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陆定一忽忆“六月雪”！刘少奇沉冤昭千古(7)
第二次绝食，是从12月17日开始的。
16日晚半夜时分，他已经睡熟，睡梦中朦胧听到一阵急促的叫唤：“起来！起来！”他醒了，睁开眼睛，只见石所长站在床前，催道：“快起来，中央首长来了，要提审你！”
“提审？”他倏地坐起来，“不是‘党内审查’吗？怎么变成审讯了？我犯了什么罪？”
来提审的有三人，其中一人，穿一身军装，戴眼镜——此人原来是关锋。“中央首长”关锋盛气凌人地向他大声宣布：“反革命分子陆定一，你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然后说了两条：“第一，你是反革命分子，改干部待遇为犯人待遇。第二，必须交待‘政变行动’，从去年10月1日起的活动要逐日写下来，必须老实交待，否则，交红卫兵处理！”
说完，不容陆定一申辩，他们扭身就走了。
就这样，他成了“反革命分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原来，陆定一被撤职后，当时接任中宣部部长的陶铸被迫主持陆定一的专案。他暗中照顾陆定一，指示办案人员：陆定一的“生活待遇不变，搬家后一定要安排沙发”，等等，他想尽力保护陆定一。然而，“文革小组”对此大为恼火，把火烧到陶铸身上，陆定一的专案也被“文革小组”直接接管。正因为陶铸对一大批老干部尽力保护，被扣上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而且凡受到他不同程度保护的同志，均变本加厉地受到迫害。陶铸曾为此痛心疾首，对天长叹：“虽我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呀！”
后来，有一天，陆定一专案组的一伙人，闯到陶铸家里，一进屋就把陶铸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扯掉，要他低头弯腰向毛主席像请罪，质问：为什么他主持的陆定一的专案几个月都搞不出名堂来，而谢富治他们一接手，马上就有了重大突破？为什么要在政治和生活上包庇陆定一？
陶铸之后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
当时，“文革小组”中负责“中央”专案的江青原本想让陈伯达的老婆刘叔晏来负责陆定一的专案组。刘叔晏曾负责过范若愚的专案组。范若愚，山西五寨县人，1936年入党，1959年任《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兼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文革”开始不久，被诬为“特务”，成立了专案组专门整他。刘叔晏“办案有能力”（江青语），使范若愚的冤案范围越搞越大，许多无辜者受株连。因此，江青要刘叔晏再负责陆定一专案。陆定一的职务远远高于范若愚，刘叔晏自知干不了这个专案，陈伯达就把它接了过去，时间是1966年12月。
诬陷、迫害陆定一，是陈伯达在“文革”中所犯的严重罪行之一。
1980年11月28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就这一问题审问陈伯达，在回答法庭审问时，陈伯达谈到了他接管陆定一专案的经过：
“……因为江青强迫刘叔晏接受这个案子，又请她吃饭，刘叔晏都不干。我看这个样子，不好下台，我就接过来，我说我管好了。为什么我接受这个案件呢？我跟陆定一无冤无仇，为什么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有这个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我如果不搞呀，不接受这个案子，她要迫害我家庭。我自私自利呀，考虑这个问题，迫害我全家，我当时是有所顾虑的……接受这案子，她就送来一堆材料。江青送我这一批材料是无锡青年人送到的（陆定一是无锡人——引者注），还有陆定一家庭的相片。这个问题呀，我就给专案组。专案组不是我组织的，原来已经有了，还有人管了。我给他们谈过这件事情，接受她这些材料，看了无锡年轻人搞的材料，我说交给红卫兵审判。如果要追究来源呢，就是这样来的。这个行动当然是反革命……这个批呀，是完全荒谬的。”
