日本扩军备战的义务。”
詹森表现了虚伪的热情，连连称道：“一定！一定协力调解。”他就是不谈具体办法，不涉及实质性问题。
蒋介石没有因为英、美两国的冷漠而放弃了自己应做的工作，在接见了詹森的第二天，即7月26日，他又和德驻华大使陶德曼会晤，这是他接见的第三位外国大使。
在这之前，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已和陶德曼有过会面，当时陶德曼讲了以下两点意见：一是日本政府已经声明过，不愿意看到第三国干预卢沟桥之事，在这种情况敝国出面调解，只能讨得没趣。二是政府曾接东京敝国大使电报，称日本政府对此次卢沟桥事件亦不甚清楚，乃是少数军人欲借此生事。因此，从事变发生至今，日本政府已全为军人所控制了。
蒋介石对王宠惠与陶德曼的会晤无效果很不满意，就以这样堂而皇之的理由被人家搪塞过去，不是太有点无能了么？他今天再次会晤陶德曼，就是想从这块板结地上开出一条通道。
陶德曼的圆滑和世故与詹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只不过把头天给王宠惠说过的话像嚼剩馒头干似地又重复了一遍，他说：
“敝国现在虽然与贵国无其他政治关系，但是仅从维持两国商业利益出发，也极希望贵国与日本能和平解决争端。为此，我们会伺机而行，尽自己一份力量的。”
此番官腔说得蒋介石高兴不起来。
送走陶德曼，蒋先生又接见了西方第四个外交官――法国驻华大使齐雅。
齐雅是最善解人意的友人了，可是细一琢磨，他的“善意”又能值几何？他对蒋介石说：“敝国在历史上曾与英国有过百年战争，当时英国伸其势力于欧洲大陆，神气得很，以为敝国将永远会被它征服。但是，结果事与愿违，百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最后还是缩回了英伦三岛。现在日本在亚洲大陆得势，以为可以征服贵国，我以为日本想错了，战争的结果日本必归失败，将来仍须退回小岛。在此和平尚未绝望之前，敝国极希望仍能和平解决中日争端，可惜的是，日本军人太多，意见不能一致，和平前途实未可乐观！”
蒋介石也感叹道：“日本的形势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够做主，实在可惜！”
蒋也叹息，齐也叹息，两个谁都无有改变局势的良策与能力！叹息复叹息。
蒋介石的外交活动可以说没有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对第三国所抱的调解之希望彻底破灭了。
别无选择。
国民党政府面前惟一出路就是对日实行坚决的抵抗。
金陵城外，远处长江的涛声敲打着未眠人的心。
廊坊失守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二十四日，我和松井特务机关长一同到进德社去访问宋哲元，关于口头约定撤退城内增援部队问题，催促能在数日内完毕。宋回答尚未订出执行计划，特别问到撤兵时间，则说大概在一个月之后……本来我们是为了迅速消除目前的危急形势前去商议时间问题的，原以为双方的差距不过是最近这一两天的问题，不料回答却说要在一个月之后，这已经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再听其理由真令人啼笑皆非。我们问到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宋回答说：‘现在天气太热，等到稍微凉爽一些再办。’我们对于宋哲元这种漠不关心时局的态度，毋宁说倒是吓了一跳。”
宋哲元在已经接受了日军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后，为什么还迟迟不撤出城内的增援部队，今井武夫探测到的“天气太热”显然是肤浅的答案，我们暂且不提。倒是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今井武夫们移祸于人的虚伪姿态太有些欲盖弥彰了。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侵略中国的根源归结于中方的“违约”、“挑衅”。实际情况是，就在今井武夫们去宋哲元的住所进德社访问之前，日军的大批部队已经开进了华北，使平、津地区呈现着一派大军压境的阴森森的形势。几乎在他们会见宋哲元的同一时间发生了廊坊事件以及由这个事件延续而来的广安门事件，这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有计划的挑衅行为，它为日本当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出了新的借口和时机，狡猾的今井武夫就是不提这两个至关重要的事件。
廊坊当时是安次县的一个小镇，北宁铁路从小镇中间穿过，这一地区驻着29军第38师第113旅第226团的部队，是个兵城。
