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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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进上海

 

      丢手榴弹的事情不久,我上了幼儿园。父亲的警卫员送我去华东局幼儿园,不在济南在威 海。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胶东一带始终由共产党控制,国民党没有进去。父亲叫警卫员在威海陪我一个星期再回来。我到了陌生地方,很不习惯,天天找警卫员叔叔,记得叔叔和我一起打秋千的情景,院子里有一架很高的秋千,我们飞到天上。一个星期后,叔叔突然不见了。于是我无比痛苦,大哭了好几天。

华东局幼儿园是共产党最好的幼儿园,陈毅、饶漱石的孩子都在这个幼儿园里。陈毅的大儿子陈昊苏和我一样生在苏北,小儿子陈小鲁和我妹妹一样生在山东。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共产党大军南下。一天,幼儿园全体孩子来到一处陌生地方,这里一条条闪亮的铁轨,还有呜呜叫的大火车。孩子们上了火车,火车开进大上海。孩子们坐的是闷罐车,晚上到上海,车门一开蜂拥而下,就像从鸡笼放出无数小鸡。忽然,我看见妈妈等在站台上!妈妈还有一部小汽车开到站台上。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坐小汽车。

华东局幼儿园到上海就阔了,搬进一幢花园洋房,大约是在威海路——我们是从威海过来的嘛。幼儿园从大门到洋房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有一个很大的草坪。洋房带半地下室,在墙根的地方开着窗,孩子们认为里面有鬼怪,很吓人。每个星期一早上,母亲送我到幼儿园大门口,叫我自己走进去。我总要母亲陪我在大门口站一会儿,才肯进去。母亲就站一会儿,再站一会儿。

学生时代的母亲

   父亲的祖籍是浙江余姚,而父亲是在上海出生的,他出生于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而父亲的父亲从小就从余姚乡下来到上海,其实这里应是父亲的老家,我也算回到老家。没有多久我们都说上海话,再也不说山东话了。我家住在霞飞路的一幢房子里,霞飞路后来改名淮海路,从窗口向下看,是当当响的有轨电车。那时候有国民党飞机空袭,窗玻璃贴上米字型的白纸条。空袭来了拉警报,恐怖的汽笛在城市上空回响,一群群的人跑进防空洞。空袭过后,我看见马路中间炸出几个大坑,有轨电车的轨道炸断了。

战争年代的母亲

我随父亲去看过祖父。祖父60岁了,穿青布长衫,留着长长的胡须。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父亲的生母在他幼年时故世,父亲的继母生了我的五个姑姑一个叔叔,一家人住在一所很大的花园洋房里,是祖父学生的房子,在战乱中,作为大资本家的房主人跑到国外去了,把房子交由祖父看管。

我的祖父胡允昌三岁时候到上海,祖父的父亲是从浙江迁徙来的第一代移民,在上海开了两家煤炭店,算是小康人家。祖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成年后有好的职业,先在一所教会学校做了一辈子英文教员,后在浦东中学教英文和数学。

青年漫画家胡考

 

至于母亲娘家的人,我一个也不曾见过。母亲的父亲也是教员,在母亲三岁时候,我的外婆突然去世,于是外公把母亲送到母亲的舅舅家,从此不见踪影。外公毕业于燕京大学,他送来一个孩子和一箱书,说:“孩子长大叫她好好读书吧。”母亲是由舅舅养大的。母亲的舅舅在海安城里做杂货生意,算是小康人家。因此母亲从舅舅姓,取名树佩华,参加革命后才改为本来的姓氏。母亲的舅舅有两个太太,因此母亲有两个养母。两个舅母都没有生孩子,只拉扯母亲这一个孩子。两个舅母都不识字,但是她们留下了那一箱书,知道把书交给孩子。这些书陪伴了母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舅舅还供母亲读了镇江师范学校。解放的那年舅舅去世,母亲一直给舅母寄生活费,两个舅母都没有名字,汇款时写的是“江苏海安某巷某号树老太太收”。

父亲带我去看他的老朋友。有一个很阔的人家,住在漂亮的洋房里。主人请我们吃饭,送我一辆玩具小汽车。小汽车三尺多长,我可以坐进去,还可以开动、转弯。在40年代,这件美国玩具真是太奢侈了。长大以后父亲告诉我:

“送给你小汽车的是邵洵美啊!”

