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牛田洋七二八强台风大海潮
--纪念七二八历险五十周年
一九六九年，我是刚入伍的新兵，在五十五军一六四师炮兵团团卫生队当卫生员。七月二十八日，超强台风和大海潮迅猛袭来，让牛田洋的“牛友”们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虽然过去整整五十年了，但犹如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牛田洋生产基地位于广东省汕头市的西面。原来的牛田洋是一处浅海湾，退潮时露出一片滩涂，一九六二年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前往围海造田，开垦出两万多亩水田种植水稻，部分解决了部队的粮食问题，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即源于此。一六四师是一九六九年初调防至汕头地区的，炮兵团驻扎在靠近汕头市西面的东牛田洋，其余三个步兵团分别驻扎在中、西牛田洋和隔海的对面。由于牛田洋是生产基地，炮兵团的重武器都留在了莲塘的营房里。这里除了司令部、服务社、仓库等是瓦房外，其余所有单位住的都是临时搭建的茅草房。那时有许多大学生在牛田洋锻炼，我们团也有三个大学生连，其中一个是女生连。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太平洋第三号强台风在汕头地区沿海登陆，平均风力在十二级以上。这次台风正值大海潮期(农历六月十五)，风、雨、潮齐袭，汕头市区海潮涌入，水深两米多，郊区及各县地势较低的地方水深更甚。极具破坏性的强台风造成无数树木拦腰折断甚至连根拔起，无数房屋倒塌，公路交通瘫痪，通讯联络中断。为保护牛田洋生产基地，一六四师全体官兵与在部队锻炼的两千多名大学生，参加了抗击强台风和大海潮的战斗，共抢救遇险群众三千多人，动员帮助六千多名群众安全转移，在抢救海堤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中，有四百多名官兵和八十多名大学生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二十八日早上，风力已达十级以上。我刚从后勤处食堂吃完早餐回到卫生队宿舍，就看到走在后面的、全队最瘦小的小李子被大风卷到半空，然后又嘣的一声被甩落在宿舍前面的大水沟里，我们都觉得好玩而大笑一声，然后赶紧把他从水里捞上岸来。还好，他并没有明显的摔伤，只是成了可怜的落汤鸡。
风越来越大，竟把我们茅草房的房顶吹开了一个洞。我们找来一架梯子，地面上由三四个人固定着，我光着膀子冒着大风暴雨艰难地爬上屋顶，把破洞堵上。但等我下到地面时，顿觉背部被鸟蛋大的雨点打得火辣辣的痛，好在皮肤没被击破，用不着纱布包扎伺候。
过了一会儿，徐队长宣布命令，卫生队派出三个抢救小组奔赴不同的岗位实施紧急医疗救助。我被分到徐队长的那个小组，到司令部待命。刚到司令部不久，徐队长告诉我，女生连的大学生开始撤退了，要我去看看有没有伤病员。我背起药箱，顶着大风，好不容易赶到女生连的驻地，看到二十七八岁的大姐们手挽着手正在往司令部的方向一步一步地移动。我又到她们的宿舍里头看了一下，没发现有留下的伤病员，于是便退了出来，准备回司令部交差。她们一边移动脚步一边有节奏的高喊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突然，长长的人链中带头的大姐摔倒了，紧接着所有的人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摔了个嘴啃泥，过了一会儿好不容易才爬了起来。看到这里，我觉得又好笑又可怜这些大姐们。天啊，谁给她们出的馊主意啊？这不是赤壁大战时庞统给曹操献的铁索连环计的现代版吗？
我从女生连回到司令部不久，徐队长又命令我和我在新兵连时的班长杨东荣一起到前面一栋房子里去抢救伤员。虽说要去的地方就在几十米开外对面的平房里，但此时风越来越大，雨也越来越急，更糟糕的是，被吹脱落的瓦片碎石乘着风势漫天飞舞，随时都有可能砸到脑袋上。为了节约时间、减少在路上行走时被砸伤的几率，我迅速跳上前面平房的一米多高的窗户，用双手抓住两根窗梗，用脚使劲踹断三根窗梗，这样整个人就可以从窗户进到房间里，然后从对面的房门口出去，再从走廊走到这栋平房尽头的一间有伤员的房间内。