小镇大多是平顶房，没有大的建筑物，仅有当年德军占领时建起的两幢西式楼房。街面上有些中小型商业和摊贩，多半在路南。路北有三四条窄短的街道，零零星星散布着饭店、客栈什么的。在这个小镇上最惹人注目也最能抖威风的还要算驻军和安次县公安分局了。
从军事位置上来说，廊坊是个必争的要地。敌人为了攻陷北平，非把廊坊这个钉子拔掉不可。随着卢沟桥前线的战局日益紧张，日军来到廊坊侦察地形、了解情报的次数也频繁起来。他们为攻占坊找借口，作准备。
卢沟桥事变前后，上级给廊坊驻军的命令就四个字：“备战避战。”再明显不过了；要他们准备打仗，却不要他们真的去打仗。
眼看着敌人的辎重和军队日夜不停地开往卢沟桥战场，去打我们的友军，战士们的心里有多着急！
指战员们多次请缨就地杀敌，均被严令拒绝。
一天，驻在公路边沿的某营5连连长杜崴然给团长崔振伦打电话请示批准他们打敌人。他带着满腔的火气，说：
“团长，请你另找个连长来代替我好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几天来敌人络绎不绝地从门口经过，官兵们早就咽不下这口气了，弄不好就要打起来。如果真的把敌人揍一顿，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备战避战’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都得遵守呀！”
5连长想了个点子，他说：“如果不让我们明着打敌人，那就允许我们改装成土匪，离开军营到别处去袭击敌人，打了就跑。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事我也不能答复你，请示以后再说吧！”
崔团长层层请示，没有得到批准。
最使崔团长感到难堪和气愤的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天，鬼子的一辆辎重汽车陷入小镇中间的泥坑里，走不动了，杜连长心想：按上级的规定对鬼子和车都不能打，可是在这里呆的时间长了就难免不出事，怎么办呢？
他请示团里，团里又请示旅里，最后又请示到师里，师里的一位副师长竟然作了这样的指示：责令这个连的官兵，帮助敌人把车拖出来，快走了事。
“这不是意味着帮助敌人快去打我们的兄弟部队吗！”杜连长想。不把这个指示传达吧，违抗上级命令的责任，谁能担当得起？杜连长正在左右为难时，幸亏敌人的汽车已经走了，为他解了围。
事后，崔团长才知道公路上的那个陷坑就是5连有意设置的。他既高兴又后怕，但更多的是担心。他怕这个连队以后会闹出事来，不好向上级交待，就把他们调走了。
随着日军在平、津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廊坊越来越成了必争之地。
7月25日下午，日军一列兵车开到廊坊，车上运载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兵力和通信队的一部，他们说来廊坊是“修理电线”。38师师部当即通知226团对此敌严加注意，具体指示是：“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崔振伦团长派安次县驻在廊坊的公安分局局长带着翻译与日军接触，提出了我方对他们的要求。日军一面应付，一面又提出：“光在站内活动，怎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呢？”他们要求与驻军旅长接谈。旅长刘振三便派一名上尉参谋为代表和日军交涉，日军坚持要旅长亲自来谈。刘旅长又派第226团中校团副杨某再去交涉，这回双方进行了谈判。日军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情，和中方人员合影留念，而且让杨团副站在中间，杨团副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后尽快离开廊坊，以免发生误会。”敌人要求出站宿营，杨团副说：“此地有驻军，你们绝对不能在这里宿营，还是赶快离开为好。”就这样反复争执，终无结果。
我方代表回来后，敌人就行动起来了。他们先以主力部队占领了车站，剩下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每组30-50人左右，全副武装，带着工具，分头出站，选择有利地形，构筑作战工事。
崔团长把这一情况逐级报告到师里，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准敌人出站进街，不准开枪。”
太滑稽了！敌人不但出了站，而且开始修工事了，师里还是那套指示。无奈，崔团长又派公安分局局长与日军交涉，要求日军停止修工事，马上离开廊坊，否则发生冲突由日军负责。日军不仅不理这个茬，还十分强硬地提出要求，叫驻军让出营房，给他们来驻扎团里又把这一情况报告到师部，师里那位副师长说：“我们的营房不能让出来。”团长问：“如果敌人硬要进营房怎么办？”副师长说：“挡住敌人。”
