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被人欺负的事，果然令人气愤，但一般还不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可有些情形却就难说了，是分分钟会陷你于风险莫测的政治陷阱的。如那时候我舅舅对我外婆很不好，一次还竟然用手敲我外婆的头，骂她可以去死了。我母亲知道后气愤不过去与他理论，有一个镇政府的干部知道了就说这是“阶级报复”。要知道，在当年“阶级报复”是一个令人恐怖的罪名。很多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偶有小故，如工作出现差错、与人纠纷等，就被人扣一只“阶级报复”的帽子，整得死去活来。前不久我县朱家角镇有一个妇女就因“阶级报复”罪被枪毙。她是怎样的“阶级报复”呢？据我单位一位家住朱家角的同事说，这个被枪毙的妇女原来是个“小业主”，夫妻俩开过一家小店，因为脾气比较犟，嘴巴也不肯饶人，就得罪了一些人。文革中很多地方将“小业主”也作资本家看待，她所在街道就趁机拿她当资本家批斗。她不服气。街道干部见斗不服她，就以“反动气焰嚣张”为由将她隔离起来审查。（街道居民委员会并非司法机构，也非地方一级政府，但在文革这样无法无天的混乱年月，连这样的组织也可以将人关起来“隔离审查”。可见当时社会无法无天、混乱情况一斑。）看管她的是两个待业在家的女青年。这两个小女子不知是因为要得到街道干部的好评，以便将来优先获得安排工作的机会而表现积极，还是因为年轻浮躁，反正是“拿了鸡毛当令箭”，对这个被看管的女小业主十分苛刻。一天，其中一个女青年一边逼她写检查，一边又不停地训斥她。也许是那个女小业主嫌她欺人太甚，一时怒火中烧，忍无可忍，失去理智，就用写检查的圆珠笔去刺那个女青年的脸，结果不巧刺在那个女青年的眼眶里。这只眼大概是报废了。这就闯下了大祸。这个女小业主立即被逮捕。其时又适逢“一打三反”运动的风口浪尖，结果她以“阶级报复”罪被判处死刑。“国庆”前数日，县城专门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枪毙了这个女小业主。而类似的事情我也碰到过一次。虽没有上面说的那件事那样凶险，但构陷者居心也是够阴险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就在那次公判大会后不久，我们单位组织人下乡“促生产”。我和一位黄某和一位叶某三人一组，被分派去朱家角公社。当时单位革委会成立不久，两派的“派性”还很严重，单位领导为减少矛盾，总是将同一派的人分在一起工作。但实际上同一派的人相互之间也会有矛盾。我们这三人之间有些什么矛盾呢？这要从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说起。一九六九年春，我们单位在工宣队、军宣队操纵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原党支部书记兼站长张宜被结合进革委会担任临时召集人，而原来的两派群众组织则各推二个人为委员。我们这一派有两个造反队，两个造反队头头本来是最佳人选。但由于在成立革委会前，其中一个头头王某被调去县城新成立的镇卫生所当负责人，这样除了另一个头头许某，就需要再推选一人进革委会。结果引起造反派内部几个人的明争暗斗。其中就有这次与我同行的黄某和叶某。这个叶某，年纪比我大两三岁，出身好，造反精神足，是我们单位内最早起来造反的人之一，做过造反队的小头头，本来也是进革委会的合适人选。但问题在于他平时为人做事总是嘻皮笑脸不着调，给人的感觉不稳重，做事刁钻，因而就没有人提他的名。他就常常在我们面前发牢骚，说什么“我是看破红尘无所求”等等。但越这样就越没有人推荐他。我当然知道他想进革委会，但大家都不推荐他，我也不便表态。再说，我早就知道中共对有关政权的事十分敏感，而我家庭成分不好还有海外关系，平时我就对这种事常采主动回避态度，此时也不想捲入太深。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早已提出“整党”和重建各级党组织的事。从将来的趋势看，等单位党支部建立起来以后，一切权力都会归党支部。造反派除非入了党，否则进了革委会也没有用。可单位内的党员都是对立派的，造反派想入党要这些党员举手同意，这是难乎其难的事。所以从根本上我就对建立革委会的事不热心，对叶某进不进革委会的事自然也不愿去多管。或许是因为这样，叶某就对我有些不满。
