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生物在制造狂犬疫苗时造假，这是丧尽天良的事，涉案者应该被法办，不是简单罚款就能了事的。狂犬病通过病毒致病，由于病毒感染存在潜伏期，被狗咬后立即打疫苗可以在5-7天产生IgM抗体，10天以上产生效价更高的IgG抗体，所以这疫苗不仅可以预防也存在治疗作用，并且人和狗都可以注射，狂犬疫苗被誉为最有效的人类药物。治疗狂犬病还可以通过注射保护性的狂犬病毒免疫球蛋白。
如果人或狗打了长生生物的假疫苗，得了狂犬病后死相是极其悲惨的，肌肉痉挛产生恐水症，人变成疯狗那样躁狂。症状出现时已经太晚了，因为狂犬病毒有潜伏期，最后的命运是100%的死亡率。狂犬疫苗技术早已过关，百年前微生物学创始人巴斯德就在法国知道狂犬的病理机制，并且早在1885年就应用了第一个狂犬疫苗。我在国内时，狂犬疫苗就是常规计划免疫的组成部分，现在技术上来了，但是人心却黑了。长春这帮人对于这么恐惧的疾病都敢制造假药，25万孩童可能打过他们的假疫苗，社会不能原谅他们，一定应该追究。更令人气愤的事，新闻还报道：他们居然通过资本运作，把美国默克公司无偿赠运的乙肝疫苗拿来賺钱。那个乙肝重组疫苗的生产线曾经是当过华大生化系主任的默克总裁Roy Vagelos送给中国的，几十年来让8000万中国孩童受惠。
在美国缓助之前，我们都是打的血源性疫苗。我曾经高度怀疑我儿子打的乙肝疫苗就是盐水，面对美国儿科医生让我这生物所的很没面子，血源性疫苗抗原性强而多样，结果不到十年抗体为零滴度。我太太这样描述过：“我们儿子出生后就在中国打了三次乙肝疫苗，两岁多来美国。十岁时计划暑期回中国六周，鉴于中国的乙肝高发率，我要求医生加强乙肝疫苗一次，以策安全之考虑。儿子的儿科医生拒绝，但是做了乙肝抗体滴度检测，结果乙肝抗体滴度是零，也就是说虽然儿子在中国接种的乙肝疫苗没有保护性，难道打的只是生理盐水吗？后来医生就又给我儿子打了三次乙肝疫苗。而且我们自己也都去重复地打了三次乙肝疫苗”。当然我的传染科主任朋友告诉我们，有些人就是对乙肝疫苗没有免疫反应。
我是从生物制品所出来的，我们也有相当规模的狂犬疫苗生产线，这正好诱发我讲讲自己是怎么从那里到美国来的。六四后我的那些师兄们，利用我们实验室的一部老式德国打字机，打英文简历和信函申请出国，我长期的印象是需要考托福才能出国，他们说这样就能去美国做博士后。我在同济读医本科时，听过一个从美国芝加哥来的教授的讲座，美国教授这样回答观众的提问令我印象深刻：所有中国的医学本科生都相当于美国MD, 所以申请博士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在我后来申请NIH博士后资助时得到了证实：华大内科系主任的批示是：“Chinese MD is OK!”。
人生的很多事情存在相当的偶然性。我经常对学生说，当我们回忆人生，特别是如果我们欣赏那些杰出人士的履历时，我们会发现影响你人生的关键几步，是在你很年轻时完成的。所以还是中国古人有智慧：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生物所的那天正好在刚从德国回来不久的史教授手下，这就几乎是上帝安排的，当然我也努力。这或许与同济相关，因为那年只有我们两同济的和一位上海的毕业生分到了史老师的研究室，那些中国科大，武大或川大的则去了生产疫苗或血液制品的车间。史老师教我们怎么做单克隆抗体，这个技术在80年代的中末期在中国是相当先进的，北京都派人来学习。我师兄们申请时我也照着写简历，但是我申请时很自然地把我的单抗染淋巴组织的实验图谱也附上了。科学的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那些脾脏的染色图谱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看得懂，不需要我用蹩脚的英文解释。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十分幸运的，我只写了2-3封信就有华大教授表示兴趣。我当时在家里带儿子，实验室打电话到楼栋说我必须回趟实验室，因为当时六四之后需要人人交待过关，师兄顺便说你还有一封美国来的阳性信，也就是说有美国教授对我感兴趣。
经过当时在德国的史老师的鼎力推荐，信中有句“我在中国的实验室也不错”，我也联系了在科罗拉多读博士的同济前老师，还请从加拿大回去的同事帮我打电话询问，我便得到了来华大做博士后的机会。我告诉我妈妈我要去美国了，她死活不相信，只说要等你上飞机的那天才算数。这事之艰辛还真被我妈妈猜中了，美国的邀请信函在路途走了很久，记忆中超过一个月，明显有被扯开检查过的痕迹。信的延迟使我正好赶上在1990年春天中央实施的以014号文件命名的限制出国条款，长话短说，我需要赔偿国家的培养费。这文件是政治局在风波之后为限制出国而采取的措施，具体要求是毕业后必须工作满五年才允许出国，否则必须在海外有亲属才行，这已经把中国人分了等级。亏得他们想得出来，他们进一步把亲属分成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他们也需要懂些人类学才能深入细分。直系亲属为祖父母、父母和自己的配偶，也就是爷爷奶奶、丈夫妻子和父母，如果拥有直系亲属你出国不需要赔偿培养费。旁系亲属则指亲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也就是叔舅姨姑都行，如果拥有旁系亲属你也可以出国，但是需赔偿教育费用，记得本科生是每年2500人民币，研究生为每年4000，你还允许用工作年限去抵培养费。