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29) | www.wenxuecity.com

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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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住进少帅府

1962年和1963年发生了许多重要事情。在国内,大饥荒接近尾声,农业生产渐渐恢复。“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对经济问题作自我批评,随后他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反击刘少奇。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好斗性格导致几年后一场惊天大内乱。在国际上,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瓦解;古巴导弹危机使冷战达于极点;肯尼迪总统被刺杀。我十分关心局势,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报纸杂志。

在父母走后一个月,我和弟弟妹妹放暑假了。除了路费,父亲特别留下200元,叫我带弟弟妹妹吃一顿。于是我们到北京饭店,在大厅落座。墙上有一个大招牌:“谭家菜迁入北京饭店”,那是吃不起的。据说是周恩来的指示,谭家菜从菜市口迁来,主厨是谭家的烧火工彭长海——谭家三姨太从河北乡下招来孩子,成了谭家的传人。我们三个孩子在北京饭店大吃一顿,这一年物价回落不少,手里的钱吃得不错了。这可是1962年啊,大饥荒还没有过去。

到了沈阳,我们的新家在沈阳老城大南门,即张作霖的帅府园。帅府园是一个大院子,省图书馆和省档案馆占据办公区,作家协会和文联占据生活区。生活区有三幢楼,文联在大帅府,作协在少帅府,还有一幢前小楼,过去是下人的房子。赵四小姐楼在帅府园的大门外,归沈阳市文联,后来是《芒种》杂志编辑部。人们看到这幢小楼,恐怕就会想起少帅的名句:“自古英雄爱美人,我爱美人似英雄。”大帅府和少帅府都是西洋式建筑,四层楼,院子里有假山、鱼池、花圃。大帅府贴白色面砖,配绿色琉璃,就像土财主的大宅,很难看。少帅府好看,用红砖砌筑,是严谨的西洋建筑。少帅府有两个大门,两个门厅,每个门厅摆一张台球桌。这里的几十个房间,彼此通连,每个房间均有两三个门。张学良有许多卧室,每天住哪一间卧室,外人不得而知,以防刺客。

这是一个安静而舒适的小院,罗烽伯伯每天在楼下打弹子,是四个球的“开伦”。几年前,聋叔叔带我到东安市场打过“开伦”。罗烽打得有模有样,他穿西装背带裤,黑色丝绸马甲,头发打了蜡,一副绅士派头。

沈阳很大,又脏又乱,破败不堪。从大帅府出来,走200米即是努尔哈赤的皇宫。同北京故宫相比,这里就像农家小院。再走几百米是第二大商业区中街,有两家大商场是日本人建的老房子。南门外有小河沿公园,两只老虎,几只猴子。第一大商业区太原街,小孩子的糞便就拉在联营百货公司的大门口,叫路人掩鼻。沈阳比较像样的公园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陵墓,北陵和东陵,不比北京明十三陵差。

辽宁作家协会是老干部成堆的地方,作协主席马加行政九级,在作家中很高了。马加为人厚道,不善言辞,有点木讷。他高举《讲话》的大旗,各次政治运动碰不到他,在作协主席的位子上坐了40年,正像他小说名字,《开不败的花朵》。马伯伯喜欢下围棋,80年代我在作协当专业作家时候,同他下过一次,他的满盘棋子没有一块是活的。他最喜欢钓鱼,可是钓鱼把他害苦了。一次钓鱼水流湍急,大儿子不小心掉进水里,被漩涡卷走,马加的弟弟跳下去救人,两个人都死了。作协还有比马加级别高的,八级,他是罗烽,可惜打成右派。罗烽在延安整风期间有一句名言:“还是杂文时代,还是鲁迅笔法。”这句话作为反面教材写进毛泽东的《讲话》。辽宁作协1957年打右派的有“罗舒白”外加萧,罗烽、舒群、白朗、萧军,名气都不小。罗烽和白朗是夫妇,女作家白朗凭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得到“文艺一级”,是全国唯一的“文艺一级”女作家!丁玲应该评一级,可是她不要。白朗这可就遭人忌妒啦!她又是漂亮女人,上大学时候就发表小说,是“美女作家”。白朗的“文艺一级”是她打成右派的重要原因。舒群行政九级,他和罗烽“九一八事变”前后入党,如果不搞文学,官位肯定大得多。搞文艺是做不了大官的,可怜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拔擢,反而成了阶级敌人!萧军不用说了,延安时代就是另类,和王实味差不多,1957年当右派后又打成“反革命”。母亲去沈阳的时候,萧军在监狱里,直到80年代初,母亲和萧军住在北京团结湖同一幢楼里,我才见到萧军。还有思基、方冰、师田手、蔡天心、慕柯夫、谢挺宇、韶华,都是资格很老的。

罗烽打弹子气宇轩昂,派头十足,俨然一个将军,借用一句东北土话,“倒驴不倒架”。这些东北文化人呀!

 

戈扬和小胡、小林、阿布于沈阳大帅府(摄于1964年)

 

我家在少帅府的二楼,对面是编辑部的范程、赵玉秀,和韶华家一门相隔。门是封死了,但是不隔音,听见韶华家里说话。前面说了,少帅的各个卧室是相互联通的。白朗经常来找母亲聊天,她的心情比较低落,母亲要开导她。而在十几年前,母亲和白朗一同乘火车去莫斯科,要坐一个星期的火车。母亲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有趣的描写:

“动身前,我和白朗各买了半磅毛线,一红一绿,上车就织毛背心。白朗织红的,天天织,已经织好;我织绿的,也是天天织,却才织了一半,两人拿出来一比,我将红的穿在身上一试,说道:‘正合适!’便将绿的推给了她。白朗笑道:‘你真坏!’她就把绿的收去。在年龄上她比我大三岁,只好原谅我这个妹妹了。但是她织得快,到莫斯科前绿背心也织好了。”

想到过去的幸福日子,两个“右派”女人真是不堪回首啊!

母亲调到任刊物的编辑部主任,主编思基。文学刊物叫《文艺红旗》,大跃进色彩的名字。

父亲在沈阳住了一个月,他要回北京,到外文局报到,分配工作。周扬把母亲调到沈阳,却不调父亲。他认为胡考冥顽不化,党需要的是“齿轮和螺丝钉”,不需要自由化的人。父亲还没有摘掉右派帽子,他和母亲吵架的时候说:

“摘不摘帽子无所谓!”

母亲十分恼火,这样重要的问题,这样的大是大非,居然无所谓!

 

freemanli01 发表评论于
“摘不摘帽子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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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思想上做到这点就可以了。
关键可怕,并引起罪恶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所谓公有也是被一小撮人掌握的。
因为人依赖于肉体的局限性,虽然“摘不摘帽子无所谓!”,但是“有没有吃的就有所谓!”了。
集权控制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公有制,是产生罪恶权力的根源。
freemanli01 发表评论于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但是,【党需要的是“齿轮和螺丝钉”】,后来驯服工具刘主席也被绑在床上了。

问题是,集体和个人,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
按说,个人是目的,有自主意志的最小个体应该是目的。
集体的组合形式是实现各个个体生命目的的手段。
georgegan 发表评论于
History tells us many lessons and experience.
蓝天白云915LQB 发表评论于
你妈比你爸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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