房间内除了一名伤员外，还有十几名避风的大学生，他们都坐在或躺在稻草铺上。伤员是机耕队的排长，他从大堤上撤下来时不幸被风吹倒摔了一跤，扑在路旁的水田里，导致双眼进了沙子，痛得要命，眼睛无法睁开。我便马上打开药箱用棉签蘸上生理盐水小心翼翼地为他洗眼 ，洗干净沙子后用纱布把他的双眼包扎起来。突然有一个大学生高喊了一声：“房子要塌了，快跑呀！”，好家伙，瞬间他们一窝蜂地全部都跑了出去，只剩下我和那个伤员。当时我的心也"咔嚓"地一下子提了起来，心里暗骂这些大学生也太他妈的不仗义了，竟然丢下我们两个不管，只顾自己逃命。我抬头往上看了一下天花板，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实感觉，觉得房顶确实有点晃动。这时我自己要跑 (哈哈，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汶川大地震时的名人范跑跑) 的话还来得及，但我马上制止了这种想法，心想作为一个军人，绝不能自己一个人溜走而把伤员扔下不管，绝不能贪生怕死做可耻的逃兵，我下定决心，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死咱俩一块儿在这里死个痛快吧 (当时的这些心理活动只是一眨眼功夫的事) 。于是我继续给排长包扎，正在此时，早先同来的杨东荣跑了进来，我急促地问他“班长，怎么办？”，他毕竟是老兵，二话没说，接过我手中的纱布迅速给排长包扎完毕，然后说了一声 “走！”，我们两个架起排长就往外走。
这时的风力已超过十二级，一个人根本无法正常站立行走，漫过大堤的海水也开始灌到司令部来了，我们好不容易从小平房走到司令部门口，守在门口的留守的警卫排排长冲着我们大声吼道:"你们怎么搞的还没走？全团的部队都撤走了，团长也走了！" 这时我们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徐队长他们已经撤走了，我们竟是全团最后撤退的三个人，得赶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才行！
离开司令部，我们俩搀着排长小心爬过一座架在小河沟上的水闸桥，然后沿着东牛田洋唯一通往外面的泥沙公路往北走。风雨越来越猛，公路两旁的马尾松几乎全部被吹倒而横断在路面上，阻碍行人走路。这时能见度很低，只能朦胧看见有人在前面走，在旁边收割完了的稻田里也看见有人影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朝北面玉井大队的方向走去。虽然稻田里没有树木挡路，但我们当时穿的是低腰解放鞋，很容易陷到深深的泥沼里拔不出来，如果光脚走路是会很危险的，因为稻田里有无数的贝壳，于是我们决定还是走公路。
对横在路面上的被风吹断的树干树枝，我们要么跨过去，要么绕过去，或者钻过去，甚至爬过去。尽管当时的环境如末日般的恐怖，可我一点害怕的心理都没有，至于生死问题根本没有考虑，我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我们死不了，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为了给自己鼓劲，我们有时还唱起了“下定决心......”的语录歌。
由于我和杨东荣都年轻力壮，加上受伤的排长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的双腿走路没问题，所以我们三个人很快超越了不少撤退的人群。途中，看见一部丢在路旁的电话机，我想捡起来带着走，但被杨东荣阻止了，理由是现在逃命要紧，其他顾不了那么多了，况且又不是我们丢弃的，要追究责任，也轮不到我们头上。
走着走着，我看见几步远的前方有一个老兵带着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踉踉跄跄地往前挪步。那个女孩子很可能是汕头市暑假期间自愿来牛田洋部队锻炼的中学生，不知道是被吓的还是累的，她显得好像不省人事似的，昏昏沉沉、完全被动地被老兵搀扶着走。突然，这两个人同时被强风吹倒扑在地上，我见状一个箭步冲上去，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大力气，我用右手抓住这女孩的左胳膊，一下子就把她从地上轻轻给提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那个老兵也从地上迅速爬了起来，我把女孩交到他的手中，只说了一个字“给！”就又回到后面和杨东荣一起搀着受伤的排长继续前进。