“如何挡住？”“那我不管。总之，驻地不能让出去，也不能先开火。”
这种软弱的让步，肯定给敌人壮了胆，他们不仅可以肆无忌惮地修筑工事，而且在明目张胆地进行着攻击我军驻地的准备。瞧，重机枪架起来了，小口径炮也仰起了头……
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当晚11时许，驻军第3营第9连向日军的工事开了火。日军立即还击，机枪声，炸弹的爆炸声，再加上喊杀声，把廊坊镇几乎要抬起来，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因为敌人遭到的是突然袭击，再加上他们准备不充分，所以伤亡惨重。但是，敌人没撤走，仍然占领着车站的各种建筑物。
廊坊的抗日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它没有经过师里的批准，是指战员们自做主张还击来犯的敌人的。
战斗打响后，崔团长马上来到9连阵地，他很担心这次开火会招惹来难以预料的麻烦，但是他不想责备连队的官兵，他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作为一团之长是应该知道这些的。9连宋连长见了团长，神情很不自然，带着几分不安对团长说：“这次开火是俺们连一个叫王春山的列兵干的，他自己集合了5挺轻机枪，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命令就向敌人开火了。”崔团长一听这话，就知道是编出来的故事，没有连长的允许，一个列兵怎么能够集合5挺机枪呢？肯定是宋连长怕担负没有命令私自开火的罪名，才抬出了这个列兵当替罪羊，团长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指战员们打鬼子、反侵略竟然也缩手缩脚，怕问罪！于是，他安慰宋连长说：
“敌人打了咱，咱当然也要打敌人嘛！”
后来，师里也没有追查这件事，事情就那么过去了。
但是，受到袭击的日军并没有罢休。第二天凌晨1点，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命令第20师团第27联队，在鲤登大佐的指挥下，增援廊坊日军作战，26日凌晨3时半，香月清司又命令20师团将驻天津至山海关之间的部队按秩序向前方移动。此外，他还命令步兵旅团第2联队第2大队乘火车到北平，途经廊坊时参加该地区的战斗。
29军第226团，也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准备迎击敌人。
26日拂晓，日军以飞机27架次轮番轰炸廊坊守军的兵营。日军增援部队于上午8时到达廊坊，他们在飞机的支援下立即向守军发起攻击。226团第3营与敌人展开顽强战斗，至12时，该营撤退向东转移。廊坊被日军完全占领。
事情还没有完……
廊坊战斗后，香月清司认为自己实现宏图、大显身手的时机已到，便乘机向参谋本部申请行使武力。此时是7月26日11时。
当天，参谋本部就接到香月的申请报告，立即给驻屯军发出以下的通知或命令：
参谋本部第一部通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
“要坚决予以讨伐，上奏等一切责任由参谋本部承担。”
接着又下达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应废除临命第400号，在必要时得以行使武力。”
同时发出的还有一个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归中国驻屯军直辖。”命令上明确规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在不得已时，行使武力，根据如下精神使用飞行队：”
（一）以密切配合地上作战为宗旨；
“（二）进行对地面攻击或轰炸时关于目标的选定及其他，要考虑到国际关系。”
26日下午，驻屯军向29军发出最后通牒。松井特务机关长等三人前往进德社会见宋哲元，递交日军的通牒，由秦德纯和张维藩代收。
通牒全文如下：
昨天（25日）夜，我军派往廊坊掩护通讯设备的一部分军队，遭到贵军的不法射击，因而引起两军之冲突，不胜遗憾之至。
追究惹起上述事态之原因，不得不归究于贵军对于和我军签订的协定事项缺乏执行的诚意，依然不改挑衅的行径。
如果贵军仍抱有不扩大事态之意图，首先应速将部署在卢沟桥、八宝山方面的第37师，于明日中午前撤退到长辛店附近；又北平城内的第37师，由北平城内撤出，和驻西苑的第37师部队一起，先经过平汉线以北地区，于本月28日中午前，转移到永定河以西地区，然后再陆续开始将上述部队送往保定方面。
倘若不按上述方案执行，则认为贵军毫无诚意，抱歉的是：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此致
