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痛史（九）

（五）

自我家被抄家后，最痛苦最内疚的恐怕要数我外祖母了。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女儿，都是至亲骨肉而竟发生自相残杀的事情，做母亲的怎能不痛苦！舅舅家人去告密，外祖母事先并不知道；就算知道她也阻止不了。在我们小时候，因为母亲一个接一个生孩子，外祖母就常常来帮忙做些家务，带带小孩。我最小的妹妹生下来时因为早产，浑身青紫没有体温，又正是冬天，以为救不活了，外婆把她捂在胸前，用棉衣紧紧包裹，坐在床上整整捂了三天三夜才把小妹妹救活。一九五六年我父亲去香港以后，母亲身体不好，有好几年外祖母一直住在我家，帮我母亲照顾家庭。因此我们姐弟几个都与外祖母亲。“三年大饥荒”期间，外祖母也在我家断断续续住了一段时间。直到文革前二年，她说年纪大了，执意要回舅舅家住，我们才让她回去。后来舅舅家与我们关系破裂后指责我们说：“在她做得动的时候帮你们做；做不动了就推回来。”这真是冤枉之言。我们绝没有因为外祖母年老了，做不动了就推她回家。我三姐就曾跟我商量过要将外祖母留在我家养老送终。但外祖母执意要回舅舅家。当时外祖母已八十高龄，我认为老人可能有老人的想法，以传统观念来说，也许只有儿子的家才是她自己的家，我们这里再好也是女儿女婿的家，一般老人都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因为这样，她执意要回去，我们也就没有阻拦。当时我们想：虽然舅舅家生活条件不如我家，好在舅舅家就在市河对岸，走二分钟路，过一座桥而已，我们经常过去看望她，走得勤一点也是一样的。此后，我母亲和在家的三个妹妹，三天两头轮流走去看望外祖母，每次去总带一点她喜欢吃又吃得动的东西去。这是镇上很多人都看见的。我工作后，后来常有出差机会，有两次到太仓县，那里的特产是肉松，我看到商店里有供应，而我们本地没有，就每次都会买一包带回来给外婆吃。所以，这种指责是不符事实的。那个时代中共宣传的是“亲不亲，阶级分。”但事实上真正的亲情是隔不断的。我家被抄家后，有一段日子我们的确不再去舅舅家了。但过了一段日子，因为思念外祖母，我母亲和几个妹妹又开始往舅舅跑，只是绕过舅舅他们住的地方，直接去外祖母住的地方。

一次我回家休息和一个妹妹一起去看望外祖母。她与小孙子单独住在后边院子中一间原来做厨房的小屋里。烧饭的灶头拆掉了，安了两张单人床。外祖母坐在床上被窝里，我坐到床边与她说话。外祖母瞪着两只已经几乎完全失明的眼睛，抓住我的手，抚着我的手背痛苦地对我们说：“当初你舅舅有急难时是你们父亲母亲救他们的呀！他们不该这样对你们的呀！”我听后十分心酸，却不知说什么好。隔了一会，外祖母又说：“去告密的不是你舅舅、舅妈，是那个二女儿和大媳妇。唉——”我们相信这是可能的。因为当时舅舅家的二女儿和大媳妇都在镇上的商业系统工作。这个大媳妇也是二女儿介绍给她大哥的。听人说，这两个人的作风都很“泼”。而“泼”，正是那个时代所谓“思想先进”的女子的一种典型作风。此后，我又去看过几次外祖母。一次我带我的未婚妻去看她，她十分高兴，像老树皮一样的脸上绽开难得一见的笑容，向着我未婚妻站立的方向问道：“这是永成的新娘娘吗？”我未婚妻就过去坐到她床边，拉住她的手，说：“是的”，并依我们的叫法叫她“娘娘”。娘娘欣喜地说：“永成也有新娘娘了！永成也有新娘娘了！”又以略带歉疚的神情对我未婚妻说：“我现在没有钱，等以后我有了钱，要送你一个红包。”我妻子只见过娘娘一面，但以后每当我们提起娘娘，她就说娘娘好。一九七八年三月，外祖母去世，享年九十多岁。那时母亲刚巧随父亲去了香港探亲，不及送终。我们在家的几个姐弟都去参加了外祖母的丧礼。

与我们家始终保持良好关系的还有我舅舅的小儿子，即使我家被抄家后也一样。他和他的妹妹当初因为家穷被送给人家，后来是我母亲去赎回来的。他曾多次对我说，他始终记着这份情。当时城镇居民煮饭、烧水都用煤球炉，每天生炉子要用鉋花、木块等引火物。他在船厂工作，就常常乘工作之便收集了，隔一段日子就买一麻袋给我母亲背来，省了我母亲不少麻烦。这一背就背了差不多二十年。外祖母在世时，他与外祖母住在一起多年，对外祖母也多有照顾。这是我们始终感谢他的地方。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文革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我也早已去了海外。记不清是我哪一次回家探亲，母亲对我说：“你舅舅已经过世了。你舅妈来过一次看我，说她已经信了耶稣了，又说以前的事都已过去了，大家都不要计较了。”我问母亲：“你是怎么回答的？”母亲迟疑了一会，然后低声答道：“我没有说什么。”我看母亲的眼里似乎有泪水。我想她在想舅舅。毕竟，舅舅是她唯一的亲哥。这人的感情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啊！现在，我舅舅、我母亲都已作古，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从新开始曾经有过的亲密的兄妹之情吧！

文革抄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悲剧。在这场悲剧中，无论是抄人家的红卫兵还是被人抄的人，其实都只是一群受人蒙骗、受人支配、卑微可怜的小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怨的确可以不再计较。但是，文革抄家运动作为一场社会性的罪恶，它的发动者、指使者的罪恶却不应不被追究，更不应被忘记，而应该永远被记录在史册上，作后人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