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李志敏老师，大家自然会想到的是他那气势浩然、恣意潇洒的草书字。可对我来说，一想到李老师，眼前首先出现的是他那和蔼可亲、总是带着微笑的神情。一缕稀疏的小胡子，一副白色泛黄，用了多年的旧眼镜，穿着一身湛蓝色的中山装，讲课时带着一口很重的河南口音。他对学生总是那么和善，似乎从来不会着急，从来不会对谁发脾气似的。

大二时，李志敏老师教我们外国民商法。八十年代初，中国民法的教学内容是极其有限，没有一本成形的民法教科书。正如法律系副主任朱启超老师回忆时说的，当年为了给我们上民法课，为我们复印了很多课外教材和资料。李老师的外国民商法课，除了简单的课本外，他也为学生准备了不少外国民商法的资料和课外读物。李老师的课，让我们对中国民法的现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了解了中国民法与发达国家民法之间的差距，对国外的民法体系及其丰富性也有了初步的认识。

后来我才知道，李老师还擅长书法。早年求学于武昌一专，从事书法和绘画，后来专攻书法。他是北大燕京图书协会的首任会长。每天上下课走过大饭厅东墙，都会看到李老师写的北大校训“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八个大字。

李老师上课总让人觉得他有一种深厚的修养。他绵绵道来，不急不慢，从来没听过他嗓音高过，但接触多了才知道他是很有个性的。 一次在中关村书市的小摊上，看到一个无名氏写的一个“静”字，我便买了想贴在宿舍里，以此提醒自己“宁静致远”。但是这个“静”字写得实在不那么耐看，看了几下就觉得不那么好看，于是想找李老师求个字。我带着这个字给李老师看，让他评字。他没有说任何贬乏之词，他是没有是非的，只有个性的欣赏。

当我向李老师求个“静”字时，他说，你能这样提醒自己很好，但是我求的这个 “静”字不是李老师的风格。他没有答应给我写。后来我才明白，我向先生求字时，要求得那么具体，要写什么字、做什么用、要表达什么，李老师是没有兴趣写别人为他规定或者局限的东西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李老师求字未成，却学到了很多。

一次下课后，我问李老师，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手漂亮的字？为什么有些人写不好，有些能写好？他笑了笑说，其实每个人写字都在表达什么。我似乎明白了，我们写字，都是为了表达什么，或是所思所想，或是表达情感。那么先生在他玄妙的字里行间想要表达什么呢？不论什么，我想都是有着独特个性的东西。

毕业前一度曾想考李老师的民法研究生，与好友李静去李老师家拜访。李老师即兴为李静写了“至诚为宝”四个字。为我写了“多琢成器，结健为雄”作为毕业留言。毕业前夕，班里的同学做了一本毕业纪念册，每位同学自己写了一页留言，合定成册。几位班干部委托我去找李老师为这本纪念册的封面题字。李老师欣然答应，写了“一帆风”三个字，给八零三班的同学留言。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三个字，也深深懂得李老师的一片深情厚意，他祝同学们走出校园一帆风顺。

留校工作后，对李老师所经历的人生沧桑略有所闻。知道他在唐山大地震时失去了两个女儿，他的太太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遣返老家劳动多年，带着三个女儿与李老师长期分居两地。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太太仍在工地劳动。他们所遭受的家庭与政治的双重灾难，李老师及家人在心灵上所承受的痛苦有多么沉重，我在心中无法估量。每每想起，只觉得心里沉重，但也绝不会在老师面前触及他的伤痛。

出国前，我去李老师家道别。一进他的客厅兼书房，满屋子烟雾缭绕。那时我熟悉的几位老师，都喜欢抽烟，而且抽得很凶。我甚至觉得他们借助于抽烟时的一呼一吸，在烟雾的腾云驾雾中，让他们的思绪与尘世隔绝，从而能进入另一种专注的精神创作状态吧。我发现李老师灰色的衬衣上下钮扣扣错了位，不禁大笑起来。 他发现自己后，似乎一点也不惊讶或尴尬，一边笑着，一边不慌不忙地把衬衣扣好。

知道我是为出国来道别的，他送我一张他喜欢的照片留念。那是他在西雅图当访问学者时照的，像是初春或初夏时节，柳枝飘落在他的身后，他穿着那件我们熟悉的湛蓝色中山装，微笑地侧身坐着，翘起脚，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

屋里烟味很重，李老师说我们到校园走走吧。从中关园教师宿舍楼，走到图书馆前面，这时李老师忽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有人说你出国留学可能就想出去玩玩，未必会认真读书。” 我一听就火了，正准备好好用功读书，谁在老师面前说我坏话。李老师笑着说，“谁说这话不重要，你也不必往心里去。我是提醒你呢，要给老师交个好考卷。” 我一下子沉默了，若有所思，感到先生的期待，心中沉甸甸的。