从陈伯达的口供看，似乎他接管陆定一案是被动的，是碍于江青的压力才接手的。但他办起这个案子来却十分积极，并且心狠手辣。一接手，1966年12月16日，陈伯达就亲笔写下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指示：
一、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撤掉。二、要他和她（即严慰冰——引者注）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
当晚，就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关锋一伙深夜火速来到了看守所提审陆定一，宣布陆定一为反革命分子，并将审查改为审讯，原来执行的就是陈伯达的指令。
关锋走后，陆定一住房里的写字台、沙发、席梦思立即被搬走了。
专案组还对陆定一宣布：“你犯了法，是反革命，对你不是党内审查，而是审讯了。老实交待你们的‘政变行动’！”
在这以前，陆定一一直相信审查委员会秉法办事，认真调查，以事实为依据，澄清自己的问题，没料到现在就这样给他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不服。
根本没有“政变行动”，硬要交待，这完全是逼供信。如果为了自己的“出路”，“承认”自己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交待”所谓“反对派名单”和“政变行动”，则不合事实，更严重的是将诬害好人，损害党的利益。作为一名正直的共产党员，岂能做出此等伤害同志、危害党的事情。反之，当然就是违抗、顽抗，就会加重“罪责”。
摆在陆定一面前的，就是这两种选择。
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他既不接受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也坚决拒绝交待“反对派名单”和“政变行动”。他要求申诉，要看守所石所长转告专案组派人来谈话。可是专案组却不露面。
满腔怨愤，无处申诉，愤怒之极，他开始第二次绝食。
此次绝食，从17日至18日进行了两天。
18日晚5时，石所长要他进食，并以违反纪律威胁。陆定一提出复食的一个条件：他要写信给毛主席，如果看守所同意将信转呈，他将于明天复食。石所长表示同意。
晚8时，他写下一封信给毛泽东和林彪，信中反映了他的处境，并声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根本没有‘政变行动’。”“硬要我交待，除非逼供信，而这是违反党的利益的。”
信交给了石所长，石所长把它交给了专案组。专案组根本没有往毛泽东和林彪处送。笔者后来查阅到此信原件，只见上面有两行批字：“已送关锋转陈伯达，信存动态卷。”可见“转呈”的应诺只是个花招。
当然陆定一不知道他们会不守信用，便于19日进食。
第三次绝食，历时最长，从1967年1月3日晚起至8日中午，为期五天。
1966年12月30日，专案组的芦某与审讯人员又下达了交待“政变行动”的命令，并限期在1967年1月3日交卷，否则，从重处罚。陆定一在12月31日写信答复芦某：绝对没有做过“政变行动”。1月1日，芦某二人来到他那里，警告他“不许反扑”。3日，芦某六人对他进行审讯，强迫他交待他与彭真如何进行“反革命密谋”的活动，他拒绝交待，审讯人员便暴跳如雷，拍桌子、骂人，对他施以罚站。其中一人以讥讽的口吻对他说：“你不是已经绝食过两次了吗？如果你有骨气，应该再绝食，绝食到死哇！”陆定一回答：“我是有这骨气的，但绝食是所里不允许的，看张所长（看守所另一位所长——引者注）怎么说吧。”而这位姓张的所长竟说：“吃不吃由你自己决定。”性格刚强、满腹怨愤的陆定一无法忍受这种刺激和凌辱，当即说：“既然如此，我从今晚起绝食！”