至于那个黄某，是解放初成立单位时的老员工，学徒出身。文革初期被人贴过大字报，说他有反动言论，一时也沦为“牛鬼蛇神”。造反初期他不动声色，等造反成了潮流后他就也参加了进来。“一月革命”时他在造反队内表现比较积极，但做事比较极端，一些明显有违常人道德或礼貌的事，别人不会做他就会做；平时流露的思想意识又很小市民，一度是对立派口中的“混进造反派的坏人”。这时他也想进革委会，当然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于是他就拼命拍许某的马屁，天天伴在许某身边，见了许某低头哈腰表示绝对服从。许某吩咐什么事，他就学电影《清宫秘史》中的太监“小李子”，用 “喳”的一声做回答，又或者突然立正敬礼，学军人喊一声“是”，种种丑态难以一一描述。一时人们看他如同看小丑一样。我见不惯这种令人作呕的事，更因为年轻脑子简单，受一种理想主义的支配，觉得进革委会的人选，应该各方面都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至少作风要正派吧，似这样的人怎能进革委会！我这种看法，有时在几个谈得来的人中也表露过，或许被黄某知晓，就此对我怀恨在心，而我却不知道。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黄某后来竟然成功地成了单位革委会委员。
按当时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精神，进革委会的人是先要经群众酝酿推选，再经上级批准的。实际并非如此。黄某成为革委会委员，在我们造反派群众中事先没有经过讨论，也无人推荐他。甚至他成了委员后，开始知道的人也极少。他是怎样成为革委会委员的呢？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他走了驻我们县“工宣队”某个主要负责人情妇的门路，由情妇吹了“枕边风”吹进去的。当时对筹组革委会权力很大的是“工宣队”和“军宣队”。我们县的“工宣队”都是由上海市区各工厂派出的，大多是“工总司”成员。这一位“工宣队”负责人从市区来青浦，不知怎样的就和县城的镇卫生院的一个女医生发生了婚外恋。而这种事又如俗话说的那样：“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黄某知道了这个秘密以后，他就去走这个女医生的门路。也不知他是怎样去说动这个女医生的，结果是黄某如愿以偿，进了革委会。然而仅仅几个月后，那位工宣队负责人由于奸情败露就被撤销职务调回上海原厂劳动思过。那个女医生也无颜再在本地工作，因为丈夫在广州部队工作，经组织安排也调了去广州。按常人推想，这个黄某既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进革委会的，事情败露后虽没有撤他的职，至少也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做人要低调点。然而他却仍然自我感觉良好。这次一起去朱家角工作，他对叶某还算客气，对我就处处以领导自居，并开始寻找机会对我进行报复。
我们到朱家角后，住宿在公社血防组的办公室，地点在放生桥北面东井街现在称为“阿婆茶楼”的那座楼上。当时这座楼是空的。楼下一大间，是街道开会的场所。楼上南北隔了好几个房间，被公社血防组占用了。公社血防组将我们三人安排在楼上向南临河的一间房间内。这里风景不俗，推窗外望，下面是宽阔的漕江，河上往来船只川流不息。左边不远处就是上海地区跨度最大的五孔石桥“放生桥”。河对岸，是朱家角镇商业最集中的北大街，也叫“一线街”，街道狭得站在楼上窗前，好像两边的人可以手拉手一样。乌沉沉的瓦屋、白色的粉墙，挨肩叠背，鳞次节比。据说那都还是明清时期的老建筑，古味盎然。十月天气，江上阵风吹来，凉爽宜人。白天，公社血防组组长老蒋上午陪我们去几个大队转转，下午就回乡下自己的家去了。文革中很多机构工作不正常，老蒋能上午陪我们下乡走走已经很不错了，我们也不能强求。像其他几个组员连人面也不见，老蒋也不解释这几个组员为什么不来。因为无人陪同，我们只能在镇上各条街胡乱走走，消磨时光，等在公社食堂吃过晚饭在街上再转一会，然后回到这楼上睡觉。我们三人在文革中都是同一派的，按理我们呆在一起是有很多话可说的。但也许是成立革委会时各人心思不同，此时关系也变得淡薄了。说话不投机，常常是各自早早睡觉。我因为有看书的习惯，晚上总要看一会书再睡，所以要比他们两人睡得晚些。