我们走到未名湖，聊到中国民法的现状，我未来学习的方向，也聊到书法之美。李老师沉浸在做学问、教书、写书中，但他的日常生活中少不了书法，草书是他的热爱，也是他生活的调节，更是他精神的支柱。他的草书字里饱含着他学识的沉淀，认知的修养，也带着他的孤独与执着，甚至某种无奈。他的书法字里面有着他的世界。

道别时，我对李老师说：“我会给您写信，回国再来看您。”他笑笑说：“等你法学院毕业时，还有结婚时要告诉我，我给你写字。”

出国后忙着读书，适应紧张的留学生活，与国内的亲友很少联系。一年后，在杜克法学院读书，上的第一节课是财产法（Property），这课给我很大的触动。第一课学生学习讨论了一个关于物权的著名案例（Armoryv. Delamirie）。

此案讲的是一个打扫卫生的男孩捡到了一颗珠宝，送到一家珠宝店去估价。珠宝商假装称宝石重量之际，偷梁换柱，换了宝石，男孩拒绝接受。珠宝商声称男孩不是真正的主人，不予退回。男孩把珠宝商告上法庭，要求归还原物或赔偿其价值。这个案例提出一个法律问题，捡到别人丢失物的人，并非原物主人，是否有权要求侵权人归还原物。最后法院判决捡到遗失物者，除了真正的产权所有人以外，比任何其他人都享有更高的权利，可以理解成拾到者是真正主人的遗失物的代管人。

这个案件与我们“拾金不昧”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是有格格不入的。课后，我问这位很有名望的美国老教授，为什么这样判。教授答，这是最合理，最自然，也是社会成本最低的对遗失物的管理方法。我第一次在国外的学习中，重新回到所有权、物权的概念去思考法律问题。在北大读书时一些抽象的概念更加具体深刻起来，这也让我想起与李老师的几次讨教，他都强调要弄清楚“所有权”、“物权”的概念。在大量的案例阅读中，让我从意识形态的概念中走出来，理解财产法悠久深远的历史，逐渐体会到它与经济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程度息息相关。也体会到李老师在民法的研究上有许多独到之处与先见之明。

从法学院毕业后，给亲友们写了短信，报个平安，然后就开始忙着考律师执照和搬家，马上要到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工作。没想到李老师收到我的信后，很快就给我回信了。

记得那天傍晚收到李老师的信，坐在住处大门口的石头台阶上便打开信读起来，他那漂亮而熟悉的小楷毛笔字跃然眼前。信中还附着先生写的四个大字“自强不息”。他说，我已经给老师交了一份好答卷，希望这是自强不息的里程碑。

那是五月的一个黄昏，北卡的五月，气候已经非常闷热，住处前院的树木郁郁葱葱，很少车辆往来。读着先生的信，想起四年前出国时先生的嘱咐，一时泪水模糊了双眼。我没有忘记先生的期望，他也没有忘记我这个学生。“自强不息”，我把李老师送的这四个字裱起来，多年来它一直陪伴着我，提醒着我。

再次见到李老师，已是一九九三年夏。在李老师中关园的家中，几年没见，老师看上去苍老了很多，但精神很好，仍然是那样和蔼可亲，慈祥宽厚。我们聊了半天，回忆北大的日子，他关心地询问我在国外的学习与生活，更多地聊到中国民法的现状与立法。

先生非常感慨地说，所有权、物权的概念在中国的法学界、司法界的讨论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他告诉我八六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不承认“物权”的概念。法学界也许是公认的，从来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像物权法的立法那样充满曲折与艰难，这与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与意识形态等等方面。老师关心着中国的法制建设。

临别前我告诉李老师，要回浙江老家探亲，老家刚盖了新房，父母也喜欢老师的书法，可否让他为老家的新居写幅字画。李老师欣然答应，为我父母写了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田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熟悉这首诗，却难以辨认先生幽深莫测，飞檐走壁般的字迹。但站在这幅字画前，我仿佛看到这“源头活水”正是先生做学问与书法艺术的不竭源泉，他的真性情也都蕴含在这些点线撇捺之间。家父家母看到李老师的字墨，大为赞赏。我向老师致谢时，他笑着说：“我不在乎现在，在乎三百年后。” 

再次道别时，李老师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书论·三春堂学书笔记》作为纪念。

第二年夏再次回国，敲响李老师的家门，再也没人回应。我还有那么多有关民法的问题想要请教他，但是他再也不能为我解答。我也终究没有成为他的民法研究生。但是，李老师和蔼可亲的面容，他的谆谆教诲，与他的许多对话，连同他的字墨，都成为珍贵的记忆，那是无价的精神财富。

李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是对他的爱戴与思念不曾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减弱。我感到非常幸运，曾是他的学生。 今年四月三日是李老师九十岁的诞辰日，写下这些文字，遥寄哀思。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于美国，加利福尼亚

原文发表于北大"校友会“ 2015.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