第29军军长宋哲元阁下
日本军司令陆军中将香月清司
昭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事情仍然没有完。
日军向29军送去最后通牒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2时，奉香月清司之命驻屯军第2联第2大队乘火车到了北平，他们在丰台车站换乘车队车辆开往城里。
在广安门，这批汽车上的日军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守城部队的盘查。
日军谎称他们是日本总领使馆卫队，刚从野外演习归来。守城部队当即识破谎言，关闭城门，拒绝日军进城。城外日军准备开车强行入城。
宋哲元得到此讯后即令守军备战，迎战敌人。守城官兵得令后士气大振，这是他们多少天来得到的第一个向敌人出击的战令。战士们将城门慢慢开启，诱敌进城。向来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的日军，以为他们又一次赢得了中国守军的妥协，便无任何顾忌地向城而来。当敌人车队一半进入城门后，守军出其不意地向敌人车队猛烈开火，两军发生战斗。这时正在城门楼上的38师日本顾问樱井立即制止守军射击。守军异常气愤，即向樱井开枪。樱井急忙跳城而逃，其随员当场被击毙。此刻，城上城下激战正酣。中国守军居高临下位置有利，火力猛烈，日军顿时陷入混乱。
晚10时许，战斗停了下来。日军一部分已入城，被袭击得七零八落，另一部分被阻于城外，损失也很惨重。已入城的日军分散隐蔽在附近的高粱地里，27日晨按照29军指定的路线，到达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未入城的日军退至丰台。
香月清司愤怒了。
他27日中午下令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
这时，驻屯军向他反映北平城内日本侨民尚未按预定计划完全撤出，他便把进攻时间推迟到28日。
但是，局部的进攻已经在27日拉开了战幕。
这天清晨3时，日军突然向驻扎在通县和团河的中国军队袭击，双方激战到上午11时，中国军队难抵日军的凌厉进攻，突围撤退。通县、团河失守。
宋哲元无路可退了。
摆在他面前的惟一出路是：奋起抗日。
26日他两次电报何应钦呈蒋介石，报告日军向29军发的最后通牒和平津地区的危急局势，并求政府援助。蒋介石27日晨回复宋哲元：
“此时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至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孙连仲――作者注）随时加入也。此时电报恐随时被阻，请与仿鲁切商办法，必以全力增援，勿念。”
27日深夜，在日军向南苑、北苑发起进攻的炮火声中，宋哲元与29军的将领一致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垣共存亡。
随后，他向全国各界发表了自卫守土通电：
“哲元自奉命负冀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之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七日夜，日军突向我卢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二十一日炮击我宛平城、长辛店驻军，于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于二十六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二十七日早三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均在激战中，仅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掬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伏乞赐教，是所企祷。”
宋哲元的心不可能不再惶惶，但它毕竟打开了心窗，让早该吐露的话语飞上云端，向远方飞翔。
在发表通电的同时，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令冯治安为城防司令，配备了城防部队，准备固守北平。
也是在这个不安宁却撩拨每一个中国士兵之心的夜晚，宋哲元还派冀察政务委员会戈定远星夜奔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督师北上，协同29军作战。
佟麟阁、赵登禹以身殉国
蒋介石最后以恳求的口气对美国提出要求：