风越刮越大，海水也开始漫上公路了，旁边河沟里的鱼和蛇也被海水冲上公路乱跳乱爬，不过，这时候的蛇不伤人，你就是不小心踩到它也不咬人，可能它们也晓得危险的时候，逃命第一，其他都是次要的。本来只有几公里的路程，我们艰难跋涉了好几个小时，才终于来到安全的地方--玉井大队了。 玉井大队位于牛田洋北面，地势较高，但在海水涌进来以后成了一座孤岛，我们团的部队大部分人员都撤退到这个孤岛上，求得了暂时的安全。当我们好不容易来到玉井大队前面的小桥前，先行撤退到这里的我们团的许多人已在这里等候晚到的人员，防止过桥的人跌入湍急的河水之中，并帮助他们小心走过这座桥，进入玉井大队。我们三人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安全过了桥，马上看到旁边有一棵几个人合抱的大榕树被狂风吹倒并连根拔起，可见风势之厉害。
我们在一个挤满了军人的大祠堂样的建筑物里见到了我们卫生队的徐队长，并向他汇报了我们救护伤员的经过，队长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非常满意。这时我看到团长正在安慰那些安全撤出来的还在哭哭啼啼的女大学生们，他的声音很低沉，眼角还挂有泪花。旁边，我那在警卫排当警卫员的同乡告诉我，因为交通瘫痪，道路堵塞，风大无法开车，身材又高又胖的团长是被几个警卫员架着步行撤出危险地带的。
过了一会儿，徐队长要我跟他一起去出诊，这时风还在刮，雨还在下，我们来到一个像是生产队仓库的地方。在院子里，带路的村民把稻草移开，下面露出一个光着身子的人来。队长和我一起把这个人抬进屋子里然后放在地上，这时我才看清那是一个大约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据说可能是来自福建的渔民，刚刚被从水里打捞上来。她全身的衣服都被暴风雨撕光了，队长用她身上仅存的、连着裤带的约两寸宽的布条盖住她的阴部。然后队长蹲下去开始检查她的心跳、脉搏、呼吸以及瞳孔等。不一会儿，队长站起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了，于是我们放弃了对这个渔民的抢救。
往回走的时候，我看见兄弟部队的残兵败将三五成群、垂头丧气地从我们这里经过。看样子是步兵团的弟兄们，他们有的扛着步枪，有的穿有上衣但没裤子，有的光着膀子，有的光着脚，有的没帽子。总之，和在电影里看到的常凯申的打了败仗的国军有一比，真是狼狈不堪。相比之下，我还算不错，军容整齐，身上穿着完好的军装，脚上穿着鞋袜，腰间还扎着腰带，双肩还挎着药箱和水壶，只是为了防止军帽被狂风吹跑，把帽檐反捏到里头去了。我想，如果我当时光荣了，就用不着给我更换军装了，把我的帽檐拉出来扶正就可以下葬了。
当我和队长回到那座挤满了人的大祠堂里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依然浑身湿透，并且开始感到又冷又饿。这时，警卫排的同乡给了我两根小油条和一点豆浆，吃完喝完后觉得稍微好一点，而且突然感到有尿意了，实际上我最少有五六个小时没小便了。此刻也一时难于找到厕所，心想能简单就简单点吧，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反正天还下着雨，不会有人能看得出来，于是我站在天井里在瓢泼大雨中将一大泡尿直接拉到裤裆里了。没想到，拉完后竟觉得浑身热呼呼的，舒服极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超爽！不过，麻烦也很快接踵而来了。
到了晚上，阴囊开始瘙痒了，而且越来越厉害，实在忍不住了，就用手进去挠。挠起来那个舒服劲儿就不用提了，总之，越挠越痒，越痒越挠，越挠越舒服，越舒服越想挠，简直就像沾上毒品那样不愿意停下来。但我心里很清楚，再挠下去就会出血、继而感染，不止住痒后果不堪设想。俗语说，长痛不如短痛，于是我决定用残酷的方法止痒。我坐在一间房间的地板上，背靠着墙角，从药箱里拿出几个酒精棉球来，闭上眼睛，憋足了气，快速的往阴囊表面擦了几遍，立即痛得我撕心裂肺，差点儿晕了过去，我咬紧牙关拼命忍耐着，最少持续了五分钟，几乎突破了我的忍耐底线。谢天谢地，终于不痛了，疼痛停止以后，痒感也彻底消失了，这才开始正常的呼吸。
入夜，风渐渐弱了，雨也渐渐小了，虽然还是浑身湿透，但是觉得非常困乏，想睡觉了。由于极度的混乱，没有任何人负责按单位安排住处，我们这些小兵更没人管，只能靠自己找了。我走进一个房间，看见桌子上、椅子上都坐满了睡着的人。我正在发愁该如何熬过这个特殊的漫漫长夜时，突然发现有一扇门板还附着在门框上，我立刻把这扇门板卸了下来，找了个空地方放好，打算拉个小便后躺下睡觉。由于下午把小便拉在裤裆内使我吃尽了苦头，因此这次不能再干这样的蠢事了，于是我便学三哥到门外野地去解决。