胡考1949年在上海

 

原来是新月派诗人、出版家邵洵美先生。邵先生和父亲是余姚同乡,30年代邵先生办《时代画报》,父亲是他的漫画作者。邵家是盛宣怀后人,邵洵美是盛宣怀的外孙,而他的夫人盛佩玉是盛宣怀的孙女。他们是真正的贵族,自然有排场了。

在40年代,上海是中国最现代的城市。父亲还带我到南京路看电影,第一次看电影,是好莱坞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特别有意思。父亲喜欢看的是加利﹒古柏、汉弗莱﹒鲍加、英格丽﹒褒曼、费雯丽这一批演员,看他们的电影是不带我去的。

戈扬在苏北

 

母亲不久去了北平,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她在《我是怎样参加“开国大典”的》一文中写道: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我们一群新闻工作人员,从松江的乡下,步行一夜到了上海南市,天一亮便到了南京路附近的《申报》报馆住下。过了几天,上面叫我和张春桥搞新华社上海总分社,张是总编辑,我是副总编辑,我们便搬到外白渡桥西面去了。

“那时,我三天两头要发烧,老同学戴铭茹领我去医院看病……医生说:‘需要休息。’我回来告诉张春桥,他想了想,说道:‘你到北京新华总社去汇报工作,借此机会散散心,休养休养身体,如何?’我当然同意。

“到了九月间,中共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接着就是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各省的头头都要到北京去,我也就坐了上海市长陈毅的专车(火车)……一路上经过南京和济南,都跟着下车去游山玩水,看戏,三天后到了北京。

“……在新华社住了几天,总社社长是吴冷西和朱穆之,向他们汇报完工作以后,我便和刚调来的秘书长谢冰岩(他是我的老同事)天天逛天桥,看京戏。忽然一天有人找我,说中南海要开会,新华社派不出人来,希望我去。我答应了,第二天吃完早饭就去上班。”

母亲到了中南海,不是采访什么会,而是要她做开国大典的新闻检查官。1949年共产党还没有做到“舆论一律”,各种小报,各种民间平面媒体尚在,于是新政权要实行新闻检查。负责新闻检查的是三个人:宦乡、戈扬、邵红叶。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前架起一座临时小屋,是一座“空中阁楼”,里面只能坐两个人。记者们写好新闻稿,爬梯子递上去接受检查。

小胡四岁

 

  我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多,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原来我做了一首诗,是嘴里说出来的:

    月亮睡觉去了,

    星星在天上站岗,

    不让太阳来。

  所有的母亲都爱夸奖自己的孩子,作为新闻记者的母亲,她的夸奖传播很广,许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我聪明,会做诗,他们的赞叹经常在我耳边。我不知道诗中有没有母亲的加工,但是有一种观念母亲最清楚,这就是: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多少年以后我成了作家,时常会想起儿时的这段故事。

父亲也是从小对画画感兴趣。父亲讲过一个故事,他三岁的时候画了一只猫,祖父说:怎么只有两只脚呢?父亲回答:还有两只脚在后头呢。父亲因为画了一只猫而成为画家,我则因为做了一首诗而成为作家。

1950年,父亲调北京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父亲作为画报的创办人,为什么不任命正职呢?而他的这项任命是廖承志先生推荐的。原因是在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父亲的油画作品被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回到山东以后,又遭到严厉的批判。在一些人眼里,父亲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不大听话。第一次文代会大大地打击了父亲的创作情绪,他本来是愿意搞创作,不愿意办画报的,在朱丹的劝说下,父亲接受了这一项工作。父亲向朱丹推荐上海漫画家丁聪,丁聪在30年代即办过画报。这样,我随父亲和丁叔叔来到北京。这一回乘的是软席卧铺,不是闷罐车了,邵洵美送的小汽车丢在了上海。

  不久,母亲带妹妹来到北京。战争结束了,新的时代到来了。

 

红靴子 发表评论于
写的真好! 大赞你妈妈!
BeijingGirl1 发表评论于
胡老先生够帅。
绿珊瑚 发表评论于
戈扬的新观察是当年最爱看的杂志
七色花瓣 发表评论于
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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