“贵国是九国公约的发起国，对于此次日本挑起的卢沟桥事件肩负着法律上的义务。美国又向来主张和平与人道主义，所以从道义上讲亦有协助制止日本扩军备战的义务。”
詹森表现了虚伪的热情，连连称道：“一定！一定协力调解。”他就是不谈具体办法，不涉及实质性问题。
蒋介石没有因为英、美两国的冷漠而放弃了自己应做的工作，在接见了詹森的第二天，即7月26日，他又和德驻华大使陶德曼会晤，这是他接见的第三位外国大使。
在这之前，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已和陶德曼有过会面，当时陶德曼讲了以下两点意见：一是日本政府已经声明过，不愿意看到第三国干预卢沟桥之事，在这种情况敝国出面调解，只能讨得没趣。二是政府曾接东京敝国大使电报，称日本政府对此次卢沟桥事件亦不甚清楚，乃是少数军人欲借此生事。因此，从事变发生至今，日本政府已全为军人所控制了。
蒋介石对王宠惠与陶德曼的会晤无效果很不满意，就以这样堂而皇之的理由被人家搪塞过去，不是太有点无能了么？他今天再次会晤陶德曼，就是想从这块板结地上开出一条通道。
陶德曼的圆滑和世故与詹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只不过把头天给王宠惠说过的话像嚼剩馒头干似地又重复了一遍，他说：
“敝国现在虽然与贵国无其他政治关系，但是仅从维持两国商业利益出发，也极希望贵国与日本能和平解决争端。为此，我们会伺机而行，尽自己一份力量的。”
此番官腔说得蒋介石高兴不起来。
送走陶德曼，蒋先生又接见了西方第四个外交官――法国驻华大使齐雅。
齐雅是最善解人意的友人了，可是细一琢磨，他的“善意”又能值几何？他对蒋介石说：“敝国在历史上曾与英国有过百年战争，当时英国伸其势力于欧洲大陆，神气得很，以为敝国将永远会被它征服。但是，结果事与愿违，百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最后还是缩回了英伦三岛。现在日本在亚洲大陆得势，以为可以征服贵国，我以为日本想错了，战争的结果日本必归失败，将来仍须退回小岛。在此和平尚未绝望之前，敝国极希望仍能和平解决中日争端，可惜的是，日本军人太多，意见不能一致，和平前途实未可乐观！”
蒋介石也感叹道：“日本的形势全为军人所控制，国事无一人能够做主，实在可惜！”
蒋也叹息，齐也叹息，两个谁都无有改变局势的良策与能力！叹息复叹息。
蒋介石的外交活动可以说没有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对第三国所抱的调解之希望彻底破灭了。
别无选择。
国民党政府面前惟一出路就是对日实行坚决的抵抗。
金陵城外，远处长江的涛声敲打着未眠人的心。
廊坊失守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二十四日，我和松井特务机关长一同到进德社去访问宋哲元，关于口头约定撤退城内增援部队问题，催促能在数日内完毕。宋回答尚未订出执行计划，特别问到撤兵时间，则说大概在一个月之后……本来我们是为了迅速消除目前的危急形势前去商议时间问题的，原以为双方的差距不过是最近这一两天的问题，不料回答却说要在一个月之后，这已经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再听其理由真令人啼笑皆非。我们问到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宋回答说：‘现在天气太热，等到稍微凉爽一些再办。’我们对于宋哲元这种漠不关心时局的态度，毋宁说倒是吓了一跳。”
宋哲元在已经接受了日军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后，为什么还迟迟不撤出城内的增援部队，今井武夫探测到的“天气太热”显然是肤浅的答案，我们暂且不提。倒是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今井武夫们移祸于人的虚伪姿态太有些欲盖弥彰了。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侵略中国的根源归结于中方的“违约”、“挑衅”。实际情况是，就在今井武夫们去宋哲元的住所进德社访问之前，日军的大批部队已经开进了华北，使平、津地区呈现着一派大军压境的阴森森的形势。几乎在他们会见宋哲元的同一时间发生了廊坊事件以及由这个事件延续而来的广安门事件，这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有计划的挑衅行为，它为日本当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出了新的借口和时机，狡猾的今井武夫就是不提这两个至关重要的事件。
廊坊当时是安次县的一个小镇，北宁铁路从小镇中间穿过，这一地区驻着29军第38师第113旅第226团的部队，是个兵城。