当时赔钱美国人好理解，现在的中国也觉得应该，但是我们当时考上大学或研究生的那一刻是知道我们读书是免费的，你不能后来强行拟定契约，这在法律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直系和旁系亲属的定义可以延伸到配偶的那一方，这条救了我。我们家是我妈妈说的“红军长征掉了队，海外留洋掉了船”的普通人家，没有任何资源。当时我师兄戏称我留美是一句歌词说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但是还是应该细读红头文件，回家与太太琢磨文字，想起了她妈妈有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在香港，这样我通过配偶就有旁系亲属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香港那舅舅的下落，便当时决定让邻居不时去我们家看看睡觉的儿子，我们赶去汉口的电信楼给香港的表哥打电话，回来后还发现儿子带被子从小床上滚下来了。
最后算下来研究生加上本科，我需要赔偿1.2万人民币左右，我90年读研究生的工资是每月62元，只有向全家亲戚加上我妈的同学借。当年传说武汉公汽上有人用刀子划包偷东西，所以我们只能用饼干盒子装钱。赔钱当天，先说好到各家去取钱的时间，乘公共汽车，这处三千，那处三千。一盒子里装满十块为单位的万元人民币，让生物所的出纳数了好长时间。我出国一年多后，传出生物所会计处有人贪污了万元而被抓，应该有我的部分贡献。
赔这巨款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后面的路长着呢。当年我和太太一下班就跑湖北省教委彭处长的办公室，他烦到几乎可以把我们轰出来。没有他的批示我不可能拿到现在看似简单的护照，但是同时办出国的同济子弟因为公安局有人可以跳过省教委这一步。就是这位彭处长，他规定不仅要香港舅舅的身份证明，还作为土皇帝做出比北京更苛刻的措施，要求旁系亲属必须全额担保我。我有华大教授的全额博士后资助，他说那些东西不算，他的理由是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公民在美国受苦。北京好多人索性编造出直系亲属的证明，我们从没想过，彭处长还誓言，这是对国家负责任，误放一人国家会蒙受成千上万的损失。他是纯粹刁难你，你毅志力不强的话，前功尽弃。
问题是香港舅舅是不愿意担保我的，通过跟彭处长通融，他同意香港的表哥担保就行。他当时还网开一面，我只要出示中国银行有4000美元的存款也行，这对于我们穷家小户是个天文数字，人穷只有垦求香港表哥花钱弄份只为满足彭处长官威的担保书。我始终感谢史老师的那句话，他说：“只要你出来了，一切都会好的”。十分艰辛才拿到中国的因私护照，飞机在1990年8月13日从北京起飞香港的那一刻，我真有逃难的感觉，现在仍然庆幸我当年冲破万难来到美国。
这次我们去圣地亚哥参加儿子博士的毕业典礼，我在第一天带全家拜访了我的导师史良如教授和师母，史教授设家宴欢迎我们。史老师在美国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在圣地亚哥退休，美国公司把他从德国挖来的，我们使用的众多抗CD抗原的抗体应该是史老师领导的组做出来的。看见恩师和师母在美国安度晚年，儿孙满堂，甚为高兴。没有当时我在史教授实验室学到的他从德国带回的先进免疫学，我会晚些时间才能跑到美国，肯定也不可能进入拥有美国顶尖医学院之一的华大。
下面为我送史老师照片下的留言：
“史老师和谢毓晋教授于1981年访问德国。
现在讲究学术谱系，我的科学源于史老师的教诲，我履历表中的四篇原始论文都是在史老师实验室完成的，您还推荐我到美国从事研究，感谢史老师的栽培。中国免疫学受到谢教授从德国带回的科学传统的影响，贡献中国的预防医学，也使我们受益匪浅。雅美之途敬上。”
我曾经在其他文章中回忆过谢毓晋教授，他是影响我们人生的老牌留德归国教授。史老师说这张照片是在1981年在德国杜平根的植物园拍摄的。史老师说自己很少留影，这是少数几张，他看后自然高兴。
我曾在史老师的实验室看过谢教授感叹单抗实现了几代免疫学家梦想的手写文字。我是1986年秋看到的谢教授多年前写给同济研究生的稿子，令我印象深刻，他感慨自己老了，但是年轻人总是他的希望。单抗是1975年在英国剑桥发明的，谢教授的视野可见一斑，他精通德文，英文也应该不错。谢教授于30年代在德国留学数年的老牌同济教授，后来曾经担任过同济医学院的院长，谢教授风度翩翩，一米八的个子，从裘法祖的回忆文章就知道他是多么尊重这位同济兄长的意见，裘教授回忆在船上连如何给小费都听谢毓晋的。人生巧的事情太多，谢教授半个多世纪前得博士的德国弗莱堡大学，正是后来因发明单抗技术得诺贝尔奖的德国科学家Koehler从剑桥返德工作的地方。
合影中可以看出师生在异国他乡重逢的兴奋，也是谢教授故地重游，还见到40年前的同事。谢教授晚年患肺癌，当时在合影时就已经发病，史老师说医生始终认为是心脏方面的毛病。谢教授当年对自己的疾病发展采取不对外说的态度，德国人的影子在这里起些作用，有些美国人什么都说，但是谢教授即使到了癌症的晚期，求生的愿望仍然非常强烈，直到晩期仍然问裘教授能否再上一次化疗。谢教授毕业致力于的免疫学最终仍然没有救他的命，而他敏锐预测的单抗技术则是现在免疫治疗的主力军，他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弟子史教授把它带回中国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