绝食，是他对给自己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表示抗议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不得已才采取的方式。然而，惨无人道的是，他已经开始绝食了，仍然把他押到群众大会上批斗，4日下午一次，5日下午又一次，每次站几个小时。6日，亦即绝食后的第三天，他的身体已十分虚弱，却还要接受审讯，上下午连续进行。迫害狂们就是这样丧尽天良，对一位绝食中的老人如此恣意摧残和折磨，连起码的人道主义也不讲，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不但没有人进行劝阻，反而还在加深刺激。4日，从批斗会回来，已是晚8时，他躺下了，刚睡下，却又来人，故意将他闹醒，恶声恶气地说：“死反革命，打算如何？你可得坚持呀，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7日，绝食已进行了整4天，他已卧床不起，心脏出现间歇跳，每分钟20次，他们才慌了手脚，不得不叫来医生给他打针。石所长才对他提出警告：如此下去，只能加重罪责，却达不到目的。
8日，他已极度虚弱。中午，看守端来米汤，留下话：“石所长交待：‘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他要石所长来，问：“此话是不是你代表中央说的？”石所长说：“我是中央派来管你的。”他说：“那么，我服从你。”
于是复食。
事后，石所长又指责说：“你不是不知道，只有毛主席能够代表中央，为什么把我看做代表中央？”并说绝食是一种“反扑”，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为此写出检讨，说明绝食的本质、原因和耍了什么花招。
他也在“检讨”中申辩：
（一）我并不想拒绝交待。
（二）我服从中央，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反扑。
（三）我的这次绝食不是反革命行动……
因此，我认为，我的罪名，突然加在我头上，我是不能担当的……绝食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表示意见的一种手段。
关于我热烈要求平反，那应该是正当的愿望。
此后，仍然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批斗、交待、筛煤渣……
中央宣传部部长被刑讯逼供十天
后来，陆定一被带离那幢小洋楼，关进了另一个地方：西四北七条49号。这里是个四合院，他被关在一间朝东的房子里，一个班的战士住在朝西的房子里。
由党内审查到审讯，时间又过去了一年，陆定一受尽凌辱，仍然拒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陈伯达眼看着自己接管的这个专案进展如此缓慢，怕不好向林彪和江青交待，便急红了眼。1967年12月，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急忙把陆定一专案组的几个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专门布置对陆定一的审讯，宗旨是要采取有力措施实现“突破”，无论如何必须叫陆定一招供，重点放在他搞反革命和充当叛徒、内奸的罪行。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策划要来“硬”的。陈伯达恶狠狠地说：“陆定一很凶恶，要给他戴上手铐。”
谢富治用拳头擂着桌子，提出：“要连续突击审讯！”吴法宪也咬牙切齿，拦着一脸横肉，给专案组打气：“不能心慈手软。”
就这样，更为残酷的身心迫害降临到陆定一身上。
那是1968年春节前夕，人们在做着迎接春节的准备，而陆定一这位老人，却在经受炼狱般的煎熬和魔鬼们的折磨……
这天，他被一辆吉普车拉到鼓楼大街帽儿胡同九号。
一进院子，抬头看到的是一棵高耸的树，伸着黑黝黝光秃秃的枝桠。两边垒有清雅别致的假山，再就是一排朝北的房子了。
他被带到一间屋子里，里面早已有横眉怒目、凶神恶煞般的八条汉子和一个女人如临大敌般等着。随后进来一个公安部的主审人，稍后又有两个高大的男人不声不响地踱了进来，守在门两边。
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特别审讯组。审讯组的副组长是特意从广东调来的军人。
主审官坐在上首宣布：“听着，现在对你从严审讯，鉴于你以往顽抗的态度，从今天开始对你有新规定：一天只能吃一餐饭，睡一个钟头觉，其余分三次轮流审讯。这次你不老老实实把罪行交待清楚，别想过关！”