小镇大多是平顶房，没有大的建筑物，仅有当年德军占领时建起的两幢西式楼房。街面上有些中小型商业和摊贩，多半在路南。路北有三四条窄短的街道，零零星星散布着饭店、客栈什么的。在这个小镇上最惹人注目也最能抖威风的还要算驻军和安次县公安分局了。
从军事位置上来说，廊坊是个必争的要地。敌人为了攻陷北平，非把廊坊这个钉子拔掉不可。随着卢沟桥前线的战局日益紧张，日军来到廊坊侦察地形、了解情报的次数也频繁起来。他们为攻占坊找借口，作准备。
卢沟桥事变前后，上级给廊坊驻军的命令就四个字：“备战避战。”再明显不过了；要他们准备打仗，却不要他们真的去打仗。
眼看着敌人的辎重和军队日夜不停地开往卢沟桥战场，去打我们的友军，战士们的心里有多着急！
指战员们多次请缨就地杀敌，均被严令拒绝。
一天，驻在公路边沿的某营5连连长杜崴然给团长崔振伦打电话请示批准他们打敌人。他带着满腔的火气，说：
“团长，请你另找个连长来代替我好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几天来敌人络绎不绝地从门口经过，官兵们早就咽不下这口气了，弄不好就要打起来。如果真的把敌人揍一顿，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备战避战’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都得遵守呀！”
5连长想了个点子，他说：“如果不让我们明着打敌人，那就允许我们改装成土匪，离开军营到别处去袭击敌人，打了就跑。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事我也不能答复你，请示以后再说吧！”
崔团长层层请示，没有得到批准。
最使崔团长感到难堪和气愤的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天，鬼子的一辆辎重汽车陷入小镇中间的泥坑里，走不动了，杜连长心想：按上级的规定对鬼子和车都不能打，可是在这里呆的时间长了就难免不出事，怎么办呢？
他请示团里，团里又请示旅里，最后又请示到师里，师里的一位副师长竟然作了这样的指示：责令这个连的官兵，帮助敌人把车拖出来，快走了事。
“这不是意味着帮助敌人快去打我们的兄弟部队吗！”杜连长想。不把这个指示传达吧，违抗上级命令的责任，谁能担当得起？杜连长正在左右为难时，幸亏敌人的汽车已经走了，为他解了围。
事后，崔团长才知道公路上的那个陷坑就是5连有意设置的。他既高兴又后怕，但更多的是担心。他怕这个连队以后会闹出事来，不好向上级交待，就把他们调走了。
随着日军在平、津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廊坊越来越成了必争之地。
7月25日下午，日军一列兵车开到廊坊，车上运载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兵力和通信队的一部，他们说来廊坊是“修理电线”。38师师部当即通知226团对此敌严加注意，具体指示是：“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崔振伦团长派安次县驻在廊坊的公安分局局长带着翻译与日军接触，提出了我方对他们的要求。日军一面应付，一面又提出：“光在站内活动，怎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呢？”他们要求与驻军旅长接谈。旅长刘振三便派一名上尉参谋为代表和日军交涉，日军坚持要旅长亲自来谈。刘旅长又派第226团中校团副杨某再去交涉，这回双方进行了谈判。日军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情，和中方人员合影留念，而且让杨团副站在中间，杨团副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后尽快离开廊坊，以免发生误会。”敌人要求出站宿营，杨团副说：“此地有驻军，你们绝对不能在这里宿营，还是赶快离开为好。”就这样反复争执，终无结果。
我方代表回来后，敌人就行动起来了。他们先以主力部队占领了车站，剩下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每组30-50人左右，全副武装，带着工具，分头出站，选择有利地形，构筑作战工事。
崔团长把这一情况逐级报告到师里，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准敌人出站进街，不准开枪。”
太滑稽了！敌人不但出了站，而且开始修工事了，师里还是那套指示。无奈，崔团长又派公安分局局长与日军交涉，要求日军停止修工事，马上离开廊坊，否则发生冲突由日军负责。日军不仅不理这个茬，还十分强硬地提出要求，叫驻军让出营房，给他们来驻扎团里又把这一情况报告到师部，师里那位副师长说：“我们的营房不能让出来。”团长问：“如果敌人硬要进营房怎么办？”副师长说：“挡住敌人。”
