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战略模糊性与澳大利亚的台湾问题

“如果美中因台湾问题爆发战争，澳大利亚会怎么做？” 现在是一个必须公开、慎重解决的问题。在九届总统政府中，“战略模糊性”促进了地区稳定。现任拜登政府的反复无常让人们对“战略模糊”作为遏制台湾战争手段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因为美国专家、将军和政界人士大声预测未来三到五年内即将发生冲突。

1954年金门危机后，“战略模糊”表现为“双重威慑”。美国的逻辑是走极端，让北京和台北都无法全权委托。无论发生什么，保卫台湾都会为独立宣言开绿灯。另一方面，如果解放军攻击台湾，美国则没有采取行动。“战略模糊性”有中文翻译，也是北京热衷分析的主题，但这不是中国的政策。北京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影响力。台湾问题的“保留”成为中美邦交正常化和建交谈判的一大亮点。

毛泽东告诉基辛格，如果美国“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非官方关系可以容忍“一百年”。基辛格承认自己的“国内情况”，包括国会反对与台湾继续某种形式的非官方关系，因此需要北京的宽容。尽管仍担心台湾扮演美国“不沉航母”的角色，但北京对继续军售问题“保留”。毛泽东很坦诚。美中之间的正常关系是“大问题”，即世界和平。台湾作为“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岛屿”，是“一个小问题”。双方都预计美台军事关系将逐步结束。1974 年 11 月 26 日，基辛格向邓小平再次保证，美国与台湾的防务关系不是“无限期维持的问题”。他认为，“……承认行为本身就会改变[我们与台湾的关系]的性质，因为你不能与一个国家的一部分签订防御条约。”

1978年12月，美国在接受美台断交、废除《美中华防卫条约》、美军从台湾撤军三个条件的情况下，最终确定了建交。1982年8月17日，里根总统加速签署中美第三次公报，重申最终将逐步停止军售。与此同时，国际上承认“一个中国”的进程也在继续进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 180 个联合国成员国通过条约认可了这一做法，联合国也摆脱了台湾代表中国的荒谬谎言。

2001年，乔治·W·布什收回了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声明，“战略模糊性”被暂缓作为政策。但布什拒绝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将“中国威胁”放在首位，并增加对台军售。特朗普上台后，“战略模糊”的地位再次被削弱。包括前国务卿乔治·蓬佩奥在内的一系列批评者主张美国彻底承认台湾的主权。

美国对中国经济成功做出回应，声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已转变为一个侵略性大国，现在有能力攻击台湾。然而，习近平在2019年1月2日的台湾讲话中宣称，海峡两岸人民“是一家人”。习近平阐述道：“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由它的文化塑造的。我们大陆和台湾有着相同的根源、文化和民族认同。” 习近平将“一个中国政策”称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称将“和平复兴”与“和平统一”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

那么，中国为什么拒绝在台湾问题上避免使用武力呢？中国继续主张“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太可能向自己的“家人”投下核弹。这既不利于民族团结，也不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拒绝废除常规武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习近平在拒绝的同时提出警告：“我们不放弃使用武力，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择。这是为了防范外部干涉和……“台独”活动。它绝不针对我们台湾同胞。”

中华文明的“复兴”提醒我们，中华国家是一个宁战不战的文明。它颂扬儒家的“仁”为“人性的基本特征”，颂扬和谐共同体理念中的共同人性。毛泽东谴责儒家思想否定阶级斗争，而习近平则主张互惠、平等、互学互鉴，反对欺凌性的单边主义。在谈到“中国大道”时，他拒绝排他性的文化优势，支持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习近平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基石。”

澳大利亚对于习近平的实际政策洞察力以及澳大利亚自己正式承认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个中国”的条约持什么立场？中国违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为被夸大了。人们常常认为中国人希望按照自己的形象创建自己的世界秩序。澳大利亚政策是否充分探索了中国政策和战略的优势？所谓“莫里森主义”则相反，主张印太地区的“联盟弧”是澳大利亚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唯一现实选择。

中国的战略更倾向于真正的“伙伴关系”，而不是“联盟”，“联盟”预见战争，同时限制在昨天的大国政治结构中较弱、被剥夺权利的国家的主权独立。遵循邓小平“与大家交朋友”、“不结盟、不打牌”的号召”，习近平主张“结伴而不结盟”。他呼吁各国“培育基于对话、不对抗、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这与“莫里森主义”的主旨形成鲜明对比。前总理莫里森和他的传教士同伴、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拒绝接受认为所有国家都是好的“相对主义”。莫里森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权力平衡遏制手段，而中国作为一个叛逆的、根深蒂固的、非法的威权主义国家，被置于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无可救药的对立面。

在澳大利亚，在 AUKUS 和四边安全对话中与美国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考虑，甚至口头上表示反对。北京对于推动“太平洋北约”的危险的看法被忽视了。7 月 9日，保罗·基廷（Paul Keating）——从不乐意受愚弄的人——斥责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是一个“大傻瓜”，因为他主张北约扩大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活动。他坚持认为台湾是内部“民事问题”，并正确地指出：“我们与台北没有结盟。堪培拉没有一张与台北结盟的文件。” 无视基廷，阿尔巴尼斯总理维尔纽斯 北约 7 月 23日声明将乌克兰的斗争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这是北约捍卫印太地区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的倡议。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朱莉·毕晓普 (Julie Bishop) 在 2023 年 7 月 26 日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巡回演出中同意外交部长黄英贤的观点，即台湾战争将是一场灾难。她希望澳大利亚扮演美中对话者的角色。除非澳大利亚修正其对华政策，否则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作为真正的对话者，澳大利亚能否在建立联盟并质疑其对中国的条约义务的同时进行调解？中国并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世界秩序！它牢固地扎根于现有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强调联合国集体安全范围内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互惠。澳大利亚的政策应该明确、坦率地履行其确认“一个中国政策”的法律承诺。战争和对中国国家合法性的否定，

习近平支持包容性、非战争性的方针，“各国应建立对话、不对抗、不结盟的伙伴关系”。遏制优先于接触吗？莫里森的“联盟弧”需要被否定。中国人并不真的想在台湾发动战争，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国际秩序的说法也值得怀疑。将北约推入印太地区损害了中国的信任。推动中国走向战争不符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乒乓外交五十年后，一些人仍然在寻找“床底下的红色分子”，而不是与世界上最复杂的文明之一接触。或许，台湾只是“小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伙伴关系”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主意。与其回到一种病态的二元状态，削弱对日益危险的地区和国际危机的强有力的多边反应，不如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上进入国际体系内部，而不是外部。基于规则的秩序？

（谷歌翻译：Post-strategic ambiguity and Australia’s Taiwan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