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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秋在学习了两个月的临床内、外科之后,就全班搬迁到附属医院的一些作为实习医生住宿的房间里,准备毕业前的生产实习。我班大部分男生都住在医院八角亭楼下停尸房对面的一间大寝室里,我还算幸运,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八角亭三楼上一间较小的寝室里,我们楼下就是外科病房。全班分作三组,按照内、外、妇产三个科轮流实习,每个科大概实习3个月,直到1957年[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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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初的校园依然保留着炎夏的余热,沿着校中路柳荫下的宽阔路面,在蝉鸣声中,刚从绵阳实习归来的我们,加上从内江和眉山两地归来的其他医本科三年级男生,背着行李,在政治辅导员柴源的带领下,一行人走到校园靠南边的一个比较偏僻的院落里。看起来,很像是过去华西附中的学生教室和宿舍,都是平房,四周有高大的树木围绕,有点阴森森的感觉。柴源把男学生[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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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正在妇产科实习时,从乡下送来了一位产妇,她是一个农民,据说已经发作分娩一天了。把她放在产床上,只看见胎儿的一只手伸出产妇的阴道外,还有些带血的羊水流出来。病人艰难而极为痛苦地大声呻吟不已。我见此状,感到非常紧张,不知所措,因为没有学过妇产科,就根本不知道怎么诊断和处理这种难产的病人。妇产科主任彭高廉立刻来到产房。她中等身[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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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年级快结束时,利用学生的两个月暑假,学校按照苏联医学院的教学模式,把刚刚学完医学基础课程加上内科与外科基础学科的医学生,送往专区医院或县医院去进行第一次生产实习。我们班的60个同学分成三队人:约有一半人去绵阳专区医院,另有20人左右去内江专区医院,还有10人左右去眉山县医院。我被分配到绵阳专区医院,唐治平去了内江。 初夏的一天早上,[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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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学第一年级刚结束的时候,班上的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去陪伴一位名叫刘丕成的同学,他也是从军队调来升学的干部学生,由于功课对他的压力过大而导致失眠并进一步加重,发展为重型精神病。在精神病住院治疗后,刚刚出院休养,我要去陪伴他住在同一间寝室里。开始还可以,后来,他常常在半夜起来外出,我必须去照顾他,以免发生意外。没有多久,我也因此[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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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是从军队上转来读大学的调干学生,打从一开始,就受到学校党团领导的重视,任命我担任班上的团支部宣教委员,同时兼任学校团委宣教干事。学校党委还派人和我联系有关申请入党的计划,尽管我当时年龄还不够。应该说,我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很可惜我没有兢兢业业地走这条康庄大道,却自己一个人懵懵懂懂地追求舒服的生活。那时候,班上有几个男同学喜[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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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年级起就开始上俄文课,在当时中苏友谊万古长青的政治高潮中,学习俄文是表达学生对于当前政治的态度,几乎无人敢于提出异议。我们班里只有一个来自云南的同学王世伦,由于他多年来跟随他教授英文的父亲学习英语,所以选修英文课。其实,大多数学生在中学都学英文,如果能够继续学习英文就会获得更好的效果。可惜当时正是抗美援朝的战争期间,人人都怕沾[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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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课是当时十分受重视的大学必修科目,从一年级的中国革命史,第二年级的政治经济学到第三年级的马列主义基础,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讲授中国革命史的老师是一位资深的原华大文学院教师倪文穆,他按照教学大纲规定,采用胡乔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教材。有一次,在课堂上讲到中国先期的民主革命时,他对于孙中山先生的评价,颇有微词。他说[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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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体育课都是在几个广场上进行的,体育教研室就设在第四教学楼的底层,旁边就是从第三广场延伸过来的一片草坪,紧接校中路。在完整的灌木围篱里面,设有田径和体操场地。负责体育课的两位教授是一对夫妇,年约半百。刘明儒教授,身材高大,长方脸,操北方口音。据说他曾经获得亚洲运动会男子跳远比赛的第3名,对于当时历经战乱,贫穷落后的中国来说,这个[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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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学期开课时,除了俄文是完全陌生的课程外,其余的科目包括物理、化学、解剖都是我过去学过的。我在川南军区卫校学习解剖课时,教解剖课的王湖波老师就经常把一具已经解剖好的尸体指点给学员们看。由于我已经有过接触尸体的经验,所以,当分组进入尸体解剖教室时,见到浸泡在甲醛溶液里的多具尸体,我并不感到意外。我们每10个同学为一个组,首先把分配好[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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