“如何挡住？”“那我不管。总之，驻地不能让出去，也不能先开火。”
这种软弱的让步，肯定给敌人壮了胆，他们不仅可以肆无忌惮地修筑工事，而且在明目张胆地进行着攻击我军驻地的准备。瞧，重机枪架起来了，小口径炮也仰起了头……
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当晚11时许，驻军第3营第9连向日军的工事开了火。日军立即还击，机枪声，炸弹的爆炸声，再加上喊杀声，把廊坊镇几乎要抬起来，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因为敌人遭到的是突然袭击，再加上他们准备不充分，所以伤亡惨重。但是，敌人没撤走，仍然占领着车站的各种建筑物。
廊坊的抗日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它没有经过师里的批准，是指战员们自做主张还击来犯的敌人的。
战斗打响后，崔团长马上来到9连阵地，他很担心这次开火会招惹来难以预料的麻烦，但是他不想责备连队的官兵，他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作为一团之长是应该知道这些的。9连宋连长见了团长，神情很不自然，带着几分不安对团长说：“这次开火是俺们连一个叫王春山的列兵干的，他自己集合了5挺轻机枪，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命令就向敌人开火了。”崔团长一听这话，就知道是编出来的故事，没有连长的允许，一个列兵怎么能够集合5挺机枪呢？肯定是宋连长怕担负没有命令私自开火的罪名，才抬出了这个列兵当替罪羊，团长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指战员们打鬼子、反侵略竟然也缩手缩脚，怕问罪！于是，他安慰宋连长说：
“敌人打了咱，咱当然也要打敌人嘛！”
后来，师里也没有追查这件事，事情就那么过去了。
但是，受到袭击的日军并没有罢休。第二天凌晨1点，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命令第20师团第27联队，在鲤登大佐的指挥下，增援廊坊日军作战，26日凌晨3时半，香月清司又命令20师团将驻天津至山海关之间的部队按秩序向前方移动。此外，他还命令步兵旅团第2联队第2大队乘火车到北平，途经廊坊时参加该地区的战斗。
29军第226团，也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准备迎击敌人。
26日拂晓，日军以飞机27架次轮番轰炸廊坊守军的兵营。日军增援部队于上午8时到达廊坊，他们在飞机的支援下立即向守军发起攻击。226团第3营与敌人展开顽强战斗，至12时，该营撤退向东转移。廊坊被日军完全占领。
事情还没有完……
廊坊战斗后，香月清司认为自己实现宏图、大显身手的时机已到，便乘机向参谋本部申请行使武力。此时是7月26日11时。
当天，参谋本部就接到香月的申请报告，立即给驻屯军发出以下的通知或命令：
参谋本部第一部通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
“要坚决予以讨伐，上奏等一切责任由参谋本部承担。”
接着又下达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应废除临命第400号，在必要时得以行使武力。”
同时发出的还有一个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归中国驻屯军直辖。”命令上明确规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在不得已时，行使武力，根据如下精神使用飞行队：”
（一）以密切配合地上作战为宗旨；
“（二）进行对地面攻击或轰炸时关于目标的选定及其他，要考虑到国际关系。”
26日下午，驻屯军向29军发出最后通牒。松井特务机关长等三人前往进德社会见宋哲元，递交日军的通牒，由秦德纯和张维藩代收。
通牒全文如下：
昨天（25日）夜，我军派往廊坊掩护通讯设备的一部分军队，遭到贵军的不法射击，因而引起两军之冲突，不胜遗憾之至。
追究惹起上述事态之原因，不得不归究于贵军对于和我军签订的协定事项缺乏执行的诚意，依然不改挑衅的行径。
如果贵军仍抱有不扩大事态之意图，首先应速将部署在卢沟桥、八宝山方面的第37师，于明日中午前撤退到长辛店附近；又北平城内的第37师，由北平城内撤出，和驻西苑的第37师部队一起，先经过平汉线以北地区，于本月28日中午前，转移到永定河以西地区，然后再陆续开始将上述部队送往保定方面。
倘若不按上述方案执行，则认为贵军毫无诚意，抱歉的是：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此致