一天，可能是十月十日吧，反正那天是星期五，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我刚看完书睡下不久，却突然听到楼下突然人声鼎沸，来了好多人。由于楼上楼下只隔了一层木地板，传来的声浪很大。开始嗡嗡营营、杂乱无章的声音吵成一团，听不清楚，只听到其中有大声斥骂人的，有拍桌子骂人的，也有帮腔的，还有一个细声哭泣的女人声音，和声音略高带着哭声申辩的另一个女子声音。是发生了什么家庭纠纷来这里调解的？开始听不明白。我看看叶某、黄某，他们睡着一动不动，不知是否已入睡。此时我反正被吵得睡不着，就躺在床上静心细听起来。这一听，渐渐听出了名堂。 原来，下面闹的与我前面说那个被枪毙的女小业主同时判刑的一个案子有关。那时，在一九六九、七〇、七一这几年，“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一个接一个。中共在“五一”、“十一”“元旦”等大节日前都要召开公判大会，大杀、严判一批所谓的“反革命分子”。这次“十一”前上海召开全市公判大会，一次就判了好几十个“反革命”案，杀了一批人。其中除了那个被押到青浦来枪毙的女小业主是朱家角人，在这次公判中还判了朱家角中学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案，涉案的有几个老师，都被判了徒刑。而楼下的这一幕，主要是街道干部们要驱赶涉案的其中一个老师老婆的妹妹，不准她在朱家角停留安慰她的姐姐，是属于这次公判大会的后续风波。
那晚我听声音辨析：那个大声斥骂人，声声“我们街道”的，估计是街道女街长之类的人。而这个拍桌子的男人，开口闭口“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应该是当地派出所的公安干警。还有一群附和着训斥的人，估计是街道里的“积极分子”。那两个哭泣的女子，细声哭泣的女子应是丈夫被判刑的，她本人也是朱家角中学的老师。而另一个带哭音申辩的女子则是那个女教师的妹妹。从她们的语言中得知，那个女教师的妹妹在安徽插队，这次来朱家角探亲，碰上姐夫被判刑，就想留下来多住几天安慰安慰姐姐。但被当地街道干部和派出所不容，要赶这个妹妹回安徽去。我猜其用意是要彻底孤立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老婆。这在当时也是常有的事。这次，街道和派出所夜间将她们姐妹俩弄来，就是为逼迫妹妹离开朱家角而进行的暴力威胁。那个妹妹说：“我来探亲探望我姐姐，我不是“四类分子”，难道我连探亲的权利也没有了？”那个女街长则高声咆哮：“不准就是不准！我们街道不欢迎你来朱家角。你明天就必须离开这里！” 女街长接着高声叫道：“大家说，我们欢迎不欢迎她来朱家角？”。其他人就轰然答应：“不欢迎，滚回去！”那个男公安则拍着桌子威胁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安徽什么地方插队。我们都知道。你不听劝告，不肯离开这里，就是同情你姐姐，对人民政府判你姐夫刑有抵触情绪。你同情反革命分子，这是什么性质问题，你自己考虑！我警告你，明天天一亮，你必须立即离开这里回安徽去。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轻饶你！”
这时，我发现叶某、黄某其实都没有睡着，也在听。但我们三人谁都不出声。可能楼下的人也没有察觉楼上还有人在旁听。我一边继续屏息静听一边默想：按法，即使那个反革命丈夫有罪，但他的老婆是无罪的呀，老婆的妹妹就更加无罪了，这些人怎可以这样对待她们？丈夫被逮捕判刑，妻子必然精神受打击，妹妹来住几天安慰安慰姐姐，也是人之常情，何必要这么赶尽杀绝呢！而且，即使姐夫是反革命，但姐姐不是呀；妹妹同情的是姐姐不是姐夫，怎么到了这位公安干警口中，说“你同情反革命分子”，好像这位姐姐也成了反革命。很明显，这个街道干部和公安干警这种株连无辜的做法是违法的。但是，文革中这样违法的事情多如牛毛，根本无地方可以申诉。我同情那对姐妹，但我也不敢为她们主持正义，帮她们说话。因为楼下这批人根本不是可以对之说理的人，共产党也不是可以对之说理的党。在那种社会中，尤其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候，即使一个人出身好，政治上无辫子可抓，也是不敢贸然去干涉这些人的行动的，不然很容易就会被人扣上一顶“同情阶级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何仿我是这样的家庭出身！说难听一点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有资格去主持正义！我有点恨自己软弱，恨自己“明哲保身”，但我既然没有这个勇气去和“无产阶级专政”抗争，也就只能选择沉默。那一夜，楼下一直闹到很晚才收场。我则心潮起伏，几乎一夜没有睡着。我不知道黄某和叶某听了楼下的那一场“暴力戏”以后会有怎样的想法。但我万万料不到黄某竟因此而受到“启发”，对我起了坏念头。