陆定一站在屋子中间，无动于衷，经历得多了，神经便有些“麻木不仁”。脑子却不知怎么由吃饭的“规定”想起了当年在苏区瑞金的情形来：那时一度粮食紧张，部队号召要节约，不能放开吃。他于是规定自己一天只吃八两饭。哦，记起来了，邓颖超大姐给自己的定量更加严格，每天只吃六两，说自己是女同志。一段时间里下饭的菜顿顿是玉兰片（笋干）。瑞金山区的玉兰片本是可以外销出口的，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运不出去，就天天用来当菜吃，没油没盐，可难咽了，但没有叫苦……
“啪！”主审官猛地一拍桌子，“听见了没有！”
陆定一记忆中的图景倏然消逝，眼前是一张张气势汹汹的脸孔。
“交待你的罪行，讲！”
“你们既然已经把我定为反革命，还需要我讲什么？”陆定一说。
“你不要抵赖，抵赖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你还是考虑考虑！”
他不做声，长时间的沉默。
“说！”
“没什么可交待。”
“好哇——”主审官狂叫一声，打了个手势。
立即，守在门边的两个男人阴着脸走了上来。陆定一的两条胳膊立即被两双铁钳般的大手拽住了。脖后根感觉有什么粗糙的东西紧贴上来，接着是那东西与皮肤狠命摩擦发出的沙沙声。立刻，脖背火烧火燎痛起来。
他愤怒地一扭头：“你们搞的是什么名堂！”
“小意思！”一只手握着一张粗铁砂纸在晃，“你这脑子生锈了，给你除除锈，就开窍了。”
“卑鄙！你们这是严刑逼供，我抗议！”
“现在没你说这个的份，你只能低头认罪。勒令你，把头低下去！”
陆定一老人却高昂着头：岂能向你们这帮流氓无赖低头！
一只手按在他的头上，狠狠地往下压，“低头！”
他倔犟地一掐，又把头昂了起来。
猛地，他的胳膊被鹰爪般的手抓得更紧，并被用力往后扳。肩膀与手臂间的关节一阵钻心的痛。更多的手按在他头上，老人仍然在挣扎……“噗嗵”一声，老人脸朝地栽倒了，整个身体摔了下去，额门重重地磕在地上，眼前金星四冒。
“好哇，装死！”
第一节 增福堂女主人被绑怀仁堂陆定一蒙冤（6）
在一边早就手心发痒、摩拳擦掌的汉子们恶狠狠地围了上来，对老人开始了“脚的专政”，一声吆喝“起来”，便是一脚，又是一声吆喝“起来”，又是一脚……
“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汉子们不折不扣地履行着这一“战斗誓言”。
16日晚半夜时分，他已经睡熟，睡梦中朦胧听到一阵急促的叫唤：“起来！起来！”他醒了，睁开眼睛，只见石所长站在床前，催道：“快起来，中央首长来了，要提审你！”
“提审？”他倏地坐起来，“不是‘党内审查’吗？怎么变成审讯了？我犯了什么罪？”
来提审的有三人，其中一人，穿一身军装，戴眼镜——此人原来是关锋。“中央首长”关锋盛气凌人地向他大声宣布：“反革命分子陆定一，你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然后说了两条：“第一，你是反革命分子，改干部待遇为犯人待遇。第二，必须交待‘政变行动’，从去年10月1日起的活动要逐日写下来，必须老实交待，否则，交红卫兵处理！”
说完，不容陆定一申辩，他们扭身就走了。
就这样，他成了“反革命分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原来，陆定一被撤职后，当时接任中宣部部长的陶铸被迫主持陆定一的专案。他暗中照顾陆定一，指示办案人员：陆定一的“生活待遇不变，搬家后一定要安排沙发”，等等，他想尽力保护陆定一。然而，“文革小组”对此大为恼火，把火烧到陶铸身上，陆定一的专案也被“文革小组”直接接管。正因为陶铸对一大批老干部尽力保护，被扣上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而且凡受到他不同程度保护的同志，均变本加厉地受到迫害。陶铸曾为此痛心疾首，对天长叹：“虽我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呀！”
后来，有一天，陆定一专案组的一伙人，闯到陶铸家里，一进屋就把陶铸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扯掉，要他低头弯腰向毛主席像请罪，质问：为什么他主持的陆定一的专案几个月都搞不出名堂来，而谢富治他们一接手，马上就有了重大突破？为什么要在政治和生活上包庇陆定一？
陶铸之后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