第29军军长宋哲元阁下
日本军司令陆军中将香月清司
昭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事情仍然没有完。
日军向29军送去最后通牒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2时，奉香月清司之命驻屯军第2联第2大队乘火车到了北平，他们在丰台车站换乘车队车辆开往城里。
在广安门，这批汽车上的日军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守城部队的盘查。
日军谎称他们是日本总领使馆卫队，刚从野外演习归来。守城部队当即识破谎言，关闭城门，拒绝日军进城。城外日军准备开车强行入城。
宋哲元得到此讯后即令守军备战，迎战敌人。守城官兵得令后士气大振，这是他们多少天来得到的第一个向敌人出击的战令。战士们将城门慢慢开启，诱敌进城。向来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的日军，以为他们又一次赢得了中国守军的妥协，便无任何顾忌地向城而来。当敌人车队一半进入城门后，守军出其不意地向敌人车队猛烈开火，两军发生战斗。这时正在城门楼上的38师日本顾问樱井立即制止守军射击。守军异常气愤，即向樱井开枪。樱井急忙跳城而逃，其随员当场被击毙。此刻，城上城下激战正酣。中国守军居高临下位置有利，火力猛烈，日军顿时陷入混乱。
晚10时许，战斗停了下来。日军一部分已入城，被袭击得七零八落，另一部分被阻于城外，损失也很惨重。已入城的日军分散隐蔽在附近的高粱地里，27日晨按照29军指定的路线，到达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未入城的日军退至丰台。
香月清司愤怒了。
他27日中午下令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
这时，驻屯军向他反映北平城内日本侨民尚未按预定计划完全撤出，他便把进攻时间推迟到28日。
但是，局部的进攻已经在27日拉开了战幕。
这天清晨3时，日军突然向驻扎在通县和团河的中国军队袭击，双方激战到上午11时，中国军队难抵日军的凌厉进攻，突围撤退。通县、团河失守。
宋哲元无路可退了。
摆在他面前的惟一出路是：奋起抗日。
26日他两次电报何应钦呈蒋介石，报告日军向29军发的最后通牒和平津地区的危急局势，并求政府援助。蒋介石27日晨回复宋哲元：
“此时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至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孙连仲――作者注）随时加入也。此时电报恐随时被阻，请与仿鲁切商办法，必以全力增援，勿念。”
27日深夜，在日军向南苑、北苑发起进攻的炮火声中，宋哲元与29军的将领一致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垣共存亡。
随后，他向全国各界发表了自卫守土通电：
“哲元自奉命负冀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之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七日夜，日军突向我卢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二十一日炮击我宛平城、长辛店驻军，于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于二十六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二十七日早三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均在激战中，仅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掬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伏乞赐教，是所企祷。”
宋哲元的心不可能不再惶惶，但它毕竟打开了心窗，让早该吐露的话语飞上云端，向远方飞翔。
在发表通电的同时，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令冯治安为城防司令，配备了城防部队，准备固守北平。
也是在这个不安宁却撩拨每一个中国士兵之心的夜晚，宋哲元还派冀察政务委员会戈定远星夜奔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督师北上，协同29军作战。
佟麟阁、赵登禹以身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