等我从外面回来时，好家伙，一个不速之客竟然躺在我刚卸下的门板上面呼呼地睡着了。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让他睡吧，我怎么办呢？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么高的境界，让他独享这份稀有的战果。把他叫醒赶走吧，好像又于心不忍，都是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捉摸了一会儿，最后决定采取中庸之道；我轻轻把他叫醒，并跟他说明道理，于是我们两个头挨着头，各自的背部各躺门板的一半，两腿弯曲、放在门板外，度过今天这个不寻常的晚上。终于躺下准备睡觉了，但穿着半湿不干的衣服，多少还是有点不舒服。这时候，我觉得我的幸福观非常简单，那就是有一条干燥的裤衩穿着睡觉该多好啊！就在这样的痴心妄想中昏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发现风停雨住，阳光灿烂，我急忙跑到村外海滩看个究竟。这时的所谓海滩，实际上是海水涌到村子旁边的洼地，充满了被风从牛田洋部队营房吹过来的军用物资(如军装，背包，小包)、垃圾、以及死鱼烂虾等。许多人，包括军人和村民正在打捞有用的东西。我看到许多村民把捞上来的军用品往村里搬，我便好奇地跟在他们后面想看过究竟，结果我看到家家户户都晾满了军服军被，这时才知道他们并不是为部队抢救这些物资的。我又回到海滩后，发现有好几个玻璃瓶，捡起来一看，是密封的、完好无损的药品。我顺手捞起旁边的一个挎包，准备将这些药品带回去。当我把挎包表面的泥浆洗干净、拧干，准备将几个玻璃瓶放进去的时候，我看见挎包里的白布间隔上面赫然写着我本人的尊姓大名，天啊，这不是我自己的挎包吗？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原来，我离开卫生队宿舍的时候，只带了药箱和水壶，没想到我留下的挎包竟被 冲到了几公里外的玉井村，还被它的主人无意中捡到！
我正想离开海滩回村的时候，昨晚没有归队的两个新兵卫生员背着一支手枪回来了。虽然脸上还挂着笑容，但看起来挺狼狈的--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原来，昨天他们两位跟着谢医生在一个小组，下午撤退时，没有进入旁边的玉井村躲避，而是继续向远处的山边走去。途中他们碰到一条水流很急的小河沟，可怜他们三个都是旱鸭子，没有一个会游泳，不敢舍命横渡过去以赢得时间，只好沿着下游约一里地远的一座小桥走去。当他们花了一个多小过了那座小桥以后，海水铺天盖地扑了过来。他们坐在一处较高的田埂上，已经被海水包围了。他们除了裤衩和一把手枪(由一个卫生员背着) 以外，把全部东西包括心爱的钱包都忍痛割爱扔掉了，这时，一个大浪扑将过来，把他们三个人打散了。两个卫生员喝了不少水，最后被海浪冲到了岸边，他们爬上岸后，被留守在营房的兄弟部队收留，给了他们每人一件背心并在那里过夜。今天，他们俩一早就来玉井村找到我们，但谢医生却没有消息。
我带他们两个去见了徐队长。早饭后，队长派出好几个老同志去各处寻找谢医生的下落；他将谢医生的手枪交给我保管，并要我和几个新兵回卫生队驻地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我挎着手枪，带着几个人乘着一只小木船，顶着烈日，用竹篙划向卫生队的驻地，沿途我们看见无数漂浮的垃圾，死亡的家畜，甚至四肢朝天呈挣扎样的尸体，状态惨不忍睹，相当恐怖。
当来到我们卫生队的驻地时，我们顿时全都傻了眼。卫生队的两幢茅草房全都被台风吹跑了，只剩下一片空地和半截埋在土里碗口粗的竹柱子，其余的所有物件都没有了。我们宿舍的后面是一条七八米宽、两米多深的水沟，我脱光衣服潜到水底，从烂泥浆中捞起好几个背包、小包，但没有找到我自己的背包，却捞到我那装满日记本的小包。这些日记本是入伍前我的朋友们送给我的礼物，当时我还想，什么时候才用得完啊？没想到，一阵台风海潮就把它们全部都报销了。
接着，我们又淌水到司令部旁边我们卫生队的药品仓库查看。在路过服务社时，我们看到服务社柜台上玻璃瓶内还装满外形完整的糖果，遗憾的是当我们想抓一把享受一下时，被海水浸泡过的、糖纸包裹着的糖粒早已变成了黄色的浓液。我们找到我们卫生队的药品仓库，刚打开门，两条水蛇伸着舌头冲了出来，把我们着实吓了一跳。屋内的积水还有差不多齐膝盖深，我们从水中捞起了一些还能用的瓶装药和各种玻璃安培注射液，准备带回住地去。我们虽然都泡在水里，但体力消耗很大，带的水喝完了，天气又热，感到口渴难耐，又无法重复望梅止渴的技俩，于是我们便敲开不同浓度的葡萄糖注射液的玻璃安培来解渴，顿时感到又甜又解渴，那个爽劲简直不可言状。不过有个心急的愣小子拿错了个安培，连看也不看，敲开就往嘴里倒，顿时酸得哇哇乱叫，大喊救命，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原来他喝的不是纯葡萄糖注射液，而是葡萄糖酸钙注射液！