当时，“文革小组”中负责“中央”专案的江青原本想让陈伯达的老婆刘叔晏来负责陆定一的专案组。刘叔晏曾负责过范若愚的专案组。范若愚，山西五寨县人，1936年入党，1959年任《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兼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文革”开始不久，被诬为“特务”，成立了专案组专门整他。刘叔晏“办案有能力”（江青语），使范若愚的冤案范围越搞越大，许多无辜者受株连。因此，江青要刘叔晏再负责陆定一专案。陆定一的职务远远高于范若愚，刘叔晏自知干不了这个专案，陈伯达就把它接了过去，时间是1966年12月。
诬陷、迫害陆定一，是陈伯达在“文革”中所犯的严重罪行之一。
1980年11月28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就这一问题审问陈伯达，在回答法庭审问时，陈伯达谈到了他接管陆定一专案的经过：
“……因为江青强迫刘叔晏接受这个案子，又请她吃饭，刘叔晏都不干。我看这个样子，不好下台，我就接过来，我说我管好了。为什么我接受这个案件呢？我跟陆定一无冤无仇，为什么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有这个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我如果不搞呀，不接受这个案子，她要迫害我家庭。我自私自利呀，考虑这个问题，迫害我全家，我当时是有所顾虑的……接受这案子，她就送来一堆材料。江青送我这一批材料是无锡青年人送到的（陆定一是无锡人——引者注），还有陆定一家庭的相片。这个问题呀，我就给专案组。专案组不是我组织的，原来已经有了，还有人管了。我给他们谈过这件事情，接受她这些材料，看了无锡年轻人搞的材料，我说交给红卫兵审判。如果要追究来源呢，就是这样来的。这个行动当然是反革命……这个批呀，是完全荒谬的。”
从陈伯达的口供看，似乎他接管陆定一案是被动的，是碍于江青的压力才接手的。但他办起这个案子来却十分积极，并且心狠手辣。一接手，1966年12月16日，陈伯达就亲笔写下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指示：
一、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撤掉。二、要他和她（即严慰冰——引者注）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
当晚，就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关锋一伙深夜火速来到了看守所提审陆定一，宣布陆定一为反革命分子，并将审查改为审讯，原来执行的就是陈伯达的指令。
关锋走后，陆定一住房里的写字台、沙发、席梦思立即被搬走了。
专案组还对陆定一宣布：“你犯了法，是反革命，对你不是党内审查，而是审讯了。老实交待你们的‘政变行动’！”
在这以前，陆定一一直相信审查委员会秉法办事，认真调查，以事实为依据，澄清自己的问题，没料到现在就这样给他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不服。
根本没有“政变行动”，硬要交待，这完全是逼供信。如果为了自己的“出路”，“承认”自己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交待”所谓“反对派名单”和“政变行动”，则不合事实，更严重的是将诬害好人，损害党的利益。作为一名正直的共产党员，岂能做出此等伤害同志、危害党的事情。反之，当然就是违抗、顽抗，就会加重“罪责”。
摆在陆定一面前的，就是这两种选择。
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他既不接受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也坚决拒绝交待“反对派名单”和“政变行动”。他要求申诉，要看守所石所长转告专案组派人来谈话。可是专案组却不露面。
满腔怨愤，无处申诉，愤怒之极，他开始第二次绝食。
此次绝食，从17日至18日进行了两天。
