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名博石假装的文字，也想写几个字纪念我的那个难忘的经历。

一九八九年八月，签证下来了，夫君寄来了机票，是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的机票。儿子刚一岁，呀呀学语，蹒跚学步，可爱至极，一家三口分开十个月后又要团圆了, 我盼望着这一天，同时也知道将要去的地方一定是天涯海角，远离父母公婆 ，兄弟姊妹，同学朋友。

公公亲自送我们娘俩去北京，婆婆摔伤了腰，不便行动。坐了一天的火车，一岁的孩子时时刻刻需要看护，我和儿子睡一张火车卧铺，爷爷睡另一张睡铺，一晚上咣当咣当也没有睡好。到了北京，公公在北京的一个上属招待所要了房间，就凑和了一晚，经过白天的折腾，离开了熟悉的姥姥姥爷，孩子不是特别舒服。晚上起夜，又折腾一番，把爷爷也参合进来，招待所房间里没有水，做一点事情都要去水房，冲制婴儿米粉，洗奶瓶，洗勺子。。。我去水房，爷爷看孙子。稀里糊涂睡了一会儿，好在床比火车卧铺舒服些。早上起来洗脸，洗孩子，打饭，喂饭，忙活完了，要去机场了。当时为了方便买了一个折叠婴儿车，一个日式塑料水壶，两包当时流行的虾条小吃，一包雀巢婴儿米粉，一箱子衣物，我们娘俩就这样上路了，哪里会料到这一走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们中国孩子一般一岁都不带尿布了，儿子每天早上起来后的条件反射早就被培养成习惯，到了飞机上全都乱了。我抱着孩子，用带来的几块布尿布，尽量每隔一段时间就带他去厕所，所以基本情况还好。吃的东西可就不适了，在姥姥家，孩子有小灶饭，姥爷做的小饺子，小馄饨，龙须面是孩子最爱，姥姥做的粥和菜泥最好吃，所以孩子一口也没有吃飞机上的饭，怎么喂他都闭着小嘴，摇头不吃，没有办法，连米粉也不吃，只好吃虾条，喝着还是北京招待所带去的凉开水。当时的座位安排也是十足的体现了南斯拉夫共产国家的劣质服务，我和孩子并没有被安排在前排母婴座位，而是中间一行，现在也记不得是否靠边的座位。

这是夫君第二次给我们买的机票，国内那一年局势的紧张，在外的人以为学运后要变天了，好多人出不来，我的城市与单位还好，反正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也不需要我们这些大学毕业不久什么都不会的人，我很顺利开来介绍信办理出国探亲手续。签证也没有费劲，夫君读博士，拿的是工作签证，理所当然的探亲理由。我休长假，每天一个人伺候幼小的孩子，哪有闲功夫去关心学运。北京的八月烈日炎炎，一片安静平和气氛。感觉不到一丝六月的惶惶杀机。

也不知道飞了多少个小时，第一站是迪拜，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迪拜是哪里，旁边有一对中年夫妻是去欧洲其它国家，好像还是使馆工作人员。这对中国大哥大嫂说他们要去迪拜机场，因为机场有免税店，那里的黄金便宜，他们好心的问我要不要也下去，因为飞机只停留45分钟然后还要继续飞，我谢了他们的提醒，其实我的兜里只有二十几美刀，哪里敢痴心妄想去买黄金首饰，我恨不得让飞机加速飞到夫君那里，一家人团圆才是最最的渴望。时间飞逝，航行继续，还是那壶水，还是那包虾条，可爱的儿子有时站起来朝邻座的叔叔阿姨们咪咪笑，招小手，咿咿呀呀，招人喜爱，又熬过了一段航程。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将着落南斯拉夫首都布尔格莱格机场，这次需要换航班，好像这中间有2，3个小时的时间，我还想怎样打发这么久的时间。

就在降落之前，儿子醒来，乖乖的儿子开始闹了，水也不喝，虾条也不吃，站在我的腿上哇哇大哭，我以为他哭一会儿也是正常的，可是过了约有十几分钟，还是那么大的狂哭，同时我的耳朵也开始不舒服，才明白是因为飞经下降减压导致的耳朵疼，儿子小，不会说话，只能哭述身体的不适。这一闹，差不多大哭了整整三十分钟，飞机降落后他精疲力尽睡着了，我却觉得不知道像有多少刀在心上刮。离开了生我养我爱我的父母，要去的地方太陌生，谁知道哪一天才能回去看望他们呢？

下了飞机推着孩子车，随着转机的路线来到一个柜台，当时我英语只是能够听懂简单的句子，尽管我是全年级英语快班的科代表，口语笔试都是学霸等级，但是真正与鬼子交谈还就不是那么一码子事了。把护照递交给办事的鬼子，人家反复看，然后又与其他鬼子讨论一番，让我们娘俩等了好一会儿，我已经是又累又困，接近二十小时没有睡觉了，注意力全部集中给儿子了。过了几分钟，来了一个女鬼子解释我们的签证有问题，不能放我们坐下一个飞机，我当时那叫真正的崩溃！像五雷轰顶一样，我们这一家难道就不能相聚了？我们要被丢在这里？我哪里有钱买返回的机票？我只有那么一点点美元。顿时眼泪哗哗，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了，那一刻被吓得已经豪无主张，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好在这个女鬼子说她要联系我目的地的使馆询问，然后才能回答我，我推着孩子车，一路哭求她，孩子也哭闹起来，我们娘俩泪脸对泪脸，不知道熬过多久的时间，终于等到了结果，女鬼子说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可以登下一个航班了。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的反应了，反正上了最后一班飞机，终于看到曙光了。

现在有时候回忆这个经历，总在思考为什么当时我在布尔格莱格机场被卡住，可能因为我像大学生？夫君的想象力更丰盛，说可能南斯拉夫人把我当学运领袖了，（真的一点都不像柴玲，而且还带眼镜）事实可能是因为两个签证官在我护照上签的字，因为不同的字体就被引起怀疑，这个东欧共党国家的机场地勤鬼子在我出国那二十四小时里搞了一场如此大起大落的人生插曲，差一点耽误了我们一家的团聚。这一段经历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想起来后怕！

后续

四年后夫君答辩取得学位，我们才第一次回到家乡看望父老乡亲，也算是衣锦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