当天晚上，我们卫生队的人在村外的空地上，点燃了一堆篝火，一边吃饭，一边谈论这两天来发生的事情。除了谢医生，所有的人都在场。派出去的几路人马报告说，他们找遍了本团和兄弟部队的每一个单位，师医院以及全师所有的停尸间，都没有看到活着的谢医生或他的遗体，在谢医生三人被浪头打散的地方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大家都意识到，谢医生是回不来了。想到朝夕相处的好医生，想到他平时兢兢业业，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如今竟一朝永诀，无不伤心至极，以致放声痛哭。特别是，谢医生是湖南攸县人，大串联时我和我的队友们曾经到过他的家乡，对于他的牺牲，我感到尤其痛心。真可谓，男儿有泪不轻弹，伤心只因战友情。
这两天，我有幸找到了谢医生的小包，里面有他的两套早已洗白了的旧军装，我把这两套军装洗干净，晾在门外的背包带上，准备晒干后收起来，作为他唯一的遗物交给他的家属。没想到晚上回来时，这两套军装竟不翼而飞，我感到非常的内疚，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没有保管好烈士的遗物。
那时，玉井村外到处都有死亡的鱼虾家畜，很快开始腐烂，臭气熏天。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团的部队没有发生诸如痢疾、霍乱等传染病疫情。另一方面，活着的鸭子到处都能看到，我们在玉井那几天，几乎每顿都吃鸭子。原来，驻在牛田洋的部队的每个伙食单位除了养猪外还养有大量的鸭子，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专职的鸭司令，负责将鸭子赶到田里，任凭它们撒野找食物，这样，鸭子们长得特快。
我刚到卫生队时，差点儿被后勤处那个不怀好意的李参谋抓去当鸭司令，新兵里头就数我文化水平最高，他说他就是要搞一个高中生来放鸭子，只是我们徐队长比那个鸟参谋资格老，坚决不尿他那一套，他才没有得逞。
在台风中，鸭子们表现得特别优秀，没听说有牺牲的，只是它们的建制被彻底打乱，台风过后又找不到家，只能四处流浪，这为我们后勤处的鸭司令浑水摸鸭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台风过后，我们的鸭司令不但找到了他自己的部下，还趁乱把不少别人的鸭军收编过来，占为己有。所以，那几天，我们后勤处食堂天天吃鸭子，大家都吃到怕。
我们团共牺牲了两位军人，其中一位就是我们卫生队的谢医生，另一位是加农炮营的新兵，在我们团锻炼的三个连的大学生共几百号人无一伤亡，相比兄弟部队，我们团的损失是最轻的。牛田洋是没法住了。在玉井呆了几天，全团的部队都撤回到山边莲塘的营房了。
台风过后，卫生队表扬了我和杨东荣在抗台风中救治伤员并将其带离危险地带、护送至安全的地方的勇敢行为，还要为我们两个向上级申报记三等功。但后来，团里批下来立三等功的只有杨东荣而没有我，不过给了我一个全团嘉奖。为此事，班长找我谈话，要我正确对待荣誉问题。我说，没问题。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有，当然好，谁不想立功啊？没有，也没有关系，争不但没有用，反而有损自己的形象，还不如顺其自然。徐队长十分了解我入伍以来以及在抗台风中的表现，不给我记功可能有他的通盘考虑，或许是对我的一种考验。我也在想，杨东荣已经是三年多的老兵了，也许很快就复员了，如果有个三等功，或许对退伍后的工作安排有帮助；而我，入伍还不到半年，只要好好干，立功的机会还是会有的。幸运的是，到了来年三月，部队推荐我上了广州的第一军医大学。
一天傍晚，我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到原来我所在的新兵连训练的操场。操场两条边的外侧空地上整齐地堆着一百二十个新坟包，大部分土包的前面有一个木牌，上面写着烈士的名字或编号(有的烈士死后多日才被找到，因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烂而无法辨认烈士的姓名身份)。我绕着整个坟场走了一圈，然后站在那里静默了一会儿，祝福战友们一路走好，来生再相会。最后，向烈士们行了一个军礼。一九七二年在莲塘建了一座七二八烈士纪念碑，凡参加过七二八抗台风的军人和学生都骄傲的自称为“牛友”，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牛友”回牛田洋祭奠烈士的英灵。我这个“牛友”也希望有一天能故地重游，去看望在七二八抗台风中牺牲的战友。