第二天星期六。因为交通不便，按照当时单位内不成文的惯例，家不在青浦县城的人，可以在星期六中午后即启程回家，到星期一中午前回单位报到。这天上午老蒋没有来，我们三人自己出去转了转回到住宿地方，还不到吃中饭时间。黄某突然板着脸对我宣布：“下午你可以离开这里回家，但不准回青浦。星期一在中午十二点以前回到这里报到。也不准经青浦再到这里。”我问他，“为什么不准回青浦？”他凶横地说：“不准就是不准，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这种态度，是中共政工人员对待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文革初期“牛鬼蛇神”的态度。我突然明白，他是在学昨天晚上楼下那一幕。我向叶某望望，希望他出来说句公道话，毕竟他也曾是我们造反队的头头之一，都是同一个造反队的“战友”。可是叶某斜倚在床上， 一言不发，静看黄某这样欺负我。叶某这样的态度颇出乎我所料，但再想一下就知道了原委。他是在为当初成立革委会我没有推荐他而在还我颜色。我实在估不到就为了这一点事他竟然就记恨在心。当初造反派中没有人推荐他，他不找自身原因，却迁怒于我，如此胸襟，可见当初大家都不推荐他确是有道理的。面对这样的形势，我看得很清楚：黄某这样做，无非是以他的“革委会委员”的身份在欺压我，是在报复我当初不赞成他进革委会的“一箭之仇”。而他之所以敢这样对待我，无非是抓住了我的资产阶级家庭成分、有“海外关系”、还有被抄过家这些“软肋”。在黄某刚对我“发威”时，我还存过一丝希望，希望叶某能站出来主持最起码的一点公道，帮我说几句话。待见到他如此寡情薄义的真面目后，我知道这个局面只有靠我自己去应付了。
怎么办？我站在窗前，面对漕江想了又想，直觉如果这一次屈服了，被黄某的阴谋得逞，以后他就会时时处处欺压我，我以后在单位内永远也抬不起头。因此我必须要粉碎他这个阴谋才行。我必须反击，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但怎样反击？弄得不好，说不定会被他反扣一顶“反对革命委员会”之类的帽子。而革委会是反对不得的，尤其以我这样的家庭成分，若被坐实了“反对革委会”的罪名，就很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是黄某的用心险恶之处。昨天晚上那对姐妹不敢反抗，就是因为她们的身份是“反革命分子家属”，腰杆子硬不起来。黄某估计我的腰杆也硬不起来，不会反抗。但是他有几点估计错了：第一，他低估了我反抗的决心。第二，楼下那对姐妹的丈夫、姐夫是才刚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如果她们反抗，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是在反抗“无产阶级专政”。而我的问题是家庭出身，社会上像我一样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有一大把。即使被抄过家，也已是二、三年前的事情了，人们一般不会将我反击黄某的行动看成是“阶级报复”。第三，血防站是县级事业单位，因为血防卫生工作常常需要发动群众，所以我们的工作性质既像技术干部，又像行政干部，一般员工大多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这与街道是不同的。明显违反政策的事，不会有很多人支持。我估计叶某虽没有站出来为我说话，但也不会认同黄某的做法。至于单位革委会负责人张宜是老干部，他过去的表现使我相信他不会像街道干部那样没有政策水平。第四，黄某这个人在单位内人缘不怎么好。对立派过去一直称他是“坏人”。这次他用卑鄙下流的手段钻进革委会，不仅对立派的人不齿，同一派的人也不齿，全县卫生系统知道的人也很多，因此不要说威望，连起码的人望也没有。他这样对待我，估计也不得人心，不会有多少人支持。他若以“反对革委会”的罪名来整我，成功的机会也不大，毕竟他个人不能代表革委会，他在血防站也不是可以一手遮天的人。而且，文革初期就批判过“反对某个党领导就是反党”的谬论，大家对这一点还是能分辨清楚的。总之，我不仅需要反击，估计取得反击胜利的概率还很大。主意拿定，我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我不但要反击他，并要将他击败，使他不敢再以我的家庭出身问题整我。于是我睬也不睬黄某，拿了自己的行李就离开这座楼，去汽车站搭车回青浦。