18日晚5时，石所长要他进食，并以违反纪律威胁。陆定一提出复食的一个条件：他要写信给毛主席，如果看守所同意将信转呈，他将于明天复食。石所长表示同意。
晚8时，他写下一封信给毛泽东和林彪，信中反映了他的处境，并声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根本没有‘政变行动’。”“硬要我交待，除非逼供信，而这是违反党的利益的。”
信交给了石所长，石所长把它交给了专案组。专案组根本没有往毛泽东和林彪处送。笔者后来查阅到此信原件，只见上面有两行批字：“已送关锋转陈伯达，信存动态卷。”可见“转呈”的应诺只是个花招。
当然陆定一不知道他们会不守信用，便于19日进食。
第三次绝食，历时最长，从1967年1月3日晚起至8日中午，为期五天。
1966年12月30日，专案组的芦某与审讯人员又下达了交待“政变行动”的命令，并限期在1967年1月3日交卷，否则，从重处罚。陆定一在12月31日写信答复芦某：绝对没有做过“政变行动”。1月1日，芦某二人来到他那里，警告他“不许反扑”。3日，芦某六人对他进行审讯，强迫他交待他与彭真如何进行“反革命密谋”的活动，他拒绝交待，审讯人员便暴跳如雷，拍桌子、骂人，对他施以罚站。其中一人以讥讽的口吻对他说：“你不是已经绝食过两次了吗？如果你有骨气，应该再绝食，绝食到死哇！”陆定一回答：“我是有这骨气的，但绝食是所里不允许的，看张所长（看守所另一位所长——引者注）怎么说吧。”而这位姓张的所长竟说：“吃不吃由你自己决定。”性格刚强、满腹怨愤的陆定一无法忍受这种刺激和凌辱，当即说：“既然如此，我从今晚起绝食！”
绝食，是他对给自己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表示抗议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不得已才采取的方式。然而，惨无人道的是，他已经开始绝食了，仍然把他押到群众大会上批斗，4日下午一次，5日下午又一次，每次站几个小时。6日，亦即绝食后的第三天，他的身体已十分虚弱，却还要接受审讯，上下午连续进行。迫害狂们就是这样丧尽天良，对一位绝食中的老人如此恣意摧残和折磨，连起码的人道主义也不讲，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不但没有人进行劝阻，反而还在加深刺激。4日，从批斗会回来，已是晚8时，他躺下了，刚睡下，却又来人，故意将他闹醒，恶声恶气地说：“死反革命，打算如何？你可得坚持呀，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7日，绝食已进行了整4天，他已卧床不起，心脏出现间歇跳，每分钟20次，他们才慌了手脚，不得不叫来医生给他打针。石所长才对他提出警告：如此下去，只能加重罪责，却达不到目的。
8日，他已极度虚弱。中午，看守端来米汤，留下话：“石所长交待：‘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他要石所长来，问：“此话是不是你代表中央说的？”石所长说：“我是中央派来管你的。”他说：“那么，我服从你。”
于是复食。
事后，石所长又指责说：“你不是不知道，只有毛主席能够代表中央，为什么把我看做代表中央？”并说绝食是一种“反扑”，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为此写出检讨，说明绝食的本质、原因和耍了什么花招。
他也在“检讨”中申辩：
（一）我并不想拒绝交待。
（二）我服从中央，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反扑。
（三）我的这次绝食不是反革命行动……
因此，我认为，我的罪名，突然加在我头上，我是不能担当的……绝食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表示意见的一种手段。
关于我热烈要求平反，那应该是正当的愿望。
此后，仍然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批斗、交待、筛煤渣……
中央宣传部部长被刑讯逼供十天
后来，陆定一被带离那幢小洋楼，关进了另一个地方：西四北七条49号。这里是个四合院，他被关在一间朝东的房子里，一个班的战士住在朝西的房子里。
