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望华丨父亲储安平之死
原文刊于《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37期
储望华口述，李菁执笔。
几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是储安平留在这世界仅有的几张像片。它们也似乎印证了这位父亲留在儿子储望华心中那些支离破碎而伤痕累累的记忆。
现在，67岁的储望华与家人安静地生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别墅里。储望华将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为“静远斋”——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曾改名“静远”，取自“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以回避身外的政治汹涌。储望华每年都会回到国内，担任一些钢琴比赛的评委或为艺术院校学生授课。对外界而言，这位儒雅而风度翩翩的学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与钢琴家，是著名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改编的很多钢琴作品如《翻身的日子》《新疆随想曲》《二泉映月》《筝箫吟》《茉莉花》等，不仅被中国钢琴家大量演奏，而且也成为音乐院校及业余考级或比赛的常用教材和曲目。
“坦率地说，我并不希望别人提起我是储安平的儿子，我宁愿大家只知道我就是一个作曲家、钢琴家。”储望华毫不讳言自己不愿在“储安平”的符号下活着。近些年，储安平正在悄悄“复活”，甚至成为被追逐的热点。但储望华并不卷入那股力量，也不刻意对父亲做过度的解读。储望华的脸上鲜见那种放松大笑的表情，甚至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忧郁与落寞。他说，这是从少年时期便在父亲命运阴影下长大的结果。
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选择离开的。
回想起来，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个星期天，也是“文革”爆发的第三天。我那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平时住在学校的教员宿舍，每到周末都回家探望父亲。
两天前，《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的大右派，父亲被列为“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也感到无比恐慌，不知该和父亲说些什么，气氛异常沉闷。只是在告别时，我紧紧握着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的诀别。
几个月后，已经深秋。某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一位梁姓女士的电话，她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我这才知道，父亲“失踪”了，但没有人知道他“失踪”的准确时间，只能大体猜测是9月上旬“失踪”的。
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接受批斗。父亲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水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
自杀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那里的造反派看管起来。从此，他被放回家后，就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我后来在章诒和的书里看到，那时候经常和父亲来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叫李如苍，是农工党内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亲一起被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政协工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刹海银锭桥边，父亲有时会从棉花胡同到他家里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门前发现脚底下有一张纸条，似乎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如苍，我走了。储。”未留日期。
父亲要“走”到哪儿？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着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的安全”。九三学社还派了一名干部，并要求我和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好几天，也查访了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想找出任何的“蛛丝马迹”，却毫无结果。
到了1968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平专案组”，专门调查父亲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个军人找到我，其中一个身着海军的蓝制服，另外两个身着普通的黄军衣，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专案组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专案组怎么会连父亲的照片都找不到？过了很久，我才悟出此举实为试探，试探我是否与父亲划清界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家里人都渐渐失去了信心。在父亲“失踪”的好几年中，我们家人也不时听到关于他行踪的各种传闻。有人说父亲“目前正在山西某地劳动改造”，有人“亲眼见到他了”，还有人说父亲“已被中宣部监护起来”。虽然这些消息都虚无缥渺，但我宁愿相信它们都是真的。数十年以来，我也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后枕边的泪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后，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地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
从1957年成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其间还有将近10年的时间。想父亲的时候，我也会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这10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什么在熬过了那样的10年后还会选择自杀？
1957年4月1日，父亲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十一番的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还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几次三番动员党外人士发言，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更是亲自打电话，请父亲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在我看来，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理性、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于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6月1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批判、驳斥“党天下”言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说起来有些讽刺，从上任到辞职，父亲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这个职位上还不到70天，却“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右派。难怪章伯钧后来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储安平。那一年，父亲只有48岁。
很快父亲便失去了职务，此后，他到了商务印书馆，主要任务是校译别人翻译好的英文稿——虽然父亲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译，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译”，而且不能署名。除此之外，上面让他写一些文史资料或回忆录，比如我记得父亲写过上海在办《观察》之前的一些情况。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无所事事，偶尔会去看看电影，或者看看我在学校给他借回去的一些书。
那段时间，父亲不是一般的苦闷。他眼看着国家的政治越来越乱，内心的孤寂与痛苦无从言论。第二任妻子那时已离他而去，家里也没人关照他，非常寂寞、无聊。政协在石景山模式口有个劳动改造的农场，父亲有时会被派到那里劳动，放羊、种菜，后来还种过蘑菇。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那里看他，见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舍中，房间一个简单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菌菇，屋里充满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说：“这种地方怎么能睡？”父亲说：“蘑菇繁殖，温度不能太高。父亲见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过来安慰我。我们两人之间沮丧的心情，令我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无比压抑。
父亲失踪若干年后徐铸成曾写文章称父亲“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听说的是，1966年9月初，他被关押在九三学社某处时，曾与同屋的另一个难友交谈，谈话中说起“塘沽距离天津有多远”之类的话题。父亲“失踪”后，难友把两人的谈话向组织做了交代，遂被置疑他可能孑然一身地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与我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吃完饭走出来的路上，便说他经常有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他虽然写过检查、被劳动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并不以为自己错了，也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平反”。这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质，为了保住最后的尊严，除了死，他别无选择。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抱有一颗赤诚之心。他曾随全国政协组团到鞍钢等地参观，到江西参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人考察调研，写出了不少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祖国新建设、新面貌的文章。对参加政府工作也满怀热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亲曾担任过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出版发行管理局局长等职。父亲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历来严格，在得知国家需要各类不同人才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子女输送给国家。
1951年，抗美援朝爆发，报纸上宣传说部队需要文化教员，希望年轻人去参军，父亲便让我大哥去参军。初中毕业的大哥响应号召去了朝鲜，他后来在东北还成为警卫排的一员，给高岗站过岗。但1957年反右一开始，大哥被迫从部队里转业，回到上海，在小学里教中文。1953年，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中等专业人才，父亲又让二哥到北京建筑专科学校学建筑专业。这两个哥哥因此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国家后来要大力发展农业，父亲又极力支持我姐姐去学农。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们家的“工农兵”，这也是父亲的安排，唯独我走了文艺之路。（本文转载微信公众号：珍贵史料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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