到了单位内，我先找到张宜。我直截了当地问张宜：“我究竟算不算‘阶级敌人’、‘四类分子’，要被管制行动？”张宜看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怒气冲冲地说话，开始有点莫名其妙，就问我怎么回事。我把黄某在朱家角不准我回青浦的事告诉他。张宜立刻说这是不对的。但他也不敢过多指责黄某，只说青浦是单位所在地，单位员工出差后回单位是天经地义的。有了张宜这样的表态，我决心乘胜追击，到工宣队去“告状”。驻卫生系统的工宣队在原县卫生科的地方办公。工宣队一个姓朱的负责人正坐在办公室门口，以前开大会我见过几次。我就先自我介绍，说我是县血防站的，我是来揭发坏人的。老朱不认识我，但因为听我说是来揭发坏人的，他也只好接待我。此时将黄某塞进革委会的那位县工宣队负责人的“风流韵事”已经“东窗事发”，被调回上海。现在我去工宣队“告状”，所告的人又与这件事有关，所以我直指黄某是混进革委会的“坏人”，是通过不正当关系钻进革委会的。老朱因为事关工宣队的丑闻，也奈何我不得，只答应会去调查。其实，说黄某是“坏人”，我自己也觉得有点过份，但此时形势所逼也顾不得这些了。我做了最坏打算，如果工宣队包庇黄某，我就准备写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让大家来评理。
这样一圈下来，我还赶上下午的轮船回练塘。这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悲愤莫名。我为自己的出身悲。不但为自己悲，也为朱家角那对姐妹悲，为世上与我一样因为家庭出身而处处遭人欺负的人悲。我又感到愤。如果打击来自对立派，还可理解；而打击竟然来自自以为同志、战友的人！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人心的险恶，人情的浇薄。一个人，一旦手中有一点小权，就要用它来谋私利，用它来报复人。这样的造反派与“走资派”又有什么两样？甚至比一些所谓的“走资派”更坏。还有，人与人之间竟然可以这样薄情，昨天还是同志战友，今天就如同不认识的路人。我感叹这个社会为何到处是不公不平，不正不义！我想起曾经去过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深山老林，真想从此离开这个处处陷阱、人鬼莫辩的世界，即使独处深山与野兽为伍，也要比与这种蛇蝎心肠的人在一起要安全些。
第二天中午，我刚吃过中饭，黄某突然来我家里。显然他是早上乘轮船特地来的。他说他是来向我道歉的，请我原谅他。但他没说清楚道歉的原因，他究竟做错了什么而要向我道歉。所以我没有接受他的道歉。他见我不理睬他，就灰溜溜地又赶搭来时的轮船回青浦去了。星期一中午我也回到青浦后才知道，因为我这一告状，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许某觉得不好向自己同一派的人交待，因为黄某进革委会他也是有责任的。他怕事情闹大，就狠狠地骂了黄某一通，要他立即向我道歉。而黄某在我不理他的“禁令”回青浦后，大概头脑也清醒了些。当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高潮虽已过去，但还没有宣布结束。“清队”有一个主要目标是清除造反派中的“坏头头”。黄某在本派中人缘不怎样好，在对方一派更是他们口中的“坏人”，他可能也在怕一不小心真的成为“混进造反派内的坏人”，被人“端出去”，再加上许某一顿痛骂，这才不得不迅速低下头来向我道歉。
这次反击我胜利了。但我明白这样的胜利是侥幸的。我清楚知道，在当时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声浪甚嚣尘上的社会，像我们这种人对于各色各样横逆而来的欺负，很多情况下是无力反抗的。不然，你很可能会“自取灭亡”。但是，我又以为：即使处在不利的环境下，人也还是要有一点骨气的，不能总是消极地逆来顺受。关键是要能够审时度势，尽量利用各种矛盾，然后在有理有节的情势下给以适当的回击。否则，真的会人人都可以骑到你头上拉屎拉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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