由党内审查到审讯，时间又过去了一年，陆定一受尽凌辱，仍然拒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陈伯达眼看着自己接管的这个专案进展如此缓慢，怕不好向林彪和江青交待，便急红了眼。1967年12月，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急忙把陆定一专案组的几个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专门布置对陆定一的审讯，宗旨是要采取有力措施实现“突破”，无论如何必须叫陆定一招供，重点放在他搞反革命和充当叛徒、内奸的罪行。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策划要来“硬”的。陈伯达恶狠狠地说：“陆定一很凶恶，要给他戴上手铐。”
谢富治用拳头擂着桌子，提出：“要连续突击审讯！”吴法宪也咬牙切齿，拦着一脸横肉，给专案组打气：“不能心慈手软。”
就这样，更为残酷的身心迫害降临到陆定一身上。
那是1968年春节前夕，人们在做着迎接春节的准备，而陆定一这位老人，却在经受炼狱般的煎熬和魔鬼们的折磨……
这天，他被一辆吉普车拉到鼓楼大街帽儿胡同九号。
一进院子，抬头看到的是一棵高耸的树，伸着黑黝黝光秃秃的枝桠。两边垒有清雅别致的假山，再就是一排朝北的房子了。
他被带到一间屋子里，里面早已有横眉怒目、凶神恶煞般的八条汉子和一个女人如临大敌般等着。随后进来一个公安部的主审人，稍后又有两个高大的男人不声不响地踱了进来，守在门两边。
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特别审讯组。审讯组的副组长是特意从广东调来的军人。
主审官坐在上首宣布：“听着，现在对你从严审讯，鉴于你以往顽抗的态度，从今天开始对你有新规定：一天只能吃一餐饭，睡一个钟头觉，其余分三次轮流审讯。这次你不老老实实把罪行交待清楚，别想过关！”
陆定一站在屋子中间，无动于衷，经历得多了，神经便有些“麻木不仁”。脑子却不知怎么由吃饭的“规定”想起了当年在苏区瑞金的情形来：那时一度粮食紧张，部队号召要节约，不能放开吃。他于是规定自己一天只吃八两饭。哦，记起来了，邓颖超大姐给自己的定量更加严格，每天只吃六两，说自己是女同志。一段时间里下饭的菜顿顿是玉兰片（笋干）。瑞金山区的玉兰片本是可以外销出口的，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运不出去，就天天用来当菜吃，没油没盐，可难咽了，但没有叫苦……
“啪！”主审官猛地一拍桌子，“听见了没有！”
陆定一记忆中的图景倏然消逝，眼前是一张张气势汹汹的脸孔。
“交待你的罪行，讲！”
“你们既然已经把我定为反革命，还需要我讲什么？”陆定一说。
“你不要抵赖，抵赖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你还是考虑考虑！”
他不做声，长时间的沉默。
“说！”
“没什么可交待。”
“好哇——”主审官狂叫一声，打了个手势。
立即，守在门边的两个男人阴着脸走了上来。陆定一的两条胳膊立即被两双铁钳般的大手拽住了。脖后根感觉有什么粗糙的东西紧贴上来，接着是那东西与皮肤狠命摩擦发出的沙沙声。立刻，脖背火烧火燎痛起来。
他愤怒地一扭头：“你们搞的是什么名堂！”
“小意思！”一只手握着一张粗铁砂纸在晃，“你这脑子生锈了，给你除除锈，就开窍了。”
“卑鄙！你们这是严刑逼供，我抗议！”
“现在没你说这个的份，你只能低头认罪。勒令你，把头低下去！”
陆定一老人却高昂着头：岂能向你们这帮流氓无赖低头！
一只手按在他的头上，狠狠地往下压，“低头！”
他倔犟地一掐，又把头昂了起来。
猛地，他的胳膊被鹰爪般的手抓得更紧，并被用力往后扳。肩膀与手臂间的关节一阵钻心的痛。更多的手按在他头上，老人仍然在挣扎……“噗嗵”一声，老人脸朝地栽倒了，整个身体摔了下去，额门重重地磕在地上，眼前金星四冒。
“好哇，装死！”
第一节 增福堂女主人被绑怀仁堂陆定一蒙冤（6）
在一边早就手心发痒、摩拳擦掌的汉子们恶狠狠地围了上来，对老人开始了“脚的专政”，一声吆喝“起来”，便是一脚，又是一声吆喝“起来”，又是一脚……
“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汉子们不折不扣地履行着这一“战斗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