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张仃的儿子
1962年春天，父亲母亲和小妹妹准备先去沈阳，我和胡小米、胡小林要等到放暑假。
临行前父亲叫我到张仃叔叔家。他怕张仃不认识我，写了一张字条，“命小犬往拜”，叫我去拿几条香烟。张仃没有划右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享受“特供”待遇。在“大饥荒”时期，“特供”是按级别严格划分的。父亲与张仃相识于延安，1940年他们结伴从延安到重庆，一起住进唐瑜的“二流堂”。
其实张仃的儿子张郞郞是我育才学校同学，一起踢足球，他对我的球技很折服。后来他上101中学，在那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张郞郞长得白里透红，是胆汁质容易冲动的孩子，患先天性心脏病。一次他心血来潮跳进冰水玩冬泳，顿时人事不省。有一个高年级学生把他救上岸，背到校医院。郞郞苏醒后发现救命恩人十分面善，便抓住他的双手大声说：
“你是我的哥哥！你是我的哥哥！”
原来郞郞有一个哥哥。延安时候张仃和太太陈布文闹离婚，把儿子送了人。后来两人重归于好，生了郞郞。郞郞知道自己有一个哥哥，不知今在何方。偏巧101中学救人的孩子出生在延安，他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在他三岁的时候，一天睡在窑洞里，妈妈以为孩子睡着了，对客人说，“这孩子是抱来的”。三岁孩子记住这句话，十几年从来没有对父母说破。他的父母是延安老干部，在哈尔滨工作。于是郞郞把“哥哥”带回家，陈布文阿姨见了说：
“没错呀，是我生的！”
“哥哥”同哈尔滨的父母通了消息，确认了亲生父母。这孩子同郞郞相反，十分内向，因为三岁听到一句话，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养成沉默寡言的性格。
张郞郞到底是个惹事生非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二流堂”的事被关进监狱。当时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系，搞一个“战斗队”批判“二流堂”，出版了几期油印小报。你说这个郞郞，批判哪门子“二流堂”呀！“二流堂”的艺术家大多来自30年代的上海，大多与当年的二流电影明星蓝萍有来往。郞郞把蓝萍的照片和桃色新闻发在小报上，自然犯了大忌，被一锅端了。
郎郎比我大一岁，很有才气，文章也写得好。后来他写狱中的故事，叫《宁静的地平线》。他是这样写的：
“一九七零年……一批批我们这种人被从北京押送出来。这些脑瓜子里不对味的人中，包括‘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歌唱家刘秉义、郑佐成、王鹏等等。……饶阳这地方到处都是盐碱地，还非常缺水，真是‘咬在瓜把儿上了——苦的厉害’。周边的几个县，从来都不怎么富裕。有些县农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穷混’，去讨饭，把自家的粮食省下来。
“……三个月左右，就把我们这伙人彻底饿废了。现象是：这伙人里连大小伙子都不会跑马了，的确也没马可跑了。甚至连生病都不会发烧了。人们开玩笑说，咱们都成人干儿了，细菌也全饿死了。”
在这样的困境里，张郎郎被定为死刑犯：
“轮到我出去，到了外院儿一看，头皮顿时就麻了……我被命令坐在地上，两个警察叮哐儿几下给我砸上了死镣，又给我戴上了死铐……然后，我们这些人被命令起立，走向大门外。大年初二的饶阳县城响起一片清脆的脚镣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没想到我这宁静的七十年代刚拉开幕，就闹这么大一个响动……我们这些叮叮铛铛的人，陆续上车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过去听老狱底们说过，这种捯饬的犯人被戏称为‘哗啦棒槌’。
“……几辆大轿车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场上，操场四周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警察，而在警察外面，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那时候的警察也都穿着军服，不过他们没枪。在这地方，我们管警察都叫队长，管军人都叫班长。从这些大轿车里涌出了几十个全套打扮、上下一齐的‘哗啦棒槌’，在队长们的指挥下，我们唏里哗啦地走向操场西北角的小门。我顿时明白了：今天的‘戏’是要命的戏！”
张郎郎的罪名就是传播有关“江阿姨”的谣言，差一点送了命。
父亲也是30年代在上海认识江青的。在延安，父亲奉周扬之命搞了一个文化俱乐部，在鲁艺找一个大的窖洞，作为文艺工作者聚会的场所。父亲用泥揑了一些茶壶茶碗，送到老乡的窑里烧成陶器。一天，江青来了，她来要几张纸。延安的纸紧张，画画也没有纸，父亲只给她两张纸。江青拿出二流演员的腔调说：
“胡考呀，你这个小气鬼！”
江青正在同毛泽东恋爱，她不小气，把主席的留声机和唱片拿到文化俱乐部让大家玩，有很多程砚秋的唱片，因为毛泽东也是“程迷”。
几十年后，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正如郁风在《章泯与蓝萍》一文中写道：“文革中所有与当年蓝苹有关的朋友全部遭殃，连帮她工作很久的女佣秦桂珍都不能幸免，惟独章泯无事。”
章泯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30年代他导演的话剧《娜拉》由蓝萍出任主角，他们因之同居，造成唐纳自杀的闹剧。在江青的一生中，有三个男人成全了她：黄敬、章泯和毛泽东。
在父亲从北大荒回到北京的这段时间里，我和父亲谈文学，谈当作家的理想。父亲当然是鼓励我的，他说，作家的基本训练就是读书，好的书要精读。我说，母亲叫我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父亲说，那不是好小说，空想社会主义嘛，是表述一种政治观念。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福楼拜，他们才是伟大作家。读书就是拜师，要向一流的老师请教。梅里美的短篇小说是一流的，高尔基早期的短篇小说也是一流的。读梅里美一定要读傅雷翻译的《嘉尔曼》、《高龙巴》，那是最好的翻译文章。《嘉尔曼》确实令人着迷，我读了十几遍。
后来我最喜欢的外国小说家是托尔斯泰，他的几部书我读了好几遍，特别有震撼力，正如托马斯﹒曼所说：“托尔斯泰是大象，我们都是老鼠。”
有一天，我正在看一部著名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太有名了，我一直没有读。有的书，你没有读过就好像缺少点什么，就好像身上某一个地方发痒。父亲走过来，拿起书，看我打开的一页。这一页写的是保尔·柯察金修铁路，他以前的女友冬尼亚与他不期而遇。
现在看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充满政治激情，以“阶级斗争论”抹杀人性和爱，是对充满人道主义的“俄罗斯精神”的反叛，是对由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建立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反叛。保尔·柯察金是一个现代的“英雄——魔鬼”式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冷酷面貌，他对于美好爱情的埋葬方式，他的清教徒式的忏悔和狂热（正如主人公的自白——“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不因虚度年华悔恨”），恰好反衬出产生他的那个恐怖的历史时期——斯大林的“大清洗”时期。
人物漫画：高占非与王人美（胡考作于30年代）
但是在当年，我读这本书还是很入迷的。我看到冬尼亚身穿裘皮大衣，而保尔身穿褴褛的军装，站在冰水里干活。两个人形成鲜明的反差。
父亲说道：
“这个环境和北大荒根本不能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